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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复兴社与搞笑的“新生活运动”
其实，复兴社的年轻成员们，在最初成立复兴社的时候，还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对新生活的期盼的。他们兴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最初来源于复兴社矫正当时不良的社会道德和颓废的国民精神的构想。这个构想刚刚由复兴社提出，就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肯定和支持。
什么是“新生活运动”
在当时国民政府下发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对新生活运动是这样定义的：“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如何能使国民之生活合理？曰必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
在新生活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复兴社乃至后来的军统成员，一直充当着这个活动最活跃、最忠实的传播者和响应者。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复兴社成员大都属于所谓的边缘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但是没有高深的学问，可是又自恃清高，同时又不愿意深入社会底层去吃苦，总是把自己摆在高于人民的位置上。这种有点“懵懂”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在社会动荡时期盲从于某种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义”，并且被这种主义所洗脑，最终成为这种主义的忠实执行者。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民生凋敝，分崩离析，处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没落的景象，而此时，蒋介石却在与各路军阀的斗争之中登上了委员长的宝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麻痹人民，蒋介石和宋美龄带头发起了以“改造社会道德和振奋国民精神”为目的一场所谓的全国性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
1934年2月29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了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在纪念周的启动仪式上，蒋介石宣读了《新生活运动纲要》。他在纲要中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蒋介石还说：“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街上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的，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很多年轻人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讲信义，这种年轻人，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炼勇气和增强敏捷性，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耐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都能为民族而牺牲。”
1934年2月29日当日，南昌即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同时成立了以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
为了全面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宋美龄给复兴社的骨干们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最后确定，整个运动分“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阶段进行，其中的调查工作，主要由各地的复兴社推进。
为了广泛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内的骨干分子和高级军官首先要做到“规矩”和“清洁”，其次由领导人推及到整个机关团体，最后推及到整个社会。
当然，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礼义和清洁方面的改良，蒋介石以及复兴社的根本目的，其实是利用“新生活运动”实现自己理想的军事化独裁社会，以麻痹群众思想，让劳苦大众对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刚刚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的封建忠君思想和腐朽道德观念，纷纷借新生活运动还了魂。为了宣传孔孟之道，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无数的孔庙，定期组织官员和中小学生参拜孔庙，还搜罗了一批前清的遗老遗少，组建了“道德会”、“文化协会”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专门宣传忠君、顺民的思想。
为了让新生活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蒋介石命令在各地复兴社分会的基础上，迅速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分会，并任命各省主席担任分会会长，由各地的复兴社分会督促运动的执行，于是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热闹非凡。
“热闹非凡”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有句古话：“话不传六耳。”意思是如果多个人传话，传来传去，话就会变了味，“新生活”运动也是如此。虽然蒋介石设立在各地的复兴社的分社有力地推进了新生活运动，遗憾的是，新生活运动经复兴社内部一层一层传达下来，传到基层人员的耳朵里，就只剩下“清洁”和“规矩”了，于是，也就笑话百出了。
为了“清洁”，国民党的各地警察局派人在闹市区严密巡查，一旦发现随地吐痰、随处抹鼻涕、随地小便的人立刻就抓进牢房，于是一时之间牢房竟然爆满。
除了不准随地便溺之外，新生活运动还禁止赤膊，就因为这禁止赤膊，各地闹出了很多笑话。有的地方的巡警，拿着麻袋和面口袋改造成的“大背心”在街上巡查，看到赤膊的人就往身上套，而且套了还不白套，一个“大背心”卖一块大洋！那些打赤膊的人，大多是做苦力的或者拉车的穷人，哪有钱给巡警啊，于是轻则遭到巡警们一顿训斥，重则挨一顿鞭子，一时之间民怨载道。
就这样，从3月份开始折腾，折腾了几个月后，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妇女们穿上了露胳膊露腿的旗袍。这露胳膊露腿的旗袍，在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看来太“有伤风化”！于是他们就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由，向政府提议取消旗袍。于是，在这些遗老遗少的鼓动下，很多巡警又夹着肥肥大大的黑袍子满街巡查，看到穿旗袍的女人就把大黑袍子往人家身上套，当然，套完黑袍子也是要收钱的。
这里提一句，在第一章里，被施剑翘杀死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就曾经有类似的举措。当时，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男女同校的美术学校，并采用人体模特写生，这件事情本来和扛枪打仗的孙传芳没有半点关系，但让孙传芳知道了，他就不乐意了，他虽然不懂什么叫艺术，什么是“妈的”（模特的英文model的中文谐音，孙传芳不懂英文，将模特称为“妈的”），但他见不得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出现“有伤风化”的事件——虽然他自己吃喝嫖赌样样都好。
于是，为了惩罚刘海粟，孙传芳派兵把刘海粟抓到自己的驻地，还要砍刘海粟的头。最后，孙传芳身边的明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孙传芳说：“您要真把刘海粟砍了，估计就有人骂你没文化、见识短了！”孙传芳最怕人骂他“没文化”、“见识短”，最后罚了刘海粟50块大洋，就把刘海粟给放了。
关于这件事，鲁迅先生曾这样讽喻：“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本段摘自唐弢的《琐忆》）
后来，孙传芳连妇女着装也予以干涉，极力反对妇女穿旗袍，认为那种曲线毕露的衣服太勾男人的魂魄，露胳膊露腿也有伤风化。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一步步推进，人们在街上不仅不能露胳膊露腿，甚至连大褂的领扣扣不好，都会受到巡警的训斥。
当时，有这么一件事，让外国人对“新生活运动”都倍加关注。这一天，一位叫高福绥的美国传教士穿着一身西服在街上散步，巡警过来请他扣好领扣。高福绥惊讶地说：“我穿的是西装，没有领扣啊！”巡警还是不依不饶，非要他掩好领口才放他继续向前走。
“新生活运动”终于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闹剧
更有趣的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各地的军阀也都掺和了进来。
奉系军阀张宗昌，也就是前文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生前的上司，严格遵从女人穿旗袍露胳膊露腿有伤风化，男人不许当街赤膊的号召，命令自己的巡警们提着黑油漆在街上转悠，看到穿旗袍的女人就往胳膊大腿上刷黑油漆，看到打赤膊的男人也往前胸后背上刷黑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中的《炭画黑衣》就取材于此。
而山东王韩复榘更是奉令行事，不仅迅速成立了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还想把山东变成新生活运动的模范省。
韩复榘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致。”于是，他规定，公务员都要穿制服，夏天穿白衣、白帽、白袜，戴白手套。春天、秋天和冬天穿黑衣、黑帽和黑袜。结果弄得山东的公务员们，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韩复榘还要求公务员一律剃光头。有一次，韩复榘看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留着头发的年轻公务员，上去就一把打掉了那名公务员的帽子，抓着他的头发叫嚷：“叫你特别，叫你漂亮，叫你留洋头，你留个狗头。”
韩复榘还规定，男人夏天不许穿短裤，女人夏天不许穿短袖。有一次，他看到三名穿短褂和短裙的女学生，举手就打了一个女生两记耳光。后来还下令，凡在街上露胳膊的穿短袖的妇女，一律抓起来。于是警察奉令行事，抓了一批批穿短袖上衣的妇女，最后看守所屋里都站不下了，几百人就在院子里站着听训。
韩复榘在齐鲁大学的演讲中还这样说：“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十来个大小伙子穿着短裤抢一个球，这样寒酸，算什么事儿！肯定是总务长贪污了。这样，改天到我的公馆里面去领一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自个儿玩去，省得再你争我抢的……”新生活运动被演绎成如此，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后来，宋美龄和蒋介石前往山东视察，韩复榘在省政府以“新生活午餐”招待蒋介石夫妇。这“新生活午餐”到底是什么呢？素炒白菜叶、小米饭、素炒粉条和素豆腐汤。韩复榘虽是一方军阀，但毕竟是行伍出身，什么粗劣的吃食没有吃过？自然大口大口将饭菜一扫而光，而倡导“食素”、“节俭”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却食不下咽。
别看这些地方官拼了命地抨击旗袍、凉鞋、西装败坏社会风气，可他们从未放弃嫖娼与娶妾，只不过把明娼改成了暗娼，娶妾的时候也多了不少复古的规矩，例如不许三媒六娉，不许由正门进门，小妾不许穿正室才能穿的红裙等。
最后，为了更大规模地开展新生活运动，在复兴社和各地政府的号令之下，很多中小学生在暑假时被老师们带到了田间地头，向正在大汗淋漓地锄地的农民们讲解“新生活运动”，要求这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一定要扣好风纪扣再下地，遵守在田间走路一定要靠右走，在田间干活决不可以随地吐痰，每天干活回家都要刷牙等等“新生活须知”。开始，这些连“风纪扣”和“牙刷”都不知为何物的农民们还觉得这些“新生活”很新鲜，围着听学生们絮叨，后来越听越糊涂，越听越觉得这新生活运动跟自己没啥关系，就各自抡起锄头继续锄地，谁也不理会那些学生。最后，学生们和老师们只得失望而归。
除了让学生们下到田间地头演说之外，新生活运动还将学生们平时在音乐课上演唱的中外民歌，改成了跟新生活运动息息相关的歌曲，于是学校里开始传唱《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等歌曲。因为各地复兴社成员肚子里的墨水有限，艺术细胞更有限，所以这些歌曲不过是复兴社的成员们把大白话谱了曲的“怪曲”，音调古怪不说，歌词还很拗口，但老师们又不敢不教，学生们也不敢不学。于是校园里到处“鬼哭狼嚎”。
冯玉祥将军曾这样评价新生活运动：“其实，新生活运动是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很多人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现出一副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推牌九、押宝的，全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元钱，蒋介石身边的大官吃一桌饭约要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情，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很可能不知道，可这些事都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他还能不知道吗？……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军事无能到极点的表现，是经济贪污到极点的表现，是文化摧毁到极点的表现。实行新生活，难道就是这个样子？”
到了1936年年底，新生活运动因为越来越脱离社会实际而遭到了各方的批评，眼看没有预想的成功，复兴社大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声势才逐渐减弱。街上该脏照样脏，该乱还是乱，女人们的旗袍还是照样穿。
最终，新生活运动还是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在国外的形象，很多善良的西方人士，以为蒋介石正在推行社会福利，并对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因此开始呼吁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可以说是复兴社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最终成绩。
第二节 刺杀汉奸偶有未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人为了全面展开侵华战争，在平津两地发展了不少的汉奸，复兴社的特工们积极锄奸，对这些汉奸痛下杀手。然而，虽然复兴社的特工们本领高强，但遗憾的是，他们也有几次暗杀未能取得成功，这其中就包括暗杀汉奸石友三和王克敏。
复兴社刺杀汉奸王克敏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国难当头，无数的仁人志士奔赴沙场，抗击日寇，但也有个别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出任日伪官员，帮助日寇残害同胞，王克敏就是其中的“翘楚”。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王克敏就公开投敌，出任日寇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王克敏的恶劣行径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愤慨。
1938年2月，蒋介石下令对王克敏展开刺杀。
戴笠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迅速给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报内容是：“速赴北平，即刻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克敏。”
接到戴笠的电报后，陈恭澍迅速展开行动，他连夜带了天津站的几个得力干将来到北平，准备暗杀王克敏。
为了探听到王克敏的行踪，陈恭澍扮成一个生意人，在北京城内以洽谈生意为名，四处探听消息。遗憾的是，几天下来，陈恭澍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后来，经过陈恭澍四方联络，终于通过朋友结识了一位姓武的先生，这位姓武的先生在了解了陈恭澍的身份和目的后，出于民族大义，将王克敏的警卫队队长介绍给了陈恭澍。
陈恭澍原本想动员王克敏的警卫队队长刺杀王克敏，但没想到，虽然那位警卫队队长对王克敏恨得咬牙切齿，但真让他动手刺杀王克敏，他却死活不敢下手。不过，警卫队队长却提供给陈恭澍一条重要情报，那就是王克敏每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他的日本主子会面。
这一情报让陈恭澍心花怒放。他迅速派人对煤渣胡同一带进行了侦察，不但摸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还掌握了王克敏每次前往煤渣胡同时的大致警卫安排。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陈恭澍还从复兴社天津站调来了王文、王子春等几名得力的杀手。
1938年3月27日，陈恭澍召集刺杀王克敏行动的所有参与人员开会，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明天的这次行动，我们共出动八人，七支短枪，两部脚踏车。王克敏每次到煤渣胡同，都会同时开来两辆汽车，车上分别有六名持有武器的随车警卫以及数名日本武装宪兵。此外，煤渣胡同一带还有伪便衣巡逻队。我们八人中，六人担任警戒，两人行刺。王克敏的车队到来时，听我的指令再动手。王克敏坐在第二辆车后排的右座，车的前排有一名司机和一名警卫……整个行动分两个小组展开，第一小组组长王文。王文带两个人先进入胡同，隐蔽起来，等王克敏的车进入胡同后，放过第一辆车，然后从正面迎上第二辆车，朝王克敏乘坐的第二辆车射击，一定要将王克敏杀死在车里，随后骑脚踏车迅速撤离胡同。其余人员为第二小组，组长王文璧，埋伏在胡同外，等枪响后，马上用火力压制住王克敏的警卫人员，掩护第一小组撤退。”（参见杨飞著《钟山风雨》）
解放前的北平，和现在的北京气候相差不大，春季的风沙总是非常大。1938年3月28日，也就是陈恭澍部署完暗杀行动的第二天，暗杀王克敏的行动悄悄地展开了，仿佛老天爷也来配合复兴社的刺杀行动，北平的天阴沉沉的，狂风卷起沙尘暴，极好地掩护了隐藏在煤渣胡同附近和煤渣胡同内的复兴社特务们的身影。
下午1点45分，两辆汽车如期驶进了煤渣胡同，前面一辆是王克敏的警备车，后面一辆是王克敏和日本顾问乘坐的汽车。
陈恭澍一看王克敏的汽车出现了，就向特务们下达了“开枪”的信号。随后，两名特务飞快地骑着脚踏车冲向了王克敏乘坐的汽车，在接近汽车的一瞬间，两名特务同时拔出枪来向王克敏的汽车射击。两名特务一枪击毙了司机，另外两枪击中了坐在汽车后排的人。
