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写她的第一本书时，纯如与我们谈到过许多关于下一本书的选题构想，但动手写《南京大屠杀》的决定却来得十分突然。那是1994年12月。正如纯如后来在书中描述的那样，1994年12月13日，参加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她下定决心去书写历史上最残忍的这一篇章。那年11月，纯如听说，一部描述中日战争和日本军队30年代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纪录片在获取资助时遇到问题。她对此十分好奇，然后联系了几个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人。她被告知，在库比蒂诺将举行一次与此相关的会议。他们对他说，如果纯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她可以去趟湾区，参加会议。纯如当时不仅在寻找新书的题目，也对这段历史极度感兴趣。她从小就从我和绍进这里听到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的故事。当时的时机也正好：她刚刚完成钱学森的传记。
会上展出了3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拍下的许多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照片。纯如在书中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作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着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带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耻辱表情，所有这些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在黑白图像上。”纯如接下来写到，“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她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受害者们应得的公道。
1998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一名日本记者德留绢枝（Kinue
Tokudome）采访了纯如：“为什么你决定写这本书？”
纯如回答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儿与此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许多年，直到1994年我在图片展上看到相关的照片。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事实上，在那之前，纯如一度认为，我们在向她讲述那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或许夸大了1937年到1938年发生在南京的事。
在那次库比蒂诺会议上，纯如了解到，直至当时为止，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她还了解到，许多美国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在日记、电影或照片中记录下了他们的见闻，而这些都保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和湾区一些热切关注这段历史的活跃分子的帮助下，纯如马上被介绍给东海岸的一些活动家。她想到要去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找相关材料。
1995年1月4日，我们飞往洛杉矶看望绍进的父母，然后开车到圣巴巴拉看纯如和纯恺。这几乎成为每年圣诞节后的某种惯例，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不回家过圣诞和新年了。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的冬天气候宜人，正好借此躲避厄巴纳的寒冬。不过，1995年1月，洛杉矶天气不好。我们一到那里，就遇上了有记录可查的最糟糕的雨季。整个旅途中，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纯如告诉我们，她准备到东海岸去几天。在湾区活动家们的协助下，每件事都安排好了。纯如1月8日那天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当时我们还在洛杉矶。我们到家中后，我给纯如发了封电子邮件，问她是否安全抵达华盛顿。1月24日，纯如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计算机回信说，她一切很好，只不过太忙，无暇详述。5个星期后，她于2月12日返回家中，等着她的是一堆至少有3英尺高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她从东海岸寄给自己的大箱影印文件。耶鲁之行极为成功：她发现了大量素材。纯如说她还欠我们一封汇报这次旅行经过的长信，只要一有工夫就马上写给我们。
3月12日，纯如寄给我们一封25页的长信，讲述这次旅行的经过，这封信本身简直就可以扩展为一篇宏文。纯如描述了旅行中的种种细节，诸如她住过的房子，见过的人，每个人的特征。她说她之所以给我们写这样一封细致入微的长信，也是起到记日记的作用，日后提醒她那些细节。事实上，正如她以前说过的，这封信让我们全面了解了当时她的想法和她的生活。这是她为《南京大屠杀》一书收集资料时的忠实历史记录。
在这封信中，纯如提到，她于1月8日飞抵华盛顿，当天晚上11点30分找到李圣炎博士（Dr.
S. Y.
Lee）的家中。纯如此前根本不认识李博士，是通过湾区的朋友介绍才找到的他。李博士和他的妻子非常大方，让纯如在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期间住在他们家。纯如写道：
李博士和他的妻子是一对在华盛顿特区住了几十年的美籍华人。谈起两人早年在中国的经历，他滔滔不绝，直至午夜。那时候，他是大二的学生，他所在的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和许多美籍华裔的专业人士一样，李博士和妻子在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后来又移民到美国。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李先生在政府的一些研究机构如美国宇航局担任化学家。
退休之后，李先生夫妇将他们的时间投入到出版《美华论坛》（Chinese
American
Forum）这本杂志上。杂志创办的初衷是向外传播各种职业和各个年龄层美籍华人的观点与故事。李博士非常希望我今后可以为这本杂志撰稿。他告诉我，看到有人能为这样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而工作，他深感欣喜。他说，至今还没有一本类似的英语著作。他还说，就算是用中文写成的书，也有很多歪曲之处。
接下来，纯如开始描述她在华盛顿特区的生活：
