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 刚直不阿
黄克诚：1906－1988。“文革”初期，他被送到山西太原，一天在街上意外地遇到杨尚昆……在一次审讯中，他不愿受辱，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顿时头上鲜血直喷……他与家人隔绝两年后，夫人唐棣华所在干校流传他已死亡，夫人给周总理写信，才得知真情……他和彭老总住在同一个医院，甚至只有一墙之隔，但却不通消息，更不能见面……毛泽东去世，他深深地感到难过……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双目失明，又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仍然拖着残疾之躯，为人民尽绵薄之力……当他感到自己生命的里程已经不长了的时候，他向身边的一位护士说：我这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
到山西当副省长
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毛泽东来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同时彭德怀也被派到四川，去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只要允许工作，干什么都是高兴的。他们要黄克诚快走，尽快离开北京。因国庆节将到，黄克诚问：可以过了节走么？答：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这样急使得黄克诚略感奇怪。
去山西前黄克诚很高兴，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
七律（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
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
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
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
愿尽余生效薄绵。
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收拾东西，交出公物住房等等。以前有人送给黄克诚的几幅字画，还有他保存的一点革命文物，如苏区的货币之类，这时都分别送给了有关的博物馆保存。那些年余下的1000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公家。夫人唐棣华的工作准备过一年再调动，孩子们仍在京读书，黄克诚一人先迁居山西，但做的是在那里长期工作、安居的打算。
到达太原后，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于是先去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绛县、浮山、翼城、闻喜等11个县，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省人代会，黄克诚参加了。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他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下面去跑，这次到晋西南运城市，走了新绛、稷山、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粮仓。黄克诚来回走了一个多月，回到太原，就要过春节了。这两趟一共走了21个县。黄克诚已是60岁出头的人，但并不觉得疲劳，因为他一心急于投入工作。
春节时，黄克诚听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犯错误的消息，感到很诧异。
春节后天旱，黄克诚又到县里去做抗旱工作，这一次去的是太行山区。到高平县时，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他到平顺去接他，正是在高平地区接到了彭德怀。那时他们在一起研究部署反国民党搞的磨擦，他是何等地意气风发！此时念及，不胜怅惘，作《江城子》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搞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住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一路去了不少基层社队，有时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这期间他还到河南看了红旗渠，觉得红旗渠修得甚好，称赞县委书记杨贵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已经下达，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高平县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讲：“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是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对此他难以回答，唯有默然。
此后黄克诚回到太原。那时他已移住省府大院宿舍。他随便出门走走，已看到街上有大字报了。有一天他在街上竟碰到了杨尚昆，觉得高兴又意外。黄克诚和他拉拉手，谈了几句一般的话，得知他住在太原饭店。杨尚昆叫黄克诚不要去看他，黄克诚也知道他的处境定有为难之处，自己去看望恐怕只会给他添麻烦，就依照他的话办了。
那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黄克诚的大字报，他自己认为和彭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搞了。
大约6月上旬，夫人唐棣华从北京来看黄克诚，在太原住了3天。她认为这次还是不会放过黄克诚，颇为担忧地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抓了‘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说那是为彭德怀翻案，你们还跑得了吗？”唐棣华刚从江西参加“四清”回来，只有几天假期，不敢多留，匆匆忙忙地又回北京去了。
8月，唐棣华也成了被揪斗对象，戴上了黑帮的帽子，挨整的时间比黄克诚还早。
黄克诚后来还到晋西离石、中阳、临县、方山几个县去看农业情况，在离石还看了贺昌烈士的老家。这次往返又是个把月，回来时是7月份，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黄克诚看到这情形，已不便再去外地，就天天上街看大字报。有时和同院的刘副省长下下棋，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闹不清楚，没法说。当时黄克诚对山西省委的负责同志都不熟，他认识的陶鲁笳那时已经离开。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特别通知黄克诚不要参加，周围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黄克诚虽经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清头脑，觉得奇怪，对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心中完全无底。
就这样过了1966年。
被押回北京
1967年1月刚过新年，一天早饭后，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以及北航的学生一共20多人，冲进了黄克诚的宿舍。
黄克诚问：“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说：“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黄克诚又问：“为什么？”
