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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一生的文治武功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他最为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其间的核心人物———董仲舒也因此成为上承孔子、下启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汉武帝是怎么发现董仲舒的呢？又是什么原因让汉武帝下定决心在千姿百态的诸家学说中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呢？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让我们先从一则小故事说起。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他以研究《春秋》为业，也因为研究《春秋》闻名于世，因而在汉景帝朝就被任命为博士（皇帝的学术顾问）。董仲舒读书非常努力，终日在书房里诵读圣贤书、研究儒学，连续三年不进自己家的后花园一步，故有“三年不窥园”之誉。“三年不窥园”这个典故也被称作“目不窥园”，后来就用它形容一个人专心苦读，心无旁骛。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有着读书人安邦定国的理想追求。《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尊崇的“五经”之一。董仲舒学习的是《公羊春秋》，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传》以问答形式解经，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发挥其中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
董仲舒是个人才。但是，比人才更重要的是发现人才。汉武帝对于董仲舒来说是伯乐，那么，汉武帝这个伯乐是怎么发现董仲舒的呢？
汉武帝发现董仲舒缘于建元元年（前140）的举贤良方正。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即位已进入第二年，但是，实际上汉武帝登基才刚刚九个月，便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及其他高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纪》）。
什么叫“贤良方正”？历史上有过推举贤良方正的事例吗？
“贤良方正”，也叫作“贤良文学”、“贤良”，全称应该叫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简单来说就是敢于对国家的政治得失讲真话、说实话的有才之士。这里特别要注意“直言极谏”四个字，它强调“贤良方正”要敢于对时政提出建议、批评，这是“贤良方正”与其他人才相区别的最主要的标志。
董仲舒在景帝朝并没有得到重用，只是一个备顾问的博士。真正让董仲舒一鸣惊人的是汉武帝建元元年的贤良对策（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时间，《汉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同，学界所论多达五说，本文取《资治通鉴》说）。
所谓“贤良对策”是由地方郡县推荐当地学识广博且有贤德之人，由皇帝就当下的国事进行考问对策，从中选拔人才。这项重要举措始于汉文帝，但动静弄大却是在武帝一朝。
“贤良对策”要求所有应诏来参加贤良方正选拔的人都要写一份策文，应对皇帝的策问。董仲舒写了著名的“天人三策”，成为中国历史上上继孔子、下启宋代朱熹的儒家大师。所谓“天人”，就是讲“天”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天道与社会的关系；所谓“三策”，就是指写了三篇应对武帝询问的策文。此外要说明一点的是，“对策”不同于现在“办法”的意思，在古代指的是由皇帝提问，考生回答的过程：皇帝一连三次提问，叫作“策问”；考生针对策问作出三次回答，叫作“策文”。并不是每一个考生都有获得皇帝策问的机会，只有最拔尖出色的考生，即“举首”（第一名），才有资格获得皇帝的“特别关注”。
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推举贤良方正是汉文帝前二年（前178）。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十六日连续两次出现了日食。
汉文帝前二年（前178）十几天之内出现两次日食，非但是古代，就是现在也是非常罕见的天文现象。
日食在中国古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古人认为：太阳主宰着万物生长，是君主的象征，如果君主的行为有过失，上天就会表露出某些征兆对他进行警示。尤其是发生日食，它意味着君主面临亡国的危险，至少君主将要受到伤害。因此，凡是食分较大的日食发生时，就要组织各种仪式进行救助。比如：皇帝要穿上素色衣服，避免去正殿；大臣则要举行各种救助太阳的仪式。救日的目的是救君，或者帮助君主免除灾难，或者帮助君主改过自新。与日食相比，月食的发生虽没有日食那样受重视，但是月亮在古代是皇后的象征，它所发生的变化也不能忽略（《晋书·天文志》）。
《尚书·胤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夏朝仲康时代，负责观察天象的羲和沉湎于喝酒，把自己观测天象的职责抛在了脑后，结果日食发生时，他没有能够及时预报，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结果羲和遭到征讨，并因此送了命。可见，观测日食，预报日食，及时采取救助行动，对中国古人来说，太重要啦！
因此，汉文帝前二年（前178）发生第一次日食时，在位的汉文帝就说：天生百姓，所以要设置人君治理百姓。人君治理达不到德政，上天就要降灾示警。如今十一月底出现日食，这是上天的惩罚。我的职责是保护宗庙社稷，天下治理得好与坏，完全在我一人。你们几位重臣，是我的左膀右臂。请你们想想我的过失，立即告诉我。同时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弥补我的过失（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
汉文帝把发生日食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表现了一种自责精神。这种做法，开启了后世帝王发生重大灾异时下“罪己诏”的先河。
