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追随王明，以24岁年龄主政中央；又因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他交权后毫无怨言，自觉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与王明的右倾错误；当他以加倍的努力弥补过去错误的时候，意外的空难夺取了他年轻的生命。
小档案
姓名字号：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籍贯：江苏无锡
生卒年月：1907.6.24———1946.4.8，卒年39岁毕业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学
最高职务：中共中央负总责领导人家世
祖先：秦观，北宋著名词人，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后遭贬谪，病死于广西滕州。
始祖：秦维桢，秦观的曾孙，始迁入江苏无锡。
曾祖父：秦省吾，满清时期在陕西做官十余年，最终客死在外。
祖父：秦香谷，因误入江轮的机器房，受惊后得病。
父亲：秦肇煌，光绪年间考取县试第一名，先后任浙江温州、鄞县、长兴县等地方官职。
母亲：朱氏。
兄弟姊妹：弟弟秦邦礼，妹妹秦邦范。
发妻：刘群先，生长子秦钢、次子秦刚，长女秦摩亚、次女秦新华、三女秦吉玛。
第二任妻子：张越霞，生三子秦铁。
简历
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1921年———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
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同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同年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
1933年———迁往中央苏区，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成中共中央局，负总责。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负总责。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同年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同年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1940年———负责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1941年———任《解放日报》社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5年———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工作。
同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卒年39岁。
引子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
守正不阿，寡默深藏，
为民请命，锐不可当，
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
这是博古牺牲后，郭沫若先生在其追悼会上所诵读的祭文。伴随着颤抖的朗读声，全场3000多人无不泪流满面。
没有人会料到，这位“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走得如此匆忙，就在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突然撒手人寰……那是在一个阴云密布、云雾缭绕的天气里，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一架美制C47式运输机穿破云层，向晋绥边区飞去……机舱内共有17人，除博古外，还有王若飞，王若飞的舅舅、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及他的孙子黄晓庄，因皖南事变被囚禁、经政治协商会议交涉刚刚被释放的叶挺将军及其夫人李秀文、11岁女儿叶扬眉、3岁儿子阿九，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
负责飞行任务的是美军飞虎队队员，共四人。
飞机自重庆起飞，目的地是延安。
13名乘客翘首以待，企盼尽快抵达目的地，殊不知飞机已经迷路，正错朝东北方向的晋绥边区飞去。
浓云密布中，突然一声巨响，飞机毫无预兆地撞到了黑茶山上，机上17人全部罹难……
39岁的博古就这样走了。
24岁即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虽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左”
倾错误路线，但已经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坚定地站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立场上，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
正当他继续以自己的努力弥补曾经为革命造成的损失时，突发的灾难，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也使他的美好夙愿成为了终生遗憾……追随王明，成了“中央小伙子”
在寒冷的冬季，上海修德坊6号的花园洋房里热情洋溢，温暖如春，37个人聚集在这里，举行一场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命运的会议。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远东局负责人艾伯特。而这次会议的真正组织者，则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作为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米夫亲自来华，肩负着改造中共中央的重任———将共产国际高层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扶上台，以便更好地控制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六届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使留苏归来不到两年、身份仅为中宣部普通秘书的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跃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而另一位留苏学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这个人就是博古。
博古本名秦邦宪，于1926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按照校方规定，需要起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的名字音译为“博古诺夫”，于是，回国后，秦邦宪便以“博古”为化名，并以此名传世。
博古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9岁时父亲病故，从此家境衰落。
艰难的生活令博古在学业上更加勤奋刻苦，先后考入第二高等小学与省立第三师范附小，14岁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开始接触进步刊物，思想亦随之进步。1924年8月，博古加入锡社，成为苏州支部负责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17岁的博古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18岁博古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他在政治活动中已非常活跃。这年7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9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这所有着大批共产党员执教的学校里，博古结识了很多著名共产党人，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博古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博古突然遭到淞沪警察厅的逮捕。在敌人面前，他坚守革命秘密，经受住了考验，敌人在查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在第二天将他释放。博古被释放后，听说中共中央要选送一批共产党员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立即向党组织写了申请书。经过考试考察，博古获得了这次机会。而此次赴苏，他结识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王明。
王明比博古早一期来到中山大学，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毕业后留校工作，一跃而成为中山大学秘书，并以米夫的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实际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在王明周围，曾形成一个名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组织，博古就是其中一员。在米夫领导下，博古跟随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反托洛茨基派斗争，给中山大学造成极大混乱。
博古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这期间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5月，博古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李立三是实际负责人。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这时，比博古早一年回国的王明从全国总工会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7月初，王明将同是中山大学同学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找到一起，商议一起反对《决议》的执行问题。
“李立三正准备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的执行事宜，我们最好有个态度。”王明首先说明召集大家到一起的目的。
“支持还是反对？”何子述问。
“艾伯特反对他的主张，我们该如何表态呢？”
王明欲擒先纵，特地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态度。艾伯特是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远东局代表，很显然，他的意见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意见。博古历来善于思考，长于雄辩，他随即发表个人看法说：“我认为艾伯特提出反对意见自有他的道理。”
博古说完，又将自己回国后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和未来形势的估计娓娓道来，亦流露出对李立三和向忠发的不满。博古的态度正符合王明的心意，随后，王稼祥、何子述也同意博古的建议。
于是，在7月9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博古首先站起来，对李立三的长篇讲话提出反对意见；接着王稼祥、何子述发言支持博古的观点；王明最后做长篇发言，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慷慨激昂，指责李立三躲在“左”倾词句的掩饰下，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他的长篇报告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讲理论李立三与向忠发讲不过这些留苏学生，让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些留苏学生明显有“小组织倾向”。向忠发当场质问：“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究竟要搞什么名堂？”
尽管在讨论会上几个人大出风头，但没料到，向忠发会采取组织手段对他们予以“制裁”。几天后，博古突然接到向忠发“召见”的命令，奉命来到中央秘密机关，王明、王稼祥、何子述也已到场。向忠发也不多说，而是直接宣布对留苏学生“小组织”的解决办法：“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陈绍禹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从即日起，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秦邦宪到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小报；何子述去天津，王稼祥调香港，陈绍禹调江苏省委另行安排。”
这个处分令四人同时目瞪口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给组织提意见竟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最为沮丧的是博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受到处分，而他回国工作刚刚两个月！这个处分让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对李立三与向忠发的家长作风也更加反感。
四人被拆散了，只有博古与王明留在了上海，此后虽往来依旧，但因害怕被开除党籍，两人再也不敢提反对意见，而是开始积极宣传李立三的主张。