我在李博士家住了一星期，睡在二楼的客房里。房间里有个木质写字台，上面有几本李先生夫妇特意为我准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书，里面一些文章便是讲述南京大屠杀的。除了晚上，李先生夫妇很少能见到我，因为我几乎一醒来就一头扎进国家档案馆里去。
我惯常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坐公交车到银溪火车站（Silver
Spring）。幸运的是，李先生家对面就有一个公交车站。坐公交车去国家档案馆大约需要45分钟，而国家档案馆大楼早上8点45分开门。我上午在档案馆13层的军方资料区，查找有关文件，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索引卡片。接着，几十个大箱子被从档案架上取下来，放在小推车上，送到二楼的阅览室供我查阅。那里每周二、周四和周五一直开到晚上9点。我通常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或一晚上，浏览文件，把那些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贴上标签，尽快复印下来。
一天工作结束后，李先生在银溪车站把我接上。如果我工作到很晚，就必须靠他开车载我回家，因为公交车一定时间后就停运了。开始时，我为如此麻烦他而深感不安，但他坚持说没什么，因为他反正也没什么事做。此外，李先生还对我每天在档案馆找到的东西非常好奇，他很享受开车回家路上与我就抗日战争展开长时间的讨论。例如，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日本军人在本国时非常文明有礼，但到了国外却如此凶残。他相信，答案或许藏在日本的武士道历史中，在他看来，这种武士道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邪教。
纯如还详细地写到了国家档案馆和那里的馆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
国家档案馆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浩如烟海，而且散布在各处。指点我找到这些资料的人是我以前写钱学森那本书时帮过忙的同一个人：约翰·泰勒。他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脸颊上的肉耷拉着，总是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拥有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力。在档案馆工作了50年后，他已经升至军事文献部门的最高级别。他一直不辞辛劳地帮助我和所有来办公室找他的学者。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新近解密的美军截获的日本外务省情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称东京审判）的全部审讯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过程中的调查文件，上海市警察局的记录，以及1937年到1938年间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情报信息的微缩胶片。
尽管已过退休年龄，泰勒却是联邦政府最勤勉的雇员之一。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又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甚至在办公桌前吃午饭，免得漏接了电话。我清楚地记得他一手接电话一手拿着三明治的样子。我住在玛丽安·史密斯（Marian
Smith）家里的时候，有一天生病了。泰勒先生注意到我没有出现在办公楼旁边的公交车站，开始担心起来。他把电话打到了玛丽安的家中。而这让我知道了两件事：首先，泰勒真的很关心我，所以打来电话；其次，他早上8点钟就到了国家档案馆，所以才会察觉到我不在那里！（在这个城市，许多政府雇员每天早上10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中午还要花两个小时出去吃午饭，每当你打电话过去，他们的秘书不是答复“还没回来”就是“正在开会”，要不然就是“今天不在”，居然还有约翰·泰勒这样的人存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太忙了，没机会参观国家档案馆里面最珍贵的历史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不过，我见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并和他保持了通信联系。他的名字叫阿诺德·克拉米什（Arnold
Kramish），原来是核物理学家，后来转行当了作家。
接下来纯如又开始谈起了阿诺德·克拉米什。这个人后来在钱学森传记出版的时候为纯如写了书封上的推荐语。
几年前，克拉米什在一份供情报人员参阅的新闻通讯上看到关于我的书的介绍，他就开始写信给我。我对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个科学家，还是个受人尊敬的作家，最近在写一本名叫《格里芬》（The
Griffin）的书，内容是关于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科学编辑保罗·罗斯鲍德（Paul
Rosbaud）的。这个人是许多德国顶尖核物理学家的好朋友，而且是纳粹党的骨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鲍德还是丘吉尔最有价值的一个间谍。在许多写给我的信件中，克拉米什邀请我，若是到华盛顿特区的话和他一起吃午饭。1月11日，我在城里一家著名的意大利餐馆Luigi’s见到克拉米什。他是个胖乎乎的白发老头儿——精力旺盛，口若悬河，而且脾气很好，他让我联想起一个没胡子的圣诞老人。
和爸爸一样，克拉米什以前也曾经师从于哈佛大学的朱利安·施温格尔（Julian
Schwinger）。他在二战期间曾为曼哈顿计划工作，后来又就职于兰德公司、美国核能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有一段时间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伦敦经济学院担任副教授。他至少写了6本书，还得了几项大奖……他收集了许多关于科学间谍的内幕，而且还认识一些间谍呢。
克拉米什超级爱写信，他有很多联系人……克拉米什是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中唯一一个还在国家档案馆中详细进行曼哈顿计划的历史研究的人了。从很多方面来讲，他都是研究二次大战历史的历史学家的劲敌。首先，他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其次，他懂科学；最后，他熟悉历史研究的模式和技巧。这使他成为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
接下来，纯如又提到了她在纽约与独立制片人汤美如（Nancy
Tong）的见面：
在华盛顿特区待了一周之后，我坐火车前往纽约。1月15日“马丁·路德·金日”那天，我花了一上午在贝特曼档案馆（Bettmann
Archives）寻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图片档案馆之一。然后我和汤美如见了面，她是一个美国华裔独立制片人，之前制作了一个时长一小时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奉天皇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我们一起在一家中国面馆吃了午饭，互换资料和采访联系人信息。
