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利益--中国崛起征途中的博弈较量



  

  真正的大国必须维护国家利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云谲波诡的周边环境,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华民族终于在政治上摆脱了颓势。跨过鸭绿江,让中华民族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在经济上扭转了劣势。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经济、国防力量各方面都有显著增长,欧美强国乃至不少亚太国家,都将崛起的中国视作威胁。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有效应对挑战,实现发展,完成“两个一百年”使命,是21世纪我们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

  利益观,观利益

  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年,我们的《辞海》里关于“国家”的词汇有国家元首、国家制度、国家计划、国家机关、国家机器、国家权力、国家预算等20个词条,但没有收入“国家利益”这个词。直到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辞海》才新加进“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这些词。

  这一现象揭示了我们的短板。

  中国人长期以来最重关系,觉得没关系什么事都干不成。还有一个就是大局。当我们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时候,其实美国人、日本人并不知道我们说的大局是指什么。他们都在维护他们的利益。其实我们讲的大局就是别出事,双方平平安安的,顺顺畅畅的,和平交往,这就是大局。而人家想的是维护利益,没出事时要维护利益,出了事也要维护利益。

  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变数,最终取决于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势的发展变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我们简单用一句话讲,就是保障国家生存、独立发展、尊严的全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总和。对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描述,你的利益可能跟他是相悖的,也可能是相向的。

  比如墨西哥。特朗普特别着急修建美墨边境墙,把墨西哥给封住,是因为墨西哥的毒品老往美国流。当地的非法贸易,主要是毒品贸易。

  墨西哥人却不这么看。

  2016年,墨西哥的国防部部长西恩富戈斯访问北京,与我方会谈时,其观点就与美国人完全不同。美国人把墨西哥说成黑社会贩毒,都往美国跑。西恩富戈斯是怎么描述的?西恩富戈斯说:“墨西哥今天非常难,我们北面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我们南面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你说我们怎么办?”西恩富戈斯充分阐释了墨西哥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不同国家对不同国家利益的理解。

  美国发生了所谓的斯诺登泄密事件,斯诺登曾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跑到俄罗斯去了。斯诺登讲,美国政府通过代号为PRISM的监控项目,直接通过微软、谷歌、雅虎、苹果、脸书等科技公司,广泛搜集全世界的信息。

  斯诺登披露的监控地图,我们都看不大懂。监控级别最高的红色区域,包括伊朗、巴基斯坦,还有叙利亚。第二类橙色区域是印度、埃及。为什么对印度的监控级别比对中国的还高?我们不知道,得去问美国人。第三类级别是中国、德国。德国是北约成员国、欧盟核心,对德国的监控级别与对中国的监控级别一样。默克尔总理的手机被监听,前总理施罗德的手机也被监听。法国总理奥朗德得知他的手机也被监听后,非常气恼地给奥巴马总统打电话询问,奥巴马回答奥朗德总理:“我向您保证,现在没有监听你的手机。”奥朗德对法国国会讲,奥巴马总统的讲话表明他们以前一直在监听!

  德国、法国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要看它的这些伙伴都在干什么、想什么,尤其是德国。德国是欧盟的核心,经济最发达,今天欧盟各国几乎都欠德国的钱。美国人觉得,如果欧盟将来不听话,肯定是德国人从中作祟。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与美国的分歧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其实,美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衡量、观察世界的时候,其出发点早已超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

  斯诺登披露的是网络监听,而阿桑奇解密的是美国外交人员与各国的外交文件,2010年、2011年集中解密了一批文件,2010年、2011年集中释放了一批涉及中国的外交密件。

  目标人群有大学教授、社科院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电台记者、节目主持人、报纸编辑、律所律师、喇嘛、活佛、牧师等,主要来源是驻北京使馆、驻沈阳领馆、驻上海领馆、驻广州领馆、驻成都领馆。我们中间一些人想到美国学习,想到美国访问,想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等,美国人就利用这一点收集情报,美国人根据他们提供情况的级别分类:长期提供很有价值的情况,他们在这样的人的名字后面加一个Protect(保护),这个人就被列入美国保护范围;长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情况,他们在这样的人名字后面加上双后缀Strictly
  Protect(严格保护)。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施特劳斯请到安全委员会,把克格勃安装在美国大使馆窃听器的分布图并附带技术说明书一并交给施特劳斯大使,向美方友好坦诚地表示:今后大家都一样了,再也不搞这个了。