然而，6月11日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确实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在随后发动的各地大暴动、大罢工，以及红军向中心城市大举进攻中，并没有出现李立三预计的乐观局面，事实恰恰相反，在敌强我弱、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暴动与罢工纷纷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严重，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
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与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此时“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被定为政策、组织上的错误。
然而，10月下旬，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何克全、陈昌浩、李竹声回国，他们向王明转达了米夫的旨意，即李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
王明立即将这个“喜讯”告知博古，两人立刻决定再次对中央发起进攻。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尖锐批评“立三路线”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此后不久，两人又联名写出第二封信，要求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开始时，中央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错误已升级为路线错误，瞿秋白、向忠发等人对王明、博古的行为极为反感。
但很快，中央便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才明白“立三路线”已被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好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小组织活动深恶痛绝，因此并没有很快撤销对四人的处分。
而这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秘密来华，王明的地位立即发生逆转，博古也跟着大为风光起来。
12月16日，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取消陈韶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了对他们的处分。博古被撤处分后，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米夫的运作下，六届四中全会迅速召开，王明一跃而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会后不久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对于自己的左膀右臂、共患难的挚友博古，自然要大力提携，博古由此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掌权人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在白区也推行“进攻路线”，致使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群众被捕被杀。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英租界被捕，24日被杀。
在此白色恐怖之下，王明等人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于10月18日与妻子孟庆树及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吴克坚、卢镜如，乘日本船秘密离沪赴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国党的事情。
王明赴苏前，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在与周恩来商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后，决定由博古、陈云、张闻天、康生、卢福坦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自此，博古在刚刚回国一年之时，在不是中央委员的情况下，一跃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这一年，博古24岁，因年纪轻，被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相恋中大，夫妻双双进苏区
如果说王明的命运充满传奇，那么博古的命运则充满了偶然。偶然得知中山大学招生，得以赴苏留学；偶然结识王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而在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他这个刚刚回国工作一年的毛头小伙子，偶然得以进入临时中央。而他与妻子刘群先的相遇相识，更是充满了偶然。
这段偶然成就的美好姻缘，也是发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底，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劳工大会，由于代表们大都不会俄语、英语，便请来中山大学几位俄语水平较高的中国学生到大会担任翻译，博古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自然在参会之列。在这次大会上，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国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
姑娘叫刘群先，说她与众不同，倒不是因为她有倾国倾城之貌，而是因为她特有的气质：朴实、干练、亲切、柔和，谈吐大方。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刘群先》中描述她：“身材短小结实，样子很精干”，“说话的声调不高，悦耳动听，往往闪动睫毛，睁大了眼睛，带着几分稚气望着你。”
加上她原本容貌靓丽，虽个头不高，却秀美端庄，皮肤光滑有光泽，头发黑亮，很快在工人代表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博古的目光。令博古感到兴奋的是，刘群先与他一样，也是来自中国无锡。
“你好！”博古首先与刘群先打招呼，“在异国他乡听到无锡乡音，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你也是无锡人？”
“是的，我在中山大学读书。”
“我出身纺织工人，10月份刚到东方大学学习的。”
博古知道，能参加这种盛会的工人代表，一般都是工运领导，对刘群先不由得肃然起敬。
刘群先出生于无锡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出生18天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患有严重哮喘病，一家人生活十分艰辛。刘群先9岁时便和姐姐一起编结发网出卖，春天则到山上拾蚕，待结茧再卖，一家人拼命赚钱，才得以维持生计。刘群先11岁时，母亲为了给哥哥成家，将小群先卖给美孚火油公司一个技师的继子当童养媳。从此，小群先开始了每天早上向技师夫妇叩头请安、伺候技师全家人的苦难日子。
长期的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影响了刘群先的成长发育，她个头矮小，身体日益消瘦，母亲最终将她接回家中。但母亲很快离世，刘群先面临的仍然是三餐不继的生活。她与哥哥四处借债，才凑够20元钱将母亲安葬。但这20元的债务兄妹俩怎么也无法偿还，每逢年关债主上门，都要遭受一顿辱骂。
为了维持生计，1924年起，刘群先先后在无锡庆丰纺织厂、申新三厂、德兴丝厂做工。小时候的经历，使她比同龄人早熟，同时她为人耿直，喜欢打抱不平，敢为工人争权益，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与尊敬。
1926年5月，刘群先积极参加无锡丝厂女工总同盟罢工，并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北伐军抵达无锡后，刘群先出任无锡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负责丝厂工会工作。6月又被调到上海工作，并在不久后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10月，刘群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世界劳工大会。
“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以后多向你学习。”得知了刘群先的经历，博古真诚地说。
“你理论水平比我高，我应该向你学习。”刘群先的话同样发自肺腑。
两个同龄人很快热恋起来，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很快走到一起，1928年5月，两人在莫斯科结婚。不久，刘群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秦钢。
1930年5月，刘群先与博古一同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她与博古互相扶持，共同提高，当博古以24岁的年龄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最高兴、最骄傲的人便是刘群先，因为她一直在背后以实际行动支持着博古。
王明远赴莫斯科后，博古与临时中央的其他同志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但由于王明对博古的信任，似乎从他那里发出的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传达到博古这里，才能保障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王明表现出了对博古比对其他临时中央负责人的更加器重。
博古没有让王明失望，以他的精明强干，越来越多地左右和控制了临时中央，王明的“左”倾路线的指示，由博古盲目机械地贯彻执行，随着博古逐步成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一系列“左”倾冒险的做法，使国统区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共临时中央已经无法在上海立足，遂决定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1933年初，在项英、周恩来、张闻天于上年冬先行离开后，博古和陈云也秘密离开上海。
博古与陈云走的是“奉星社”的秘密通道，“奉星社”是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秘密组织，在上海和江西中央苏区之间建立起一条秘密交通线，沿途设立“奉星社”接迎站点，以沟通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之间的联系。
博古与陈云在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再乘车至潮州，换小船沿韩江北上，抵达粤北大埔，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们还需要进入闽西，经永定、上杭、汀州才能最终抵达瑞金。而剩下的这段路途，将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卓雄及其小分队护送。
卓雄的小分队队员个个精干，每人持一支盒子枪和一支小手枪，腰里还捆着一袋食盐。由于苏区缺少食盐，这袋食盐是为了回苏区途中食用的。他们化装成当地百姓的样子，为安全起见，不仅选择夜间赶路，而且专门挑选人迹罕至的山间偏僻小路行走。白天便躲在远离村子的山沟里或者树林里，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天黑时会有人来送饭，送来的食物一般都是红薯南瓜之类，即便如此，小分队的人也往往填不饱肚子。
尽管处处小心，整个行程仍充满了危险，博古此行便差点儿遭到敌人袭击。那是在闽西永定县境内的一个夜晚，博古等一行人正在小煤窑中休息，突然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容易分辨。
“有敌情！看样子有1000多人。”卓雄突然来到博古与陈云身边，果断地对他们说，“我带人去引开敌人，你们跟着其他人走。”
说罢，卓雄带着小分队中的两名队员，悄悄冲出煤窑，飞速绕到西山，然后“噼噼啪啪”地连续打枪。敌人以为西山发现了游击队，立刻将部队拉了过去。小分队只有十几名队员，剩下的队员负责掩护博古等人逃脱。那天晚上，天降大雪，道路格外难走，博古跟随小分队成员连续奔走十几个小时，累得快要虚脱了。事后博古才知道，当时敌人已经向小煤窑包围过来，若不是卓雄果断将敌人引走，后果不堪设想。
1月19日，博古一行人终于平安抵达江西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从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
此时，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因为怀孕，留在了上海。在生下女儿秦摩亚后，按事先商定的意见，将女儿送到无锡交给婆婆抚养，从此，可怜的女儿再也没有见到过亲生父母。
半年后，刘群先来到中央苏区。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刘群先的任务不仅是陪同李德安全进入中央苏区，还担任李德的中文翻译。李德是德国人，会讲俄语和英语，刘群先熟悉俄语。由于李德洋人的外貌十分引人注目，尤其他的金发碧眼，在偏远农村更是成为罕见的人物，为了免除人们的怀疑，李德化装成考古学家，刘群先装扮成他的妻子。他们在中共特科派出的陈泮年的护送下，于上海乘坐一艘英国轮船，来到广东“考古”。
抵达广东后，同样由卓雄及其小分队迎接护送。在进入闽西时，李德与刘群先又化装成神甫和修女，李德换上紫色长袍，胸前挂着十字架；刘群先则穿上黑色长袍，以黑纱遮面，以到汀州天主教堂传教为由，徐徐前进，于1933年9月抵达瑞金。
错失良机，广昌战役定生死
