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其主政台湾期间较重视本土人才，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积极推行“本土化政策”。在其执政晚年逐步开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1987年11月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私人档案
姓名：蒋经国
籍贯：奉化溪口
民族：汉族
出生地：奉化溪口
生卒年月：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
绰号：“蒋太子”
妻妾情况：一个妻子
信奉格言：虎父无犬子
人物特点：比较关心基层民众的生活，其每年超过200次亲自下乡走访，以了解地方实际需要。同时也很注重偏远乡村建设，落实水电及基础医疗卫生建设，减少城乡差距，使台湾的乡村建设程度较进步。由于其作风亲民，深受台湾民众的好评。
家世
祖父：蒋肇聪，人送外号“埠头黄鳝”
父亲：蒋介石
母亲：毛福梅，后不幸被日军炸弹炸死
妻子：芬娜，苏联的矿厂女工
儿子：蒋孝文，中俄混血，纨绔子弟的代表
蒋孝武，中俄混血，“江南血案”的缔造者
蒋孝勇，中俄混血，后移居美国
女儿：蒋孝章，中俄混血，后远嫁美国
人物评价
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其主政台湾期间较重视本土人才，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积极推行“本土化政策”。在其执政晚年逐步开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1987年11月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蒋经国一生大事记
1910年，蒋经国生于奉化溪口。
1925年（14岁），10月19日，蒋经国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1931年（21岁），蒋经国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1933年（23岁），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
1935年（25岁），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了百年之好。
1937年（27岁），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起程返回了祖国。
1938年（28岁），1月，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
1938年（28岁），5月，熊式辉又以江西省政府的名义发表公告，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长。
1939年（29岁），3月，熊式辉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6月又加任保安司令。
1940年（30岁），蒋经国正式公布“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提出了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人民的义务与权利、新赣南精神建设五大目标，新赣南人四大要件、理想政治、现代国民、新的人生观、新赣南家训、官民合作公约等九项具体措施。
1940年（30岁），7月，他就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
1940年（30岁），8月，他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
1943年（33岁），12月，蒋经国出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
1944年（34岁），11月，在蒋介石的亲自安排下，蒋经国出任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委员。
1945年（35岁），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9年（39岁），蒋介石公布和任命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952年（42岁），国民党“七全”大会召开，蒋经国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1952年（42岁），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亲任主任。
1956年（46岁），台湾当局创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由严家淦担任主任，蒋经国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
1957年（47岁），蒋介石一纸文书直接就把蒋经国给扶了正，开始让蒋经国全面掌管“辅导会”的工作。
1964年（54岁），蒋经国就职“国防部副部长”。
1964年（54岁）1月13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部长”。
1969年（59岁），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1972年（62岁），5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致通过由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1978年（68岁），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
1988年（78岁），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
1、 蒋经国当年为何大肆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
蒋经国是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生育的蒋家嫡传之子，也是蒋介石娶妻四房惟一的亲生骨肉。
蒋经国生于1910年3月18日。
他的降世颇具戏剧性，传言很多。由于蒋介石与毛福梅婚后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蒋介石长期离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时日为数寥寥，所以蒋经国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绎得颇为神秘。
事实上，夫妻感情已经失和的蒋介石和毛福梅最后能够得子蒋经国，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蒋母王采玉。
原来，蒋母王采玉和毛福梅长年以来都是相依为命，一对婆媳都虔诚礼佛。有一次算命先生偶然间对蒋母王采玉曾说过，“蒋氏贵子必得元配所出”，蒋母王采玉便把这句话记在心中，也十分相信算命先生所言。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了上海，蒋母王采玉便带着毛福梅前往探望。可是开了眼界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嫌弃了“黄脸婆”，死活都不肯再与毛福梅同住。蒋母王采玉无奈之下只得软硬兼施，最后以“不同房就跳黄埔江”来威胁，要求蒋介石与毛福梅同住。一直都以孝子自称的蒋介石一看老太太动了怒，只得留下毛福梅在上海同自己一同居住。不久后，毛福梅便怀了身孕，而蒋介石则返回了日本。
第二年春天，已返回家乡的毛福梅在丰镐房生下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就是蒋经国。这时候，蒋介石仍在日本学习。直到第二年夏天，蒋经国1周岁多了，蒋介石这才请假回了国，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的出世，使蒋家的香火得以承继，这让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异常，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从此，她们就在蒋经国的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宠护，而蒋经国从小也就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
1916年，5岁的蒋经国开始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在溪口本镇的武山学校学习。第二年，又跟随老师顾清廉学习。这顾清廉曾经教过蒋介石，现在又教蒋经国，所以也被人誉为“二世治教”。在顾清廉之后，蒋经国又开始跟随老师王欧声学习。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直接把蒋经国接到了上海读书，先进了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毕业后，蒋经国又考入浦东中学继续接受教育。这时候，蒋介石的政治活动重心已移至广州。于是，他便委托蒋经国的老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监护蒋经国读书。
虽然蒋介石不能长期陪在蒋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却从不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可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蒋介石通通都要问个遍。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蒋经国。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他的思想境界也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并且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也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走出了课堂，参加到上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这一示威游行不要紧，学校当局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直接把蒋经国开除了。蒋经国气愤难平，便离开了上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蒋经国来到了“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这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北京所办的子弟学校。不久后，他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了两周。获释后，他便于同年8月去了广州。
不久，国共两党合作进入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进步学生都以能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然也不甘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蒋经国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父亲支持他赴苏留学。
这时候的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也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对于蒋介石而言，让自己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蒋经国到广州后，恰好黄埔军校要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中。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来到苏联后，蒋经国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哲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课程。学校还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的洋昵称名叫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很特殊，再加上蒋经国学习也很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所以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刚刚2个月，蒋经国就引起了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结果，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被吸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此后，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备受众人的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此讯息后，顿时群情激昂，一致通过了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并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曾经慷慨陈词的说道：“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蒋经国的这份公开声明就刊登在了苏联各大报刊上。