  但是让俄罗斯人耿耿于怀的是施特劳斯大使接过资料时说的两句话。第一句话:“非常赞赏你们的做法”,即“你们干得非常好”。第二句话:“我方不会同样去做”,即“我们不会把中央情报局安装在你们大使馆的窃听装置交给你们作为回报”。美国人还要听,还要听已经完全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去做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今后要干什么。

  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提全人类利益,不提苏联利益、俄罗斯利益。今天戈尔巴乔夫已经变了,拥护普京采取行动收回克里米亚。戈尔巴乔夫觉得他被西方欺骗了。北约东扩,他当时与老布什签订条约,白纸黑字,以德国边境为最后界线。今天北约扩张到哪里了?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波罗的海三国。东扩到了这种地步,这是国家利益使然,俄罗斯当时不理解。当然,他们现在很理解了,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再说说俄罗斯和中国。

  2009年,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的纳霍德卡附近海域被俄罗斯军舰开火击沉,船上10名中国船员中有3人失踪,其他7人获救。

  俄罗斯外交部反复发表声明讲,俄罗斯边防军人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次开火炮弹打了500多枚,如果是警示性的射击,用得着这么多炮弹吗?而且沉船之后,有我方船员落水,俄方以风浪太大为由不及时抢救。该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2012年7月,俄罗斯边防巡逻艇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向越界捕捞的中国渔船开炮,并在追赶的过程中与渔船发生碰撞,造成1名中国船员失踪。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东北边防局表示,俄方采取的行动属于合法行为。

  这是俄罗斯国家政策中——就我们中国来看——非常怪异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国际大格局上进行一些有效的配合。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合作得非常好,包括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合作得也不错。况且,2011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访问俄罗斯,与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共同商定,于2012年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并签署了演习备忘录。想想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苏同盟时期,毛泽东曾经激烈反对与苏联搞联合舰队,而今中国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黄海海域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已经说明中俄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俄罗斯采取这些行为,让中国人感到非常不理解。如此粗暴地执法,而且对准你的一个重要朋友,这从我们中国人的感情上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这些涉及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行事的方法。俄罗斯就是这样,并不像我们一样,要求全国保持一致,中俄友好,中俄合作,然后所有中国人都对俄友好。俄罗斯并不是这样,边境有边境的做法,在联合国有联合国的做法,他们是截然分开的。

  对这一点我们不适应,但这就是国际政治,我们有必要适应,我们要学会用这样的手段。国家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个人感情、领导者之间的感情归感情,利益归利益,在利益面前,任何人都不会让步。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出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致的,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是合作的,在有些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致的。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中俄关系应该持一个比较冷静的看法。中国和俄罗斯在某些问题比如说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是国家利益使然。

  我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讲过的这句话: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今天,中美进行战略对话,我们要确保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是相互理解,尊重和支持对方,维护自己的和平。我们是很善意的,但是不能一厢情愿。我们要求双方一定要相互理解、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我们尊重美方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为什么反复挑衅我们的核心利益,在台湾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包括支持在韩国部署萨德,包括支持“疆独”“藏独”。

  我们有一位官员说:“要顾及别人对我发展的感受和反应。中国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其他力量打压中国的口实。我们现在是无处说理,有口难辩。”我想,他肯定不知道泰戈尔对西方的一句概括。

  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中写道:“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

  “中国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其他势力打压中国的口实,我们现在无处说理,有口难辩”,如果长期抱持这样的心理,怎样支撑国家发展?我们凭什么为自身的发展对别人充满歉意?什么叫国家利益?就是不惜以军事手段捍卫、不惜通过战争来捍卫的利益。以前美国人总是问我们:“你们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展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有六项:

  一、国家主权;

  二、国家安全;

  三、领土完整;

  四、国家统一;

  五、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

  六、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六项作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

  中共十八大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在利益观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德国讲话:朝鲜半岛百分之一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都不行,朝鲜半岛不是中东。

  我们今天在维护利益上的表态比过去清晰得多,坚决得多,不再含混,清晰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观。

  2018年,南海海域发生了美舰“迪凯特”号和中国海军170舰的海上对峙。两舰最近时只相距41米,几乎撞上。后来美舰紧急规避,掉头离开了。因为它进入我们的权益范围,我们挤压它,把它逼开了。

  后来很多人问:撞上去了怎么办?我说,你的问题很好,撞上去了怎么办?双方都问问撞上去了怎么办,就撞不上去了。如果只有我们中国人考虑撞上去了怎么办,美国人不考虑,那就一定会撞上去。这样今后就都会考虑如何不撞上去了,而不是单方考虑。

  后来美国人提供了他们空中拍摄的图片,我们才知道我们海军官兵如此英勇,如此地逼近美舰,把它逼退了。我们的发言人只是淡淡地讲了一下:美舰进入南海有关海域,我方出动海军舰艇驱离。然后发言结束。就这样简简单单一句话,隐含了多少一线官兵的英勇斗争。

  这就是维护权益,我们必须得做到这一步。

  安全有大小,能力分高低

  我们平常讲的安全是人身安全,国家安全是指大安全。国家安全,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非常熟悉。国家安全观是什么?是国家民族的大安全。

  从这个角度讲,“和平”与“安全”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很多人觉得,和平,不打仗,那就安全了,根本不是这样。低质量的和平来自丧失安全,只有高质量的和平才等同于安全。所以说,和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安全。

  和平是什么?无对抗,无纷扰。安全是什么?无威胁,无侵害。两者内容完全不一样,安全也可能有威胁,能够有效地应对威胁也是安全。和平,不打架就可以。对方步步紧逼,我步步后退,那不就是和平吗?打不起来——他想打,我就不想打,那就和平。安全呢?为了维护我的利益,我也得拿出拳头来,这就是安全。

  克莱因曾长期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任时毫无建树,退休后搞了“克莱因方程”,这使他享誉全球。我们国内一些研究机构进行过很多国力计算方程的设计,细到人的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全被包括进去了,我说,你全包进去也不如“克莱因方程”一目了然。在“克莱因方程”中,国力等于什么呢?等于硬实力乘以软实力,这就是国力。注意,该公式揭示了软实力是国力的倍增器。就数学来说,任何实数乘以0,都等于0。如果国家战略加国家意志等于0,资源、经济力、军事力再强,结果也等于0。如果国家战略加国家意志大于1,它就是国力的放大器;如果小于1,它就是国力的衰减器;如果等于0,它就是国力的终结器。

  “克莱因方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人一讲实力,就讲有多少资源、国民生产总值怎么样、有多少钱、有多少武装力量、有几艘航母、有多少架作战飞机等等。一定不要小看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如果这些主观的东西弱,它们会使国力极大地衰减,甚至为零。这就是一个国家完整的国力、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硬实力乘以软实力,就等于国家的战略能力。

  举一个很现实的事例。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讲过这样一句话:“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第一句话就是:‘Where
  is the nearest
  carrier?’(离出事地点最近的一艘航空母舰在哪里?)”

  美方一旦出了事,他们不会想到外交部草拟抗议声明,不会想到联合国召开谴责大会,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我的打击力量在哪里?我的报复力量在哪里?就跟用59枚巡航导弹打叙利亚一样,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就先打。理由就是美国认为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克林顿的“Where
  is the nearest
  carrier?”实际上就是这种美式思维方式。这也非常好地诠释了“克莱因方程”,航母可以说就是资源力、经济力、军事力的结合。“Where
  is the nearest
  carrier?”就是国家战略、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就是国力的体现。

  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首要和必然。大国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大国安全,才能维护大国利益。

  今天尤其要看到,我们的安全再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安全了,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安全,安全结构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变化是因为什么?

