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在担任台湾“总统”期间，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认贼作父，其“台独”的立场极为坚定，鼓吹分裂国家的行动。面对着怀揣豺狼野心的李登辉，台湾民众多是恨得牙齿发痒。而李登辉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的被钉在“台独”的耻辱柱上。
私人档案
姓名：李登辉
籍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奥杳楼下村
民族：汉族
出生地：台湾台北县三芝乡
生卒年月：1923年1月15日——2020年7月30日
绰号：“李台独”、“哈日狗”
妻妾情况：一个妻子
信奉格言：日本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人物特点：立场坚定的“台独”分子，典型的亲日派，其“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家世
祖父：资料不详
父亲：李金龙，曾在日据时期的警察厅任职
母亲：江锦，有和日本人“通奸”的传说
妻子：曾文慧，晚年涉入“偷运美钞案”
儿子：李宪文，32岁患癌症去世
人物评价
李登辉在担任台湾“总统”期间，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认贼作父，其“台独”的立场极为坚定，鼓吹分裂国家的行动。面对着怀揣豺狼野心的李登辉，台湾民众多是恨得牙齿发痒。而李登辉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的被钉在“台独”的耻辱柱上。
李登辉一生大事记
1923年，1月15日，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
1941年（18岁），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
1943年（20岁），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23岁），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
1946年（23岁），9月经中共台湾支部组织部长张志忠介绍入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而脱党。
1949年（26岁），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52年（29岁），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
1953年（30岁），回台湾担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1957年（34岁），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42岁），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46岁），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
1972年（49岁），被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55岁），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58岁），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
1984年（61岁），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1986年（63岁），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65岁），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在“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67岁），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2000年（77岁），3月24日，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
2000年（77岁），5月20日，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2001年9月21日，由于为台联候选人站台，正式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2013年9月28日，李登辉受邀到台湾大学EMBA会计暨管理决策学会演讲，对特侦组监听立法院总机节费器，李登辉认为特侦组的行为已经违法。
1、李登辉当年为何要脱离叛逃“共产党”？
李登辉于一九四六年从日本返回台湾后，随即就进入了台湾大学就读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成长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年长时负笈日本，早已习惯了法治社会的常规，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李登辉，回到台湾后亲眼目睹了来台湾接收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倒行逆施、腐败贪婪、无恶不作，不但对国民党政权印象极端恶劣，更对当年来台之外省军政官员及各省人民倍感厌恶。
而真正启动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关键，则是因为他结识了李苍降、陈炳基等人。他对这些人力主改革国政弊端的满腔热血，和对外省军政人员来台倒行逆施、横征暴敛的深恶痛绝，更是有着共鸣之处。
李苍降，家里是台北芦州的望族，台北二中毕业，日据时代中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就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整整入狱了三年多，直到台湾光复后才得以出狱。这个李苍降还有个叔叔叫做李友邦，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要说起这个李友邦，在当时的台湾可真是名声响当当的人物，深得蒋经国的宠信，所以才被安插到台湾担任了台湾省党部主委。只可惜，李友邦因涉及“通共”案，于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被台湾当局绑赴南京送入监狱，1952年的4月22日，又被国民党政府当局枪毙了。
李友邦一直都有心栽培李苍降，特地在光复后把他送到了中国大陆的杭州读高中。“二二八事件”后，由于李友邦犯了案子，李苍降只得又从大陆返回了台湾，叔叔涉案入了大狱，悲愤之情使得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李登辉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纪较他轻的李苍降，得知李苍降的特殊背景与际遇后，俩人越谈越投机，其反对国民党政府和不满现状的理念也都颇为投契，很快就为同志友谊奠定了基础。在李苍降看来，李登辉是个很好交的朋友，可在李登辉看来，李苍降倒是个可以利用的朋友。虽然李苍降的叔叔李友邦已经被台湾当局逮捕入了大狱，李苍降在国民党政府内也没什么前途可言，但以李友邦在国民党内的旧关系，加上李苍降本身又曾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李苍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适值其叔李友邦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省支团部主任之职），上层关系良好，更何况，李家又是台北的芦洲望族，属于名门之后，攀附于他，日后必定会大有可为。
陈炳基年纪也比李登辉小，但于1947年7月就已经加入共产党，算是这几个人当中在共产党内的党龄资格较老的一位。可以说，李登辉的“入党”，陈炳基实际上也扮演了催化的角色。在初步的组织活动中，陈炳基也是相当活跃的灵魂人物。严格的讲起来，早先陈炳基的家世背景也不是“无产阶级”，而他则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因抗日而加入了最早的台共组织。陈炳基籍隶台北，父亲是台北“盛振布店”的店老板，也算得上是台北迪化街一带的望族，主要经营布庄买卖，颇有积攒，家境也算是富裕。在日据时代，陈炳基就想偷渡到大陆去参加抗日，只可惜走漏了消息，被日本宪兵拘捕入了大狱。台湾光复后这才得以出狱，这时候，日本东京也爆发了著名的“涩谷惨案”，日本当局任由日本暴徒残杀台湾同胞，并不准台湾商人在日本涩谷经商，以免台湾人抢日本商人的生意，日本警察竟将十几位台湾商人强行遣送回台湾。此事发生后，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抗议。陈炳基便利用台湾的共党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还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关注，成为了当年国民党政府极感头痛的激进青年之一。
李登辉认为李苍降、陈炳基等人都是值得结交的益友。早在日本的时候，李登辉就留心过社会主义的渊源，他和陈炳基订交后，就隐约感觉陈炳基可能是共产党员。基于各种理想和现实的因素，李登辉很自然地就和李苍降、陈炳基等人形影不离，结成了一种共存共荣的同志关系。
基于壮大组织的想法，又发觉包括李苍降、李登辉在内的朋友，都对政府当局极端不满，陈炳基知道时机已臻成熟，便积极激励李苍降、李登辉等人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加入共产党的党组织。
此时，中国大陆的时局也越来越紧张，国共战争的硝烟逐渐弥漫了全中国。1946年2月24日，发生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军人强奸事件后，各地都发动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并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虽远在台湾，但全台青年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反美示威活动。陈炳基、李登辉也都十分热衷于这项抗议行动。