虽然儿子骂亲爹有悖孝道，但蒋经国的这一举动却并不是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地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最主要的是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所以当蒋经国的这份“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他一时间就成为了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苏联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却给予了优待，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迁怒于他，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的表现，保送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红军军政学校深造。
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但是遭到拒绝。于是，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可是又再次遭到了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把他派到了列宁大学工作，在这里，他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当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被分配到狄拿马电气厂当了一名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其后又因在一次会议上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发生了争执，直接被下放到了农村改造。
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蒋经国又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1年，蒋经国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第二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等候派遣。直到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他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了百年之好。婚后不久，生下长子爱伦。第二年，生下长女爱理。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要求他发表一封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献给母亲的信》的文章，于1936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
4月29日，《纽约时报》也刊登了其摘要。
在这封信中，蒋经国说道：“我对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蒋介石前后三次叛变革命，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引起极大的轰动。这其中最为难堪者，自然就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了。
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没有被理睬。同时，受当时苏联国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又被解除了副厂长的职务，就连候补党员资格也都被取消了。这样一来，蒋经国的归国之路更是遥遥无期了。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全面停止了内战，并形成了国共第二次的合作，随之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在苏联整整滞留了12年。在此期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惟一的亲骨肉的消息，然而却没有半点的音讯，就连蒋经国是生是死也都是个未知。
1936年，蒋廷黻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辞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到蒋经国并设法把蒋经国接回国。
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共叙黄埔之谊，蒋介石也询问了蒋经国的下落。周恩来告诉蒋介石，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见蒋介石寻子心切，周恩来便答应全力帮助他父子团聚。
不久后，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出于中国建立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也就同意了蒋经国返回国的事情，并再次接见了蒋经国，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起程返回了祖国。
回国以后，他的父亲蒋介石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和“洗脑筋”，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
上海沦陷以后，蒋经国先在南昌做些一般的工作，1938年，被任命为赣县县长。1939年以后，他曾经历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护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但一直未取得什么成绩。
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8年8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改革币制方案（金圆券）。8月22日，蒋经国“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到上海“打老虎”，但因为与孔宋集团有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初，形势极为险峻。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涣散；经济上百业凋弊、入不敷出；军事上残兵败将、防备废弛。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废弃了由自己亲订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告复“总统”职，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在台湾建立了独裁统治。
这时候，蒋经国也开始在台湾国民党权坛正式亮相，他第一个职位是“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称为“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二级上将。
这就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抓枪杆子的精心安排。
蒋经国心里很清楚，自己刚刚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而采取了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长期经营的策略。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兵，蒋经国上任后不久就开始筹划建立政工干校。
1952年，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北部的复兴岗正式开学。他亲自任命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为他培养门生、输送干部。
蒋经国就任军职之时，正值台湾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朝不保夕的危难关头。从大陆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可谓是人心涣散，武备废弛。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蒋经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开始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的整肃，不但在全军重建政工系统，而且还用“三民主义”来训练国民党官兵。除此之外，蒋经国还经常出现在“海防”第一线和各基层单位，和士兵们同吃同住。
当一江山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以及国民党被迫放弃大陈岛时，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才撤离，赢得了国民党官兵的折服。几年工夫，蒋经国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奠定了自己的根基。
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任职外，蒋介石“复职总统”后还赋予了蒋经国另外两项更重要的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成立以唐纵为召集人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950年蒋介石又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出面总负责，但凡是一切党政特务机构，都统归其管辖调动。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开始全面介入到决策层。1950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正式公布并开始实施。这场“改造运动”的领导机构叫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运动”中摒弃了许多国民党的元老级大员，随即吸收了所谓的“新生代”充任。在这16名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新人则属年方40岁、党龄仅12年的蒋经国。与此同时，原来人数宏杂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也被撤销，改以25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召开，蒋经国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蒋经国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至此，蒋经国在国民党的权力中枢享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蒋经国一向是以“青年领袖”自诩，大陆时代就曾经长期经营三青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为了配合父亲蒋介石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再次打起了青年的主意。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亲任主任。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上开始全面出击，玩着命的往自己手里面抓权。仅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他就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层面站稳了脚跟，并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新一代政治强人。
1956年，台湾当局创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由严家淦担任主任，蒋经国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蒋介石一纸文书直接就把蒋经国给扶了正，开始让蒋经国全面掌管“辅导会”的工作。直到1964年，蒋经国就职“国防部副部长”，“辅导会”的主任才由赵聚钰暂代。