陈恭澍一看特务们得手，立刻下达了撤退命令，除王文、王子春未能及时撤离，其余特务迅速按照原定计划撤离现场。刺杀任务就这样貌似很顺利地“完成”了。
正当陈恭澍为营救被捕的特务王文和王子春而努力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王克敏仅仅是腿部受了轻伤，被击毙的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原来，当天，王克敏为了讨好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将后排的位置让给了山本，自己坐在了前排的副驾驶上，就这样，山本成了王克敏的替死鬼。
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次行动过程中，王文、王子春两名特务被捕。尽管戴笠和陈恭澍等人多方营救，这两名特务，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杀害。
虽然这次刺杀王克敏的行动失败了，但此次行动却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王克敏的气焰。
当然王克敏最终还是死在了军统的手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坐立不安的王克敏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寻找活路。然而，他已经无路可走了。1945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命令军统局局长戴笠立即逮捕华北的所有高级汉奸。
接到李宗仁的命令之后，军统局局长戴笠立刻带军统骨干来到北平，与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商定了逮捕汉奸的行动计划。
1945年10月5日，戴笠周密安排后，在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设宴，“招待”北平华北伪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员，其中当然包括王克敏。
虽然这些高级汉奸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但戴笠宴请谁敢不去？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除了企盼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宽恕，还能逃往哪里？于是这些高级汉奸都如约来到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
这些高级汉奸到齐后，戴笠宣告宴会开始，虽然宴会中，戴笠一直劝这些汉奸多吃多喝，但又有哪个没心没肺的汉奸吃得下戴笠的菜，喝得下戴笠的酒？
好不容易，宴会结束了，汉奸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赶紧走掉，才发现外面已被国民党的将士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戴笠冷笑着对这些汉奸说：“根据国民政府惩治汉奸的有关条例，你们被捕了。”
戴笠说完，特意对王克敏说：“你身体不好，今天暂时不用押送监狱，在家老实等候政府传讯就好。”
王克敏一听戴笠不让自己跟大家一起走，更害怕了，他下意识地说：“我还是跟大家一起去吧！”
戴笠冷笑一声，说：“好啊，你主动愿意去，很好！”
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病死在国民党设在北京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里，不过，也有人说，王克敏不是病死的，而是自杀的。无论王克敏是怎样死的，他都死在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手里，他不可能逃脱历史的惩罚。
复兴社暗杀汉奸石友三未遂案
在复兴社刺杀汉奸的行动中，还有一起有名的刺杀未遂案，那就是暗杀汉奸石友三事件。
石友三，字汉章，原籍吉林长春。纵观石友三一生，几乎在民国时期的所有军阀手下都立过足，然后又无一例外地背叛了他们，所以在当时，石友三被称为“变色龙”。
石友三出身贫苦，父亲是赶大车的，母亲是种田的。因为生活困难，所以石友三从很小就开始在一家粮店做学徒。因为石友三善于察言观色，深得粮店的少东家喜欢，后来，少东家还出资供他上了学。
17岁时，石友三投奔驻河北廊坊的清朝新军，在第三镇吴佩孚的麾下当差，后来离开部队，一直在北京流浪。
1912年，北洋政府建立，21岁的石友三又加入了北洋军，在冯玉祥部任马夫。因为善于察言观色，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一路高升，从马夫一直升任军长。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进攻冯玉祥。时任第6军军长兼第6师师长的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率部阻挡晋军，然而却遇到了他曾经的老师——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善变的石友三见冯玉祥四面受敌，形势不妙，就私下与商震商量，意欲背叛冯玉祥。
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冯玉祥几乎全军覆没，但石友三的部队却几乎毫发无损。军阀混战结束后，石友三在商震的劝说下率部投降了阎锡山。
1926年9月，冯玉祥召集旧部再组部队。此时的石友三，在阎锡山手下处处碰壁，屡不得志，就又一次回到了冯玉祥的麾下。石友三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最终得到了冯玉祥的原谅。不久，冯玉祥任命石友三为第五路军司令。1928年，石友三率部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8年，石友三率部攻进河南，占领了开封。3月15日，石友三率部路过少林寺，就派部下抱来柴草，堆在少林寺前后的几间大殿里，随后命令部下在柴草上浇上汽油，放起熊熊大火。就这样，少林寺这座占地将近两千亩的千年古刹，在石友三的命令中烧成了灰烬。
1929年上半年，蒋桂战争爆发，石友三奉部向襄樊推进。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任命石友三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第24师、第26和第29师联合反蒋，总兵力5万余人。然而，当石友三得知韩复榘在武汉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重金赏赐之后，又一次起了反叛之心。石友三十分羡慕韩复榘受到的重金赏赐，暗中筹划叛冯投蒋。1929年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进许昌后，派亲信前往武汉，面见蒋介石，联络投降事宜。不久，蒋介石就派私人代表钱大钧到许昌与石友三面谈。当钱大钧拿出500万支票的犒赏费递给石友三，并当场宣布了蒋介石对石友三的任命之后，石友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当场宣布了冯玉祥的“十大罪状”。
然而，石友三对蒋介石的叛变却比对冯玉祥的叛变来得更快更猛烈。1929年秋，石友三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就公开宣布，将率部讨伐蒋介石。1929年12月2日，石友三率部炮轰南京，彻底与蒋介石决裂。
此后，石友三一直在各个军阀的麾下游走，但由于他常常叛变，所以各个军阀都不信任他。最后，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叛变之后，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
后来，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建汪伪政府，四处搜罗各路反蒋人士，于是石友三又投奔了汪精卫。但是这一次，石友三打错了算盘，他刚刚投奔汪精卫，汪精卫就被蒋介石与张学良合力夹击，这一次，石友三部全军覆没。丢兵弃甲、万般无奈的石友三，逃到了山东，在韩复榘的庇护下生活。
为了摆脱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尽快壮大自己的力量，石友三竟然勾搭上了日本人，打算当汉奸。石友三的这一苗头被韩复榘察觉后，韩复榘二话没说，直接将石友三赶出了山东。从此，如丧家之犬的石友三，彻底踏上了汉奸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四处搜罗汉奸、失意政客以及下野军阀，为自己全面侵华做内应。石友三在日本侵略者的资助下，在冀东一带纠结了一批流氓、土匪和逃兵，组建了自己所谓的“队伍”，为日本侵略者刺探情报，并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1933年，日本人在天津策划成立伪政权，石友三鞍前马后筹备协助，好不殷勤。后来，日本最大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成立了“新华北政权”，石友三积极参与，并在“新华北政权”中任要职。
石友三的这一系列行径，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不满，也让曾经被他背叛过的蒋介石惦记上了他。在蒋介石的心头，对石友三的新仇旧恨终于一起涌了上来，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务必除掉石友三。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迅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复兴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任务后，立即布置人马展开行动。经过跟踪和侦察，陈恭澍得知，石友三住在天津日租界内的秋田街上，居住的位置很隐蔽，人流量很少，非常不便于特务们动手。再加上石家门口有日本守卫，一有情况，日本军队会迅速赶来，所以特务处的刺杀行动一旦暴露，很有可能因为寡不敌众而失败。
正当陈恭澍愁眉不展之际，手下的特务联络上了石友三的一名副官，这名副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根据这名副官提供的情报，陈恭澍得知，石友三家一共有五个侍卫和一个侍卫长，在石友三家门口站岗的日本士兵是日本宪兵队派来的，为了避免他们被人收买，日本宪兵队会不定期地更换这批站岗的日本士兵。石友三喜欢抽鸦片，每天晚睡晚起，行踪诡秘。石友三出门前，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出门的时间和去向，司机随时待命，直到出了大门坐上汽车，确认没有危险后，石友三才会告诉司机此行的目的地。而且石友三自知树敌众多，所以几乎从来不主动走出日租界。
这些情报让陈恭澍感到非常泄气，不知如何对如此谨慎小心的石友三下手。然而，就在陈恭澍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之际，石友三的副官又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新线索。原来，石友三家有一位厨师，平时就看不惯石友三的汉奸行径，而石友三脾气又非常暴躁，饭菜稍不合口味就会训斥甚至打骂厨师，因此这位厨师对石友三怀恨已久，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陈恭澍亲自约见石友三的副官，和那位副官一起制订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那就是让那位副官做石友三家的厨师的思想工作，鼓动他毒死石友三，副官一口应允。
正当复兴社的特务们兴冲冲地等待那名副官和厨师“胜利归来”的消息时，却传来了副官和厨师二人一起被捕的消息。原来，这两人在给石友三下毒的时候露了马脚，被石友三家的其他下人发现并报告了石友三，石友三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当作抗日分子交给了日本人。就这样，陈恭澍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暗杀计划失败了。此后，石友三继续游走于各个势力以及日本人之间，而复兴社特务处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对他下手。虽然石友三有幸逃脱了复兴社特务的暗杀，但最终还是恶贯满盈不得善终。1940年，石友三被部下活埋在黄河边，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专业叛徒”的可耻一生。
第三节 刺杀“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军统刺杀汉奸，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刺杀王亚樵，做的就是残害英雄的坏事。
说到王亚樵，咱要先说说斧头帮，说说王亚樵其人。
斧头帮？没错，就是周星驰主演的《功夫》中那个诡秘而又恐怖的“斧头帮”。但是，“斧头帮”可不是编剧凭空编造的，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暗杀集团。而本文的主人公王亚樵就是现实中的“斧头帮”帮主。
王亚樵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一个最富有争议的人，你可以说他是杀手，也可以说他是义士，还可以说他是黑社会头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王亚樵的评价是：“杀敌无罪，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能被毛主席如此评价的，自然不是一般人，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博得了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呢？
王亚樵一生做过的事情很多，先说几件大事：20世纪30年代，王亚樵派人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的底部安装炸弹，给“出云”号造成了巨大的损伤；王亚樵还派人在日本人举办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上，炸死了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此外，炸伤日本驻华使节重光葵，杀死汪伪政府签订卖国协定的外交次长唐有壬，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会场上刺杀汪精卫，用炸弹警告“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总之，说起王亚樵，当时的人们想起的就是一幅血肉横飞的暗杀场景，也正因此，王亚樵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暗杀大王”、“远东第一杀手”。
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曾经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就连戴笠也怕王亚樵，一听说王亚樵要行动，第一个动作就和《功夫》中的警察一样：关紧门窗。连复兴社的后台老板蒋介石，一听到王亚樵这三个字也会腮帮子发酸。有“上海大鳄”之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在上海横行霸道惯了，但是一听“斧头帮”来了，也恨不得立刻绕道儿走……因为杀人无数，王亚樵以及他的“斧头帮”在上海名噪一时。但是，那些被王亚樵刺杀的人，或者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或者是出卖国土的汉奸国贼，或者是犯我华夏的强盗贼子，所以王亚樵，称得上是当时的一位正义英雄。可是，这样一个勇猛的王亚樵，竟然不属于任何组织，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权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一个勇猛的不怕死的黑帮“斧头帮”的帮主。与《功夫》中那个“苍蝇蚊子都是肉”，连贫民窟都要抢劫的“斧头帮”截然不同的是，真实的“斧头帮”，在王亚樵遭到暗杀之前，一直是一个奉行“拥孙、反蒋、抗日”和“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的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帮会。
电影《功夫》中的“斧头帮”帮主高大瘦削，走路说话流里流气，霸气蛮横，真实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身材矮小瘦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就连着装也是中规中矩的。不熟悉的人，第一眼看到王亚樵，往往会以为他是个记者或者教书先生，万万想不到他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江淮大侠”。
那么王亚樵到底是何等出身？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王亚樵，1887年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徽，他自幼聪明过人，而且喜欢读书。王家祖辈以种田为生，王亚樵的父亲忠厚善良，颇通医道，经常在农闲时节为乡亲们免费看病。王亚樵十几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名列前十，遗憾的是，当时政治腐败，官场舞弊严重，故而王亚樵虽然成绩优异但是依然没有入仕的机会。后来，王家因为不堪地主盘剥而离开老家，在附近的镇上开了一家染坊。谁想到，染坊开了没多久，就因为当地地头蛇敲诈和豪夺而破产。
经历过这些苦难，王亚樵对那些拼命压榨百姓，却无力抗击入侵列强的豪强和清廷官吏恨之入骨，于是就与几个友人组成了一个“正气学社”。这个学社的成员们经常聚在一起读书，他们都有一腔正气，还经常见义勇为，深得乡亲们的称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25岁的王亚樵与“正气学社”的几个骨干一起策划起义，响应孙中山，但起义最终失败，王亚樵只得逃亡到南京。
王亚樵到南京后不久，就结识了中国社会党的负责人江亢虎。王亚樵在了解了中国社会党之后，深为中国社会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就加入了中国社会党，不久就被任命为该党安徽支部负责人。王亚樵成为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后，天天身穿破西装，手持木棍，卧稻草，吃残饭，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四处奔走。由于王亚樵善于演讲，而且待人接物极其诚恳，很多有志青年在王亚樵的感召下加入了社会党。1913年，安徽社会党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和屠杀，王亚樵只得和一群同志流亡到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王亚樵白天去码头扛大包、做苦力，夜晚就在大街上盖着捡来的报纸睡觉。然而艰难的生活始终没有消磨他的意志。
不久，王亚樵就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著名学者景梅九，并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后来，王亚樵将在上海打工的安徽劳工组织起来，加以训练规整，成立了一支怀揣利斧、能打能杀，专门杀富济贫、见义勇为的队伍，被时人称为“斧头党”。
