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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反抗共产国际，导致错误被升级；又因两犯王明，导致落难苏联15载；他以加倍的努力为党工作补偿丢失的岁月，却不料空降三顶大帽子；他拒绝为刘少奇等人做伪证，因而导致批斗被升级；在一场批斗会开始前他悄悄地“走了”，却“走”得迷雾重重。
小档案
姓名字号：李立三原名李隆郅
籍贯：湖南醴陵
生卒年月：1899.11.18—1967.6.22，卒年68岁就读院校：法国蒙达尼公学
最高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
家世
父亲：李昌珪，字镜蓉，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
母亲：何氏。
兄弟姊妹：五人。
发妻：林杏仙，生长子李人纪。
第二任妻子李一纯：生次子李人俊。
第三任妻子李崇善：生长女李竞，次女李力，三女谢志佩。
第四任妻子李莎：生四女李英男，五女李雅兰。
简历
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1915年———入长沙长郡中学，后入广益中学。
1918年———到醴陵渌江小学教书，同年到护国军程潜部当兵。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926年———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任组织部长。
1927年———当选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
同年———中央政治局改组，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南昌起义中，任前敌委员会委员。
同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28年———当选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后补选为政治局常委。
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撤职。
193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5年———任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部长，同时主编《救国时报》。
1938年———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入狱。
1939年———被无罪释放，至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部当翻译。
1940年———停止党籍。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挖战壕和防空警戒等工作。
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1946年———回国，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兼敌工部部长。
1947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
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会后兼任东北总工会主席。
1949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同年，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政协委员和常委。
1950年———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
1951年———总工会领导职务被撤。
1954年———劳动部长职务被免。
1955年———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7年———6月22日，蒙冤去世，卒年68岁。
引子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李立三生前最喜爱的一首诗———明代名臣、民族英雄于谦的《石灰吟》。它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李立三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百折不回的高贵品格。
这种对党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这天是1967年6月22日。上午，李立三被拉到一个造反组织所在地，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当审讯人员离开后，李立三用颤抖的双手提笔写下一封遗书：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短短百余字，耗尽了这位风烛老人最后的力气。他没有为自己伸冤辩解，没有对党中央发起责难，至死，他仍然信任党、拥护党、忠于党，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留下自己的清白！
在当天下午的批斗大会会场，这位作为批斗对象的大会主角缺席了。在乱哄哄的责难声中，没有人会想到，这位老人已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出了无声的申诉。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198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时，其亲属看到的李立三死后医院开具的“验尸报告单”，却与本人特征严重不符。李立三身高1.78米，“验尸报告单”上记载的身高仅为1.63米。相差15厘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立三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位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短短3个月的“立三路线”错误，究竟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厄运？
落难苏联15载，回国后他无比珍惜任何一个为党工作的机会。可是，这期间发生了怎样的斗争让他成为被批斗对象，以致殒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留学归来，领导安源罢工
1921年12月11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一艘来自香港的轮船缓缓驶向上海港口。待轮船停稳，三名神采飞扬的青年有说有笑，随着鱼贯而出的乘客走出船舱。下船后，他们直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铭德里2号。
这三人便是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
他们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此番回国并非学成归来，而是被法国当局遣送提前回国。
事发于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在里昂筹办中法大学。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学生名义在国内募得40万元捐款，又取得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法国里昂办起一所中法大学。但在1921年秋天学校建成后，却不准勤工俭学的学生入学，而是专门从国内招收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入学。
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为了争回勤工俭学学生进入该校读书的权力，在得知吴稚晖带领从国内新招收的学生将到达法国的消息后，组成120多人的代表队伍，由李立三任总指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带领，分两批从巴黎赶往里昂，率先进驻里昂中法大学。学生们进驻里大后，在草坪上静坐示威。吴稚晖勾结法国当局对学生实施镇压，派军警将他们抓进芒特吕克炮台的军营里，然后强行押上轮船遣送回国。
“其实，我们正想回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已经做好参加革命的准备！”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室里，面对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李立三侃侃而谈，讲述了他们在法国为全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夺“里大”的斗争，讲述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求学的艰辛，包括他本人的求学历程。他于1919年秋到达法国，先到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钱花光后，于次年秋到三侠孟一家纺织厂和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人，边劳动边学习。
克鲁邹钢铁厂有华工2000多人，李立三在此做翻砂工人期间，受法国工人运动影响，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和赵世炎首先在华工中建立华工俱乐部，创办《华工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前他还与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劳动学会、留法勤工俭学学会，开始了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革命领导活动。
“做得好！”陈独秀充满兴致地听完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的各自介绍，然后问，“说说你们的具体打算？”
“具体就是入党，请党组织分配工作。”李立三立刻表示。
“好！”陈独秀点点头。
由于陈公培早在1920年便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因此陈独秀当即代表党中央，批准李立三、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党员。接着，陈独秀分配蔡和森留在中央做宣传工作，派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派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并当即拿出纸笔，给湘区党组织写了一封信，介绍李立三前去接洽。
李立三拿到介绍信后，怀着强烈的投身革命的愿望，立刻赶往湖南。当时从法国归来的104名勤工俭学学生，大都在靠各界人士捐款维持生计，等待留法同学将行李寄回再各奔东西，李立三却一刻都没有停留，一到长沙，便马不停蹄奔向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拜见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
陈独秀之所以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原因之一即他是湖南人，熟悉湖南情况。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在中学时代便与毛泽东相识。因此，当毛泽东听闻李立三来访，立即出门迎客，高兴地笑着说：
“洞庭有归客。”
李立三朗声作答：
“潇湘逢故人。”
两人一唱一和，相视大笑。李立三被毛泽东迎进屋后，拿出陈独秀书写的介绍信，递给毛泽东说：“我是回故乡参加革命的。”
“好，那太好了。”
毛泽东展信阅读后，向李立三介绍了湘区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安源的情况。为贯彻中共中央一大决议，湘区党组织决定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安源地处湘赣边界，有矿工1.3万多人，铁路工人一千多人，他们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极其艰辛，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
