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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几年的光阴，偌大的北平城早已换了另一个模样。同样变化了的还有林徽因的身体，还处于风华正茂年纪的她身体却早已透支，但她终究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病魔也无法阻挡她前进的脚步。
1．回归北平
1947年7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坐上飞回北平的飞机。已是有九年的时间没有来到这片土地了，重回北平，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早在归程之前，林徽因就已开始搜寻记忆里那些与北平交织的无限往事，尽管相隔九年的时间，但往昔岁月依然历历在目。
阔别九年，当林徽因重新站在北平的大街上时，眼前的景象显得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陌生，脑海里极力勾勒的北平景象，与现实却是如此的不同。当年挂满大街小巷的太阳旗不见了踪影，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青天白日旗，在各家的门楣上轻柔地随风摆动。
林徽因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为何今天的景象显得如此欢快，倒没了战争所带来的萧条。林徽因忙着向路人打听，才知道原来今天竟是教师节。北平政府即将准备举行八年来的首次祭孔大典。
随着一阵喧哗，大街上的百姓们自觉地分散到大街的两旁去，十几辆卡车载着士兵们呼啸而来，这由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透着一股寒光，让人不寒而栗，那股金属的冰冷质感似乎要冻结这盛夏阳光带来的炽热。而骄傲的士兵们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不停地向人们打着口哨。
林徽因带着一双儿女，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尽管眼前的景象一派祥和欢乐，但林徽因的心中却阵阵不安。也许眼前的景象只是虚幻的，掩盖着即将到来的一场血与火的搏杀。林徽因和先生梁思成经过了一路的舟车劳顿，刚把家安置好，还没来得及休息，先生就开始忙碌地工作了。他匆匆组建起清华大学建筑系，紧接着便受到耶鲁大学的邀请，奔赴美国考察美国战后的建筑教育。
梁思成这一去，只剩下林徽因和她的孩子们，身处两个不同的国家，远隔万水千山，这对林徽因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将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经历过战争的北平，百业萧条，工商业纷纷倒闭，物价飞涨。统治阶层印制大量钞票，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就在林徽因回来的这短短的时间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900元一斤，一下子涨到了2600元一斤。
艰难的生活同样困扰着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林徽因在学校内看到了无数的学生在食堂前变卖衣服。“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学生们难忍饥饿的折磨，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多人甚至高喊着“饿死事大，读书事小”。林徽因看着这一切，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饥饿的阴影不仅笼罩着学生们，也笼罩着自己的家庭，笼罩着整个北平。
饥饿的浪潮袭来，逼迫着人们发出呐喊声，一时间在清华园的“民主墙”上，出现了诸如“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向炮口要饭吃！”等标语。而这场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也由南向北，在上海、南京等地也掀起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一时间各地高校纷纷宣布罢课，以示抗议。在清华大学内，学生们用高音喇叭播送着自己的罢课宣言：“饥饿使我们虚弱，却不能使我们沉默。今天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垂死挣扎，在内战炮火下煎熬着，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一切动乱的原因都在于内战，内战一刻不停，世间就永无宁日，饥饿也将永远追随我们。”
整个社会都处在动乱之中，林徽因更无法独善其身。家中的日子愈加艰难了，浪迹浮萍九年时间，回到北平早已是两手空空，本来幻想勾勒好的美好生活，如今又成泡影。贫困和饥饿似乎永远都无法摆脱，如影子般一直追随着他们。屋漏偏逢连夜雨，林徽因此时的身体也不同往日，疾病缠身，痛苦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着她原本就虚弱的身体。
1947年夏天，刚刚从欧洲战场回来的萧乾赶到北平来探望这位老朋友。
待两人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因这两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因却说：“咱们可是说好的，今天我做你的倾听者，得你先讲。”萧乾笑着点点头，抿了口茶，便讲起了他在昆明的经历。
那时候正值二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德国相继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欧洲局势十分紧张，更大的危机一触即发。这时候，萧乾接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受于道泉先生的推荐，邀请他前往担任中文系的讲师。那时候《大公报》的总编胡霖也非常支持萧乾前往，一来前往欧洲可以密切观察欧洲的局势动态，二来可以为《大公报》第一时间提供最新的消息。
由此，萧乾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某天下午，伦敦上空出现了大片机群，一时间整个伦敦似乎都被机枪扫射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所覆盖。而在伦敦当地的广播中，他们却十分滑稽地播送着战况，“天哪，我的上帝，他们开始交火了。”萧乾绘声绘色地给林徽因模仿着，逗得林徽因大笑起来。
“英国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幽默和乐观。”林徽因笑着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和克伯利克先生一同去度假，但半路上他装满钱的手提箱却被人偷走了，克伯利克非但没有恼怒，还风趣地说‘火车还没下，提箱的人却来了。’”