  是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国家安全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急剧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达3,600多亿人民币,2019年超过99万亿人民币。其中一个更主要的增长是什么呢?进出口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只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这就是说,如果封锁我国的港口,封锁海上运输通道,对我们影响不大,我国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有自己的资源,有自己的市场、自己的产品,并且自己销售。

  2019年呢?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30%以上。超过30%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进出口贸易实现,绝对不能容许我国海外经济循环链被斩断。例如,2019年我国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也就是说,每三辆在加油站加油的车中,有两辆用的是进口石油。这个指标到2030年会变成80%,每五辆加油车中,四辆用外国油。而我国接近60%的机电产品依赖出口。进出口大循环链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守好领土、领海、领空,敌人只有四面八方地进攻,才能斩断我国北煤南运、南粮北调、西电东送这样的国内经济循环链。今天根本不用这样做了,在马六甲海峡、在巽他海峡“做手脚”,就有可能斩断我国的经济循环链。因为我国的经济循环链由国内延伸到国外去了。所以今天新生成的利益,必须用以保护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空间。我们必须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海外资产的安全,海外资源市场、产品市场的安全,海外侨民劳工的安全,外层空间电磁频谱的安全和我国应有的海洋权益,全新的安全问题出现了。

  这一类安全问题,毛泽东基本没有面临过,邓小平也没有面临过,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新的安全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到亚丁湾去巡航?我们原来讲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海军,我们只要维护近岸、近海的安全就行了,现在去亚丁湾巡航,为什么?

  现在,我们一年有3,000多艘货轮通过亚丁湾,高峰期达到4,000多艘,我们能够等到被劫持了,再去交赎金把它赎出来吗?当然不能!所以必须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在远端保护中国的发展利益,于是全新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我们建设了第一个海外基地——吉布提奥巴克基地。我们不是要称王称霸,而是为了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有海外支撑点,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诉求、国家安全的诉求。

  如果放在以前,我们海军到亚丁湾巡航肯定会被认作“中国威胁论”大幅度的翻版。现在因为有了索马里海盗,美国呼吁我们去,北约呼吁我们去,我们就去了,跟他们都开展合作。这是多好的机遇呀。前出亚丁湾,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且随着前出亚丁湾,促使军事力量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包括前边提到的海外建军事基地建设的问题。

  以前一说中国政府对外声明,就说永远不在海外建军事基地。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就要认识到事情永远在不断地变化。

  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怎么负责任?就如一个家庭,修一扇防盗门不让别人进来就可以了,只管家里的事,门外别人打得头破血流,我都不管。现在不行了,不光管家里的,还要打开防盗门走出去,在门前打架不允许,在楼道里打架不允许,在社区打架不允许,要走出去对社区负责了。所以我国要建海外军事基地,这不是扩张,而是中国要履行国际义务,要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大国地位相符。所以,我们要建海外军事基地,要走这一步。

  2006年我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时,随我国的海军舰队从青岛出发,北海舰队两条舰——113舰、881舰,横跨太平洋,海上连续航行18天到夏威夷,完成中美第一次联合军演演习,又在海上连续航行16天,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跨越太平洋用了34天。

  我们在夏威夷登岸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航海特有的现象,叫作晕岸,上了岸走路都是晃晃悠悠的。因为在军舰上在甲板上一天24小时都是横仰俯仰,就是这么晃动,一天24小时起床、吃饭、工作,人都在找平衡,深一脚浅一脚。18天形成固态了,上岸后感觉陆地还在动,人还在找平衡。

  我国海军第一批在亚丁湾巡航时,因为没有基地的补给,我们的驱逐舰在海上连续执勤三个半月。综合补给舰执勤时间更长,连续执勤6个月。人是陆地动物,我们18天就产生晕岸,官兵们在军舰上坚持6个月,人的耐受度可以说达到了极限。