“你去安源发动和领导工运，你看如何？”介绍完情况，毛泽东问。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李立三立刻答应。
“为了顺利开展革命工作，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
对此，李立三深表赞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以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了安源。
抵达安源第二天，李立三便以当时官府通行的四六体文体给萍乡知县写了呈文，称要在安源开办一所平民学校，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县知事看过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公函和李立三的呈文后，对李立三的文字十分赏识，尤其听说他曾留学法国，心中更是倾慕，很快便找李立三当面谈话，并批准李立三的办学要求。
有了县衙门的支持，等于有了合法的身份，李立三立即开展工作，在安源五福巷租下房子，挂上平民小学的牌子，招收了三四十名八九岁的工人子弟，开始正式上课。
白天，李立三在小学教书，晚上便到工人区里动员工人学习文化，平民小学学生数量很快增加到五六十人。在此基础上，李立三又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团结和培养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积极分子。
1922年初，李立三吸收八名先进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安源第一个团支部；2月发展六名先进工人入党，创建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5月1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这天，李立三带领俱乐部成员和补习学校学员100百余人，发动了安源第一次工人游行示威。
与此同时，李立三还在长沙开办了一个通俗图书馆，后来成为长沙工人俱乐部，由于李立三同时在安源和长沙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时，李立三当选为委员。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李立三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9月时，成员人数已增加到700余人。就在此时，毛泽东来到安源，听取相关汇报后，认为罢工条件已经具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于9月12日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暂时隐蔽指挥，让新到安源的刘少奇常驻俱乐部，同时决定了复工的17项条件，作为工人斗争的共同目标。
14日，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1.7万余人举行大罢工。路矿当局和官厅很快派代表出面调停，李立三出席三方代表谈判会议，在李立三的努力下，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最终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最后胜利。
安源罢工的胜利，在全国工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员猛增到一万余人，华中地区工人直接受到鼓舞。12月，汉冶萍总工会在李立三的主持下成立，自此，安源煤矿、下陆煤矿、汉阳钢铁厂、大冶炼铁厂、长江轮驳公司五大企业实现了工人大联合。
安源罢工的胜利，也给李立三带来了第二次婚姻的契机。1922年年底，受张国焘、罗章龙的邀请，李立三前往北京传授安源罢工胜利经验，在京停留1月有余，期间结识了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夫妇，也就是杨开慧的兄嫂。
李立三做梦也没想到，与杨开智夫妇的偶然相识，却使他出乎意料地做出夺人之妻之事，与杨开智的妻子李一纯在认识不到一月之时闪电结婚。
李一纯出生于湖南长沙，与李立三同龄，长相秀丽，气质颇佳，尤其处事干练，李立三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深深吸引。李一纯则钦佩李立三的才干。尽管两人彼此都有好感，但在京期间仅限于朋友间的交往。然而，一个特殊的机会，使两人感情骤然升温。
1923年1月底，李立三准备南归，特地前往杨开智夫妇在北京的住处告辞。当时临近春节，杨开智夫妇也准备回长沙，但杨开智一时有事走不开，便托付李立三照顾其夫人李一纯回长沙。
李立三欣然答应。他当时感到高兴的是，有伴同行，既可以完成朋友嘱托，又可以减少旅途寂寞，何况是一位令人赏心悦目的女伴。没想到一路上两人日夜相处，未到长沙，便有些难舍难分了。
“我不回长沙了，我要跟你去安源！”李一纯突然说。
“哦，这……”
尽管这是李立三求之不得的，但还是本能地犹豫了一下，毕竟朋友妻不可欺。但这只是一瞬间的犹豫，他随即作出了抉择：“好！太好了！”
李立三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在他6岁时，父亲李昌珪为他买回一个童养媳，名叫林杏仙。17岁时，李立三奉父亲之命，与林杏仙完婚。由于两人相处多年，两小无猜，也算颇有感情，尽管李立三感觉这并非爱情，而更多的是亲情。对这段包办婚姻，李立三既没有反对，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当时李立三已回到家乡醴陵，在渌江小学教书，因对曾经的师长、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的恶行进行揭露，遭到当地老师们的反对，父亲也痛斥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李立三一气之下跑到衡山，到当时湖南人称作“最革命”的护国军程潜部当兵。程潜对李立三这位同乡很是照顾，给他出资，让他去北京读书。于是，19岁的李立三得以前往北京，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语。
1919年春，李立三的父亲卖掉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祖传的16亩土地，换来200块钱交给李立三，李立三终得以赴法留学。
李立三出国后，与发妻林杏仙再无联系，基本上结束了这段包办婚姻。
而林杏仙体弱多病，在为李立三生下长子李人纪不久，年纪轻轻便患风瘫病撒手人寰。
李立三离家多年，走南闯北，漂泊无定，生活长时间无人照顾，因而也希望有个异性伴侣陪伴在身边。到达安源后，李立三即与李一纯成婚，组建了家庭。但李一纯深感愧对杨开智，便将自己的妹妹李崇德介绍给杨开智，使两人组建家庭，这才了却一桩心事。
3月，李立三离开安源，到武汉出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一纯随之离开。在武汉工作了9个多月后，李立三又被党中央调至上海，出任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先是和邓中夏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后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办起职工夜校，并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吴淞工友俱乐部和沪东工人进德会。
“李立三”这个名字，就是在此时改的。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工友俱乐部成立，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党组织决定李立三作为候选人参选，出任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原名李隆郅，在前往吴淞口的火车上，邓中夏对李立三说：
“你的名字又难写又难认，尤其这个‘郅’字，对一般工友来说，别说写，怕是都不认得，你能不能改个简单的名字？”
“可以啊，你说改个什么名字好？”。
“就叫三立吧！笔画简单，好认，好写。”邓中夏笑着说。
“三立？”李立三有些纳闷，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名字。
当时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邓中夏笑着向李立三示意，李立三一看，哈哈大笑，随口说：
“好，好，不过，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
从此，李隆郅更名为李立三，此名沿用终身。
1925年，李立三和邓中夏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经过20多天的斗争，迫使当局和厂方承认工会存在的合法性，使之保证不随意殴打工人，取得上海工运史空前胜利。此后，李立三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暴动三月，带来一生厄运
1925年10月，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携妻子李一纯和蔡和森及其妻子向警予等人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令李立三始料不及的是，莫斯科之行，使他的第二次婚姻遭遇暗礁。
李立三的婚变是由蔡和森的婚变引起的。
蔡和森和向警予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俩于1920年在法国的蒙达尼城冲破封建牢笼，举行了婚礼，被当时无数革命青年奉为楷模。然而，1925年初蔡和森离沪赴京养病，此间向警予与风流才子式的人物彭述之因工作频繁接触，擦出爱情火花，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向警予的移情别恋使蔡和森陷入巨大痛苦之中，为了帮助他们挽救婚姻，党组织派他们同赴莫斯科，以便能静下心来进行感情修补。岂料，此行不但未能挽回蔡、向婚姻，而且将李立三的婚姻做了牺牲品。
原来蔡和森、向警予到达莫斯科后，经过冷静思考，两人平静地选择了分手。蔡和森原本身体不好，又遭遇婚变打击，身体每况愈下，李立三与李一纯便经常前往照看。如此一来二去，李一纯竟与蔡和森擦出爱情火花，当李一纯向李立三摊牌的时候，李立三才如梦方醒。
“真的没有挽回余地了吗？”李立三懊悔万分。
“我们为他想想，他身边不能没人照顾。”李一纯主意已定。
尽管李立三知道这个理由未免堂皇，但想想当初与李一纯堕入爱河闪电成婚的情景，只有接受这个现实，给两情相悦的蔡和森和李一纯送去祝福。
1926年1月，李立三与李一纯平静地结束了3年的婚姻。为了安慰李立三，李一纯将自己另一个妹妹李崇善介绍给李立三。4月，李立三只身回国，在上海找到李崇善，于1927年1月与李崇善结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生活。
李立三与李崇善都是共产党员，两人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平时聚少离多。此间，李立三赴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于1927年初参加领导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
由于在工农运动领导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李立三的领导地位不断攀升，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7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李立三成为五位常委之一。
随后，李立三首倡南昌起义，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实际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
