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相比，严家淦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甚至很多大陆人连他的名字也都是第一次听说。他作为蒋氏父子完成权利交接的“接力棒”，常被人戏称为“过渡总统”，但他通过博取蒋氏父子信任从而登临大位执政三年，也算是为自己平淡的一生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
私人档案
姓名：严家淦
籍贯：江苏吴县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
生卒年月：1905年10月23日——1993年12月24日
绰号：“新台币之父”
妻妾情况：一个妻子
信奉格言：听蒋家的话，办蒋家的事。
人物特点：人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多年来他一直都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那就是“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家世
祖父：资料不详
父亲：资料不详
母亲：资料不详
妻子：刘期纯
儿子：严隽荣、严隽森、严隽同、严隽泰、严隽建
女儿：严隽华、严隽菊、严隽芸、严隽荃
人物评价
与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相比，严家淦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甚至很多大陆人连他的名字也都是第一次听说。他作为蒋氏父子完成权利交接的“接力棒”，常被人戏称为“过渡总统”，但他通过博取蒋氏父子信任从而登临大位执政三年，也算是为自己平淡的一生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
严家淦一生大事记
1905年，严家淦生于上海。
1926年（21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1931年（26岁），任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长。
1939年（34岁），调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长、财政厅长，因设计推行“田赋征实”制度，名噪一时。
1945年（40岁），出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案。未久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同年，严家淦到了台湾。1946年，严家淦转任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筹划建立台湾财政金融制度。该行前身为日本银行台湾办事处，
1947年（42岁），严家淦出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
1948年（43岁），一度内调筹备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台省金融。
1950年（45岁），复为陈诚擢任“经济部长”兼“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嗣任“财政部长”，初建财经班底。
1954年（49岁），严家淦出任台湾省主席，主持台湾省政3年。
1956年（51岁），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
1957年（52岁），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经济安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年回任“财政部长”。
1963年（58岁），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同意陈诚的请辞，并提名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
1963年（58岁），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
1964年（59岁），3月，严家淦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
1966年（61岁），被蒋介石擢为“副总统”，仍兼“行政院长”。
1967年（62岁），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主持台湾财经事务，策划和制定多项重大财经法案，为台湾经济建设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财经系统也成型壮大。
1969年（64岁），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严家淦兼任。
1972年（67岁），再度当选“副总统”，“行政院长”则由蒋经国接替。
1975年（70岁），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
1978年（73岁），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1978年（73岁），5月，严家淦卸任“总统”，任中常委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国民党元老身份提供建言。
1978年（73岁），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家淦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1979年（74岁），严家淦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6年（81岁），3月任“十二人革新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同年因患脑溢血住院，从政坛隐退。
1993年（88岁），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
1、严家淦为何能够获得蒋氏两父子的重用？