  我国需要海外基地,不是要扩张,而是要完成军队的补给任务,在前出亚丁湾巡航之前没有这个切身的感受。以前问海军官兵我国需不需要海外基地,结果众口一词:不需要海外基地。现在再问,他们都说太需要海外基地了,要登岸,要补给,要上淡水、上蔬菜,人要到陆地上转转,接接地气。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这个存在,就没有这个意识。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扩大我国的这种海外存在。

  必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维护国家的安全,在更高层次上提升自身的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2005年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美国去了2艘航母、3支救援舰队、19艘各类舰船、90架直升机、13,000多人,是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在东亚最大的出动。而我们因为远程投送能力差,中国国际救援队仅由国家地震局、38集团军工兵团、武警总医院共40人组成。美国去13,000人,我国去40人。这40个人坐民航机,飞到棉兰岛就降落了。因为救灾第一线的班达亚齐军用机场,只有军用飞机才能着陆,民航机不能着陆,中国国际救援队就被撂在了棉兰机场。后来还是通过熟人关系,中国国际救援队才乘坐新加坡的美制C130运输机到达救援第一线。这是对一个国家远程投送能力的考验。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还有复杂条件下的信息保障能力。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该地区的通信台、站、网受到毁灭性破坏,正常通信联络受到极大阻碍。我军首先进入灾区核心区域的指挥员,基本是用海事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其他通信工具基本无效。随后,灾区内多军种、多部门之间的通信也不断产生问题,只要没有民用手机信号,通信联系就出现障碍——就“小”信息能力而言,我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为数不少。

  再看“大”信息能力。英国路透社报道,汶川地震第二天,即2008年5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的情报分析人员已经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5月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其网站上刊登了利用陆地观测卫星观测的四川地震地区资料图。同一天,中国台湾省“福卫2号”卫星拍的震区图片也在互联网上公布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共有9种型号的15颗卫星为救灾提供支援,但由于最初几天灾区上空阴云密布,红外遥感卫星无法穿透云层拍摄到地面清晰图像,我们出现了空白。当时只有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的波束才能穿透云层拍到地面图像,但当年我们该型卫星数量太少,来不及调整到灾区上空,使我国在救灾的初期通过太空了解掌握灾情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我国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开展了嫦娥探月工程,但国家在轨卫星数量少、军用卫星数量更少的现实和探测感知手段不多、能力不强的现状,在当时的救灾过程中显露了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实力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作用相较,依然存在差距。没有这些实力装备,说一句话就负责任了?怎么负起责任来?一定要有“家伙”,一定要有能力,必须奋起直追,必须拿出实力来。

  2013年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成功试飞,2016年列入空军装备,国家远程投送能力极大增强。

  2013年菲律宾遭遇台风灾害,我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参与救援,排水量将近1.5万吨,提供300张床位,居各国救援队首位。美国去了一艘航母,只能提供50张床位。同时,我国大型两栖登陆舰“昆仑山”号也去了,排水量将近两万吨,直升机也到位了,这都是我们最新列装的。

  2015年尼泊尔地震。美军吹嘘他们第一时间到达尼泊尔救援现场,他们最先进的鱼鹰战斗机——鱼鹰可变翼飞机V22到了。美国把图片拍下来了,没想到“鱼鹰”后面一架中国顺丰快递飞机的机尾露了出来,顺丰“SF”也随之显露出来了。鱼鹰战斗机能运多少货,能载几个人?美国到尼泊尔地震救援是象征性的,他们说,反正不管怎样,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先到了。可我们一架顺丰飞机给尼泊尔拉了多少货?运载了多少救援物资?