建立“斧头党”后，王亚樵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还加入了国民党，一度在国民政府任职。但是无论王亚樵的身份如何变化，这个文弱书生以暴制暴、以暴惩恶的宗旨和做法都没有改变过。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蒋介石就背叛了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党纲，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不久又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奠都典礼”。王亚樵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眼含热泪对众多国民党要员说：“广州出师，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随后，王亚樵带头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会场所有的爱国人士无不深受感动。
这次演说，让蒋介石意识到王亚樵是自己实现独裁统治的一块绊脚石，于是蒋介石就密令南京警察厅抓捕王亚樵。没想到，抓捕王亚樵的警察们刚刚闯入王亚樵的寓所，就被王亚樵的兄弟们缴械，抓捕行动彻底失败。随后，王亚樵把斧头党的兄弟们从上海带到了南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被分成多个派系。王亚樵哪个派系也不跟从，哪个权贵也不依靠，谁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谁忠诚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就与谁合作。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19路军拼死反抗。为了支持抗战，王亚樵号召自己的斧头党“全力以赴抗日”，因为王亚樵平时就深得民心，所以他一声号令，不但兄弟们都来了，很多爱国工人、爱国学生和年轻市民也都赶来了。王亚樵清点了人数，将手下兄弟和爱国百姓组建成20个大队，成立了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亲自任司令，立即开赴战场，配合国民党第19路军共同战斗。
虽然王亚樵手头有一些枪支弹药，但远远不够武装义勇军的。恰好这时，蒋介石命令上海市内的兵工厂把所有库存的枪支一律运往南京，王亚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在昆山附近劫了蒋介石运载枪支弹药的车辆，装备了抗日民军。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立刻命蔡廷锴、蒋光鼐解散义勇军。蔡、蒋二人皆为爱国将军，深知蒋介石解散义勇军的命令不妥，何况战事艰难，19路军也少不了义勇军的支持，于是就与王亚樵商量，将义勇军改名为救国决死军，王亚樵负责幕后指挥，以麻痹蒋介石。于是，王亚樵的淞沪抗日救国军，就改名为救国决死军。
后来，王亚樵又从决死军中挑选了一些骨干力量，组成了敢死队，协助19路军侦察、爆破。再后来，王亚樵还从敢死队中挑选了熟识水性的士兵，把水雷送到了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出云号”的底部，虽然没有炸毁“出云号”，但却严重震伤了“出云号”，大大挫败了日军的士气。
在王亚樵的帮助下，在19路军的顽强抗击下，在广大军民的配合下，日军“24小时占领京沪”的狂妄计划成了泡影。于是日军增兵6万，加强了在京沪战场的兵力，加紧了对京沪的进攻。但是，第19路军以及救国决死军拼死抵抗。最终，日本人见上海久攻不破，就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虽然没能以胜利告终，但它却展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勇气和信心，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为大批囤积在上海市内的战略物资、国家财产以及国家命脉产业的转移争取了时间，为中国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淞沪停战之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来到上海，宣称要在“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办“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王亚樵闻听此事，十分气愤，于是决定破坏所谓的“庆祝大会”，以雪国耻。但是，这个所谓的“庆祝大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因此破坏行动障碍重重。
为了破坏这个所谓的“庆祝大会”，王亚樵找来一直与自己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和他商议，最后决定用定时炸弹炸毁会场。
“庆祝大会”当天，三名朝鲜革命党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中带进了会场。随后，他们装作帮忙整理会场，将暖水瓶放在了主席台的桌肚里，等到白川、重光葵和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在主席台上坐稳后，就引爆了定时炸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白川被炸死，重光葵重伤，岗村洋勇被爆炸产生的强大气浪炸飞摔死。“庆祝大会”被彻底捣毁，上海爱国军民人心大震，纷纷奔走相告。
不久，这件事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此时的蒋介石，对于王亚樵策划炸死日本人，还是非常支持的。蒋介石通过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转交给王亚樵4万元，并希望王亚樵书面予以答谢，以公显蒋介石对王亚樵此次行动的支持和鼓励。然而王亚樵却对复兴社特务处的人说：“他（指蒋介石）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他。”后来，王亚樵见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上海度日艰难，于是就将蒋介石给自己的奖金悉数给了安昌浩。
为了宣传自己抗日救亡的主张，王亚樵在上海办了《上海闷葫芦报》，这份报纸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抗战到底，同时据实报道抗日的战绩和动态，大大鼓舞了上海爱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这就是王亚樵，在当时，他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了无数的普通市民。有一位叫王阿毛的上海卡车司机，跟随王亚樵多年，深为王亚樵的抗日精神所感动。有一天，王阿毛驾车外出，在北四川路附近被日军截住，日军强迫王阿毛为他们运送士兵和炸药，王阿毛假装服从，在取得日寇信任后，故意绕道到黄浦江边，然后加足马力，飞车跃入江心，与日寇同归于尽。那一年，王阿毛不到30岁。
蒋介石之所以要派戴笠暗杀王亚樵，是因为王亚樵曾多次暗杀他。王亚樵愤恨蒋介石不思抗日，多次密谋暗杀蒋介石。因此，蒋介石悬赏百万缉拿王亚樵。王亚樵精明机警，多次逃脱了军统等特务组织的跟踪和暗杀。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王亚樵的住宅被国民党警察和租界巡捕团团围住，但是等到警察们冲进王亚樵的卧室时，王亚樵的被窝还是热的，人却早已不在。后来此事见诸报端，时人皆认为王亚樵轻功了得，可以飞檐走壁。其实，王亚樵刚刚听到警察和巡捕的响动，就奔向顶楼，然后箭步蹿到隔壁楼房的顶上，方得脱险。
还有一次，王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妻子王亚瑛出门买菜时，发现弄堂口已被特务封锁，于是快步回家对王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王亚樵眼珠一转，穿上王亚瑛的衣服，又扎上头巾，围上围脖，拎起篮子，扮作太太模样款款下楼，出门买菜，于是顺利脱险。
1933年5月12日，戴笠命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们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逼迫王亚樵就范。王述樵被捕后，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以全国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不仅如此，沈钧儒还亲自为王述樵出庭辩护，并常去看守所看望王述樵，还送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给王述樵，沈钧儒在照片背后亲笔题词：“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最后，迫于各界压力，戴笠只得释放了王述樵，同时提出要与王亚樵和解。
王亚樵听说戴笠要求和解后，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条件：第一，王亚樵兄弟众多，要和解就要给他100万元解散费，以安顿兄弟；第二，全国各地被捕的王亚樵的兄弟，一律释放。
戴笠听了这两个条件后，立刻同意，但要求王亚樵先随便刺杀一个反蒋人物，以表示诚意。王亚樵听说后，立刻放弃和解，他说：“戴笠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事！”
1933年秋，蒋介石高额悬赏王亚樵的人头。迫于严峻的形势，王亚樵决定前往香港暂避。最初，王亚樵决定乘坐日本商船去香港，但被日本人察觉，行动失败。后来，王亚樵化装成脚夫，扛着一包货物混入一艘前往香港的轮船。轮船开动之前，特务们上船检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检查了一遍，唯独没有检查货物舱。
临行前，王亚樵还留了一封信给戴笠，信中写道：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19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宿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书
王亚樵到达香港后，立刻联系了很多居住在香港的反蒋爱国人士，不久，就在福州参与筹建了福建人民政府，组织福建起义。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先生被复兴社特务杀害。王亚樵悲痛万分，亲自写下挽词，隔海悼念杨杏佛先生：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
福建起义失败后，王亚樵一直在香港活动。1935年，李济深、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派人在1935年11月1日举办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但最终，刺杀蒋介石未能成功，只有汪精卫挨了三枪。
事后，蒋介石得知此次刺杀行动的筹划者又是王亚樵，大为光火，他下令复兴社特务限期捉拿王亚樵：“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
后来，经过复兴社特务们的侦察和渗透，戴笠终于得知，王亚樵隐藏在广西梧州。此时的王亚樵，正派人与延安方面接洽，准备前往延安。
一听王亚樵要前往延安，戴笠急了，他派遣复兴社的特务伪装成商人，在梧州一带寻找王亚樵的踪影。最终，在1936年10月20日晚上，王亚樵被特务盯梢，最后被特务开枪射中。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毙命，终年49岁。后来，王亚樵的老友和兄弟们将他葬在了广西梧州。
王亚樵被复兴社特务处刺杀后，各界人士愤慨不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华克之这样评价王亚樵的一生∶“……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1938年8月，蒋介石在复兴社特务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英文缩写为BIS），本书正式的主角——军统，从此出炉。
军统，虽然名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看似清水衙门，实质上却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情报机关，其特工人数最多时将近5万名。这些特工分布在国民党军队、警察局、行政机关、交通机构乃至国外的重要使领馆中。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大半就有军统特务。
军统成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军统在各地设立的各种名目的警察培训班、电讯训练班等等，军统以培训班招收、选拔学员的形式，招募特工；二是各重要机关、部队，军统在这些单位里物色适合的人选，一旦看中了谁，就策动谁加入军统，因为军统是蒋介石的锦衣卫，所以也很少有人敢拒绝军统的吸纳。
军统，自1938年建立伊始到1950年解散，一直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
军统局不但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处，而且还在很多地方设立了集中营、特别监狱和看守所，用来关押和屠杀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
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及其外围组织也从事过一些抗日活动，不少军统人员喋血抗日沙场。抗战胜利后，军统就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将屠刀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军统前期的负责人一直是有着“中国的希姆莱”之称的戴笠。戴笠死后不久，军统改组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军统随国民党撤至台湾，还将一部分军统特务留在大陆从事破坏工作，这些特务所制造的罪恶，本书在后文自有交代。
虽然军统特务个个身手不凡，但是国民党认为凭借几个特工就可以阻拦历史的前进，那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在政府和人民的镇压下，潜伏在大陆的军统特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基本肃清。
军统出炉后，它的前身——复兴社依然存在。但是，这个时候的力行社、复兴社，虽然名号都还存在，但因其骨干力量已被军统调走，所以力行社、复兴社便都成了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本书前面说过复兴社有“十三太保”，当复兴社乃至力行社已经成为空架子时，除了戴笠之外的十三太保在哪里？力行社创始人滕杰又在哪里呢？
滕杰
先说滕杰。1934年，复兴社建立两年之后，滕杰由于过于理想化，行动力不够强，也不够果断而被蒋介石彻底架空了，成了一个令蒋介石看着别扭、扔了可惜的“鸡肋”。
此时，事业的不顺，加上妻子陈启坤的早逝，使得滕杰陷入了人生最低落的阶段。恰好此时，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要派人到欧洲学习、考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方法，就把他视作“鸡肋”的滕杰也写进了到欧洲学习的人员名单。就这样，滕杰和郑介民等人到欧洲学习去了。
1935年，滕杰回国后，就跟郑介民、杜心如合作出版了《德意考察记》一书。后来，滕杰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内部担任这委员那委员等一系列名头响亮但却都没有实权的职务，好在滕杰还算识时务，一直回避政治斗争，专心写作，著有《我国宪法与政党政治》、《总裁建党思想之体认》、《组织战》等书。大陆解放之后，滕杰去了台湾，2004年7月病逝于台湾，终年100岁。
贺衷寒
相比滕杰而言，力行社乃至复兴社的骨干贺衷寒就幸运多了。1932年到1936年间，贺衷寒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以及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务。总之，贺衷寒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一直从事国民党军队乃至所有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且控制了全国的传媒和新闻工作。虽然贺衷寒很少直接参与军统的重大行动，但他却一直很卖力地为军统乃至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做着基础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新中国建立后，贺衷寒去了台湾，任台湾地区政府交通部部长，1972年去世。
郑介民
郑介民1933年被任命为复兴社华北区区长，同年秋天，戴笠召郑介民回南京，由王天木接替他华北区区长的职位。郑介民回到南京不久，就被蒋介石派往欧洲考察，同时承担了在欧洲大力发展复兴社成员的任务。
1935年郑介民回国后，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大力推介法西斯主义，努力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一时成为蒋介石眼中的红人。
1936年8月，郑介民被任命为复兴社书记长，彻底架空了滕杰，复兴社也彻底成为蒋介石的“锦衣卫”。“卢沟桥事变”之后，郑介民一直主持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后任军统局主任秘书，但是郑介民一直没有到任，所有事务均由副主任毛人凤代理。后郑介民先后担任军统局局长、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等要职。
新中国建立前，郑介民曾多次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但是最终失败。1949年10月，郑介民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了台湾。1959年年底，郑介民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周复
周复后来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虽然一直从事政工工作，但是与军统的联络并不紧密。1943年2月，周复率领部队在安丘一带与日军激战，以身殉国。
潘佑强
潘佑强后来在蒋介石侍从室、蒋介石嫡系部队军官训练处等处任职。抗战胜利后，潘佑强大部分时间在阎锡山身边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潘佑强去了台湾，1977年在台湾病逝。
桂永清
桂永清1938年5月在兰封会战中因为作战不力而被撤职，之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德大使馆武官、驻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盟军攻克柏林后，桂永清一直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二战结束后桂永清回国，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桂永清任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一职，1947年3月升为海军总司令。新中国建立后，桂永清去了台湾，继续任海军总司令。1951年春授二级上将衔。1952年4月任“总统府”参军长，兼任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1954年6月授一级上将衔，任台湾参谋本部总参谋长。1954年，桂永清病逝于台北。
酆悌
酆悌，可以说是十三太保当中最短命也最让人唏嘘的一个了。1936年3月，年仅33岁的酆悌即被授予陆军少将衔。1937年6月，酆悌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组长。抗战爆发后，酆悌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厅厅长。1938年1月，酆悌担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同年9月升任长沙警备司令。