到了1963年，重病缠身的陈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批准了陈诚的请辞，可继任的人选却让他伤透了脑筋。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行政院长”这四个字看似简单，但这个职位在台湾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国家领导人的级别，职权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总理。面对着这么一个肥缺，蒋介石自然是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在当时这个大便宜还真就不敢让蒋经国捞着。原因很简单，蒋经国还太嫩，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不够服众。不过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总能把政治玩弄在自己的鼓掌之中。自己儿子目前干不了这差事没关系，找个人来过渡一下也就行了，这过渡的人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肯听话就行，不但现在要听自己的话，将来还要听自己儿子的话。几番筛选过后，一顶“行政院长”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严家淦的头上，而严家淦也就成了蒋氏家族权利传递中的悲催人物。
严家淦在当时的台湾政坛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一下跃到了国民党的前几号人物，自然是惹来了一阵阵的非议。可严家淦却丝毫不去理会，因为蒋介石已经告诉过他，放心大胆的干吧，出了事我替你兜着。
平步青云的严家淦既不傻也不蠢，他很清楚蒋介石提拔自己的良苦用心，也明白自己就是个过渡性的角色，这一切都是为了“太子”蒋经国接班所做的陪衬而已。因此，他很识相，而且十分的识相，因为他上台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名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么一来既能遂了蒋介石的心愿，又拍了蒋经国的马屁。
这时候台湾的“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这俞大维此时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头了，并患有颈部淋巴腺肿癌，为了治病俞大维每年都要去美国住上几个月的医院。虽然身体有病，但俞大为脑子可没病，这老江湖自然知道自己亲家蒋经国心里面的小算盘，所以蒋经国刚刚到“国防部”任职，俞大维就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直接奔了美国养病去了，并把国防部部长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蒋经国。第二年，俞大维又做了顺水人情，他直接向“行政院院长”严家淦转呈蒋介石请辞了自己担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强烈推荐这一职务的人选由“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面对这份推荐的情意，蒋介石自然是笑纳了。所以在1964年的1月13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部长”。
坐上“国防部长”的宝座后，蒋经国算是彻底掌握了台湾的军权。1966年，严家淦又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谁都知道这位屁股底下绑着火箭助推器的严院长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背后又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所以这次竞选也就是走了个过场，严家淦也毫不费力的就当上了“副总统”。可以这么说，此时蒋太子的“接班”之路已经全部被铺平了。至于“登基就位”，那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蒋经国任职“国防部部长”这4年半的时间里，蒋经国无论大事小情都会亲自过问，并严格掌握所有的军事会议、军事布防、调动、校阅、演习以及军事将领的升迁调配。此外他还经常深入各军事基地、营区以至军事前沿阵地巡视，不敢有半点疏忽懈怠。因为蒋太子很懂得“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道理，只有牢牢的抓住军权，才有足够的资本去攫取党政要权。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不用多说，这“行政院副院长”的位置非蒋经国莫属了。大家都知道，蒋太子要接班要掌权，就必定要进“行政院”，而且还得当大干部，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担当“拦路虎”的角色。毕竟在台湾当时能够玩政治的人都是老油条，遇到了这种事，聪明一些的就忙着去拍蒋氏父子的马屁，傻一些的也无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脆当起了哑巴。
在一片拥护声中蒋经国终于进入了“行政院”并当起了“二把手”，要说当时“行政院”的“一把手”严家淦同志的觉悟还是比较高的，还没等蒋介石授意，他干脆就把“行政院”的权利恭恭敬敬的递到了蒋太子的手里。这件事在当时还引发了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行政院”所决定的大小事宜，“一把手”都得先向“二把手”请示报批，只要蒋太子点头说“YES”，严家淦就绝不敢摇头说“NO”。到了1972年3月，严家淦连任了“副总统”。面对着蒋介石的厚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把马屁拍到极致，所以很快他就请辞了“行政院长”的职位，并热情洋溢的推举蒋经国为继任人选。同年5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一致通过由蒋太子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事实上已经标志着统揽全局的“蒋太子时代”正式开始了。在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介石就因病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副总统”严家淦一瞧老蒋快不行了，便把所有的马屁功夫都用到了小蒋的身上。无论是台湾的大事小情，他都把决定的权利交到了蒋太子的手里。
1975年4月5日，先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施独裁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大独裁者蒋介石在台北因病亡故，彻底结束了其彪悍的一生。
办完蒋总统的丧事后，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4月28日召开了会议并修改党章。但总体来说，这次会议主要就是两个决定，一是把蒋经国推到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宝座上，二就是把“总裁”这个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给了蒋介石。
“总统”逝世了，“副总统”严家淦自然就成了法定继承人。在严家淦担任的3年“总统”任期中，他向世人诠释了“傀儡”的重要意义。值得肯定和表扬的是，严家淦所担任的“傀儡角色”极为称职，因为在这期间台湾的所有重大决策，严家淦都听从蒋经国的命令办事。而握有实权的蒋太子也从来不抢严家淦的风头，毕竟蒋太子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低调。
1978年，第六任“总统”选举前夕，严家淦心里清楚自己的过渡使命已经完成了，也到时间该给蒋太子让位了。所以他就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了“总统”职务，并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要说这台湾“总统”的诱惑力可是不小，跃跃欲试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此时的蒋经国手握台湾党权、军权、政权于一身，在这种形势下，谁再敢跟蒋太子争“总统”的职位，那无疑是螳臂当车。争是肯定争不过了，还不如识相地把蒋太子推向“总统”的宝座，日后还能跟着新任的“蒋总统”混些仕途。就这样，在1978年的5月20日，在“选而不竞”的情形下，蒋经国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也就是“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至此，蒋经国全部承继了父业，蒋家王朝在台湾也得以延续了下去。
蒋经国正式担任“总统”的时候，台湾国民党政权正面临着内外交困、政治形势异常“恶劣”的危难境遇，因为“中华民国”这块字号已经被联合国踢出了N多年了。
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蒋经国很清楚如今这个时代的发展已经容不下赤裸裸的专制和独裁统治了。也就是说，他老爹蒋介石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已经彻底的玩不转了。所以他决定改变，为了让这个改变顺应潮流，他提出了“民主”与“法治”的口号。
宣誓就职“总统”当日，蒋经国就召见了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并传达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就是他不希望今后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的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再三强调现如今是一个民主时代，例如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也不用再往他身上添加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务实派，不稀罕这些虚名。
第二点意见就是他不希望今后再有人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中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就是自己的亲爹蒋介石。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而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民。简单地说，他更愿意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密切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点意见就是他不希望今后再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觉得这个词很神圣，只有国家民族可以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可以万岁，只有国民党可以万岁。至于个人，压根就不配。
由此看来，蒋经国的这三点指示远没有亲爹蒋介石在世时的魄力，也与“蒋介石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但必须承认的是，小蒋比老蒋更懂得变通。所谓笼络人心这一点，他绝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用人方面，蒋经国则继续他在主掌“行政院”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台人治台”、“植根本土”的政策，大打“台湾牌”。他不仅起用台湾省籍的谢东闵为其“总统”的搭档，邱创焕为“行政院副院长”，而且还大力选拔台湾省籍“青年才俊”，充实省、市、县乡各级行政机构，为台籍人士参政议政开放门径，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冲击、压力。
在对待两岸关系及祖国统一问题上，蒋经国坚定不移的实行了当年亲爹蒋介石所制定的对“大陆政策”。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蒋经国理都不理，干脆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要求，他更是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态度来回应。
1984年，6年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再度来临。虽说是竞选，但所有人都知道，只要蒋经国还健在，那“总统”的宝座上就坐不上其他人的屁股。至于其他的候选人也都清楚自己就是陪太子读书的命，所谓参选，也不过就是走走过场罢了。所以这次票选的结果就是蒋经国以全票通过，被“国民大会”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