萧乾表示赞同，虽然英国饱受战争的折磨，但英国人民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和抑郁，反而经常去参加音乐会来消遣，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将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前途。林徽因赞同地说：“没错，当我从重庆回到北平的时候，大街上的人都沉默寡言，形容枯槁，整个社会都笼罩着阴暗的色彩，让人阵阵发慌。”
“当我在欧洲战场的时候，只希望自己能活下来，回到祖国，再见故人一面。那个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们，其芳、之琳、丁玲还有你。也许我们都同样经历着战争的折磨，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冒着日军的炮火，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呢？”萧乾关切地问道。
“说起来惭愧，那个时候我在李庄生了病，好几天都不能动弹。碰巧天津又发了大水，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来不及把之前整理的资料带走，最后都被淹毁了。这是我们几个人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啊！那个时候我和梁思成抱头痛哭，还吓坏了孩子和妈妈。”说着，林徽因又啜泣起来。
萧乾说：“这就是战争吧，我们难以置身事外，宁肯壮烈牺牲，也不能苟活于世。”半晌，两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许久。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都同样的有着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和惨痛的经历，他们思考着，思索着自己的未来，也思考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2．情注清华园
回到北平后，梁思成立即被清华大学聘任为建筑系主任。早在重庆的时候，梁思成就和林徽因商量过未来的工作去向，他们觉得，战争使原来的建筑全部变成废墟，而战后重建问题迫在眉睫。作为建筑学者，就应该要学有所长，将自己的全部知识用到战后重建上。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一致。
在1930年到1945年这15年的时间里，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他们走过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市县，测量、记录、分析、研究了将近两千余处的古建筑和文物。梁、林二人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二人看来，尽管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尚需深入研究，但是从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他们已经基本理清了各个朝代、时期的建筑体系变革，勾勒出清晰的建筑发展史脉络。
而现在摆在二人面前的更大难题是战后重建，国家急需优秀的建筑人才，特别是建筑师。因此，二人决定暂时放弃对古建筑的研究，转而投入到为国家建设的事业上来。而在西南联大返回北平之前，梁思成就向梅贻琦先生提议在清华大学建立建筑学院，并首先在工学院开办建筑系，这与梅贻琦先生的构想一致，两人不谋而合。
返回北平之后，梁思成任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梁思成年少的时候，就对清华大学有着特殊的感情。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一起学习过的地方，八年的学习时光，他熟悉了这里的每一处庭院，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与此同时，林徽因在家中照料着梁思成和子女的生活，虽足不出户，但也深知时局艰难。她更是明白此时的梁思成工作艰难，责任和压力都很大，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分担他的烦恼，不让他分心。林徽因在20年代的时候与梁思成一起组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如今虽然林徽因没有在清华大学任职，但她依然将建筑系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默默地帮助梁思成分担了许多工作。
建筑系成立之初，图书资料相当匮乏，为了把丰富的建筑知识教授给年轻教师们，林徽因相当慷慨地将自己家中的书籍借给他们，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随时随地到她家里来看书。那些珍贵的善本书，甚至是绝版书，整天流转在各个学生的手中。林徽因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十分开心，与其存放在家中落灰，倒不如真正利用它们的价值。
某次，一位系里的年轻教师在看书的时候，对林徽因抱怨道，如今的工资只能勉强糊口，凭着这点微薄的薪水根本无法去买那些原版的专业书籍。旁边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打断他的话说道：“如今我们清华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了，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大家纷纷议论了开来，最近又有不少北大、师大的老师调到清华来，哪怕舍弃原来所学的专业也要拼命调到清华。
在一旁的林徽因听到这些若有所思，对他们说：“清华、北大都是著名的高等学府，俗话说‘北大大，清华清’，无论你在哪一所大学做事，都应该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前提是要吃得饱饭，不被饿死。”
林徽因深切地明白学生们的困难生活，她组织了一批建筑系的学生成立了工艺美术设计组，与他们一同承接外面的一些私活，并用所赚来的钱购买文具、颜料和纸张赠送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
林徽因很受年轻教师的欢迎，很多教师都喜欢来她家里和她聊天，无论是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还是对生活、艺术的看法，都相谈甚欢。很多人都觉得，和林徽因谈话能忘记现实的一切烦恼，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安静，精神上十分轻松和自由。