严家淦，字静波，原籍江苏省吴县，因为他的父亲在上海某洋行做买办，所以便把家搬到了上海，严家淦则是在上海出生，属于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由于家境尚可，老爹也有心栽培，所以他从小就进了“华童公学”（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内办的一所学校）上学，后来又进了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喝了一肚子的洋墨水。等毕业以后，恰逢老爹年纪大了，就把他带进了洋行做事。只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洋行的老板就回了国，彻底把洋行歇了业，就这样，下了岗的严家淦就在家闲住了起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徐学禹，是国民政府中的一个老资格，就是这个人，渐渐成为了严家淦的伯乐，而严家淦这匹千里马，也逐渐被徐学禹带上了官途。抗战爆发后，徐学禹就担任了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那时侯福建省有一个官僚资本机构，叫做“福建实业公司”，属于建设厅的下设机构。其总经理叫做黄英广，广东人，曾留学日本学习商业，是由时任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顾问李择一介绍来的。不过陈仪倒是瞧不上这个黄英广，觉得这个黄英广不善经营，年终缴库的利润很少，不是个适合经商的人，一怒之下就吩咐徐学禹换人，并提出一个条件：继任人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还需有新式商业经验（如对外国交易）。徐学禹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向陈仪举荐了严家淦，经过陈仪批准后，就打电报把严家淦招到了福建省。
要说这严家淦的运气也是真好，还没等到年终上缴利润的时候，严家淦就获提升了。原来徐学禹来福建任职前是浙江省的公路局长，因有贪污腐败的嫌疑，受到了“交文官惩戒委员会处分”的处理。却不料，这个惩戒委员会办案拖拉，直到徐学禹做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快1年了，才发表“褫职”（革职）通告，根据这个通告，徐学禹5年之内都不得再担任公职。其实这个事倒也不大，但却是由行政院直接转到福建省府的，所以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一定要执行的，于是建设厅长非换人不可了。徐学禹一瞧这厅长是保不住了，就跟陈仪举荐由严家淦来顶自己的位置，毕竟严家淦是自己的心腹，这也属于肥水不流外人田。陈仪与徐学禹的私交很好，不但听从了徐学禹的意见，还把徐学禹改聘为省府顾问（顾问、参议、咨议等不属于官制，不算“公职”），这样一来，徐学禹仍旧可以幕后操纵建设厅的大小事宜。随后，陈仪又把徐学禹当年一起留学德国的同学、当时任建设厅所属的公用局局长包可永调到了建设厅做主任秘书。
严家淦升任建设厅长不久后，就又出任了福建省的财政厅长，这也是徐学禹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原来，徐学禹和当时任财政厅长兼地政局长的张果为相恶已久，这哥俩早年同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曾经闹过别扭，到了福建后后更是冤家路窄，俩人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徐学禹经常在陈仪面前打张果为的小报告，而张果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对建设厅请拨的款，不论多寡缓急，总是借口财政困难，压根就不给拨款。恼怒的徐学禹无奈之下只好打点了省府秘书长陈景烈，经过陈景烈的暗中帮助，一再劝说陈仪，终于使陈动摇了对张果为的信任，随即就撤掉了张果为的财政厅长。这时候，徐学禹又向陈仪建议调严家淦长财政厅，至于建设厅长的位子则可以交给包可永。对于这个建议，陈仪最终点头批准了，而悲催的张果为就只剩下了一个地政局长的位子。
严家淦当上财政厅长，包可永也混上了建设厅长，这二人都是徐学禹的心腹，随即，徐学禹的势力范围就扩张到财、建两厅，此二厅的一切用人行政也都要请示徐学禹，严家淦完全不能做主，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这时候，严家淦还兼任了福建省银行董事长，可也仍旧是个听吩咐的角色。
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一般都是先参加国民党，然后才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但严家淦却是个特例，他是先来福建省当了官，然后才加入的国民党。说起这个入党，严家淦还走了个后门，由国民党中委陈肇英（国民党闽省党部主委）和陈仪经过“特别介绍”（不经过区分部）才得以入了党。在抗战中，严家淦还曾经到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受过特训。武汉被日军攻陷之前，徐学禹还专程去武汉做了一些活动，把自己的心腹全部都拉进了复兴社，严家淦和包可永也都在内。
等陈仪调离福建省后，刘建绪担任了福建省主席。这个刘建绪可是个传奇人物，既是国民党军的陆军上将，又开设了一家“复兴银行”，这个“复兴银行”和严家淦兼任董事长的福建省银行有关系，所以刘建绪来福建当了省主席后，把各个厅的厅长都换了一遍，唯有严家淦被留了下来。直到1945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设立了战时生产局，这个局因为有美国佬参与管理，所以其高级负责人需要通晓英语。经过陈仪举荐介绍，战时生产局的局长翁文灏就把严家淦调到了重庆担任了战时生产局的某处处长，这时候，严家淦才离开了其执掌已久的福建省财政厅。
日本投降后，陈仪被任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长官公署下设秘书、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交通、警务共计8个处，先是在重庆开始办公。徐学禹跟着陈仪混上了一个交通处长，可随即不久就又被调走。此时战时生产局已经结束了，陈仪就把严家淦调来接替了徐学禹的班，当上了交通处长。台湾接收后，严家淦还参与了港湾码头、仓库的修复与利用以及水陆运输等等大小事宜。1946年，受陈仪的指派，严家淦飞到了南京面见了蒋介石，专门报告了接收台湾的交通情况。这是严家淦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蒋介石对严家淦的印象也颇佳。
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被撤销，改设省政府，由魏道明任主席，严家淦则升任了财政厅长。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严家淦有了和蒋介石多接触的机会，蒋介石一瞧这个严家淦很听话，就有意提拔他。有了蒋介石的赏识，严家淦的屁股下面自然是坐上了火箭。1954年，严家淦就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开始主持台湾省政。1956年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又担任了主任一职，而蒋经国则担任副主任，虽然在明面上，严家淦是这个委员会的一把手，可实际上，这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蒋经国在主持。
对于严家淦的傀儡角色，蒋介石很满意，于是在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不但同意陈诚的请辞，还提名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很快，严家淦就走马上任“行政院长”，同时还兼任“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的“内阁”组成名单。至此，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蒋经国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严家淦很清楚自己的使命，1964年3月，他就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
