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地日记之一：高坦
1941年元月9日，阴雨，高坦村，徐家祠堂。
这天凌晨，我从新三团回到高坦，打听军部住在什么地方，正好碰到机要秘书，他把项、袁、周诸位首长离开军部的消息告诉了我。真把我吓得魂不附体，以致我找到徐家祠堂时，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祠堂里的人都在火堆四周的草铺和门板上沉睡。唯有郑冬生守着火堆，维护着火的旺度，给沉睡者烘烤着衣物。
叶军长盖着军毯，不停地翻身，他的旁边，睡着穿便衣的梁朴。这种迹象，证明谷学清的消息是真的！
“白记者，你饿了吧？”郑冬生从火堆里扒拉出几块未烧透的红薯，拣了一块大的、软的给我，“这是从老乡家里买来的。”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毫不客气，脸皮变厚了。这是在星潭前线，熊团长那句“学点乖”的话，对我发生了作用。现在，我学乖了，吃完了，稍稍有点后悔。我应该储存一点。
“冬生，你怎么不睡？我替你看着火……”
“我，我不想睡，白记者，我有我的窍门，”冬生带有诚实人少有的那种诡秘说，“首长工作的时候我瞌睡，首长睡的时候我守卫。我比首长睡得多。”
“噢！经验之谈。”我一边脱下湿鞋烤着又白又皱的脚，一边沉思默想。我急于见到林志超，这位悲观主义者啊，难道被他言中了？
“白记者，”郑冬生低声地问我说，“咱们皖南的新四军就这样完了吗？”
“你这是什么话？”我气咻咻地瞪了他一眼，忘记了那一块红薯的恩惠，“悲观失望情绪要不得。”
悲观失望情绪我也有，只是从这个孩子嘴里听到，使我特别震惊。十九岁，那是不知恐惧不知忧愁的年龄，那是不知天高地厚、把一切都想得特别美好的年龄，是充满着希望、幻想、憧憬的年龄。如果他也感到失望，那局势就真正面临绝境了！
“我不想悲观……”郑冬生申辩着，“可是，项副军长、袁主任、周副参谋长，怎么也悲观失望了呢？”他的眼圈一红，泪水滴落在灰烬里。
我无言以对，心中漾起无限悲苦。回想两年前的四顾山抒怀，更加惆怅莫名，黯然神伤。这一切，我不能解释！
“白记者，刚才，在睡觉前，林科长跟军长讲到了一个苏罗夫，还有鼻子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讲一讲吗？好像他打了个胜仗，突围出去了。”
我告诉他，那是从前的一场战争，并纠正了他的误听之处。可惜我无法讲述苏沃洛夫进军阿尔卑斯山的细节，我没有研究。
“白记者，你说，我留在皖南打游击行不行？”
“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问问军长呢？”
“不！”郑冬生痛苦地摇摇头，“我怎么好开口？军长夫人离开云岭的时候，托付我照顾好首长，我不能离开军长啊！”
“那你就跟在军长身边不也很好吗？”
“我很想上前线去。”
“这可是个严重的矛盾哩！”我看到军长翻了个身。担心这话被军长听到，就岔开说，“冬生，我刚从前线下来，我给你讲讲前线的故事吧！”
“不，不，白记者，你也要抓紧时间睡觉才行，不然，你就没有劲头爬山了。”
“那好！”我为了他的好心的提醒，看到草铺上还有空隙，就挤了进去。可是，我没有办法入睡，又坐了起来，翻阅我在星潭前线的笔记。
二 战地日记之二：星潭
1941年元月8日，阴雨，星潭前线。
这是我第一篇战地笔记。正像林志超所说：“英雄们创造历史，我来记述。”
部队从4日黄昏出发，仅仅过了四天，在这硝烟滚滚的舞台上，人人都改观了，从外表到内心。那些平时英挺俊秀的指战员们，大都变得胡子拉碴，满脸泥尘，眼窝深眍，脸色蜡黄，颧骨突出，明亮的眸子也失去光彩。老、脏、瘦、僵，证明了战争的残酷。
7日下午五点钟，我跟前卫团团长熊梦辉并肩站在离火线大约五百米的山坡上，不时有流弹从上空飞过，有几发冷炮在离团指挥所三十米的地方炸开，硝烟气浪扑了过来。嘤嘤作响的弹片从头顶上啸叫而去。我非常紧张，看着熊团长那泰然自若的样子，我也只好克制住自己的惊慌。“恐惧”毕竟是个貌似凶恶的鬼影，当你豁出去的时候，它就悄悄隐退，消失无踪了。
“地形对我们太不利了！”熊团长把日式望远镜交给我，“你看，一营打得太苦了！”
八倍望远镜，一下把战场拉到我面前。在通往星潭的山口上，爆裂着、飞溅着、散射着火花，被打燃的茅草和树蔸，升腾着烈火浓烟，天空乌云低垂翻卷，那是战神翱翔的翅膀。在左边的山坡上，一座碉堡突然爆裂了，那美丽的火光一闪，犹如一缕艳丽的残阳，染红了一片乌云。
这里听不见喊杀声，只看到雷电交作的地方，人影幢幢，奔跑腾跃，搏斗，倾倒，脚下的大地在颤栗，发出难受的低沉的哼唧声。大约有一个排，成散兵线，从砂质的斜坡上冲下去。
我看到了真正的战斗奇观：烈火浓烟展现了它的灿烂光彩，黑沉沉的天幕，使那些爆炸的火花，更加夺目，仿佛是无数宝石喷发散落，有无数处喷着火舌，犹如闪光的飞蝗。双方都像疯狂的挣扎，合成一个战争的怪物，在翻滚，跳跃，怒吼，奔跑……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听不清他们的喘息，低吟……只看到他们躲躲闪闪，匍匐腾跃。那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姿态，在弥漫的烟雾里，硝烟带着呛鼻的辛辣味，从山林间弥散过来。