他们说：“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被他们动手阻拦，不许他打。黄克诚故意发起脾气，重重地摔了电话机，又大声喊叫：“你们怎么不讲理哩？”
这一吵闹，就引来大院里许多人看热闹。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人知道自己的去向了。他也知道再和他们争吵是无益的，于是回头和这些学生说：“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走了。”
这些学生在太原关了黄克诚一天。就在这天，照顾黄克诚生活的小李给他送来了毛巾、牙刷之类的日用品。秘书也来看过一次，黄克诚更加放心了。晚上，那些学生让黄克诚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黄克诚被押上火车。没有卧铺，那些学生总算客气，让黄克诚住进列车员房里；大约还是为了不让黄克诚与乘客混杂，便于监管之故。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在北京车站停留时，黄克诚看了看大字报，看到江青、陈伯达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知道陶铸也垮台了。他本是中央特意从南方调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人，却这么快就倒了。另外，还有许多各种“打倒”、“火烧”、“炮轰”的大字报，黄克诚也记不清是针对谁的了。
此后，黄克诚被带到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着他。黄克诚就和他们聊天、谈话，了解情况。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抓起来了，是我们抓的。”言下颇有得意之色。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点，但他们正陶醉在这种“革命”的举动中，自然没有他这个大黑帮说话的余地。
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见学生议论：“上面不肯收容黄克诚。”
后来，这些学生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将黄克诚送到一个简朴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
当时黄克诚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住处是在五棵松附近。有一次，在关押地，黄克诚还曾听到薄一波的声音。
这以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的哨兵吵架。哨兵对他有侮辱行为时，他也还手。他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样一来，哨兵也感到为难了，说：“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26日，黄克诚前列腺炎急性发作，痛苦异常。军医给他在尿道里插了一根很粗的管子导尿，十分难受而又不能治病，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黄克诚就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说因病情严重，要求住院治疗。这以后才让他住进了267医院。
黄克诚住在267医院的侧面平房里，这是一个单人房间，是传染病房，对外完全保密，不接触外人。曾有一位朋友，来医院看望过他，黄克诚问道：“为什么抓我？”来人说：“在卫戍区是监护，对人有保护作用。”谈话中黄还提出，要把自己的情况通知家属，来人答应了。
到了3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准备要出院。这时，专案组人员带着唐棣华来看他。他们俩人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坐下来。给黄克诚看病的张医生向唐棣华仔细说明了病情，反复说这只是前列腺炎症，不是癌症，让她放心。
黄克诚夫妇二人谈到家中的孩子们的情况。
所有一切都在专案组人员的监视中，甚至俩人见面的那一笑也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并传到了唐棣华的单位。后来，唐棣华单位的造反派还曾追问：“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名堂？”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了，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八里庄附近的唐家庄，住处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在这里被监护的每个人住一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单独关押，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开始，在门外看守的哨兵还和他说说话。他了解到战士是冀鲁豫人，并告诉他，自己在冀鲁豫打过游击等等，不久他就被调走了。新来的哨兵大约是受到了告诫，不进屋门，也不和他说话，只从门上的小孔向里窥视。
黄克诚住的小屋只有9平方米，里面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这时，还在山西的秘书把黄克诚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照他的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书籍来。有了书报，他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每天除了看看报纸，读一读允许读的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外，还坚持在小小的屋子里散步、走动，尽可能保持健康。
在这里，黄克诚又写了一首诗纪实。
七律（纪实）
无端入狱亦寻常，
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
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
板床薄褥睡也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
斗居旋转乐洋洋。
4月仲春，黄克诚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遂有感而作词一首：
桃花（调寄蝶恋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飙，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
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千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受审
1967年4、5月间，专案组找黄克诚谈话，要他写材料，要从小到老写出一分简要而全面的材料，而且限期两天写完。黄克诚说：“不行，最少要给四五天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否则我写不出。”专案组放宽期限。结果黄克诚到6月份才写出一份1万多字的简历。
6月底、7月初，专案组召开了黄克诚等人的批判会，他这才和有关的同案人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黄克诚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担心他吃不消。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会狠狠地把他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造反派就骂他不老实。