“二二八事变”前的那段时期，台湾民众对陈仪领导的长官公署各种倒行逆施的积怨愈来愈深，使得知识分子们都不约而同地热烈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吏的贪污和施政的不当；情绪激动的更是直接参加了反政府的活动。
事变发生后，台北市北门附近的铁路平交道围满了愤怒的群众，企图阻断火车通行，警察和宪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在现场围起重重人墙，把群众阻隔在外，警民双方剑拔弩张，暴乱一触即发。当时的陈炳基，经常在万头攒动的群众里边出没，事变发生时期也是非常活跃的一员。后来陈炳基因此而被台大法商学院开除，为了逃避当局追捕，还曾经藏匿在李登辉三芝乡老家“源兴居”躲过一段时间。
1947年7月，从大陆回台湾不过半年的李苍降首先找到了台共代表李薰山，等李苍降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后，李薰山这才发现这个李苍降竟然和自己还有过一段颇为特殊的渊源，因此倍感亲切。
原来，李苍降和李薰山这二人非但是旧识，而且还有过一段日后成为生死之交的少年经历。
日据时代末期，李薰山为了反抗异族统治，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寻找一些能启发爱国精神的书籍阅读。学校放假的时候，李薰山就常去位于台北市川端町（即今天台北市牯岭街一带的地方）闲逛那附近的旧书店，遇见店中有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著作，或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总是驻足店内专心阅读，不忍离去。书店老板见他求知欲甚强，印象十分深刻。和他混熟了以后，老板发现李薰山对反日书籍甚感兴趣，经常会偷偷告诉他，最近又有“好货色”进来了，于是趁人不注意时，就会偷着拿些抗日书籍给他看。
这期间，李薰山又认识了一个名叫雷灿南的年轻人。据李薰山告诉友人，这个雷灿南是台北二中的毕业生，是一位极富民族精神的青年，两人很谈得来。雷灿南随即又为李薰山介绍了他在台北二中的同学李苍降。李苍降当时正在台北芦洲公学校当教师。李薰山知道雷灿南和李苍降都爱看抗日书刊，有次他在帝国大学（台大前身）图书馆发现有几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有本书的书名叫《清算日本》。李薰山读完这本书后，觉得这本书有价值，就想着介绍给同好阅读，所以就将这本书偷偷带回了家。
于是，他将这本书借给雷灿南和李苍降阅读。却不料，李苍降在芦洲公学校私下看这本《清算日本》时，因为过于大意，竟被担任日本线民的日籍同事发现，并向警察局做了密告。
很快，雷灿南和李苍降就被抓进了监狱。在监狱中，日本特务严刑拷打了雷灿南和李苍降，逼他们招供究竟是谁提供这些反日书籍给他们看的。雷灿南和李苍降在狱中虽然被打得死去活来，受尽了酷刑，但两人都宁死也都没有供出李薰山。雷灿南因受日本特务过度刑讯，甚至精神状况出现了异常，但仍旧不屈服。出狱后，他还在街头演讲宣传抗日，又被日本警察逮捕，最后因精神崩溃，死在狱中。
李薰山既和李苍降有这么一层革命感情，老朋友久别重逢，自是格外亲热。一番寒暄客套后，李薰山当然有话直说了。
李苍降告诉李薰山，“二二八事变”使得他对国民党的政府相当失望。他叔叔李友邦安排他去大陆念书时，他还曾经加入了国民党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冀望能为国民党做些事情。可经过这些年，他深深感觉到跟随国民党是不会有希望的，所以他已经决意退出“三民主义青年团”了。李苍降还说，国民党胡作非为，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于今之计，如果再不思振作，通过组织的力量，争取发展社会的机会，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只有衰微一途，根本就不可能强盛起来。
同时，李苍降还热血沸腾地向李薰山建议，他有几个朋友，大家都有相同的志向，想成立一个“进步组织”，所以询问李薰山有没有共组这一组织的意愿。其实，从当初共产党的做法来讲，李苍降所谓成立“进步组织”的讲法，就是要借此成为中共党员的意思。
李薰山这时候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但因刚刚成家，而且妻子也即将临盆生产，本身有家庭压力，担心过度活跃容易暴露身份。更何况，最初他只是知道李苍降因为他叔叔的关系曾经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如今他嘴巴里讲自己已经退出“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实际上到底怎么样，仍需一番查访以后，才能再作定夺，免得被国民党派入卧底，反而误了大事。在那年月，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最起码的政治警觉。所以，李薰山对李苍降一头热的提议倒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内心也是十分的犹豫，所以他并没有给李苍降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两人会面后，李苍降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话语始终都在李薰山的脑海里翻涌，久久难以平抑。经过他私下的考查，李苍降在叔叔李友邦被捕后，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动机上应该是很单纯的，应该不是国民党的渗透人员。
经过深思熟虑，李薰山把这件事向中共在台湾的上级组织作了报告，经过上级同意，认为成立新组织的行动可以积极进行。于是李薰山便和李苍降见了第二面，表明愿意和他筹组新的组织，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组织在党的体系中，归在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大学支部底下。其后，李苍降又把陈炳基、李登辉这两个人介绍给李薰山认识，这是李薰山头一次见到李登辉。
自此，李苍降等人正式加入了中共组织。小组成立之初，尚无任何特定名称，但成员基本上只有李薰山、李苍降、陈炳基、林如堉、李登辉五个人。小组成员每天研读马克思著作，研读完就进行讨论。因为那段时间最常研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篇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大家便把这个小组命名为“新民主同志会”。这个组织于1947年7月正式成立。因为小组成员始终仅只五人，所以又被简称为“五人小组”。由陈炳基带头，担任“中央委员”，同时陈炳基还兼任另一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后，组织决定应定期召集内部读书会。那时候，李登辉的友人陈振基有幢日式平房在台北的“川端町”（日据时代区名，现为台北市古亭区辖区），李登辉向他借来作为在台大读书的住处，而“新民主同志会”就定期借这幢日式平房作为小组研读共产党书籍和开会的场所。在这里，“五人小组”也作出了拓展组织的决定。后来由于李登辉住所闲人出入太杂，这才又改到林如堉位于中山北路七条通之住所开会。
“新民主同志会”成立以后，组织内只有李薰山、陈炳基两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因此，李苍降、林如堉和李登辉三人，在李薰山的带领下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初，凡是加入共产党的，除非本身是工人或农民出身，一般都要经过半年的入党考核审查期，在这段审查期间，都是所谓的“候补党员”，必须通过审查，认定成份无问题，党内外政治活动够积极，才准许成为正式党员。
经过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审核，认为包括李苍降、林如堉、李登辉在内的“新民主同志会”成员，多半是抗日活跃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主要是因为“二二八事变”的关系，加上他们多半是活跃的抗日分子，所以未经过“候补党员”这关，便直接成为了正式党员。
李登辉三人的入党申请书表和自传，都是通过李薰山，由李薰山亲自交给刘沼光。而李登辉正式入党时间则是1947年10月。
这个刘沼光是何许人呢？此君也是台湾人，二次大战时期也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光复后回台湾，任职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
刘沼光再将李登辉的入党申请书表连同自传，转交到台大支部上级指导员廖瑞发的手上，最后再交给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审批核准他们的正式入党申请。1948年元月，党组织还派了一位大陆人徐懋德担任小组指导员（徐懋德系解放前的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台共组织被国民党破获后，潜返大陆，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居住天津）。
1948年2月间，李薰山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组织交代，在那年的“二二八”周年活动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要每一个分支党部交出一篇文章，题为《纪念“二二八”告台湾同胞书》，准备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向台湾人民散发。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意思是等这篇告台湾同胞书油印之后，以邮寄或是秘密散发的方式，发到全台湾的重要角落，打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因为这些油印传单散发的对象，主要都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政军干部、学生和知识分子，届时一定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骚动。
而“新民主同志会”也准备以该“同志会”的名义，另外再散发一份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告台湾同胞书》，原则上也是请每位同志各写一篇。