某次，几个人一同来到林徽因家还书。一位年轻的助教谈起了关于文物保护的问题，他说：“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一直保持稳定的发展，不得不归功于他们对古代文化和艺术的保护。”林徽因听罢，微笑着说道：“其实这也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已，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古代艺术也是时常被毁坏，那些幸存下来的要么是因为工料够坚固，要么就全凭运气。欧洲对文物也是从近代才开始重视起来的。”
一位同学说：“可是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没开始重视文物保护，不过我觉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觉醒。”“我们必须发扬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一个东方国家，如果在建筑上毫无个性，一概地模仿至少是文化衰落的表现。近几年来，一些新兴的通商大埠诸如上海、汉口等城市，在建筑上只会笼统地模仿欧美特色，失去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精髓。”林徽因不无遗憾地说道。
林徽因继续补充道：“艺术创造要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决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基础。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更要注重表现出我们民族自己的特色。南北朝的佛教雕刻、唐宋的寺塔，尽管都来源于印度，但我们却在其中发现了不少中国的传统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风格。”
本来其乐融融的谈话却在林徽因的不断咳嗽中中断了，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都十分担心，将林先生送回房中休息后，逐一离去。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刚才滔滔不绝的林徽因此时却浑身冒着冷汗，不断地呻吟，半天喘不过气。尽管林徽因的身体经常这样，但她却从未拒绝过别人的到访，每一次都是以极高的兴致来招待别人。林徽因仿佛是在为自己做些补偿，怕自己时日不多，再没机会。
1948年，中国依然烽火连天，梁思成此时构思着中国建筑教育的未来，他想得很长远。他心中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蓝图，把营建系办成营建学院，下设建筑系、市镇规划系、造园系、工业技术学系。梁思成的构思得到了林徽因的极大支持，林徽因绝不是简单的盲从，绝不因为梁思成是自己的丈夫就失去了自己的想法。在和梁思成讨论问题时，林徽因从来不保留自己的观点，当她发现梁思成的想法有瑕疵的时候，她必定会不留情面地指出错误。很多时候，他们经常会因为不同的认知而产生争吵，但对于梁思成的事业和教育构想，林徽因一定会给予高度的支持。这是两个理想主义者的和谐共鸣，双方都获得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1948年12月，解放的号角声响遍了整个北平。此时国民党拟就了北京各大高校的欲“抢救”教授名单，梁思成也在其内。国民党的飞机停在了南苑机场，胡适夫妇走了，梅贻琦先生走了，但是梁思成却毅然留了下来。他舍不得这片故土，舍不得这熟悉的校园。
林徽因的想法和梁思成一样，他们对清华园、对未来都充满了期待，他们共同构想着解放以后的美好生活。入夜，静谧的夜空里弥散着紧张不安的气息。这一夜月色如水，林徽因和梁思成却久久不能入睡。
3．疾病中的倾诉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愈加严重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无法下床。65岁的老母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为了照顾女儿，还得挣扎着为林徽因煎汤熬药，为她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林徽因觉得自己躺在床上的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年迈的老母亲非但没能享福还要伺候自己，一时间，林徽因泣不成声。
虽已是春意浓浓的时节，但是躺在病榻中的林徽因却丝毫感受不到生机，在她眼里只有一派的荒凉与萧瑟。尽管树枝都抽出了新芽，花儿含苞待放，但林徽因却无心欣赏。那些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无法在她黑暗的世界中点缀一丝色彩。
儿子拿着刚从外面折下来的一束含苞的杏花，喜悦地放在林徽因的床头给她看。林徽因将它放在了书桌上，从此她几乎是看着这束杏花从渐渐开放到凋落的整个过程。原本娇艳的花朵，最终还是免不了要衰败，林徽因不禁觉得时光真是短暂和残酷。她把散落在桌子上的花瓣一片片的收集起来，放在一只玻璃瓶中。看着这些凋零的花瓣，带着往日岁月的痕迹，残留着微弱的花香，它们有过最繁盛的时候，也面临着难以避免的衰败。
大表姐王孟瑜得知了她的病情，特地从上海赶来探望她。见到表姐，林徽因有些诧异，她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面容苍老的女人了。记忆中的表姐还是那个喜欢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每天嘻嘻哈哈的大姑娘。上一次见表姐还是1934年去浙南宣平考察时，路过上海匆匆见的，一晃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而大表姐见到林徽因也是着实认不出来了，她知道林徽因病得很重，放心不下，焦灼不安地踏上北去的列车。大表姐在北平呆了半个多月，林徽因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对表姐说，但是每次看着表姐都只是深情地对望，没有什么话语。仿佛彼此之间早已心意相通，不需言语便能心领神会对方的意思。大表姐依然是那么的纯朴、善良，每天都帮母亲做些家务活，分担一些重担。一直到表姐离开的时候，林徽因心里的那些话依然没有说出来。看着表姐渐渐远去的身影，林徽因知道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天晚上，林徽因脑子里一直挥散不去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表姐。无法安眠的她，把想给表姐说的话全部倾注到稿纸上: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像钟敲过后，时间在悬空时暂挂，你有理由等待更美好的继续；对忽然的终止，你有理由惧怕。但原谅吧，我的话语永远不能完全，亘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哑。”
