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纯如去世那一天起，她为什么自杀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我仍无法相信，一个像纯如这样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居然会自寻短见。每当她听说有人自杀，纯如总是跟我们说，这是她无法理解的。自杀本应从来都不在她的选择范围之内。
纯如悲剧性的死亡是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完全麻木了。我疑惑不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开始回忆纯如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种种细节。撰写这本回忆录帮我厘清了许多事情。
我们第一次察觉出纯如有所转变是在2004年4月，她结束长达一个月的图书签售旅行后回到家中。在那次旅行前，纯如看起来一切都好。旅行中，必定发生了某些令纯如深感害怕的事情。
正如大多数人所知，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就在她死后，有人猜测，她或许是被日本右翼团体谋杀的。当记者在她死后提出这一疑问时，我最初排除了这一可能。然而，随着时间过去，仔细地回忆起发生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那些事情，我重新得出结论，这些组织的确有某种可能促成了纯如的死亡。纯如在图书签售旅行之后变得非常情绪化，非常多疑。如果我们相信她对我们说过的话——有人在旅行中曾威胁过她——那么，她在那次旅行后的突然变化便可以理解了。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真实发生的事情。
在生命的最后6个月里，纯如一直提到，因为她所写的东西，一个“邪恶同谋”正试图搞垮她。家里人一直不愿相信这些说法，将其归结于纯如的想象。然而，在我看过几篇关于纯如之死的政论文章后——比如斯蒂芬·克雷蒙斯（Steven
Clemons）的悼词（参见附录）——有关阴谋论的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尽管听上去不太可能。
最重要的是，纯如当时开始怀疑她的儿子患有自闭症。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她一方面要为接下来的外出采访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收集与自闭症相关的资料，这使她精疲力竭，直接导致了在路易斯维尔的崩溃。由于治疗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物并未能改善纯如的状况，相反却令她的病情恶化。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医生开给她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物或许导致纯如的情况急转直下。直到2009年之前，我仍不能肯定这一点。但终于，开始有细致的研究结果讨论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问题。
2009年，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纯如之死的评论。作者猜测，纯如或许死于药物导致的自杀。评论中提到了精神病医生泰彻尔的名字。后来我得知，马丁·泰彻尔（Martin
Teicher）是哈佛医学院的一位著名临床精神病学家。我立即联系上了他。2009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尤金·肯尼迪教授九十大寿，借着到波士顿给他祝寿的机会，我在麦克林医院与泰彻尔医生见了面。
长话短说，泰彻尔给了我几篇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关于服用氟西汀（fluoxetine）类药物[如礼来（Eli
Lilly）的百忧解]的患者出现自杀倾向的问题。泰彻尔关于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氟西汀的发现令人震惊。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中【1】，他和他的同事发现，在服用2~7周氟西汀后，本来没有自杀企图的患者产生了严重的暴力自杀倾向。在停止使用氟西汀后，这种自杀倾向少则持续3天，多则长达3个月。他和他的同事还发现，包括SSRI在内的抗抑郁药物在某些患者身上可能导致或加剧自杀倾向。重要的是，这些抗抑郁药物居然可能导致抑郁恶化，并引起静坐不能、焦虑和狂躁。
泰彻尔博士给我看了一篇2004年发表的论文【2】，发表这篇论文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率是精神病药物问世前的20倍。泰彻尔博士跟我说，在他还是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时，他对于这些“新”药物的益处比现在乐观多了。但他慢慢发现，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比此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我问泰彻尔博士，开给纯如服用的那些精神病药物在不同人种和不同性别的患者身上是否有不同疗效。我一直怀疑，纯如服用的那些药物或许在亚洲人和女性身上体现出更严重的副作用。已经有科学证据显示，基因的多态性因人种而异，这种不同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过程，从而影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3】。为了回答我的疑问，泰彻尔博士给我看了几篇论文【4】，里面提到，人种和性别差异的确对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有影响。与白种人相比，抗精神病药物更易在亚洲人身上显效，但副作用也更严重。