文帝第二次举贤良是在文帝前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语在《晁错传》。《汉书·文帝纪》）。
我们从汉文帝时两次举贤良方正可以知道：汉文帝举贤良方正的目的是消灾避祸。如果贤良方正不能讲真话、讲实话，那就失去了举贤良方正的目的了。
汉文帝的两次举荐贤良相距达十三年之久，可见，文帝举贤良并不是一项成制、定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从文帝朝开始，推荐贤良方正就成为汉代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但是，文帝朝的推荐贤良方正带有非常明显的临时性。因为汉文帝首倡此举就是为了应对天灾的一种临时性的举措。但是，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选拔人才的优势，景帝朝极力主张削藩的晁错即是汉文帝第一次举贤良时走进权力中枢的。
董仲舒通过这次选拔，以“举首”的资格走进了汉武帝的视野。
庙堂之策 一拍即合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着实吸引住了正处于风华正茂之时的汉武帝的眼球，这套理论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新王朝，改旧制。
所谓“新王改制”，就是新建王朝的皇帝即位之后要改变一套仪式。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中明确提出：“改正（zhēng）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汉书·董仲舒传》）
根据董仲舒的讲法，新王改制最重要的内容是“改正朔”和“易服色”。
“改正朔”的“改”是改变，“正朔”指皇帝颁布的新历法。“正”，指正月，它是一年之首；“朔”，指初一，它是一月之初。中国古代的夏朝以一年的正月（寅）为正，商朝再改为以十二月（丑）为正，周朝又改为以十一月（子）为正。
中国古代帝王即位之后往往要改变历法，称之为“改正朔”。
“易服色”，即改变服装、车马和祭牲的颜色。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崇尚的颜色，新朝建立往往要改变前朝崇尚的颜色。
上述两条从表面上看，都是一种形式。“改正朔”，是改变前朝的历法；“易服色”，是改变前朝崇尚的颜色。
历法和服色的改变和人们的生活有很大关系吗？今天不当星期一过，就当星期二过，反正日子都是过。昨天大家都穿黑色衣服，今天换成白色，反正衣服还是衣服。为什么董仲舒要在这些形式上大做文章呢？
董仲舒认为：汉朝代替秦朝这种异姓取代前朝的重大事件，必须在新王即位之后用改正朔、易服色等措施告知天下的百姓，让天下人都知道政权已经更替，让新的君王面对天下百姓。所以，这些看起来是形式的东西实际上非要不可。这些形式的核心是：新朝夺取前朝政权是天意，不是任何人凭借武力和计谋就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新政权是合法的。这套仪式的核心是强调君权神授，非人力所为。这就是董仲舒非常重视的政治原因。
刘邦作为一个普通草民，通过七年的折腾，夺了前朝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的汉高祖刘邦当初也许不会想那么多，因为他当了皇帝后自己还忙不完，当然顾不上去想。但是，这件大事存在着两大问题：
一是新政权的合法性在哪儿？
二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做吗？
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夺了别人的天下自己做皇帝，首先就有一个合法性问题。你建立的这个新政权合法吗？天下苍生凭什么要承认你？天下苍生为什么要接受你的统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开国皇帝不去想，一是顾不上，二是想不到。老子夺了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但是，天下苍生会怎么想呢？特别是天下的文化人会怎么想呢？你怎么才能让人家相信你应该坐天下？所以，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非常重要。自己得给自己一个说法，也得给天下苍生一个说法。
第二，你夺了前朝的天下，你当皇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夺你的天下，我们来当皇帝？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这个问题不讲清楚，谁都可以当皇帝，谁都可以造反夺人家的天下，那还了得？所以，第二个问题更重要。
而且，这两个问题还息息相关。
如果你不解决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别人也可以夺你的天下，反正谁夺到手了就是谁的，谁的拳头硬谁就当皇帝。那样一来，天下拼的就是拳头了。这种认识一旦风行，成为社会共识，天下将永无宁日！只有解决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你的天下才是天命所授，谁也不敢随便抢夺了。
只有天命所授之人，才能推翻前朝，建立新朝。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董仲舒是借新王改制，给新王朝政权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因此，董仲舒强调的这一套是“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大汉王朝，防止他人夺权。这当然是汉武帝乐于接受的理论。但是，正如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一样，强调君权神授也含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国君要想保证自己的皇位不被他人所夺，必须遵从天意。否则，一旦违反天意，比如像秦始皇那样苛法暴政，胡作非为，上天就会发出警示。如果发出警示国君仍不思悔过，那么，上天就会不再支持你！这就是董仲舒想利用洪涝、旱灾、地震、日食等灾异变化（上天的警示）来约束国君。承认君权与约束君权是董仲舒“君权神授”说的两个方面。或许董仲舒不会想到，他的这套理论不仅迎合了少年天子刘彻的心意，更是不自觉地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治统和道统分立的格局。董仲舒之前，皇帝的权力是大而无边，不受任何约束的。自董仲舒始，皇帝的权力有了“天道”的限制，皇帝的行为也有了“天道”的约束。这就在理论上使得整个社会不再是一个失衡的关系，而是处于相对和谐稳定的局面之中。