  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接近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防能力水平。

  美国1947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0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一直到2013年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历史性的突破。

  2014年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今天,我们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表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们今后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为了什么?就为“两个一百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冲突是考验,危机是机遇

  中国的安全环境分外复杂,我国周围接壤、滨海国家众多,大多数与我国都有领土、领海争端。周边地区人口密集,都是人口大国,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以及日本、韩国,哪一个国家人口都不少,彼此宗教文化差异巨大,世界很多宗教聚集于此,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各教派都有。

  周边历史复杂,现实矛盾突出。历史上中国曾经是朝鲜、越南等国的宗主国。历史上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中日冲突不断。历史上俄罗斯攫取了中国大量领土。这种历史关系的纠葛,今天往往容易成为多种域外势力介入的切入点,他们都对这些历史旧账非常感兴趣。

  周边核大国、军事大国密集。全世界核大国几乎都在我国周围: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一个朝鲜。除了美国、英国、法国,还有以色列,离我们远点,其他都在我们周围。

  美国的安全环境十分简单,美国就与两个国家接壤,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东面是大西洋,西面是太平洋,安全环境极其简单。而我国周围牵制太多了,安全环境问题非常复杂。

  我们经常用“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概括国情,我觉得这句话是不完备的,我们应该注意,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尚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一定不要忘记我国今天仍处在分裂的状态。

  台湾还没有回归,国土还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反对美国对台售武:为什么对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售武?我们要求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美国为什么反复给台湾提供武器?美国这是什么意思?美国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分裂状态对付我们。

  中国发展太快了,举世瞩目,全世界的人都盯着中国。回头看看,当年的“金砖四国”在哪里?其他三国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大,就一个中国紧紧追赶,离美国越来越近。所以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要对付中国。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称,美国在南海有“国家利益”,这暗示中国在“胁迫”南海周边国家。

  美国宣称在南海拥有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在发出威胁,就是这个地区必须按照美国所认定的规则行事,其他任何国家在这个地区的主权诉求必须符合美国的规则,美国进而控制这片海域,控制海上运输通道,掌握各国命运。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也译作亚洲安全大会),我参加了三次,2015年、2016年、2019年都参加了。到香格里拉对话会场看看,将近半数是白人,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奥地利的、澳大利亚的、新西兰的,都是白人。他们在那儿发言,做主导。

  这还叫亚洲安全会议吗?多种域外势力介入,亚洲成了块肥肉,全世界最大的一块肥肉。美国“重返亚洲”,多种域外势力介入,也数度出现冲突和危机。

  20世纪中期前后,中国一直声称拥有南海的主权,没有引起过其他任何国家的争议。自从发现海底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围绕南海海域及岛屿的主权争议,就被视为亚洲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冲突点了。环绕南海的有中国、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政治实体,都宣称对南海诸岛或其中一部分拥有主权。

  南海争端是关于中国南海海域岛屿的国际争端,争执焦点就是在中国南海海域最南端的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虽然陆地面积不到16.65平方公里(2016年1月),但是整个海域面积达约82万平方公里,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是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

  在南沙群岛中,属于中国控制的只有8个礁,其中中国大陆占7个,中国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控制的却多达45个。

  菲律宾主要对我国黄岩岛提出质疑,认为黄岩岛是它的,这大约是在1994年、1995年转变的态度。客观地说,南海主权权益争端有一个历史的延续,但矛盾在2009年交会了。我们不能把这一整年发生的事认为是上述各国串通一气的阴谋,这样主观色彩过重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这些事件虽然是偶然事件,但必定反映了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之下,各国对自己国内困难的转移。2009年菲律宾总统通过签署关于海洋基线的一项法案,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国内的压力,包括经济的困境。但不得不说,菲律宾当时觉得有美国的支持,“傍大款”的心理很重;同时,菲方也把中国的“战略克制”当成了自己的“战略机遇”。

  2012年,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点从菲律宾的东北方向移到靠近九段线的南海边缘,紧贴南沙群岛。从时间上来看,这次军演与菲律宾和中国在黄岩岛海域舰船对峙事件重合。

  菲律宾根本没有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主导权和实力,只想在黄岩岛问题上借助美国力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以获取利益。但美国明显不愿意做这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并没有参与菲律宾的鼓噪。没有美国撑腰的菲律宾很难再有底气挑衅中国,所以菲律宾与其说与中国抗衡,不如说是想在美国那里讨些筹码。