1966年，蒋介石又把严家淦提升为“副总统”，同时兼任“行政院长”一职。
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压倒多数的得票支持下，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台美联防关系动摇。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北京签约，宣布中日建交，台湾被迫和日本断交。这时候，内外交困的蒋介石的地位开始动摇，声誉也急速下降，而且老病缠身，基本就已经撑不住场面了。蒋经国一瞧老爹快不行了，便知道自己不能再隐藏了，如果不立即正位，那么老爹的心血都将前功尽弃了。所以蒋经国立即示意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把这个位置让给自己。对此，严家淦也没有辜负蒋介石多年的提拔之恩，立即就把“行政院长”的位子让了出来。太子要登基，“立法院”当然不敢阻拦，很快，蒋经国就担任了“行政院长”，这样一来，看上去就是严家淦名正言顺的选贤推荐，而非蒋介石“父子私相授受”，自是少了许多的闲言碎语。等蒋介石第5次连任“总统”的时候，他老人家路都不能走了，他也更不可能去提名新的“行政院长”，所以蒋经国就继续连任了“行政院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严家淦此时正是“副总统”，自然接了蒋介石的“总统”位子。蒋经国没有向新总统严家淦提出内阁总辞，而新总统严家淦也心领神会，也没有向立法院提名新的“行政院长”。此时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子丁父忧”，不能不表示一点孝意，所以他就假惺惺地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了辞职守孝的要求。大家都知道蒋经国不过是走个形式，所以中央常务委员会当然不会同意，同时还给了蒋经国一个月的丧假。不得不说，这一点正是蒋经国的心机妙算，因为如果依照宪法规定，他如果向新总统辞职，那么政权就会落到“新总统”一个人的手中。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新总统”翻脸不认旧，不愿再做傀儡，大笔一挥：孝心可嘉，勉如所请。那么蒋经国25年处心积累建立的基业就将一朝尽去了。所以说此种请辞原本就是假惺惺一番，绝对不可弄假成真，而这一切也都在十拿九稳之下小心而审慎进行。如此一来，蒋经国既成全了孝名，又牢牢地将政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没有头了，不过此际仍旧是惹出了一些风浪。原来就在蒋经国在大溪守丧期间，台北就开始了一场关于国民党中央总裁的争斗，很多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位子，有些人想把严家淦扶上宝座，又有些人坚决拥护宋美龄，而宋美龄也非常热心做国民党的总裁。蒋经国一瞧情形不对，哪里还管得重孝在身，在守孝还不满一月的时候就秘密地返回了台北，第二天就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于宋美龄是评议委员，不能出席常务委员会议，所以在宋美龄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严家淦就把蒋经国提名为国民党的中央主席，并且以起立方式表决。在这次会议中，到处都是特务，一瞧这种架势，参会的人自然是不敢不起立，于是蒋经国就满堂红一般的当选了国民党主席，同时决议宣布国民党保留“总裁一章”，在党章中作为对蒋介石的纪念，而且从今以后国民党废除总裁制。这一番总裁争夺战，使得蒋经国守孝未满一个月，虽然只是少了l天，但也仍旧不合礼制。不过这些对于蒋经国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这个守孝也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至于那伤痛之心，也是早都没有了。
依据国民党党章之规定：修改党章要通过党员代表大会，没有通过新党章，就不能选举新的党主席，所以说，蒋经国这次“抢接班”的一切一切都是违反党章的。不过，宋美龄也拿大权在握的蒋经国没有办法，只得一气之下离开了台湾奔去了美国，直到1986年10月这才重新回到了台湾。而一直拥护宋美龄的蒋纬国也被蒋经国打入了冷宫，至此，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职权无人可以替代，正式开始了蒋经国时代。
2、严家淦为何被后人誉为“新台币之父”？
旧台币是新台币的前身，于1945年5月22日开始发行。当初旧台币被定位为一种过渡时期的货币，有1、5、10元三种新钞。台湾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所发行的台湾银行券与国民党政府的台币可以一比一兑换（兑换日期为1946年至1949年）。由于当时中国战后金融状况不稳定，因此台湾未使用当时通行于中国大陆的法币、金圆券，另外再发行台币。但由于1948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输出大量货币，以取得台湾民间蔗糖、米等资源，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连带也使旧台币币值大幅贬值，造成台湾物价水准急遽上扬，引爆经济危机。
由于旧台币随物价日日升涨，而不停地恶性贬值，币信日降，发行额失控，高达5270亿余元之多，最终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这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希望能够改革币制，因此台湾省政府为了要稳定物价，安定经发展，就获准发行了《新台币》，1947年，严家淦出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1948年一度内调筹备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专门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台省金融。
而于民国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公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其要点如下：
1.按照中央指示，台湾银行总计发行新台币总额二亿元。（折合美金四千万元）
2.新台币以美金为计算单位。
3.新台币对美金之汇率以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
4.新台币对旧台币折合率定为旧台币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
这个新台币政策于民国38年6月15日正式诞生，沿用迄今。
可以说，当时的币制改革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震撼，因为币制改革后，四万元旧台币只能兑换一元新台币，许多人当时抱着一麻袋的旧台币，兴高采烈的去换新台币，没想到换回来只剩下几块钱，财产瞬间消失，真是让人有些欲哭无泪。