橙红色的曳光弹，像千百条赤蛇在天幕上闪射飞舞，成群的手榴弹，火光一闪，散成飞蝗似的光点，犹如节日的礼花……如果，战争不给人类带来破坏和死亡，那么，它就是最蔚为壮观的奇景。正像我在上海时，坐在“大光明”、“美琪”、“国泰”影院里，欣赏那些战争巨片。
“白沙同志，战争，跟你的想象不一样吧？”熊团长把望远镜又拿回去，“战争，是残酷的！”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可不像在剧院里看电影那样……我们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伤亡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打下星潭？”
“本来应该现在就拿下来了！”熊团长又举起了望远镜，看了一会儿，“我们已经占领了将军山，只要冲过四百米的开阔地，就打到星潭村头了！”
“为什么耽搁了？”
“本来是三路会攻，不知为什么教导总队跟五团都没有投入战斗……这是在泮村军事会议上研究好的！战斗，就怕这个，老来意外……”他忽然问我，“你饿了吧？”
我坦白地承认，已是饥肠辘辘。他向卫士招了招手，要了一块比冠生园月饼大一些却要薄得多的烙饼，掰了一大半给我。我本想推辞，最少是客气几句。
他用略带戏谑的口吻告诫说：“戴眼镜的文化人，应该学点乖，在战争中，不能等待别人来喂你，书生气要吃苦的！”
战斗突然转烈，我要到火线去，熊团长反对：“不！你去只能碍手碍脚。还得别人来照顾你，没有这个必要。”然后，他建议我到后面包扎所去看看。
包扎所，在团指挥所后边二百多米处的一个山洼里。跟望远镜里看到的壮丽血战相反，这里是一片惨烈的可怕的景象：大约有三十名已经牺牲的同志排列在包扎所左边的草地上，埋葬人员在清理遗物准备掩埋。血凝固后，变成了黑色，惨白的脸，在黄昏后的朦胧中，分外触目惊心，一种难闻的血腥气直刺鼻腔，我像晕船似的反胃。
前面，不断地有伤员抬下来，大都是不能作战的重伤员。轻伤是不下火线的。我看到一个白衣护士喝醉了酒似的跑到一边，哇哇地呕吐起来。等她仰起脸来，我不由地大吃一惊，是郑芳雪。
我急忙向她跑过去，想跟她谈谈，主要目的还是想让她休息一会儿。一个十天前才随军的地方人员，怎么到火线上来的？“啊，白记者，我是个不错的教员，却是个不称职的护士。”
郑芳雪脸色苍白，白罩衣上溅着黑色的血迹，显得非常虚弱，“一个伤员的肚子被炮弹炸伤了，肠子流出来，孙医生让我帮他……我受不住了。”
“你不应该到火线来……”
“是我要求的……白记者，对不起，我要去了……”她又去救治伤员，竟然没有向我问一声林志超。我不知如何评价这位山村女教师。如果林志超在这里跟她相遇，将会闪耀出什么样的感情的火花？
在包扎所左首十几米的山坡上，摆着三十多具尸体，他们全都以各自不同的姿态躺在那里，仿佛留存着在生命逝去的最后瞬间的思想痕迹：痛苦地皱着双眉；愤恨地咬牙切齿；平静地安然而眠；沉思地瞪着眼睛，望着翻卷的乌云。再远处，有时强时弱的篝火，幢幢黑影在火光里来回晃动，恍若精灵，那是准备随时投入战斗的第二梯队。谁也不能预言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在后一分钟里，庄严的军号将送给他们什么命令。这景象让我感到一种古老的原始的神秘的色彩。与死神相邻的阵地上，人的信任、友谊、真情是很容易流露的。
又抬下一批重伤员，有的被机枪打得像蜂窝，有的断了一条腿，露着白色的骨茬，刚刚扎上绷带，立即就被血洇透了。
“白沙！白沙！”竟然有人叫我，声音是那样微弱。天已经黑下来了，包扎所里亮起了十几盏风雨灯。我循声望去，却不认识那个伤员。这种事是常有的，因为我到战地采访，许多战士认识我，我却忘记了他们。我向他走过去。“白沙，你不认识我了？”
“啊！是陈志国，你没有戴眼镜，脸型变了！”我还记得他在章家渡口，提醒我用绳把眼镜拢在头上。
“我的眼镜……撞碎了！”
“不要讲话！”医生毫不客气地干涉我们。
陈志国本来就瘦小的身材，在剧痛中佝偻着，怕冷似的颤抖着，手臂无力地垂挂在担架边上荡悠着。那手和脸一样，蜡纸般苍黄。“医生，请不要为我包扎了……”陈志国请求着，“我只想跟记者说几句话，至关重要的话！”医生向我点点头。我蹲下去，望着他那即将凝滞的面孔，轻轻地抹去他嘴角上的几缕血丝。
“白沙，我不能死在抗日战场上了……我是代表全家回国来打日本鬼子的，我没法向父母交代，我没法……你替我……”他的头猛然一歪，就溘然长逝了！在这种时候，我没有想到哭，似乎也没有想到恨，只是他那没有说完的话，引起我无限惆怅。
那是1938年的隆冬，在云岭的罗里街头，出现了一个叫化子，褴褛的破夹衣，冻坏的耳朵用破布包着，拄着一根棍子，找到了军部。岗哨不让他进去，说这里不是讨饭的地方。他从怀里掏出了两千元美钞，这是他家献出的抗日经费。这个书呆子没有学会保护自己，他从岩寺讨饭来到云岭，把手、脚、脸全都冻坏了！本来把他分配到教导总队青年队，可他要求到前线战斗部队去。他是代表侨居国外的父母和姐妹来为祖国尽忠的！“打日本鬼子去，代表全家。”他到战斗连队去当了文化教员。
陈志国牺牲了，他没有能够死在抗日战场上，他遗憾，他没法向父母交代！他没有责骂什么人。可是，敬爱的蒋委员长，你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谋杀者，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怎么向千万爱国华侨交代？陈志国死了，一个颇有才华的诗人死了。“祖国啊！我是你的儿子！今天，我把第一排子弹射向仇敌——这是献给你的第一首赞美诗！”这是反扫荡后，他在《抗敌报》上发表的一首长诗里的几句。