  在这方面,中国保持了强大的定力。我们当然不能看轻美国,因为它对我们的围堵和限制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也没必要把美国看得很重。东盟各国,包括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他们有着和平发展的愿望,有着与中国搞好关系的愿望,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南海方向诸国也不可能因为美国宣称在中国南海海域有重大利益,就能集结成一个集体抗衡中国的同盟。

  后来,阿基诺三世给我们提供了机遇。此前,我们在黄岩岛树主权碑,被菲律宾砸毁,菲律宾树它的,我们再砸它的碑,反复拉锯,彼此砸碑,双方互相砸了十几年。因为有了2012年4月菲律宾在黄岩岛抓扣我们渔船的事件,我们今天完成了对黄岩岛的牢牢掌控。黄岩岛事件以后,再也砸不成碑了,菲律宾靠近不了了。它想闹事,想夺占黄岩岛,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菲律宾制造的黄岩岛事件,帮助我们完成了对中沙群岛的掌控。

  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是以抗衡中国来捣乱的急先锋,杜特尔特上来就不与中国对抗了。他说,菲律宾要发展需要钱,谁有钱?中国人有钱,所以菲律宾必须与中国人搞好关系。美国人给菲律宾什么了?美国给菲律宾武器,让菲律宾跟中国人打仗。杜特尔特还说,美国给的都是旧武器,菲律宾也打不过中国人。菲律宾干什么要打仗?菲律宾要发展、要钱,中国人有钱,所以必须与中国搞好关系。这些话非常实在,真正从菲律宾利益出发。南海形势由此骤然缓解。

  2012年7月15日,由30艘渔船组成的编队抵达南海永暑礁海域进行捕鱼作业。7月17日,海南省三沙市的政权组建正式启动。

  而越南通过所谓的《海洋法》,把中国的西沙、南沙都认作自己的领土。中国的渔民长期在他们祖祖辈辈捕鱼的南海渔场开展捕鱼作业,我们曾经是加以限制的,因为不愿意因此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但中国单方面的忍让并不能换来地区的和平,不能换来海洋权益的稳定。今天看,中国渔民出海捕鱼,完全是在维护自己的捕鱼权利,当然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一种有益行为。

  包括三沙市的建立,从行政上确立我们的行政管辖范围,这些都是我们很有力的行动步骤。

  设立三沙市是我们在别人的严峻挑衅之下、蚕食我们的国土之下,被动做出的反应。本来在2007年三沙市就应该成立,当时考虑到南海各方面的形势,为了照顾南海各方的情绪,中国把成立三沙市的时间推迟了四到五年,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

  但如果有人把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看作软弱,看作可欺,让中国单方面搁置争议,自己宣称主权、大幅度开发,我们也需要用行动让他们后悔,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不是软弱的、可欺的。

  令人欣慰的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宣示,中共十九大再次重申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针对某些国家的一些反弹,我觉得回答很简单,就是力学基本原理:你从海洋方向给中国施加多大的作用力,中华民族就将呈现多大的反作用力。

  马航MH370失踪事件之后,我国提出在南沙群岛建机场,我们急需在南海岛屿建立机场和搜救中心,以维护南海航道的安全。

  如果我们平常要在南沙群岛建机场,那“毛病”就大了,“中国威胁论”就会冒出来。这回失踪飞机的搜救,连美国也来了,大家都来了,却找不到失踪飞机,证明了什么呢?这个区域太重要了,这个区域的搜救能力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在南海建机场,增强保证国际航道安全的防守能力。

  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各国全面围攻中国(南海问题),但我们根本不害怕,坚决顶住,不害怕对方的围攻。过去都是我们反复抗议别人,今天终于轮到他们抗议我们了,主动权操之在我,我停不停工、我建到什么地步由我来定,我国第一次获得这种主动权。

  美国人一直想掌控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国际通道,从而掌控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海上运输通道。现在眼看不行了,美国人非常着急,所以一次又一次来挑衅。

  2016年,连我们最不愿讲硬话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美国参加经济与战略会谈时,都讲了句非常强硬的话:“南海就是来十支航母编队我们也不害怕。”这句话讲出了中国人的心声。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南海的布势,不仅使南海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在解决台海问题上,南海也是个全新的战略方向。