中央苏区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是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苏区中央局，在鄂豫皖边区和湘鄂西边区建立中央分局。
中央指定周恩来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毛泽东等九人为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于1931年1月15日正式组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周恩来一时无法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兼任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
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区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2年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大部分时间在前方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军作战。10月上旬，周恩来在宁都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接受了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行动方针的指示电。
由于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持排斥态度，因此在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批评前方中央局“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集中批评了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的总责，而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工作。
对此，周恩来首先肯定项英、任弼时等人反等待倾向是对的，但也批评他们对敌人的大举进攻认识不足，认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判过分。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仍留在前方，由周恩来主持和领导战争并负总责，毛泽东做助理。会议批准毛泽东请假回后方休养，必要时再到前方。
博古到苏区后，为了统一领导，避免政出多门，决定将苏区的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合并在一起，并为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外，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陈云、刘少奇，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
中共中央局机关设置在瑞金下肖区的观音山，办公与住宿都在同一个大祠堂中，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博古住在这里，感觉特别轻松、舒适，倒不是这里的条件多么优越，而是因为这里没有了生命之虞，不用担心随时有可能被捕。那种久违了的自由的感觉，使他仿佛回到了莫斯科留学时代。
尽管物质匮乏，条件极其艰苦，而苏区斗争形势也很艰难，博古却毫不畏惧，对革命充满乐观，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
博古离开上海前，考虑到自己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要求，将在远东局工作的李德调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经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请示，博古的请求被批准。
1933年9月，在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半年后，李德和刘群先来到瑞金。博古为李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地召开欢迎会，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到来，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革命家与军事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品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为了保密起见，特地改用中文名李德。为了照顾李德的生活，临时中央特地为他在瑞金城郊的沙洲坝设置了“外宾公寓”，那是一座单独建造的房子，地点选在一片稻田的中央，因此又称为“独立房子”。
“独立房子”前边是总政治部的小村子，相距二三百米，距军委驻地沙洲坝两华里左右，离党中央驻地也不远，与各方面联系往来都十分方便。
李德的“独立房子”有三间正房，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是中央为他配备的翻译王智涛与伍修权的住所，中间是堂屋，用来做会议室。此外还有警卫员、厨师、饲养员等。
当时党政机关的生活比野战部队要艰苦，每人每天只有8两（旧制1斤16两）粮食，吃菜没有油，直接用白水煮着吃，有时甚至连盐都没有。但李德的餐桌上却荤素搭配均匀，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不断地送到他这里，从白区弄到的香烟、咖啡和缴获的烟酒糖茶等也先供应他享用。
几天后，博古在李德的“独立房子”里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博古、李德外，还有张闻天、项英、刘伯承等。当时周恩来与朱德在前方，王稼祥受伤住院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博古在会上宣布：从此李德直接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
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其实只有建议权，而无决议权，更无指挥权。但由于博古、项英均不懂军事，所以李德一到便给了他主管甚至领导军事工作的权力，博古与李德的私人关系也更为密切，两人经常用俄语说说笑笑，有时还一起打扑克或纵马出游。
李德与张闻天、王稼祥会面也是用俄语交谈。由于周恩来既精通俄语也精通英语，李德与周恩来会面则直接使用英语。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前，蒋介石已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鄂闽边区“剿匪”总司令，决定以“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
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为朱德、总政治委员为周恩来。
而周恩来刚到苏区不久，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因此，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到朱德肩上。朱德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指挥红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歼敌三个师、缴获枪支过万、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的辉煌战果，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
这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最大胜利的一次，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但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落败，有一个重要因素，即热河失守，使蒋介石不得不分神调兵遣将，投入长城各口抵抗日军。而日军先后夺取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冷口等关隘后，不仅大举入关，而且占领了河北滦河以东的大片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平津地区的安全，蒋介石不得不再次集中精力应付这一事件。直到5月31日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蒋介石才面对第四次“围剿”失败，开始制定新的“剿共”计划。但在此后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行动，也都极大地牵制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实施。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介石根据对中共力量和红军惯用的战术，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采用“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避免被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牵着鼻子走，避免被红军“诱敌深入”而被围歼。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以达最后歼灭红军的目的。
面对国民党新的“围剿”战术，在李德的独立房子里，李德、博古以及中革军委领导一起研究反“围剿”战略。由于博古与李德担心国民党军队攻破根据地大门，进而占领苏区，因而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以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然而，在国民党军正式“进剿”中央苏区之前，红军主力在闽西北地区、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的不停顿进攻，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面对构筑绵密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围剿”军，红军经过近两个月浴血苦战，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遭受很大损失。
正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受到挫败之际，“福建事变”爆发了。
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如果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势必为第五次反“围剿”提供胜利保障。也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迅速改变计划，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就使得“围剿”前线兵力减弱，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一个绝妙的机会。
但是，博古与李德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不仅不与十九路军配合，侧击向延平推进的“讨逆军”，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撤出闽赣边界。
当时已调到中央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得知此讯后，立刻向博古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红军东调援助十九路军。他反复强调，只有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才有可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然而，当中革军委最终决定采纳张闻天的建议时，蒋介石的“讨逆军”已经进入福建腹地，“侧击”
之机早已变成了“尾随”。
而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原本与蒋介石有矛盾的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便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为“联共反蒋抗日”，主动派代表前往红军驻地，秘密商谈停战反蒋事宜，并于10月初派代表到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在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红军与十九路军于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而博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错误地宣称十九路军的若干领袖制造了一个大的宣传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阻止革命怒潮；断定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即使批准“协定”，也决不会付诸实施。要求福建党组织必须识破其政治阴谋，与他们展开斗争。在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苏区红军错过了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天赐良机。