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前线诗笺》，我请求遗物登记员让我保存，并保证在适当时候，由我寄给他的父母。
陈志国同志就地埋葬了，我给他的坟上，添了一抔土；他将永远留在这将军山下了。我想，春雨过后，这里将有一丛杜鹃盛开，我想，如果还活着，我将再次到他的墓地来。
三 战地日记之三：石井坑
1941年元月10日，多云，石井坑。
补记昨天黄昏、夜晚所见所闻所想：
“喂！乐观主义者！”我在睡梦中，被轻轻推醒了。我猛然坐起，睁开惺忪的眼睛，狂喜地跳起来，先抓住林志超的手，“喂！悲观主义者！你好吗？”然后，我们死死地拥抱着，互相拍打着，好像分别十年之后的重逢。
“眼镜！眼镜！”林志超指着落在草铺上的眼镜，“压碎了它，你就成了睁眼瞎啦！”我们高兴得像小学生似的。这跟1939年我们在繁昌前线相见时的心情，真是天壤之别。
“老林，我有千百个问题要问你！可是，现在，我倒不知道提什么好了，只想告诉你，我也变成悲观主义者了。”
“慢着，我也有千百个问题要回答你，可是，现在，作战科长没有时间答记者问，只想告诉你先跟我去吃饭，后跟我上前线！”他一边说一边向身上披挂着短枪和挎包。
“到哪儿去吃饭？”
“212兵连！”
“为什么到212兵连？”
“走吧！”他拉起我的手，走出徐家祠堂。黄昏已经降临了，乌云压着山顶。
“听说你在星潭前线，写了一点什么？我们在茂林，不是达成协议了吗？我们创造历史，你写创造历史的我们……”林志超紧紧拉着我的手，生怕我摔倒。
“我只能向你说一句，这次皖南失利，战斗者是没有责任的，是无可指责的！……”
“那么，我们这些指挥者是有责任的了？”林志超的声音里，包含着某种悲伤的成分，但绝无气恼。
“这就是我想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吃饱了，就谈！”林志超用手一指，“你看，212兵连长已经在门口等咱们了，苦难中也有福享！”
我闻到一股肉香扑鼻而来：“哟，你们有肉吃？”我的馋涎从腮帮子里涌出来，咕咚咕咚咽口水，实在太想吃肉了。
“我们搞了头野猪！”王自中非常自得，“我们可以招待记者……营长，我们送了两条后腿给军部，你那一份不在这里，恕不招待。”
“你搞错了。”林志超笑眯眯地说，“过去我是工兵连的上司，现在，我是工兵连的兵，我得吃双份！”
高坦四周，枪声阵阵，但我们对于炮声都已经麻木了。惊心动魄的铁血搏斗，经历多了，也就熟视无睹，只有少见才会多怪！
我们边吃边谈。林志超半开玩笑地说：“饭，不能白吃。”要我跟工兵连去参加战斗！这吓不住我。
王自中给我们讲了个找向导的故事，很不错，有点戏剧性。可惜他讲得太简单了。
屋外又啪哒啪哒地下起雨来。可以预想越来越大。“讨厌的乌云！”我怨声怨气地瞅着门外低垂的雨云。
“唯独今天晚上的雨不讨厌！”林志超走到门口，探身出去，显出一脸欣慰的神色：“白沙，当年诸葛亮借东风，今天夜间，我们可要借冬雨了。不然，老天爷也太不讲交情了！”我不懂。林志超对我说，“你先睡！我跟王连长研究一下行动计划。”
“我能旁听吗？”
“可以，我不怕你向敌军告密。不但可以听，而且还可以说。”林志超在纸上画出一个笔架似的山丘，对工兵连长说：“这是状元岭，它的主峰上是敌人的碉堡群，有一个加强排在上面防守；这是右侧，这是左侧，山腰部都有山路可通，这两侧都有敌人的碉堡……我们准备先拿下主峰。”
“为什么？”王自中问。
“从山麓到山顶，这段坡不算很陡，只是生满了难以通过的杂树荆棘，这是敌人意想不到的攻击方向。”林志超目视王自中。
“那么说，我们连的任务是开辟这条通道。”王自中内行地说，“有多长？”
“大约二百米。”林志超用铅笔敲着所画的示意图说，“你们的任务是：今夜九时用极隐蔽的方式到达作战地域，明晨三时，完成两米宽的通道。攻击部队明晨二时出发，三时半到达进攻出发地。有困难吗？”
王自中手托下巴，打着饱嗝，沉思着，仿佛在想着别的。
“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作战科长说，“看起来任务并不繁重，平均每个人在六个小时内，只完成二米的工作量，可是，你有劲使不上，前面只能展开两个人到三个人。”
王自中仍在沉思。大约五分钟后，仰起脸来：“营长，你把咱们工兵连小看了，我感到你的计划不周！”
“哟，你说！”林志超脸上露出了赞赏的神色。
“等我们清出道路，从接近山顶处撤退下来，再让突击队摸索上去，这种做法，不是营长的战斗作风。”王自中难过地说，“自从章家渡断桥之后，你另眼看待我们了！”
“你想把攻山头的任务也交给你们？”林志超两眼闪闪发光。
“正是这样。咱们连的战斗力你还不知道？”
“谈谈你的计划！”林志超拍拍王自中宽厚的肩头。
“开二百米的树棵子，一个排就足够了。你想，二米宽的正面，顶多摆下三个人，一个班，也要分三组轮流干。每个组只要不歇气地干五分钟，再换上一组，有的组砍，有的组排除。”王自中拿过笔，在纸上划着，口中念念有词，“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六小时，六六三百六十分钟，平均三分半钟砍二米，这并不难……一个排，足够了。其余两个排悄悄跟进，通道一通，不需要撤回，立即占领山头，既快，又能保密。”