这令我产生疑问：纯如是否服用了过量的药物？因为药物剂量的计算是根据以白种人为对象的研究计算出来的。泰彻尔博士解释说，按照他惯常使用的治疗方案，病人服用Risperdal这类药物的初始剂量是0.25毫克。纯如开始时服用的剂量却高达这一数值的8倍。
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我惊讶地获知，尽管泰彻尔本人是精神病医师，他却对给病人开抗精神病类药物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他还介绍给我看前《波士顿环球报》医学记者埃里森·巴斯（Alison
Bass）写的书《副作用：公诉人、告密者和畅销抗抑郁药的审判》【5】。从波士顿回到家中，我读了巴斯的书，意识到关于这一话题，还有许多其他类似著作。这令我大开眼界，了解了以前少为人知的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尤其是关于自杀倾向的问题。
从巴斯的书中，我了解到，除了百忧解，另一种类似的SSRI抗抑郁药物赛乐特也会导致服用者自杀。这本书发现，没有坚实的数据证明，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赛乐特的疗效优于安慰剂糖丸。生产赛乐特的葛兰素史克公司没有向公众公布药物试验中的不利数据和自杀风险，在安全性问题上误导了医生和消费者。
我还了解到，负责药物试验的医学研究人员接受了制药公司的资助，而试验结果又被提交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用于药物的审批通过。因此没什么办法保证研究的公正性。巴斯的书要求政府着手保护公民的权益。
彼得·布瑞金医生（Peter
Breggin）是另外一位在精神病药物方面著述颇丰的作者【6】。他从很早就开始提醒公众使用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他的著作争议很大，首次出版时不被医学专家看重。部分原因来自医药公司的信息不完全披露，部分源于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缺乏远见。布瑞金医生的许多发现目前已广为人所接受，而新的“非典型性精神病”药物如Risperdal和Abilify等，也已被证实风险与它们所取代的上一代药物并无不同【3】。FDA和美国国立精神病研究所现今在网站上发出警告，与糖丸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物可能将自杀风险增加一倍【7】。一项最新研究【8】发现，无论开始服用哪种抗抑郁药物，患者的自杀企图或自杀风险都很接近。此外，除了开始服用药物期间可能导致风险，停药也会增加自杀风险。
在新书《解读流行病：神奇子弹、精神病药物和美国精神疾患的急剧上升》【9】中，医学调查记者罗伯特·维塔克（Robert
Whitaker）发现，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事实上对大脑的害处远远大于益处。药物在患者身上导致更多的精神问题。大量滥用精神病药物使得美国的精神疾患发病率接近于一场流行病的水平——美国精神病患者人数在过去的20年中增加了3倍。
真的，我是有多么希望我在纯如接受治疗之前就了解到这些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物的风险。2004年，诊治纯如的精神病医生对这些药物的潜在严重副作用一无所知，他们也对不同人种对药物的不同耐受性了解无几。受到这些药物负面影响的不仅仅是药物说明书上标出的年轻人，而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面对自杀倾向等严重的副反应【1】。
纯如平生从未有过严重的抑郁或躁狂发作，因此，绍进、我和纯如都不相信她真的患有躁郁症。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时，纯如坚决反对服用任何医生开给她的药物。我必须信任纯如，她比家里所有人都更了解她自己的状况，即使是在生命最低潮时也不例外。是我们这些家人忽视了药物的毒性和严重副作用——我们太信任医生，太希望她服用这些药物后能够好起来，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纯如对精神病药物或许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布瑞金医生在他的著作《服药成狂：精神病药物在暴力、自杀和犯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6】中写道，“刚开始服药的几天是危险性最高的阶段。就像那些从未喝过酒或抽过烟的人第一次尝试酒精或烟草时一样，对于从未服药的人来说，刚开始服用的抗抑郁药物的有害影响绝对是压倒性的。”对我来说，这完全解释了发生在纯如身上的事情。