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之后，将入闽蒋军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组成东路军，迅速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合围之势，而苏区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开始全线转入阵地防御战。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向广昌大举进攻。广昌是中央根据地的北方大门，敌军企图突破广昌，进入中央苏区中心，与红军主力在此决战。
为了加强对广昌战斗的指挥，李德、博古决定将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在广昌南三官殿设立北路阵地野战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李德为实际上的总司令，并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指挥部队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式，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抵御敌人的进攻。
三军团彭德怀认为这种作战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强调：“广昌不能固守，我们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与装备远在我军之上。”
“那只是一个方面。”博古从感情上无法接受放弃广昌，他强调，“我们的野战工事并不比他们的差。”
“是的，我们有坚固的工事，在阵地防御的基础上灵活实施短促突击，可以弥补装备之不足。”李德更不愿听彭德怀的反对意见。
但是彭德怀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敌军有，再坚固的堡垒也难以抵御飞机大炮的轰炸。如果固守广昌，我的第三军团一万二千人，不出三天，将全部被毁灭，广昌自然也守不住。”
但是，李德与博古听不进彭德怀的意见。从4月10日开始，在博古、李德的集中统一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
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一个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飞机的配合下，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进攻，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尽管红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最终未能成功抵御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博古、李德被迫下令撤退。28日，红军撤出广昌。
广昌战败之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7月，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为了全面御敌，李德命令“分兵六路”，“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由于兵力分散，进攻时兵力不够，难以消灭敌人，防御时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结果六路把口全部被击溃，节节防御变为了节节败退，以致红军死伤惨重。
10月初，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宣告失败。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红军主力与中央、军委直属机关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湘江遗恨，秦邦宪几欲自杀
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有多长。由于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贺龙的红二军团、肖克的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师，因此内部叫做“西征”。
按照李德的安排，这8.6万人做“甬道式”前进：即分为三翼，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红八军团；中间5000人为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以及参谋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和庞大的警卫部队，后卫红五军团。
这支庞大的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将苏区各个机关、银行、工厂所有值钱物品都放在了骡、马、驴的背上。也就是说，队伍里有一大批运载物资的牲畜，驮着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器设备，还有几千名挑夫，用几千副担子挑着苏区的各种“坛坛罐罐”。这哪里是行军打仗，简直就是“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常言说兵贵神速，而这支带着一批“累赘”的部队，根本就无速度可言。尽管后来这些“坛坛罐罐”大部分在长征路上被扔掉，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幸好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条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辖部队防守的。
陈济棠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深知蒋介石命令他参加围追堵截红军，原本就有“一箭双雕”的用意，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有“出工不出力”，因而并不想与红军开火损耗自己的实力。红军素知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便利用其矛盾，派代表与陈济棠谈判，达成协议：陈济棠的部队让出一条20公里宽的通道，让红军秘密通过。
10月20日，“三人团”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庞大的队伍从20里宽的通道中顺利通过，经过粤北，进入了湖南的湘粤边一带，突破了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24日，“围剿”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发现红军西去时，“追剿”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近另调部队在湘南截击。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惊，随即下令湖南军阀何键与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城口部署第二道封锁线。
陈济棠由于与红军有秘密协议，出于自保目的，对蒋介石敷衍了事，并没有派重兵拦截。而何键此前曾遭到红军多次打击，对红军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因而红军并没遇到大的阻碍，只有小股敌军，很快被击溃。于是，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被顺利突破，红军主力相继进入湖南。
紧接着，蒋介石对堵截红军做出新的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湖南境内，从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这一次，仍然没有阻止中央红军西进的脚步，没有什么机缘巧合，但红军成功攻克宜章，占领白石渡，带领庞大臃肿的队伍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通过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面临的下一道难关，便是渡江。从广西东北部林立的大山丛中，有一江朝东北方向奔腾而下的碧水，进入湖南境地并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中央红军要与湘西黔东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须渡过湘江。
而此时，被激怒的蒋介石已洞悉了红军的去向，预料到红军要渡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即调集40万大军，于11月22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已入湘的第六路薛岳部、周浑元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入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而白崇禧因担心中央红军攻取桂林，于24日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红军乘机进入广西。如此一来，全洲、兴安一线出现敌兵力空虚地带。博古、李德看准时机，与中革军委于25日研究决定，从全洲、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应该说，中革军委这个决议抓住了有利时机，倘若整个队伍轻装上阵，迅速渡江，或许会顺利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然而，过多的“坛坛罐罐”造成行军的缓慢，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各一部顺利过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后，后续部队却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
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何键的“追剿军”第一路上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二师发起进攻，白崇禧的桂军主力也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在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而何键的“追剿军”第二路在飞机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一时间，炮声隆隆，炸弹在江水中激起冲天水柱，每一声爆炸都会溅起一片鲜血，碧绿的江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江面上浮满身穿灰色军装的战士的尸体。那些挑来、驼来的机器、行李、各种辎重等，被丢弃在渡口道边，连同倒下去的战士、挑夫和骡马，到处一片狼藉。大火在燃烧，渡口江面混乱不堪，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争相渡江，马嘶人叫、枪声炮声、飞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这样一副惨景，是博古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他和李德骑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见周恩来已经来到这里，便翻身下马，几人观看着混乱的渡口和江面，焦急不安，而又一时无语。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过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总参谋长说渡口太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江？”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建制、单位？”博古此时已急得乱了方寸，不等周恩来答话，便对孔参谋说，“冲过去一个算一个，冲过去几个算几个！”
“这样怕不行吧？”周恩来毕竟年长几岁，处事老练，临危不乱，他说：“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越是非常时期越是要讲求秩序。”
“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可现在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好，乱了秩序。整理好秩序，强调纪律，会提高速度，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
“好。”博古觉得周恩来说的有理，便将手一挥，对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经过整顿秩序，红军渡江加快了速度。在渡江部队与“追剿”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时候，在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处，各部红军与数十倍于己的优势之敌展开激烈战斗。在各军团的掩护下，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终于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山区。
然而，担负掩护任务和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在掩护红军所有部队过江之后，于12月2日赶到湘江东岸准备过江之时，江岸已被敌军严密封锁，而退路随即被切断。敌人集中所有兵力猛扑过来，他们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搏杀，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12月12日，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被俘，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最后只剩下97人，在一名团长的带领下躲进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之中。