2月20日过后的某一天，所有同志都把稿子交给了李薰山。当时“新民主同志会”采取了非常民主而公开的方式，他们把所有的文章拿出来讨论，由大家决定究竟采用谁的文章公开印行，并不是由上级指导员徐懋德以组织领导的威权来决定究竟如何取舍文章。
据其中一位成员回忆说，李薰山的那篇文章当时是用日文写成的，因为李薰山的考虑很全面，他担心此时正值光复后不久，台湾民众许多人还不太懂中文，用日文可以增加文章的效果，达到普及化的目的。
照道理说，徐懋德是大陆人，和“新民主同志会”本省籍同志的交情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不会对任何个别同志有所偏袒，取舍文章更不会有任何私心上的考虑。“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和李登辉也没有严重冲突，也不可能以好恶之心去排斥李登辉。因此，大家都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这份文宣品能发挥它应有的巨大作用。最后大家开会决定选用了李薰山的稿子作为《告台湾同胞书》的正式文稿，并付梓印行，准备二二八当天正式散发出去。
据李薰山事后曾向同志和友人谦称：“我想大家会选我的文章，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事实上反而我觉得李登辉写的稿子比我好，他算得上是我们这个组织里边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位。”
在筹划“二二八”周年活动时，除了沿街张贴大字报的构想，李登辉还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成员认为李登辉提出的想法多半是“书生之见”，不符合民众的需求，若照着做的话，非但窒碍难行，而且还得不到民众的共鸣，所以都没有采纳李登辉的建议。在会议过程中，李登辉见自己提出的意见都被同志们否决了，使得个性一向好强争胜的他积了满腹的怨尤。
不论是文章或是筹划运动的方式，决定权都是在于全体的同志，李薰山当然没有立场去作任何改变。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李登辉内心的极度不悦。
未采纳李登辉的文章和他的主意还只是导火线，究其根源和原因，主要是在于李登辉这个人自恃太高，所以他才瞧不起“新民主同志会”里头的其他同志。例如李苍降、陈炳基年纪上要比李登辉小几岁，那时的学历也都只有中学水平，而李登辉则是留学日本归来，就算不是大学文凭，但也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他觉得和李苍降、陈炳基在一块儿，等于是贬低了自己的身价；何况同志们的年纪上，李登辉只比李薰山小一岁，其他的人都算是他的小老弟。不采纳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就罢了，居然连文章都不被采用，怎能不让他引以为毕生的奇耻大辱，就连睡觉也都是难以咽下这口气。
李登辉在“新民主同志会”内曾经高傲地说过，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资本论》这些共产主义理论著作，组织内没有人比他读得通透，李登辉后来还告诉友人，早在入党以前，他就已经读遍了马克思的著作，大家既然不听从我的意见，那我就只能与他们划清界限了！
据徐懋德的说法，李登辉说明自己想脱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觉得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欢参加共产党。对于这个低级的借口，徐懋德曾经当场质疑李登辉的这番说辞。他甚至当面追问李登辉：“去年（1947年）年底你入党、写入党申请书表时，明明写着有志于加入共产党，此刻又说你不适合党的活动，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李登辉则是顾左右而言他，完全不作正面答复，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据徐懋德事后向同志们表示，基于尊重其个人意愿，徐懋德也不想勉强李登辉。但李登辉既然已经参加过党组织活动，对党的内部机密也获知了不少，在国民党军警侦骑密布，查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此刻，徐懋德只得取得了李登辉的口头承诺，对共产党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均绝对保守机密，日后并不得相互攻击，以维持同志情分。
徐懋德说不动李登辉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们平日里也都难以忍受李登辉处处瞧人不起的高傲气焰。徐懋德虽然多次排解，也都没能取得成效。李登辉此番出走，虽说是组织的损失，但少了李登辉这种麻烦人物，大家也都觉得顿时如释重负，清净了不少。
当年的老同志分析李登辉脱党的心态，认为他是个“颇具英雄主义的人”，认为他留在共产党内部，觉得自己无法尽情发挥，心情抑郁，才会兴起不如归去的念头。这个对于李登辉个性的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另外，根据陈炳基事后推测，当时“新民主同志会”与“学生工作会”关系密切，负责人均由他独揽。陈炳基因感无法兼顾而辞卸“学工会”委员一职，推荐李登辉接任，不料却被上级否决，改派李登辉的旧识杨廷椅接任。李登辉失去了这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可能也是其退党主因之一。
从1947年秋天入党，到1948年二三月间和徐懋德谈判脱党，李登辉的共产党党龄仅不及一年光景。据一位李登辉的老同志透露，脱党后的李登辉和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组织的公开场合里再也不曾见过李登辉。
李登辉退党后，在“新民主同志会”内部引起了极度的震撼，因为徐懋德和李登辉之间在最后一次晤谈时，发生了一些尖锐的言语冲突。所以，徐懋德在结束与李登辉的晤谈后，立刻作出了两个明快的决定。
徐懋德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立刻着手找人替补李登辉空下的位子。据“新民主同志会”的老人回忆，李登辉离开“新民主同志会”后，有天指导员徐懋德带了一位新同志到会里，和所有党员会面。这人名叫蔡瑞钦，台南人，时任职台湾省教育会。徐懋德向大家作完介绍后，大家便知道此人是来递补李登辉的。
徐懋德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在1948年6月初，也就是李登辉退出“新民主同志会”后不久，徐懋德立即向内部同志宣布，“新民主同志会”从今天起改名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并将组织作了一番重整，目的就是要增强组织的隐秘性。这个“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共分为宣传、组织、教育三个小组，小组的领导分别是李薰山、林如堉及陈炳基三个；徐懋德仍为上级指导员。
采取这两项行动，证明徐懋德对李登辉的“君子协定”并不放心，他担心李登辉是个“动摇分子”，一旦李登辉真是个“动摇分子”，那么他迟早都会出卖组织，向情报机关密告，所以徐懋德才及时作出了这些安排，以防不测。
2、李登辉为何能受到蒋经国钦点“接班”？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此的一个李登辉，怎么会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并当上了接班人？其实，李登辉就是靠着“反台独”才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蒋经国身边16年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
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的生活起居比较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就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的有关部分按原文照录：“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登辉的另一表现。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登辉主席向第7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登辉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一经过，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12届2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
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请看当时二人的精彩对话：
李登辉：“我猜想（蒋经国选择我当接班人）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只会想想日本的学问啦，农业问题啦，政治上的事，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的缘故吧。”
司马辽太郎：“李先生是一介学者，但却深谙政治的个中三味。不愧是政治家，同时又懂政治策略，连一些黑洞洞的部分都能洞烛。”
李登辉：“这是因为我从小就相当机警。总在思索着如何收敛自己。对啦，日本不是有一句话吗？‘吃闲饭的，第三碗要静悄悄地递出碗来’。”
1984年2月，专职选举正副领导人的国民大会，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这是蒋经国迈向第七届领导人的连任之路。毫无疑问，蒋经国必可顺利当选连任，但副手是谁，在投票前五分钟，还没人知道，蒋经国将从口袋里挑出哪位人选？
翁元是唯一侍奉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位父子的贴身侍卫。当时他随同蒋经国上中山楼，照料蒋经国，翁元见证了这段历史。
翁元表示，蒋经国从国民大会主持会议结束，立刻进休息室，躺在病床上休息，开会前五分钟，蒋经国请谢东闵（当时蒋经国的副手）进来，蒋经国说了两句之后，谢东闵立刻离去，随后，蒋经国请随从传唤李登辉，此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副手竟然是李登辉。
