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兴文艺


  八股文

  嘉靖四十年,海瑞重审了一起杀人案。

  案情原本简单。浙江严州府桐庐县乡民徐继,在向妹夫戴某追讨借款时发生斗殴,失手将其打死。人命关天,徐继和妹妹都不敢声张,便将尸体绑上石头沉入水底了事。

  一个人突然失踪,自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负责初审的桐庐知县则发现,案发当晚还有潘姓朋友带着仆人在戴某家过夜。于是该官员认定这是一起通奸杀人案:徐继的妹妹和情夫潘某杀害了戴某,徐继则是同谋和帮凶。

  这当然十恶不赦,因此判处徐妹凌迟,潘某斩首,徐继绞刑。此类案件照例要报省里和最高司法机关复核,不服判决的徐妹也向中央派到浙江巡视州县的官员鸣冤叫屈。总之经过反反复复,最后一次重审的任务交给了淳安知县海瑞。

  海瑞接手时,此案已经被审过多次,他却一眼看出通奸杀人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位清官调研以后指出:徐妹与戴某育有二子一女,潘某则既有妻室又不富裕。说一个女人抛弃儿女谋杀亲夫,却只是为了给更没钱的人做妾,这简直就是发疯。何况如此机密的阴谋,为什么要让仆人见证?

  于情于理于事实,都说不通。

  上级部门认可了海瑞的观点。徐妹和潘某被释放,徐继则因为杀人和藏尸的双重犯罪被判处绞刑。毫无疑问,海瑞跟那位桐庐知县一样,手上也没有证据只有供词。供词是靠不住的,完全可能来自屈打成招。由于证据不足而将嫌疑人释放则不被允许,因此法官的个人判断便变得举足轻重。本案两种判决的区别仅仅在于:桐庐知县依据的是想当然,海瑞依据的是人之常情和基本常识。

  常识极为重要。因为明清两代的基层法官都由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知县兼任,这些人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如果像桐庐知县那样想象力丰富,多半只能造成冤假错案。

  能够把关的,便只有常识。

  可惜这很难,因为没人教。

  表面上看,明代教育不差,尤其是官办的。南北两京都有国立大学国子监,校长为从四品的祭酒。地方官学也普及到县,长官则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宗室和军籍子弟还有宗学和卫学。正所谓: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教育经费也很充足,官学里都是公费生。国子监的监生可以靠助学金养家糊口,打算结婚的则有婚娶费,探望父母的也有探亲费。而且只要成为监生,就能直接授官,并享有减免赋税等等特权。帝国给予官学生的待遇真是不低。

  更重要的是:科举必由学校。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为政府机构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要有资格的。简单地说,考生首先得是监生,或叫作生员的地方官学学生。成为生员需要经过入学考试,叫童试。参加童试和考不及格的,无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合格入学的则叫生员或诸生,俗称秀才。

  秀才有两个出路。进入国子监继续深造的是监生,当然要通过选拔。留在地方官学的则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考试有三个层级,必须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平步青云。

  最低一级叫乡试,地点在各省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考场则在两京。除了秀才,监生也可以参加乡试。

  乡试合格就叫举人,已是候补官员。

  举人可以在第二年参加会试,考场在京师的礼部。

  会试仍然是选拔赛,录取者即进入第三次考试。由于这最后程序由皇帝亲自出题和主持,地点又在奉天殿,所以叫廷试或殿试。殿试不再有淘汰,通过了会试的考生也实际上已是进士,皇帝再考一次的意义是决定等级和排名。

  因此进士的头衔前面都有“赐”字。

  一甲:赐进士及第。

  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而且,一甲只有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则分别叫解元和会元。

  如果三次都拔得头筹,就叫三元及第。殿试意义重大。由于皇帝亲临考场,因此录取的是天子门生,也叫甲榜或甲科,中举的则叫乙榜或乡科。既通过了乡试又通过了殿试的叫两榜出身,在官场中高人一等。两榜出身,三元及第,是读书人最向往的事。