8月3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开始南征。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李立三和张国焘等人途经香港，于10月中旬返回上海，被安排在英租界重庆路一条横巷中的一幢住宅楼里，向党中央写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总结报告，然后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当时的中共中央由瞿秋白领导，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主张，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无视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摧残的现状，强调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错误地规定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使“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会议还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指责南昌起义前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前委全体成员给予警告处分。
会后，中央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根据中央的决定，12月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恽代英、叶挺发动了广州起义，张太雷在次日的战斗中遭遇敌人伏击，身中三枪后牺牲。
广州起义失败后，等待两个月的李立三终于被分配工作：接替张太雷广东省委书记职务。12月下旬，李立三抵达香港，立刻召集在港同志开会，组织恢复广东省委，并开始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
在这一阶段，李立三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了11月会议精神，执行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与惩办主义政策，在1928年1月5日召开的广东省委会议上，明确规定“当前主要策略是要积极发展各种农民暴动”，“同时恢复广州的工作，积极领导工人的斗争”，并对广州起义的领导人给予严厉的“政治纪律”处分，将一些受处分的领导干部派遣到基层去发动暴动，使他们继续遭到不应有的牺牲。
与此同时，李立三过分地强调工人的作用，将一些缺乏领导经验的工人安排到省委领导的岗位上。
1928年2月，邓中夏在香港被捕，广东省委、军委再次遭到敌人破坏。
李立三不得不第二次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织的工作。此后，随着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被逐渐遏制，广东省的工作才得以逐渐恢复。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一座乡间别墅召开，李立三率广东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和瞿秋白、张国焘、向忠发等人组成主席团，周恩来任大会秘书长。
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由于斯大林批评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强调工人成分的重要意义，指出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委员占21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瞿秋白、张国焘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
在此次大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鉴于李立三曾领导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义等，在党内外赢得很高声誉，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曾三次会晤李立三，而且其中一次只有斯大林、李立三与翻译在场。
因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重新带来活力”，“李立三和向忠发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过比向忠发更好的教育”，因此，会后李立三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与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国主持全党工作。
1928年11月，李立三回到上海，化名肖伯山，以古董商的身份租了一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1930年“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共产国际打算利用这次战争在全国建立红色政权，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为此前往苏联，带去红军详细资料，与共产国际进行讨论，李立三得以出任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党中央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当时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大小不等的十几块。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也使南京政府发生了统治危机。在此情况下，李立三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而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世界革命高潮正在生长、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论断，尤其一再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倾向，一再强调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为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加上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也就是说，六大并未完全接受失败教训，并没有完全清算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一切都为此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总书记向忠发也认为：“中共六大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基础，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了。”尽管在理论方面、在绘制未来革命蓝图方面向忠发比李立三大为逊色，但对革命前景的过度乐观与狂热、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方面于李立三有过之而无不及。向忠发的观点，毫无疑问地推动了“立三路线”的形成。
到1930年5月，李立三已雄心勃勃地绘制出不久即可实现的革命的宏伟蓝图：在武汉、南京发起暴动，逼迫蒋介石迁都北京，中共中央在武汉建立红色政权，形成两个政权的南北对峙局面。然后发动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同时在北方的哈尔滨、大连举行起义；在南方的广州、香港举行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
5月，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多问题》等诸多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并开始部署一系列诸如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等冒险主义的群众运动。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中，李立三将其“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立三路线”。正是这个“立三路线”，造成了李立三一生的悲剧。
6月11日的决议传到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说：“李立三发痴了！”
正如瞿秋白所料，共产国际并不赞同这个决议，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停发此决议。尽管李立三有些犹豫，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态度坚决地提出反对意见，并随即对远东局提出抗议，称6月11日决议贯彻了共产国际历次指示精神，并违背共产国际意愿，向全党公布了6月11日决议。
7月，向忠发、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开始正式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命令各根据地红军放弃割据观念，分别向武汉、南昌等大城市进军，配合武汉暴动夺取武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然后从武汉向东进军，夺取南京。
8月，“总行委”正式成立，城市暴动全面爆发，各根据地红军配合全国总暴动，向各大城市大举进攻。然而，在敌强我弱的悬殊下，罢工、暴动、进攻纷纷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严重，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
尤其南京兵暴，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共产党手中全部军事力量，只有共产党员曾中生掌握的一个学兵营。李立三通过南京市委部署学兵营举行起义，任命曾中生为起义总指挥，率学兵营攻打南京政府机关，夺取整个南京城。并宣布党内凡反对这个部署的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将给予党纪制裁。
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遵照中央的命令，公开发动群众，以便配合兵暴夺取南京城。结果兵暴尚未发动，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已经公开暴露，全市党员100多人被捕，学兵营以及宪兵连、军官团的党团员40多人被秘密杀害，南京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从6月到9月上旬不到3个月时间里，因“立三路线”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与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停止“立三路线”。会议上，李立三诚恳作出自我批评，坦言愿意承担责任。
这次会议撤销了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的职务，但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立三路线”错误被定为政策、组织上的错误，共产国际还未将其提升至路线错误。
但由于李立三违反共产国际意愿，已引起莫斯科方面的反感。而李立三曾以“国际主义义务”名义，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建立政权，引起斯大林嫌恶。斯大林怀疑李立三企图将苏联拉进中国，与日本开战。而此后，李立三宣称，一旦红色政权建立，外蒙理应回归中国，这更加触怒了斯大林。