蒋经国选台籍人士担任副手，主要的考量是平衡省籍差异，在蒋经国担任台湾第六任领导人时，曾任台籍人士谢东闵做为副手。不过，当时的这种副手不但没有实权，更没有声音。蒋经国曾对他的核心干部说，台籍干部最大的缺点是，喜爱结党营私，台籍的李登辉对此都牢记在心。
从1978年李登辉在蒋经国大力拔擢下当上台北市长，在短短的六年时间，李登辉的政治之路通畅无阻，李登辉当了一任台湾省主席后，就顺利被提名为副领导人。李登辉的低调作风，得到蒋经国充分的信任。
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19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的其它大佬认为李登辉的资历太浅，所以蒋经国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置上又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都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使得李登辉的处境更是不利，民间甚至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是靠蒋经国之死混上了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19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对李登辉的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大代表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也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是直取了李登辉的命门，而且非主流派的背后更有当时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的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以便得以保全颜面。李登辉在非主流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就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事后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辉派国安局长宋心濂窃听他们的电话，李登辉当然拒不承认），此时他麾下的头号打手宋楚瑜则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宋楚瑜提前一天就对新闻界放话，说所谓党内民主不过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阴谋”，在第二天的临时中央委员全会上更是上纲上线，称不记名选举就是“夺权阴谋”，而且“有证据显示，党内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酝酿。”主流派阵营的提前造势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吓，最终令中央委员会在举手表决中以99比70否决掉了不记名投票案，使李登辉得以涉险过关。民间甚至传言李登辉还动用了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黑材料”私下威胁中央委员。当然，李登辉对此同样拒不承认。
1990年，又到了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这时候，很多国大代表就提议林洋港来参选“总统”、蒋纬国参选“副总统”，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林洋港和蒋纬国，这两人都是国民党内的大佬，前者担任过国民党副主席，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后者就更不用说了，蒋介石的小儿子，与“国母”宋美龄的关系最好，有了这两人来参选正副“总统”，对于志在连任的李登辉而言，那无疑是压在自己面前的两座大山。
对此，李登辉倒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想好了应对之策。首先他先是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了回来，让蒋孝武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就这么一记重拳，直接就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所以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子就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以“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照样是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都属于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19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就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
在19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19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19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在林洋港和蒋纬国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其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19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了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这个“野百合学生运动”在当时搞得极为火爆，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而且这次学生运动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怕的是这些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踹了黑脚，可尽管如此，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可谓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他便释放了很多台湾的政治犯，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19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19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19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3、李登辉为何会与大陆政权“反目成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前共产党员、意识形态上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李登辉继任总统，1月27日被推举为国民党代主席，7月8日当选为党主席。
李登辉在台湾全面执掌党政权力后，在两岸关系上，摈弃了蒋经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打破两岸关系长达40年的坚冰，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可以说，1989年至1994年，是两岸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
1989年4月，李登辉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政策。
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
1991年2月23日，台湾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3月9日，率先成立“海基会”，推动两岸谈判。
1991年华东水灾以后，台湾海基会和红十字会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援助运动，援助款物折合人民币2.5亿多元。
1991年11月4日，台湾海基会派秘书长陈长文访问北京，促成大陆成立“海峡会”。
1992年3月23日，两会协商正式开始，此后在北京、厦门、香港、台北举行多轮两岸协商；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
1993年4月27日，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5月6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台湾金融考察团。
1993年8月31日，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名义，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白皮书，表达对国家统一的强硬立场，为“一个中国”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签。重申“一国两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国际组织中行使国家主权，代表整个中国。