  举人都考不上的秀才则很窝囊,因为他的身份已经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却又不是候补官员。这种尴尬不亚于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尽管孔乙己连秀才都不是。

  金榜题名的,却未必有真才实学。

  原因也很简单:明代官办教育的内容非常单一,基本上只有儒家经义。尽管在早期,朱元璋也曾强调科举取士务得全才,应该文能安邦武可戡乱。然而明中叶以后,生员们的课堂和书架上便只有四书五经,连书商都懒得上门了。何况还要学写八股文。

  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特点则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要求。题目肯定来自四书五经,理解也不许超出朱熹《四书集注》范围。比如“百姓足,孰与不足”这道题,就来自《论语·颜渊》有若的话,全文是: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那么,看到题目以后,该怎么做呢?

  有份试卷的开头第一句是: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这在八股文,就叫破题。

  破题之后是承题和起讲,也就是承接上文加以阐发开始议论,然后通过“入手”引出排比对偶的文字,比如: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这样的对仗需要四组八句,所以叫八股。

  八股很无聊,无非铺陈排比咬文嚼字,翻来倒去将圣贤观点在文字上花样翻新。但这种格式使用了六百年,却并非没有道理。毕竟,由此形成的录取标准相对固定统一,而且与权势和财富无关,大体上可以保证竞争的公平。

  何况只要掌握技巧,也能写出好文章。

  前面那份试卷的破题就非常精彩,堪称言简意赅,开门见山,这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我们知道,八股文的规定字数一般是三百到五百,并不允许洋洋洒洒,因此其实很考功力。难怪有人说,会写八股文的,什么都写得好。至少,破题之法值得做传播的人学习。

  然而写出漂亮的八股文真是谈何容易,要知道前面那份试卷的作者王鳌(读如敖)可是成化十年乡试解元,十一年会试会元和殿试探花,差点就三元及第,高踞榜首。

  不过,这位苏州吴县人成为朝廷重臣,包括王守仁能够平息叛乱,都与此无关,尽管阳明先生也是八股高手。审案断案肯定用不着八股文技巧,海瑞也非两榜出身。代表明代新型文艺及其成就的,是看上去远离庙堂的东西。

  段子与叶子

  宣德年间,号称“三阁老”的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出席私人聚会吃花酒。名满天下的三位内阁大臣按时到场,指定的陪酒女郎齐雅秀却让人望眼欲穿,磨叽半天才露面。

  三阁老问:姑娘为何姗姗来迟?

  齐雅秀答:在家读书。

  三阁老问:读什么书?

  齐雅秀答:《列女传》。

  三阁老忍俊不禁,笑骂:你这母猴!

  齐雅秀应声答道:我是母猴,诸位是公猴。

  话音刚落,满座叫好,三阁老也乐。的确,公猴与母猴相对,又与公侯谐音。这样既能搞笑,还不得罪人。

  所以,这故事第二天就传遍了北京城。时代之别也一目了然。

  没错,同为青楼,唐唱诗,宋歌词,明说段子。作家当中更不乏段子手,张岱在《夜航船》序言中开篇就讲段子。那故事说,某和尚与某书生同行。书生高谈阔论天花乱坠,和尚被他蒙得只敢踡起腿来躺在船舱。然而听着听着却发现不对,于是便问:你刚才说的澹台灭明(孔子的学生子羽,澹读如潭)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书生说:两个人。

  和尚问:那么尧舜也是两个人?

  书生说:自然是一个人。

  和尚笑:如此说来,贫僧可以把脚伸直了。

  张岱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明末清初最优秀的散文家。这位绅士一辈子只是秀才,年近半百又遭遇大明灭亡的巨变,因此自己嘲笑自己:功名落空,富贵如梦,做忠臣怕痛,扛锄头怕重,真不知道究竟是有用还是没用。也只好说段子,写小品文,比如: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这很像八股文的破题,下面的描述则绘声绘色:有的人乘楼船鸣箫鼓,灯红酒绿传杯换盏声色相乱,这叫名为看月却其实不看;有的人亦楼亦船,携童男少女拥坐露台,说说笑笑左顾右盼,这叫身在月下却其实不看;与名妓闲僧浅斟低唱,歌声乐曲不绝于耳的,是自己看月也希望别人看自己如何看月;至于不舟不车,不衫不履,酒足饭饱后呼朋引类挤进人群,装着酒醉唱无腔小曲的,可就是月亮也看,看月亮的也看,不看月亮的也看,等于什么都没看的了。