但是蒋经国钦定的“副总统”的人选却有些出人意料，这个人选就是李登辉，也就是后来要叫嚣“台独”的坏分子。因为在当时的台籍政要中，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三个人都是“副总统”的有力竞争者，无论从资历、威望还是就能力、经验而论，这三人都比李登辉强出很多倍。但是蒋经国有蒋经国的打算，所以他还是选中了李登辉做“副总统”，即“法统”上的“继承人”。
在当时，台湾百姓都说“黑马”李登辉的运气真是出了奇的好，简直就是走了狗屎运，直接从小人物蹦到了“副总统”的宝座上。可稍微懂点政治的都明白，这李登辉不过也就是个过渡的傀儡，蒋经国这套把戏不过是当年亲爹蒋介石玩剩下的招儿。虽说是剩下的招儿，但事实证明，这却是有效的。想到初蒋介石要不是提拔了严家淦，蒋太子后来也坐不上“总统”的位子。现如今蒋经国提拔了李登辉，其最终目的也无非是想把自己的儿子再推到“台湾统治者”的位置上。
虽然蒋太子毫无新意的效仿了亲爹蒋介石的招式，但不得不承认这小蒋选人的眼光并不比老蒋差多少。无论是老蒋时代选的严家淦，还是小蒋时代选的的李登辉，这二人基本都属一类人。首先这二人都是技术性官僚，都有着共同的长处，那就是身家清白，在党政中没有班底，野心也不大，即使身居高职也很难撼动蒋家控制的政权。再就是这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而且是非常的听话，尤其是听蒋家人的话。就算蒋家人放了个屁，他俩都会点头称赞这个屁是香的。
栽培了李登辉后，蒋经国又委任俞国华担任了“行政院长”，如此重权就交给了俞国华。敢问这俞国华是何人？答曰：自己人。翻开俞国华同志的简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从1936年就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连蒋介石每天打几个饱嗝去几趟厕所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可谓是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人，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后先后混上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还得了个“蒋家账房”的美称。
事实证明，老蒋的死党某种意义上也会成为小蒋的死党，俞国华同志就是蒋介石留给蒋太子的宝贵遗产。所以小蒋比老蒋还要大方，当初老蒋只给了俞国华财权，现在小蒋给了俞国华政权。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台湾的党政军权能在蒋家子弟中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在“副总统”和“行政院长”这两个位置上安排好自己人后，蒋经国又调整了政权结构。在这次重组班底的过程中，例如平日里一些不听话的、爱闹事的、给蒋家拍马屁不积极的、威胁蒋家政权的家伙们，不是接到了下岗通知，就是被调整了工作岗位。总之就是一句话，不听话，就彻底的修理你。
被蒋经国通知下岗或调岗的人自然不爽，免不了要在心里骂娘。可是蒋经国也有他的苦衷，1978年，蒋经国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快70岁了，而且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好，还长期被糖尿病折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的身体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要抓紧时间，给自己儿子日后“登基”铺平道路。
在蒋家第三代的人选中，蒋经国最看重的就是蒋孝武。为了能让儿子顺利接班，他启用了大量国民党的第三代来充任权力中枢要职，并为蒋孝武组建了政治班底。
老子的用意是好的，只可惜儿子不争气。1985年，突然发生了“江南命案”。一时间内内蒋孝武就激起了民愤，这件倒霉事可以说是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迫于当时的形势和舆论的压力，蒋经国只得废了蒋孝武“太子”的身份。
这时候的蒋经国很清楚，蒋家在台湾的基业已经彻底后继无人了。但蒋经国并没有破罐子破摔，在1986年至1987年他下令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及开放大陆探亲。可以说这三大举措是国民党在台湾40年统治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是向民主和统一方面迈出的实质性步伐。不但在台湾岛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而且还获得了极大的赞誉。
有人称誉说，这是蒋经国“向历史作出的交待”，而蒋经国的历史也将由此而重新改写。只可惜，蒋经国还没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互动，便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1987年11月，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与世长辞。
而蒋经国的逝世，也标志着他和他父亲所书写的蒋家王朝的历史到此画上了句号。
2、蒋经国为何要在台湾亲自督导“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了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虽然不变的仍然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们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介石“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
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蒋经国决定开始“十大建设”的计划，可当这个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正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就力排了众议，后来通过找到沙特借款，才算是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属于举债建设。但后来也证明蒋经国当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十大建设”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甚至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才得以实现。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那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觉得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这七项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的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了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在“十大建设”的时候，强大的号召力再一次发挥了蒋经国善于鼓动的天分，据当时的工程师回忆，每个人都像被洗脑一样，大家都拼命工作，一个月休两天，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加班费。蒋经国也经常冒着烈日飞沙、寒风骤雨，数次到工地督导。学者李敖曾经做过统计，担任行政院长、戮力经济建设的蒋经国，在1978年到1981年，总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了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曾经先后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的时候，他还挨家挨户的进行慰问。台湾舆论称：“经国先生的苦心和参与，是十项建设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可以说，蒋经国亲民爱民的形象，透过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使得他的声誉如日中天。
当初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的计划还遭到了父亲蒋介石的大力反对，后来幕僚们搬出了孙中山的遗志，才说服了蒋介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正如蒋经国自己所宣称的：“10项建设的进行，在经济不景气期间，产生了无比的积极作用，不但刺激了各种相关事业的生产，也吸收了大量的‘国民’就业，大大冲淡了经济呆滞的严重性。”其后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成长为举世公认的“亚洲四小龙之首”。
这个投资巨大的“十大建设”指的是台湾在70年代为助长经济发展而开发的10个大型建设工程，它们包括：中正国际机场，位于桃园县大园乡，1979年2月26日启用；台湾铁路管理局北回线；铁路电气化；台中港；宜兰县苏澳港；核能发电厂；中山高速公路，连接基隆以及高雄小港区；中国造船公司；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学工业。
1974年9月，蒋经国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又加上核能发电，共计10项建设。开展这10项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配合台湾岛改造计划，也为了建立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自给水平，减轻对外依赖程度。70年代是台湾经济结构的转型时期，可以说，十大建设就担起了脱胎换骨的重任。
当十大建设开始筹划推动时，困难重重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要有三个难题：人力问题、技术问题、财力问题。对于这些难题，蒋经国总是争取全力解决。1974年2月，蒋经国在“立法院”作报告时，提出做到经费、人事、奖励、意见四大公开，以推动“十大建设”。
据台湾报纸记载：台中港第一期工程从开工到完工，蒋经国冒着烈日飞沙、寒风骤雨，先后巡视12次，并参加传递石头的行动。
中钢建厂，有3年零4个月之久，其间，蒋经国巡视工地15次。1977年7月25日，台风在台南登陆，中钢高炉濒临断电断水、铁水将凝、炉体将毁的险境。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一日数电，询问情况，直到渡过了危机。
3、蒋经国为何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党外势力的重组和增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多事之秋：知识青年掀起“保卫钓鱼岛运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台日断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国民党政权再次出现了危机，台湾社会正酝酿着一场较大的社会变革。
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以有官方改革派背景的《大学》杂志为阵地，倡导政治革新，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相应地，一些党外势力也开始活跃了起来并得到了发展，他们纷纷质疑国民党以“戒严法”为借口，实行长期的专制，强烈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些人汇集在民主的旗帜下，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党外人士，有的后来参与了“民进党”的组建，有的后来又脱离了“民进党”。
蒋经国面对台湾内外的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像邀请日后大搞“台独”的李登辉担任“政务委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但是台湾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戒严体制下的一党专政。