纯如滴酒不沾，也从不吸烟。在她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咖啡更具刺激性的东西，更不要说是精神病药物了。她的首次自杀企图发生于2004年9月21日，然后在10月28日时试图买一把枪。这两件事都与她的性格完全不符。而且是那么的巧合，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她开始服用Celexa数天之后。
我认为纯如的自杀是由药物所引起的。这是精神病药物改变一个人本来性格的经典案例。我不需要重复那些有据可查的大量奇怪案例【6，
9】，在那些例子中，本来性格温和的抑郁症患者服药后突然变得暴力并具有破坏性。从纯如精神崩溃到她自杀，时间相当短，不过三个月而已。在这段时间，她正好开始服用精神病药物。她结束自己生命时所选择的悲剧而暴力的方式也大违她的本性。纯如生命最后那段时光急转直下的状况和暴力举动很可能是因为她服用的那些药物所引发的。我承认，我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医师。但作为一名生物化学研究人员，从我密切照顾纯如的那半年观察所得以及我自己的独立研究结果，这是我所能得出的最好的结论。
旁观者指出，或许有其他因素促成了纯如的自杀，比如她接受的辅助生殖治疗或许对她的情绪有影响。但据我所知，纯如只服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促排卵药物，不过是2001年12月前几周。她的情绪变化却始于2004年。
还有人说，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话题太过阴暗沉重是她自杀的诱因，还据此宣称，或许人们不应该再去写这种阴暗沉重的题材。但我知道，纯如绝对从来没有为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而后悔过，她也不后悔向全世界揭露历史上这悲惨的一章。绍进和我都相信，《南京大屠杀》这本书不是导致纯如自杀的真正原因。毕竟，这本书写作于她去世7年前。不幸的是，纯如把20世纪40年代美国二战战俘在菲律宾的恐怖遭遇当做她下一本书的主题。尽管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同样令人痛苦，对纯如的精神健康显然没什么好处，但我也不觉得这是导致纯如抑郁的主要原因。
纯如的死能否避免？我坚信，如果她可以在身心两方面都好好休息一下，不去服用任何精神病药物，或许便会恢复过来，今天还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心理治疗或许也能有所帮助，正如我们所知，世上根本不存在可以令病人立刻摆脱抑郁的神奇子弹。休息和抚慰或许可以帮助纯如有条理地解决自己的个人和职业问题。她曾经成功战胜了生命中的众多阻碍。纯如一直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的坚强女子。悲剧在于，没人给纯如机会令她从身心疲惫中恢复过来。医生马上给她开具了抗精神病药物，然后又是抗抑郁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使她本来的焦虑和轻度抑郁加重了。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精神病药物的潜在危险，在服用之前三思而行。尽管数据显示，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患者的自杀率较低，但这仍比服用糖丸安慰剂组为高。每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任何人的家中重演。
媒体听说纯如精神崩溃的消息后，在报道中称，医生对此的诊断是可能为一次躁郁症发作（但这一诊断从未被确诊过），人们开始对纯如的精神状况无端猜测，尽管他们并不了解纯如生命最后6个月中的情况。这实在令人沮丧。一本已发表的著作甚至猜测，纯如早在1999年时就出现了精神病的征兆。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出于无知的妄自揣测。一些人甚至认为，纯如的激情和写作动力或许是躁郁症中躁狂阶段的表现。熟悉纯如的朋友和学过临床心理学的人都对此强烈反对【3】。照这种说法，任何精力充沛、志向高远、力求完美的人都会变成躁郁症患者的。我不认为这种将一切简单化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纯如是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她不希望自己的艰难处境为外界所知。她希望将整件事情保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上依然存在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事实上，在亚洲文化中，精神病尤其是个敏感话题，可能导致非常残忍的评头品足。出于对纯如隐私的尊重，我们应她的请求，将她患上抑郁症一事严格保守机密。但在纯如死后，我们决定接受美国亚裔精神病网络（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Network）的邀请，代表精神病患者公开发表演讲。对精神疾患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对于精神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教训。