  不过这四种人,却都不妨看他一看。

  可看是因为真实。闲汉凑热闹,阔佬讲排场,名门闺秀莺莺燕燕,落第举子假醋酸文,原本就是世间百态。既然这七月半的西湖已经成了秀场,那又何妨看之?

  这是一种宽容而平和的心态。

  张岱的心态确实跟他的文笔同样好,尽管他真正欣赏的是看月而不见看月之状,也不故作姿态的。这些人要到断桥石阶初凉,月出皎洁如镜,湖中再无喧嚣之时,才从树影下或港湾里将一叶扁舟荡出,邀那明月与好友佳人同坐,烹茶煮酒开怀畅饮,直到东方既白,才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

  那可真是清梦甚惬,香气拍人。如此格调,让人想起明代的家具。

  明代家具技术精湛,风格卓异。尤其是硬木家具,讲究的是质地名贵精良,色调稳重典雅,纹理变幻天然,造型简洁优美,很少使用额外的装饰。比如有把椅子,使用来自南国的黄花梨木打造而成,椅背和扶手纤细微曲,座面和椅腿则结实沉稳,通体光素,给人以落落大方的感觉。它们是实用主义的,也是唯美主义的。

  也许,这才真叫作文化自信。

  既像椅子又像段子的,是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因雕版印刷而诞生,是技术革命导致文化创新的典型范例。唐末完成的《金刚经》卷首图,已是布局饱满严谨,线条密集流畅。明中叶以后,木刻版画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而流派众多:建安派质朴刚健,金陵派工整精美,新安派细致秀丽,可谓百花齐放精彩纷呈。三大流派都在南方,建安在福建,金陵和新安当时属于南直隶,现在属于江苏和安徽。徽州、杭州和苏州,也都是木刻版画的重镇。这倒并不奇怪。毕竟,南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且宋代以来就是出版业的兴盛之地。发现并且充分利用所有事物的商业价值,是生意人的当行本色。

  木刻版画,也成为各类书籍之标配。

  实际上精明的书商非常清楚,图文并茂才能畅销。因此连嘉靖万历年间的《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等等科技著作和实用读本都要有配图,娱乐消遣的就更是如此。

  比方说,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剧本。

  那是一个才子佳人两情相悦,历尽艰难曲折又终成眷属的故事。有幅木刻版画插图描绘了其中的情节之一:女主角崔莺莺收到男主角张生的情书,站在屏风前看得入神,传信的丫环红娘则躲在屏风后面偷看。莺莺矜持而喜悦,红娘则口含手指地满脸好奇,都无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晚明传奇《娇红记》的某幅插图同样栩栩如生。女主角娇娘长裙拖地款款而来,更显得体态秀美动姿妩媚。再加上神情之中不无幽怨之意,正可谓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唯其如此,她和男主角双双殉情而死的悲剧也才格外惊心。

  这两幅画的作者,都是陈洪绶。

  陈洪绶号老莲,浙江绍兴府诸暨县人,崇祯年间曾被召入内廷,明亡之后卖画为生。他的作品艺术品位很高,同时又富有民间气息和装饰趣味,很容易被市场接受,尽管他的笔下并非只有小说戏曲人物,也有古代名人比如屈原。

  那是陈洪绶早期的作品,后来用作亲友来凤季《楚辞述注》插图。图中的屈原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腰间佩带的长剑意味着他高贵的身份,枯槁憔悴的形容则尽显其忧心。就连那空灵的背景和素净的木石,也是诗人兼哲人的风神。