10月，共产国际来令谴责李立三“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说他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右叛徒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他的错误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对他的批判升级，定性为路线错误，命令他立即前往苏联。
李立三预料到，此一去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国。此时，他的妻子李崇善已怀有身孕，考虑到两个年幼的女儿需要照顾，李崇善本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能受影响，李立三对妻子说：
“孩子生下来就送人吧。”
“送人？”李崇善完全没想到李立三会说出抛弃自己孩子的话。
“我可能一时半会回不来，你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怎么工作？”
李崇善低头不语，半晌才问：
“送给谁？总不能随便送给什么人吧？以后有机会总还要找回来。”
“是的，只要你同意，我已经想好了人选。”
李立三选的是一位和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他给这个老工人留下一张字条，让他以后持此字条将出生后的孩子抱走。
安排好家中的事情，李立三抛下怀孕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女儿，于12月5日启程，前往莫斯科汇报错误，没想到这一去竟是15年。
两犯王明，落难苏俄十五载
1930年底，李立三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到，被安排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大楼里。紧接着，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一系列会议，对李立三展开无休止的批判，除了此前的罪名外，还说他的所谓“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的说法是“共产国际一切叛徒的理论”，说李立三及中国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玩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说“立三路线”是“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富农路线的错误。
对此，李立三以诚恳的态度，反复深刻地进行自我检讨、自我批判，承认自己在6月11日以后的许多观点与做法“都有纯粹托洛茨基主义性质”，承认“立三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冒险盲动主义的反共产国际路线”，并揭发批判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
李立三非常诚恳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的态度，终于得到大部分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谅解。批判结束后，李立三被留在莫斯科，改用“李明”的名字，于1931年夏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政治学院学习。
此时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王明的“进攻路线”，导致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干部被捕被杀，而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央机关与中央领导陷入极度险恶的处境，在上海已难以立足。
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1931年10月来到莫斯科，一边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与决策，一面遥控指挥由博古、陈云、张闻天、康生、卢福坦等人组成临时中央。
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吸收李立三为代表团成员，同时使刚刚平静下来的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再次升级。王明原本靠批判“立三路线”起家，此时更是把批判李立三作为提高自身威望和恐吓他人的手段，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立三路线”和对李立三本人的批判会议。
李立三处处小心，随时按照王明的要求参加各种会议，接受批判和展开自我批判，同时又要努力完成分配给他的一切工作。李立三后来回忆说：“我在王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
在落难的岁月里，李立三遇到了他生命中的挚爱———李莎。
李莎原名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乳名李莎，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苏联萨拉托夫州，父亲是沙皇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生母是11岁到父亲家的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续弦，生下李莎和她的哥哥。然而，李莎5岁时父亲因肺病离世，家庭破产，她跟着母亲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寒冷、饥饿伴随她度过童年，也磨炼了她不怕吃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的性格品质。
1931年，17岁的李莎自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远东出版社担任技术编辑，此间结识了不少中国编辑，对李立三有所耳闻。
1933年李莎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工作，负责图书装帧设计。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将李莎与李立三牵引到了一起。
深秋的一天，李立三到朋友杨松家中做客，与杨松及其妻子沙丽达·列依索洛娃相谈正欢，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沙丽达起身前去开门，前来拜访的正是李莎。李莎是沙丽达的好朋友，沙丽达立刻将她介绍给了在座的李立三：
“我的好友，李莎，在地质勘探出版社工作。”
“你好！”李立三礼貌地向李莎打招呼。
“你好！”李莎热情地回应，并与李立三握手。
“他叫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沙丽达随后向李莎介绍道。
听说李立三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李莎立刻对他充满了敬佩，尽管她还不知道站在对面的就是她仰慕已久的李立三。李莎的美丽、活泼给李立三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两人以及杨松夫妇常有相聚与往来，李立三和李莎逐渐熟悉。
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了。1935年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带领一个技术小组到新疆边境附近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当然，更重要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李立三接到命令后，立刻打点行装，准备出发。就在这个时候，李莎突然登门拜访，见李立三收拾行囊准备离开，感到十分惊讶。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克里米亚休养。”李立三迟疑了一下说。
李莎疑惑地摇摇头，因为她知道此时并非休养季节。更令她疑惑的是，她无意间发现李立三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去海滨浴场怎么会带高统皮靴？李莎立刻明白，李立三是要回国。这令她十分伤感，她担心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李立三了解李莎此刻的心情，他满怀信心地对李莎说：“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李立三到达阿拉木图后，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起秘密交通站，先后派两批人带着密电码从新疆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由于敌人的阻隔和技术上的困难，两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李立三亲自编写了一套更加难以破译的密码，派人带回国内，终于在1936年初夏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所定密码打来的电报。
1935年6月，李立三回到莫斯科，准备出席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一回到莫斯科，便拨通了李莎的电话。李莎惊喜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李立三高兴地约他到莫斯科河畔相会。
“很抱歉我没有告诉你真实姓名，这是因为，我怕吓到你……”
“我早就知道了！”不等李立三说完，李莎就笑着打断他的话。
“你知道我叫李立三？”李立三惊异地看着李莎，“难道你不知道我犯过错误？”
“知道，我都知道。”李莎说，“干革命工作，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呢？”
李莎的话，又让李立三大吃一惊，但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道障碍，他对李莎说：
“不仅如此，此前，我有过三次婚姻，还有五个孩子……”
“哦……”李莎显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脸上的笑容被惊讶所代替。但很快，笑容重新回到她的脸上，他明确告诉李立三：“我很高兴，你能坦白告诉我这些！”
看着李莎明媚的笑脸，李立三的内心被深深触动，他紧紧握住李莎的手，决心用生命去爱护这个比自己小15岁的年轻女子。
李立三自从1930年底来到莫斯科，便与在上海的第三任妻子李崇善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1936年2月，李立三与李莎结婚，陈云、杨之华及其女儿瞿独伊、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10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李立三与李莎的婚房，就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大楼六层，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房间里。从此，他们互相鼓励，互相照顾，开始了甜蜜的夫妻生活。
此时，李立三在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同时受王明指派担任《救国时报》主编，并任列宁党校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时常工作到深夜。他待人谦逊，作风民主，关心同志，深受大家的好评。李莎在婚后不久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法语水平颇高，自然而然地当起李莎的家庭教师。而李莎又成为李立三的俄语教师，两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李立三的厄运接踵而至。而李立三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两次得罪王明，为他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在1930年3月，王明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当时他的身份并未暴露，一个印度巡捕告诉他：“只要你出具保人，或者搞点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被释放。”于是，王明供出中央宣传部的秘密地址，给他在中央宣传部的挚友写了一封信，交给这位巡捕去送信，要党组织保释他出狱。