黄克诚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他们。开批斗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彭德怀站在中间，黄克诚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他们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
一连串的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这时黄克诚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赵凡、林枫、徐冰、叶子龙、吴自立等人都和他关在一个地方，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
有一次，黄克诚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就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
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彭总又说：“别说话了，免得麻烦。”
黄克诚知道彭总的处境比他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虽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运动还在继续，对黄克诚等人的审查一遍又一遍的进行着。审查者先是在黄克诚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黄克诚专案组为了弄清情况，曾跑到黄克诚的湖南老家两次。凡是他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真令人哭笑不得。黄克诚在党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已经超过40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审查组的理由是：黄克诚入党时，能证明他是党员的同志，都在年代久远的残酷斗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不记得他介绍黄克诚入党。
对此，黄克诚回答说：“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因我入党情况较为特殊，是和另一位同志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我入党时和我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我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他们忘记了，也不足为怪。但根据这一点判断我为假党员，可就真是不通事理了。”
专案组不管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搞起“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休息，大有非逼他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
有一天，忽然来了20多个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膀子，使他动不得，只能任他们摆布。黄克诚见情况不妙，不愿受辱，就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砸得头上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
造反派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
管理人员请医生来给他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
黄克诚醒来后，神智仍很清楚，于是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我入党40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80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因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这封信黄克诚是请傅崇碧转交的。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
大约3月17日晚上，专案组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整整逼了24个小时，仍无所得。
这时的黄克诚已精疲力竭，不能保持冷静了，恰在此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骂他：“你这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破口而出地回骂他：“你他妈的懂个屁！”
这一下，那些造反派哄起来：“好呵！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
黄克诚心想：你们可以换班，我也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来对付你们。就说：“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专案组人员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回去。
第二天，黄克诚休息了一整天。
第三天，专案组又来搞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黄克诚这时已想好了对策，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别急，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专案组感到出乎意料，就改为追问，为什么写信给林彪，不经过他们。
黄克诚说：“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
这一次专案组对黄克诚没有再搞逼供。
此后，专案组对黄克诚的态度有所改变，再搞“提审”、“批斗”时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不再来了，对他改用说教、劝供方式。
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黄克诚说：“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你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以后，专案组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
黄克诚感觉经过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于是，他就在这次自传中，写了上次自传中没写的一件事，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生活无着，迫不得已通过同乡介绍到康泽所管的一个单位中当图书管理员的一段经历。其实这段时间很短，黄克诚也早就和彭德怀、腾代远等谈过。
这一次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他们派了人出去找康泽、郑洞国进行调查。康泽那时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郑洞国则是二师的一个旅长。黄克诚在那里的图书室，当过几个月管理员的事，他们不但说不知道，而且连名字也不记得。调查人员左调查、右调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么来，没有人还记得这件事。
黄克诚认为，虽然过去向彭、腾正式交代过这件事，腾还作过调查，但已年代久远，战争时期也未必有档案留存，现在既写自传，就也应把这一段写明白。