  这是传世屈原艺术造型中最具神韵的。

  从屈原到娇娘,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在陈洪绶那里,雅与俗并没有壁垒森严无法逾越的鸿沟和界线,他也毫不在意被归类为下里巴人,因此不但为畅销书创作插图,还画叶子。叶子就是纸牌,或者中国式扑克牌,也用于行酒。陈洪绶却不以为俗。据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当某位朋友由于生活困难需要救济时,自己也不宽裕的陈洪绶用四个月时间画了套叶子,作为资助。

  这就是著名的《水浒叶子》。

  此后,画家又创作了《博古叶子》资助他人。

  张岱是陈洪绶的好朋友,他的话应该可靠。张岱对那些叶子评价也很高,认为笔墨间有英雄气。这可是知音。不信请看九纹龙史进之身手矫健,小李广花荣之雄姿英发,赤发鬼刘唐之如狼似虎,霹雳火秦明之不怒而威,无不生动鲜活跃然纸上。小小纸牌,变成了江湖好汉的英雄谱。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文艺。

  实际上陈洪绶的版画和张岱的小品文,不但是明代最后的文学艺术成就之一,也见证了时代精神的历史演变,那就是唐在马上,宋在闺房,明在市井。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和风流韵事越来越成为主题,即便历史和神话也要按照大众的口味重新包装。在这个世俗的舞台上,段子和叶子只是小奏鸣曲。演出大戏,展开长卷的,则是小说和戏曲。

  那才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人在江湖

  陈洪绶创作《水浒叶子》时,梁山好汉故事的基本定型已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水浒传》最早版本刊刻于万历十七年,即陈洪绶出生前十年,但学术界大多认为,它的文本应该在明初便已由施耐庵完成。比《水浒传》更早的是《三国演义》。

  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罗贯中,现存最早版本刊刻于嘉靖元年。不过目前广大读者看到的,却是清代康熙年间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改写过的一百二十回本。两个版本的区别这里无法讨论,对于毛本的批评则已在《三国纪》一卷中展开。需要强调的仅仅只是:无论哪个版本塑造的都只是三国人物的文学形象,不能与其历史形象混为一谈。民间形象,就更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

  上图均选自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人物剪纸》,原书未注明作者。其中,诸葛亮和庞统的形象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即前者从严治国,后者翻云覆雨。周瑜似乎是“小乔初嫁了”时候的样子,曹丕则被刻画得就像司马昭。可见在文学艺术领域,并没有什么统一的三国人物形象。

  多样是因为喜欢。喜欢这段历史,则主要因为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事实上爱读《三国演义》的包括三种人:有的向往叱咤风云建功立业,有的热衷纵横捭阖斗智斗勇,当然还有人被兄弟情谊感动,尽管桃园结义并非史实。

  但,作为按照大众口味包装过的历史,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刘备、关羽和张飞太行山落草的故事。这虽然未免荒唐,却说明江湖义气和草莽英雄被普遍认同。大众也不在乎所谓历史真相,反倒更愿意将自己的价值取向投射其中。知道了这些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水浒传》。

  没错,那是一部关于江湖的非武侠小说。

  人在江湖是《水浒传》的真正主题,造反起义其实只是舞台布景。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是被官府逼上梁山,山寨二号人物卢俊义就不是,老寨主晁盖一伙更不是。没有谁逼着他们去劫取那生辰纲,事成之后他们也没索性造反。如果不是走漏消息遭到通缉追捕,哪里会落草为寇?

  如此这般,恐怕只能叫闹上梁山。

  霹雳火秦明和美髯公朱仝倒是被逼的,只不过逼他们的人是宋江,而且两人都被梁山下毒手断了后路:秦明被官府误为反贼杀了全家,朱仝看护的小衙内则被李逵砍死。难怪朱仝会咬牙切齿提出,必须杀了黑旋风才肯善罢甘休。

  这可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真正被逼上梁山的是林冲。

  林冲是最具社会意义的文学形象。他用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即便在统治最为开明的宋代,也即便是帝国陆军大学的教官,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同样没有保障。能够提供保护的也许只有江湖和兄弟,比如梁山泊和鲁智深。