关于发行新台币原因的官方说法，是由于1948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连带也使旧台币大幅贬值，造成台湾物价水准急遽上扬。
不过另一种关于发行新台币原因的版本，指出是因为所谓的台湾光复初期，国民党在台湾把一些民生物资，如糖、米之类的，都搜括到大陆去进行所谓的“剿匪”，造成台湾内部民生物资短缺，使得台湾的米价甚至比上海当地的米价还高（当时台湾有产米，上海没有），因此造成台湾通货膨胀，一日三市，币值急速贬值，就算有钱也可能买不到米。
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个新台币的改革都离不开严家淦的功劳，他被称为“新台币之父”，实属实至名归。
3、严家淦为何称为台湾最默默无闻的总统？
与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相比，严家淦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甚至很多大陆人连他的名字也都是第一次听说。他作为蒋氏父子完成权利交接的“接力棒”，常被人戏称为“过渡总统”，但他通过博取蒋氏父子信任从而登临大位执政三年，也算是为自己平淡的一生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家淦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到担任台湾的“总统”，这个过程中自然是离不开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拔，可是蒋介石也不是活雷锋，他用严家淦作为“过渡总统”自然是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便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在当时的台湾政坛可谓是议论纷纷，有的人不以为然，也有的人瞠目结舌。因为这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只比蒋经国大5岁，而且长期从事技术工作，属于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别看他来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都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突然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有些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便已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都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了。所以在陈诚之后，蒋介石不敢再启用“老臣”，更不敢任用本事大、野心大的人，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为了万无一失，他只能物色一个本事不高，且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在这样的筛选条件下，严家淦就很幸运地脱颖而出了。
严家淦这个人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多年来他一直都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那就是“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中便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也都比较低调，称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官，是个好国民，但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对严家淦的评价则更为刻薄，他曾说过：“严家淦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人。”不过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至少他来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球权力平衡，在政治上，也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的政治才能不是一流，但只要不争功，不争权，便是无为而治也都没什么不可。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
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用问便可知晓其用意了。因为“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基本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甚至评价说，俞大维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俞大维还和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严家淦如此行事，意思就是让俞大维把军权让给蒋经国。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还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还能落下个美名。
1964年1月，俞大维就提出了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的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担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在是最理想的人选。不过，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的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了让儿子掌握军权，早已作了长期的铺垫。此时蒋经国若是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自然就能彻底地掌握了台湾的军权。因为按照台湾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毕竟，“参谋总长”只相当于“部长”的幕僚，实际权力则是由“部长”掌控。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1966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同时仍兼任“行政院院长”。1969年，蒋经国出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而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此时的“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也只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也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对此，常常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一尊庙堂里的神像。