酆悌虽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却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对复兴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行为也深感厌恶。酆悌虽然效忠蒋介石，但是良心未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时任中共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曾经被酆悌捕获，后被他暗中放走。酆悌的这些行为，自然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这也为他的早逝埋下了伏笔。
1938年年底，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在长沙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以至于无数市民遇难。惨剧发生后，蒋介石为平民愤，下令枪毙他早就看着不顺眼的时任长沙警备司令的酆悌。就这样，年仅35岁的酆悌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邱开基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邱开基就被任命为第60军128师师长。抗战期间一直在川滇一带领兵抗战。抗战胜利后，邱开基一直在昆明主持内战。1949年秋，邱开基离开昆明经香港到台湾，后来定居香港。1993年1月，91岁的邱开基病故于香港，享年91岁。
侯志明
抗战期间，侯志明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军政工作。抗战胜利后，侯志明任国防部新闻训练班中将副主任、东北“剿总”政工督导组中将组长。建国后，侯志明去了台湾，任台湾国防部中将部员。1976年，侯志明移居美国。1980年12月27日，在波士顿西蒙医院病逝。
胡宗南
虽然胡宗南是“十三太保”之一，而且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但是他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战场上。抗战期间，胡宗南避居西北，拥兵自重，被人称为“西北王”。内战期间，胡宗南成了蒋介石的急先锋。遗憾的是，胡宗南志大才疏，且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好恶，最后部队被逐个歼灭。新中国建立后，胡宗南到了台湾，曾被数次弹劾，1962年在台湾病逝。
关于刘健群、赵范生等的生平资料较少；至于十三太保当中后来回到人民队伍当中的康泽，本书在后文有详细交代。
本书前面还提到了一个人，此人并非“十三太保”，但他却是力行社重要人物——邓文仪。邓文仪1935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1938年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1941年调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此后邓文仪一直在国民党内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始终跟军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十三太保”，还是力行社的诸位创始人，大多结局不佳，或被授予闲职，或被数次弹劾，更有甚者，惨遭杀害。
第五节 军统的组织结构
以上表格当中的机构仅仅是军统的常设机构，在所有机构之外，还有一个负责督察考核特务工作的督察室。督察室对特务的考核和审查极其严格，除了公开的考核监督之外，还设有秘密督察，并且骨干特务还轮流担任“周督察”（即负责一周的督察工作），一旦哪个特务的言行稍有不妥，就会被督察查处，轻则打骂，重则关禁闭。
督察室下面还设立了一个防奸股，专门负责监视军统内的可疑人员以及从其他组织叛变过来的叛徒，同时防范其他组织的间谍打入军统。一旦发现行为异常的军统特务，就会先关押，再严密审讯和调查。军统的训练班中曾有一个女生，仅仅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说了几句同情共产党的话，就被关了一年多的禁闭。
因为军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很多非常设机构都是随时设立、随时取消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连军统的人事处处长都说不清军统到底有多少个部门。
1938年4月，叛徒张国焘加入军统后，组建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机构，专门研究如何渗透、分裂、拉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为了配合这一系列机构，戴笠还下令建立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毒镖、毒匕首、毒弹、定时炸弹、特种地雷等暗杀用具。
除了常设和非常设机构外，军统局内还有特务总队、集中营、特别侦察组、外事侦察组等机构，这些机构只听从戴笠个人指挥。
除了上述在军统总部之内的单位，军统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分站与办事处，还在一些地区设置了特区，例如渝特区、川康区、沿海区等。
除了国内的分站，军统还在海外设置了多个分站，向各国的使领馆派遣特工。例如：军统在印度设置了德里站和孟买站；在缅甸设置了仰光站、腊戍站；在泰国设置了曼谷站；在越南设置了海防站和西贡站；在英国设置了伦敦站；在法国设置了巴黎站，此外还设置了新加坡站、菲律宾站、美国站等等众多的海外机构。
就这样，军统特工遍布了整个中国以及有大量中国人的海外地区。
第六节 军统特务多次刺杀汪精卫
军统作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与卖国傀儡政权汪伪政府的较量从未间断过，戴笠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多次派人刺杀汪精卫，从派特务赴越刺杀到在国内屡次刺杀，军统始终不肯放过大汉奸汪精卫。
军统特务赴越刺杀汪精卫
1939年元旦，新年的气氛刚刚开始笼罩重庆，戴笠就被蒋介石叫进了办公室。蒋介石冷若冰霜地指着茶几上的香港《南华日报》，示意戴笠仔细看看。
戴笠拿起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的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题的叛国电报。这则电报，不仅表明汪精卫赞同应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对华政策声明，还明确表明汪精卫投日卖国。
戴笠看完报纸后，深感事态严重。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市。曾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赴日留学。留学期间，参与创建同盟会，25岁开始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任历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务。在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叛国电报之前，他还任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极端愤怒，随后，他吩咐召开临时中常会。在临时中常会上，蒋介石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和党内一切职务，并吩咐戴笠，动员全国报纸揭露汪精卫的汉奸行为，并勒令戴笠严厉调查汪精卫叛国的全过程。
随后，戴笠动员所有的军统特务，对汪精卫的叛国过程展开了严密的调查。
没多久，根据特务们反馈的情报，戴笠向蒋介石汇报了汪精卫叛国的始终。
原来，早在1938年10月，汪精卫就在家中设宴宴请汉奸梅思平，酒足饭饱后，梅思平走出客厅，告辞之时，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就这样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随后，也就是1938年11月，梅思平就与汉奸高宗武一道来到上海，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是：汪精卫一伙表示同意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1938年12月，梅思平回到重庆，在汪精卫的公馆里住了多日，与汪精卫“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引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最终，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逃出重庆去了越南河内。
戴笠的汇报，让蒋介石后背发冷，原来汪精卫叛变投敌已早有预谋，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察觉，而现在，汪精卫都已经逃到河内，自己才从汪精卫公开发表的叛国电报中知晓了他的投敌。蒋介石咬牙切齿，恼怒不已，他命令戴笠一定要组织得力人马，迅速奔赴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戴笠领命后，迅速回到军统局，展开了刺杀汪精卫的筹备工作。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戴笠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军统在河内的确派有特务，但仅仅是少量的情报人员，并无太多的武装力量，更无可担负此重任的经验丰富、枪法精准的精干特务。而且河内远在越南，去一两个人，万一刺杀不成功反被发现，甚至被击毙，既无人接应，也无人报信。所以，此次行动，绝不是一个特务可以独立完成的任务，需要抽调军统的骨干，组建特别行动组，严密筹备，谨慎行动。
最后，戴笠选定了曾经参与刺杀大汉奸张敬尧的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为主要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该行动组，除了组长陈恭澍，还有组员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共18人。该行动组的18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十八罗汉”，其中王鲁翘不仅枪法好，还是戴笠的贴身护卫，余乐醒会法语，还精通爆炸、投毒、电讯等技术，其他人也各有所长，都堪称军统精英。可见戴笠为此次赴越刺杀汪精卫，真下了血本。
而且，在特别行动组建成后，戴笠还亲自乘机去了香港，在香港建立了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中心，命令国民党西南运输处配合此次行动，迅速运送武器到河内的军统站。人员和武器都就位后，此次行动就在陈恭澍的领导下开始了。
经过特别行动组的侦察，陈恭澍等人得知汪精卫一行，住在河内南朗街27号。经过再三勘察，特别行动组发现，南朗街27号院内只有汪精卫全家住的那栋小楼。出了27号院的后门，道路复杂、巷道众多，不仅便于隐蔽，而且便于逃脱，所以特别行动组决定埋伏在27号院附近，伺机行动。
在正式入户刺杀汪精卫之前，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暗杀行动，都未成功。
第一次，陈恭澍根据情报得知，汪精卫每天早餐都吃面包，根据军统特务的调查，陈恭澍又找到了河内那家每天早上都按时给汪精卫家送面包的面包店。于是这天，陈恭澍就拦截了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都换成了事先制作好的有毒的面包，由特务化装成面包店送面包的人，把面包送进了27号院。然而没想到，汪精卫极度警惕，他见送面包的人换了，就生了疑心，结果那天汪精卫不但没有吃面包，而且把这天面包店送来的面包，全部悉数退回了。
第二次，陈恭澍又得到情报，说27号院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汪精卫派人找水电修理工去修。陈恭澍便指派行动组的一个特务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走进了27号院。修理工在修好水龙头后，顺利地把打开了盖的毒气罐放在了汪精卫的浴室的浴缸下，还把浴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以为，毒气弥漫全室后，汪精卫一进浴室，就会中毒丧命。可没想到，汪精卫整整三天没进浴室，第四天，汪精卫再走进浴室时，毒气已经消散殆尽，陈恭澍的暗杀行动又一次失败了。
第三次，是在1939年3月，陈恭澍接到情报，说汪精卫要举家出动，全家乘坐两辆轿车，经红河大桥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认为这是刺杀汪精卫的绝好机会，就迅速报告了戴笠。戴笠得知后，又迅速呈报了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后，戴笠命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组，分乘两辆汽车，在汪精卫到三岛山麓的必经之路上伏击汪精卫一家人。然而没想到，3月20日当天，戴笠一家人出行，防备森严，汪精卫乘坐第一辆车，随后是一辆满载越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还装有机枪，行动组的特务们难以下手。
而汪精卫的这两辆车，并未开到目的地，中途便返回了，而且警备车紧紧跟随，陈恭澍的两辆追击车根本无法插到汪精卫的座驾与警备车之间。尽管军统特务们想尽办法，紧紧尾随，但在河内商业区的十字路口处，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还是趁机摆脱了跟踪，然后绕道返回了南朗街27号。
几次刺杀汪精卫未果，陈恭澍十分担心已经打草惊蛇，最后，行动组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发起突击性强攻，闯入27号院，武力刺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0日夜，军统刺杀汪精卫的武力行动正式开始。由此次行动的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开车，一行七人，行至南朗街27号附近，随后，陈恭澍在车里坐镇指挥，安排余鉴声、郑邦国、张逢义和陈布云负责外围策应，安排王鲁翘和唐英杰负责入户行刺。
随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翻墙入院，直奔楼上。在暗杀行动前，行动组的成员认定汪精卫住在楼上北屋，冲到北屋门前，却发现北屋门反锁，根本就撞不开。最后，王鲁翘和唐英杰用斧子把北屋的门劈开了一个洞，借着屋内的灯光，王鲁翘朝屋内的男子和女子连开数枪，打中了男子的腰背和女子。由于当时时间紧急，门怎么也打不开，王鲁翘和唐英杰来不及查明被射杀的究竟是不是汪精卫本人，就匆忙撤离了27号。
守在27号院外的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听到院内的枪声、呼号声后，极为紧张，见王鲁翘等人出来，迅速开车飞驰而去。
然而到了凌晨5点，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被射杀的男子竟然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陈恭澍得到这个消息，顿足捶胸。
其实，汪精卫在那晚之前，的确一直和太太一起住在楼上北屋，然而当晚，原来住在郊外旅馆的曾仲鸣夫妇搬进了27号院，汪精卫为了表示敬意，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也就是楼上的北屋让给了曾仲鸣夫妇，这才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军统行动的失败。
这起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更加谨小慎微，虽然戴笠又指挥陈恭澍多次筹划刺杀汪精卫，却均以失败告终。
军统特务戴星炳刺杀汪精卫未遂案
在军统特工赴越刺杀汪精卫失败后不久，汪精卫就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离开了河内，乘飞机回国，并最终和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这件事令蒋介石火冒三丈，在重庆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并勒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汪精卫。
戴笠经过多次会议，在多次讨论后，最终决定派出军统特务戴星炳打入汪伪政府内部，伺机刺杀汪精卫。
戴星炳，军统特务，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之所以选定戴星炳为刺杀汪精卫的最佳人选，是因为戴星炳与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关系密切。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指使身边的人，动员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朋友和同学来伪国民政府就职，戴星炳，就是他们想要动员的人员之一。所以，戴星炳比较容易借机混入伪国民政府。
1940年1月，戴星炳和吴赓恕来到了南京。吴赓恕是戴笠派出的，协助戴星炳进行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务，他既是戴星炳的好友，又是同乡，同时还任军统局少将主任。
二人在南京住下后，戴星炳很快就联系上了动员他到伪国民政府就职的汪精卫的私人护卫陈石生，并通过陈石生约好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日期。
三日后，经由陈石生引领，戴星炳走进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办公室。汪精卫对于戴星炳的“弃暗投明”大加赞赏，并当即任命戴星炳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戴星炳声明，愿留在汪主席身边，随时听汪主席调遣，然而汪精卫还是让戴星炳到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去任职。
离开汪精卫的官邸后，戴星炳回到旅馆，将自己的进展告知了吴赓恕，二人商定，戴星炳明天就到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报到，然后再筹划如何摸清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如何筹划刺杀汪精卫。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戴星炳用尽了各种办法，力图从陈石生嘴里套出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和作息安排，然而，他的殷勤和询问，却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陈石生密报了汪精卫，汪精卫遂安排汪伪76号的特工暗中监视戴星炳。然而，戴星炳对此却浑然不知。一个多月后，戴星炳的妻子也来到了南京，陈石生举行欢迎宴会宴请戴星炳夫妻二人，戴星炳的妻子因为并不知晓戴星炳此次到南京来的具体目的，所以在与陈石生的妻子的闲谈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露出了马脚，为戴星炳招来了杀身之祸。
1940年3月，军统特务戴星炳因为身份暴露，被汪伪76号的特务杀害，戴星炳刺杀汪精卫未遂案就此结束。
军统特务陈承纶叛变，刺杀汪精卫又一次失败
军统特工戴星炳被汪伪76号特务杀害后，戴笠又一次陷入了刺杀汪精卫未果的苦恼之中。为了完成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汪精卫的指令，戴笠电报军统特务吴赓恕，要求他担当起刺杀汪精卫的重任。在冥思苦想了几天后，吴赓恕制订出再次刺杀汪精卫的计划。