  但,真正走向草莽却需要天大的决心。

  小说这样描写那一刻: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这恐怕不能简单看作自然景象,更应该是内外两个世界的写照。想那时林冲踏着满地的碎琼乱玉孤独前行,心中充满悲凉。当凛冽北风吹起衣襟时,那腔热血眼看就要将白茫茫的雪野染得通红。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也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宋江则充满矛盾:任县衙小吏却私放嫌犯,做梁山寨主又盼望招安。更奇怪的是,读者大多不喜欢他,清代批评家金圣叹甚至说他跟时迁一样,只能算下下人物,然而好汉们对他却几乎无不盲目崇拜。上上人物李逵更是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

  但,小说的深刻之处也正在这里。

  实际上,宋江只是被卷进江湖。真正的江湖中人,原本应该是孙二娘那样开黑店的。智取生辰纲的晁盖团队,以及李逵、武松和鲁智深等等,则天性属于那里。因此晁盖上山之后如鱼得水,绝不会考虑将来怎么办。坚决反对招安的则是李逵、武松和鲁智深,他们甚至闹翻了菊花宴。这些梁山好汉的真正代表和上上人物,是江湖精神的捍卫者。

  那么,江湖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

  义气高于王法。

  这个宋江也懂,否则不会“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去通风报信。他还知道仗义疏财和相濡以沫的重要性,这使他获得了“及时雨”的声誉和美名。只不过宋江还知道,义可行而不可聚,聚义即有谋反嫌疑。因此他先是不肯上山,代理了寨主之后,又在第一时间就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

  懂得宋江的是吴用。

  吴用也是上上人物。他当然清楚忠可以规避风险,义能够凝聚人心,并希望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不过就连足智多谋如他,也无法为弟兄们的前途做出规划。因此尽管未必真心赞同,还是支持宋江完成了从聚义到投降的转变。

  改变了身份的英雄则只能走向末路,甚至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宋江却无怨无悔,李逵、吴用和花荣也都心甘情愿跟着去死。实际上只要踏入江湖,命运就被义气绑架,带头大哥则会成为新的效忠对象,包括做了皇帝的刘备,投降了皇帝的宋江。结果越是讲义气,就越是背离初衷。江湖,原本就是一个悖论。

  神界也一样。

  吴承恩的《西游记》可以说是《水浒传》的镜像,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则是修成正果的江湖好汉。当他在花果山自在逍遥,与牛魔王等一众兄弟呼朋引类时,我们分明看到梁山泊的影子,只不过更加理想化,也无须打家劫舍。

  孙悟空,是化身为神猴的江湖中人。

  我们知道,江湖就是王法不到之处,好汉则是蔑视王法之人,孙悟空却还要将那现行秩序给改了。他先是将幽冥界生死簿上自己和猴类的姓名一笔勾销,然后又大闹天宫打得玉皇坐不住帝位。这位无与伦比的英雄还毫不客气地对如来佛祖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都不该久占此位!

  这就比扬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还厉害。

  当然,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头猴子嘛!

  没爹没娘,也就无法无天。

  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悟空的身世是谁的安排,但无论有意无意都意味深长。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的,父慈子孝也总是被导向君仁臣忠。唯其如此,梁山好汉们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老孙却可以不管那一套,何况他还是外国人。

  不过,悟空还是被招安,做了唐僧的徒弟。

  这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当保镖总比做囚徒好,再说观音菩萨还有“功成后自有好处”的承诺,西天佛国也没有撕毁协议卸磨杀驴,便无妨看作交易。难怪唐僧向三个徒弟道谢时,悟空的回答是: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

  哈哈!他可不是宋江,只能算是乙方。

  因此美猴王的改弦更张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西天取经也比维护皇权体面而正义。难以接受的只有紧箍咒。但如果连这都没有,又何以体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英雄难过的,并非只有美人关。

  结果反倒是胸无大志的猪八戒看得透彻。观音菩萨度他皈依佛门,他竟回答: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