“很好，你王自中越来越爱动脑筋了。”林志超又拍他的肩头，“如果来不及，还有个办法，先钻进几个人去，分段施工！”
四 战地日记之四：工兵连
1941年元月10日，多云，石井坑。
补记昨天黄昏、夜晚所见所闻所想：
“喂！现在是七点整，”林志超对我说，“咱们二点钟跟随突击部队上前线，还有七个小时好睡！可见，戎马倥偬并不完全正确，闲空还是很多的！”
工兵连六点五十分就出发了。我们睡在王自中连部空出来的草铺上，小院空荡荡的，雨声转急，掩不紧的门板呱哒呱哒响。“我当你也跟工兵连一齐上状元岭了呢！”
“我不干这种蠢事。一个上级指挥员，随意下去，并不全是好事。你在下属面前一站，他就要凡事请示你，这就干扰了他们的指挥。特殊情况当然例外。我的任务是执行司令部的计划，下达命令，由他们去执行。没有婆婆在，儿媳妇干得更好！”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总以为你们忙得焦头烂额。”
“那种人有，形式上的热闹，实质上的无效。司令部需要思考，思考需要安静。”
我不由地撑坐起来，带着一种期待的神情望着这位作战科长。每当我跟他相处，总有点新的发现，新的收获。这家伙真有点不同凡响。据说人的知识像缸里的水，容易舀空；人的智慧却像海，无穷无尽。林志超是智慧发达的人。我可以看到地的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光。外面风雨越来越大了。
“老林，有个问题，我一直想跟你谈谈，犯点自由主义。你对项英同志怎么看？中央一直批评他在统一战线上是右倾，执行的是王明路线，我一直是很迷惑的。学习会上是不可能谈论这些问题的。”
林志超沉默了一会儿，也撑坐起来：“我说，只能说他是忽左忽右。这是一种机会主义！”
“左跟右是矛盾的！”
“胜骄败馁，骄和馁是矛盾的，却是统一的！”
“能解释项英同志的行为吗？”
“当然能！在最初跟国民党谈判的时候，项英同志是拒绝的！他认为跟国民党谈判，接受整编就是投降，无疑是左的。可是，接受了国民党任命后，在南昌，又发表‘合作到底’的演说，无疑是右的！”
我想现在谈这件事还太早，觉得他也应该睡一会儿了，以免影响他的作战指挥。便躺下去，沉思不语，试图独自找到项英同志离队的原因。
我发现林志超缓缓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风狂雨骤，他站在门边，久久地注视着，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但觉得他心神不安。莫非他发现作战计划有什么不周？在实施中有什么疏漏？他长久地伫立在门边不动，仿佛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一任冷风刺面，寒雨溅衣。那倚门而立的侧影，给我一种孤苦之感。我忍不住又撑坐起来：“老林！你该睡了。”
“你先睡吧！”他的声音里弥散着凄恻悲凉之气。
我为之吃惊了：“出了什么事吗！”
“我在想我的妹妹，她跟赵令波去找一支队了，我总是放心不下。她给我留了张纸条……我产生了一种预感，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句话含着泪水，就像一个沉痛的音符，在屋子里抖，迷失在风雨中，接着又复归于沉寂。
我仿佛看到他的泪水正沿着面颊潸潸流下。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想着郑芳雪。
“老林，我在星潭前线包扎所，见到郑芳雪了！”我不知道在这种时候提她是否得当，“这是个完美的形象，兼有了妇女的美德和战士的顽强，是理想的佳偶。如果我长得棒一点，我就要做你的情敌了。你真走运！”我发出由衷的羡慕之声。
“我本来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她，只要我寻找这些机会的话。”
“为什么不呢？”
“我应该疏远她！”
“我不懂！”
“我对今后的命运一点把握也没有。把两个人联在一起，就更没有把握了。”
“你真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不由地激动起来，“你这家伙不懂得爱情！”
“爱情？如果把它养娇了，那会感到过分痛苦的！”
“战场上的英雄，情场上的狗熊！”我揶揄地说，“应该抓住一切战机！爱情，这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享受，你啊，你啊，太可惜了，能抓住多少是多少，绝不能放弃。”
“那么，你呢？”他从门边转过身来，我似乎看到他眼里的泪光。
“我？我是姜太公钓鱼。”
“你比悲观主义者更差劲，消极主义！”
“不，我是工作中的唯物主义，生活中的唯心主义，爱情上的宿命主义！”
“第一次听说！”林志超回到草铺上。
“宿命主义不确切，我可以称它浪漫主义！”
“怎么浪漫法？”
我给他讲了两件世界奇闻，这是我在上海做新闻记者时的知识积累。第一个故事，时间我忘了。从前有一位英国绅士，跟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少女恋爱，失恋之后，便远离尘嚣，去过隐居的生活。但他一生仍在热恋中。这位绅士隔着花园的篱笆，听到邻居姑娘美妙的说话声和欢笑声，他为美妙的声音的魅力所迷惑，想象出姑娘的容颜和性格，将情书投过篱笆去求爱，当然什么也没有得到。