1978年，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后，党外运动继续有所发展，最著名的事件就要数“美丽岛事件”了。《美丽岛》是当时台湾颇具影响力的杂志社，它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用以制衡国民党。这些党外势力发动民众于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强行拦阻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些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民主、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其中“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恬不知耻的进行着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倡议，呼吁国民党当局告别戒严体制，结束对立，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比如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1984年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使台湾当局实施三十多年的戒严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专制独裁了二十一年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这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经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社会大众要求民主的潮流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台湾的党外势力借助许多社会、政治事件，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特别是江南命案与涉及众多高官贪腐的“十信事件”的接连发生，重挫了国民党的政权形象，使国民党不得不面临再次求变的选择。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由于当时还没开放党禁，因此即使当时“民进党”并未主张“台独”，但从程序上来说仍然不合法。这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社会各界一时非常关注，不知道当局是要镇压还是顺应改革的形势
直到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解除报禁、党禁，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国民党一党独尊和一党执政时期终结。对此，沈昌焕担心地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可蒋经国却淡淡的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这句话成为了当时争相传颂的至理名言，即便如今，仍旧被很多人所推崇。
4、蒋经国为何被誉为“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
70年代初，台湾遭遇到三次国际风暴的袭击：一次是1971年因美元贬值而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次是1972年国际谷物因前苏联农业歉收，在美国大量采购引发的谷物价格大波动；再一次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
三次国际风暴使正处在发展中的台湾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一方面是物价开始飞涨。1972年底至1974年2月，台湾岛内的消费价格竟然上升了66％，其整个70年代都处在物价的剧烈变动之中。另一方面是外贸出现逆差，由于石油危机和世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台湾6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对外贸易顺差转变成了贸易逆差，到1974年贸易逆差已经高达1327亿美元。再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增加。1974年经济增长率由1972年的13.31％降至到1.12％。伴随经济不景气，大批企业倒闭或裁减人员，使失业率逐年上升。
由于国际经济风暴的冲击，还引发了台湾经济本身存在的诸种问题，例如基本建设与工业发展不能配合，造成发展瓶颈；台湾资源有限，岛内市场狭小，使经济发展受制、依附于国际市场；发展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同技术劳力欠缺形成新瓶颈；农业出现滑坡等等。面对因国际经济风暴所造成的严重经济衰退，蒋经国不断召集财经人士多次研讨对策。蒋经国还指定由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主计长”与“行政院秘书长”专门成立了5人财经小组，对稳定物价进行协商，草拟稳定经济方案。在蒋经国看来，经济建设发展与稳定应同时并重，唯有稳定，才能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唯有发展，才能促成全面的稳定繁荣；如仅求稳定而忽视发展，则经济成长必受阻碍，只顾发展而忽略稳定性，则发展本身必不安定，容易导致不良的后果。在蒋经国领导下，台湾当局采取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策略，并制订各种调整方案，以稳定来求得经济的发展。
当时蒋经国新出台的对策是：
其一，抑制通货膨胀。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人心，蒋经国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稳定民生必需品如食米、面粉、肉类、蔬菜、食油等价格；同时指示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调查，如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应即从严惩处。1973年3月6日，蒋经国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提出了控制物价的9项办法：(1)确保财政收支平衡；(2)控制通货发行；(3)调整进口货品，同时照顾出口；(4)力求供需平衡；(5)降低民生必需品进口关税；(6)当局对进口民生必需品予以补贴；(7)改革运销，减少中间环节；(8)消除物价上涨人为因素；(9)改进国际贸易结构，建立世界性销售网。
同年6月28日，蒋经国又颁布了稳定物价的11项措施，在9项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提高利率、调整汇率、延缓基建、实行物价管理等。通过实施上述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物价上涨趋势也未减弱。
1974年1月，经过紧急磋商，台湾当局颁布了《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在方案实施前，蒋经国就此案发表谈话称：“经国以负责的态度，沉重的心情，也怀着无限的希望”向民众宣布这一方案。
该案的具体内容共分为三点。第一，经济方面目标。要在稳定物价，并在安定中求发展，而在此国际经济动荡多变之时，欲求安定，并以应付能源短缺及国际性通货膨胀之冲击，充裕物资，调节市场需求，并节约消费为首要。其具体措施为：(1)提高油价，限制石油供应；(2)节约用电，调整电费；(3)调整交通运输费；(4)稳定物价。
第二，财政金融目标。要从积极方面充裕财政以支援发展，消极方面防止通货膨胀以协助稳定。其具体措施为：(1)提高酒价，提高地价，涨价归公，以增加税收；（2）发行建设公债，以支援建设重大工程；（3）提高储蓄存款利率4％，以吸收存款，减少货币供给量增加。
第三，限建措施。蒋经国宣称此案在制订时，已经过“广泛的讨论，深入的研究”，既考虑到了“政府”的利益，也照顾到了大众生活的利益，同时也注意到军公教人员的福利。推展此方案的目标，就是稳定物价，在安定中保持经济的持续成长，并在成长中调和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
《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实施的结果，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由于该案采取对各种价格一次性涨足办法，消除了消费者预期涨价的心理，也消除了中间商人囤积居奇的情况，使物价一反节节上升的趋势，而出现先涨、续稳、后下跌的现象。物价虽然得到控制，但经济停滞状况并未得到改善，1974年经济增长率降到1.12％。其后，蒋经国又主持讨论并颁布了《14项财经措施》和《改善投资环境实施要点》等案，以刺激经济发展。
其二，大力推展第一期6年经建计划。在推展6年经建计划之前，台湾曾推行过6期4年计划。1953年，蒋介石、陈诚为发展台湾经济，制定了第一期4年经建计划，其目标在扩大工农业生产能力，对内要求稳定经济，对外要求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当这一计划目标得以初步实现之后，台湾当局又于1957年实施第二期4年计划，其目的在于开发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工矿事业的发展，扩大出口，平衡国际收支。当蒋介石和陈诚将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后，为配合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又开始实施第三、四、五期4年计划。第三期4年计划目标是改善投资环境，开拓国际市场，调整经济结构。第四期4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现代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促进高技术工业发展。第五期4年计划主要目标在于增加投资，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改造经济结构；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改善国际投资环境，增加外贸收入。
上述诸项计划的实施，使台湾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外向型经济；纺织业、电子电器工业发展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蒋经国主持制定了1973—1976年第六期4年经建计划，其目标是促进重工业发展。可是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台湾对外型经济存在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所以这才被迫停止了第六期的4年经建计划。经过审慎研究，蒋经国主持制定的第一期6年经建计划(1976—1981)开始出台。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农业机械化；(2)建筑海边堤防；(3)林业精密化；(4)交通现代化；(5)扩充大众福利；(6)推动“国民”住宅建设；(7)制造现代武器；(8)加强社会建设；(9)开发广大山区；(10)大量扩充对外贸易；(11)提高“国民”个人的收入；(12)开发海域及地下能源。
蒋经国推展6年经建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现代化，积极开发经济资源，厚植发展潜力，加强经济应变能力。在计划期间将完成102项重要建设，并推动其他新的建设；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促进经济与社会建设之平衡发展，在稳定中力求经济之成长；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素质，建立均富安和之社会，增进全民之福祉。
蒋经国还认为该计划包括3项特质：(1)它是今后6年台湾建设的总体计划；(2)它是促使台湾经济升段的计划；(3)它是改善民生造福全民的均富计划。
蒋经国还曾预言：今后6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实际增加7.5％。其中农业成长率6年平均为2.5％，制造业成长率平均每年可达9.5％，电力平均每年增加8.3％，运输通信营运量平均每年增加8.9％，外贸总值包括商品及劳务在内，至1981年，预计进口成长率为10.6％，出口每年平均成长率12.2％，按固定币值计算约可达到233亿美元，并将略有出超。“国民”所得到了1981年，人均年均收入将由700美元增至1300余美元。
可是该如何推展6年经济计划呢？蒋经国又提出了4项工作重点：其一，在工业方面，着重于发展重化工业和精密工业，并将积极进行海陆能源与各种资源的探勘开发；其二，在农业方面，以加速农村建设，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增加农民所得，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与提高粮食增产为主要目标；其三，在交通建设方面，计划在高速公路、北回铁路、铁路电气化、桃园机场和台中港与苏澳港等工程完成之后，赓续兴建各种配合工程及其他运输通讯设施；其四，在社会建设方面，将在省市各地辟建卫星市镇，兴建22万余户的“国民”住宅，普遍加强农村、山地、滨海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国民”营养，改造“国民”旅游育乐设施，促进“国民”就业，使“国民”生活在实质上获得大幅改善。
蒋经国还称：新的6年经建计划是台湾经济脱胎换骨的经建计划，要求各级组织抱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创造美好的未来。
由于该项计划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台湾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制定的，所订指标均不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头3年的经建计划有较快的发展，有几项指标大大超过原计划指标。这样，原计划就失去了对经济的指导意义，故当局对后3年计划进行修订和调整，但修订的计划实际只执行了一年就停止了。总之，第一期6年经建计划是一个不成功的计划。直到蒋经国病逝3年后，台湾当局才推出了第二期6年经建计划。此项计划的目标是：重建经济社会秩序，谋求全面平衡发展，以解决社会脱序和经济失衡问题。而该项计划，也是台湾当局在90年代的一项重点工程。