汤美如曾经在一家香港电视台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记者，但她对那里的气氛很厌恶，于是决心到纽约以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的身份打天下。我发现汤美如很健谈，而且和蔼可亲，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
喝完炖汤之后，汤美如告诉我说，
1993年8月，她独自去南京采访1937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一个历史学家给了她一张采访联系人名单，还推荐了一个学生陪同，帮她将南京本地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他们坐着出租车到了4个幸存者的家里与他们谈话，其中大多数人都不愿接受采访。
“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汤美如说，“他们甚至没钱买药！他们家里一点儿家具都没有！你应该去看看那些日本老兵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而那和中国受害者形成怎样的反差。他们住在美丽的房子里，家里陈设着美丽的艺术品和家具，还有花园。他们从日本军方那里得到巨额补助。这些人是罪犯，他们的受害者仍因他们的罪行而受苦。
读完纯如对汤美如在南京所遇的描述后，我跟她说，或许去南京采访幸存者不是个好主意。
在同一封信中，纯如继续简要地向我们介绍她与图书代理人和编辑在纽约会面的经过：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的代理人和编辑。早上跟劳拉·布莱克见面，下午是苏珊·拉宾娜。在阿斯特大楼10层柯蒂斯–布朗公司的办公室里，劳拉和我讨论了可能转载钱学森传记的几个出版物：《大众科学》杂志、《纽约时报》杂志、《华尔街日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她对《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十分感兴趣，告诉我一些专门出版学术和文学书籍的出版社，比如基本书局（Basic
Books）、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Knopf）和FSG出版公司（Farrar Strauss
Giroux）都有可能出版此书。
和劳拉见面后，我去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到纽约前，基本书局已经为钱学森的传记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推广会议，替销售代表们鼓劲儿。
我把苏珊要的那份厚厚的作者调查表给了她，里面包括我的个人信息和将来可能登出这本书的书评的一些出版物：太空领域的一些期刊、杂志和报纸，与中国研究、历史、间谍有关的其他出版物。这次会面的主题是如何为这本书作宣传。苏珊告诉我，出版社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书店获取订单，这样我才能在这本书正式出版前得到尽可能多的知名度。我们讨论了获取知名度的三种策略……
苏珊和她的团队还决定让我参加一次6城市巡回图书推介：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苏珊和我最终为这本书选定了书名？是《蚕丝》。会议后，苏珊带我去了设计部门，给我看了书的封面，上面是一枚中国火箭，背景是一块绣着龙的红丝缎。封面很好看，我很喜欢。我们接着又去了苏珊的办公室，花些时间讨论稿件的修改问题。之后的谈话就比较家常了，我们讨论了未来如何把当妈妈和当作家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案。苏珊说当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她告诉我，小孩子长得飞快，等他们一上学，做母亲的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节奏了。她说，要个小孩并不会荒废之后20年的事业，最多也就是4年光景。
离开办公室前，我问苏珊什么样的作家才能拿到报纸上说的高达6位数的预付稿费。他们是不是得特有名？我问道。苏珊说不一定：如果题目够大，而且可以写得又好又快，就可以拿到那么多钱。正因如此，许多预付稿费都伴有严格条件。如果作者没法在截稿日期前完成（有时写作时间距离合同签订只有9个月），他们就必须得把钱退回去。一些选题时间性很强，如果作者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话，书就卖不出去。苏珊说，通常拿到这种高额预付稿费的都是男人，因为“女性顾虑太多，没法那么彻底投入”，她说，女性作家喜欢慢悠悠地写书，而男性更愿意冒险。
纯如的下一站是耶鲁大学的神学院图书馆。有人介绍纯如认识了住在康涅狄格州莱恩市的邵子平（Shao
Tzeping）先生。他们约好了在纽约的中央车站见面。世界真小。我后来发现，原来我认识邵子平。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家和我父母家住隔壁。两家大人都彼此相熟。我自己虽然不怎么了解他，但根据纯如的介绍，邵先生是美国东海岸维护中日战争史实活动的积极分子。纯如在信里写到了她和邵先生及其家人的会面：
邵先生答应让我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住在他家，这样我就可以在耶鲁大学做资料收集工作了。他比我晚到了一些，我们一起坐上开往莱恩郊区的通勤火车。邵先生坐在我对面，戴着一顶棕色的俄式帽子，手里抱着一个黑色文件包……
莱恩是个富人区，火车上的乘客看上去都像华尔街的专业人士。
火车只开了半个小时就到了，之后邵先生和我坐上开往买卖街（Purchase
Street）的公交车。那是莱恩市的一个小型“城中心”，遍布昂贵的小时装店、咖啡馆和餐馆。这座城看上去古雅而又宁静。
邵先生的房子在天惠教堂街（Grace Church
Street）上，离教堂只有几步路。乔治·布什和巴巴拉·布什就是在这儿结的婚。邵先生的房子始建于19世纪，是栋白色的木头和石材混合结构的三层小楼，从外面看去非常吸引人……
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我晚上睡在他们家阁楼的客房里。白天则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专心研读那些传教士的日记和信件。邵先生把他的车借给了我，那是一辆有些年头的灰色别克，这样我就可以每天从莱恩开车去纽黑文了。这段路单程大约要花上50分钟时间。到了校园之后，我把车停在坎南街（Canner
Street）旁边，爬上通往学校的台阶，穿过图书馆，绕过圆形中央大厅，然后就到了档案馆。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约翰·莫特（John
Mott）厅里，坐在两堵墙之间的一张书桌上，旁边是灰色的文件柜。复印机旁边的窗户正对天井。这里的档案员玛莎·斯玛丽（Martha
Smalley）和琼·杜菲（Joan