“无稽之谈！”林志超不信。
可是，我相信。有人只相信一般，不相信特殊。
“那么第二个呢？”他用戏谑的口吻问我。
他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我的奇闻秘录，首先使我产生一种亵渎感。我是相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可是，不管他是否接受，我还是讲给他听了。本来有姓有名有年代有国籍，可以增加故事的可信性，可是，我忘了。
一个青年，在公园的长椅上拾到一张少女的照片。他通过这张绝艳的芳容，想象出少女的一切，他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她，寻访她，却始终未能见到这个少女。他也一直处在热恋中。
“这叫神经病！”
“这叫浪漫曲！你没有过单相思吗？”
“白沙先生，抱着你的少女安眠吧！”林志超打趣地说，“这张照片，是不是篱笆后面那个说笑的姑娘丢的？”
这是文学家才有的奇妙联想，我觉得跟这位奇才谈话挺有意思。
“喂！坦白！你今年二十九岁了，就没有染指过女色？”我在进行心灵探微。不记得哪个文学家说过：任何人的胸襟里都有秘不示人的一角，重帷深锁，掩藏着他的世情真谛。
“我现在想的恰恰不是女人。”
“当然，你想的定是即将来临的战斗！”
“恰恰不是战斗。你永远猜不着。”
“我承认！”
“我在想，历史经常犯错误。”
“至理名言！”
“假若我有全权来指挥这次北移，我会创造出奇迹来，就像拿破仑攻下土伦。”
“你不觉得太狂妄了吗？”
“韩信说他用兵多多益善。没有人说他狂妄。”
“他是用实践证明了的。”
“因此，我需要机会来加以证明。”
“这是一种野心。老林，谦逊一点。这很危险。”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进取精神吗？我们经常讲，要有雄心壮志，可是，当你说出来，就变成大逆不道的东西！我也说句你们文化人才用的隐语吧，‘穿上衣服才能出门！’我不愿意让我的思想穿上华美的外装！”
我呆愣了一会，索性坐了起来，穿好衣裳。
“白沙，你想想吧，我们都宣誓追求真理，可是都离真理很远，因为真理是裸体的！”
“老林……”我只觉得这个作战科长的语言，带有某种杀伤力，“你这些想法是哪里来的？”
“你并不真正了解我。”他站起来走向门口。我不知道他是观察天气还是为按捺住激动起来的心情。大约过了两分钟，猛然转过身来，坐在我身边，重又开口：“解放平江城后，我跟北伐军走了，打汀泗桥、贺胜桥，我都参加了，只是没有亲临火线。到了武汉，叶挺团长给恽代英写了封信，要他破格收我作为中央军政学校的最年轻的学员。我在那里，只学习了五个月，马日事变发生了。我又回到了家乡。那时我父亲正带一支游击队在幕阜山上活动。他把我派回平江城，跟一位中学历史教员住在一起，一方面上学，一方面做地下工作，保持平江县委与游击队的联系。在这三年里，这位历史教师把我视为诤友，他喜欢挑起我的争辩，只要我反驳他，他就高兴，他说我敢于反驳他，才是尊重他，证明我相信他的气度。他千方百计养成我的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教我的第一个生活准则就是：‘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我也知道追求真理需要勇气，直言抗辩的人，历史上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但，历史，却永记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人生多艰，要么你直面人生，做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你说的那种傻瓜；要么做一个保身的明哲，丢掉人格……”
从这一刻起，我对这位作战科长更加刮目相看了。
五 战地日记之五：石井坑
1941年元月10日，多云，石井坑日记再补。
我在工兵连连部足足睡了八个小时。又饱餐一顿野猪肉，精神大振。但我伪装睡熟。我记得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过聂赫留道夫暗中观察玛丝洛娃独自活动时的那种心态，我也是这样。大约二十分钟后，作战科长确认我已睡了，他悄悄起来，揿亮了手电筒：灯碗朝下，绝不会晃我的眼睛，像一只偷食的猫，走到桌边。他的动作给我一种神秘感。他把电筒放倒，让光亮照到桌面上。他写了点什么，折叠起来。好奇心使我产生了询问的念头，可又犹疑不决。没有想到他来叫我：“老兄，别装睡了，替我送情书去！”
我有点糊涂，判断力失灵了，嘿嘿一笑：“可以。你要付点什么代价吧？”
“我知道你要什么，可以向你公开！”
为了节省电池，点亮了油灯。下面是他的情书，凭记忆所记：
芳雪：为你庆幸，你父母肯定是地下革命者。只是近期无法查清，也无必要，皖南遍地皆有反共分子活动，澄清你的身世反而有碍你的安全。