王明因供出党的地下机关地址，给党的机关安全造成极大危险，违反了地下党秘密工作纪律，因而在获救之后，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令王明对李立三怀恨在心。
第二次在1930年7月，在7月9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由于王明联络博古等人反对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小组织倾向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基于这些过节，王明无时不在寻找对李立三打击报复的机会。1937年夏天，李立三上班途中，在电车上不慎将公文包丢失，虽第二天便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并且公文包内并无重要文件。
但王明抓住此事，称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多次召开会议对他进行严厉批判。当时苏联正处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阶段，苏联内务部指定专人对李立三进行监视。
不久，李立三在工作中再次被王明抓住把柄。当时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错将“七次大会”中“大”
字排为了“犬”字。身为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经过调查，认为是排字工人的偶然错误，因此只是对工人进行了批评。
王明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此事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称此事系一起反革命事件，要对李立三追究政治责任。
为阻挠李立三回国，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回国之前，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李立三必须留在莫斯科。为了对李立三施以迫害，特地通知苏联保安机关，说李立三是“托派”，是“一个危险人物”。同时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曾在上海“贪污三万美元”。
而此时，李立三已做好了回国参加抗战的准备，突然被强迫留在苏联，令他非常愤慨。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
1938年2月23日，苏联内务部数人突然闯进李立三家中，抓捕李立三入狱。被内务部的人拖出门的时候，李立三对夫人说：“李莎，你放心，我是清白的。请你转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我没做任何对不起苏联人民和中国党的事！”
在第二天的审讯中，李立三回答审讯人员的问话说：“我叫李立三，是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的人听后十分震惊，立刻给李立三换了一个单人牢房。也就是说，此前他们并不知道李立三的真实身份。
时隔不久，内务部再次提审李立三，直接指责李立三说：“你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是日本特务，你的任务是刺杀斯大林！”又说他是中国驻苏联特务组的负责人。为逼迫李立三招供认罪，对他实施了肉刑。
李立三严词驳斥了内务部的无稽之谈，并写信向斯大林申诉。但这一切毫无意义，蒙受不白之冤李立三只能任人宰割，几次被转移监狱，条件一次比一次恶劣。
幸好在莫斯科外语师院读书的李莎每月有250个卢币的助学金，她每月拿出50个卢布给李立三买些日用品送进监狱。尽管他们不能见面，但李莎的关心时时刻刻温暖着困境中的李立三，成为他战胜困难的动力。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李莎从内务部问事处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同时接到内务部的通知：为李立三准备越冬服装！
“准备越冬棉衣？”李莎被这个消息吓坏了。当时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许多在苏联工作的中共党员被抓捕。他们和苏联的许多政治犯一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此一去，绝大多数人等于被判了死刑，活着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
李莎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将准备好的棉衣送进监狱，然而不久，事情竟出乎意料出现了转机。
原来，李立三在军事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内务部对他的一切“罪行”的指控，并再次给斯大林写信，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和此次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指出这种审判是反苏行为。在李立三的抗争下，军事法庭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李立三送回内务部。11月4日，李立三终于被无罪释放，被内务部的人送回家中。内务部的人对李莎说：“我们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见到李立三归来，李莎喜极而泣。在李莎的帮助下，李立三用了一周多时间，用俄文写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控告书，于11月11日送达共产国际。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立三案件作出结论，称：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已经搞清，但他在中国党内的问题，还得中国党去作结论。并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并停止了李立三的党籍。
就这样，重获自由的李立三成了党外人士，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共产国际既不让他回国，又不给他安排工作，同时不让他的户口落在莫斯科，他每月只能从共产国际红十字会领取200卢布救济金维持生计。
曾经中共的领导人，如今沦落至此，甚至连自己都无力养活，李立三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他四处求人，最终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意斯基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当了一名普通翻译，这才有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此间，李立三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希望回国参加抗战，但信件寄出后均石沉大海。李立三如同被丢弃的孩子一般孤苦无依，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途径。
报效祖国，好日子昙花一现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参加到挖战壕等支援前线的战斗之中。战争中苏联的贫困状况到达极点，缺衣少食的李立三每天要凌晨三四点起床，冒着寒风到商店门口排队，等候领取每人每天的800克面包。每周还要去莫斯科郊外种土豆，由于他所在生产小组种植的土豆收成好，备受苏联同志夸赞：“你们中国人真会种地……”
1945年6月，李立三终于看到了回国的希望，他在领导南昌起义时曾共事的战友郭沫若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大会。李立三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三次面见郭沫若，诉说他对祖国、对祖国同志的思念与眷恋，并特地写了一封信，郑重交到郭沫若手中：“请你一定将此信转交党中央，希望党中央和苏联进行交涉，准许我回国工作！”李立三再三叮嘱，眼里充满期待与希冀。
在郭沫若的帮助下，两个月后，苏联对外联络部干部通知李立三：“你多次要求回中国去，现在终于被批准了。”
李立三听后，激动地握住这位干部的双手，不停地道谢。
按照吩咐，李立三开始专心阅读中国报纸，了解中国国内形势和各方面情况，他与李莎一起，沉浸在这份喜悦中，期待着回国的那一刻……1945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在家家欢度除夕之际，李立三一家也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中。八九点钟的时候，李立三突然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打来的电话，请他前去谈话。这个电话让李立三充满希望而又忐忑不安，他既想得到回国时间的喜讯，又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潘友新和另外两名干部笑脸相迎，热情地与李立三握手，令李立三如释重负。
随后，潘友新满脸喜悦地说：
“立三同志，这么急地找你来，是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已经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无条件准许你回国工作，祝贺你！”
这个消息，李立三足足盼了15年，如今终于盼来，一时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晚上11点，李立三才回到家中，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喜讯告知李莎：
“祖国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
李莎也激动万分，与李立三相拥而泣。
1946年新年过后，李立三立即办理手续，于1月16日与爱妻告别：“等我的好消息，我们很快就会团聚。”
李莎频频点头，却早已泪流满面，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你一定要早点来信，一定要尽快安排好，尽快通知我去中国！”
提上早已准备好的行囊，李立三与杨至诚、袁牧之做伴，一同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抵达海参崴后，转乘苏联军用飞机。进入机舱前，李立三在寒风中回首，遥望着这个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国度，15年的沉闷与积愤，如今在心中一扫而空，他默默与苏联道别，随即走入机舱。
回国后，李立三留在东北工作。当时，东北地区正处于国共两党的争夺战中，中共早在1945年9月成立东北局，随后，派出10万大军和2万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