Duffy）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档案员没法比的：她们都是平和、友好的人，而且信任像我这种研究人员。我在一大堆敞开的档案盒和复印文件中一直工作到晚上五六点钟。然后开车回莱恩，和邵先生一家共进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我在耶鲁查阅到的资料包括与这些人有关的文件：约翰·马骥（John
Magee），一位牧师，曾用一台摄像机拍下种种暴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一家南京医院的医生；史迈士（Lewis
Smythe），芝加哥大学的前社会学教授，曾在南京大学执教；魏特琳（Minnie
Vautrin），曾在金陵女子大学教书，设立了中国妇女难民营。这些只是一少部分当时身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的日记和信件最终保存在了耶鲁。这些外国人面对日本军队的暴行，不由自主地带着感情详细记录下了所发生的一切。这些神职人员冒了很大的风险留在南京，帮助那里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在南京停留期间都被日本人掌掴或是殴打过，其中一个甚至在扭打中被打落楼梯。当然，这和发生在南京城里中国平民身上的遭遇没法比。当我将一张又一张泛黄变脆的信件放在复印机上复印时，我的眼前匆匆闪过那些句子，内容关于成千上万被机枪扫射致死的男人，被用刺刀、碎瓶子或高尔夫球杆蹂躏下体的女人和女孩。
只是看着这些对暴力的叙述就已经让我很难受了，想象一下，它们又会对那些亲眼目睹这些暴行发生的神职人员有着怎样的影响。大卫·马骥，约翰·马骥的儿子，告诉我说，这导致了他父亲的过早死亡。一位修女疯了；而另一位，魏特琳，后来没多久就自杀了。（正如我之前跟你在电话里提到的，魏特琳留下了500多页日记，足可以同《安妮日记》比肩。我准备将来编辑并出版这些日记。）
不去耶鲁的时候，我就到莱恩镇的Mailbox或Staples去，替邵先生复印文件（他之后给我钱）或是复印邵先生借我看的那些论文，要么就是把大箱的资料寄给我自己。我差不多复印了有上万页文件。
在我的空闲时间里，通常是周末，我会开车绕着莱恩转转，欣赏一下那些大别墅和皇宫一样的乡村俱乐部。莱恩住满了大公司的CEO、华尔街管理人员和投资银行家，绝对是东海岸成功和财富的大本营。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戴着格子毡帽、穿着双排扣粗花呢风衣的年长的东部白人绅士，要么就是披着昂贵的毛皮镶边羊毛大衣的老太太。这个小镇比圣巴巴拉还要财大气粗，等级森严。
在我停留期间，我尽量不麻烦邵先生一家。我主动洗碗，在大人外出时帮忙照看小孩，动身去华盛顿特区前还送给那些小姑娘们一张30美元的巴诺书店购书卡。两个星期结束后，我觉得我已经和这一家人混得很熟了。
1月28日，邵先生和孩子们送我到了莱恩火车站，跟我告别。我坐车到纽约中央车站，然后又搭乘美铁列车到了华盛顿的联合车站。我朋友玛丽安·史密斯在那儿接我。我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住在她家。
纯如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挖掘出了很多文件和记录。当然，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那儿给我们打来的那通电话。看完魏特琳日记后，纯如感动极了，当场哭了起来，并当即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纯如说，魏特琳就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Secor），和她一样，也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魏特琳的日记生动而悲伤地记录下了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所目睹的奸杀掳掠。因为她令人敬仰的勇气、人道主义和坚持，魏特琳在安全地带庇护了上万名中国女性和儿童，使得他们免受日军的奸污和凌辱。然而，在魏特琳于1940年返回美国后，她因为身体极度衰弱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或许是因为魏特琳是一位如此勇敢的女性，或许是因为她也和纯如一样，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这引起了纯如的强烈共鸣。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几年中，纯如反复提到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故事。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打来的那次电话里，纯如告诉我们，她希望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完成后将魏特琳的日记出版。魏特琳所经受的折磨和最终自杀的结局深具悲剧性，她的生平事迹一直在纯如心中萦绕不去。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
在接下来的两周中，纯如和她的朋友玛丽安·史密斯住在一起。玛丽安是一位历史学家，为美国移民归化署工作。纯如几年前为钱学森一书搜集资料时认识了她。纯如在信中写道：
从1月28日到2月12日，我和玛丽安住在一起，继续在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这一次，我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查看位于第4层的微缩胶片记录上。周末的时候阅览室里坐满了研究家谱学的人。能听见他们在谈论祖先在美国内战中的参战经历，或者讨论寻找房契记录到底有多复杂。我偶尔也会去国会图书馆复印1937年的南京城区地图，查看老报纸的微缩胶片，或是翻检被制成微缩胶片的日文记录的编目。我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待了一天，同档案管理员和学者们一道工作，从讲述犹太大屠杀的书籍以及对战时刽子手们的心理分析文章中摘抄段落。我甚至还去看了弗兰克·温特尔（Frank
Winter），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的馆长。他要给我一份介绍钱学森在中国卫星项目中领导作用的未发表的文章，此文出自钱学森的一位学生之手。
我在华盛顿见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巴巴拉·库里顿，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的教授。2月8日，我和她在国家出版大楼的《自然》杂志社办公室见了面，和她一起在底层的咖啡厅喝了杯咖啡。
巴巴拉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我们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交流近况。她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同时为出版《自然》杂志的出版社创办了一本名为《医药》的新杂志，她已经正式从《自然》杂志辞职，专注于这本新杂志。
巴巴拉想要听到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消息，因为她说她一直对二战亚洲战场的事情更感兴趣。