任何国君对“承认君权”都非常高兴，这是为他自己的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啊！国君没有这个理论水平，董仲舒有这个理论水平，他可以为大汉王朝的正统找到理论根据。
当然，任何国君也都不希望“约束君权”，因为，所有的国君无一不是独裁者。要一个专制独裁者接受约束，自然非常困难，好在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写作之时还没有利用“君权神授”约束君权的条件和机会，汉武帝还不知道“君权神授”是一把双刃剑，也没有尝到“君权神授”约束国君的滋味！
因此，汉武帝对董仲舒这一套“君权神授”的理论非常感兴趣。这是少年天子刘彻对董仲舒非常欣赏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大一统，立中国。
公羊派《春秋》最推崇的是“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所谓“大一统”，就是把“一统”（统一）看得非常大，看得非常重，意思是高度重视天下的统一。刘彻不是一个贪图安逸、一味苟安的皇帝，他有着自己宏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董仲舒在这恰当的时候搬出“大一统”理论，这对于刚刚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正着手完善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汉武帝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汉武帝一生追求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完善中央集权，而且，他一生都是在高度的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完成了北击匈奴、统一中国的大业。
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师，公羊派《春秋》提倡的“大一统”是汉武帝非常欣赏的理论之一。这也是董仲舒得到汉武帝高度欣赏的原因之一。
第三，立太学，举贤良。
夺取天下，最大的问题是人才；治理天下，最大的问题也是人才。人才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但是比人才更稀缺的是人才的培养与发现，所以才会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的说法。但是，究竟要从哪里发现人才呢？董仲舒提出：应当设立国家级的太学来培养人才，设立乡学培育人才。（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汉书·董仲舒传》）
如果平时不培养人才而光说寻找贤才，那就好像玉不经雕琢而希望它呈现光彩，而培养人才的最高机构应当是太学。太学是贤士聚集的地方，也是实行教化的根本场所（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到了隋代又成立了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管理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
武帝时期，太学只设“五经”博士（《诗》《书》《易》《礼》《春秋》），并设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西汉末年博士弟子增加到了三千人。可见，太学为汉代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也是汉代经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设庠序以化于邑”（《汉书·董仲舒传》），民间开办了很多学校，也培养了大批人才。
同时，董仲舒建议诸侯、郡守、二千石的高官，每年必须向国家推荐两名人才，并且以此考察大臣的识别能力。如果推举的人才恰当，则要赏；如果推举的人才不当，则要处罚推荐者。这样，天下的诸侯、高官都会尽心尽力地寻求人才。而且这还是杜绝朋党勾结、腐败贪污的有效方法，推举不当的处罚也使得官员在选贤时有了一定偏私的顾忌。如果天下的诸侯、高官都能尽心尽力推荐贤才，天下的人才都可以为国家服务，得到如此多的人才，三王的盛世可期，尧舜的美名可得（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将举贤制度化（岁贡各二人）是又一个重大创举。汉文帝是举贤制的创始人，但是，他一生只搞了两次举贤，根本谈不上制度化。因为只有举贤制度化才能使人才辈出，人才频出。
这种举贤制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察举制。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远古社会的选贤任能制，春秋战国时期的世卿世禄制，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代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
董仲舒建议成为定制的举贤制就是汉代的察举征辟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创建太学、乡学和建立举贤制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问题。
第四，尊儒术，正思想。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中有一段被今人广泛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名言：现在做老师的各持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的见解，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抵牾，因此国君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如果老是变更法令制度，百姓将不知道要守什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六经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要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它们与儒家争位。这样，奇谈怪论便会熄灭，然后天下便有统一的法令，人们便知道所从了（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统一思想，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只有思想统一了，才容易管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实则是统一思想的一种过激手段。而与之相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显得尤为温情，而且更具可操作性。