生命一旦消逝便不会再来。我真诚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的家人。许多精神病专家【6】现在认为，心理疗法、信仰、来自家人的爱与支持对于帮助精神病人痊愈至关重要。目前，抗抑郁药所能带来的益处仅比糖丸安慰剂略好。这表明，事实上，常常是希望消除了抑郁，而不是某种特定药物。我们对人类大脑的功能所知还十分有限。
当本书付印之时，纯如已经去世6年多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萦绕在我眼前。那些画面——她纯真的微笑，她开怀的大笑，她好奇的眼神，她无休无止的提问——一直陪伴着我。但最重要的是纯如的精神：力求最好，永不放弃对历史真相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南京大屠杀》触动了全球华人团体，对于迫使日本反思二战罪行的国际运动起到决定性意义。然而，直至今日，日本仍不肯向战争受害者作出书面道歉，也不肯对那些人生因为浩劫而摧毁的人们作出赔偿。更糟糕的是，日本拒绝将其二战期间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告知自己的国民和下一代，
作为一个面对女儿悲剧性的死亡事件的母亲，我的立场独特：我可以用余生追悼我的爱女，或者我可将自己的所失转化为某种积极举动。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纯如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来阐述她写作那本书的原因。对我来说，完成纯如未竟的事业——教育下一代记住残忍的历史教训，以求历史不会重演——也是我的使命。
纯如去世一年半后，2006年3月28日，她生日的那一天，我和绍进还有纯如的一些支持者一道成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www.irischangmemorialfund.net），希望完成她未竟的事业，缅怀她不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边撰写本书，一边投入到向下一代宣传发生在亚洲的大屠杀的教育活动中去。这项工作给了我活下去、向前看的理由和勇气，并带给我未来世界可以变得更加和平和谐的希望。
纯如希望世界记住她的作品、她说过的话。她总是说，生命终将消逝，但书和文字可以流传。1997年1月，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她写道：“文字是留住灵魂的唯一方式。演讲之所以令我激动，因为虽然演讲者已然作古，长眠地下，但他们的精神却世代流传。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宗教——最好的永生。（如今，或许这也是获取永生的唯一方式。）”如果真如纯如所说，“文字不朽”，“书是写作者实现永生的终极方式”，那么，她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如果她能活得再久一些，成就或许会更大。
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开始思考这一终极问题，一个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并将继续寻找下去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答案因人而异。当我想起纯如的一生、她的演讲、她写给我和她父亲的那些信件，她清楚地表明了，她是一个倾听自己内心、追随激情，努力创造某种具有永恒价值之物的人。她要“特立独行”。她想要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属于具有批判精神的少数人，而不是唯唯诺诺的大多数”。
2003年6月，在接受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采访时，纯如披露了她内心中的激情：“……写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主题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一生中，那些与正义被侵犯有关的主题总是能引起我的共鸣……出于某种原因，每当看见不义之事，或是其他人的自由遭到侵犯，我就会恼怒不已。”
本书行将结束时，我本打算找一句名人名言收尾，最好是某个拥有与纯如同样人生哲学的人说过的话。就在此时，我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它可以代表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为别人而度过的。
补充说明
写成这本书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8岁男孩。他和爷爷奶奶住在伊利诺伊中部，离父亲布瑞特的家不远。布瑞特2006年1月再婚，他和他的妻子有了两个孩子。
绍进和我仍住在圣何塞的那栋老房子里。克里斯托弗每年春假和暑期来看我们两次，他很喜欢到加利福尼亚来。在管理张纯如纪念基金之外，绍进和我还积极参加湾区一些组织如史维会的活动。因为克里斯托弗患有自闭症，我们也加入了湾区的“特殊需求儿童之友”组织。有时间的话，我希望可以帮助一些全国性的组织开展预防自杀的工作。
悼词
詹姆斯·布拉德利
2004年11月19日，加州洛斯阿尔托斯
我站在这里，想要向两岁的克里斯托弗传达一个消息。
我的名字是詹姆斯·布拉德利。
我的父亲是约翰·布拉德利。
我的父亲是曾经在硫磺岛上竖起星条旗的勇士之一。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并未从父亲那里听到多少有关那张著名的硫磺岛上星条旗飘扬的照片的故事。因为他不能说。