她督促我继续写书，表示她的学生里还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胸怀大志，在这一行如此成功。她很想知道其他学生的进展，希望有一天可以组织大家重新聚会。
纯如在东海岸待了5个星期，成果斐然。她说她拿到了许多素材，可能将来得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好好消化。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纯如与苏珊·拉宾娜在纽约的见面。纯如跟苏珊提到打算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纯如告诉苏珊，她非常想写这本书，有必要的话甚至甘愿自费出版。苏珊问起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纯如想写一本与此有关的书？甚至连苏珊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让纯如越发想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告诉世界更多真相。纯如向苏珊描述了她在图片展上看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她在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苏珊迷上了这个故事，要纯如马上写一份图书选题计划给她。
纯如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起她对写这本书的热情：“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1995年3月13日，是我父亲的周年忌日。姐姐菱舲忙于准备到新泽西父亲墓地拜祭的事时，我母亲在纽约的寓所里跌倒，摔坏了骨盆。她被立即送往医院。
母亲1979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1989年癌细胞转移扩散到了肺部。现在，1995年，又发生了骨转移。
因为母亲的病情，我那年到纽约看了她4次。一听说她跌倒并摔伤骨盆的消息，我马上于3月23日飞往纽约，在那里待了一星期，帮助菱舲照顾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出院。但当我回家后，她的情况又恶化了，再次入院。两个星期后，我又飞去纽约，这一次住了两星期。那时候，我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有工作，我也得完成自己的研究。飞来飞去和母亲状况的不稳定让全家人都很抓狂。5月，母亲被转到位于布朗克斯区的另一家医院，这家耶稣受难医院（Calvary
Hospital）专门收治晚期癌症病人。
纯如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了解外婆的状况。她想要给住院的外婆打电话，但我劝她尽量长话短说，因为外婆需要休息。纯如继续跟我们汇报钱学森那本书的进展：
1995年5月14日
亲爱的妈妈：
我刚把所有的脚注写完——多么漫长而无聊的过程啊！
将来我准备多写点儿基于自己个人经历的书，那样就不用再写什么脚注了……
记得跟爸爸提一句，魏特琳的家人已经授权允许我编辑她的日记了。这项工作只会占用我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幸运的话，某家商业出版社或许会有兴趣出版这本日记，但我觉得还是大学出版社接手的可能性大些。我的代理人希望我完成自己的第三部书后再来做这件事，因为她不想让这本书同《南京大屠杀》竞争。
下周三我要去采访一位前国民党将军，他在南京时曾装扮成一个僧人，目睹了大屠杀。他已经90多了，住在洛杉矶的蒙特雷公园。
母亲节快乐——我明天或许会给你打电话。
爱你的，纯如
接下来，奇迹般的，我母亲的状况居然稳定下来了。在耶稣受难医院住了3个星期后，本来以为将在那里辞世的她居然恢复过来，可以回家了。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姐姐菱舲在此期间对母亲的悉心照顾。
5月20日，我必须在华盛顿的全美微生物学大会上提交一篇研究报告。会议后，我转道纽约，于5月25日赶到耶稣受难医院，帮菱舲接母亲回家。母亲很高兴见到我。事实上，她比上一次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里的时候看起来好多了。那天晚上我也住在医院，我和菱舲坐睡在妈妈床边。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在医院昏暗的灯光下，我听见其他病房里各种各样恐怖的呻吟声。实在太可怕了。怪不得姐姐和妈妈坚持不管怎样都要回家，而她的情况现在又稳定了。妈妈说她宁愿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
纯如写信给我说，她和布瑞特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回厄巴纳，庆祝自伊大附中毕业十周年。此外，布瑞特也可以探望一下他的父母。5月28日，我从纽约回到家时，他们已经到了厄巴纳。纯如告诉我们，她在中学同学聚会上遇见了许多同学。一些人变化很大，不仅是样子，还有态度。纯如说他们对于纯如居然成了一名作家而且著作即将出版大为惊讶。听到纯如现在在同学面前重新恢复了自信，我非常高兴。
1995年6月4日，纯如跟我们写信汇报了一些好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她已经收到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寄给她的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正式合同：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我一回家就有好消息在等着我了！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给了我一笔经费，用于资助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计划。虽然因为“经费有限”，最终批下来的数目比我之前申请的12
000美元少了些（一个人最多只能申请这么多），但这笔2
000美元的经费足够买一张飞到台湾的机票了。此外，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代表还给我留言说，一家中国出版社有意翻译出版钱学森的传记……
在电话里，我授权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我的书的中文版……
第二本书的合同已经寄到了，劳拉·布莱克和苏珊·拉宾娜推进这个项目的进度比我预期的要快。我开始严肃考虑，是否要在你们去哥本哈根和印度的时候把你们的家变成一个“作家隐修地”，这样我可以安静地在厄巴纳工作几个月。你可不知道上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放松惬意……
爱你们的，纯如