“我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8年8月26日，被“监护”的黄克诚、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等人，又被转移到公主坟南边某部驻地的平房里。
在搬家时，黄克诚写的那首“桃花”词被发现，看守人员说他是讥讽时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并要他写交代。
黄克诚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这样的检讨当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专案组也没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这首词和所写的交代的原文却因此而保留了下来。
在这一段时间里，黄克诚同家里完全断绝了音讯。1968年秋冬之际，在北京唯一和他有联系的老伴唐棣华随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的干校去了。她临走之前给黄克诚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物，并附一封信请专案组转交给他，信中说道，孩子们有的去农场劳动，有的下乡插队，她自己马上要去干校，以后不能再给他写信送东西了，让他自己注意保重身体。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竟然没有交给黄克诚。
长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讯，使黄克诚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由得担心起来。
关押期间，进行强烈对抗的阶段已经过去，黄克诚的情绪似乎也由当时的高度亢奋转为低沉。这时期他又作了两首词，因无纸笔记录，就记在脑子里。其中有：“卧床时听蝉声鸣，彻夜不眠辗转到天明”、“分飞小雏今何在”、“老病手足（指他的哥哥）入梦来”等字句，表达了他那种孤苦凄凉的心境和殷切的思亲之情。
1970年冬天，黄克诚的小屋里很冷，室内结冰，手臂疼痛。他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痛处，倒也颇为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后来解除监护后，他见到一些老同志，就向他们推荐这种自我按摩法。
这个时期，黄克诚经常因为监管人员的蛮横态度和无理干涉而和他们争执。有一次他又和哨兵吵起来，吵得管理人员来了好几个。
管理人员对黄克诚早就不满，其中有一个人指着他说：“你别这么猖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
黄克诚说：“我当然知道，我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管理人员气极了，有人动手打黄克诚，但他们又不敢把他打伤、打死，因此有些无奈，以后便不再和黄克诚为难。从这次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打架的事。
黄克诚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去他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孙冶方当时对黄克诚的印象是有“儒将”风度。这话只是说明黄克诚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黄克诚是绝不“温、良、恭、俭、让”。在遭受批斗的过程，对于年老体弱的黄克诚来说，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这一次反抗既表达了他坚定的意志，也多少有点效果。
1970年，黄克诚接到家中消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但他当时却不知道原因。
这时黄克诚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他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事件。
1972年1月，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后悲伤不已。上井冈山后，陈毅是直接领导黄克诚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陈毅又是直接领导他的军长。多年老上级、老战友辞世，但他连去追悼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在“文革”期间去世，详情一无所知，黄克诚内心异常痛苦。
1972年2月，黄克诚病稍好，出院回监。这时被监护的一批人已迁移到政治干校，他出院后也搬了过去。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这里有一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时间到那里散步。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日子好过多了。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来探视。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后见面。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届时先把黄克诚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一般探视时间约两小时，会见结束后由专案组先送家属回去，然后黄克诚再回监护所。尽管有些话不便畅谈，但这已是隔离监护后的优待。黄克诚从谈话中得知，1970年唐棣华所在的干校盛传黄克诚已死亡，唐棣华得知此事，半信半疑，乃写信给周总理，说长女想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黄克诚的东西。总理批示将信转给黄克诚，并说东西可以给家属，令他写信给山西。这样才在隔绝两年后得到家属的消息，而家属也得知黄克诚并未死亡。
专案组不断要求黄克诚写检讨，黄克诚就东拉西扯敷衍一下。专案组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使，对此并不苛求。审讯者逼他揭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黄克诚都实实在在地说真心话，不作违心之言。他们知道黄克诚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少奇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少奇同志。
黄克诚说：“我和刘少奇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有叛党的行为，不能瞎说。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得个事，别的都不知道。杨尚昆在三军团当政委，是我的上级领导，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林彪叛国后，他们也要黄克诚揭发、表态，黄克诚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听取和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1973－1974年间，对被监护的人的管制更加放松。1974年，黄克诚又因病住院，得知彭老总也住在这个医院里。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老总因癌症逝世，黄克诚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子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痛惜。再见的希望成为泡影，黄克诚深感悲痛。