5、蒋经国为何没能把台湾的统治权交给蒋三代？
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妻一生一共育有4个孩子，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幼子蒋孝勇。其中蒋孝文、蒋孝章出生在苏联，蒋孝武、蒋孝勇出生于中国大陆。这四个孩子同属“孝”字辈，分别被蒋介石以“文”、“章”、“武”、“勇”命名。
蒋经国和蒋方良于1935年在苏联缔结了百年之好，当年就生了儿子爱伦，第二年又生了女儿爱理。兄妹二人长着混血儿特有的漂亮脸庞，从小就惹人喜爱。1937年，蒋经国携妻带子辞别了苏联，返回了阔别了12年之久的祖国和家乡。对于蒋经国一家4口的归来，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就给孙子爱伦改名为孝文，给孙女爱理改名为孝章。
蒋孝文、蒋孝章随父母返回中国后，先是在奉化生活了一段时间，1940年迁往了赣南。1941年、1942年蒋孝文、蒋孝章先后入赣州城东镇中心小学读书。1944年，他们再度随从父母移居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又举家迁往了上海。蒋孝文、蒋孝章先后在重庆、杭州、上海、奉化等地的学校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小学和部分初中的学业。
蒋孝文自小就很聪明、反应能力也很快，但却是十分的淘气顽皮。因此，蒋经国对他的管束也非常严厉。蒋孝文在赣州开始入校读书的时候，每天放学之后，蒋经国都要检查他的书包，清点他上学时核对过的书本笔墨。
有一次，蒋经国发现蒋孝文的书包里多了1枝铅笔，便追问了起来。蒋孝文人小鬼大，开始还想蒙混过关，可后来一看老爹竖起了大巴掌，也就乖乖的招了。至于这枝多出来的铅笔，自然是从同学那里强取豪夺来的。第二天一大早，蒋经国就带着蒋孝文去学校当着老师的面，让蒋孝文把铅笔还给了那位同学，并给那位同学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学校新来的一位老师不知道蒋孝文的家庭背景，就问了问他父亲的职业。蒋孝文倒也不客气，牛气哄哄的就说道：“父亲是赣州的父母官，祖父是中国的皇帝。”虽说是童言无忌，但蒋孝文的这句话还是捅了马蜂窝。后来蒋经国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恼怒，把蒋孝文狠狠地骂了一通，还外加了一顿大巴掌。
由于蒋孝文长相仪表堂堂，聪悟过人，所以蒋家人对他都寄予了厚望，不但关怀备至，而且宠爱有加。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家人的一番苦心，却将蒋孝文给造就成了纨绔子弟！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孝文随父亲蒋经国逃往了台湾，并进入台北成功中学读书。在校期间，蒋孝文同学的表现就是一个字——混，强项就是吃喝玩乐，整天都是一副“公子哥”的做派。蒋经国心里最清楚自己这儿子到底有几斤几两，考大学是没指望了，所以等蒋孝文刚毕业，蒋经国就把蒋孝文送到了风山陆军军官学校去习武，想让蒋孝文好好锻炼一番。
可事实证明，烂泥根本就扶不上墙。蒋孝文对纪律严明的军营生活极为排斥，仗着老爹的地位，蒋孝文依旧胡作非为，到处惹事生非，就连军营中的高级长官他也都不放在眼里，惹恼了他二话都不说，直接就用拳头跟人招呼。学校领导一看这还了得，可又不敢处置蒋孝文，只得好言相劝，最终把蒋孝文给劝退了学。
蒋经国被不争气的蒋孝文活脱脱的气了个半死，可气归气，这说到底也都是自己的种儿，也不能说就此撒手不管不顾。甭管怎样也得让这小子学些东西，将来也好有个归宿。就这样，蒋经国直接把蒋孝文送到了美国，进入加州柏克莱商业学校学习企业管理。
蒋孝文一人来到了美国，顿时就像是脱了缰的野马，玩得昏天黑地。1964年，他就因驾车违章而闹到了奥克兰地方法庭，结果美国人倒也没给老蒋面子，就连废话都没有多说，直接就把蒋孝文给逮了起来。整整三天，蒋孝文都在美国的监狱中渡过。
虽然蒋介石一直都和美国政府拉关系套近乎，但美国的媒体却不吃蒋介石的这一套。蒋孝文前脚刚蹲进了监狱，美国媒体后脚就大肆刊登揭载了蒋孝文的恶行，就连美国移民局都把他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经过如此一闹，蒋孝文在美国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得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返回了台湾。
蒋孝文虽说名声不好，但好歹也是蒋介石的亲孙子，所以返回台湾后，混上个领导干部还是不成问题的。他先是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后来又兼任了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的职位。在此期间，蒋孝文娶了媳妇，并且生了一个女儿。按理说，这成家的人应该踏实一些，可蒋孝文偏不，因为他天生就不是那安分的人。这小子不但不收敛自己的顽劣，反而是变本加厉，每天都是花天酒地，东边找个情人，西边摸个姘头，玩的不亦乐乎。
由于家族遗传的缘故，再加上自己酒色无度，蒋孝文从年轻的时候就患有糖尿病，医生再三叮嘱他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而且严禁饮酒、熬夜。只可惜，蒋孝文把医生的叮嘱当成了耳旁风，依旧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玩。
在这个世界上，跟医生对着干的病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蒋孝文自然也不例外。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酒局中又是喝得酩酊大醉，引起糖尿病遽发，血糖也急剧升高。很快，蒋孝文就开始昏迷不醒。结果，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入了瘫痪状态。
后来在逐渐的康复过程中，他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至于在意识方面，偶尔也能记得一些人和事，但思绪错乱得十分厉害，情绪也都无法控制。
蒋孝文病发后，一直都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进行治疗。直到1976年，“荣民总医院”的主治医生证实他的血糖完全在控制之中，蒋孝文才出院返回了家中，但每星期都必须由医生固定检视一次。
出院以后，蒋孝文表面上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但是说起话来却是颠三倒四，就连一句很简单的话他也都能反复的问上八次。所以台湾曾一度盛传他已经是个植物人了，而且还是个智障的植物人。
更加悲催的是，蒋孝文晚年又染上了喉癌，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接受两次钴60的放射治疗，用以控制癌细胞的蔓延。1980年4月14日，饱受恶疾之苦将近20年的蒋孝文终于因喉癌细胞扩散而救治无效在台北去世，终年仅仅54岁。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是蒋经国与蒋方良的第三个孩子。与出生在苏联的亲哥哥蒋孝文相比，蒋孝武算是个乖孩子。因为他够听话，而且能读书。
中学毕业后蒋孝武在凤山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短期的军事教育，然后就到台湾大学读了政治系。1969又跑到了德国留学，毕业于慕尼黑政治学院。返回台湾后，在1974年又攻读了“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法学硕士学位。
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蒋孝武比谁都明白，这都是扯蛋的闲话，至于颜如玉和黄金屋倒还是有的，只可惜并不在书本中，而是在蒋家的政权里。想要获得这些，那就只有紧紧跟随老爹蒋经国的脚步。
要说这蒋孝武的运气也是实在够好，因为不争气的蒋孝文此时已经身染了恶疾，成了半个废人。在这种情况下，蒋家上下都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蒋孝武的身上，并把发展的空间都留给了蒋孝武。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蒋孝武既没有得到参政的权利，也没有捞到混进军部的资格，而是被蒋经国直接扔进了文化圈。蒋孝武一开始也有些懵，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老爹的良苦用心。因为此时的蒋孝武实在太稚嫩了，在政界和军界中根本就混不开，倒不如先树立一个形象，也好为以后的接班掌权打下牢固的根基。可是这形象怎么才能树立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干文化事业！
蒋孝武自此就在台湾的文化圈内扎了根，当然，扎根不是目的，升官才是目的。所以蒋孝武同志在老爹蒋经国的提携下，短短的十年间就如同脚踏着七彩祥云，一步步的成为了台湾传播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具体升迁如下：1969年出任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1976年出任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任。197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1980年出任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
上述可见，在仕途中能够拥有一位当权的爹，将会是一件何等幸运的事情呀！
这时候的蒋孝武正可谓是风光无限，每天身边都会跟随着一大群趋炎附势的跟屁虫。这些跟屁虫里有男也有女，有官员也有艺人，统称为“文化圈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围绕在有官有权的蒋孝武身旁时刻准备着溜须拍马。可还没等拍上多久的马屁，他们就给蒋孝武惹了个大麻烦。
因为，蒋孝武同志被传绯闻了！
跟歌星传绯闻了！跟舞星传绯闻了！跟影星传绯闻了！就连蒋孝武同志的女秘书，也都跟着传绯闻了！
按说，文化圈的头头儿传点绯闻倒也没什么。只可惜，这事被蒋经国知道了，所以蒋孝武也就悲剧了。
蒋经国很气愤，心想老子费尽苦心给你小子树形象，你可倒好，竖起来的全都是负面新闻。蒋孝武也是一脸的委屈，毕竟把这猫被扔到了鱼盆里就没有不吃腥的道理。要怪干脆就怪这文化圈的水太深，一不留神就能把人给呛死。
老子很生气，儿子很悲剧，这件事情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一剥到底。除了保留了蒋孝武“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公司”的职务，剩下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职务通通都被蒋经国拿掉了。例如董事长、总经理、总顾问这些风光的名称，算是彻底的跟蒋孝武说拜拜了。
对此，蒋孝武来不及抱怨，因为老爹蒋经国很快就又给蒋孝武派了份活，读书，而且是闭门读书。这事傻子都能看出来，其实读书是假，反省才是真。老爹这样做的目的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你小子给老子安分点。
挨了蒋经国的当头一棒，蒋孝武的文化事业算是干到了头。但蒋孝武也没闲着，一心一意的玩起了情报系统，由他控制的“中央广播电台”就是一个专门以情报为主的职能部门。例如一些针对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广播，都是蒋孝武这小子一手安排的。
蒋孝武干出了成绩，蒋经国自然有奖励。就这样，在老爹的安排下，蒋孝武参政了。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新闻党部”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安会议”执行秘书等职务。
涉入政界后，蒋孝武变得更加深沉。换句话说，他追求的乃是一种神秘感。因为这哥们平时总喜欢套一件黑色风衣，而且外出的时候总会戴着一副遮挡半张脸的特大号墨镜，行踪就如同幽灵一般，搞得台湾当时的黑社会都吓得直哆嗦，生怕这位蒋家的“小祖宗”来抢自己的饭碗。
但是没过多久，蒋孝武的好日子就混到头了。
因为在1984年的某一天，震惊中外的“江南血案”发生了。
事情的起因是源自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名叫刘益良，是台湾当局在政工干校培养了几十年的优秀将才。退休后刘益良开始在美国定居，并迷上了写作，还起了个笔名叫做“江南”。原本这玩够了枪械的刘益良玩起了笔墨，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这位大哥比较生猛，人家直接写了本《蒋经国传》就准备赚版税了。要说美国的出版界也足够配合，二话不说就把这本《蒋经国传》给出版上市了。据说卖得那叫一个火，成为了当时风行一时的畅销书。
有人给写传记，一般人都觉得这可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好事。可是蒋经国和蒋孝武这对爷俩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一张张脸都拉得比驴长，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都恨不得把这刘益良给突然人间蒸发了。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这刘益良一准是爆蒋经国爷俩的隐私了。可事实比这还要严重，因为刘益良比人们想象的更狠，他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披露了蒋氏父子的劣迹。由于刘益良在台湾当局混了几十年，所以这本书中写的东西较有可信度。一时间内，看过此书的人们都把鄙夷和唾弃的目光丢给了蒋氏父子。