在此之前，李立三与林彪并不相识，早在南昌起义时，李立三是起义军领导人之一，而林彪只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个小排长，如今，这个小排长成为了李立三的上司。面对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后起之秀，饱经风霜的李立三并没觉得有什么尴尬，他历来能上能下，不在意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尤其浪费了15年的大好时光，只要有工作做，他就会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干劲来，弥补丢失的15年大好时光。但无意中，他却与林彪数次发生争执并为此结怨。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召开，李立三、林彪等人均出席会议，彭真担任会议主持工作。会议召开不久，遇到国民党进攻抚顺，于是撤退到梅河口继续举行。会议对东北地区的形势和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进行讨论，并在占领大城市或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李立三赞同前一种主张，即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林彪等人则坚持后一种主张，即放弃某些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力量，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李立三又提出适当扩大和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认为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地区，总司令部应由到达东北的所有部队代表参加。会议最终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不久，毛泽东发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实际支持了林彪等人的主张。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实施，从根本上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李立三认真学习中央指示，发觉自己又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很快为自己的主张作出检讨。
不久，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李立三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一次林彪出席会议迟到12分钟，李立三向来脾气耿直，没有考虑到上下级关系便当场批评林彪不该迟到，令林彪尴尬不已。
接下来，李立三又做了一件让林彪最为耿耿于怀的事，即阻碍了林彪对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的追求。当年10月，李莎自莫斯科来到中国，孙维世与她同行。
林彪早在莫斯科时就对孙维世展开追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学习，林彪回国后与叶群结了婚。如今，再一次见到孙维世，林彪仍心动不已，继续对孙维世展开攻势。李立三见孙维世一回国便引发一场争风吃醋的风波，便悄悄将她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
事实上，李立三并没有在意他与林彪之间的矛盾，他怀着15年未参加国内革命斗争的遗憾和满腔热情，忘我地工作。1946年4月，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开始参加三人小组的工作。三人小组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和国民党进行停战谈判。
6月，李立三成为东北地区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根据党的政策，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为争取我军在东北地区休整时机作出了贡献。秋天，李立三又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在负责与美国联系中，完成了数万名日侨的遣送工作；负责同苏联的联系时，经党中央批准，将廖焕星、贺子珍、林莉等人从苏联调回并安排了工作。
1947年5月，李立三又奉命出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此后负责中共中央东北局翻译组工作，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后又参加筹备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努力下，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李立三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会后兼任东北总工会主席，终于再一次登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
不久后，即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2月，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李立三前往出席会议。这是李立三近20年来首次出席中央全会，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诚恳而又深刻地检讨了曾经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好评，刘少奇在大会总结中对他提出表扬。会后，李立三来到北平，出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根据毛泽东指示，主要从事全国总工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建国之初，随着工会实践的迅猛发展，关于工会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工会和党、行政、工人群众之间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建立、健全了各行业和各级工会组织，明确了工会任务和方针政策，同时制定了法令和工会工作的规章制度。
与此同时，李立三积极宣传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
为调动工人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李立三在工人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通过开展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树立先进典型，与此同时让工人参加工厂管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李立三还主持制定了《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工会建设做了大量奠基工作。
李立三在工会领导岗位上如鱼得水，在党中央委以重任下，一人身兼数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部党组书记、中央劳动工资司司长、中央对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委会委员等，他在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此时的李立三享受副总理级待遇，他的名字与照片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然而，李立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流落异国他乡15年，好不容易苦尽甘来的日子，竟会转瞬即逝……一封请示，空降三顶大帽子
1951年12月13日，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党组扩大会，会议主持者李富春在讲话中指出，李立三身上存在三大错误：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了解生产中心观点，犯了把生活与生产对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和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不了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三大“错误”来得迅猛突然，令李立三始料不及。第二天，李立三在会上发言，就三大“错误”作出深刻检讨，他说：“希望到会的所有同志尽量来揭发我的错误。我离开中国15年，这15年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座的同志都受过毛主席长期的教育，因此都能够了解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领导作风，而我却缺乏这种教育。延安整风是我们党能够成为今天这样布尔什维克的党、真正先进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党的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学习，在许多问题上我的确是幼稚，不了解。因此，我很希望这次会议给我一个学习机会。我在这将近3年的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希望同志们加以揭发，这不仅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同样地对全国工人运动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
“全国总工会领导上的错误，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因为我不仅是实际工作的负责人，而且发生这些错误的根本来源，是由于我个人在思想方法上、领导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毛病。”
19日，李立三作出第二次检查。
然而，21日，陈伯达突然来到现场，他虽非会议代表，和工会也没有直接工作关系，但却气势汹汹，指责李立三犯有“政治理论原则的错误”，以列宁论工会的语录，证明李立三不仅犯了经济主义“错误”，而且指责他关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存在公私矛盾，以及工会与行政有不同具体立场的观点，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责他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购买力的，这些都是极右的”，是“分配中心论”，“从分配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这是立三的全部错误”，“是工会工作中的路线错误、方针错误”，甚至还称“立三同志都不敢说工人阶级要接受共产党领导”。
陈伯达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发言为会议定了调子。于是，李立三的“错误”无缘无故被升级。
陈伯达与李立三到底有何冤仇，要如此批判李立三？
原来，在建国初期，中共内部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一个是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一个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其中在工运理论问题上，李立三、邓子恢与高岗、陈伯达针锋相对。两方争论的焦点便是关于在国营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公私矛盾，工会与行政是否具有不同的立场。
李立三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内部存在着公私矛盾和要兼顾公私利益的思想，邓子恢则进一步提出工会同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存在不同的具体立场问题。
而高岗、陈伯达则对此持否定态度，刘少奇则站在李立三、邓子恢一边。
就此问题，李立三曾在1951年10月2日给毛泽东写信，就“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作出请示报告。李立三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封请示报告，令他丢掉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成为他新一轮不幸遭遇的开端。毛泽东不仅否定了他的意见，同时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