  这样的人加入团队之后,当然难免巡山时睡大觉,耳朵里藏私房,动不动就扬言退群。实际上猪八戒说话做事往往不过脑子。比如有个小妖怪说只有剥了皮才能蒸他,那呆子居然叫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如此没心没肺,只能算是混在江湖。

  江湖到了这一步,则已是市井。市井之人,不大多都是混日子的么?他们对于王法和佛法,不也仰而不信么?然而明中叶思想和文化的悄然转型,却也正在其中了。

  色情与爱情

  还是得从猪八戒说起。

  猪八戒是可笑的,也是深刻的,更是鲜活的。他的身上有着普通人的共性。唐僧被乌鸡国王托梦惊醒叫徒弟,八戒立即大发牢骚:当年我做好汉其实快活,偏你出家还要我们护着跑路。原说是只做和尚,如今却拿做奴才,白天挑行李牵马,晚上倒尿壶焐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做甚?

  这就真实,也符合人性。

  实际上八戒正是中下层民众的化身,相当于做小本生意的城市居民或富裕中农,有点既得利益又是弱势群体,因此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也爱占小便宜。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孙悟空说:老猪身子又笨言语又粗还不会念经,人前化不得斋来。总得有个什么藏在手里,万不得已时好换饭吃。

  结果,被大师兄骗了去背乌鸡国王的尸体。

  更麻烦的是,他跟许多愚夫愚妇闲杂人等一样,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和下半身。孙悟空变成妖怪的妈混进洞里,吊在梁上的他一眼认出也就罢了,却偏要多嘴多舌: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蒸吃,原来不是奶奶,是旧话。

  沙僧问:什么旧话?

  八戒说:弼马温。

  沙僧问:你怎么知道?

  八戒说:猴子尾巴露出来了。这不是帮倒忙吗?

  实际上猪八戒常常敌我不分。师兄与妖怪交战,他竖着钉耙呆呆地看。白象用鼻子卷了悟空的腰,这家伙居然捶胸顿足:那妖怪晦气呀!我这样笨的连手都卷了,他那样滑的倒只卷腰。他拿棒子在鼻孔里一戳,还卷得住吗?请问,这又是什么立场?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显摆逞能,还缺心眼。

  小说的意义却恰恰就在没意义中,因为这些细节实在太普通,八戒的问题也都是小人物的小毛病。毛病很小,只能引人发笑;大节不亏,所以终成正果。这样一个与村夫莽汉并无区别的人也能脱胎换骨修得菩萨果位,很能让芸芸众生感到满足和欣慰,八戒也成为悟空之外最可爱的人。

  是啊,谁还没点他那样的错误和缺陷?

  小人物成为大角色却是第一次。之前的《三国演义》是宏大叙事,而《水浒传》有英雄情结,吴承恩笔下的取经事业却更像游戏,唐僧师徒也更像家庭。所以,当孙悟空打开牢门并叫了声“师父”时,那和尚竟会放声大哭,然后絮絮叨叨地问:徒弟啊!你是怎么降了妖怪,找到我的?这哪里像刘备,又哪里像宋江?

  实际上,《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英雄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更有市井气和人情味。家国情怀、江湖义气和人情世故之次第成为主题,也正与元末、明初到明中叶时代精神之转变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几乎与《西游记》同时诞生,也就不足为奇。没错,这就是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此书号称色情小说之首,其实《西游记》写猪八戒好色已有这种意味。盘丝洞的蜘蛛精泡温泉,那呆子竟不由分说脱了衣服跳进水中,还变成鲇鱼在她们两腿间乱钻,后来又浮到水面饱看酥胸。妖精们倒也并不十分在意,竟然赤条条地从唐僧面前笑嘻嘻地跑过去,很让读者浮想联翩。不过,也仅此而已。