突围前景，未可乐观，北上险阻重重，你应暂留皖南，投靠亲友，与当地革命组织取得联系，更安全些。据白沙言，你在火线抢救伤员甚为勇敢，闻之不胜欣慰。芳雪，请相信我，与你相识，乃人生幸事。能得到你的爱情的人，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白沙说我是悲观主义者，大概是吧！再见，当你接到这个便笺时，我已去前线了，故请白沙代转……
“干吗撒谎？你应该亲自去见她！”我有些不解。
“不，相见的幸福是短暂的，分别的痛苦是长久的！”
“那好，我现在就去。等我回来，一齐去前线。”
“是的。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林志超哀叹了一声，“今夜攻下状元岭，明天打到云岭，而后是繁昌……长江……将有无数次战斗，谁也不知道……”
我披上雨衣，投进风雨中。我知道林志超有些后悔，他很可能感到丧失这次见面的机会将是终生遗憾。卫生队与工兵连只隔着一条街道，我把郑芳雪叫到一边，把林志超的信交给她。她脸一红，要立即收起，甚至忘了说声感谢。我坚持要她当时看完。
“哎，他走了！”这是一声大病中的呻吟。她像受了致命的一击，神态木然，看来极富悲剧意味。
我不忍心再让她受苦，轻轻拉了她一把：“打上伞，跟我走！”
“到哪里去？”
“他没有走！”
“没有走？”郑芳雪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我骂了林志超一句，她终于明白了……郑芳雪把我丢在身后，不顾一切地向屋里冲去。林志超那时正站在门口，望着雨帘，等待我回归。她勇敢地投入他的怀抱：“我一定跟你去江北……世界上，我只有你了！没有你，这样的磨难，我一刻也受不了。”
我退到对面的房檐下，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不愿想象他们如何完成有生以来爱情的初吻。我想象的是工兵连已经在状元岭的山坡上斩棘劈荆，那些攻击部队也正踏着泥浆进入攻击出发地……在血淋淋的炮火硝烟中，竟然也开放着爱情的奇葩；在死神的钩刀下，竟然也能饱餐人生甜蜜的果实。生活是多么奇妙！
他们在短暂中完成了永恒。可是，我忽然怀疑，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安排？他们还在拥抱，他们还在絮语。他们已经神魂颠倒，失去了时空的概念，一味沉醉在芬芳的梦里，忘了身外的世界。
当他们命运的闪电完成初次凝聚之后，给他们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幸福还是痛苦？
郑芳雪终于走了。她没有想到我在对面房檐下注视着他们。林志超又站在门口，似乎忘了我的存在。我忽然想到：生活非常仁慈，使他们相会；生活又非常残忍，使他们分离。得到的跟失去的正好相等。
我向林志超走过去：“怎么样？你怎么这样快就让她走了？”我本来想来点嘲讽，可是语气却很郑重。
“我没有时间回答你。走吧，上前线的时间到了！”
六 爱情服从大局
暴风雨熄灭了工兵连砍伐灌木丛的刀斧声。王自中为了取得进度数据，一口气砍伐了四分钟，开拓五米。他放心了，把柴刀交给一排长：“就照我的速度干吧！”
“连长，谁也没法跟你相比。”
“你们三个人一组轮番干，还不如我一个？”
一排长笑了。王自中找了块可以挡风的石崖，把自己裹进雨衣里。他记住了营长的一句话：善于休息的人才善于战斗。他要养精蓄锐。明天，也许后天，他将回到云岭；一想到云岭，他就心跳血涌。
一个十六岁的瘦弱的姑娘，站在九峰山的一段陡立的石崖上。她忽然扯起补丁摞补丁的夹袄，把脸一蒙，撞了下去，把一声惨叫永留在人间。这是他的妹妹。他又看见，一个十八岁的瘦弱的姑娘，站在云岭山头，也是穿着妹妹一样的补丁摞补丁的夹袄。
那双忧郁的眼睛老盯着他：“我等你回来！”
“我一定回来！”这是离开云岭时，他留给那个童养媳的誓言。
“莲姑，我们就要见面了，一定要见面。”王自中祈祷似的向往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那时，他们工兵连住在田家冲地主田舜尧家的南屋里。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莲姑樵柴跌在崖下，王自中到南堡医院看病回来，把她背到村头。援助别人是幸福的，领受别人的感谢是愉快的，王自中那时，享受着这两种感情。他可以对天盟誓，除此之外，绝无任何私心邪念。仅仅是觉得自己苦命的妹妹复活了。
他背着莲姑，一路上，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话，但她那颗冰冷的心，却在这段不长的山路上复苏。几滴泪珠，缓缓地淌下来，从两腮，落到他的脖颈上。她感受到人世间还有情谊，还有温暖，还有慈爱……那泪，是她新生的希望，她觉得有活头了。
王自中是个极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那年二十六岁，还不懂得什么叫谈情说爱。他通过自学，能看报纸，能读一般书籍，却从未看过小说。和姑娘谈心，倾诉衷肠，和他无缘。
他们在半路上休息了一次，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和莲姑说。他望着雨雾漾漾的山林，看到了他的家：