在这首《写给我的大姐》的诗文中，林徽因的情感得到了宣泄，写罢之后，她突然觉得一阵伤感，仿佛是对过去的一种诀别，了结了一段人生的依恋。在病榻中的日子，林徽因是寂寞的，而排解寂寞的唯一方式便是写诗。用诗情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仿佛只有用诗句才能说尽心中的无限事、种种情。这段日子里，林徽因写了很多首诗，每首诗都是内心的真实反映。
在人生的这一段过程中，林徽因是最为孤独寂寞的，她只觉得身心疲惫，虚弱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这生命的重量。很多曾经追求的东西，只有苦苦追求的过程，却未有最后的结果，只能看它们在生命的长河中渐渐逝去。当你回首看走过的路程，发现那些灿烂的风景从未驻足好好地欣赏过，而人生早已过了大半，再没机会欣赏全部的风景。
这一年夏天，梁思成接到林徽因病重的消息，匆匆结束讲学，提前回国。林徽因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急需手术，由于天气和低烧的原因，林徽因目前仍需要静养，做好手术前的准备。梁思成又成了林徽因的“护士”，每日抽出时间来陪伴她，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在梁思成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中，林徽因最喜欢的是一辆劳斯莱斯牌的汽车，这让她觉得是天赐的礼物，可以轻松地去访问好友或把朋友接来四处游玩。
转眼到了秋天，林徽因的身体有所好转，她被安排在西四牌楼的中央医院里，这是民国期间最为杰出的，集民国、袁世凯式、巴罗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在这个满眼只有白色的世界里，林徽因痛苦地煎熬着，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生机，没有生命的流动，只有这白色的死一般的沉寂。她无处逃离，也无法拒绝，只能默默地接受这安排好的一切。她现在急需要一双手，一双能把她从绝望边缘拯救出来的手。
这个时期，林徽因没有停笔，她继续着诗歌创作。“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忧，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在这首《恶劣的心绪》中，林徽因隐隐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自己终究是逃不过命运这双强悍的手。生命就像是一个圆圈，从一个起点出发，经过一圈的轮回，最终还是要回到起点上去，谁也无法改变，一切都已成定局。
林徽因的身体十分虚弱，急需营养补充，但是因为通货膨胀的恣意蔓延，市场中的蔬菜寥寥无几，偶尔有挑夫挑来一担土豆，很快便被抢购一空。为了能够补充营养，梁思成时常开着车跑到几百里外的郊县去，经常是转悠了一天才能买回来一只鸡。
1948年10月，林徽因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费慰梅，她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今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这一年的12月，林徽因手术的前一天，她的许多朋友都赶来看望她，说了些鼓励和安慰的话。在推上手术台前，她朝梁思成笑了笑，她觉得这一别便是永别。在手术灯下，林徽因似乎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中的她走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沿着一条隧道走进了一个漆黑的地方……
4．心系古建筑
说起古建筑考察，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梁思成，而另一个则是林徽因。他们夫妻二人以及营造学社的成员对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言喻的贡献。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便有一大特征，就是重文史、轻技艺。其中特别是建筑，在文人大夫看来，这是器物之术，毫无研究的价值。因此，尽管中国古建筑多得浩如烟海，且各具特色，但关于古建筑的理论却十分缺乏。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关于建筑类的书籍只有两部，一部是宋代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但这两本书因为缺乏注释，几乎无人能懂，俨然天书。
当梁思成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梁启超就曾将这本《营造法式》寄给他，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儿子能够好好钻研，直至破解这本旷世奇书。然而，要想破解这本书，明白其中的奥妙又谈何容易，要想真正弄懂其中的内容，就必须找到宋代以前的建筑，对照实物方能寻找到答案。因此，当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回国后，便与营造学社的成员们一起，开始了在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考察。这在当时可谓是破天荒的一次壮举，为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道路。
从1930年开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相继走遍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大大小小近2000多处古建筑物。在费慰梅的《梁思成小传》中，曾引用过梁思成于1941年所写而从未发表过的小结：截至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十五个省份里的两百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都亲自参加了。
林徽因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这些沉寂多年的古建筑重新焕发生命力，用它们独有的艺术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敲醒警钟，让人们能够去保护这些古建筑，保护我们中华的物质遗产。也许，正是因为林徽因心中这个伟大的梦想，才不断地驱使她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大江南北，探访四处不被人知晓的建筑遗产。