  但是《金瓶梅》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却已经到了恕不能引述的程度。这不但是时代所使然,也与皇帝带头纵欲不无关系。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由于从成化到嘉靖,在位天子酷爱房中术,无耻佞臣依靠进奉壮阳药平步青云,风气所及必然是“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作为地头蛇的西门庆,便正是市井的宫中龙,只不过那皇帝是因为君临天下而富有四海,这恶棍则通过收买公权力而横行乡里,仗着财大气粗为非作歹。他甚至扬言,只要有足够的银子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官府,便是强奸了嫦娥,诱奸了织女,拐卖了王母娘娘的女儿,又能如何!也许,这正是真实的明中叶,尽管故事在北宋。

  不过,时代特征只是这部小说的意义之一,它的价值更多还是文学史的,甚至是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讲故事变成了写人物,讲历史或者神话变成了写现实,建功立业的主题也变成了家长里短。如果再加上集体创作变成个人独创,完全可以说是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名作之先河。英雄与神,终于让位于世俗。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正是如此,这五部短篇小说集里面几乎全是世俗之人:心高气傲的杜十娘是从良妓女,怜香惜玉的卖油郎是小商小贩,即便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秉持的也是世俗人情。那故事说,美少年玉郎男扮女装代替姐姐与病重的姐夫完婚,却与新郎的妹妹慧娘成了好事。官司打到衙门,审案的乔太守居然判他俩成婚。

  乔的理由是: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谢天谢地,这位太守不是道学先生。

  戏剧家汤显祖就更不是。

  不信请看他和他的《牡丹亭》。

  那是一位旷世奇才,那是一部旷世奇作,那是一段少男少女“人鬼情未了”的旷世奇姻缘。南安太守杜宝十六岁的独生女儿杜丽娘私游后花园,被春色引发了春心。春心荡漾的结果,竟然是与千里之外二十岁的岭南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见。两人很快就堕入情网,并在牡丹亭初尝了禁果。

  此后便不可收拾。杜丽娘日夜思念梦中情人,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弥留之际,她画下自己的花容月貌藏在后园太湖石下。三年之后,进京赶考的柳梦梅借宿在人去楼空的杜府并得到画像,又与杜丽娘的鬼魂相会,夜夜缠绵。

  于是,那姑娘竟然活了过来。

  这可真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当然,它也是典型的中国式romance——传奇。

  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有两种:一是唐宋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即唐宋传奇;二是明清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即明清传奇。但无论哪种,都或者人物奇异,或者情节离奇,或者构思奇巧,或者故事奇特,非如此不能在大众中传播。

  因此,传奇就其本性而言是俗的,必须满足世俗的情趣和好奇心。汤显祖的《牡丹亭》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还充满喜剧氛围。比如丫环春香向老夫人招供,说那秀才一拍手就把小姐端端正正抱在了牡丹亭上时,气氛原本紧张。老夫人作为母亲,也立马问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去怎的?

  那丫环回答:春香怎得知?小姐做梦哩!

  老夫人惊问:是梦么?

  答:是梦。

  这实在太有戏剧性。

  然而《牡丹亭》又是典雅的,请看那著名的唱段: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如此雅俗共赏,这是一个奇迹。

  背后的思想观念,则更值得关注。

  回归人性

  还是要从《牡丹亭》说起。

  而且,不妨先来看那对可人儿的梦中幽会。

  柳梦梅说: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

  杜丽娘低声问:那(哪)边去?

  柳梦梅说:转过这芍药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杜丽娘低声问:秀才,去怎的?

  柳梦梅低声答: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读如扇,掩盖)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这就再明白不过,她也羞答答地被抱走了。

  我们知道,作为爱情传奇,男女主角的初试云雨无疑是重要情节,对剧作家的品味和能力也是严峻考验。汤显祖却写得既能让人心跳又不涉嫌淫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态度坦然。

  坦然是贯穿始终的。比如杜丽娘,尽管非常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礼法,却毫不掩饰满心的喜悦。她索性对丫环说:春香,咱不瞒你。花园游玩时,咱也有个人儿。

  那丫环也惊喜:小姐,怎的有这等方便呵?

  杜丽娘说:梦哩!

  但,梦里也偷情,岂非更不能说?