中央红军终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渡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多人；而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死亡人数竟高达30500多人！
看着溃不成军的红军队伍，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渡江后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使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聂荣臻一眼看到博古对准脑袋的手枪，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在博古的惊愕之中，聂荣臻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聂荣臻毕竟比博古经历的事情要多，他语重心长的对博古说，“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博古看着聂荣臻，慢慢放下举枪的手。
红军渡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但蒋介石并没有死心，仍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贵州一带。他重新调兵遣将，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迅速布置好埋伏圈，只等着红军进入埋伏圈，收紧口袋聚而歼之。
12月12日，在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外一个村庄里，中共中央借用一户农民的厢房召开短暂的“飞行集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李德仍然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初衷，他说：
“我们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处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这仍然是战略转移之初的想法，如今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堵截，关键是怎样最后突围并甩掉敌人的追击。对此，李德的主张却极为简单，那便是让敌人超过我们，红军躲在敌人后边转向北方。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主意，也只有这样办了。”博古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看来，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怎么突破敌人的重围会合，李德的方案显然不具说服力。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生死关头，毛泽东表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钻进蒋介石“请君入瓮”的圈套，只有向敌人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进攻，才能摆脱困境。毛泽东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现状，认为贵州敌人力量最弱，进军贵州可以争取主动，同时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首先表示赞同，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根据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挽救红军命运的可行性方案。平时不大发表意见的王稼祥也随即做出赞同的表态。
在此前，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的领导，项英等人认为毛泽东在苏区经营已久，有专擅的作风，在整肃“AB团”事件上，负有整风扩大化伤害无辜的责任。
而博古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认为在江西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斗争矛头直指毛泽东。因此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仍未受到中央重视，毛泽东甚至自叹已成为可有可无之人。
但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被朱德和周恩来认可，朱德觉得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主张谨慎行事。周恩来的观点举足轻重，他最后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李德见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博古的心情十分复杂，惨重的失败使他痛心疾首，血的教训使他清醒了许多，他平心静气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大家的分析中，感到李德死打硬拼的战略太过冒险。如今红军队伍已太过疲惫，进军贵州，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
“放弃原计划，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博古最后表态。
以博古中央负总责领导人的特殊身份，他这一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次会议为长征战略思想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12月13日，红军进军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的“双枪兵”（另一支枪是鸦片烟枪）果然不是红军的对手，17日，红军攻下黎平。18日，在黎平县城一座宽大的老式房子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
1934年岁末，红军长驱疾进直抵吴江江边；1935年1月3日，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1月6日夜，红军炸开遵义城门，于1月7日凌晨占领了这座黔北第一大城。当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一起骑马从遵义南门进城时，遵义地下党组织的群众早已在此等候欢迎，一时间，欢迎红军的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遵义交权，无可奈何花落去
进入遵义后，博古与李德被安排住在遵义老城两幢相邻的四合院里，那是地主的宅子，房屋虽不是十分高大，但干净整齐。安排好住宿后，博古将周恩来找来商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认为：“现在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必要统一一下思想，研究一下下一段的战略部署。”
“这样很好。”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大家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高级将领中不少人有牢骚，如果大家思想不统一，下一步的工作很难开展。”
于是，两人研究决定，由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方面的报告。
此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也在研究开会的事情。进驻遵义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寺巷的一幢两层花园洋房里，那是国民党旅长易少荃的私宅，小楼四周砌有高高的灰砖墙。毛泽东与王稼祥住在楼上，张闻天住在楼下。
张闻天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回国后两人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同时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同时负总责。但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两人开始产生意见分歧。
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调到中央政府工作，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有了比较多的接触。长征路上，张闻天与毛泽东谈及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问题，感到毛泽东的分析很有道理。
由于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希望他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系统发言，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上，有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是王家烈嫡系柏辉章师长的私邸，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先由博古做总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认为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随后周恩来所作军事方面的报告中，客观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问题，认为这次战争的失败既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的报告令博古深感不安，担心周恩来过分强调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会降低“三人团”的领导威信。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周恩来发言结束后，仅仅沉默了片刻，毛泽东突然发言，矛头直指博古，对博古的报告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紧接着张闻天站出来，也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会场气氛骤然紧张。
更令博古出乎意料的是，张闻天有备而来，他在表示反对意见之后，胸有成竹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而这份提纲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写成的，基本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他条理清晰，有理有据，痛批了博古，严厉批评了李德。
博古万万没有想到，他与张闻天共事多年，很多观点、政见、做法都曾经一致，但在这关键时刻，他却给了自己当头一棒。
而接下来毛泽东的长篇发言，给了博古与李德更加激烈、尖锐的批判，并且提到路线的高度，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第二个阶段，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第三个阶段，犯了撤退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陈云等同志的赞同与支持，唯一不同意毛、张、王意见的，只有何克全（凯丰）。就连一向谦逊的朱德，也在这次会上心情沉痛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这句话戳在博古心上，令博古感到无比心痛。其实，早在广昌战役之后，博古已感到了力不从心。关乎几万人命运的一副担子，放在一个留学归来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二十七八岁青年身上，博古确实感到这副担子太沉重了。但若是让他在一片批评声中下台，对他来说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在当时的氛围下，他表现出了良好的修养，耐心、平静地听完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但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坐在桌边的靠背椅上，这才感到了压抑、沮丧和愤怒。毛泽东的批评尖刻是在意料之中的，张闻天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已令他大出意外，而王稼祥作为他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在反对“立三路线”中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令他无法接受。
对于聂荣臻、刘伯承等人的指责，主要还是因为军事上打了败仗，但那是李德指挥的！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当时很多人承认他在军事方面的指挥才能，谁会想到败得这样惨，不仅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连累了“负总责”的博古。
博古随手拿过信笺，写下四句似诗非诗的话：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也是最实际的，打了败仗的指挥员无疑要对战败负责。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决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负责，其中李德和博古应负主要责任。