  再看东海方向。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190千米的东海海域,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总面积约5.69平方公里。在这些岛屿中,钓鱼岛的面积最大,约3.91平方公里,主峰海拔362米。钓鱼岛上长期无人居住,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叫钓鱼台,这个钓鱼台列岛也叫钓鱼岛列岛。

  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成因,不必细说。需要注意的是,从1971年至今四十多年时间里,日本对其一直没有放松,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步步逼近,先是个人登岛,建立灯塔,然后政府提出收购,又是个人提出购买,紧接着是国家介入。

  实际上是以民间为先导,以个人为先导,政府再步步跟进,完成日本的国家战略规划。所以这不是日本政府被右翼绑架,而是日本政府完成了一个长期部署的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的蚕食钓鱼岛的行为。

  当然,美、日两国没有料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此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同时也想到,趁中国的力量还不是太强的时候实现自己的领土野心。等到中国太强的时候,日本再想实现这样的领土野心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日本政治家可能有这样的印象,以为这是日本实现领土扩张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也可能是最后的时机。所以,日本完成钓鱼岛“国有化”的急切心态,是根本不管中日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它一定要推进对钓鱼岛的“国有化”。

  日本这种侵吞别国领土的急迫心态,能说仅仅是右翼分子的动作吗?实际上,这是日本的所谓的朝野共识。

  国内有个别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钓鱼岛是“荒岛”“不产生GDP”,进而说明钓鱼岛“无足轻重”,甚至指责保钓人士登岛是“误国”“害国”。其实,“钓鱼岛是无足轻重的荒岛”之说才真正是“误国”“害国“。他们对钓鱼岛一无所知。

  日本以钓鱼岛这样一个3.91平方公里的岛屿为中心,马上就划出12海里领海,然后再划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几乎把我国浙江的外海和台湾海峡全部包括进去了。

  一个岛屿能够获得的专属经济区将近4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台湾省的面积是3万多平方公里。这将近4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就会对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对我国的海底资源产生非常大的侵蚀!

  另外,中日两个国家从海洋地质构造上来看,叫“相向不共架国”。我们两个国家相向,但我们没有共享东海大陆架,东海大陆架被冲绳海槽切断了。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相向不共架国,大陆架的海底权益归大陆架延伸国。东海大陆架的整个海底权益应该归大陆架延伸国中国。而钓鱼岛一旦归了日本——当然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一部分,但日本如果完成了钓鱼岛“国有化”进程,宣称钓鱼岛是它的,日本就可以宣称其在东海大陆架上有块领土。那么中日双方海底大陆架划界的依据就要发生改变,中日两国就由相向不共架国变成相向共架国。双方共享大陆架,那东海大陆架就是一家一半,日本有些所谓的中间线的理论就能够成立,这对我国会造成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的损失。

  2012年9月11日,日本完成“购岛”。9月12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开展维权,到钓鱼岛维权。当时的问题是我们进不进入钓鱼岛12海里。国家海洋局的同志积极主动行动,完成了进入12海里的使命。

  这就是最后定位的“9·14”行动,国家海洋局8条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通过东海防空识别区向全世界昭示,我们能规划自己的安全范围,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给别人画过线段,但我们周围遍布别人画的线段:美国人画的朝鲜半岛38°线,印支半岛17°线,英国人画的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美国人画的台海中线(戴维斯线),还有日本人画的所谓的“中日东海中间线”。

  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给别人画线。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和积极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一位日本学者到中国讲学,说:“今天日本对钓鱼岛的感觉就跟你们当年对九一八的感觉一样,九一八日本压迫你们了,今天你们‘压迫’我们。过去你们声明钓鱼岛是你们的,但你们根本不来。你们现在来了,武力‘逼迫’,我们被你们欺负了。”

  这从一个反面印证,这是自1840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最强有力的行动。中华民族面对海洋,再也不节节后退,而是有效前出,维护应该属于我们的海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