为了此次刺杀，军统特务吴赓恕找到了陈承纶。陈承纶是吴赓恕早年的同学，时任汪伪政府的一个小官员。吴赓恕之所以找到陈承纶，是因为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担任过陈承纶的老师，所以陈承纶有理由去见汪精卫，而在吴赓恕看起来，这也就意味着，陈承纶有刺杀汪精卫的机会。
吴赓恕在陈承纶家停留了很久，最后终于说服了陈承纶，到南京去找汪精卫，并且刺杀汪精卫。
吴赓恕和陈承纶来到南京后，吴赓恕亲自把陈承纶送到了伪国民政府的大门前，他再三叮嘱陈承纶，第一次见汪精卫，一定要多叙旧情，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后，到约定的地点找他，二人再商议刺杀汪精卫的具体步骤。
然而，陈承纶见到汪精卫后，却并没有像吴赓恕想象的那样从容不迫，相反，在汪精卫的质疑下，竟然忍不住跪倒在汪精卫面前，大叫：“求老师救学生。”
吴赓恕万万想不到，陈承纶还没有刺杀汪精卫，就把和吴赓恕约定的接头地点，乃至吴赓恕告诉他的军统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全盘倒给了汪精卫。
后来，汪精卫通知了汪伪76号的特务们，在陈承纶的配合下，汪伪76号的特务们于三天后，将军统特务吴赓恕抓捕。
1940年3月2日，军统特工吴赓恕被捕后不久，就被汪伪76号枪杀，这标志着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又一次失败。
吴道绅刺杀汪精卫未遂
军统特工吴赓恕被捕后，戴笠心痛不已，为了刺杀汪精卫，不仅折损了军统特务戴星炳，还痛失军统少将主任吴赓恕，真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了。然而，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刺杀工作，戴笠派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出任军统上海区区长一职，并在上海开设了军统特务的秘密联络点。
1940年春，在法租界附近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一家名为“上海北极冰箱”的公司开业了，鞭炮齐鸣，张灯结彩。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心做生意赚钱的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要么就是有国民党政府做后台。围观的人纷纷猜测，谁也没想到，这就是军统在上海新开设的秘密联络点。
军统特务陈三才，名义上是北极冰箱公司的经理，实际上是这个新开的军统上海联络点的负责人。根据戴笠的指示，军统特务将以陈三才的“上海北极冰箱”公司为据点，展开又一次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就在北极冰箱公司成立当晚，军统特务陈三才、吴道绅等人，来到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秘密办公室内，三人一起商讨刺杀汪精卫的具体方案。为了此次行动，戴笠还为上海站“上海北极冰箱”联络点配备了一支穿甲枪。
在讨论中，吴道绅建议，从曾经叛变军统、投靠汪伪政府的原军统特务中，寻找可以策反的特务，利用他们便于接近汪精卫的机会，刺杀汪精卫。吴道绅的建议得到了陈三才和陈恭澍的认可，最后陈恭澍决定，一方面秘密联系那些曾经的军统特务，如今的军统叛徒，从中挑出合适人选刺杀汪精卫，这方面由陈三才负责；另一方面继续监视汪精卫的车队，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用穿甲枪射杀汪精卫，这一方面由吴道绅负责。
工作分派下去没多久，陈恭澍就得到了消息。首先，是陈三才来报，汪伪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工诸亚鹏有意返回军统。其次，吴道绅来报，他化装成三轮车夫，在汪精卫的府邸前守候了三天三夜，却连汪精卫的车队都没看见，更别说见到汪精卫本人了。陈恭澍得到二人的消息后，吩咐二人继续开展工作，于是陈三才继续联络诸亚鹏，策划刺杀汪精卫的事宜；吴道绅继续在汪精卫的府邸前守候。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汪精卫府邸前守候了几天的吴道绅，已经引起了汪伪76号特务们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名三轮车夫，始终在汪精卫的府邸门前守候，既不像别的三轮车夫那样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拉活，也不像一般的三轮车夫一样按点找地方吃饭，按时“下班”回家，眼光总是盯着官邸大门口，一天也不拉一个活儿。于是他们开始了对吴道绅的试探。
这天，两名汪伪76号的便衣特务走上前，要求吴道绅拉他们到法租界，吴道绅说不去。然后这两名便衣特务便开始盘问吴道绅。吴道绅正为数日没有见到汪精卫的车队出行而恼火，被这两个人盘问来盘问去，忍不住恼火，冲着这两个人叫嚷，“你们管我干啥呢？”这更加重了这两名原本就心存疑虑的汪伪特务的怀疑，最后，他们把吴道绅打倒在地，抓回了汪伪76号。
吴道绅被抓后，汪伪76号副主任李士群亲自提审了他，在李士群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下，吴道绅乱了手脚，不仅把自己乔装三轮车夫伺机谋杀汪精卫的计划说了出来，就连上海北极冰箱公司的真实作用和陈三才正在策反诸亚鹏，以及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住处，都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汪伪76号副主任李士群连夜派出特务，包围了上海北极冰箱公司，抓捕了军统特工陈三才，同时迅速控制了汪伪第二处专员诸亚鹏。而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因为外出，正好不在家，才躲过了一劫。戴笠精心筹划的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又一次宣告失败。
墨西哥侨民刺杀汪精卫未遂
屡次刺杀汪精卫失败，军统局局长戴笠恼怒不已，痛定思痛，他决意改变策略，不再安排军统特务去刺杀汪精卫，而是另辟蹊径，寻找武术高手，以近身的拳脚功夫，去刺杀汪精卫。对于戴笠的这个计划，军统内部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然而在戴笠的一再坚持下，军统特务们还是找到了一位名叫黄逸光的大力士。
说起黄逸光，也算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墨西哥华侨，早年同好友徒步环游世界，在巴黎结识了当时正在国外“避风”的汪精卫，两个人一见如故，相处甚欢。三年后，正在非洲旅行的黄逸光，听说南京落入日本人之手，就马上回国，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大潮中。回国后，黄逸光在汉口又一次遇到汪精卫，汪精卫与他合影留念，并推荐他去昆明航校受训。黄逸光随后进入航校，成为航校的地勤人员。
黄逸光身材粗壮结实，力大无穷，曾有传言，说他曾在马来西亚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头老虎。汪精卫叛变国民政府，成立伪政府后，曾派人送信给黄逸光，请他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身边物色合适人选，一起投奔汪精卫。黄逸光接到汪精卫的来信后，对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深感厌恶，迅速上报上级，后投靠了军统。
在黄逸光接受了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后，根据军统局的安排，黄逸光来到南京，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当黄逸光带着他与汪精卫的合影，找到汪精卫的府邸门前后，汪精卫吩咐手下人先将黄逸光安置在中央饭店，稍候再通知黄逸光何时见面。
就在这个时候，汪伪76号副主任李士群，向汪精卫提供了一个紧急情报，根据内线密报，军统派了两名特务，乔装成平民来南京求见汪精卫，其目的就是行刺他。李士群还特意提到，根据密报提供的消息，这两名军统特务中，有一名曾经参加过徒步环球旅行团。汪精卫听完李士群的密报，心头一惊，刚刚找上门来的黄逸光，当年不就参加过环球徒步旅行吗？
于是汪精卫命令李士群安排汪伪76号的特务们，立刻展开秘密调查。结果，在汪精卫为黄逸光安排的中央饭店的304号房间里，汪伪76号的特务们发现了一把枪，然后在304的入住登记簿上，还发现了另一名入住者的姓名，这些都与李士群得到的密报情况一致。
于是，李士群立刻命令手下特务马啸天活捉“二黄”，考虑到黄逸光力大无穷、难以擒获，李士群找到上海的武术高手王霖，请他来活捉“二黄”。王霖曾在上海大世界的武术擂台上连败九大高手，名震上海滩。
当夜，汪伪特务马啸天带着王霖，还有六名特务，直奔中央饭店。破门而入后，汪伪特务们逮捕了毫无防备的“二黄”。尽管黄逸光力大无穷、武功高强，然而却难敌王霖和众多的特务。被捕后，黄逸光面对汪伪76号特务们的严刑拷打，誓不低头，就在12月17日，黄逸光被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前，他还大声朗诵了自己写的歌颂祖国的诗歌：“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作为一名墨西哥侨民，黄逸光热爱着中国，他不仅回国参加抗日，还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他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无数抗日华侨的典型缩影。
黄逸光牺牲后，军统又多次筹划刺杀汪精卫，但都没有成功。四年后，也就是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一年后，日本战败，在广大抗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21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负责，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并将其棺木和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了，也算以此方式祭奠了多名因刺杀汪精卫而身亡的军统特务。
第七节 “富二代”组建的军统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
在“七七事变”后，复兴社除了组织一次次暗杀叛国汉奸的暗杀行动外，还在平津一带组织了一个神秘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
抗日杀奸团是军统的外围组织，是1938—1940年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学生组织，他们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方式，清除当时平津两地的汉奸。这个组织是军统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的外围组织之一。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十分独特，除主要领导为军统人员外，其余大多数都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官三代”。抗日杀奸团里不仅有同仁堂药店的大小姐乐倩文，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还有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以及国民党陆军中将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等。
严格地说，这个杀奸团成立于军统正式成立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杀奸团的工作是由复兴社特务处领导的，但由于杀奸团在其存在时间内，大部分的工作还是由于1938年8月正式成立的军统来领导的，所以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在涉及任何年代的抗日杀奸团时，一律将其上层领导称为军统。
这些杀奸团的成员们大多是当时北京、天津的名门之后，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是一群一心为国的热血青年，他们非但没有仗着家里的势力惹是生非，反而为当时军统的抗日除奸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抗日杀奸团组建后，其主要工作由时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领导。
曾澈，1913年生于浙江瑞安，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法学院读书，后加入军统，并迅速成为戴笠跟前的红人，还被蒋介石当作了心腹。曾澈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的侦察科书记，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临川培训班书记，军统正式成立后，曾澈先后任军统天津站书记、站长和区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曾澈一手指挥抗日除奸团，暗杀了不少汉奸。1940年，曾澈被日本人抓捕，在经历种种酷刑后被害身亡。
说起来很有趣，抗日杀奸团的大多数成员，在抗日杀奸团解散后，并没有加入军统本部，也没有加入国民党，而是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因为抗日杀奸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更能看透历史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解放后，当年抗日杀奸团的很多成员都成了学界的翘楚，或者成为著名的工程师、科学家，但也有很多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抗日战争中就被日军秘密杀害了，这群身在军统的热血青年，是国难当头之际锄奸的好书生！
抗日杀奸团的基本情况
根据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回忆，当时天津各个学校的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女）、陈阎如（女）、冯健美（女）、夏致德（女）、张同贞（女）、黎大展、沈行安、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化名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女）、翁某（女）、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女）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刘洁）、李桂芬（女）、刘蕴华（女）、刘钦兰（女）、李吉芳（女）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女）、王菊青（女）、王硕芬（女）、于学慧（女）、吴莲顺（女）、魏某（女）、龚某（女）等。
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哪个学校的有：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女）、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女）、方茂萱（女）、徐德贞（女）等。
（以上名单来源于天津图书馆公共资源《天津抗战纪事》）
抗日杀奸团具体在何时、何地建立，众说纷纭，现存的史料里，只有原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祝宗梁先生根据回忆所叙述的1938年1月，他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情形：“1938年1月，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张伯苓先生的外甥，达仁女学校长马千里先生的公子，后来南开的学子，解放后在天津化工厂任高级工程师）、袁克昌（抗战胜利后加入共产党，后任江苏环保厅厅长）等七八个人。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虽然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都有化名，但是杀奸团的领导人曾澈却没有化名，所有人都喊曾澈“二哥”。
最初，抗日杀奸团分为女子大队和男子大队。女子大队由方茂萱任队长，下设各小队，队长分别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等；男子大队由李如鹏任队长，下设各小队，队长分别是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等。
所有杀奸团成员在加入组织后，首先要在小队长的领导下，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例如如何使用炸弹、如何使用枪弹等，同时还要学会使用抗日杀奸团内部特有的密语，例如警察叫作“棍子”，枪支叫作“书包”，子弹叫作“书”，炸弹叫作“饭盒”等等，为了便于将来参加行动，团员们还要学会熟记汽车牌号、跟踪、隐蔽等基本的技能。
因为抗日杀奸团刺杀汉奸的主要方式，是使用炸弹进行爆炸，所以在熟悉一些基本的刺杀技能后，不少成员还要学习制造炸弹和燃烧弹的方法。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在学校里化学学得很好，他们根据书本上的知识，用氯酸钾和苦味酸混合做成了炸药，其效果远远胜于传统的黑火药。为了保护团员们的安全，抗日杀奸团的团员们还采用硫酸慢慢渗透到氯酸钾和乳糖的混和粉中的办法来延迟爆炸时间，后来，又使用黄磷和二硫化碳的混合溶液浸泡引信，这样，等到溶液蒸发后，黄磷就会自燃，从而引爆炸弹。再后来，这些杀奸团的团员们还制成了定时炸弹。后来，这些学生们还自己试验成功了催泪弹。这些炸弹，为抗日杀奸团的屡次刺杀成功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制造炸弹的前提需要化学药品，但是在天津这样的沦陷区，购买药品十分不便，幸而有一位德国洋行的仓库管理员，被抗日杀奸团团员们的抗日精神所感动，为杀奸团购买化学药品提供了很多帮助，抗日杀奸团的炸弹原料才彻底得到了解决。
同时，为了给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杀奸团的成员们在天津的黄家花园开了一家水电行，杀奸团的成员向传纬的哥哥向传经担任此水电行的经理。水电行除了为抗日杀奸团提供工作场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万一哪个杀奸团团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人抓捕，这家水电行可以及时充当铺保，以被捕人员是本行职员之名来保释这些团员。
大多数新加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担任交通员一职。交通员的任务就是在天津市内分发进步的报纸和刊物，以此来抵抗当时日本的文化侵略，这份工作看来简单，但在当时日本侵略者横行的天津却风险巨大。
每周日上午，杀奸团还会举行一次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杀奸团的干事和小队长，会议内容主要是报告形势、安排行动、传达任务、动员骨干，此外还包括对抗战形势的分析以及传达、如何更好地避免日本鬼子的盯梢，一旦被捕如何应对等。会议结束后，各个小队长再将会议内容通过小组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各个小组，小组会议也是每周一次，无论会议大小，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念抗日杀奸团的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小组会议常常在团员家中举行，有时，小组会议也会在某幢大楼或者商厦的平台屋顶举行。为了确保杀奸团成员们的安全，杀奸团规定，各小队和各小组之间不准往来，更不准相互泄密。