1994年7月，台湾方面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名义，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予以回应，重申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主张，指出“制度之争是中国分裂分治的本质”，“两岸分裂分治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强调“只有和平地统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中国人才有幸福”，同时呼吁中共加速推动经济改革、从事全盘政治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使大陆同胞早日脱离贫穷匮乏，过着具有人性尊严的生活。
1990年至1994年这五年，面对国际的封锁和制裁，大陆一直都希望能够改善两岸关系，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台湾资金、技术、产业，发展经济；老牌“社会主义者”李登辉，则挥舞“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旗帜，坚持“民主统一”。双方各有所求、各有所忌，所以倒也相安无事，海基会和海协会多次协商，还达成了不少的协议和共识。两岸秘密谈判也发展到由台湾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诚与大陆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曾庆红直接沟通的层次。
期间，虽偶有磨擦，但双方均能克制，倒也甜甜蜜蜜。1994年3月，李登辉以“个人度假”方式访问东南亚三国，大陆也没有特别的反对，相反，顺手推舟，还提出欢迎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
双方反目成仇于1995年。那么199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大陆翻脸，在对李登辉口诛笔伐的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打导弹威胁，从而将台湾推得远远的？
标准的说法是李登辉1995年6月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鼓吹“台独”，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首先，李登辉1994年3月，就曾以“个人身份”访问东南亚三国，大陆没有特别反对，还公开表示欢迎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所以，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绝不是大陆与李登辉翻脸的原因。但是李登辉在访问中鼓吹“台独”，进行分裂活动，这则是大陆乃至全国人民都无法容忍的。1995年8月24日，美国副国务卿塔诺夫访问北京，表达了美国对李登辉访美的立场。中国接受美方对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的立场和解释，但同时也指出：首先，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1995年8月24、25、26连续三天，大陆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文章。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三篇文章，分别批判了李登辉鼓吹“分裂祖国”的言论，共有三点：一、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二、用不少篇幅谈了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三、这次，他避开过去声称的“主权是个危险的单词”一类话，把“主权在民”落实到岛内，并且还要“帮助海峡这边实现政治民主化”，使“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发表后，很多国内外的媒体和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发言，批判李登辉“分裂祖国”，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从当时李登辉的这篇演讲中，他共四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摘录如下：
1、此次来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返校盛会，不仅是登辉个人的殊荣，更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2100万同胞共同的荣幸。2、在一般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暴力和动乱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可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3、虽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并非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却已经迅速建构起一个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国际网络。最近我们更推动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以促使我们的经济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及国际化。4、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世界各国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对我，不要忽视我们所代表的意义、价值与功能。有人说我们不可能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本人确信，这个世界终将了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友善且具实力的发展伙伴。
可以这样讲，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并不是原因，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也仅仅是导火线，而真正的原因则是从1995年元月开始，李登辉以一系列的演讲，论述了李登辉始终如一的思想，那就是要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这才是真正的李登辉思想和李登辉路线。
李登辉是在1995年1月14日第一次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构思，他说：“几百年来，台湾曾经先后遭受东西洋帝国的殖民统治，也曾经遭受祖国大陆的无情遗弃。在台湾的中国人，始终被历史的命运所摆布，始终没有机会和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长期以来潜藏着一股深沉的悲情意识。光复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汇聚着来自大陆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众多菁英人才，历经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的融合，已经逐渐蕴育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特点，更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汇贯通的枢纽。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臻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
4月13日，李登辉接受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濂松专访，辜濂松问道：“您提到台湾汇集大陆及海洋文化之交流，希望发展成‘新中原文化’，显然要以中华文化新正统自居；最近江八点特别提到中国文化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对方似乎也以中国文化正统自称。我们知道您一直强调文化针对一个国家发展之重要，因此，请问您‘新中原文化’将来会有那些独特的发展呢？”
李登辉答道：“台湾光复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汇聚着来自大陆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众多菁英人才，历经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的融合，已经逐渐孕育出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特点，更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会激荡最佳场所。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臻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我们希望中共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透过两岸和平的交流与互惠，增进双方人民的了解与友爱，让台湾地区的新生文化，对中国大陆正面临的文明更新困境，注入新的激素与活力，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新内涵。”
实际上，这一切真的如同李登辉说的这般美好吗？那什么又是“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呢？