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在中常委的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此次会议撤销了博古与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仍由博古负总责。但在一片反对声中，博古已很难正常开展领导工作，难以继续负起领导责任。作为负总责的领导人，他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由于地处三省交界处，天亮公鸡打鸣，三个省的人家都可以听到，因此这个村子又叫“鸡鸣三省”。当红军到达这个村子的时候，2月5日，张闻天找到毛泽东说：“博古在遵义会议中受到大家批判，思想上并没有想通，还有抵触情绪，恐怕再领导下去会有很多困难，大家也会不服气。”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但考虑到要与周恩来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换意见再做决定，于是当天找到周恩来，说明张闻天的意见。周恩来没有提出异议，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的领导工作已明显遇到困难，因此周恩来提议，博古下去以后由毛泽东领导比较合适。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
毛泽东的考虑是周全的，由于共产国际信任留苏学生，由张闻天出任最高领导一来对莫斯科好交代，二来可以团结一大批留苏归来的干部。
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来到博古的住所，想先与博古沟通一下。
虽然以往周恩来与博古常来常往，但周恩来此次登门，却令博古十分敏感，他首先问：
“找我有什么事？”
周恩来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因为他担心直接说明来意博古会接受不了，便用眼睛看了一下窗户下边的两只铁皮公文箱。博古既然对周恩来登门极为敏感，见周恩来注意到铁皮公文箱，自然立刻明白了其中含义。尽管这样下去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希望有个机会改正错误，但事已至此他反倒心情坦然了，他说：
“恩来同志，你今天的来意我已经想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领导下去了，他们已经不再听我的了。谁来接替我？”
“决定让洛甫接替。”周恩来回答。
“好，明天让小康把公文箱送过去。”博古干脆地说。“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去干。”
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听到消息，劝博古不要交权。博古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听从何克全的劝阻。
随后，政治局五位常委开会重新做了分工，一致同意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2月6日，代表着中共中央总书记权力与身份的两只铁皮公文箱，送到了张闻天的驻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之职，并在2至7月间代理总政治部主任，8月出任主任之职。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觊觎中央领导权，曾企图拉拢“遭受过遵义会议贬斥”的博古。1935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正因为这样，当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时，发表决议宣布：
“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
这足以说明，博古已坚定地站到毛泽东的一边。
10月19日，博古随中央抵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博古心中的负罪感也有所减轻，他曾内疚地说，在他的领导下，“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幸亏“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结束后，博古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发展陕北经济以及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等，做了大量具体的政府工作和组织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当日本侵略者加快侵华步伐之时，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抗日，将其扣留在西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便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3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会议，商议“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与方式，随后回复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
“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4日后，周恩来抵达西安。紧接着，博古和叶剑英也赶赴西安。途中，博古不无忧虑地对叶剑英说：“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而此时除了蒋介石，谁有能力来领导这场对日战争呢？因此，虽然我也痛恨蒋介石，但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此后，博古作为周恩来的副手，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先后赴上海、庐山，与国民党要员蒋鼎文、宋子文等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具体磋商，然后在庐山与蒋介石举行了公开谈判。
此后，博古等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直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博古出席了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加强党对南方各地抗日活动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当选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任书记。
洛川会议之后，博古经西安乘火车赶赴南京。由于长江沿岸委员会是内部组织，不能公开，因此博古以中共代表团身份，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办事处设在南京市区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一幢两层带阁楼的楼房中，这里是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楼房前有传达室，后面有一排小房子，作为食堂和厨房。博古的办公室在二楼，这一层还有第八路军代表叶剑英的卧室，会计科长钱之光与另一位办事处工作人员齐光的宿舍。
博古抵达南京后，来不及休息，立即与叶剑英和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投入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张工作中。虽然此地离博古的家乡无锡很近，而博古自1933年初赴江苏苏区后已有4年多没有回家，但此时他仍然没有抽出时间回家乡看看，直到他最后牺牲……旗帜鲜明，远离了昔日挚友
就在博古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时，11月29日，博古当年的“密友”和“上司”王明携妻子与康生等人乘坐苏联飞机抵达延安。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根据中央指示，自南京赶往延安参加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全国抗日部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博古深感王明强调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后反复强调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有分歧。此时的博古与6年前相比，显然已经成熟很多，虽然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身份博取了许多人的信任与赞同，但王明仿佛钦差大臣一般的气势令博古很快明白王明的意图，他不得不选择与王明保持距离。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党的工作。
12月18日，博古与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孟庆树等人一同抵达武汉，入住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这里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机关都秘密设置在89号第四层的大石洋行内。
为了工作方便，几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由王明任书记，博古任委员，兼任组织部部长。在此间的工作中，博古始终不敢与王明有任何亲密的表现，尤其是王明想要在武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让博古更加敬而远之。
在武汉的工作就绪之后，刘群先从延安来到博古身边，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博古自从与刘群先结婚，多年来夫妻互相支持，伉俪情深。刘群先回国之初便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赴江西中央苏区后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但在长征之前，刘群先被国民党飞机投下的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导致流产，身体未康复便参加了长征，并担任红一方面军休养连妇女队队长，行军中吃住在休养连里，身体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长征途中又再次染病，致使身体每况愈下。
长征结束后，刘群先继任全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被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誉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1937年12月，刘群先出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来到武汉后，刘群先的病情加重，身体更加虚弱。后经组织研究决定，刘群先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一同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
刘群先赴苏前已怀有身孕，到莫斯科后生下女儿秦吉玛。然而，秦吉玛一出生，便被送进了保育院。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轰炸莫斯科时刘群先被疏散，此后下落不明，有人猜测，她在德国法西斯的轰炸中牺牲了。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新设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何克全、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任中央南方局常委，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在任组织部长的同时，负责社会部和国际问题研究室。
南方局正式成立后，博古等人陆续到达重庆，开始时住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机房街，后来机房街的房子在日机轰炸重庆时被炸毁，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便搬到地处重庆郊区的红岩，驻扎在大地主饶国模的庄园里。
饶国模虽然是地主，但本人开明进步，他的儿女都参加了共产党，因此很支持共产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的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在领导整个南方白区党的工作中，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红岩办事处的周围设有竹篱笆，当时叫它“竹城”。竹城外边驻扎着国民党宪兵三团的一个连，专门负责对中共的监视。南方局的工作人员都穿军装，带臂章（十八G）。为避免发生意外，外出必须两三人以上同行，而且男性穿西装，女性穿旗袍。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一些统战工作大多在重庆城内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完成。
这一时期，博古主要忙于党的建设工作，对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调整、配备和教育干部，整顿、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建立健全党的地下交通，领导地下党贯彻执行隐蔽方针等，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