绍进1995年秋天又可以再度一次学术假，我们想要先后到哥本哈根大学的玻尔物理研究所和印度访问。绍进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些以前一起合作过的物理学领域的好友。我试图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系替自己寻找工作机会。我们两人忙着准备访问哥本哈根和印度的同时，纯如也在忙于安排她自己接下来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旅，去为《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收集资料。纯如打算采访仍生活在南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纯恺也打算去中国！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选修了一门中文课，有机会随一个语言文化旅行团访问中国。
我们后来放弃了去印度的计划，转而选择了墨西哥。绍进的一个学生在墨西哥梅里达市担任物理学教授，他邀请绍进去那里开设系列讲座。于是，最终方案定为，绍进在学术休假期间先于8月21日到10月30日期间访问哥本哈根，然后回家过感恩节。感恩节后，我们再去墨西哥访问3周。我很幸运，哥本哈根大学分子生物系的比扬纳·霍夫–詹森教授（Bjarne
Hove-Jesen）允许我在绍进访问玻尔研究所的这段时间在他的实验室继续进行我手头的研究工作。
与此同时，纯如告诉我，她每天工作到凌晨时分，修改钱学森一书的引用和参考文献部分。她想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行前把这本书完成，同时还要花大量时间为旅行做准备工作。她告诉我，她已经打好了各种疫苗，还带了一台家用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录音机、许多磁带等等。看起来纯如准备得十分充分。
7月18日，纯如飞往香港，她此行的第一站。她抵达的当夜在旅馆房间里给我们打电话，抱怨街上太吵，睡不着觉。她说她第二天要去中国内地与香港交界的深圳市，在那里坐火车去广州。
这次旅行之前，我曾对纯如的路线安排提出异议。我觉得坐飞机过去更直接也更安全。然而，纯如想要先飞到香港，然后坐火车从深圳到广州再到南京。她说1993年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她直接飞到了上海。她一直遗憾没有像钱学森当年从美国回到中国时那样坐火车。这一次，既然已经完成了那本关于钱学森的书《蚕丝》，她也想体验一下钱学森曾经见过的乡村景色。
纯如从香港给我打电话时，我叫她多加小心，一到广州马上告知我们。然而，我们等了又等，却没有她的消息。我开始担心起来，一两天后给布瑞特去了个电话。布瑞特告诉我们，纯如在广州坐上火车，应该已经到了南京，但她生病了。知道纯如已经到了南京，我们直接把电话打到她的旅馆房间。此行之前，纯如已经在南京大学校园里预定了专门提供给外国来宾的招待所（原来的金陵女子大学，魏特琳曾在那里保护上万名女子免受日本士兵的凌辱）。
我们最终在南京的旅馆房间里联系上了纯如，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到了广州之后，她几乎不敢相信，上万人挤在火车站的周围，其中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像是无家可归者。如果不在人群中推搡前进的话，她甚至都找不到买火车票的地方。纯如能说普通话，但在广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大多数人都说广东话。纯如跟许多人打听售票窗口在哪里，结果答案全都不一样。原来排队买票的人太多，没人清楚到底该站到哪里。最终，既困惑又沮丧的纯如看见了一个在那里维持秩序的警察，向他求助。她以为不管怎样，警察总能帮到她。在努力解释了半天之后，纯如问这个警察是否可以帮她买一张到南京的头等车厢软卧车票，她愿意付双倍的价钱。警察说他可以试试，走到售票窗口，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车票。纯如非常高兴，给了他事先承诺好的钱。最后，她终于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穿过站台上拥挤的人群，登上了火车。
在火车上，纯如开始寻找自己的座位。她先是到了头等车厢，但那里的人告诉她应该到另外的车厢去。在走过了好几节车厢后，纯如终于到了另外的车厢，然后意识到她的票原来不是头等票，而是二等票。根本没有床，只是车厢一边上下重叠起来的两层硬木板。其中一张硬木板就是纯如的床。
纯如很生气，用中文嚷嚷着说，“他骗了我！我买的是头等车厢的票！”许多人把纯如围了起来，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列车长来了，是位女士，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件！”纯如把护照给她之后，列车长说，“哦，你是个美国人！”纯如感到自己的身份被泄露了，很后悔之前的大喊大叫，丢人现眼。纯如对列车长解释了发生的一切：她给钱让人帮忙买头等车厢的车票，但拿到的却是二等车票。列车长说，虽然她对此十分同情，但却无能为力，叫纯如安顿下来。
纯如屈服了。现在她不得不爬上上铺自己的硬板床休息。她环顾周围，发现车厢里根本没有隐私可言。十多个人挤在一处。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有些人还在盯着她看。纯如想：“现在他们都知道我是美国来的了，我得千万小心自己的行李……”可怜的纯如，她几乎连睡觉时都睁着眼睛。两个晚上，她都这样躺在硬板床上，把钱包和证件捂得紧紧的。
二等车厢没有空调。车窗大敞着从而让风可以吹进来，但灰尘、煤烟以及牛粪和垃圾的臭气也随之飘进来。天气又热又潮，从大敞的车窗里传来的噪音几乎刺穿纯如的耳膜。每当要去上厕所的时候，纯如不得不从上铺爬下。她没带任何食物，只好跟车上的小贩买吃的。不用说，终于到南京的时候，她病了。
电话里，我告诉纯如，我很担心她的病情，让她马上去看医生。我们还给绍进在南京的表亲打了电话，她是一个护士。我们请她替纯如买些抗生素。接下来纯如待在南京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我们当月的电话账单超过了600美元！
前往哥本哈根之前，因为担心母亲可能会在此期间去世，我决定再去看她一次。7月27日，我在纽约看望母亲的时候，绍进打来电话说，纯如从南京来电，说她的腹泻已经止住了，但肚子还在痛。此外，她的嗓子发炎了，咳嗽不停。她不知道到底是感冒还是对南京的灰尘和污染过敏。
我坐在母亲的病床前。一边是被骨骼中的癌细胞折磨得疼痛不止的母亲。太平洋的那一端，我能想象出纯如一边咳嗽一边腹痛的样子。身处两者之间，我觉得心痛极了。
刚从纽约返回，我就给纯如打电话。听说她好多了，我立感如释重负。她说她已经采访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现在忙着把采访录音和录像整理成电脑上的Word文档。她在南京请了个翻译帮忙将幸存者的中文采访内容口头翻译成英语。尽管纯如可以听懂幸存者的一些话，但南京方言还是令她无法全部明白。纯如说她非常努力地工作，如果没什么大事发生的话，她几乎没有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纯如跟我们讲述了她采访幸存者的进展：“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用录像带录下故事的细节。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流下泪来。但所有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