试想一下，以她那样的虚弱身体，被医生告知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陪伴自己的爱人在穷乡僻壤里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吃着粗茶淡饭。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没有强大的梦想支撑着她，这样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到。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心系古建筑，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
那些年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林徽因从未有过任何怨言，他们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上高山，下农村，探访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荒寺古庙。这对心系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了无数蜘蛛网和灰尘的庙宇里，爬上爬下。梁思成甚至很多时候要冒着生命危险踩着早已腐朽的梁柱，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
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先考察的是离北平约90公里的河北省蓟县的独乐寺，这也是他们二人第一次进行的野外考察。独乐寺始建于辽代统和二年，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建筑的艺术风格。林徽因等人的考察，使它成为当时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
独乐寺地处山麓，深山沟壑中常有土匪出没，因此，梁思成带着两个助手和弟弟梁思达首先前往。梁思成到达独乐寺后写信把情况告诉了家中的林徽因：路非常难走，但是没有遇见土匪，住宿也便宜。林徽因了解情况后，不顾自己肺病未痊愈而且怀孕在身，很快赶到蓟县独乐寺，与梁思成等人一起开展考察工作。
考察独乐寺的道路十分艰辛，梁思成写道：“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这辆在美国大概早就被当成废铁卖掉了的老破车，可它还在北京和那座小城之间定期地或不如说是无定时地行驶。出了北京城东门几英里，我们来到箭杆河。旱季，它的主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但是两岸之间的细沙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在借助渡船过河水后，这辆公共汽车在松软的沙土中寸步难移。我们这些乘客得帮忙把这老古董一直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就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在别的难走的地方，我们还得多次下车。为了这50英里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独乐寺观音阁高耸于城墙之上，老远就可以看到。从远处，人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梁思成的记述，道出了他与林徽因等人进行野外考察的艰辛与获益。
独乐寺考察结束之后，林徽因同梁思成等人又考察了其他几处古迹，但收获不大。在这期间，林徽因生下儿子梁从诫后家务明显地多了起来，耗掉她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过把事业当做自己生命的林徽因毅然地从家务中挣扎出来，和梁思成一道对北平郊区古建筑展开系统地考察。
对北平郊区古建筑的考察唤起了林徽因特殊的审美感觉，从此她开始了更大范围的长途跋涉。在她的眸子里，没有一块石头是冥顽不化的，而她的报酬便是那无穷的“建筑意”的收获。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的脚步似乎永远没有停歇，他们把一门心思全部放到对古建筑的考察上来，抛却了个人的生活。在对北平郊区考察之后，又开了对卧佛寺的考察。卧佛寺在北京西山北部寿安山南麓，林徽因经常到此游山。与以往不同，这次她不是来游山的，而是来考察古建筑的。作为一个游客游山的时候，林徽因鲜少注意到卧佛寺的建筑格局，但作为一位建筑考察者，她却从卧佛寺的牌楼殿堂中看到了它的建筑独特性。
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刘敦祯、莫宗江等人前往山西省大同市考察古建筑。几年之前他们就有前往大同考察的愿望，因为那里是南北朝佛教建筑艺术的中心，有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是研究古建筑的学者的必去之地。当林徽因他们到达云冈石窟时，眼前荒凉的景象着实是让他们吃惊不已。周围的山上几乎没有树木，光秃秃的一片，地里的庄稼又矮又小，土地干裂，这里似乎有很久都没下过雨了。
他们在这里找不到歇脚的旅馆，只好借住在一家农户里。当地的气候让他们难以忍受，中午炎热，晚上寒冷，吃的是当地的农家为他们准备的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工作环境如此辛苦，却未能让他们退缩，因为云冈艺术的魅力一直牵挂着他们的心。林徽因等人每天不顾风吹日晒，起早贪黑地在石窟里认真考察、测绘，做了许多珍贵的素描和拓片，对云冈石窟的建筑艺术做了系统的研究。
林徽因沉浸在这艺术的魅力中，仿佛进入了那个古老的年代，眼前的石像都似有了生命一般，在默念着《华严经》。她仿佛看到面前的他们在眉飞色舞地叙述着一个个古老又美丽的传奇故事，仿佛听到他们正用琵琶、古琴演奏一曲曲如仙乐般动听的乐曲。林徽因如入仙境，看着这些人工开凿的山洞，仿佛都有了人气，这些石头似乎有灵魂，有血有肉，正编织着一个个灿烂的梦，并且要把它千年万年地守护下去。
5．选择信任，选择付出
1948年12月，北京的上空阴云密布，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数月，傅作义部坚守城池，丝毫不敢懈怠，不战不和。当时的清华园地处西郊，和城内相隔甚远，与城内的交通又被阻断了，所以传来的很多消息都真假参半，也无从去考证。在学生们口中流传着各样的消息，有的人说城内的北大、城外的燕京已停课多日，许多教授纷纷南迁。也有人说清华将要迁往城内，与北大合并。各种消息不胫而走，闹得人心惶惶。
12月13日下午，清华园北边响起了第一声炮声，国民党中央军炮兵团开进了清华，在校园内的气象台安放了三门大炮，学校体育馆以西一带开始戒严，严禁任何人出入。梁思成站在家门口，一边听着密集的枪炮声，一边自言自语道：“这下完了，一切都不妙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刻，梁思成却担心着北京城那些古建筑，那些仅存的宫殿怕是又要毁于一旦了。
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想起了当时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铃的话，历代留存的宫殿，都难逃五百年的轮回之难。传统的木结构建筑更是难挡炮火的攻击。12月19日，国民党空军出动，轰炸北京西郊解放军炮兵阵地。多枚炮弹空降清华园，燕大蔚秀园也难逃炮弹的袭击。第二天，所有学校纷纷宣布停课，并签署了校园轰炸抗议书。