那是1928年，他十四岁，爸爸带着病，用独轮车给财东家送木炭，半路上，碰上大雨，连车带人一齐翻下了山沟。他还看到，他那瘦弱的妹妹并没有撞死崖下，仅仅是跌伤了腿，他如今走在细雨中的路上，正背她回家。啊！不是回家，而是到田姓地主家里去受苦。一个感情的浪头打在王自中心头，他弄不清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却被这种奇妙的联想惊呆了。这个联想也许就是丘比特那支随意发射的箭，陡然间串起了两颗淳朴的心。
王自中透过雨帘看到状元岭的剪影，看到接敌的通道向前延伸，它将伸向云岭，一直伸到莲姑脚下。伐木劈荆的咚咚声是直扣心弦的最美的音乐。他是幸福的。他为了莲姑受过处分，许多人为他抱屈，他不在乎，甘之如饴，当做爱情应付的代价。
王自中对莲姑的救援，对任何人都是无害的，应该成为军民关系中的一桩美谈，但引来的却是一场轩然大波，酿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反共事件。
古老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病根，在偏僻的山村里，更是根深蒂固，男女间的“授受不亲”，岂容他们这样的不慎？
世上有许多法律并不过问的事情，那些无聊的闲扯，好奇的猜测，恶意的中伤，幸灾乐祸的传言，添油加醋的搬弄是非，却扭住不放。越传越玄，越传越像真的，似乎人人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应了“十里无真信”那句俚语。你就是派上十个调查组，也不会查清，因为它不是账目，也不是产品，它是“捕风捉影”的产物。这些飞短流长，像条带刺的鞭，天天抽你，使你连睡梦时都无法藏身，直到把人逼疯、逼死。
王自中和莲姑的事件并没有闹到这种地步，但又超越了这种地步，它从生活问题，变成了政治事件。
那时候，新四军全部住在群众家里，不管军纪多么严明，驻军和房东的媳妇、女儿之间，也曾发生过几起“互相倾慕”的事故，它的卑称就叫“男女关系”。因为他们不是神仙，而是普通的男和女。纪律的强制，理智的约束，在个别人身上，仍然压不倒生理的冲动，感情的沸腾。
王自中和莲姑这件无可指责的好事，竟和几件“坏事”挂上了钩，被视为“同类”。这本来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隐伏着的“反共力量”的借题发挥。
首先站出来主持公道的是田家冲的妇女抗敌委员会。她们完全站在王自中和莲姑一边。她们又超出了主持公道、申明真相的范围，指控了田姓地主折磨童养媳的罪行，并表示吸收莲姑为妇抗会会员；莲姑所受的非人待遇，妇抗会要过问！
民族矛盾掩盖下的阶级矛盾，在这件事情上都亮出了刀锋。在刀尖上，碰出了火花！
田舜尧并不孤立，他有根基，也有爪牙！他是国民党章渡区区党部的委员，他的手下有一张密探网，谣言中伤的瘟疫，就从这堆垃圾上孳生，散布。
他们从1939年4月起，就变本加厉地推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订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陈冠群在区党部的会议上，曾表扬过他，把他推崇为其他保、甲长的楷模。
妇抗会的干预，惹来了强烈的反击，田舜尧找到了陈冠群。他们找到了推行“防止异党活动”的有利契机，双双去见项英。
陈冠群的语言是委婉的，态度是强硬的。
蒋介石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曾批评第三战区战绩最差，纪律最坏。但是，在皖南，章渡区在限制异党异军活动方面，成绩却最为显著。
这固然由于陈冠群反共手段的高超，但也还要看他的对手是否顽强。皖南事变前，新四军与地方政府与友军，相处得不错，团结得似乎很好。如果敌寇不来扫荡，日机不来轰炸，云岭，那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歌声的安乐窝。这当然是项英的一种政绩——统一战线搞得好。但为换取这种“相安无事”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皖南，我们没有自己的县、区、乡、村政权，也没有自己的地方武装。当然，在国民党的一些保、甲长中，也有我们的人，但那毕竟是极少数。所以云岭只能说是新四军的驻地，或是驻扎区，还称不上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或是“红色区域”。
这是一种失去独立性的依附：人在矮檐下，不碰头，是用低头换来的！皖南，没有苏南、苏北、江淮那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斗争局面。
在王自中和莲姑这个小小的事件上，项英的处理是果断的：工兵连连部，立即搬出田家大院；王自中撤职，写出深刻的检查，不然，要开除党籍；田家冲妇抗会不得干预莲姑的事情，是否吸收她参加妇抗会，要经田家同意，只能说服，不能强迫！一切从团结抗敌的大局出发。
项英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处理了这件事情。陈冠群和田舜尧都表示满意，称赞项副军长明智，有魄力！只有机关干部和工兵连的战士，公开地表示对此处理不满。直到叶挺的手杖捣了地板，才将王自中的撤职查办，改为党内警告处分，结束了这场风波。