也就在这个时候，博古与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张越霞，走到了一起。
张越霞比博古小4岁，出生于浙江浦江一个中农家庭，自浦江县启文女子小学毕业后，张越霞又考入浦江县高小，并参加了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发起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张越霞发表演讲，展现了她良好的口才，受到广大学生的推崇，但也因为这次“出风头”，张越霞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此后，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张越霞于1927年2月出任了浦江县妇女协会负责人，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是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在众多党员脱离共产党之时，张越霞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显示了她对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念。投入革命后，根据党的需要，她回到浦江县开展工作。11月，浦江县党组织负责人朱锡吾找到张越霞，通知她去参加党的会议。从此，张越霞与浦江党组织正式取得联系，正式开始了党的组织生活。
1928年7月，浦江县党支部在钟鼓楼上召开会议，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张纪恩参加了这次会议。朱锡吾向张纪恩说明了在浦江开展工作的困难，并特地谈到张越霞失业在家的情况，张纪恩决定在上海为张越霞找一份工作。
随后，在张纪恩的介绍下，张越霞来到上海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油印处工作。文书科油印处共有四名党员，由张纪恩负责。张越霞负责文印、内部交通、警报等机密工作。她工作热情高，不畏艰险，加上机智聪颖，总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得到张纪恩的赏识。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逐渐产生爱情，不久便结为夫妻。
1931年6月22日晚，张越霞与张纪恩在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党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地，正准备休息，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张越霞意识到有情况发生，赶紧将窗台上作为警报信号的洗米篮子打掉。这时候张纪恩前去开门，门一打开，便冲进一群军警，将张纪恩和张越霞等人逮捕，押到英租界巡捕房。后来张越霞才知道，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党中央秘书处机关。
随后，张越霞夫妇被转到国民党侦缉队拘留所，张越霞先后被提审两次，始终坚称自己是一名家庭妇女，刚来到上海，什么都不知道。张越霞在侦缉队被关了半个月后，转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在这里，张越霞又经历了两次审讯，审讯中，法官拿出向忠发的照片给他看，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从没见过这个人。”张越霞看过照片，坚决地摇头说。
由于敌人在张越霞口中得不到有用信息，也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共产党员，审讯三次后将其释放。张越霞出狱后，年幼的女儿已死在巡捕房孤儿院中，后因种种原因，张越霞与张纪恩脱离夫妻关系。然而，张越霞在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中，于1934年11月23日在法租界再次被捕，并很快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又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由于叛徒出卖，张越霞的身份被暴露，但她仍守口如瓶，不透露有关党的任何信息。1936年夏末和1937年夏，张越霞先后两次被送进南京首都反省院，任凭敌人威逼利诱，始终不为所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根据国共协定，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代表熊天荆与反省院交涉，1937年9月，张越霞被释放出狱。获释后，张越霞被安排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就是在这里，博古与张越霞相识。
当时博古正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住在南京市区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那幢两层带阁楼的楼房中。博古早就听说了张越霞在狱中坚贞不屈，心中暗生佩服，见到张越霞本人，朴素、秀丽的形象，更是对她多了几分关注。
此后，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张越霞一直在博古的领导下，先后任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和南方局组织部干事。在长期的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后经组织同意，由董必武做证婚人，博古与张越霞于1940年秋季结婚，组成新的家庭。11月，张越霞跟随博古来到延安，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先后任陕北公学干部处副处长、抗日军政大学干部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谈判归来，飞机失事黑茶山
博古到延安后，和杨松一起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向来“善于鼓动”，他声音洪亮，演讲时总能很好地调动听众的情绪，使听者随之热血沸腾。尤其博古一笔在手，能著能译，又通晓马列主义理论，是办报的最佳人选，因此毛泽东亲自点名由博古筹办《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
同时，博古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正当博古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干得起劲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尖锐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他称：反科学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办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有打倒它的必要。这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
9月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整风会议，会上讨论了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会上，博古先后两次做了检讨发言。他说：“1932年到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重。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1942年2月，全党整风开始，在博古的领导下，《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整风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期间，博古的任务十分繁重，他既要领导好《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整风运动，又要做好报社、通讯社的日常工作，尤其是作为王明路线时期曾经的党的总负责人，博古要在整风运动中首当其冲，这三重压力压得博古筋疲力尽。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5月3日，在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博古再一次认真检讨错误，深刻剖析自我，“感到罪孽深重自身莫赎”，并称一定要“脱胎换骨，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从新做起”。由于博古勇于自我批评，认错态度好，得到与会代表谅解与赞许。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和平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根据“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2月初，博古受命担任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工作。宪草审议委员会是根据政协会议决议而设立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政协会议拟定的修改原则及汇总整理各方意见，制订《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各方面推出的各党派代表25人组成，其中中共代表有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何思敬等五人。
博古万万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工作、战斗岗位。在过去的五年中，他在新闻战线工作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从艰苦创业开始，如今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形成一套强有力的战斗机构，他已经成为解放区新闻战线最有权威的指挥官之一，但是，历史又将他推向新的岗位，他依旧无条件服从。
2月13日，博古与董必武等人飞抵重庆。在见到参加政协会议的陆定一时，这位老战友笑着对他说：“政协会议开完了，现在看你的戏了，看你们起草宪草了。”
毫无疑问，尽管政协会议已经做出决议，宪草的起草工作并不会一帆风顺。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绝不会轻易接受政协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议，一场维护政协决议与反对政协决议的斗争，从政协会议闭幕便已开始，宪草审议工作便成为这场斗争的重要环节。
事实正是如此，在连续召开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上，国民党代表用种种借口企图修改政协决议，博古等中共代表为维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急需向中央报告和请示，4月8日，博古与王若飞由重庆飞往延安。
博古乘坐的是一架美制C47式运输机，由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兰奇上尉等四人负责飞行任务。与博古同机的还有12人，包括王若飞，王若飞的舅舅、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及其孙子黄晓庄，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囚禁、经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交涉被释放的叶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11岁女儿叶扬眉、3岁儿子阿九，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人。
博古起飞前一日，即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发电：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同志于4月8日上午，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
4月8日上午，美制C47式运输机自重庆准时起飞，首先飞往西安加油和休息。途中，天空下起小雨。飞机抵达西安后，博古等人又一次向延安发电，称飞机将准时到达延安。
下午1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人赶到机场，准备迎接王若飞、博古等人。博古的妻子张越霞带着6岁的儿子秦铁也来到机场。
当时延安上空阴云密布，云雾缭绕。下午2时，天空下起了濛濛细雨。
阴雨中，突然传来飞机的隆隆轰鸣声。张越霞兴奋地朝天空望去，期盼着博古所乘坐的飞机从天而降。然而，隆隆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张越霞根本没有见到飞机的影子，飞机便飞走了。
“妈妈，飞机呢？”小秦铁疑惑又焦急地问。
“妈妈也不知道，可能今天天气不好，飞机无法降落，原路返回了吧。”
张越霞有些沮丧地说，“我们再等等看。”
然而，直到下午4点，飞机没有再出现，在机场等待的人们纷纷离去。
毛泽东和朱德回到王家坪，在桃园路口边走边谈，毛泽东不无担心地说：“若是因为天气不好无法降落，回去西安，西安那边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飞机能着陆吗？万一不能着陆，燃油用尽该怎么办？”
“可是西安并没有来电。”
两位领导人分析着飞机没有准时到达的原因，心中十分不安，立即指示向西安发电，询问原因。5点，西安回电称：该机未曾返航。