1972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在当时，很多人都称这是老戏法重演。很快，蒋介石就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在“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可以说，蒋介石的这封咨文算得上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立法院”一瞧是蒋介石亲写的咨文，自然是不敢不听话，随即就以高票同意了由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他还发布了第6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赶到了较好的作用。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严家淦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中修改了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而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此外，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蒋经国在“国大”上又被选为了“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自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4、严家淦为何主动让位总统一职给蒋经国？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他又把另一只眼睛瞄上了“总统”的宝座。其实，这时候的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已经是把党政大权归于一身了，其“总统”严家淦不过是虚位以待。下面一个小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某一天，“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亲自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说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小时后“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去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话。没过多久，严家淦的秘书就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一句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完全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时间最多也是半小时，请转达蒋“院长”。
评论家罗浩就曾对此评论道：“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动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有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就连评论家江南也认为：“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就好像是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蒋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而‘总统’严家淦不过就是苏州的红漆马桶。”另外还有人评论道：“严家淦只是供小蒋走向老蒋的一座私家桥梁，凡事都得听蒋经国的。”
的确，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之后，没有人为他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个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无闻的“总统”。他很有自知之明，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就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写道：“家淦盱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愈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
可以说，严家淦的这封推荐书正中蒋经国的下怀，但是蒋经国又不能不表示谦让，所以便假惺惺地连着两次请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家淦的回答却是十分简单，他直接说道：“如此重要的职位当然是由蒋经国先生担任了。”然后，他便坚决地表示放弃竞选“总统”。严家淦为何要如此态度坚决地放弃“总统”竞选而举荐蒋经国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无外乎以下三点：（1）顺水推舟，落得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2）感恩图报，也就是报答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3）知难而退，免得承担以后的政治风险。
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了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正式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同时，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集会通过决议，建议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会议由蒋经国主持，主要讨论第六任正、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最终，出席会议人员以起立的方式通过了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全会结束时，蒋经国发表讲话称：：“经国承全会厚爱督责，当选第六任‘总统’候选人，经国谨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提出个人的感受和感激的至诚。经国今后责任加重，自更当殚精竭尽，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奉献一切。”