七 战地日记之六：石井坑
白沙战斗日记续。石井坑。
倾盆大雨。
长长的山沟本来就阴暗，现在变得更加黑暗了。脚下是一道流水哗哗的溪涧，部队踩着鹅卵石，歪歪扭扭地走。大家都知道，今晚战斗至关重要。
“打回云岭去！打回云岭去！”
从部队到机关非战斗人员，无一不怀念着云岭。部队到达了冲锋出发地，大家都蹲在泥地上等待。军部把原定三时半发起攻击，推迟到五点，一个半小时的等待，显得过分漫长了。
我跟林志超去看工兵连开出的通道。在通道两边是密匝匝的树丛，野玫瑰的刺条，钩藤的长蔓跟灌木树蔸，纠结交织。王连长简单地向我介绍了砍伐的经过。
“每砍一斧，就觉得离云岭近了一步。”王自中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却说出了概括力很强的话。我理解他这句话的全部内涵。他和莲姑的事，在云岭闹得沸沸扬扬，我曾采访过他。我知道，那个童养媳，在这风雨之夜，定会伫立窗前，用心谛听着高坦方向的枪炮声。
现在云岭是什么样子？四顾山是什么样子？回想起大前年秋天，在四顾山顶的展望，变化之大，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当年项英同志的谈笑风生和今天的悄然离队，都不像是真的，恍若梦境，可悲、可叹。
进攻的时间终于到了。
高踞在山顶上的敌人，对隐藏的危险一无所知，还在风雨交作的催眠曲中酣睡。守在隘路口上的哨兵，也不愿意在风雨中游动，在巨大的崖石下，蒙着雨衣雨布，躲避风雨。
当碉堡里传出手榴弹的火光和爆炸声时，这些躲雨的哨兵竟想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冬日的雷鸣电闪把黑夜扯得粉碎。哨兵醒悟了，猛然跳起，却又像没有站稳似的跌倒了。迎面射来一阵弹雨。
我军无一伤亡，把山头占领了。
拂晓的微光中，我军摸到了山岭下的各个山村。枪声骤起，梦中惊醒的敌人，诈尸般地跳起来，在地铺上乱撞乱摸。手榴弹的红光尖啸着刺进他们赤裸的躯体……没有死的光着身子拖着枪，在冷雨中向西奔跑！他们把军衣、食品和鸦片烟枪，丢弃在群众家里。我军抓到了上百名俘虏，冲向敌军阵地的纵深。
状元岭一线，全部控制在我军手中。暴雨渐渐停止，天空的浓云，竟然开启了一条缝隙，露出了蔚蓝的天空。
叶军长来到前线，他手提着抓柄手杖，不慌不忙地走上山顶，举起望远镜，观察着战斗的进行。他命令教导总队从左下方压往南容一线；命令三团，分多路纵队，从左前方压向田胡、明唐里、唐村、东岗村一线。枪声骤起，喊声震天，军号声中，我军潮水般向敌军扑去。顿时间，一四四师全线动摇，向茂林方向溃逃。
驻守在东岗村一线的广西猴子新七师，狂烈地开枪，阻止一四四师溃退。一四四师只好返身杀回，伤亡惨重。“军长！我们成功了！”军直机关的同志们，情绪振奋，信心倍增！
叶挺未置可否，又举起望远镜来。这时林志超已从前线回到他的身边。他发现作战科长一脸焦虑的神色。
“老林！你看，能突出去吗？”
“军长！我们没有后继力量了……白天，威胁太大。”
“一四四师溃退了……”军长的话，与其说是反驳，毋宁说是想保持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一支队这时能从敌人侧后出现，那该多好！那将是滑铁卢战场上布留赫尔的一支生力军投入增援。可是，赵令波却杳无音讯。
这时工兵连长带来了一名国民党军官，要见叶挺。他是一四四师的一个排长，叫吴志成。他带领全排举行了战场起义，在工兵连的战士们面前放下了武器。
“军长！我们的子弹是打日本人的！我们全排愿意投到新四军一边。过去，我们就想投过来，怕破坏两军关系，怕你们不收，现在弟兄们不怕了。”
“谢谢你们！在新四军最困难的时候弃暗投明。”军长握着这位排长的手，“兄弟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投入战斗的，由林科长安排编入战斗序列；愿意回家的，由敌工部发路费回家。王连长，请带吴排长去见林植夫部长！他们就在后面。”
在他们走下山坡时，我急追几步，赶上了他们。王自中把我介绍给吴排长。后者用谨慎好奇的眼睛盯着我，等着我发问。
“你是共产党员吗？”我问。
“不是，正巧相反，我是国民党员！”
“那是什么原因……”我作了个手势。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愿意打自己的同胞！”
“可是现在……”
我还没有说完，就有几发炮弹落在状元岭上。我听到有人喊我。我急忙拉拉吴排长的手，翻身用力登上陡坡。前面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我们的部队被敌人的反扑挡住了。
军长戴着望远镜，对林志超说：“形势很不利呀！”
“是的。刚才，一四四师的溃退，并不是全师溃退，只是一个团的溃退，是被我们打蒙了，战斗力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的左翼是新七师，这个敌人很讨厌；右翼是七十九师……硬拼恐怕不行。”
“那么，只有后退了……”军长把望远镜放下来。
这时，我军冲击的波浪像碰上了崖岸似的，反流回来。
叶军长叹一声，留下坚守状元岭的部队。全军退回东流山下的石井坑。
从现在起，石井坑守备战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