我父亲死于1994年。
在他死后，我开始追寻他不能说的那些往事。
克里斯托弗，你的母亲是张纯如。
她写过令人难忘的文字，讲述一些艰难的历史真相。
你的母亲死于2004年。
以后，我想，你也会想要追寻你母亲不能说的那些事。
1997年，在你出生5年以前，我正致力于写一本关于照片中的6名旗手的书。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试图找到一家出版商。
27家出版商回信拒绝了我。
我意志消沉。
然后，一个星期天，我感到一丝希望。
一本关于二战的书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
那本书是《南京大屠杀》。
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美丽的名字。
张纯如。
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信给你的母亲。
她寄给我一张带有照片的明信片，鼓励我。
明信片上的照片是她。
我将张纯如的这张照片挂在书房的墙上。
每天，在我克服自己的恐惧写作时，我都对自己说，“如果她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父辈的旗帜》最终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一的书。
27名出版商说“不”。但你妈妈说，“做吧”。
然后我打算写第二本书，但却找不到故事。
我又一次求助于你的母亲。
她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建议我联系一个住在艾奥瓦州的名叫比尔的人。她说他有一些“有趣的信息”。
我给比尔打了电话，他讲给我的故事后来变成了我的第二本书《空战英豪》。这本书是来自你母亲的礼物，它成为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二的畅销书。
《空战英豪》的开场白是这样的，“这封电子邮件来自张纯如……”
书的最后是鸣谢部分——我借此感谢那些帮助我写出《空战英豪》的人。
《空战英豪》的鸣谢部分以一个美丽的名字开始……
“张纯如”
克里斯托弗，自从写了这些书，我在全世界发表了数百次演讲。
我由此得知，我只不过是应当感谢你母亲的成千上万的人中的一分子。
在我追寻我父亲的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残酷的硫磺岛战役中，我的父亲——一名军医——眼睁睁看着两百多个年轻士兵在自己的怀中惨叫着死去。
在你追寻你母亲的故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在她的眼前，浮现着成百上千——不，应该是成千上万——饱受折磨的死者和惨叫着的幸存者。
张纯如感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世界每一块大陆上以数不清的方式为人所缅怀。
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
4年前，我创立了詹姆斯·布拉德利和平基金会。
基金会选派美国高中生赴中国和日本生活学习一年。
基金会的宗旨是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样有朝一日，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怀里不用再拥抱着垂死的士兵……像你母亲这样的人，眼前不会再浮现着战争的死难者。
两天前，基金会的所有理事召开会议，决定从现在开始起，被我们选派到中国的学生将同时作为基金会新设立的张纯如纪念奖学金的获得者。
克里斯托弗，等你长大成人，我会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理事会议。帮我们挑选更多有资格得到张纯如纪念奖学金的学生。那时候，你将可以见到许多以你母亲之名而得以到中国学习的学生。
他们会告诉你我已经知道的那些事。
当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将在机场书店、城市书店以及各地的图书馆中见到那个美丽的名字：“张纯如”。
中国学生从你母亲的文字中学到了他们国家的一段历史。
你母亲的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激励着他人去寻找真相。
克里斯托弗，等你长大成人，我希望你能经历我经历过的三件事。
有一天，你会了解你母亲所不能说的事。
我希望这可以帮助你理解你母亲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正如我对我父亲的理解。
我希望有朝一日，你坐在你母亲的照片下工作，感受到她的启迪与温暖，正如许多人以及我所感受到的一样。
最后——当你展开这段艰难但却值得的心灵之旅，去发现你在宇宙中的独特使命——当你发现你的真我所在——我希望你会为你勇敢的母亲曾无所畏惧地把真相告知给全世界的举动而自豪。
或许你会亲自写一封感谢信给她，就像我做过的一样。
一封以一个明亮而充满希望的名字开头的感谢信。
那个美丽的名字是：张纯如
悼张纯如
斯蒂芬·克莱蒙斯
听到张纯如在加州圣克拉拉她自己的汽车中辞世的消息，我感觉如受重击。在过去的几年中，她是我的好友，更是精神上的知己。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对于治疗日本、美国和全世界的集体历史失忆症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我来说，这个才华横溢、美艳照人的作家和思考者仿如现代的圣女贞德，投身于一场向过去讨还公道的激烈斗争。