12月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发言后第二天，李立三作了第三次检查，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同时据理力争，为自己作出辩护。
然而，会议最终通过《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李立三被认定犯有以下错误：
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等错误。
三顶帽子扣上，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专门负责劳动部的工作。
然而，真的如“决议”所说，李立三犯了严重错误吗？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1981年全总党组重新对这次会议及其决议作出结论：1951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应撤销，恢复李立三同志的名誉。
但这个结论发生在30年后，对于当时处在困境中的李立三已毫无帮助。当时的李立三只能蒙受冤屈，甚至连劳动部长的职务也在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组国务院领导机构时，以照顾民主党派席位为由被罢免。
从此，李立三赋闲在家，不久得到党中央批准，去南方休假，回到了已经离开30多年的家乡湖南醴陵。李立三怀念安源，因为那是他投身中国革命后创造第一个辉煌的地方，但为避免去了安源被人歌功颂德，李立三坚决不去安源，也绕开了南昌。
对于李立三，党中央还是打算分配给他一份合适工作的。1955年党中央建立起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让李立三担任主管农业的第二办公室主任。为此，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李立三一听党中央要分配给他工作，喜不自禁，但还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来，我对农业接触很少，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知能否请示中央，把我派到主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业口是我比较熟悉的。”
“哦，”邓小平顿了一下，说道，“主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主任已经派定李雪峰了。”
“没关系，我去给雪峰同志做助手。”李立三立刻回道。
“可是，这不太妥吧。”
原来，李立三是中央委员，而李雪峰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让李立三在李雪峰领导下工作，确实是委屈了李立三。但李立三毫不介意，只要能为党工作，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他保证道：“虽然我在工作上犯过错误，但保证不会在组织原则上犯错误，我一定遵从雪峰同志的领导，请党中央放心！”
于是，李立三出任了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重新在党内得到一份工作，李立三格外珍惜，他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再犯错误受到批判失去工作机会。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在23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对自己进行了“总清算”，得到全党好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也非常满意。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又一次对李立三进行批判，将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人一并归入知识分子中的“坏人”典型。
会议上，李立三听着毛泽东的点名批判，顿时如坐针毡。回到家后，李立三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结尾，李立三说：“我想，党几十年来，对我的多般关怀和帮助，当然是希望我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归根到底成为一个好党员。正是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使我有信心和勇气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我当然不能说，我现在已完全认识了错误，完全改正了错误，但的确是想努力改正错误的。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真正改正错误的、忠实的党员。’因此，当听到你在讲话中，把我也当做坏的榜样的时候，是感觉有些委屈的。”
由于李立三态度诚恳，感情真挚，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时，去掉了李立三的名字。
此后，李立三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1958年初，他曾到黑龙江北安庆华厂、齐齐哈尔建华厂两家军工厂调查研究，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思想，在全国推广，收效甚大。他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思想被毛泽东称作“鞍钢宪法”，对促进我国工业体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开始批判彭德怀。李立三对中央突然从纠“左”转向反右十分疑惑，特别是会议上提出彭德怀“里通外国”，让李立三十分震惊。想到自己在苏联漂泊15年，而且娶了一位苏联妻子，心中顿生不祥之感。
果然，时隔不久，康生给毛泽东写信，称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并诬蔑李立三1938年在苏联坐牢时“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很快又有人称李立三“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就在李立三胆战心惊，感到大祸临头之际，刘少奇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李立三这才躲过一劫。
1960年以后，中央工业工作部撤销，建立了中央华北局，李立三自愿去华北局工作，继续为李雪峰做助手，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负责工业方面的领导工作。无论职位高低，只要能为党工作，李立三就会满腔热情地用加倍的努力去弥补15年流失的岁月。
李立三历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庭也同样如此。早在被免除劳动部长之初，他便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免去他的部长级待遇。三年困难时期，家中食物供应不足，炊事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次向秘书反映。秘书向华北局机关负责人反映后，批准从华北局招待所额外买些食物。此事很快被李立三发觉，他严厉批评了秘书，马上停止了这份额外供应。
1962年一名安源老工人到北京看望刘少奇和李立三，他见到刘少奇后，称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已经破烂不堪，还倒了好几间，国家应该出资修葺，刘少奇当场同意。老工人回到醴陵后将此事报告县委，县委立即着手修葺工作。李立三得知此事后，赶紧给县委去信，阻止他们的修葺工作。
然而，李立三仍然没有逃过厄运，“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将李立三彻底推向深渊。
“文革”遇害，难解死亡之谜
1960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李立三的涉苏婚姻也随之遇到了麻烦。由于李莎常常往来于中苏之间，一直持有苏联护照，保留苏联国籍，1961年春，党中央有关领导找李立三谈话，要求李立三和李莎离婚，或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李立三拒绝了第一个选择，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孩子都这么大了，离了婚怎么办？何况我们结婚快30年，夫妻关系一直很好。李莎对我一直很忠诚，特别是1938年我在苏联被捕期间，她冒着风险逐个监狱去找我。当时她还是共青团员，团组织开会批评她，要她和我脱离关系，划清界限。李莎始终不相信我是日本间谍的说法，坚持不与我脱离关系。最后主持会议的人对李莎威胁说，你是要你的李明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地把团证从口袋里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说了声‘去你的吧！’就离开了会场，从此脱离了共青团组织。到现在，她为我做过多大的牺牲……我们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啊！现在，我怎么能同她离婚呢？”
说到这里，62岁的李立三眼中泛起泪花。
1962年，李莎放弃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但无论怎样，李莎都无法摆脱她苏联人的身份，因而李立三也难以摆脱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所带来的厄运。此时的李立三名义上还是华北局的二把手，但实际上，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他一向主动工作，竟被指责为“人老不服老”。在他的申请下，1964年、1965年他下到农村搞“四清”，这期间已经不能再管华北局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立三就收到一封“通知”，在没有说明缘由的情况下，被罢了官，但在“文革”初期，李立三并没有受到大的迫害，因为在一些人眼中，他只是一只“死老虎”，“造反派”们对他没有太大的兴趣。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只是作为陪斗者被拉去参加过数次批斗大会，此时他还可以自由活动。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时，听到“揭发批判”者胡说八道，看到折磨陶铸的行为，他气愤地离开了会场。他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你们打不倒他！”并对一些很要好的同志偷偷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1938年的肃反运动。”
对李立三来说，“文革”初期受到的批斗，只是暴风雨之前的短暂平静，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李立三的处境急转而下。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名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态度和气地对他说：
“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请你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
两名专案人员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李立三肯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便可“将功抵过”。但李立三却“不识时务”，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史实，得出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的结论。