但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并没有将这一意思直接明白地表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仅是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来班固在《汉书·武帝纪》的赞语中提出“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是，班固也只是表彰汉武帝尊儒，而不是说董仲舒。到了今人，才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概括了汉武帝的尊儒，并将这一政策归功于董仲舒。因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二十个字才被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
董仲舒擅长的是《公羊春秋》，他所推崇的儒学并不是先秦儒学，而是他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家、法家的成分改造成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一个懂得与时俱进的学者，先秦儒学经历了他的一番改造，更适合汉代社会的现实。因此，董仲舒的新儒学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
第五，主更化，求发展。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而敏感的话题：主张变革。他认为：汉朝得天下后，一直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却没有治理好，原因在于该变革之时没有变革（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这番话汉武帝更是非常喜欢听。之前提到过，汉武帝不是贪图安逸的皇帝，他有着很强的进取心，所以，汉武帝即位以来，最关切的就是变革图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恰恰在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要变革（更化）和具体实践中该从哪里变革两大问题。这对于变革图强的汉武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上述五条，解决了汉武帝最关心的汉王朝合法性、中央集权、人才培养与选拔、尊儒、变革等五大问题，既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意，又给汉武帝提供了现成的办法，听着好听，用着好使，汉武帝怎能不对这位“举首”另眼相看呢？
文安天下 儒定乾坤
汉初一直奉行黄老之学，董仲舒却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明确提出要尊儒，这当然要把黄老之学也排除在外了。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听命于董仲舒选择的儒家呢？想要颠覆传统需要十足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汉武帝和董仲舒都具备这样的素质，那么儒家学说究竟有什么奥妙让这两位能人尊奉推崇呢？
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首先，法家学说有利有弊。
从客观上看。商鞅变法，李斯兴法，中央集权下的“法治”代替“人治”，使秦朝迅速强大，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是，也正是在法家思想的统治下，庞大的秦帝国短短十五年就土崩瓦解，这对汉朝统治者来讲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秦朝太强大了，但是，崩溃得也太快了。历史证明法家治国行不通。
从主观上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哪一个皇帝不是独裁专制者？独裁专制者主观上喜欢的都是法家那一套，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独裁者的愿望。所以，对历代帝王来说，法家学说是既离不开，又不能独用。离开了它，自己不痛快；独用法家，又会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两难！
其次，儒家学说的双重作用。
政治是最现实的需求，汉武帝需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学说。儒家学说对于汉武帝的现实需求来说具有双重作用，它恰好解决了法家的两难问题和汉武帝想用法家而不敢用法家的尴尬心理。
儒家学说的第一重作用是为汉武帝穷兵黩武披上了一个漂亮的外衣。
汉武帝从元光二年（前133）发动马邑之谋开始，一生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对匈奴作战。因此，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对匈奴作战，汉武帝在位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是战时体制。战时体制最奏效的是法家学说，秦国就是使用战时体制的法家学说成功地统一了天下。所以，汉武帝最关心的是以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进行战争，但是，又要采用温和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掩饰，毕竟沿用法家的思想，巨大的政治风险会时刻威胁着汉武帝。因此，汉武帝真正关心的是在儒家外衣下进行的对外战争和对内集权。儒家恰恰能够给汉武帝一个漂亮的外衣。
于是，太初四年（前101），汉武帝颁发的讨伐匈奴的诏书中明确引用了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名言（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董仲舒传》）。