在李登辉看来，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己远远脱离、落后于现化西方文明。近百年来，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始终未能建立自由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儒家文化主张天下为公，提倡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在本质上有其相互贯通之处，台湾地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汇的枢纽，接受西方现代化文明影响甚早，终于能够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顺利完成创造性转化，从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实现主权在民，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台湾文化具有现代的先进性，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在大陆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专制主义仍坚守“旧中原”文化，推行大中华霸权主义之时，所以保护台湾的自主自立，维护台湾主体政权的存在，本土优先，就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做大台湾，这才是台湾的安全和中华文化复兴的保障。
如何使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呢？李登辉认为关键在于削弱中央集权体制，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若干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大区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台湾作为其中的一个区域，一个经济文化领先的地区，能够起楷模作用，引领中华的复兴。
由此便可得知，李登辉所谓的建立“新中原”，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分裂成七个享有自主权的区域，他不但想要使台湾独立，还幻想着将祖国分裂开来。只可惜，阴谋就是阴谋，即便是伪装的如何美其名曰，也仍旧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
面对着怀揣豺狼野心的李登辉，大陆人民自然是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而李登辉这个名字，也将永远的被钉在“台独”的耻辱柱上。
4、李登辉为何要将台湾推向“民主自由”？
蒋经国在台湾主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对“台独”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只要主张“台独”，都将一律问罪，并依法严处。因此，“台独”势力虽然一直得到日、美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但却只能流亡海外，在岛内没有生存和活动的余地。许多“台独”分子曾多次闯关，以图回到岛内开展活动，但都未能成功，有时即便潜回了岛内，被发现后不是判刑就是驱逐出境。那时候“台独”的总部在美国，在岛内的“台独”活动则处于地下状态。
1988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主政以后，表面上仍然坚持反“台独”的立场。他在“继位”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就表示：“目前的‘台独’，依法来说，是非法的，将绝对以法来处理。”他还说：“如果要以‘台独’的问题做一个口号的话，依法必须要处理。这是台湾现在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而实际上，李登辉却在加快“政治革新”的过程中，强调要以“开放其名，控制其实”，树立起“自由民主”的形象，对“台独”逐步实行“争取重于打击”和“沟通协商”等明显宽容的政策。
在这个进程中，李登辉还曾明确表示：“台独结社权为宪政运作的一环，言论主张部份受宪法言论自由保障。”于是，台湾当局便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将“台独”言论有罪，改为视其有无具体行动来定罪，从而为“台独”谬论在岛内的广泛散布提供了舆论空间；甚至还以“政治民主化”为借口，将“台独”分子定位于“异议人士”，为海外上了“黑名单”的老牌“台独”分子和被流亡在外的“台独”头目返台，放宽了入境的限制，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气氛，借着所谓的“结社自由”，还允许在台湾岛内成立“台独”组织和允许海外的“台独”组织回台活动，甚至迁回岛内等等，从此，“台独分子”可以自由出入台湾，并在岛内结社集会；海外的“台独”组织也可以自由迁回台湾。这就为“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李登辉上台不到半年，就批准了“台独”分子把持的“世界台湾同乡会”回台举行第十五届年会。这是海外“台独”势力转移岛内的开始，也是岛内外“台独”势力合流的源头。这次会议通过了“六项政治决议”，提出要“建立新国会、新政府、新国家。”海外的“政治受难者联谊会”，更是提出要在岛内巡回开展“台湾新国家和平改造运动”，对此，李登辉也都逐项照准。
李登辉对“台独”分子如此宽容，使得许多的“台独”分子都倍感意外。从此，岛内外分裂势力相互配合，掀起了一场“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的风潮，一大批原先被国民党通缉而流亡海外的老牌“台独”骨干分子，大肆闯关回台。而李登辉则步步退让，虽曾以“预备叛乱罪”先后拘捕了一些“闯关回台”的和在岛内“策动暴力示威”、开展“街头运动”的老牌“台独”分子，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修改了相关法规，大幅度地放宽了“台独”分子回台的入境和组织开展活动的限制。
1989年台湾三项公职人员选举期间，“台独”分子公然以“台独”主张为诉求，海外受通缉的知名“台独”分子还返台为民进党助选，李登辉和国民党当局对此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990年，李登辉授意召开“国事会议”，专程特赦了一大批“台独”分子出狱，包括“台独联盟”总头目张灿鍙在内的大小“台独”头目，尽数“无罪释放”。李登辉还曾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一大批海外“台独”组织的成员回台参加“国事会议”，并且“共商国事”，其中，特邀的还有有着“台独教父”之称的“台独”头目彭明敏。前两任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当年曾4次闯关均告失败，1989年9月27日他再次闯关时被查获，被判处10年徒刑。但仅仅过了半年，即1990年5月，他就神奇的被李登辉特赦释放，随即又作为民进党的顾问受邀参加李登辉主持召集的“国事会议”。这些昔日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关押的、通缉的阶下囚，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李登辉的“座上宾”和“贤人”以及“谋士”。岛内舆论更称这次“国事会议”为李登辉与“台独”分子的合流开了先河。
1991年6月4日，遵照李登辉的指示，台湾当局的“高检署”正式宣布撤销对彭明敏的通缉令。这位被称作“台独教父”的李登辉的同窗好友，终于结束了海外20多年的流亡生活，并且神气的“衣锦还乡”。这个彭明敏原本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因煽动“台独”被台湾当局通缉，1966年9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逃离台湾到了美国，遂成为总部设在美国的“台独联盟”的新旗手和“台独运动”的“精神领袖”。
由于李登辉的保护和支持，随着大小“台独”头目从海外返台和被特赦出狱，海外“台独”势力迅速完成了迁回台湾岛内的任务。1991年10月20日，“台独联盟台湾本部”在台北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岛内外“台独”势力实现了合流，“台独”活动也从“言论主张”转入着手实施的阶段。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海外的“台独”组织始建于50年代中期，1955年9月，被台湾当局通缉的廖文毅等串连日本的几个“台独”组织，例如“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自由独立党”等，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议会”，1956年2月又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文毅自任“总统”。这就是最早的“台独”联合组织，活动基地就在日本。后来，廖文毅等先后投靠了蒋介石，势力随之衰落，“台独”的活动中心逐渐由日本转向美国。1966年夏，留美的台籍大学生张灿鍙、蔡同荣、王能祥等人，成立了“全美台湾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总部在美国新泽西洲，下辖美国、日本、加拿大、欧洲、南美等6个本部。其成员除头面人物外，都是秘密的。该盟还有三个较有影响的外围组织，即“世界台湾同乡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人权协会”。“台独联盟”成立后，一直都以“台独”组织的“正统”自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地位已逐渐由民进党所取代。
5、李登辉为何要在台湾鼓吹“台独”言论？
李登辉为什么要鼓吹“台独”言论呢？他和“台独教父”彭明敏又是何种亲密的关系呢？