学校大门口贴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告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保护学校寺院文物古迹不遭破坏。解放军的这一番话让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产生了动摇，他们是否是值得信赖和依托的人呢？
第二天家里的保姆刘妈打开大门，看见村里到处都是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士兵，邻居们议论纷纷，说是队伍半夜进的村，可是大家竟然都不知晓，甚至都没惊动一条狗，难不成真是什么天兵天将。这么冷的天，这些士兵们大晚上就靠着胡同的土墙睡去，一个个都瘦得不成人样。村民不忍心，纷纷邀请他们到家中喝碗粥，可谁知他们却婉言谢绝，连碗开水都没喝。
刘妈赶紧跑回来对林徽因说起了这些见闻，“我活了六十多年了，哪见过这样当兵的啊。大家往常都说八路好，我就是不信，可今天我是亲眼见着了，我出村的时候，还看到一群人排着队举着旗子欢迎队伍呢。”
梁思成和林徽因兴奋地听着刘妈的讲述，脸上也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好奇地询问关于这支军队更多的消息。当天晚上，林徽因吃饭的时候就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异样，好像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空气里也流动着紧张和不安。果然，刚吃完饭，张奚若就带着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来到梁家。他们见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先是行了标准的军礼，然后做了自我介绍。“梁教授，我们受解放军的委托，特地前来向先生请教一些事情。不知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标示出来，以免我们攻城的炮火不慎误击。”
听罢两位军人的话，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时还没缓过神来，他们万万没想到解放军会在意古建筑物的保护，一时顾不上多说些什么，在两位军人带来的那张军事地图上，他们认真地标示出了北京市的重要文物古迹和建筑群落，这都是他们二人视为生命的宝贵文化遗产。他们珍爱和熟悉这一切，几乎都不需要翻阅资料就能准确地找出来，将每一处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标示出来后，便送回到军人的手中。
临走时，其中的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不管炮火打得多厉害，战争有多残酷，我们只要能保护这些文化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目送两位军人远去的身影，梁思成觉得中国的文物保护终于迎来了希望。夜深了，林徽因的心情也是久久不能平静，两位军人带给他们的感动还停留在心中，他们相互说着，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
1949年1月22日，这是人民解放军攻城的最后期限。1月30号，清华园里聚集了成千的人群，两千多解放军官兵来到清华，部队集合在体育馆广场，学生队伍夹道欢迎。学生和军人们聚集在一起，突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清华人第一次发出如此响亮而又豪迈的口号。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西直门列队进入北京城。4月，毛泽东、朱德发布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过的巨大战场。一处处文化遗迹暴露在战火中，在血腥的厮杀中，它们将会顷刻间化为废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又一次来到清华园，对文物保护问题再一次请教梁思成。
梁思成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在这本厚厚的手册中，梁思成将故宫、敦煌、云冈、龙门、孔庙这几个地方着重加了四个圈，其次是三圈、两圈、一圈。全册文物古迹共四百多处，重点加圈的近二百条，每个条目下都附有该文物建筑所在的详细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以及意义和价值。
在梁思成编制好手册后，林徽因开始对全册的各个条目逐一审核，并在扉页的说明中加注了特别提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保护文物之用。”“简目”在完成后，被分发到了全中国各个指战员的手中，和军事地图一起，成了他们作战打仗的必备品。这被视为共产党最早的文物保护措施，也是最早的有关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运动。
这些常年征战南北的军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将战争与文化保护联系在一起，这让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更勇猛，取得胜利后更为自豪和激动。许多年后，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军人或许已身居高位，走遍万水千山，可是他们终会想起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峥嵘岁月，也会深情地怀念曾经在某处在自己炮口下留存下来的“古迹”。
林徽因亲眼见证着一个个奇迹的发生，终于盼到了这个理想时代的来临。中国共产党引领着新中国走入了一个新时代，承诺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扫除所有黑暗和丑陋，让广大人民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让人民当家作主，做自己的主人。
林徽因和梁思成欢欣鼓舞，自然要倾心拥戴、信任这一新的政党。而让他们更为欣喜的是，新政权的工作效率令人赞叹，短短的时间内，社会治安迅速地恢复到和平，一切都井然有序，生产交通也随之恢复，失业、孤苦无依的贫民百姓都得到了相应的照料，而黑暗丑恶势力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作为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最为欣慰的就是古老的北平似乎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变得从未有过的整洁和清新。城墙旁，护城河畔的垃圾都得到了清除。林徽因和梁思成通过自己的眼睛认识了这个新的政党，承认了共产党。这种信任与承认是与国民党相比较得出的公正评价，他们坚信自己的拥护是准确无误的，是明智的。