1974－1975年，周总理病了，病情逐渐加重。“四人帮”制造混乱，总理不得不一一处理善后，忧心忡忡，到处奔忙，心力交瘁。“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毛主席选择了邓小平来接替总理，特别提出：“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九个字的评语，在干部中进行传达。除“四人帮”及其死党外，听传达者无不欢欣鼓舞。
1975年1月，黄克诚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疼得他满地打滚。专案组急送他到301医院，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黄克诚只得写信给家属，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马上批示下来，黄克诚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时期后，病情逐渐好转。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准许对黄克诚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望能保外就医。
到这年夏天，专案组王组长来和黄克诚商量，说他们写了一份材料，只要黄克诚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
因黄克诚仍有不同意见，反复争论，拖了很久。后来在唐棣华的极力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签了字。王组长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黄克诚这个包袱了。他宣布，中央决定给黄克诚解除监护，仍让他回山西任副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又回山西去了。
1975年，黄克诚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他参加工作之意，说是先住几天宾馆，等安排好住房，即迁往省领导大院宿舍。但不几天就变了，说他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晋祠去。晋祠招待所像个公园，最适于疗养。这实际上是不让他参加工作，黄克诚知道他们必有难言的苦衷，当然服从决定。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自从邓小平代替总理执政以后，全国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他大刀阔斧地抓工作，各条战线都开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形势对“四人帮”一伙十分不利，于是他们极力攻击邓小平同志，利用毛主席在听人读《水浒传》时说过的一些话，把“投降派”的帽子扣到邓小平头上，说他向党内“走资派”投降，像宋江架空晁盖一样，回架空了毛主席，等等……
接着就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毛主席指定华国锋为代总理。这时，黄克诚虽在野，但已撤销监护，有不少人来看望他，既有老同志，也有年轻人，使他能听到很多消息和情况，对时局比以前明白得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举国痛悼。送葬之日广大群众表示了深切的悲痛。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追悼周总理。人们登上纪念碑，朗诵诗歌，发表讲演。一面追悼周总理，一面揭露“四人帮”，也表现出对毛主席任用“四人帮”的不满，同时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拥护和期望。人心向背，极为分明。
黄克诚既为群众的觉悟感到高兴，也为毛主席、为党的过失和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而忧虑、而难过。毛主席一辈子讲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现在在这事上却如此失了民心，实在是他的悲剧。
1976年是一个不幸的年度，继总理逝世后，朱总司令于7月6日也去世了。朱总司令是我军队的创建者、开国元勋之一。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一向健康，黄克诚曾以为他必定能活过百岁，不想他甚至未能度过1976年。
接着，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一代伟人，从此与世长辞。他去世前决定：由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四人帮”的野心又一次被毛主席打破。
毛主席去世，黄克诚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他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他们这代人对毛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
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在叶帅等老同志的主持下，与华国锋等议定采取紧急措施，一举逮捕了“四人帮”，一时人心大快。“四人帮”为祸十年，终于走到了末路。黄克诚算是十分幸运，历尽劫难，看到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四人帮”垮台了，黄克诚被解除了“监护”，从外地回到北京，住在西郊的一家招待所。没有人来看他，陪他的只有一个不大爱讲话的战士，他觉得很寂寞。
他耐不了这怕人的寂寞，这天拄着拐杖，穿过车潮滚滚的公路，到对面的总后勤部去看一个老部下。他们很熟悉，但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就再没有来往过。老部下不知道他回来了，没关系，他去找他，“四人帮”倒了，还怕什么？
他拄着拐杖，绊绊磕磕艰难地走着。70岁出头了，双眼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接近失明。几步外的人都看不清面容。拐杖是他的眼睛，也是他的战友。
黄老没有找到自己的部下，他又问了其他几个熟人的下落，均没有结果。黄老感到很累，准备回招待所。路上，他忽然想起总后还有一个熟人：自己过去的警卫员王秀全，现在在总后开汽车。
他步履艰难地来到了小车队调度室。当王秀全认出是黄克诚时，又惊又喜。他从50年代初就在黄克诚身边工作，后来黄老遭厄运，他被迫离开了。这些年他无时无刻不把黄老挂念。没想到现在在这儿见到了老首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王秀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倒是黄老先开了腔：
“小王，你这些年一切都好吧！”
王秀全鼻腔一酸，忙说：“我什么都好，只是首长你……”他没再说下去。
黄老放声一笑：“这不挺好吗？现在回来了嘛！”他说着用拐杖在地上连敲几下。
王秀全把黄老送出大门，看着首长过了马路，他才回去。
当晚，王秀全到招待所看望黄老时，悄悄告诉他：黄老，你以后出去办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用车送你。你这么大年纪了，走来走去太不方便了。
寒酸的将军府
黄老点点头，心头涌起一股热流……
不久，黄老的眼睛动了手术。医院和医生都以最大的努力去挽救这双患疾深重的眼睛，但是，手术仍然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他双目失明了。