由于李立三在党内资格老，又曾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知晓很多老干部的“罪行”，因此还有各种“造反”组织的人物来找李立三“要活材料”，给他“立新功”的机会，让他提供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揭发其他老干部的“罪行”。
但李立三毫不动摇，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实事求是，坚决不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冠以任何莫须有的罪名。后来“文革”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在清理材料时，发现李立三给别人写的证明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事求是。
而此时的刘少奇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叛徒、内奸、工贼”，李立三拒不做伪证，无疑是引火烧身。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对“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紧接着，各种政治谣言铺天盖地而来。
林彪的妻子叶群站出来，将“梅河口会议”李立三与林彪的意见分歧夸大为“李立三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称“李立三曾反对并企图谋害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接见“造反派”头头们的会议上，公开煽动说：
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他的问题大得很！他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要“造反派”联合起来斗倒李立三。同时号召华北局的“造反派”：“大家都去深挖苏修特务”！
旋即，机关里和大街上，到处贴满“李立三里通外国”、“将老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斗倒斗臭”等大字报和大标语。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一家已经入睡，突然闯进一伙人，进屋就翻箱倒柜，进行彻底搜查，将“可疑”书信和文字材料全部收走，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和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被带走，当成李立三“变修”的罪证。同时，“造反派”下令限制李立三的人身自由，令他“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
随后，各种规模的批斗会接踵而来。在一所大学组织的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舞着拳头，咬牙切齿地指着李立三的鼻子问：“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
“我没有罪！”李立三昂首挺胸。
“你从30年代开始，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都检查过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
“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
在5月31日的批斗会上，一名红卫兵让李立三在一张白纸上签字，承认自己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挥笔写下这样一段大字：“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李立三五月卅一日”
这是一张被当作“罪证”保存下来的真迹，它有力地证明了李立三不畏强暴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
此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
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宣告成立，“联络站”发表公告称：
“窃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劳。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根据这些“莫须有”罪名，批斗李立三的浪潮迅猛冲来，在6月上中旬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李立三就经历了各种名目的大型批斗会14次，每次批斗大会之后，都会有三五批人到李立三家中，没完没了地对他进行严厉审问，逼迫他交代“罪行”。
此时的李立三已是68岁高龄，原本患有高血压症，又经此惨无人道的折磨，精神、肉体已达到崩溃的边缘，经常头痛、头晕，手脚麻木，站立不稳，好几次批斗会上因为站立不住，不得不趴在桌子上接受批斗。他曾先后五次给中央去信，希望允许他到医院治疗或者休息几日，之后再回来继续接受批斗，然而这些信件始终没有得到回音。
6月20日晚上，李立三颤抖着双手，拿出纸笔，哆哆嗦嗦地给毛泽东写信，当写到：“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这句话没有写完，家中突然闯进一批“造反派”，李立三听到声音赶紧将信塞到枕头底下，还没来得及向家人交代，就被闯进来的“造反派”揪住衣领，拖出门去，拖上汽车，送到私设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的牢房中。
第二天，由几个单位共同组织的批斗大会在华北局大礼堂里举行，李立三被押到会场后，看到他的夫人李莎也被押来。由于李莎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又是“洋人”，人们像瞧稀罕一样纷纷涌来，大礼堂里人满为患。
这次批斗会历时3个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面对“造反派”的一阵阵呵斥与咆哮，李立三仍然“死不认罪”，一口否定强加给他的各种罪行。李莎被弯腰90度，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让她汗流浃背。她担心李立三支撑不住，时不时抬头看看李立三，只见他面容憔悴，身体抖抖索索，一副随时都会倒下去的样子，李莎心如刀绞。
批斗会结束后，两人被押上汽车，但却被送到了不同的地点。李立三被送到另一造反组织所在地，准备参加下一天的批斗大会。李莎被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分别的那一刻，两人对视了一眼，李莎被李立三那疲惫不堪几乎奄奄一息的神态吓得几乎哭出声来。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成为今生永诀。
6月22日上午，“造反派”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告诉他下午要举行批斗会，李立三用哀求的语气说：“我身体不好，难受的很，让我上午休息一下吧，下午的批斗会可不可以不参加……”
“造反派”允许李立三上午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然而，下午的批斗会却没有开成，下午3点，批斗会会场里挤满了人，却不见批斗会主角李立三的身影，最后此次批斗会宣布取消。直到7月4日，“造反派”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自杀了！同时留下遗书一封。遗书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按照“造反派”的说法，李立三在6月22日上午“造反派”离开后便写下遗书，然后吞服了安眠药。而安眠药的来源，则是6月21日在汽车上分手前李莎交给他的。李莎作为李立三的“特务上级”，为了灭口，向李立三发出了要他自杀的指令。
这显然是一派胡言。当时李立三夫妇在同一辆汽车上，根本不会想到不让李立三回家。车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时突然停下，押送人员命令李莎下车转上另一辆汽车，李莎根本没有机会向李立三下达什么“指令”，更不可能在押送人员的眼皮底下将安眠药交给李立三。
那么，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呢？
李立三的秘书称，他在李立三生前严格控制给李立三的安眠药数量，每日两粒，多一粒都不给，在李立三遭受身心摧残服用两粒安眠药都不能入睡的情况下，秘书仍然坚持不给增加药量。也就是说，李立三每天都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两粒尚且不够，根本不可能将它们省下积攒起来。而且当时时值夏日，李立三只穿一套单衣单裤，安眠药无处可藏，如果他真的随身携带大量安眠药，看管人员不可能发现不了。
而另一个更大的疑点，则是“验尸报告单”上的记载。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时，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终于看到了李立三死亡后医院的“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李立三的身高为1.63米，而实际上李立三的身高1.78米，相差15厘米，令亲属无法相信“验尸报告单”是真实的。
因此，李立三的死因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而在当时，李莎及两个女儿并不知道李立三已不在人世。就在李立三去世当天，李莎以“苏修特务”罪名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她和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也在这一天被关进同一所监狱。然而，母女三人近在咫尺，却彼此不知下落。
后来才得知：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大搞所谓“李立三叛国集团”专案。谢富治、康生、江青多次在“李立三专案办公室”的报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江青更在一份材料上污蔑“林莉、孙维世和李莎……是特务关系”。
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专案组大搞逼供信，整出了一个所谓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受牵连者达几十人之多，包括李维汉、张锡俦、赵洵、欧阳飞、林莉、孙维世、葛拉娘等。
在秦城监狱，李莎度过了八个春秋，直到1975年5月22日才离开监狱，被送到山西运城，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接受改造。她的两个女儿在秦城监狱坐牢两年之后被释放。李莎到运城的第二年，女儿获准前来看望她，这才小心翼翼地将李立三的死讯告诉李莎……1978年12月19日，李莎终于结束了3年半被软禁的生活，从山西运城回到北京。从1979年开始，党中央在为一批健在的老同志平反的同时，逐步为李立三一家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按去世中央委员，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其悼词全面而充分地肯定了李立三一生的功绩，这是党中央在拨乱反正后对李立三的一生做出的“盖棺论定”。
3月20日是李莎的生日，党中央选定这天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送给李莎最好的生日礼物。追悼会结束后，李立三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遗憾的是，党旗覆盖的“骨灰”盒中，只有李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李立三的骨灰早在13年前便已不知去向。
1984年11月18日，是李立三诞辰85周年纪念日，中央批准李立三在湖南醴陵的故居对外开放。李莎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来到了“婆家”。
她深知，她不是一个人“回家”，而是带着李立三的魂魄回到了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