当她发现所有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她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表示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她还告诉我们，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纯如说，幸存者的证言以及目击者的叙述已经证实了她所读到的那些档案文件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我也获知，纯如和她的向导前去查看南京郊区的大屠杀现场时，被蚊子咬了一身包。她说那些行刑场现在遍布荒草，早已荒芜，虽然其中一些立有纪念铭牌。当纯如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发现腿上满是红肿的蚊子包。它们实在太痒了，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很担心她会得上疟疾，于是马上跑到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查看，中国是否是疟疾疫区。幸运的是，南京不在疟疾危险区内。但纯如很后悔没听我的建议带上驱蚊剂。
我试图想象纯如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情景。在南京的炎炎夏日之下，她和向导一起走进南京郊区的荒草丛中，寻找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场。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和T恤。那是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下午。当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数字和日期，想到无辜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然后被遗忘，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纯如和向导看完遍布南京郊区的大小行刑场后，已经是傍晚了。站在无名遇难者的石碑前，看着西边美丽的落日，纯如陷入了沉默。晚风拂过她的长发，悲哀吞噬了她的心灵……
纯如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寻找可以复制采访录像带的机器。她担心这些采访幸存者的录像带——她这一行中最宝贵的收获——有可能被机场安检人员没收。后来，我们很高兴听说她已经在南京找到了复制录像带的机器。纯如请她的翻译替她在家里保存了一份录像带的副本（我们后来知道，这个人是杨夏鸣教授），然后告诉他，如果她手头那份丢失了，至少他还有备份。幸运的是，纯如的录像带顺利通过安检，没有出任何问题。
我们8月21日动身前往哥本哈根，纯恺于两天前的8月19日已经抵达南京，而就在同一天，纯如离开南京前往台北。
在哥本哈根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纯如8月29日自台湾发来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对不起没有早点给你们写邮件……今天我参观了新店附近的国史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会去采访两个曾在南京日本军队里干过的台湾人……我听说台风就要来了。
马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很遗憾赶不上去参加了。关于杀害女婴、女性人口不足和慰安妇的问题想必会成为辩论的焦点，但我不知道共产党中国会如何应付这些话题……美联社记者的一封邮件说：“在一位朝鲜慰安妇的大会发言后，中方没收了记者拍摄的录像带、胶片和笔记。他们甚至切断照明，阻挠她的讲话。”
此外，我还是有点虚弱，虽然看起来我只是过敏而不是感冒……每个我见到的外国人，甚至我采访的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毛病——我们怀疑这或许是因为空气污染、花粉、尘雾以及糟糕的空调所导致的。回头再跟你们联系……
一切都挺顺利的。
爱你们的，纯如
9月2日，纯如回到家4天前，她再次给我们写信：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好消息是这儿根本没刮台风，只不过下了点儿毛毛雨，坏消息是现在台湾的1937~1938年间曾在南京日本军队中服役的老兵全都死光了。我在当地的军方联系人疯狂地打了一圈电话试图找到一位幸存者，结果没戏。原来我打算采访的两个老兵那时候根本就不在南京，他们当时驻扎在上海近郊，大屠杀发生几年后才到了南京。
巧合的是，学术活动中心正在主办一场关于二战历史的学术会议（9月1日到3日），我见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两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专家（一个叫吴天威，他是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他帮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用于申请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我的健康有所好转，期待着早日回家……回头再写封长信给你们汇报这一趟的各种细节。
那些老兵仍在寻找有可能曾于1937年在南京的日本军队中服役过的人，但我可不敢指望……如果他们找到的话，我会试着联系的。迄今为止，我已经采访了超过10个大屠杀的幸存者。
爱你们的，纯如
9月15日回家之后，纯如显然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她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汇报钱学森一书的进展，以及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时的一些安全顾虑：
亲爱的妈妈：
……苏珊·拉宾娜和我昨天谈过了，她说普利策奖得主、《天堂与大地》一书的作者沃尔特·麦克杜格尔在我的书正式出版时会为我写书封推荐——我现在已经有了三个非常棒的书封推荐了[另外两个来自阿诺德·克拉米什和约翰·布鲁斯（John
Bluth）。克拉米什是一系列二战历史著作以及间谍小说的作者，以前曾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一名物理学家；布鲁斯则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官方历史学家]。此外，她还跟我说，《出版人周刊》登出了一张有我名字在上面的书的封面照片（9月4日那一期，第40页）——封面很漂亮，是个火箭的剪影，背景是一幅绣着龙的红丝缎。
现在轮到坏消息了。我有点担心基本书局/哈珀柯林斯未来作为一家学术书籍出版公司的前景。我在中国的时候，基本书局经历了重大结构调整，许多编辑都被解雇了。幸运的是，苏珊不仅保住了职位，而且还得到了提升，所以她比以前更忙了。新的基本书局会更关注商业出版物，虽然宣称依然会继续出版严肃书籍。显然，没法给基本书局赚钱的编辑或作者将被淘汰出局。苏珊说我应当没事，因为我总是挑选那些不仅有文学性也有商业价值的选题——而且想找到一个兼顾文学性和商业性两者的作者并不容易，她这么说……
我觉得爸爸和罗伯特·莱德教授是对的，我该像他们说的那样在进研究生院前（如果我会的话）尽可能多写几本书，因为出版社的大门不见得会一直向我敞开。出版业越来越变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