出院后，黄老住到了为他新安置的家里。说是新家，其实所有陈设都是破旧的。那栋解放前留下来的房子，冬日暖气不暖，下雨时还漏水。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老卧室的床上，他不得不在床中央放个接水的脸盆。再有，他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边，旁边又是一个消防站，报警器经常出奇不意的狂叫起来，有时夜里几次被吵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黄老，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个安静一点的地方去住。服务部门也考虑到让一个年迈多病的首长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合适，准备给他换房。可是，黄老就是不同意，他说：这儿是有点吵，但比一般人家住的环境要好多了。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了还不照样是吵吗？
服务部门拗不过黄老，只好提出给他把房子维修一下。他先是同意了，后来一听维修费十来万元，心疼了，说：“一个破房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简单地修一修，化雪、下雨不漏水就可以了。”按照他的意见，从工程连抽一伙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用了大半天时间。
黄老家里的暖气是由自家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年轻人坐在屋里还冻得跺脚呢，何况一个年迈多病之人。在他的屋子前面地下就是一条热力管道。工作人员将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后，服务部门立即决定对黄老家的暖气进行改善，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水暖工很快就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屋子里外满是坑坑沟沟，眼看就要安装管道了。就在这时候，黄老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次暖气改装要用去近3万元，他马上不高兴了，让停工。批评工作人员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到正道上去。我这里能用烧煤取暖就已经不错了。”
已经挖开的地下管道又填上了土，准备好的暖气设备也退掉了……
一天，黄老发觉工人给他家的院里运了许多砖，而且还在不断地运着。他问工人拉来这么多砖干什么，工人告诉他：你们家这个街门又低又旧，很不成样子，准备修一个好一点的大门楼。黄老一听就有几分火说：
“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但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
修盖门楼的事，就这样也被他制止了。
黄老太固执了，固执得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然而，大家都觉得他住在这样的陋屋里实在太“委屈”了，没有“将军府”，可也不能住得太简陋了。同志们主要考虑到住在这样的环境和屋子里不利于他养病，所以又想了新点子，劝他到玉泉山去住上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很好的疗养点，黄老应该去。开始，他就是不松口，说工作这么忙，哪有闲暇疗养。后来同志们说到了玉泉山照样可以工作，他才答应了。不过，提了两个条件：家里的人包括老伴不要去；去后的伙食费不要补助，吃多少由他自己负担。
这就是黄老。这就是为人民建立了卓著功勋而又不向人民讨价还价的黄克诚大将。
平易近人
一个高级首长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工作人员：秘书、护士、司机、警卫员、炊事员……这些同志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有幸被调来的。长期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外边的人很羡慕在这个小天地里工作的人，可是身居此处的人却难于向人们倾吐自己的苦衷。首长身边的许多工作保密性很强，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们对外界的联系，甚至和亲朋好友通个信说个话都要受到约束。有些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很不习惯在这里工作，觉得生活单调、寂寞。可是，由于黄老的严于律己，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使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感到自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的温暖、愉快。
1979年深冬的一天午后，护士李莉调到黄老身边。她一看首长双眼失明，又患有14种疾病，感到压力很大。李莉见到黄老后，黄老对她首先讲的不是在保健工作上对李莉有什么要求，而是让秘书给她把住的房子安排好，收拾得暖和一些。秘书照办以后他不放心，又拄着拐杖到李莉住的房间，摸摸床上垫得厚不厚，暖气包热不热。他是个重病染身的老人，行动很不方便，但是，吃饭、穿衣、洗澡、上便所……这些事他都自理，绝不给李莉增加麻烦。黄老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由李莉或警卫人员陪着散步，锻炼身体。可是，年轻人往往是贪睡的，有一天早晨，李莉睡过了点，耽误了黄老的锻炼。李莉深感内疚，黄老却一点也没有责备她。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黄老在经过李莉房间时，就用拐杖在门上轻轻敲两下：“李莉，起床了！”其实，屋里面李莉早已起来在洗漱了。
警卫参谋刘长春1981年刚到黄老处工作，就有两件事没处理好，但是黄老以他宽阔的胸怀谅解了。刘参谋至今提起来仍激动不已。
刘参谋一上任就遇着黄老在301医院住院，他是在病床上见到黄老的。首长随便问了他几句家常话后，就让他把便壶递来要小解。可是，由于黄老的湖南口音太重，“便壶”两字他就是分辨不清。他又问了几次，黄老一个字一个字说给他听，他仍然没有听懂。刘参谋急得满头大汗，在屋里乱窜，依然没有找到黄老所要的东西。最后，护士进来才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可是这时黄老的小便已经整整憋了半个小时了。要知道，黄老小便失禁，这半个小时他会多么难受！事情过后，刘长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对不起黄老，做错了事。没料到，黄老却像没事一样对他说：“小刘，我当时知道你是没有听懂我的话，可是干急没办法，怪我说不好普通话。没关系，咱们相处时间长了，你就会听懂我的话了。你别在意，今后就大胆工作吧！”
黄老虽然没有批评一句，但是刘参谋心里非常难受。他只恨自己不该让一个多病的老人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接踵而来的第二件事，刘参谋也没有处理好，因而使黄老受到了更大的痛苦。那天，病房的温度很高，热得黄老出了一身大汗。他患有肺气肿，怕热，一发烧就咳嗽不止。他请刘长春把空调的温度调低一点。谁知，刘参谋没有摆弄过这玩艺，三捅两捅把屋里的气温调得更高了。黄老热得在床上没法呆了。刘长春这回学聪明了，他赶紧找来护士，把调节器调整到了适度的位置上。黄老说：“小刘，没关系。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你没有经验。以后多学习点就是了！”
黄老把司机王秀全风趣地称为“气管炎”（妻管严）。老王平时和黄老闲聊时，多次流露出他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都是全家的第一号“大忙人”，要买菜，要做饭、还要洗衣服。黄老笑问：“那你的夫人呢？”老王也以笑回答：“她指挥，我实干。”于是，“妻管严”这雅号就在工作人员中传开了。一个周末，下班时间还没到，老王又张罗起买菜的事了，黄老又故意刺了他一句：“小王同志，你这个‘妻管严’病看来成了不治之症了！”王秀全也和黄老开了句玩笑：“咱们俩比较起来，我这‘妻管严’要比你轻多了！”在场的人被逗得哄堂大笑。