蒋经国是老江湖，尽管很难堪但还是忍了下来。但蒋孝武却咽不下这口气，毕竟这刘益良在台湾吃了蒋家几十年的饭，转过身来就往蒋家的头上泼脏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更何况这蒋家一向都是欺负别人的主儿，现如今被人给欺负了，自然不能善罢甘休。
对于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刘益良，蒋孝武只有一个反应，那就是杀。但是这种事不能亲自动手，所以他就把这个任务下派给了台湾情报局。主子发命令了下属谁敢不尊从，结果就是可怜且倒霉的刘益良在自己美国的一个地下车库里收到了蒋孝武不远万里派人送来的三颗枪子。这三颗枪子打得是又准又狠，颗颗毙命。任凭刘益良就是大罗神仙，也都救不活自己的命了。
刘益良在美国被暗杀后不久，美国的警察同志就把案子给破了。随即美国的新闻界就向全世界曝光了“江南血案”，并把矛头指向了台湾情报局。这一事件很快就在台湾内外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使得蒋经国苦心经营的“民主”与“法治”的形象彻底毁了个精光。
事后，蒋孝武迫于压力发表了一份声明，压根就不承认这“江南血案”与自己有关。可这种解释终究是徒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情报局就是蒋孝武的私人领域，他要不发话，谁敢去干这种高难度的跨国暗杀。现如今他跳出来拍一拍屁股说这事跟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就是鬼都不会相信这种谎话。
出了这种舆论口水淹死人的大事，蒋经国也有些招架不住了。没办法，想要平息事态就只能拿自己的儿子开刀了，所以他只得免除了蒋孝武的所有职务，并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给派到了新加坡，只给了个虚职的头衔，名叫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代表”。自此以后，蒋孝武同志也彻底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由于家族的遗传，蒋孝武自进入中年以后就被发现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症和慢性胰脏炎。直到1991年的7月1日，蒋孝武因急性心脏衰竭在医院病死。
蒋孝勇生于1948年10月，是蒋经国与蒋方良的第四个孩子，这一年正巧是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崩溃的前夜。第二年，还尚在襁褓之中的蒋孝勇就随着蒋介石撤退到了台湾岛。读完小学、初中后，蒋孝勇就来到了风山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高等军事教育。当时的这一安排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因为之前的蒋孝文、蒋孝武在陆军军官学校的学业都是半途而废，这蒋家的第三代中就没有一个像样的“职业军人”。所以蒋介石只得把宝押在了蒋孝勇的身上，因为靠枪杆子打出政权的蒋介石知道，蒋家的政权想要在台湾延续下去，那蒋家的新生代就必须要抓稳军权。
只可惜，蒋孝勇也不够争气，因为这位新兵蛋子在一次野外训练中脚部受到了重伤。当时的医生就很直接的告诉了蒋介石，这小子如果继续当兵倒也可以，但是这只脚就肯定是残废了。
蒋介石心疼孙子，只得把蒋孝勇转学到了台湾大学政治系。老蒋的小算盘拨弄的啪啪响，既然军队不能混了那就学政治，毕竟除了军权之外还有政权。只要小蒋肯听话，老蒋就舍得栽培。
1973年毕业后，蒋经国也没安排蒋孝勇直接涉足政治，而是让蒋孝勇投身了经济领域。民间商业机构“鸿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就是蒋孝勇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位。小试了牛刀以后，蒋经国一看这小子还算是靠谱，就大手一挥签了一份任命书，把中兴电工机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都交给了蒋孝勇，职位仍旧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值得说明的是，这份任命绝对诠释了什么叫做“父荣子贵”。因为这两家公司很特殊，是国民党“党营”中极为重要的两家生产事业单位。倘若靠资历一步步的往上爬，蒋孝勇就是熬到了头发发白，也未必能当得上。
除了掌握有这两家“党营”企业外，蒋孝勇同时还控制了十几家公营企业。1982年，年仅32岁的蒋孝勇又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这时候的蒋孝勇正可谓是少年得志，满面春风，江湖人送外号“蒋大腕”。
蒋大腕到底牛到什么程度呢？据最保守的估计，蒋大腕当时在台湾能够影响和支配的资产在至少300亿元台币以上。300亿元台币又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说，这些钱如果换成硬币，足足可以覆盖整个台北市了。
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健康开始恶化，蒋大腕一直都守在床前照顾。在这期间，台湾大大小小的公司杂务都是由蒋大腕向蒋经国报告。所以蒋大腕再一次被送了个外号，名叫“地下总统”。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的权利大部分都落到了李登辉的手里。这个不安分的家伙连“台独”都敢搞，自然也就不把蒋孝勇放在心上。也难怪，这老蒋、小蒋都已经不在世了，这小小蒋又算是哪颗葱。所以在李登辉的多重排挤下，干不过的蒋孝勇终于选择了离开。
1989年，蒋孝勇带着全家飞往了加拿大定居，正式结束了在台湾风光无限的岁月。
1996年12月22日，48岁的蒋孝勇因患食道癌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
在传子部署已经不可能实施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如不改变初衷，国民党内的革新派就不会拥护他，这一点蒋经国看得很清楚，他深深的知道，革新派之所以崇拜他，拥护他，就是因为他比其父蒋介石开明。革新派都反对家天下统治，也看不起蒋家的子孙。假如蒋家子孙继续子继父业，那么开明派中有人会因高官厚禄而投靠他，但绝大多数人会因蒋经国的不明智之举而对他产生怀疑心理，从而进一步产生离心倾向，最后舍弃蒋家而去。而且，如果蒋经国传位于子，还会促使蒋家势力同地方反对派的矛盾有所发展。以康宁祥为首的革新保台派，寄希望于蒋经国实施开明政策，实行民主改革，所以才同国民党合作。自从高雄事件后，地方反对派发生分化，一部分转向激进，而康宁祥等人仍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温和路线。如果蒋经国坚持传位于子，更会使持温和路线的地方反对派对蒋经国的幻想破灭。
皆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蒋家王朝没落在了蒋经国时代，但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走向“自由民主”的信号。
6、蒋经国死亡之谜？
蒋经国晚年一身多病，这是台湾老百姓人人皆知的事情，台北“荣民总医院”留下的蒋经国病历甚至厚得都可以堆到一个人的腰际之高。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就经常光顾“荣民总医院”。不但做过眼科手术，而且还做过100分钟的前列腺手术，这些均是公开的秘密。
蒋经国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糖尿病日渐恶化而引起眼视网模糊，以及肾脏发炎和双腿肌肉坏死。据医学权威人士的病理论断，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可导致出现血管瘤；神经末梢病变可导致下肢肌肉坏死，最坏的要锯掉双腿维持生命，否则病毒会往上发展，攻心而死；肾脏病变可导致尿毒症，非常危险。所以“荣民总医院”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在研讨过蒋经国健康状况后，立即向蒋经国建议，希望他对饮食起居必须严加控制，以免引发其他并发症。
为了进一步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看护蒋经国，随时为他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注射胰岛素。只可惜，蒋经国体内血糖含量总是很难接近正常边缘，因为蒋经国从来都不舍得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甚至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尤其是在他外出视察时，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都会上前去吃，根本不管什么血糖不血糖。为此，他还有一句名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见他讲得如此强硬，医生也是无奈，拿他没辙。
蒋经国出任“总统”后，工作比原来更忙，用其弟弟蒋纬国的话说：“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而且蒋经国做事还必须事必躬亲。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不像他亲爹蒋介石，蒋介石始终都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而他一直都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加之他又是台湾的政治强人，党、政、军、特，凡百要务集于一身，就是想歇也没得歇。使得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不得不频繁的工作，让“荣民总医院”医师们的建议成了“空谷足音”。
1982年至1983年间，蒋经国身体明显衰退，晚期糖尿病使他的脸部开始浮肿，就连行动也都有所不便。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忠烈祠”主持祭“国殇”。在行前，他的身体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在步上祭堂主祭位置的时候，他突然就感觉到有些不适，并且站立不稳，必须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才能站立，使得这个仪式只能草草收场。
同年的4月5日，这一天正值蒋介石病逝纪念日，蒋经国原先预定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所以事前先行排练，可是蒋经国在排练时因“中正纪念堂”台阶数十级，登上时体力不支。于是临时决定改由孙运璇主持，蒋经国本人则在慈湖蒋介石陵寝处领导行礼。自此以后，他的行动愈益迟缓。1982年和1983年“双十节”，蒋经国都不在“总统府”前主持了，而是改在阳台上致辞和接受欢呼，不想让人们看到他步履艰难的形象。
1986年，蒋经国病情又有所恶化。在例行检查中，医生又发现蒋经国多了个心律不齐的毛病，所以在4月16日那天，蒋经国并未出席国民党中常会，而去“荣民总医院”安装了心律调整器。为免外界猜测，除了医生与家属外，就只有严家淦、郝柏村、黄少谷等极少数人知道。对于蒋经国日趋严重的病状，医疗小组也是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胰岛素，但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由于长期注射胰岛素，蒋经国打针的部位，已经慢慢由手臂转移到了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上已经到处是针孔，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再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因为时常还要验血，所以他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而变得日益干瘪，到最后，甚至连一滴血也都挤不出来了。
由于西医治疗无起色，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就从美国带回了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审慎研究后，决定给蒋经国用中医医治糖尿病。经服用老中医开的三副中药后，蒋经国的浮肿顿时就消失了，这积水一消失，其行动也就自然灵活了许多。后来，还有人向蒋经国献策，说腿脚不好，那就得吃鹿筋，而且极为有效。于是，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买来了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吃什么补什么。蒋孝勇按偏方要求把鹿筋煮烂，结果里面什么调料也没放，搞得蒋经国在吃这粘糊糊的鹿筋时多是眉头紧锁。也不知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病情反而更糟，后来蒋经国也不敢再吃鹿筋了，等蒋经国病逝后，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七海官邸。由于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对肠胃损伤很重，蒋经国晚年的肠胃已经到了无法再恶化的地步。有时候因为肠胃不佳肝火旺，几天都无大便，医生也只能让他服用一些去火通便的药，但这种药一吃下去，马上就出现泻肚子的副作用。有一阵子，蒋经国泻肚子泻得特别厉害，一天内需要换好几次床单，有时，连他自己都烦了，甚至会大声责问：“你们干什么，烦不烦啊，换了三四次床单。”还有一些时候，他坐在车内由于感觉迟钝，来不及到官邸就把大便泻在车上。更有一些时候他说要大便，可侍卫人员刚刚把便盆拿来，他就已经拉在了床上。尽管肠胃很不舒服，可是蒋经国仍旧执意上班，侍卫人员每次都要将几条内裤带上备用。到1987年，蒋经国病情又加重了。