9月18日的《新闻周刊》宣称“百万美元预付稿费综合征是一个产业为了满足大型连锁书店对超级畅销书的需要和娱乐业巨头改编电影电视的造梦过程而开始逐渐发疯的标志。现在不再有时间让一个作家通过三到四本小说逐渐自我完善，希望他最终可以找到自己的读者群了。今天的出版商举着钞票争着抢着签下下一本《廊桥遗梦》”。这篇文章写到，一个45岁的不知名的英国编剧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居然把自己的处女作《马语者》卖出了615万美元的高价（315万美元的图书版权，300万美元电影改编权），而这本小说甚至还没完成！
在我听到这个新闻后，唯一让我没有马上挖个坑把自己埋了的原因就是转念一想，或许新千年的尼古拉斯·埃文斯就是我呢！
爱你的，纯如
第二封电子邮件紧接着上一封：
亲爱的妈妈：
忘了跟你说，如果有空的话，布瑞特和我要搬到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去了。搬家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但也因为我想让我们的新家不那么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有人对我的安全问题表示了担忧。（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一旦这本书出版后，我就会安全得多了，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但我知道，共产党政府不允许学者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因为担心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今天我在电话里跟一些私人侦探聊了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躲避公众的注意力。这些侦探曾帮助本地名人和他们的女朋友“消失”。得知人们可以从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中掌握那么多有关你的信息，真是令人吃惊……一个侦探用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找出我的社会保险号码和过去5年中用过的所有地址……他们在电话里给了我很多建议……
保持低调的基本准则是：在所有的表格和通信往来中都使用邮政信箱地址；尽可能避免使用真实住址。哈珀柯林斯和我的新代理人都只有我的邮政信箱地址和电话号码，除非他们打算来看我……
布瑞特对这些事情很烦，因为他不认为有什么人会来找我麻烦……布瑞特的妈妈之前劝我取消中国之行，现在她认为或许我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还是对私人侦探和联邦调查局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些事深感好奇：你知道吗，有时候从一张纸片就可以追踪到源头的公司，而用DNA分析的方法可以从一张邮票上的唾液找到嫌疑人？
爱你的，纯如
作为对纯如这封长信的回复，我提醒她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她应该展现真理、美丽和人性。对于那些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可能带来的威胁，我建议她听从私人侦探的建议，作好自我保护。然而，我不觉得她有必要过于恐慌甚至疑神疑鬼。
虽然我们身在哥本哈根，但仍能通过CNN的英语频道收看到美国新闻。9月底的时候，最热点的新闻就是审判O·J·辛普森了。10月2日，宣判前一天，我收到纯如的一封电子邮件，她说她坚信陪审团会判定辛普森有罪。然后，10月3日，法庭宣布辛普森无罪。纯如马上写信给我们：
亲爱的爸爸，
我崩溃了……陪审团居然裁定O·J·辛普森无罪。怎么可以这样？
妈妈或许会告诉你我昨天写的那封过于乐观的电子邮件，当时我绝对相信陪审团会判定辛普森有罪……
新闻说辛普森今年在监狱里赚到的钱比他是个自由人的时候还多……辩方的分析令人震惊：有人因为比这桩案子少得多的证据便被裁定有罪并处决……
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纯如
在紧接上封信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中，纯如写道：
亲爱的爸爸，
……或许我太天真了，居然认为O·J·辛普森会被宣判有罪。显然种族问题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得如此极端，核心的谋杀反而都不被当一回事了。
听到宣布陪审团裁定时我真的很恶心。到底陪审团还要多少证据才够呢？……
人们当然可以说证据是捏造的，但过了某一点之后，这就变得荒谬了。辩护方的战术让我想起那些仍在顽固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的日本人。即使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照片、文件和目击者证言，一些日本人仍相信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一堆谎言。他们说，照片可以涂改，文件可以伪造，目击证人可以被收买。那么西方人拍下的纪录片和报纸上的文章呢？全都是政治宣传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假新闻。当有人相信这不过是美国和中国合力陷害日本的一个大阴谋时，连中国档案里的掩埋记录和美国截获的日本外务省电报这样的一手资料都可以被驳回。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于是试图用玄虚抽象的辩论来迷惑众人：真相是什么？难道不是视你站在哪一边而定？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真相。你如何能够相信你所见到的就是真相？如此等等，真让人恶心。一些人甚至暗示，没人能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书，因为这是大规模的暴行，没人确切知道准确的死亡人数。这是否意味着，因为不可能一一清点尸首，历史学家就不能书写美国内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任何一场战争了呢？简直荒谬！
爱你的，纯如
我们从哥本哈根回到家，正好赶上过感恩节。纯如和纯恺也都赶回家来过感恩节。纯如和布瑞特此行还为了参加布瑞特弟弟的婚礼。对纯如来说，还有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她的新书《蚕丝》将在香槟市“老少咸宜”书店（Pages
for All Ages
Bookstore）举行签售仪式。1995年11月22日早晨，纯如接受了WILL-AM电台的杰克·布莱顿（Jack
Brighton）的采访。晚上7点，当绍进和我陪着纯如一同到书店进行签售时，遇到了许多老朋友、纯如的高中同学、大学好友、老师和教授等等。事实上，这就像是一个盛大的欢迎派对！
对于纯如来说，她的第一本书就像她的“头生子”。对我来说，1995年11月22日那天，拿着那本书，就好像抱着我的“外孙”一样！纯如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用来讨论这本书啊：从申请经费支持，到中国之行，从翻译有关钱学森的中文文章，到把锁在国家档案馆里的纯如救出来。绍进和我一直是纯如的拉拉队员。这是纯如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