黄老的晚年由于多种疾病缠身，很多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深知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非常感激。黄老曾多次对医院的医生、护士讲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表示心意，我的老家湖南永兴产桔子，很有名气，将来我一定请同志们尝尝我们老家的新桔。但是，黄老的这个心意还没有实现就过世了。他病故后，他的夫人唐棣华按照黄老生前的遗愿，自己掏钱，到湖南拉了一汽车桔子，给病房里每个医务人员分了20斤。同志们拿着黄橙橙、鲜嫩嫩的桔子，想着可亲可敬的黄老，心里涌满了激情……
“家规”
也许有人会认为，像黄克诚这样一个大将军，按他的职务、贡献以及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还不拥有好几辆小车？其实错了。他从来只有一台车。
黄老对老伴和子女说：“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不能私用。”
他并不是说一说就算，而是作为一条“家规”，要求全家每个成员严格而且自觉地遵守。黄老最反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坐着小车“抖威风”了！
这条“家规”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很难的。因为常常遇到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可以“例外”……
小儿子黄晴要结婚了，一家老少包括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气氛中。但是，仔细看看这种气氛中似乎又少了点什么：没有大摆酒席的准备，没有高级贵重的家俱，没有花花绿绿的布置。不知是哪个工作人员想到了新娘子进门的事情，便咬着黄老的耳朵“请示”：能不能用小车把她接来？黄老没答应，说：年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结婚都兴用小卧车来接新娘，而且是一长溜小车，一般人家都这么办。黄老还是没答应。后来，黄晴骑上自行车去接女朋友。
黄老非常喜欢他的孙子黄健，在黄老面前小黄健可算个“特殊人物”了。可是，就是这个掌上明珠，从他上学之日起，到爷爷离开他远去，他从来没有一次坐爷爷的小车去上学，全是自己挤公共汽车到学校。有一天清晨，倾盆大雨下得满街满院淌成了小河，黄健该上学了。司机王秀全看着孩子卷起裤腿往外走，有点心疼，说：“小健，今天由叔叔做主，用车送你一趟。”不料，这事让唐棣华知道了，她对孙子说：“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黄健听奶奶的，马上拒绝了叔叔的好意。这时，老唐拿出一把雨伞撑开，让黄健打上，把孩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王秀全事后对人说：“我给黄老开了快十年车，这是唯一的一次自己做主用小车送他家里的孩子，还碰了壁。”
那年，老家一帮人来看望黄老，都是他的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黄老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远方来客。他和家里人都知道老家人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便尽量安排他们多转几个地方，把首都的名胜古迹都看看。只是有一点黄老没有“开戒”，每次外出时他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班车，一次小车也没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黄老说，应该去，来北京不上古长城太遗憾。可是，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去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有人谋划过，老家人刚好可以坐满一小车，说不定黄老这回会让他们坐一趟高级卧车排场排场了。不料，黄老提出让他们坐火车去，车票由他报销。他说，汽油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油！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概不能用汽车。你们也只有按这规定办了……
这就是黄老。这就是严以律己，不搞特殊化的黄克诚大将！
到庄稼地里去
下雨了，风儿卷着雨星从窗孔里飘进来，落在黄老的脸上，他脸上浮出一层喜色。他赶紧让工作人员在院里放一个脸盆接雨水。他要用这种方法测量降雨量。当工作人员把测量的结果告诉他时，他或者欣喜：“太好了，久旱逢透雨，庄稼有救了！”或者叹息：“雨落得太少，粮食要减产，农民要受罪了！”
时间一长，黄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时有调换，但是他们都知道黄老有下雨量雨、下雪量雪的老习惯。几间陋屋，方寸之间，装着老将军忧国忧民的心！
双目失明以后，给黄老带来的最大痛苦并不是生活上逐渐失去了处理能力，而是他感到由于看不见东西，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好像隔了一道高墙，看不见群众脸上的喜怒哀乐。这对一个在战争年代就与人民建立了骨肉深情的将军来说，再痛苦、心焦不过了。在短暂的心焦、忧虑之后，黄老正视现实，立足现有条件，力争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广泛与外界联系，做到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永远保持亮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晚新闻节目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有一些外国广播，他每日必听，有病住院也不例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参考资料》，他每天都请工作人员给自己读；秘书每天还坚持用二三个小时给他念文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从电台、报纸和文件上得知，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给这位时刻把农民疾苦放在心上的老将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每天散步时，他一定要让护士和警卫参谋把自己领到农民的庄稼地旁去散步。他想的是，看不见庄稼的长势，从农民地头默默地走过，也是一种慰藉和鼓舞。一日下午，他正在散步，忽听远处传来脚步声，黄老忙停下问警卫人员：“请你看看，前面来的是什么人？”当他得知是一位农民时，高兴地说：“快领我上去，我要和他谈谈！”黄老和农民握手之后，便详细地询问起他的收入、生活情况。这位农民当然不知道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双目失明的瘦老头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黄克诚大将，但他看得出这是一个大首长。农民以欣喜自豪的心情给黄老细细地描画了实行责任田以后的富裕生活和愉快心情。黄老的脸上也浮上了抑制不住的喜色，他问农民：“这好那好，难道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农民说：“掏心里话说，我们最怕的就是政策变呀！”黄老大笑：“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要变呢？不过，我可以把你这种担心反映上去。”
在黄老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不少来自农村，他们经常和农民保持着书信联系，每年也都要回家探亲。因此，他们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这样就免不了常常讨论、争论农村形势。每逢这时，黄老就坐在一边静静地旁听，有时遇有“政见”不合，他也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将军和普通人在这儿变成了一体，谁能分得清？工作人员每次探家归来，黄老都要请他们谈谈情况，他特别愿意听取问题，他不要求工作人员光报喜不报忧。一次，警卫员给黄老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南方某地，有些人冒充从云南前线下来的解放军，窜到偏僻的山区，在老百姓面前耍威风，要钱要物。对于这样的严重问题当地政府和干部没人去管？据说，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讲了此事，要大家提高警惕，绝不允许损害我军形象和我党声誉的这种现象存在。