后来，抗日杀奸团的组织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军统负责领导抗日杀奸团的干部就参照复兴社和军统的管理方式，在杀奸团之外又建立了几个杀奸团的二级组织，这些二级组织包括由平津两地大中学生组建的“学联”，还有由平津两地的巡警组成的警联以及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工商联。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二级组织的全称、组织机构和主要领导人如今已经很难查到了。
抗日杀奸团的“小动作”
跟其他的抗日组织一样，抗日杀奸团在成立之初，执行的都是一些小规模的暗杀任务，但是这些小任务也给日寇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中日中学纵火案
中日中学是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开办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奉行的是侵略者的奴化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汉奸的学校。当时，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后来加入军统的学生孙若愚，给很多正在中日中学教书的有才华、有正义感的教师都发了匿名信，要求他们脱离这个汉奸中学，去别处工作。后来，孙若愚还在军统的指挥下，制造了中日中学纵火案。
那是1938年3月的一天，孙若愚和其他几个在中日中学念书的抗日杀奸团成员，成功地把汽油带进了学校，这其中有李振英（后来北平抗团的负责人，考入北大化学系，后成为爆破专家）、赵恩波（又名赵逢春，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张砚田（又名张石）、王保璋。他们几人兵分三路，分别在教务处、三楼教室和图书馆泼汽油放火。这次纵火案，并没有给中日学校造成巨大损失，教室的火没有着起来，教务处的损失也不大，只有图书馆损失比较严重。后来，日本宪兵得知此事，闯进了学校，抓捕了很多老师、学生和工友，其中赵恩波、张砚田也被日本宪兵抓了起来。这两位抗日杀奸团成员，在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出卖其他的同志。后来，赵恩波的家长通过种种渠道，将赵恩波救出，而张砚田究竟有没有被救出，未见史料记载。
火烧电影院
中日中学纵火案之后，时任抗日杀奸团主要负责人的沈栋和孙若愚，就开始筹划烧掉被日本人收买、一直在进行日本毒化宣传的光陆电影院和国泰电影院。
经过调查后，沈栋决定带领工商附中的学生去烧光陆电影院，孙若愚则带领耀华中学的学生去烧国泰电影院。
沈栋原计划带领工商附中的学生，先把燃烧弹放到银幕的幕布后，然后在电影开映前，打开用红布包着的手电筒，一齐冲舞台照射，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由埋伏在楼上的学生往下撒传单。撒完传单之后，所有成员趁乱撤离，如果在撤离时没有遇到大的困难，预先放置在银幕后的燃烧弹就不再引爆，除非撤离困难，才引爆燃烧弹，制造更大的混乱，以便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趁乱撤离。
然而最后，沈栋带领学生们在光路电影院大闹了一场。因为从楼上撒传单的时候，影院刚好中场休息，满场灯光大亮，观众们纷纷低头捡传单，学生们行动起来目标明显，不便于撤离。所以等休息时间过后，灯都熄灭了，学生们才开始撤离，然而，因为传单已经撒了出去，电影院里已经提高了戒备，所以为了顺利撤离，学生们只好在电影继续放映时，引爆了燃烧弹。只见一道白光闪过，紧接着银幕就卷了起来，随后，后台着起了大火，一瞬间，电影院内秩序大乱，观众们吓得纷纷冲向出口。可人们刚冲出门，就听到后面“轰隆”一声巨响，原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看到观众们全部冲出了影院，就引爆了所有的炸弹。没想到炸弹炸塌了光路电影院的楼板，整个楼房坍塌下去，整个电影院变成了一座废墟。
孙若愚带领学生们将国泰电影院也折腾了个底朝天，只是因为引爆的燃烧弹比较少，所以没有引起大火而已。
抗日杀奸团火烧电影院的行动，虽然没有杀死汉奸，但却有力地震慑了那些为了赚钱而拼命迎合侵略者的机构。
抗日杀奸团“打流氓”、抵制日货
抗日杀奸团不仅打击汉奸，而且还打击那些国难当头不知自强抗日，只知仗势欺人的流氓衙内。这些流氓衙内终日混迹在酒馆舞厅，欺男霸女，坏事做尽，而且他们的父母大多有权有势。为了惩治这些流氓衙内，抗日杀奸团中身材高大、身手敏捷的成员们，每人准备了一根坚硬的枣木棍，在酒馆舞厅和街头巷尾跟踪流氓衙内，一旦见到他们抢男霸女、欺负百姓，就冲上前去兜头一棒，然后迅速撤退。抗日杀奸团通过“打流氓”的行动，有效地净化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为抗日杀奸团在广大百姓的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后来，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抗日杀奸团决定以激烈的手段抵制日货。
听过评书《白宗巍坠楼》的人大概现在还记得白宗巍跳下来的那座楼的名字——中原公司。抗日战争期间，中原公司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一直由日本人经营，销售的绝大部分是日货以及欧美的高档商品。为了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的经济侵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决定火烧中原公司。抗日杀奸团原本布置了七个小组，每组两人，分别负责在中原公司的七个地方安置燃烧弹，同时又派了几个人在中原公司的顶楼上守候，一旦七处燃烧弹燃烧起来，立刻从楼顶向下散发抗日传单。
但是没想到，行动的时候，传单都撒完了，燃烧弹却没有起火，原来这中原公司的楼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防火性能极强，所以这七处燃烧弹根本没能引起火灾，抗日杀奸团没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不过，这次行动却把原本墙面雪白的中原公司的大楼，熏得仿佛烤糊了的山芋一般。
如今，中原公司已经改名为天津市百货大楼，如果当下去天津百货大楼逛一逛，还可以发现百货大楼外，被一层又一层的白色石灰覆盖，那就是当初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杀奸团纵火后，为了遮丑而刷上的白色石灰。
炸毁日寇专用公交车
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为了便于在天津北站与南站之间运送日本兵，特意在两站之间增设了一趟公交车。而且，为了体现他们的伪善，日军对外宣称，中国人也可以乘坐这辆公交车，但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拒绝乘坐这趟公交车。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摸清了这趟公交车的情况后，迅速派了两名成员前去炸毁这趟日寇专用公交车。
这两名抗日杀奸团的成员，每人带了四个用奶粉罐装的炸弹，在同一时间上了这趟线路上的两辆公交车。上车后，他们确认车内没有中国百姓，就悄悄留下炸弹，然后分别在法租界下了车。两名抗日杀奸团成员下车后不久，其中一辆公交车在行至天津市东南角时爆炸，车皮像一块破布一样耷拉了下来，车上还有几名日本兵被炸死，另外一辆公交车在终点爆炸，但因为行到终点时，车上已经没什么人了，所以只炸毁了公交车。
二烧中日中学
在中日中学纵火案后，杀奸团的成员决定趁中日中学招生的机会，再次混入中日中学进行破坏，由抗日杀奸团成员祝宗梁负责这次破坏行动。
祝宗梁接受任务后，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就把燃烧弹放在了教室的讲台下面，然后将炸弹的爆炸时间设定在上课10分钟后。
到了爆炸时间，炸弹按时爆炸，虽没伤到人，但学校的秩序彻底被打乱。
火烧奴才书局
在当时的天津，不少学校的教科书都被换成了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教育的课本，抗日杀奸团的学生们对此十分气愤，这些课本上都印有“鸿图书局印行”的字样。为了教训这些文化汉奸，抗日杀奸团决定火烧“鸿图书局”。
暑假后，几个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佯装买书，走进了鸿图书局位于天津东马路的门市部，然后几个人装作打架，吸引门市部内值班职员的注意力，另一人趁混乱之机，将定时爆炸的燃烧弹放进了最内层的书架上。
燃烧弹刚刚放好，门市部的值班职员就把几个假装打架的抗日杀奸团的团员赶了出来，放置炸弹的那名团员也随后走出了门市部。大家刚刚走出门市部，门市部里的燃烧弹就爆炸了，引发了大火。虽然门市部迅速报了火警，但天津的街道九曲十八弯，救火车赶来时，门市部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被救火车的冷水一浇，门市部的书籍也就都完蛋了。
除了上面这些“小动作”，抗日杀奸团还做了许多类似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虽然声势不大，却给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以极大的威慑，有力地鼓舞了群众们的抗日热情。
1938年之后，随着抗日形势的严峻，抗日杀奸团成员们的行动内容也由威慑性宣传，比如发报纸、贴传单、放火、爆炸转向了手段更激烈的刺杀行动。虽然这些行动有成有败，但是无论成败，都给日伪汉奸以强大的震撼，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精神。
“七七事变”周年活动
1938年，就在“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前一天晚上，抗日杀奸团的所有成员全体出动，在平津两地的大街小巷张贴抗日标语。在“七七事变”一周年当天，抗日杀奸团的全体成员，都在平津两地的各个闹市区奔走，散发抗日传单，宣传抗日口号。有的团员站在楼顶撒传单；有的团员将传单放在轿车顶上，只待汽车一开动，传单就四处飞散开来；更多的杀奸团成员，骑着自行车在人群中散发传单。很多百姓被抗日杀奸团成员的抗日精神所激励，帮着一起发传单，喊口号；很多巡警假装没看见抗日杀奸团成员在散发传单宣讲抗日；更有不少巡警在日本宪兵前来捉拿抗日杀奸团成员时，为团员们通风报信，甚至掩护团员们迅速撤退。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前，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还分头给平津两地的各大电影院和各大戏院去信，要求他们在这天停止娱乐，而所有的信件上一律署名为“抗日杀奸团”。于是，为了支援抗日，平津两地的各大娱乐场所，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都贴上了“机器修理，停演一天”，或“内部修理，停演一天”的公告。只有天津的平安电影院，仗着自己的老板是外国人，照样歌舞升平，于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就弄了一个假炸弹放在了电影院里，结果听闻平安电影院里有炸弹，大家都不敢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平安电影院大门大敞，可一整天也没人敢进去看电影。
火烧日本仓库
天津因为毗邻北平，加上便利的水陆运输，使得它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日军在中国的重要的物资输入站和军事物资中转站之一。抗战期间，日军在天津建立了无数的军事物资仓库，这些仓库自然也就成了抗日杀奸团的主要攻击目标。
1938年7月7日，正当日本军队扬扬得意地准备庆祝“圣战一周年”时，位于天津旧俄国花园的日本军事物资仓库火光冲天，大量日军物资在火灾中被焚毁。日军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吃了豹子胆，放火焚烧他们的仓库。他们没有给仓库配备消防设备，更没有在仓库中建造消防通道，所以大火一起，就很难营救。其实，不仅日本人想不到，就连中国老百姓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打日军这个巨大的物资仓库的主意，而且，这些打主意的人，竟然是一群小学生。
这次行动的组织人叫陈原，是天津师范学校（天津师范大学的前身）的毕业生，他在师范学校上学时，就参加了抗日杀奸团。师范毕业后，陈原做了天津某小学的校长，在他的带领下，该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杨大森、赵晓庭连同吴纪元等人，一起组成了杀奸团小组。
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陈原领导的抗日杀奸团小组，决定以火烧日本仓库的方式，给日本人一个教训。陈原领导的杀奸团小组的成员大多是小学生，所以比较容易混进仓库，而当时，日本军队雇佣了很多天津当地人做仓库的看守和搬运工，天津人又最喜欢聊天，所以这些孩子们平时就混进仓库，和看守及搬运的人聊天，逐步摸清了仓库的情况。在摸清了仓库的情况之后，经过详细筹划，将制作的炸药和燃烧弹塞进了仓库的各个角落，等执行该任务的人员撤离之后，这些大孩子们就引爆了炸药和燃烧弹，这个巨大的仓库于是瞬间就着起火来。
根据当时参与此事的杀奸团的成员回忆，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大家都觉得：“这是参加抗团以来，感觉最幸福的一天。”
因为仓库里的物资大都是易燃品，再加上仓库内没有任何的消防措施，所以这场大火整整持续了六个小时，尽管天津伪政府为了救火，先后调来25辆消防车，但因为仓库内根本没有供消防车通行的消防通道，因此所有的消防车只能在仓库外远远地喷水。而仓库面积又大，火势也猛，从消防车上“远道送来”的水浇在熊熊大火上，根本没有任何效果。所以日本军队以及汉奸走狗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华北建立的最大的物资仓库烧成一片焦土。
这次火烧仓库事件，不仅仅给日本军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狂妄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也大大鼓舞了平津两地的抗日士气。
刺杀陶尚铭案
前文已经说了抗日杀奸团火烧书局门市部的事件，然而虽然烧了书局的门市部，各个学校还在使用日语课本，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为此非常愤怒。而强迫各个学校使用日语课本的，是日伪河北政府教育厅厅长陶尚铭，他还命令中小学生们学习日语，极力推行奴化教育。
陶尚铭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后在南满铁路局以及张作霖手下的奉天省督军幕府任职。1932年，陶尚铭经张学良引荐，任国民政府河北省滦榆地区专员。1938年，陶尚铭任日伪河北政府教育厅厅长兼任伪天津教育局局长，长期居住在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中。
陶尚铭极力推行奴化教育的行为，严重威胁了蒋介石的统治，自然也不能被蒋介石的锦衣卫——军统局所容纳。于是，军统局决定刺杀陶尚铭，并将该任务交给了抗日杀奸团。
在经过一系列的盯梢和侦察后，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终于打听到，陶尚铭每天下午两点多钟，都会走出自己居住的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外出办事，于是抗日杀奸团决定，趁陶尚铭下午外出的时候对他进行刺杀。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几名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装扮成无所事事的富家少爷，潜伏在西湖饭店附近，伺机行动。下午两点多钟，陶尚铭乘坐汽车离开了西湖饭店。几名潜伏的抗日杀奸团成员，见陶尚铭乘坐的汽车开出，迅速骑上自行车跟上了汽车。当汽车行驶进一条人烟稀少、不易掉头的街道后，执行刺杀任务的成员迅速贴近汽车，隔着车窗对准陶尚铭连开数枪，然后迅速骑自行车离开现场。
这里顺便提一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执行完任务后，大多可以迅速而安全地撤离，这固然少不了军统强大的情报支持，但也与这些成员本身行动迅速、学生气很浓、不易被人注意有关。加上当时社会混乱，大街上杀人、开枪、爆炸频有发生，所以人们对开枪、杀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刺杀陶尚铭时，周围的老百姓不但没有阻拦，反而纷纷闪开一条道路，这使得杀奸团的成员得以迅速逃离，就连巡警们，也都为杀奸团的成员们让了路。
遗憾的是，虽然这次刺杀行动看上去一切顺利，但因为杀奸团的成员行动时使用的手枪威力不够大，子弹穿过车窗时受到阻挡，子弹的方向发生了偏差，最终仅仅导致陶尚铭瞎了一只眼。
后来，陶尚铭深居简出，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再难觅其行踪。陶尚铭后来一直居住在北京，直到1966年才回到老家，1967年因病去世。
丰泽园取命王竹林
1938年12月27日晚，天津，寒风凛冽，大街上冷得连条狗都没有，然而位于中原公司附近的小有名气的丰泽园饭庄却灯火通明。一个身穿皮衣、大腹便便的男人跟几个满脸酒气、衣着华贵的人一边说话，一边走出饭庄的大门，走向停在门口的汽车。这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不是别人，就是天津伪商会会长、汉奸王竹林。
这几个满嘴酒气的男人高声大笑着走向汽车，忽然，汽车旁“噌”地蹿出三名男青年，他们抬手对着王竹林一起开枪。子弹呼啸着打在了王竹林的身上，却没有一颗子弹打中王竹林的要害，王竹林呆住了，转瞬，他扭头就往饭庄里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杀人了！救命啊！”此时的他，只恨爹妈没给自己八条腿，刚才还跟王竹林一起高谈阔论的几个人也吓傻了，顾不得上前救助王竹林，大叫着四散奔逃。
王竹林跑得很快，却怎么也没有子弹跑得快，王竹林还没有跑进丰泽园的大门，身后的枪声就又响了起来。这一次，一颗子弹准确地打在了王竹林的后脑勺上，王竹林应声倒地，三名男青年也迅速消失在暗夜之中。
也许是事情来得太突然，结束得也太快，也许是今晚丰泽园的堂倌儿没往酒里兑水，饭庄里的人，竟然都没有听到门口的枪声。等有人发现王竹林倒在饭庄门口，满地都是血时，那几名枪杀王竹林的男青年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纷纷报导了这个消息，“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遇刺身亡”。一时间，天津百姓为之沸腾，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对刺杀王竹林的人表示钦佩，也有人对王竹林的死因进行了种种猜测。
王竹林的死之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王竹林在当时的天津颇具影响力。抗战爆发前，王竹林就是天津商会会长，而天津历来是一个商业气息极其浓厚的城市，所以王竹林这个商会会长官职虽然不大，但是极有实权，无论是天津的大小官员还是帮会头目，都要给王竹林一个面子。
天津被日寇侵占后，很多政府官员以及行会首领，因为不愿做日本人的奴才而纷纷辞职，但是也有少数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而当了日本人的走狗，这少数人，就包括王竹林。
日寇在天津组建伪政府后，王竹林先以天津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并担任了维持会委员，后又兼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彻底干起了帮助日本人搜刮中国百姓的勾当。
而天津的大小商户，在闻听王竹林当了汉奸后，都十分愤怒，但迫于日寇的淫威，大多数人只敢背地里骂王竹林。抗日杀奸团里的很多成员，家里都是有名的商户，他们的家长们大都不敢得罪王竹林，很多还与王竹林有经济来往，所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很容易地就掌握了王竹林的行踪，最终策划并成功实施了这场刺杀。