几年前，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而结缘。几年前，我开始研究杜勒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前夜所进行的一系列暗箱操作所导致的当代法律后果。这份签署于1951年9月8日的条约正式结束了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张纯如加入进来，同我一道努力唤醒公众对此事的关注。我就此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于2001年9月4日见报。
尽管当时我以为我所发现的不过是为历史学家和律师所忽略的一则有趣的历史花絮，张纯如却知道，我无意之间闯进了中日之间关于记忆和历史记录的激烈交锋的战场。她打电话给我，跟我聊了两个小时，帮我作好准备迎接漫天而至的批评之词。这些批评来自那些试图阻止任何有关日本战争责任的讨论的人，可以轻易击垮一个像我这样的作者。
张纯如在她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继续就此事展开讨论：日本、战争记忆，以及我讨论的美国在日本历史失忆症中扮演的同谋角色。不幸的是，张纯如的文章无法在互联网上搜索到。
我们见过几次面，有一次发生在我在加州库比蒂诺的安萨学院讲演之后。她坐在五六百名对日本战时记忆这一话题有兴趣的听众之中。这是她的领域——而我只不过是偶然闯入——但她极为谦逊，并不炫耀自己的优秀和权威。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出席了安萨学院的活动。
2002年4月，在旧金山大学环太平洋中心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们还曾经同台发言。
关于张纯如的去世问题，在专家的权威意见之外再多加评论在我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我想指出，两名促成改变的使者、令我们以全新眼光审视世界的人——张纯如和最近过世的电影制片人伊丹十三（Juzo
Itami）——都是在患抑郁症后选择了自杀。这让人既难过又担忧。我从来不相信关于伊丹十三的那些报道，我和他也很熟，他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不断地同日本右翼分子和黑帮作斗争。
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关于张纯如之死的那些报道——但对于如此一场悲剧，我想说，也只能说，世界因为她的离去而损失良多。
张纯如同信念、信仰和合谋的谎言作战。因为她那部重要作品，还有她试图厘清真相是如何为信念、信仰和错觉所扼杀的行动，张纯如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我们曾经详细讨论过下面这段出自尼采《上帝之死》一书的文字。我不认为张纯如是尼采的信徒，但这段文字却反映了我们当时所经历的挣扎：
“心理学中，比信念再进一步就成了‘信仰’。信仰如今被当成好的，但当我开始思考时，不禁怀疑，对于真相而言，信念是否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人性的，太人性的》）
这一次我想要实话直说：谎言与信念之间真的有区别吗？——全世界都相信这两者不同，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每一种信念都有其历史渊源，经历过尝试与谬误：只有在成为一种信仰后它才是一种信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并非唯一信仰，直到经历更长一段时间后，才获得绝对权威的地位。
如果谎言也是信念的雏形呢？——有时候，所需要的不过是改变一下对象而已：在父亲那里的谎言，到了儿子这一代，就成了信念——对此，我称之为用谎言扭曲眼见的真相，或是用谎言否定自己看到的东西：不管这种谎言是当众说去，还是独自表白，结果都是一样。
最常见的一种谎言就是，一个人欺骗自己说，欺骗别人是相对而言无伤大雅的——现在情况变成了，不是某个人视而不见，也不是某个人扭曲真相，而是要求所有从属于某一团体的人都这样做：每个成员都要变成说谎者。例如，德国历史学家相信，罗马是专制主义暴政的同义词，是日耳曼人将自由精神带到了世界上：在信念与谎言之间，有多大分别呢？
这让人心生疑惑，是否所有的虔诚信徒——包括德国历史学家在内——都出于本能地将道德问题变成舌尖上的文字游戏。道德之所以还能幸存下来，只因某个团体的人在特定的时期需要它。“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将其公告给全世界；我们为它而生，为它而死——让我们尊敬所有拥有信念的人吧！”——我是从一些反犹太主义者的口中听到这种话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啊，先生们！
一位反犹太主义者不会因为在基本事实上说谎就变得更加值得尊敬……牧师可能更适合做这种事。他很清楚，信念本身固有的缺陷，出于某种目的，谎言也可以成为事实。他偷换了犹太人的概念，“上帝”，“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天启”，诸如此类。
我太悲伤了，无法再写下去。
在一些人看来，阿拉法特的去世是化解以色列、巴基斯坦之间冲突的一个转机。
或许，那些一直在日本辱骂张纯如重要作品的人现在可以暂停他们奋力漂白历史的脚步，寻找一条比今日更加反思内省的民族主义的道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