双目失明，整日身居屋内，这是非常难熬的。但是他的心底明亮，时刻仍能感觉到人民的若乐，心随着人民前进的脚步声搏动……
念妻思母
大将也是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人，具备七情六欲的人……
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里程不长了。这天，黄老忽然对身边的一个护士这样说：我想，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遗憾的事情。我这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前妻。我们结婚后没几天我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把她一个人扔在了家里。出来后不久，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革命的，今后能不能活着回去还很难说。我不忍心让她等我，怕白等了，就劝她改嫁。我说得很诚恳，她也是个实诚人，很快就另嫁了人。后来我听说她在生小孩时难产，死了。
“真对不起她呀！”
黄老重复地这么说着，他沉默着。他一定想得很多，很多……
少许，他又告诉护士：“我写过一首题为《思亲》的诗，那是1937年的一天夜里，天气很冷，很冷，阵地上空空荡荡，我成夜睡不着，想起了远方的前妻，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死了。在冰冷的茅草屋里写下了这首诗。”
他说着便仰起头，很流畅地背诵了出来：
大雪纷飞冻难支，
衾单炕冷晓更迟。
长夜不眠忆往事，
铁石征人也相思。
他念得很慢。显然他的思绪走进了难忘的往事中……
老年人总是会想许多事情的。黄老又说起了他的母亲。他对护士说：“我还写过一首《梦母》的诗。那是在‘文革’中，我被关在班房里，事情少了，想的问题就多了，母亲的形象时常出现在眼前。一天夜里，我梦见母亲在埋怨我，骂我把她忘了。梦醒后便写了这首诗。”
他又念起来了：
梦旧故里看亲娘，
亲娘见我惊倒床。
欲哭无泪望穿眼，
欲言无语思断肠。
面沉怒色示指责，
为何更早不还乡。
他确确实实在做梦。因为母亲早已经去世了。他想见她，却晚了。唉，为什么早些年他就没有想到回乡去看看她。太遗憾了，一切都晚了。
年迈的黄克诚大将在思念妈妈……
最后一个生日
1986年深秋的一天，太阳透过玻璃窗，射进病房，照在黄老身上，像铺了一层柔和的金毯。这是黄老解除监护回到北京的第17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住院。他躺在病床上，借助900B呼吸机平衡地呼吸着，脸上浮现着安详而轻快的表情。不时有一丝笑容露在眉宇间。
“黄老今天气色很好。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儿吗？”几个从黄老床头经过的医护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今天是黄老84岁生日，下午是探视时间，全家都来祝贺。”
“就他家里人来？还有其他什么祝寿的活动吗？”不知谁这么问了一句。
“黄老过生日从来不告诉外人，知道他生日的人他也一律谢客。这些年他在病房里过的生日少说也有七八次，每次都是这样。”
医务人员对黄老的做法是钦佩的。他们都是经过大世面的高干病房的医生、护士，见过不少在病房里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祝寿的热闹非凡的场面。相比这下，黄老就显得“寒酸”多了。他过生日都是自己掏钱买点生日蛋糕，由他切开（有时他病得难以动手就请护士或由老伴唐棣华切开）分给大家共享。记得有一次，单位特地在一家饭店已经安排好了“生日宴”，被他谢绝了。何必那么铺张浪费呢？脱离群众，使人民对我们敬而远之，生日活动过得再热闹，也是空虚的。他总是这么认为。
……
下午，探视时间到了。病区走廊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黄老的夫人、儿女及小孙子们提着两盒大蛋糕走来了。小孙子黄健一下子扑到爷爷的床头，抓住爷爷的手，对着爷爷的耳朵奶声奶气地喊：“爷爷，祝您生日快乐！”夫人和子女们也一一贴近黄老耳朵祝愿：“我们看您来了，祝您快乐！”黄老戴着呼吸机不能说话，只是摸索着握住伸过来的手，脸上始终挂满微笑。
医务人员也过来向黄老祝愿。黄老同样一一握着他们的手。他握得很有劲，不能说话，所有的话语都在这紧紧地相握之中了。他握着每个人的手就可以辨别出他熟悉的每个医生、护士。同志们脸上挂着泪还接受着黄老的相握，难道他们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吗？……
黄老做了个手势，唐棣华明白黄老的用意，她带着孩子们走出病房，在休息室切开了两盒蛋糕，一一分送给病房的医生、护士们，说：
“谢谢你们对黄老的精心治疗；你们辛苦了！”
黄老听着，脸上挂着微笑。不过，人们还是看出来了，他的眼眶里流出了泪……
这就是黄老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86年12月28日11时15分，黄克诚走完了他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溘然长逝，终年84岁。
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讣告：
中共中央、中纪委、中央军委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央军委顾问黄克诚，因病于1986年12月28日11时1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黄克诚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黄克诚永垂不朽！
1987年1月7日，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赵紫阳、彭真、聂荣臻、乌兰夫等和各界3000多人出席了追悼会并献了花圈。
下午3时半，赵紫阳宣布追悼会开始，全体人员在哀乐声中向黄克诚默哀。接着，杨尚昆致悼词。
杨尚昆在悼词中高度赞扬了黄克诚在60余年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他说，黄克诚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他始终保持刚直敢当、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杨尚昆说，黄克诚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一心想的是人民，是共产主义事业，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杨尚昆赞扬黄克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检工作，端正党风，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杨尚昆还赞扬黄克诚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杨尚昆致悼词后，全体人员向黄克诚遗像三鞠躬，这时会场上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声。然后，邓小平、赵紫阳等领导来到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和亲属面前，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追悼会后，黄克诚的骨灰盒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青山王宗仁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