死了忠心的奴才王竹林，日寇和日伪机关自然不乐意，他们勒令天津警方迅速侦破此案，但是天津警方侦查来侦查去，却一点头绪都没有。
天津警方之所以找不到凶手，一是因为军统强大的情报网，为抗日杀奸团成员们的行动做了很好的庇护；二是军统利用自己遍布北平、天津两地的特务组织大造舆论，把伪警察们的注意力全部引到了那些不可能作案或者伪警察惹不起的势力身上，伪警察根据这些舆论，“顺藤摸瓜”地调查，最后却发现，不是查错了就是查不下去了。这样的次数多了，即使有人怀疑抗日杀奸团成员，伪警察们也懒得查了。
更有意思的是，当军统和伪警察们都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王竹林家的太太、姨太太以及王竹林养在外面的外宅，却为分财产打了个天翻地覆。
1939年1月11日，打了将近半个月的王家人，终于决定为王竹林出殡了，时任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的潘毓桂亲自前往吊唁，还以政府的名义为王竹林家拨发了1万元丧葬费，这1万元虽然数额不大，然而王竹林的太太和姨太太却又因为这1万元打了起来。潘毓桂不仅自己亲自前往吊唁，还以政府命令的形式，要求自己的下属都必须参加王竹林的葬礼，同时还命令全市各单位、各学校下半旗三天。于是，王竹林刺杀案还未告破，一场闹哄哄的汉奸葬礼，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王竹林闹哄哄的葬礼，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就在王竹林出殡当天，一群汉奸抬着棺材走在前往墓地的路上，只听汉奸队伍中“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爆炸了，一个汉奸被当场炸死，三个汉奸被炸成重伤，炸弹的威力还差点把王竹林的棺木炸上天。王家人以及前来送殡的汉奸们都被这颗炸弹吓傻了，葬礼也只得匆匆收场。
暗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
暗杀了天津伪商会会长，抗日杀奸团又把枪口对准了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
冷家骥，字展麒，1889年出生，原籍山东招远。1928年，冷家骥出任北平商会会长，不久又兼任市参议会副议长。1930年，冷家骥与人一起合作，投资创办了有名的西来顺饭庄。
这里说几句关于汉奸的题外话。曾经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名为《义海豪情》，剧中的黑社会老大、大商人“军爷”，曾对家人说过这样几句话，很发人深思，大概意思是：“我要走不是我怕死，是万一日本人来了，看我有这么多钱，这么多门生，这么大势力，一定会逼我当汉奸的，我不能当汉奸啊！”从“军爷”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入侵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搜罗各地有权有势的人物，采用威逼或利诱的手段，迫使他们成为伪政权的走狗，以便利用他们的金钱和社会影响力来影响整个政局，他们清楚地知道，征服一个平头百姓，只能得到一个汉奸，而征服一个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却有可能征服很多依附于这个大人物的门生和百姓。
“七七事变”后，平津两地很多头面人物为了不做日本人的走狗，或者隐居在家，或者远渡外洋。但是，冷家骥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靠了日本人。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北平沦陷。7月28日，冷家骥就欢天喜地地担任了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7月30日，日本侵华特务机关又扶植江朝宗、冷家骥、潘毓桂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北平维持会”的伪政权。
接下来的两年，冷家骥沦为日本人的忠实走狗，他的所作所为不但激怒了北平的大小商户，更激怒了抗日杀奸团的热血青年。
1939年，抗日杀奸团成员冯运修接受军统的命令，从天津赶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冷家骥。
这里先介绍一下冯运修，冯运修生于1921年，死于1940年，1937年加入抗团，原为中日中学的学生，他聪明好学，努力向上，在抗团中化名“史山风”。而且冯运修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是时任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齐燮元很喜欢外甥冯运修，所以冯运修经常有机会出入齐燮元的军营，于是，冯运修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正因为这手好枪法，他才被军统授命刺杀冷家骥。
冯运修和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筹划，由冯运修假装因公去冷家骥家拜访，敲开冷家骥的家门，待冷家骥来开门时，将其击毙。
执行任务当天，冯运修走到冷家门口，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条缝，冯运修迅速掏出枪来，对着门里的人连开几枪，门内的人应声倒地，然而冯运修这才发现，倒在地上的是个中年妇女，而这时，院内的家丁已闻声赶来，冯运修不见冷家骥出现，家丁们又人多势众，只得迅速撤退。
第二天，当冯运修还在为自己误伤无辜而心存惭愧，报纸上却报导，冷家骥的太太于昨日被刺杀，冯运修和杀奸团的成员们这才稍稍出了一口气。
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冯运修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因为他精明干练，进入大学后，也一直在杀奸团内担任重要职务，长期负责重要文件和枪支保管的工作。
而冷家骥在太太被刺杀后，依然对日本鬼子“痴心不改”，不久后就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冷家骥以汉奸罪被逮捕。而冯运修的舅舅——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逮捕，1946年在南京被枪决。
同仁堂女英雄乐倩文
看过《大宅门》的人肯定都会记得那位有情有义、有胆有才的“白七爷”，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白七爷”的原型其实是同仁堂的少东家——乐镜宇。
抗日战争爆发后，乐镜宇为了支持抗战，免费向抗日部队输送了大量的贵重药品，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乐镜宇以外，同仁堂里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抗日女英雄——乐倩文。
这里提一句，同仁堂后来出现了两个分支——达仁堂和乐仁堂，有人说乐倩文及其父亲乐达德、叔父乐达义是达仁堂的股东，也有的人说他们是乐仁堂的股东，为了叙述方便，无论是乐倩文还是其父辈，这里一律称为同仁堂的后人。
1940年7月7日，日伪政府在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典。正当日伪汉奸在台上大呼小叫“圣战”、“大东亚共荣”时，负责巡视的伪警察们却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有几位衣着时尚华丽、相貌端庄的姑娘，一直在观众席中穿梭，看上去像在找朋友。伪警察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姑娘们一边走，一边往观众的手里塞纸片。伪警察们迅速走过去，拿过纸片一看，原来是抗日宣传单！也就是说，台上的日本鬼子在声嘶力竭地宣传“中日友好”、“圣战”、“大东亚共荣圈”，但台下却一直在进行抗日宣传！
庆典结束后，日伪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企图捕获在庆典上发传单的那几个姑娘。后经日伪情报机关调查得知，那几个姑娘都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后来日伪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破获“抗日杀奸团”，但是费了很大力气，却始终没有结果。这不仅仅因为抗团成员行动缜密，军统情报网保护有力，还因为不少“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的亲戚、长辈都在伪政府里任职，所以无论日伪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抗日杀奸团”总会先一步得知。
但是日伪情报机构还是寻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于是决定先拿同仁堂大小姐乐倩文开刀，虽然同仁堂是北京城内有名的药房，但毕竟不是政府衙门，拿同仁堂的大小姐开刀，一则麻烦比较少，二则也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于是，日伪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捕了乐倩文。
这一天，北京同仁堂的掌柜乐达义正在账房算账，门外忽然来了几个伪军，指名道姓要见乐达义。乐达义赶紧来到前厅，为首的伪军头目对乐达义说：“你们家的大小姐乐倩文是抗日分子，她参加了‘抗日杀奸团’，现在已经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了。”
乐倩文是乐达义的侄女，乐达德的女儿。乐达德原本有一个儿子乐锴，可因为乐锴早亡，乐达德见乐锴的姐姐乐倩文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就把乐倩文立为乐家顶门立户的继承人。
得知被抓后，乐家上下一片混乱。然而不管是乐达德还是乐达义，在听说乐倩文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后，都十分开心。同仁堂的老少，大都对日伪十分不满，但迫于当时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淫威，只能通过为抗日部队提供药品来表达乐家的抗日情怀。乐大小姐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抓捕，全家老少既着急又自豪。大家纷纷出谋划策，掏钱找关系营救乐倩文。
经过乐家上上下下的疏通和打点，乐倩文最终被释放。乐倩文回家后，有人曾问乐达义：“掌柜的，您花了多少钱把大小姐赎出来的啊？”
乐达义说：“反正不少。不过，为这样的孩子，花多少钱都值！”
这里再说几句后话，1985年2月9日，同仁堂隆重庆祝开业315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和同仁堂的员工济济一堂，共同庆祝同仁堂315周年庆典。乐倩文虽已白发苍苍，但身体仍然很健康，精神也很好。
刺杀汉奸文人吴菊痴
前面已经说了，1940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汉奸、日寇在台上大放厥词，台下包括同仁堂大小姐乐倩文在内的几个姑娘在分发抗日传单。其实，当时在会场内的，除了分发抗日传单的几个姑娘外，还有不少军统领导下的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这些杀奸团成员，除了负责进行抗日宣传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刺杀汉奸文人吴菊痴。
吴菊痴，“七七事变”前北平有名的京剧票友，当时著名的京剧编剧，因为撰写了剧本《春闺梦》而名噪一时。“七七事变”后，吴菊痴迅速投靠了日伪政府，并担任日本人控制的《新民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而且在报纸上大放厥词，宣传所谓的“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被当时的文人们视为文坛败类。
当时，正值全民抗日，吴菊痴的卖国行为，自然也为军统局所不容。因此，军统平津两地分站一致决定，在日本人举办“七七事变”三周年“庆典”之际，除掉这个汉奸。
当时平津两地的军统特务，由于长期在外行动，大多已被日寇和伪军列入了黑名单，即使没被列入黑名单，也大都跟日寇和伪军混了个脸熟，所以大部分军统特务很难混进日军的“庆典”会场。后来，经军统和抗日杀奸团的负责人共同商议，军统局决定把刺杀吴菊痴的任务交给抗日杀奸团。
在日军举办的“七七事变”三周年的庆典上，吴菊痴上蹿下跳，在台上大骂抗日民众。正当吴菊痴在台上大骂抗日志士、丑态毕尽之时，冯运修和北大学生、北平杀奸团团长李振英商议，动手射杀吴菊痴。
由于会场人多，汉奸和伪军混杂，李振英劝冯运修切莫冲动，为了保护那些发放传单的女抗团团员，还是稍安勿躁，等待时机再下手也不迟。
于是二人决定，紧盯吴菊痴，等他离开会场时，二人紧跟其后，一路跟着他，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杀掉他。
庆祝会结束之后，日伪汉奸们纷纷走出会场，吴菊痴也上了一辆黄包车，冯运修、李振英和另外一个抗日杀奸团的骨干——北平辅仁大学学生叶于良，一起跟吴菊痴走出了会场，三人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在吴菊痴乘坐的黄包车后，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准备到人少的地方就动手杀死吴菊痴。
不大会儿，三人就看到吴菊痴坐着黄包车来到一家饭店门口，冯运修和李振英跟着吴菊痴走进了饭店。
原来，吴菊痴前来赴宴，宴请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著名评剧演员，有着“评剧皇后”之称的白玉霜。因为当时吴菊痴傍着日本人，在平津两地的艺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初到北平的演员，哪怕名气再大，只要不与吴菊痴周旋，吴菊痴就会在《新民报》上对其造谣诽谤，让其难以生存，尤其对于白玉霜这样的漂亮女演员，吴菊痴更是百般诋毁。所以，白玉霜在无奈之下，只好强装笑脸请吴菊痴吃饭，并在席间递上红包。
吴菊痴在包间内吃饭，冯运修、李振英和叶于良在包间外耐心等待。吴菊痴吃完饭后，就擦着嘴大模大样地走出了包间，冯运修、李振英和叶于良按捺住胸头的怒火，不紧不慢地跟着吴菊痴乘坐的黄包车，一路跟到了西华门外大街。
刚刚走到西华门外大街，就来了一支出殡的队伍，队伍堵住了街道，吴菊痴的车自然也慢了下来。几个杀奸团的成员下了自行车，推着自行车跟在吴菊痴的黄包车旁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悄悄地掏出手枪，把子弹顶上了枪膛。
出殡的队伍一边走，一边放着“开天雷”，这种名为“开天雷”的炮仗，点燃之后响得震天震地，就像在半空中打了一声巨雷一样，所以杀奸团的成员决定趁着“开天雷”响起的时候动手，以免被人发现。
又一个“开天雷”被点燃了，在开天雷响起的一瞬间，冯运修迅速掏出枪来，用袖管遮住枪身，枪口对准了吴菊痴的太阳穴，啪啪就是两枪，只见吴菊痴的脑袋一歪，一声没吭就死掉了。
这两声枪响，被“开天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吹鼓手的吹打声淹没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漫天爆炸的炮仗和吹吹打打的吹鼓手身上，谁也没有注意到吴菊痴的被杀，就连拉黄包车的车夫都没有发觉，于是，几名杀奸团团员趁机迅速、安全地离开了现场。
吴菊痴死后，日本人将白玉霜抓进了监狱，以白玉霜跟此事有关作为要挟，要求白玉霜与他们合作演出亲日剧目。白玉霜虽为女伶，但气节不输须眉，虽然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屈服，后经北平各界人士多方活动，日军才将白玉霜释放。
冯运修后来壮烈牺牲，牺牲过程后文自有交代。李振英鲜见史料。叶于良在日寇破获抗日杀奸团后被日本人投入了监狱，一直到抗日胜利才被释放。
本书截稿时，叶于良先生还健在。
刺杀程锡庚事件
除了刺杀汉奸文人、汉奸商人，抗日杀奸团还把刺杀的目标对准了汉奸银行家程锡庚。
程锡庚，“七七事变”后，任日本在北平筹建的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字莲士，1893年生于镇江，清政府时期曾经中举。民国初年任海军部秘书，曾被公费外派英国留学。1919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后来又留学法国和美国，回国后一直在政府任职。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不久，程锡庚就加入了北平伪临时政府，并且兼任联合准备银行经理、伪海关监督等职务。
所谓的联合准备银行，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全盘掌握中国经济，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由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三家银行出资1250万元，同时又强迫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河北银行、伪冀东银行等八家银行出资1250万元，然后将华北境内所有银行的准备金全部投入，最后凑成5000万元，并以这笔款项作为资本，成立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上所有货币单位均为当时未贬值之前的法币，一元约相当于当时的一块大洋。）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作为全华北唯一的法定货币。在全盘掌控华北经济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就疯狂地发行伪币，以至于造成货币严重贬值，物价一时一涨的局面，上午还可以买二斤煤油的钱，下午就可能连二两煤油都买不了了。日伪政府就这样，将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钱都抢进了自己的腰包。
为了惩治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军统把暗杀程锡庚的任务交给了抗日杀奸团。
抗日杀奸团接到任务之后，就开始着手调查程锡庚的情况。
抗日杀奸团的团员们经过勘察，发现程锡庚住在天津英租界内一座花园洋房里，房屋周围守卫森严，而且他家附近交通便利，一旦有枪声，租界巡警很快就会赶来，刺杀行动不仅很难展开，而且刺杀后行动人员十有八九不能脱身。
最后大家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趁程锡庚在家时行刺的计划，改为趁程锡庚外出时行刺。
根据军统局的情报，抗日杀奸团搜集了所有关于程锡庚的资料：程锡庚，男，五十多岁，秃顶，戴金边眼镜，他常常乘坐的汽车的车牌尾号为1657，他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程锡庚本人喜欢看电影，经常带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
1939年4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杀奸团团员袁汉俊、杀奸团女团员——著名抗日将领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书、杀奸团女团员——抗日将领冯治安将军的女儿冯健美，一起来到祝宗梁又名祝友樵的抗日杀奸团团员家做功课。到下午5点左右，几个人做完功课准备回家时，祝友樵突发奇想，对大家说：“咱们一起到各大电影院去转转吧，说不定电影院门口有1657的汽车呢。”几个人纷纷点头，于是大家一起出发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几个人刚刚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口，就发现了程锡庚的尾号为1657号的汽车，于是祝友樵立刻决定，迅速开始行动！
命令一下，大家分头开始行动，有人盯梢，有人买票进影院，祝友樵则赶紧回家取枪，袁汉俊则去找同为杀奸团团员的刘友深来帮忙。
人马到齐，一切准备就绪后，电影已放映过半，几个杀奸团团员就趁着中场开灯休息的空当，楼上楼下找程锡庚，最终，在二楼发现了几个可疑对象：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大点的孩子是个女孩，初中生模样，两个男孩都在10岁左右。