  不能说却偏要说,还要搬上舞台公开说,这就说明汤显祖和他的剧中人都认为,男女之情是人的本性,男欢女爱也天经地义。只要两情相悦,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可告人?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也顺理成章。现在很清楚,在汤显祖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理和实证的,这就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心理和虚拟的,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以情感(情)为本体,由想象(梦)来构成,看上去虚幻,却并不因此而不真实。汤显祖说: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换言之,事物有事物的规律,情感有情感的逻辑。物理世界不可能的,反倒是情感世界最可能的。在那里,一切都由情感主宰,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所有的陈腐观念和僵化教条在它面前都立即显得苍白无力,一文不值。

  这样的艺术世界,虚拟而不虚假。

  不虚假是因为真实,真实则因为秉持童心。

  童心是明中叶思想家李贽的概念。这位特立独行的绅士是福建泉州人,祖上曾经娶色目人为妻,与穆斯林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李贽本人身上并没有多少国际色彩,他的立场仍然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渊源则是王阳明的心学。但,李贽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几乎离经叛道。

  背叛表现为批判,批判的对象则是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伪君子。李贽说,这些人买地求丰登,盖房求安全,读书求金榜题名,做官求飞黄腾达,看风水求福佑子孙,没有一件事不是为身家计虑。但只要开口讲学,就口口声声批评别人自私自利,鼓吹自己舍己为人,难道还不虚伪吗?

  相反,那些市井小民就真实得多。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就说什么话,做生意就说生意,种田就说种田。这些都是毫不掺假实实在在的有德之言,让人欣然接受百听不厌。可见,说话做事,都有真有假。

  真假在于人。是真人就做真事说真话,是假人则做假事说假话——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那么,真假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在于心。

  或者说,是否持有童心。

  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是判断真假的唯一标准。道理则很简单: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相反,童心未泯者,总是胸中有不可名状之事,喉间有欲吐不敢之物,口头有欲说还休之言。一旦触景生情,作品的诞生便如山洪暴发不可遏止,而且宁可让不喜欢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欲杀欲剐,也绝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换言之,真人有真心,真心是童心。

  那么,童心又是什么?

  私心。李贽说: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按照这个逻辑,无私之人竟然要算没有心肝。

  如此理论当然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许多文学艺术家比如汤显祖和冯梦龙却是李贽的粉丝。因为李贽明确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的。只要童心常存,则文艺创作的生命之树就会常绿,累累硕果也可以是《西厢记》和《水浒传》或者别的,不必非得讲什么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

  显然,这是在为新型文艺背书和站台。

  事实上李贽对文艺界的影响颇大,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的“性灵说”便正是“童心说”的美学化。他不但主张真人发真声写真文,而且认为在审美趣味中,最高级的是“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的童趣。那是真情,也是真趣。难怪汤显祖会说:

  忙处抛人闲处住。

  百计思量,

  没个为欢处。

  白日消磨肠断句,

  世间只有情难诉。这是肺腑之言。

  不过,李贽享有的盛誉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于五十三岁那年在知府任上退休,六十一岁时剃发为僧,最后在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的第二年,由于监察官员的举报而被捕入狱,罪名是聚众淫乱和蛊惑人心。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已在朝廷活动,却并不意味着当局开放了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卫道士们会对自由思想宽容。

  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在大明并无可能。

  被捕那年,李贽七十五岁。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李贽在狱中并未受到虐待,就连锦衣卫镇抚司也认为不必判处重刑,只需押回原籍监视居住就好。李贽却不想再活下去。他在剃头的时候偷走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并用掌心写字的办法做了最后陈述。

  侍者问:和尚痛否?

  李贽答:不痛。

  侍者问:和尚何自割?

  李贽答:七十老翁何所求!这是万历三十年的事情。此时,严嵩早已倒台,张居正的罪状已经公布,皇帝也不再上朝。换句话说,擅权和改革都好戏唱完。随着李贽的脱离苦海,朱明王朝就像自己割断了喉咙一样再也发不出声音,变得沉闷无聊了无生气。

  只不过,皇帝和士大夫好像都不痛。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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