张越霞听到此讯，愣了足足一刻钟，眼泪顺着眼角汩汩流下，她已经意识到博古性命堪忧。而此时的博古，已经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正如西安回电所称，飞机从西安起飞后并没有返航，而是在途中迷了路，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的方向，但飞机却朝着东北方向的晋绥边区飞去，误入了山区。在浓云密布、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因能见度太差，当飞行员看到面前的大山时，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4月8日下午2时左右，博古所乘坐的美制C47式运输机轰然撞毁于黑茶山，全机17人全部罹难。
飞机撞毁的巨响声惊动了黑茶山下村庄里的村民，由于天气不好，村民们没有立即上山查看。9日上午，有村民上山打柴，发现了撞毁坠落的飞机。上前查看，发现了遇难人员的尸体以及遗物，立即到区委报告。区委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从未烧毁的遗物中，搜索到博古和黄齐生老先生的印章以及一些文件报纸。尤其重要的是，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张名单，上面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13人的名字，这些人身份非同一般，区委立即派人将此事报告给中共晋绥分局。
晋绥分局得到消息，一面报告中共中央，一面派公安局长周怀瑾带领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赶赴黑茶山。11日拂晓，周怀瑾带领战士们到达黑茶山下，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当天中午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的残骸斜躺在距离山顶约4里远的山坡上，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周围布满飞机机体的碎片。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已经被烧光，到处散落着燃烧过的木炭，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汽油味。在距飞机残骸约20米的地方，有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覆盖着树木燃烧后的黑灰。
战士们在飞机四周找到烈士遗体，只有脸部依稀可见。战士们和村干部将烈士遗体抬到山下，停放在村里的打麦场上。在现场，战士们还收集了未烧毁的文件材料，以及之前村民发现的博古和黄齐生的印章，两枚被烈火烧坏的圆形证章，上面蓝底白字写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当天，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锄奸部的科长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经过大家分析，最终排除了人为原因，认为是一起由气候引发的意外事故。
由于当天气候恶劣，能见度极差，飞机迷航飞越黑茶山时，撞山爆炸起火而坠毁。
当晚10点，中共中央得到飞机失事的报告，并将此消息告知烈士家属。
张越霞虽然早已料到博古可能遇难，但当她得到确切消息时，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失声痛哭，几欲昏厥。
英烈已去，六遗孤相聚北京
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博古等人遇难的消息，沉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消息传出后，整个延安地区笼罩在悲痛之中，无数的人失声痛哭，无数的人默默流泪，《解放日报》社所在的清凉山更是哭声一片，昔日共同战斗的战友、同志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好战友、好领导博古同志竟然如此突然地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爽朗笑声，他的循循善诱的教诲。
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人士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治丧委员会。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与非党干部两千多人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1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林伯渠首先沉痛地报告了悼念的意义，朱德、刘少奇等在悼念大会上做了沉痛讲话。
18日中午，运载烈士遗体的专机抵达延安机场。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亲往机场迎接，张越霞被人搀扶着来到机场。各解放区和延安代表万余人赶到机场，迎接烈士遗体。
在庄严肃穆的氛围里，在哀乐声和抽泣声中，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九位烈士的遗体，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从飞机上缓缓抬下，在两行持枪护灵队员的护卫下，经过祭场抬向灵堂。
朱德、刘少奇等领导登坛，准备亲视烈士遗体入殓。张越霞等烈士亲属被人搀扶着来到自己亲人的遗体前，做最后的道别。张越霞在博古的遗体前泣不成声，周围也跟着响起一片哭声……入殓时突然狂风大作，灵堂内外、祭场周围悬挂的挽帐、孝幡等凌空飞舞，好像烈士们在天之灵已有感知。
19日，延安各界举行隆重公祭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四八”烈士们的遗像，会场四周挂满孝幛和挽联，花圈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挽词。横梁上挂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所题送的大匾，上面写着“变悲痛为力量”。前来参加公祭大会的各机关、工厂、学校的干部、群众、工人、学生及各界的人士、周围数十里的群众，共达3万多人。
上午10时，连发24响的礼炮震撼着整个会场，紧接着哀乐徐徐奏起，全场脱帽肃立致哀。然后举行家祭，烈士的亲属向灵前献花圈、敬香、恭读祭文。
在随后举行的公祭中，主祭人为朱德、刘少奇，陪祭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五省联防司令贺龙、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等人。首先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祭文，公祭后，林伯渠报告博古等烈士生平与重要事迹，朱德、张云逸等人分别讲话悼念，最后由张越霞代表在延安的烈士家属宣读祭文。
12时5分，在哀乐声中，烈士们的灵柩在红色毡呢的包裹中，被缓缓移出灵堂，向飞机场旁的墓地行进，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随执绋，为烈士们送葬的群众队伍长达五六里。
1个半小时后，烈士的灵柩抵达墓地，鸣炮24响后，即开始下葬。全场人员目送烈士灵柩缓缓进入墓穴，再由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家属轮流为每一名烈士奠土，隆重的葬礼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同一天，在陪都重庆，由孙科、张澜、吴铁城、邵力子等119人发起3000人参加的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由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做主祭，郭沫若宣读祭文：秦公博古，南方之强，
守正不阿，寡默深藏，
为民请命，锐不可当，
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
随着颤抖的朗读声，郭沫若双颊淌满了热泪。
周恩来在大会中报告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他声音低沉，泪流不止，因为他失去了相交一二十年的同志和战友，他说：“邦宪同志来渝从事宪草起草工作，为民主宪法的产生而努力，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竟以身殉。……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事业走到最后一口气，流了最后一滴血，以致粉身碎骨。……我们要把悲痛的心收起来，化成团结的力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
4月17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长诗《为多灾多难的人们而痛哭》：
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我在你面前就和白痴一样。
你平时沉默得像月黑之夜的海洋，你的眼睛放着深远的光，你寡言鲜笑。
但你一旦言笑了，却真是‘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你的笑声有时直如亚细亚高原的风暴。
在南京、在汉口、在重庆的初期，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严而可畏的人，不仅汉奸国贼魑魅魍魉在你面前觳觫，似乎谁都感觉着你是一把脱鞘的宝剑，寒光摇动群星。
五年后的重逢，你增加了温暖，
虽然仍旧寡默，而是喷着温泉的崇山。
然而，……你为争取人民的权利，仍然铁面铁心铁肝铁肠铁手铁腕。
博古，推动中国历史的铁人，你的潜能似乎才刚始发动，然而竟殒灭了，我听见鸱鸪的叫声，说是‘秦邦宪死于秦’，我的心不能不为人民而痛哭，为革命的波折而痛哭。”
博古走了，留下了六个孩子，博古生前，忙于革命，未好好照顾他的子女，死后，孩子们散落各地，有的在老家被拐卖到重庆，有的在苏联孤儿院，有的在香港……直到1950年党中央派人寻找，才将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张越霞的身边。
博古六个孩子中，两个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三个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他的长子秦钢、次子秦刚、长女摩亚、次女新华、三女吉玛都是刘群先所生，只有三子秦铁是张越霞所生。
博古的子女们虽然遭到父亲“冷落”，但心中对父亲没有丝毫责怪，只有深深的敬仰。他们经常听长辈讲起，在延安时，熄灯最晚的只有两人，一个毛泽东，因为他习惯夜里工作；另一个便是他们的父亲。博古因废寝忘食的工作，以致心脏有些变形，医生多次劝他好好休息，他都从不在意。
博古的三子秦铁在看过博古的笔记后，理解了父亲，“一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只争朝夕，二是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今后再努力工作也没法赎回他的罪过”。
20世纪50年代初，干部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张越霞仅凭自己的工资无力抚养六个孩子，当时，她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为了解决困难，张越霞来到杨尚昆家，一进门就说：“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
“哎呀老大姐，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别生气。”杨尚昆赶紧说。
“博古这些孩子我养不大。”
“对，他们是烈士子弟。”杨尚昆说。
此后，博古的孩子每人每个月有了20元生活费，这才缓解了张越霞的生活压力。然而，“三反”“五反”时，反出被贪污的一笔博古译书的稿费，将近1000元钱，张越霞十分要强，一气之下主动把六个孩子的生活费退了。
“文化大革命”中，张越霞受到冲击，但她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残酷迫害，被开除党籍并下放，以致重病缠身。周恩来临终前曾嘱咐：张越霞是个好同志，吃过很多苦。以后如果他有困难，应给予一定照顾。周恩来的嘱咐不仅是对张越霞的关照，更是对博古的深切怀念。
1979年2月，张越霞因心脏病逝世，终年68岁。
这一年，博古的小儿子秦铁已经39岁。秦铁在“文革”中被打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平反后到天津远洋公司，从最底层的船员做起，由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做到船长，于1995年退休。
博古的长子早夭，长女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次子秦刚是留苏优等生，回国后分到北京航空学院实验室当实验员，海南建省时受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副省长）之邀，调到海南任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次女秦新华学的是中医，与李铁映结婚，后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是博古子女中惟一从政的；三女秦吉玛毕业于哈军工，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退休。
2010年，70岁的秦铁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谈到“四八空难”与博古之死，他说：
“2006年，某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虎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但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根本没有发现有‘杜吉堂’这个人。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飞机的是美国飞虎队员，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害。所以，‘四八空难’应该说还是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