6．清华大学一级教授
1949年，解放军的到来使得北平得以解放，而这一年四十五岁的林徽因也如愿地被聘为清华大学地建筑系一级教授。此时的林徽因就像是一朵绽放光彩的晚霞，炫目灿烂，在落日的余晖中绽放出琉璃般的光彩。随着战争的结束，硝烟的散去，往日的天空又重现皎洁的明月，那些逝去光彩的星辰又开始发出各自的光亮。
对林徽因来说，此时她的事业正如火如荼地开始，但生命却已走向了黄昏。其实四十五岁的年纪对于一个梦想依然执着的人来说，正是进入了人生最为鼎盛的时候。在林徽因的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她对事业的顽强追求和执着努力。如若没有疾病缠身，林徽因该是一个优雅大方而又得体的知性女人，她该会像是一杯甘醇的陈年佳酿一般，经久耐品，芳香醉人。但是，在这如梦如幻的现实中，一切都不能那么随心所愿，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如泡沫一般，转瞬即逝。人生一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永远地留在人世间的，对于林徽因来说，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记住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建筑事业中所创造的无限价值。事业的万丈荣光会永远的地照耀人间，定格在历史书页中的成就与辉煌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世间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奇女子。
1946年，梁思成受聘于清华大学，负责创建营建系并担任系主任一职，同年10月份，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清华大学营建系还处在萌芽阶段，还处于一个“从无到有”的过渡阶段，一切都要从基础开始，而梁思成的离去无异于对营建系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许多工作无人处理，一时间处于混乱无秩序的状态。
梁思成创办营建系的初衷旨在培养出一批高水准的建筑人才、建筑师，为了完成梁思成的心愿，林徽因主动担任起了营建系的工作任务，而此时的林徽因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名义，且身负重病的病人。林徽因当时的身体非常虚弱，但她仍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梁思成的这次远行。梁思成在临行前，邀请了他曾经的得力助手到清华执教，这些人初到清华执教，需要有人指导，林徽因主动告诉他们说有问题可以找她。林徽因几乎是躺在病床上为创建营建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友谊，热心地同他们在学术上进行真诚的交流和探讨，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他们的紧密合作涉及从桌椅板凳的购置等琐碎的行政事务，到专业性很强的为初学者讲授建筑课程这样的学术问题。
1947年5月，清华大学举行校庆，这是复原后的第一次校庆，自然热闹非凡。清华营建系虽然成立不到七八个月，但也做了一番张罗，共辟了两个展室，展出过去中国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设计作业及水彩画等，引起学校很大的关注。当时已经病得很严重的林徽因不顾身体的病痛，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展馆，在别人的帮助下登上二楼的建筑系展室。林徽因表现出了从来没有的兴奋，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兴趣浏览了一切，透支着她的精力。可以想象回家以后，她又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经过林徽因的努力，营建系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拥有近30位学生、十几位教师，成为清华大学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治活动方面都非常活跃的一个系。两年来，林徽因对营建系的成长操心最多，但教师名单中却没有她的名字。直到1949年，林徽因才被清华营建系聘为一级教授，她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了，她从未停止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林徽因是当之无愧的一名优秀教师，她对青年学生的热情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她的渊博知识向来都是无私地奉献给学生们。林徽因有着对建筑事业的执着追求，有着高尚的品格和人格魅力，无论是在对意气风发的青年上，还是对祖国不断发展的建筑事业上，林徽因都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热情，以极大的奉献精神树立了良好的学风，感染了无数的有志青年。林徽因在清华大学里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学识、经验和心血。林徽因对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营建系里，每一位年轻教师、每一位学生都对林徽因感激不尽。
林徽因长期卧病，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学生都爱听她的课。她教育学生选择专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几年里，林徽因为学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主要是通过“家教”方式，每当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极高的热情尽心为学生们解答一切疑问，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林徽因总能旁征博引，妙语连连，在场的学生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林徽因讲课，不仅收获了知识，还开阔了思想。每当学生走后，林徽因便常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