李登辉和“台独教父”彭明敏谈论他俩“友谊”的事，在李登辉上台前后的几年里，是台湾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而且“彭明敏在说到李总统时，总掩不住心情的喜悦”。从他俩的口中人们了解到：原来台湾在日据期间，彭明敏就读于日本的东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长崎的路上，不幸被盟军飞机炸断左手臂，李登辉则就读于日本的京都帝大。战后回到台湾俩人同为台湾大学的同学，由于住在一个寝室，俩人的私交很好。由于彭明敏只剩下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时特别不方便，所以常常会有共浴的同学帮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辉也经常帮助彭明敏一臂之力。两人在宿舍里，动不动就是彻夜长谈，聊个没完没了，久而久之形成莫逆之交。后来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誉国际，身份地位远远超过李登辉，但彭明敏还是对老友以礼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辉深感这份友谊的可贵。此后两人“友谊之树，常绿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李登辉在一起吃过饭。
彭明敏外逃后，虽然李登辉成了通缉彭明敏的“党和政府”负责人，但俩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台湾媒体指出的那样：“李登辉彭明敏貌离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辉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会长、彭明敏信徒杨黄美幸的丈夫杨次雄时，杨次雄就在李登辉的耳边悄悄说道：“彭先生向您问好”。刚上任不久的李登辉却毫不避讳地说：“现在不必这样神秘兮兮了，请你转告彭先生，请他好好研究，如何来对付那一边（指中国大陆）。”
1988年1月李登辉“荣登大宝”，彭明敏立即吹捧李登辉是一个“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运”，“希望他能排除万难……让台湾和平地完成体制的转变。”还不无吹嘘地说：“在台大时，我们常接触，彼此很谈得来，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总不时地称赞李登辉“学识渊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湾和平实现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还间或有书信往来，彭明敏曾就台湾问题“写过几点意见托人带给李登辉”。在1990年春台湾围绕“总统”选举展开激烈政争时，彭明敏就以“亚太民主协会”主席之身，毫无顾忌地公开支持李登辉，还恬不知耻的说他大胆在特殊的处境中为李登辉背书，是因为台湾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当总统。
除了与“台独教父”彭明敏私交甚密，李登辉还与其他“台独”分子有着深层次的往来。以下便是实例：
（1）和“台独”分子刘庆瑞“相濡以沫”。民进党人办的《民进》周刊，1989年2月刊载一篇文章说：“认识李登辉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辉具有相当清楚的台湾人意识，尤其在尚未与国民党的政治圈接触之前，李登辉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对酒时，出现极为激昂的台湾人意识。”那时候，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湾大学的学生也戏称他们的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
文章指出“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早期台大法学院有一个很普遍的传言说，当时彭明敏和他的学生所发布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其实还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里，据说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倘若发表，将是独步全球的‘台独’经典之作。”《民进》周刊认为刘庆瑞是“台独”分子的判断，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谢聪敏所证实。因为刘庆瑞是谢聪敏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谢聪敏在1992年回忆时说道：“经过和彭明敏、刘庆瑞、殷海光几位老师的讨论，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国民党不变，这样下去，台湾是一个悲剧。”于是他也投入了“台独”的行列。
（2）和“台独”分子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国创办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是“海外五大台湾人社团”，也就是五大“台独”组织之一。他和王秋山等人都是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同学兼“好朋友”。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他们返台探亲时，李登辉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出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台独”老同学叙旧、聊天，而且让他们大门进大门出，丝毫不在意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
（3）聘“台独”分子翁修恭做“家庭牧师”。李登辉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而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又奉行“入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在岛内“台独”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人权宣言》等三个东西，被认为是岛内“台独声音发皇的根基”。《人权宣言》宣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它还提出“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宣言”就是在翁修恭当“长老教会”总会代理议长期间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岛内公开倡言台独主张的前锋人物”。
就是这个“台独前锋人物”翁修恭，却在1988年底，就是说在蒋经国逝世的当年，却被李登辉聘请为“家庭牧师”。
（4）与“台独”分子黄彰辉是“教友和旧识”。黄彰辉曾经担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是该教会“本土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关系密切，所以在彭明敏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被捕之后，他也选择离开了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美国先后发起组织“海外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和“台湾人自决运动”，成为海外“台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黄彰辉于1987年7月回到台湾，获得了李登辉副“总统”的茶会邀请，见面时，当李登辉邀请黄彰辉上座时，黄彰辉一语双关地说道：“时阵（候）一到，该你坐的位子，不要迟疑，尽管就座吧！”俩人还就“变更台湾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充满智慧与爱心的对话”之后，黄彰辉对李登辉“颇有好感”，当即对李登辉期许地说道：“有你在位，我们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点8分，李登辉在“总统”的位子“就座”，黄彰辉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台湾人：“我们应该给李登辉一个机会，让他完成理想，因为李登辉知道掌握变更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辉的交友、择“师”，十几年前台湾媒体就已经指出：“这是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一个悠远而深沉的表态，表示他从未忘记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朋友。”这话点中了要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李登辉“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6、李登辉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2010年，顶着87岁的高龄，李登辉又颤巍巍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不仅频频为蔡英文、苏贞昌、陈菊等民进党人士站台，还爆出了种种“雷人”语录，比如称钓鱼岛是“人家的地方，让我们捕鱼已经很好了”、“台湾人该到靖国神社鞠躬”之类的脑残话语，更是引起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翻开李登辉的履历，我们就不难发现，李登辉如此乐于舔日本人的屁股是有由来的，因为李登辉的父亲当年就曾经在日本人的警察局里供职，李登辉本人也是在日式教育下长大的，其父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
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李登辉就是日本人，但是对于他的身世考究，台湾民众向来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毕竟作为曾经的领导人，民众对这种轶闻还是很感兴趣的。更何况李登辉的成长背景，正是台湾被日本统治的年代，据一些认识李登辉的人讲，他们曾看过李登辉跟日本人交谈，几乎都是用日文，可见他对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甚至还有人怀疑，李登辉平时是不是都用日文进行思维，所以才会有如此严重的媚日情结。