1987年8月19日，蒋经国未能出席例行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此次会议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俞国华解释蒋经国未能主持会议是因为有些轻微感冒。可是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忌的就是感冒，因为身体抵抗力太弱，一旦感冒就有转为肺炎的可能，在治疗上相当棘手。所以只要略有轻微感冒的症状，就要立即休息，尽速促使感冒的症状消失。
8月26日，蒋经国出席并主持了国民党中常会，与往常不同的是他首次坐轮椅到会场。据蒋经国医疗小组（为了蒋经国的身体健康，台湾当局指定由“荣民总医院”成立了蒋经国医疗小组。小组成立后由“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召集，对外发言则委交彭芳谷副院长，“荣民总医院”院长邹济勋则担任总协调指挥工作。除了几位高层的医疗专业人士外，医疗小组的其他成员多视蒋经国健康状况而调整，这些医师各司专长，平时必须配戴电信局的传呼器，一旦有紧急情况，必须随传随到，就是偶尔出远门，也得尽量交代去处。）在蒋经国病逝后称：“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经国先生的主要痛苦来自背痛与腿痛。腿痛由来已久，近期则常处于背痛的状态。而且每天疼痛的次数增加，疼痛的时间拉长，常使他禁不住喊着：好痛呀。”
蒋经国特别在意他在民众面前的形象。当他脚痛加剧时，他先试着用手杖，但使用起来极不顺手。1987年初，医师们劝他用轮椅代步，遭蒋拒绝，理由是正式场合如果使用轮椅，不太礼貌。后来儿子蒋孝勇对蒋经国讲了坐轮椅的两点理由：“第一，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坐着轮椅处理公务的；第二，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病状迫使这位政治强人不得不用轮椅代步，但蒋经国仍是与身边的人特别作了一番解释和叮嘱，禁止这件事情外泄。只可惜，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时间内，岛内外议论纷纷，焦点都集中在了蒋经国的健康与接班人的问题上。
从岛内外关注蒋经国的问题反映出，此时的台湾仍属于“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体制，由于未能建立制度化的权力转移，造成政论家与民众不断费神讨论谁是接班人问题、党政军经特权力重组问题……其所引发的并发症，却是蒋经国健康的后遗症。
台湾当局对此议论非常重视，一方面指责内部有人泄密，严禁类似事件发生。另一方面认为既然已为外界知晓，与其任外界胡乱传闻，倒不如正式发布新闻承认。
此间，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也是频频亮起了红灯。医官程寿山在为蒋经国量血压时吓了一跳，原来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程寿山不敢耽搁，连忙报告给蒋经国医疗小组的负责人姜必宁，姜必宁一瞧大事不妙，立即决定把蒋经国送往“荣民总医院”进行急救。后来医生为蒋经国输了500CC的鲜血后，这才算是把情况给稳住。这次住院后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分的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再没有任何人知道。
同年的10月10日，蒋经国乘坐轮椅主持中枢庆祝“双十节”典礼并致辞。这是蒋经国乘坐轮椅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为了准备这次活动，蒋经国不顾病情与视力的极度衰弱，连夜背诵讲演稿。许多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都知道，蒋经国在演讲的时候是从来都不看稿子的。倒不是蒋经国的记忆力如何非凡，而是他对每一次演讲都相当重视，多半在他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到临场时稍加发挥便能赢得一片掌声。到了晚年后，他的记忆稍有减退，可他仍然坚持背诵，一次背不熟就背第二次，直到背熟为止。在这些演讲稿中，有些是秘书起草，有些则是蒋经国亲自写，到了晚年因为视力太差，基本上都是蒋经国口授，然后再由秘书整理。这次“双十节”的演讲稿就是秘书王家骅特制的，每一个字体大小都有10厘米那么大，只有这样蒋经国才勉强看得见。为防止蒋在演讲时忘记内容，蒋孝勇还特地在会场做了一些特殊布置，即在讲台上制作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是为了可以放置那份大字讲稿用的。
10月11日，蒋经国又拖着病体应郝柏村之请求视察了在湖口基地举行的火力示范“侨泰演习”。由于这次没有民进党捣乱，蒋经国心情较舒畅，连连称赞演习“100分”。后来又专门召见了郝柏村，予以表扬。后来，这次活动也被电视曝了光。
蒋经国这两次露面后的效果都不佳。因为他在中枢庆祝“双十节”典礼上的讲话极短，在“双十节”大会上也只讲了170个字，无论是参会的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均感意外。至于当天接见外宾，画面上更是显露了蒋经国的疲惫之态，很快就引起了大众的瞩目和议论。著名台湾问题评论家李达先生对蒋经国此举评论道：“蒋经国已78高龄，有着相当不轻的糖尿病宿疾及并发症，理论上，他并不需要只是为了证明什么而勉强自己公开露面，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若不公开露面，必将更加使人猜测，于是他只得勉强自己露面。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残忍的安排，虽然也是无奈的残忍。”
1988年，1月12日，与平常任何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都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这是与每周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日有关。
谁都知道，蒋经国是非常重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因为国民党奉行“以党领政”的信条，一切决策均出自于中常会。所以每逢中常会，蒋经国总是借机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每次会前他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因此，蒋经国的健康与国民党中常会例行会议有关。每逢星期三是开会日，蒋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严重时只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他主持。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1月13日清晨，“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赶到七海官邸时，这时候，蒋经国的身体还没有表现出异状。
大约12点40分，蒋经国对副官说他恶心想吐，副官说“您想吐就吐吧”。没过多久，蒋经国就开始大口的吐血，吓得医护人员连忙紧急抢救。蒋经国吐完后躺下休息了一会，等到12点55分，蒋经国又坐起呕吐，大量的鲜血也都从他的口鼻中冒了出来。吐完之后，医生继续紧急施救，然而这一次蒋经国没有再醒过来。这时候的蒋经国已经毫无意识，但医生仍在急救，因为床旁的脉搏监视器的心电图仍稳定地闪动着，每分钟70下。医生们不敢放弃，于是接上人工心肺机继续抢救。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那绝不是蒋经国的心跳，而是两年前装置在锁骨下方的心律调节器。
中午1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站在父亲床前望着挥汗急救的医师与毫无声息的父亲。然后，他缓缓地跪在了父亲的床头，磕了三个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他心里很清楚，父亲蒋经国已经离开了人世。后来，医师姜必宁还在蒋经国病逝后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做了报告：由于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逝世。”
由于“行政院新闻局”在不久前还发表蒋经国“健康如昔”的新闻，也由于蒋经国在病逝前一天还到介寿馆上了半天班，中午后又在官邸约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谈了一个多小时的“党务革新”问题。所以13日的突然病逝，使得台湾岛内的医界与民间议论纷纷，大家都对蒋经国的病情以及急救情形充满了疑虑。其中最大的疑问是：以蒋经国身体不适至大量吐血之间有6个多小时之久，在这6个小时内，报告中说血压显然比平时偏低。根据医学常识，血压突然降低，应有血崩之虞，随时有输血的需要，那么为何不送到“荣民总医院”去救治呢？
另据糖尿病专家、台大林瑞祥医师称：糖尿病与心脏病并发也不可能造成吐血的现象，再者，在姜必宁的整个医疗报告中，甚至没有说清楚蒋经国因何种疾病去世。与此同时，立法委员吴淑珍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当局召集台湾各大医院、研究机构及专家，对蒋经国死因进行分析，并评鉴“荣民总医院”医疗小组在整个医疗及急救过程中有无违失之处，及追究责任，以有所交代。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蒋经国并非死于糖尿病，对于蒋经国的真正死因，医师姜必宁也有难言之隐。据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另一位医师声称：“‘总统’过世的远因是糖尿病，近因则是胃的血管破裂；而胃管破裂是由于胃酸增加；胃酸增加，表示‘总统’一定有烦恼。”
关于蒋经国的死因，还有种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蒋经国是被活活累死的。台湾《雷声》周刊曾经发文分析说，蒋经国被累死“主要是由于他‘事必躬亲’的个性所以致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油电降价，根本就算不得是什么重大的“决策”，应该由“中油”及“台电”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作出决定呈报“经济部”核定就可以了，充其量也就是再呈请“行政院长”俞国华作最后的核定。可是俞国华深知蒋经国事必躬亲的性格，所以就不敢做主，只得请示蒋经国批示。蒋经国听取报告后，知道外界对油电降价的期盼很大，就下令指示油电降价。这一件众所瞩目的油电降价，就因为蒋经国一言而决，极其简单。因此，当时还有议论说，如果国民党其他军政大员能够认真负责，蒋经国应该还可以多活几年。
还有一些议论说，蒋经国是被民进党气死的。在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中一位要员曾经说过，蒋经国就是被民进党“害死”的。因为蒋经国早就知道民进党要在12月25日“行宪”纪念会会场举行示威抗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当时向蒋经国建议：“您就不要去了。”蒋经国却说道：“你要搞清楚，我怎么可能回避这些事情？”与此同时，“安全局”也希望把纪念大会移到阳明山中山楼或者政治作战学校召开，因为那两个地段比较容易管制，但这个提议也被蒋经国否决了，他甚至还有些恼火的说：“没有这种事，为了人家闹事，你就改地方，你说这行不行？”
《雷声》周刊对此评论称：蒋经国始终认为民众十分清楚他推动“民主宪政”的决心，如果不是他这些年来极力压制保守派气焰，这些示威抗议的人，恐怕大多数早已身陷囹圄，因而他深信这些人绝不会冲着他来，至少会在他致辞后才会有所行动。却不料，事与愿违，就在蒋经国致辞的时候，民进党11位“国大代表”便起立大声抗议，高喊“国会”全面改选的口号，全部都将箭头对准了蒋经国，致使蒋经国气急攻心，埋下了病逝的种子。
这个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蒋经国回到官邸后上床休息，忽然问起了身边人：“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啊？”身边人都不敢隐瞒，只得将会场的情形如实奉告，蒋经国听过后没有讲话。从25日到1月10日这段日子里，蒋经国的心情就一直不好，跟谁都不愿意多说话，这使得蒋孝勇非常担心。10日那天，蒋孝勇陪侍在床前，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蒋经国这才开口说道：“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后来，蒋孝勇对外说他当时极为痛心，没法讲些什么安慰父亲，只有泪水往肚子里流。
衡诸事实，这种说法与前面蒋经国死前有烦恼之事导致胃酸增加、血管破裂也有些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