祝友樵装作找人，在那对夫妇附近侦察了一番，他不敢确定那对夫妇就是程锡庚和太太，而且据他们搜集的资料表明，程锡庚有一个女儿，但并没有儿子。为了避免误伤无辜，祝友樵让刘友深先盯住这一家人，自己来到了电影放映室。随后，给了放映员一点小费，请他写了一张写有“程经理外找”几个字的幻灯片，将这张幻灯片放在了电影屏幕上。然后自己迅速返回刘友深身旁，和刘友深一起盯梢。根据刘友深观察，这对夫妇中的男子，在看到幻灯片后，本来要起身外出，却被身边的女人一把给拽住了。所以祝友樵和刘友深判断，这名男子就是程锡庚。于是祝友樵决定在背后射杀程锡庚，其他抗团成员负责掩护祝友樵撤退。
只见祝友樵不动声色地走到程锡庚身后，坐了下来，一边不动声色地看电影，一边用眼角余光观察四周的情况。忽然，他“噌”地一下站起来，拔出枪来对着程锡庚的脑袋连开四枪，影院里顿时大乱，观众们一边尖叫一边往外跑，几个杀奸团成员拼命推搡两边的人，掩护祝友樵和刘友深撤退。
祝友樵和刘友深混入观众群中，跟随观众一起向外冲，然而刚刚跑到二楼的楼梯口，忽然冲过来一个人，狠狠地从背后抱住祝友樵，祝友樵立刻转身，照着那人就是两枪，那人应声倒地，可又过来一个人，死死抱住了祝友樵，祝友樵再次开枪，却发现没子弹了，于是两人打成一团，滚下楼梯。
祝友樵正为无法脱身着急，袁汉俊冲了过来，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顶在抱住祝友樵的人的后背上就是一枪，那人随即毙命，几个人终于顺利脱身。
第二天，根据《庸报》刊登的消息，大家得知，程锡庚遇刺后当场死亡；第一个抱住刺客的是名俄国人，被刺客两枪打穿了肠子，送往医院抢救后脱离了危险；第二个抱住刺客的是名瑞士人，本来准备过几天就回国的，但因为帮助汉奸而被另一名刺客击毙，提前“回了老家”。
刺杀程锡庚的成功，让杀奸团的成员们和学校里所有有正义感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非常开心。后来，那名俄国人出院后，绕着天津城满世界找凶手，但始终没找到，于是，程锡庚遇刺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刺杀川岛芳子未遂
抗日杀奸团不仅刺杀汉奸、日伪政府官员，还刺杀日本间谍，杀奸团还曾经刺杀日本女谍川岛芳子。
在已故影星梅艳芳主演的电影《川岛芳子》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著名的武生云开在川岛芳子的寿宴上，伙同几个学生行刺川岛芳子未遂，最后被捕。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确有此事，川岛芳子的确在过生日时被人行刺过，不过，行刺川岛芳子的人，不是京剧名伶，而是军统领导的抗日杀奸团。
当时，在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的湖心岛下有一个地下室，在抗战期间，这个地下室一直被抗日杀奸团当作秘密集会的地点，而刺杀川岛芳子的决定，以及整个行动的策划，都是在这里筹备的。
川岛芳子，原名金碧辉，末代皇帝宣统的侄女，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人称十四格格，很小时，就被肃亲王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后来改名川岛芳子，又名东珍。
所谓“浪人”，是近代日本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浪人其实就是原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历史原因或社会经济原因而失去主家，四处流浪的武士。用今天的说法，浪人原本是达官显贵家的私人保镖或私人秘书，忽然有一天，主人破产了，这些私人保镖或者私人秘书就只好出来四处流浪。前面已经说了，日本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时达到了顶峰，而日本国内的浪人的数目也就在这时达到了顶峰。后来，这些浪人随着日本的四处侵略，遍布了中国、朝鲜、苏联（现俄罗斯）等亚洲国家。尤其在侵华战争中，这些浪人在各种汉奸商会会长的庇护下，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在民间活动，并在各种巧立名目的“协会”中为日寇充当谍报队、先锋队和别动队。川岛浪速就是这样一个浪人，在川岛浪速的培养下，川岛芳子成为一名地道的日本间谍。
无论是川岛浪速，还是川岛芳子，都是有故事的人，当然，他们的故事都不是本书的重点，然而鉴于川岛芳子在抗日战争中的罪行，这里还是要多提一句。川岛芳子是一个老牌间谍，从“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从伪满洲国建立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川岛芳子都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川岛芳子还跟戴笠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故事，本书在介绍戴笠和他的女人的故事时，都会提到。
1940年5月，川岛芳子在北平的新新大剧院楼包了一个包厢，庆祝自己的生日。川岛芳子只包了楼上，楼下照常卖票。
抗日杀奸团的军统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安排了李振英、叶于良二人前去刺杀川岛芳子。
这一天，李、叶二人早早地就走进了新新大剧院，刚刚坐下不久，就听见一阵喧哗，回头一看，一群保镖模样的年轻男人簇拥着一个难辨男女的戴墨镜的人，走进了剧院。这个男女难辨的人就是有着“男装丽人”之称的川岛芳子，只见她身材瘦削，中等个头，短发，戴墨镜，身穿中式长袍，外罩缎子马褂，大摇大摆地上了二楼。
李、叶二人计划得很周全，川岛芳子是女人，身边的保镖都是男人，这几出戏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川岛芳子肯定要离开保镖独自去卫生间，所以他们决定趁着川岛芳子离开保镖独自去卫生间时刺杀她，如果找不到时机下手，那就仿照刺杀吴菊痴的办法，在散场后尾随川岛芳子，等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再暗杀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川岛芳子坐下还不到半个小时，就起身走了。李、叶二人见此情景，赶紧追了出去，但二人刚刚追到剧院门口，就看到川岛芳子坐着汽车逃跑了，二人无从追踪，只好撤离。
事后，有人猜测，川岛芳子原本是想看完整出戏的，但突然被人告知有人要在剧场里面刺杀她，于是匆匆离开。后来还有人传言，这是因为戴笠和川岛芳子旧情难忘，故意放了川岛芳子一马。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至于真实情况如何，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第四节 杀奸团曲终人散心不散
刺程案人员引渡香港
前文说过，1939年4月，程锡庚被抗日杀奸团团员刺杀，最终不了了之。然而，就在此事已被大家渐渐淡忘之际，军统负责杀奸团领导工作的曾澈突然找到祝友樵，要求刺程案有关人员全部撤离，到重庆避祸。当时已是期末，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都是在校学生，所以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等7月份期末考试结束后，再动身赴渝。
7月份，考试过后，祝友樵和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就准备动身去重庆，冯健美的母亲担心这几个孩子的安全，就准备陪着他们一起去重庆。当时，抗日杀奸团的另外一个负责人沈栋，已被日伪监视，为了避祸，也同他们一起撤离天津。
当时，抗日形势非常严峻，重庆又是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所以抗日杀奸团的这几名团员，如果从天津直接去重庆，势必会被日伪组织监视甚至迫害，所以大家决定，先由天津坐船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乘飞机到重庆。
1939年7月24日，英驻日大使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就程锡庚被刺案在东京达成协议，同意将英国军方捕获的四名军统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但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不知道，被捕的这四个人虽然都是抗日志士，却并没有一个参与过刺程案。而参与刺程案的几名抗日杀奸团团员，在英方和日方达成协议的同时，已经顺利抵达香港，随后，又在军统局香港方面的人员的安排下，乘飞机去了重庆。
这几位抗日杀奸团成员抵达重庆后不久，戴笠就接见了他们，并亲自为他们安排了住处。8月上旬，这几位抗日杀奸团成员，在戴笠的安排下，见到了蒋介石，并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与夸赞。
然而，就在蒋介石接见这几位抗日杀奸团团员后不久，戴笠就向这几位团员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他们去香港，向英国自首，以此来置换被捕的四名军统人员。
这一要求，让这几位抗日杀奸团团员颇感意外，但这一要求并非戴笠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置抗日杀奸团团员的生命于不顾。戴笠与当时的外交官员再三研究，考虑到当时的英国也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这几个人自首后，只可能被留在香港或者被送到英国，并不会被送到日本人手里，戴笠才提出这一要求。只待这几人自首后，军统在英国或者香港的特务们再设法营救他们，而被捕的四个军统人员，也可以借由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捕而得以释放。
提出这一要求后，戴笠还以保护抗日杀奸团团员的家属为名，派军统特务将祝友樵等人的父母接到了重庆。祝友樵的父亲被军统接到重庆后，被戴笠安排到国民党的一个办事处做职员；而袁汉俊的父亲原本经商，被接到重庆后，依旧做自己的生意。
祝友樵等人对戴笠此举心知肚明，戴笠名义上是保护自己的家属，实际上既是为了他们这些抗日杀奸团团员家属的安全，更是为了以家属们的性命和安全作为交换条件，威胁他们同意戴笠提出的要求。
不久，祝友樵等人去香港自首了，而戴笠也并没有食言，这几人自首后，名义上被英国军方逮捕，实际上被军统驻扎在香港和英国（当时香港是英国的租界）的特工人员保护起来了，连这几人在香港的一切自首手续，都是由军统特务代办的。祝友樵等人，只不过写了一篇刺杀程锡庚的经过的文章交给了英国方面，并说明了有关证据而已。
祝友樵等人提供的证据包括：
（一）祝友樵等人在楼梯口与人搏斗时，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左轮手枪，手枪上有祝友樵的指纹；
（二）电影院内写有“程经理外找”字样的幻灯片是祝友樵写的，可以查对笔迹；
（三）祝友樵在楼梯口挣扎的时候丢了一只皮鞋，是右脚的皮鞋，可以通过气味查证。
在安排祝友樵自首时，军统还向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馆发了消息，同时还向报界提供了以祝友樵名义出示的资料和证据。
然而，正当祝友樵等人在香港安安静静地等待被军统引渡回国的时候，天津的日本军方却已乱作一团。
首先是天津发大水，处在天津低洼地段的英租界里水深数米，住在英租界的英国人上街都要坐船，所以英租界里人心不稳。而日本军方为了强迫英方答应他们引渡刺杀程锡庚的人员的要求，竟然封锁了英租界。
其次，8月底的时候，在共产党和军统人员的安排下，一百多名反战的日本士兵集体偷渡天津海河，打算逃离日本军营，结果在海河东堤，与日本宪兵发生了枪战，日本宪兵死亡三十余人，反战士兵死亡十多人。
再次，海河东堤的风波刚刚过去，天津市内的日军仓库又有多处被反战的日本士兵焚毁。
天津的日本人乱作一团，自己军队里的事情都拎不清楚，更没心思去管刺杀程锡庚的事情了。于是，刺杀程锡庚的事情又被日本人搁下了。而英国方面本身又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自然也不愿意主动受理反日人员的自首，因此几位前往香港自首的抗日杀奸团团员，在香港平安无事地待了几个月后就回到了重庆。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番折腾，倒使他们逃脱了被捕的厄运。
天津抗团遭破坏
1939年秋，军统天津站特务裴吉三投敌叛变。1940年，因为裴吉三的出卖，军统天津站书记及抗日杀奸团总负责人曾澈被捕。
曾澈被捕后，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将平津两地所有的抗日杀奸行动都揽到了自己头上。日本人无奈，只得转换对策，许诺给曾澈高官厚禄，请他来组织亲日的特务组织，由日军提供一切经费，然而还是被曾澈断然拒绝。最后，曾澈在经历了种种酷刑后，慷慨赴死，时年仅27岁。
敌人没有从曾澈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就再次询问已经叛变的裴吉三，裴吉三经过再三回忆，想起自己曾经教过一个名叫李如鹏的人如何用枪，于是就带着日本士兵来到李如鹏家。
裴吉三带着日本士兵刚到李如鹏的家门口，就见到了陈肇基、刘永康、华道本和张树林四个抗日杀奸团的团员。日本士兵把这四个人两个两个铐在一起，也没留下人看管，就带人上楼抓捕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去了。
当日本兵在楼上抓捕李如鹏和他的家人的时候，楼下四名被铐住的杀奸团团员趁机跑出了大门，到了没人的地方，他们砸开了手铐，然后各自逃回了家，总算逃脱了这场劫难。
而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以及李如鹏的姐姐李荪云都被日本兵抓了起来。
李如鹏被捕后，受尽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最后被日军杀害，时年仅25岁。李如鹏的妻子童瑛和姐姐李荪云，被屡次审问，也都守口如瓶，最后日军在无奈之下，只好将二人释放。
曾澈和李如鹏被捕后，天津抗日杀奸团失去了领导人，远在重庆的沈栋不顾自身安全，回到天津领导抗日杀奸团的工作，然而回到天津后不久也被捕入狱。后来天津抗日杀奸团团员高兆武、潘祖莘（北洋军阀财政总长张弧的外甥）、郭卜屿、王德馨、谭国瑞、章文颖、张同珍（北洋军阀财政总长张弧的女儿）等人也先后被捕。再后来，除了高兆武因肺病在狱中逝世，其余人，包括沈栋在内，都在家人的全力营救下得以释放。遗憾的是，章文颖出狱时身体已饱受摧残，回到家中没多久，便病重身亡了。
这里交代一句，张同珍后来与祝友樵结婚，解放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李如鹏家门口逃走的陈肇基，解放后成为了林业专家，后任浙江省台州市九三学社第一届主委；刘永康则一直在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任教授；华道本不久就前往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后来一直在天津工作，退休后还组织了天津市黄钟合唱团，2004年10月1日逝世。
抗日杀奸团成员转战各地
1942年，军统在贵州组织了抗日杀奸团暑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有情报学、行动学、电讯知识等。暑期训练班结束后，以祝友樵、沈栋等人为代表的抗团成员，向军统提交了一份抗团规划，规划内容主要包括：
（一）在重庆成立抗日杀奸团总部，负责人为祝友樵；
（二）在安徽界首成立一个抗日杀奸团联络站，由沈栋负责，董言清协助；
（三）派张允孚、叶纲骞、陈云标、孙思龙、韦国涛等人去天津工作，天津抗日杀奸团的工作总体由张允孚负责；
（四）派杨国栋去北平负责抗日杀奸团在北平的领导工作；
（五）派左豹章去东北长春工作，负责发展东北的抗日杀奸团成员；
（六）建立昆明、成都、重庆三地的抗日杀奸团联络站。
在这份规划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各联络站只负责保持抗团成员之间的联系，不发展组织，也没有工作任务。抗团工作任务只在敌后的沦陷区开展。”这句话明确表示，抗日杀奸团虽然接受当地军统的领导，但杀奸团只负责抗日，绝对不参与其他政治斗争。
暑训班结束后，这份规划被带到了军统总部，不久，就得到了戴笠和毛人凤的批准。但是毛人凤又在规划的末尾加了一条：昆明、成都联络站必须与当地军统组织取得联系。
后来，军统总部还在重庆贛江街82号的万寿宫内拨出了一间屋子，作为抗团总部的工作地点。
就这样，抗日杀奸团成员开始转战全国各地，继续他们的抗日锄奸事业。
在抗日杀奸团转战各地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个抗日杀奸团的负责人到某地后，租了一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房东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个负责人随口说是税务局的办事处。后来，房东发现租自己房子的人好像不是税务局的人，就报告给了当地的军统局，说这群人招摇撞骗，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弄得当地军统哭笑不得。
抗战末期，军统要求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和同学众多的便利条件，调查各地进步人士和学生运动的情况，并着重调查共产党的情况。很多杀奸团团员因为不愿接受这项任务，而与杀奸团脱离了关系，其中包括田鹏、张启明等骨干团员。
1945年春，军统又命令祝友樵负责调查原复兴社成员、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校长——北平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的侄子吴富恒是否为共产党员。祝友樵对于军统掉转枪口对准中国人的做法颇感寒心，所以不但没去调查，反而通过相关渠道提醒吴富恒，要小心军统的调查。后来，军统又两次命令祝友樵调查其他共产党员的情况，祝友樵都没有执行命令。后来，吴富恒还成了祝友樵的连襟。解放后，吴富恒任山东大学校长，成了中外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戴笠找到了祝友樵，一番寒暄之后，戴笠对祝友樵说：“咱们的抗日杀奸团应改名为抗日锄奸团，这奸，应该也包括内奸！”祝友樵听闻此言，微笑着低下了头，没有回答。后来，在抗日杀奸团的会议上，祝友樵并没有宣布将抗日杀奸团改名为抗日锄奸团，也没有提出针对共产党的行动目标，而杀奸团的成员，包括祝友樵自己，也大多与共产党有一定的联系。
1945年年初，军统要求抗日杀奸团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祝友樵以人员名单已无法统计为由，拒绝率领抗日杀奸团加入国民党。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杀奸团的成员们自发上街游行，庆祝抗战胜利。
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这给不愿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杀奸团一个绝好的解散机会。解散时，祝友樵对所有抗团成员宣布：以后任何人不得以抗团名义继续进行活动。
至此，抗日杀奸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抗日杀奸团，从开始一直到解散，虽然始终接受军统的领导，但始终没有接受过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也始终没有将枪口对准过共产党、进步民主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
抗日杀奸团解散之后，极少数成员加入了国民党，大部分成员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还有部分成员远走他乡甚至远渡重洋去读书，后来，他们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说，现在的“中国海外锄奸团”的主要组织人员和骨干人员就是这些成员的后代。
本书很想给每一位本书中提到的杀奸团员们做一份简历，以纪念他们对抗日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时隔过久，很多团员已经因为种种原因更名改姓，本书也只能给读者们留存一份遗憾了。
谨以林语堂的一首诗结束关于抗日杀奸团的故事：
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血汗，神州谁是自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