两岸关系改善之初，全球最担心的国家大概就是日本了。他们很害怕台湾和大陆走得太近，到时候联手起来，那他们可就两面受敌，更失去了操作的杠杆。李登辉显然很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因此在他的任内就开始与大陆虚与委蛇，企图让台湾与大陆分开独立。
根据文献记载，钧鱼岛本来就属于中国，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只是因为美国在1972年6月17日将琉球群岛及钓鱼岛列岛一起交与日本管理，日本就宣称拥有钓鱼岛主权。保护钓鱼岛运动从那时开始一直至今，可以说未曾停过。放眼今日台湾，李登辉恐怕是唯一主张钓鱼台属于日本国土者。不得不说，李登辉不管台湾渔民的利益，但对日本人真是贴心到了极点。
对此，台湾就有专门的文章对李登辉进行批判，文章中指出日本人在殖民台湾的时候，不知道杀了多少台湾人，也不晓得让多少台湾青年在二次大战中为他们牺牲。这些害死台湾人的日本军人，灵位都放在靖国神社里，日本人要去参拜，台湾人自然没有意见。但台湾人都相信，没有一位台湾人去日本时会到靖国神社去参拜。当然，除了李登辉之外，他不仅自己去，也认为台湾人到日本靖国神社也应该去鞠躬一下。
日本是殖民台湾的恶魔，是杀害台湾人民的凶手，如果台湾人还到靖国神社去鞠躬，那就代表台湾彻底是日本的臣民了。文章中还说，我们不晓得，除了日本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主张外，还会有哪一个人会有这种想法，更别说是台湾民众了。难怪，岛内红蓝阵营都不支持李登辉的态度，但让人感到好奇的是，民进党为什么还会请“日本人”李登辉去为他们助选呢？
与2004年的李登辉相比，他如今的脑残言论其实算不得什么，因为在2004年，李登辉还替日本拍了一张身穿日本剑道武士服的宣传画。
作为一个叫喊着要分裂中国的台湾政客，李登辉现在早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主政台湾11年，李登辉终于由隐性“台独”走向与“台独”公开合流，公然宣称海峡两岸是“国与国的关系”，令中国在半个世纪之后面临一场内战危机。
除了想方设法要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言行，令所有中国人难以接受外，李登辉浑身上下流露出的日本情结，也令人侧目。他对日本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感，不但令中国人愤怒，就连日本人也都倍感惊奇。
当李登辉主政台湾之后，便有人查考李氏族谱，最后认定他是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李登辉本人则于1923年1月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
当时，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毕业于警察官练习所，在日本殖民者手下充当刑警10余年，李登辉至今为此感到骄傲，说他老爹是当时的“精英人物”。其兄李登钦曾在日军中服役，二战期间在菲律宾战场战死，其灵位至今仍摆在日本靖国神社。
李登辉小时并不聪明，连连换了三所学校。成绩与环境使李登辉常常独立于群体之外，导致了他后来外表沉默、内向的一面。小学毕业后，李登辉连续考了三年都没有考上一所好学校，最后不得插班进入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也属贵族学校。在校期间，他大多独来独往，唯一参加的团体活动是剑道训练，并学会了忍、准、狠的要诀。这一日本式处世之道，李登辉在后来的岛内暗潮汹涌的政治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1942年，李登辉进入台北高等学校，当时，班上只有四位中国学生，这与其父当日本刑警是分不开的。次年，李登辉还未毕业，便到日本东京都帝国大学求学，就读农业经济。日本的文科大学生必须从军，李登辉也因此当过一名日本陆军的炮兵中尉。日本战败投降后，李登辉回到台湾。由于李登辉长期接受日式教育，不仅有“李登次郎”、“岩里政男”这类日本名字，而且在他日后的说话及文字中常常出现近似日本语法的名词，如“一代建国”、“一个牺牲、两个灵魂、三个能力”等等，并且日语比中国话流利得多。
也许，李登辉的这些经历与做派，并不算太特殊，因为有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文化自然会影响台湾人。就是今天中国大陆那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在与人交谈时，也动不动就冒出几个英文词以显学问与身份。
但是，李登辉并不仅仅是有亲日情结，他对日本的亲近，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感。
李登辉将日本视为“祖父之国”。上台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将台日实质关系全面扩展、深化和升级，处心极虑地同日本政界要人拉关系。每当和日本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神经就立刻兴奋起来，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状态，他总是极力向他们表白，他会说日本话，从年轻时就偏爱日本，时时处处都与日本国民“抱有共感”，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像他那样的“忠诚的朋友”，以至日本人认为，李登辉不仅22岁以前是日本人，就是现在说他是日本人，也没有人会不相信。同时，李登辉对待中国的态度，也跟日本人没有一点不同。
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始终耿耿于怀，至今也没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认为统一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日本右翼势力公开鼓吹肢解、分裂中国。如中岛岭雄曾狂妄地提出把中国分成十二块；司马辽太郎更是恬不知耻的说，国家有适当的尺寸大小，……只靠北京一个政府，要控制比全欧洲还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宫崎正弘也津津乐道于中国的大分裂，称中国90年代后将分裂成16个小国，演变为一个联邦。而中西辉政则公开叫嚣，自秦始皇以降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国气数已尽，其中华帝国必将灭亡。
1995年5月19日，李登辉就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了分裂祖国的“七块论”，该书由日本PHP研究所的江口克彦代为捉刀。7月9日，李登辉又抛出了分裂祖国的“两国论”，“两国论”与《台湾的主张》中的“七块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根源也来自日本。日本东京《时报》便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自日本。”
这之前，李登辉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大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中国”、“中华”、“中国人”这些词更是含混不清；他还说“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台湾根本就是“无主之国”；台湾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毫无用处。两岸统一更是一个“奇怪的梦”。李登辉大肆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血腥统治的“武功”，殖民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还恬不知耻的说“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日本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日本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启蒙者，也不为过。”
李登辉还以“言论自由”为名，默许“台独”分子极力鼓吹《马关条约》合法化，放肆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当台湾人民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李登辉却说“抗日战争纪念从台湾本土角度看，较有争议”，甚至“不宜直接表态”；他还与日本军国主义遥相呼应，将“台湾光复50年”改成“台湾终战50年”；只字不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血腥统治，仅1898—1902年就杀害台湾人民1.19万人之多的罪恶事实。
李登辉这些种种不同寻常的表现，总是能够引起人们对他身世的猜测与怀疑。
早在几年前，台湾就有人对李登辉的身世进行质疑。最早公开指名道姓说出李登辉具有日本血统的传媒是台湾的《商业周刊》。1994年10月，在该刊的第361期中，有一篇文章就直指：“李登辉的爸爸是日本人？”该篇报道的主要依据是李登辉家祠堂里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有九名日本警官和一名中式着装的人，而这名中式装扮者就是李登辉的父亲。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台湾引发议论。有关李登辉身世的传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李登辉是一个日本警察所生，生下来之后再托付给李金龙抚养；另一种则是李登辉是其母与日本人的私生子。美国著名的“台独”问题研究专家阿修伯就说过：“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也许，当我们听李登辉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时，就会感觉到他并不仅仅是说自己曾经“日本化”、“皇民化”，而是含有某种更玄妙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