在清华大学，林徽因主讲《中国建筑史》这门课，三尺讲台，一本教科书，一群求知若渴的学生，林徽因似乎找到了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除了为本科生授课外，林徽因还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论》等专题课。“桃李满天下”这个成语对于林徽因来说是毫不过誉的，她培养的学生有侯仁之、关肇邺、朱畅中、常沙娜、陈从周等，成为新中国一代建筑大家。在林徽因逝世多年后，他们纷纷回忆了至今仍令人难忘的点点滴滴，用文字表达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陶宗震回忆道:“清华建筑系对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一直很重视，经过四十多年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不断争论和探讨的课题，而且仍将不断探索下去。我想谈的是，从梁林二位先生那里感受到的建筑艺术创作和民族风格与民族自尊心的内在联系。”
关肇邺深情地讲述：“……这段时间所受教益，不仅是建筑业务上的，也兼收品格和作风方面。一次，一位青年绘图员来交一张图，由于一些错误，我以训斥的口吻提出了批评。当这位同志离去后，梁林二师把我叫到内室去，以温和语气指出我的错误，讲明应平等待人的道理。每当我工作中出现差错时，林徽因先生总是会温和地提醒我，从来不像我这般大声地斥责，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深感惭愧。因此，我总是告诫自己，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待人接物要和气。”
在学生们的眼中，林徽因的形象是非常高贵完美的，她是一个有十分的力却要使出十三分努力来的人，好像随时都可以把美洒向人间。不幸的是她离开这个世界太匆匆了。在她刚刚感到自己可以有所作为，她的才华正要充分发挥的时候，她的生命却停止了。几十年后，曾受过她教育和帮助的一批学生大多都成为建筑事业上的有为者，他们一篇篇纪念恩师的文章可谓是对林徽因建筑生涯和教育思想的最好的肯定与回报。林徽因的教育思想及其对建筑事业的热爱精神通过新中国一代建筑师传授下来，并薪火相承，延绵至今。
7．不负众望担重任
林徽因和梁思成与政府的决策者们在关于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产生了巨大分歧，但是令他们欣慰的是，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依然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就是人民纪念碑的落成。
1952年夏，郑振铎支持召开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当梁思成把一门心思全部放在纪念碑设计上时，林徽因也没有闲着，她在一心钻研纪念碑基座上的花圈、花环等雕饰图案的设计。不久之后，纪念碑设计小组在梁家召开工作会议，林徽因由于身体原因已不能承担更多的任务。但是林徽因依然撑着身体，不时地和他们一起讨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在这一年，林徽因依然没能闲下来，她还在忙着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们准备礼物。但此时，林徽因的双肺早已被结核病菌深度吞噬，而且一侧的肾脏也被切除。林徽因的身体大不如前，每天夜里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睡着。尽管这样，林徽因每天起来依然像是换了一副身体一般，充满了精力，全身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一丝不苟。
国家高度重视此次会议的召开，决定要给每位出席的代表送上一份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精致典雅的礼物。根据代表的不同民族和性别，筹备组们决定准备四类礼品，分别是丝织品、手工艺品、精印的画册、文学名著。筹备组将第一二类礼物的设计交给了林徽因负责。
身担重担，林徽因不敢有一丝马虎。因为从小就喜欢手工艺品，林徽因做起来得心应手。她跑遍了北京城的大大小小的手工艺品的工厂，只为找到合适而又精致的作品。但是，由于前几年的战争动乱，这些小作坊早已破败不堪，而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也面临失传的窘境。林徽因和梁思成商议，决定在清华建筑系成立一个美术小组，想借此次送礼物的机会，抢救濒临灭绝的手工艺品。
在景泰蓝的制作中，长期只有几种单调的图案，林徽因和美术小组的人大胆创新，设计出了祥云火珠、敦煌飞天等更具特色的形象。他们把这些新图案拿到作坊中去，当样品成功地烧制出来后，林徽因高兴得像个得到了礼物的孩子一般。很快，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和平礼物如愿送到代表们的手中。当他们收到礼物时，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声。“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的是太美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说道。
不久之后，梁思成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学会副主任，林徽因被推选为理事。理事会经过协商确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应有一份供全体知识分子进行交流的学术会刊，于是《建筑学报》应运而生。梁思成任学报编委会主任兼主编，林徽因则是编委之一。为了筹办《建筑学报》，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工作无疑又增加了不少。但他们却毫无怨言，把这份工作看成是快乐的、愉悦的。12月，《建筑学报》创刊号问世，而创刊号的头篇重头文章则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联手合著的长篇论文《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多年来，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都在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及历史探索，而由他们共同编制的《中国建筑史》受到了当时高教出版社的注意。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建筑专业教材奇缺，高教出版社和他们商量准备出版这部专著，但被梁思成拒绝了。
梁思成认为，由于战争期间物力财力资源稀缺，教材中的很多地方还不够完善，再加上这部著作中的图片、绘画相当繁多，对印制有较高的要求，所以这件事便被搁置了。而梁思成也考虑到当时的状况，便表示可以先油印五十册，供高校教师作为教学参考。梁思成和林徽因这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对我们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