《春秋》记载了齐襄公的九世祖曾经被纪侯进谗言所杀，鲁庄公四年，齐襄公为了报九世之仇而消灭了纪侯。汉武帝的诏书引用了刘邦平城之难和吕后受冒顿（mò
dú）单于羞辱的故事说明他的对匈奴作战也是为了复仇。
汉武帝一生中最大的事功就是对匈奴作战。他在对匈奴作战的诏书中明确表达了要报九世之仇的愿望。可见，《春秋》给了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一件漂亮的外衣——复仇。汉武帝太需要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了！
儒家学说的第二重作用是统一了思想。
汉武帝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外乎两点，对内追求高度的中央集权，对外追求匈奴的臣服。这两个追求都离不开政治的高度统一，而政治的高度统一又要求思想的高度统一。
那么，用什么思想去统一思想界呢？
秦朝尊奉的法家思想已经随同秦帝国的崩溃不可能成为统一思想界的主导思想；黄老思想是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融合，也不适合作为统一思想界的主导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吸收了阴阳五行家、法家、道家等诸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新儒学适应时代的变化，迎合帝王的需求，最适合作为统一思想界的主导思想。因此，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汉武帝统一思想界的首选。
董仲舒实现了他安邦定国的人生理想，也实现了他“为天子师”的政治追求，儒学与皇权的联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一是确立官方思想，强化国家意识。
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但是，秦始皇并没有能够完成统一中国思想的工作。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统一了中国的思想。这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的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中华民族自董仲舒尊儒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不论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到何种挫折，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文化却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正是这个主流文化的存在，使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巨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关乎中华民族的民族兴亡之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提高儒生地位，保障政局安定。
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意识；然后通过举贤制度推选精通儒家经典的士人入朝为官，使得儒家思想和读经为官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文官集团，这对于巩固封建统治作用极大。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大致有四种人：一是文官，二是武将，三是外戚，四是宦官。这四种人中，用儒家思想作为信仰的文官执政，政治大多比较清明。因为，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文官，有为人处世的原则，有判断是非的价值体系，他们一般不会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武将掌权，必然产生藩镇割据，比如唐代的中后期。外戚和宦官是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最黑暗的两股势力，不论谁掌权，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政局都会混乱不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董仲舒首倡尊儒、兴办太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思想为信念的文官集团，对中国古代封建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
可是，独尊儒术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在儒家独尊的局面下生存空间相对缩小。独尊儒术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了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的发展。
由于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十分满意，便采纳了他兴太学、尊儒术等一系列建议。但是，汉武帝并没有任命董仲舒在中央政府任职，而是任命董仲舒做了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的国相。江都国国都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这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诸侯国。
至于汉武帝为什么没有任命董仲舒在中央政府任职，我们将在以后的讲述中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暂时不谈。
汉武帝既然要尊儒，就不可能在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一无反映，他没有安排董仲舒在朝中任职，但不可能不任用其他尊儒之士担任中央要职。他将会在中央政府的人事上做出怎样的安排呢？
请看：窦婴为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