对于严家淦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他在3月17日“国大代表”餐会中就曾高度赞扬严家淦说：“严‘总统’多年以来，辅助‘总统’蒋公，后来继任‘总统’，主持‘国政’，盛情隆勋。‘全国’同胞莫不崇敬，经国个人尤其多年来在严‘总统’的指导之下，受益很多。而严‘总统’谦德冲怀，提名经国为第六任‘总统’执政党候选人，经国对此深深感到惶恐，以经国个人的才德，何敢仰望严‘总统’的盛德大业，又何以能承担如此重责大任。”
不得不说，这一番话说的确实漂亮，可是既然如此，那蒋经国为何又接受了严家淦的推荐呢？因为蒋经国又说了：“余再三思虑，以为当此‘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个人绝不能自外于‘革命’的责任。同时内心也怀有一种恳切的期望，如果得到‘国民大会’代表先生的支持和督勉，自足以共济时艰，所以经国毅然接受党的征召。况且我接受中国国民党提名竞选第六任‘总统’，是以战斗兵的身份，接受作战命令，所以在作战中就只有服从。”
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这与当年蒋介石在台湾重登“总统”的时候如出一辙，可谓是秉承了亲爹的“优良作风”。
当上“总统”后的蒋经国对严家淦充满了感激之情。不仅如此，等严家淦卸任后，蒋经国也对他一如既往的照顾，仍然予以重任，由严家淦主持党内若干重要会议，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他也会征询严家淦的意见。
1978年7月，蒋经国又派严家淦担任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家淦为召集人，成立了一个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专门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1979年，严家淦还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4月，严家淦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常会12人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
当严家淦在家中度过80岁生日的时候，蒋经国还亲自到严家淦的住所祝贺。还在严家淦寿辰前夕，蒋经国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虽然严家淦跟着蒋氏父子当了小半辈子的傀儡，但是他对蒋氏父子却还是很有感情的。他曾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更是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于蒋经国，他也同样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他十分难过，就连饮食也都觉得没了味道。
严家淦晚年体虚多病，于1986年9月患上了脑溢血病，经抢救72小时后才恢复知觉。进入90年代后，他几乎卧病在床，足不出户，行动及语言均有严重障碍，且无法辨认外人。1992年9月7日，严家淦再度发生脑溢血，病情危急，后虽得到控制，但仍以胃管灌食，意识昏迷。同月，严家淦再度中风，且感染发烧，一度病危。在医疗小组精心治疗下，病情虽有好转，但从此再未出过病房。在严家淦住院期间，台湾政坛要人不断前往探视。1986年住院第二天，蒋经国就亲往探视，并嘱医护人员妥为照顾。李登辉、郝柏村、谢东闵、黄少谷、俞国华等人也都先后前往探病。
1993年12月24日晚上10点左右，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台湾当局对严家淦的丧事颇为重视。12月25日，“总统”李登辉亲自主持治丧会议，指示应力求庄严隆重，并发布使命，特派“副总统”李元簇等21位党政要员为治丧大员。这个治丧大员有别于一般的治丧委员会，过去也只有蒋氏父子和张群去世时，才由“总统”特派治丧大员，其他党政要员均非由“总统府”主办丧事。可以说，严家淦的丧仪基本上都是按照在任“总统”去世时的规定办理，其规格可谓是高得不能再高了。
严家淦奉安典礼于1994年1月22日上午8点20分开始。家庭祭礼由严家淦长子严隽隽主祭，移灵典礼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主持。9时20分举灵上车，由宪兵礼车、摩托车队前导，空中直升机队护卫到达三军大学礼堂门前。李元簇、连战等全体治丧大员在此迎灵。在灵堂内，李登辉致赠的挽联特别显眼，其中上联是“慎思笃行，情学明辨，建盐场食货宏谟，开济功深，宜百祀而不朽”，下联则是“明良缵绪，继往开来，申北辰山斗至德，中和位育，顾一统之有期。”
李登辉于10点10分亲临致祭，接着举行奉安典礼（奉安典礼不同于蒋氏父子的奉厝大典。虽仅一字之差，但里面大有文章。奉安与奉厝都是古时用语，奉为尊称。古时帝王安葬或神主迁庙称奉安。民国以来，只有孙中山先生安葬于中山陵时举行奉安大典。奉厝与浮厝、停厝相同，是指暂时安置灵柩，没有正式下葬。蒋氏父子去世后分别停厝于台湾桃园慈湖和大溪两行宫内，以待来日能够迁葬于南京中山陵。无论是奉安还是奉厝，均是用于“元首”的丧礼），由李元簇主祭，全体治丧大员陪祭，机关团体公祭。公祭完毕即行启灵，鸣礼炮21响，灵柩被送葬至五指山国民党军示范公墓。
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才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还有称其为“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敬悼严家淦先生》一文，对严家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为使读者对严家淦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特意抄录几段如下：他（严家淦）与赏识他拔擢他的蒋介石与陈诚，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他没有在官邸或侍从室任过职，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他只是一介平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带过兵，甚至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但是他一步一步登上文官的最高峰——文人“总统”，也是“国军的三军统帅”。他虽然长期担任“阁揆”高位，且一度贵为“国家元首”，却没有班底，没有小组织，没有自己的人，无论在位或下台，他都没有一本传记，没有一本回忆录，更没有什么言论集或什么选集之类的书籍出版过。这样的一个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我们（台湾）史料机构中却没有他的档案，在强人政治的阴影下，历史上几乎没有姓严的这么一章。其史料机构出版物插图列举“总统”，蒋氏父子以后就是姓李的，竟没有姓严的这一任……
5、严家淦为何能获得“卸任总统礼遇条例”？
1975年4月，严家淦就接了蒋介石的班出任了“总统”一职，随即又推举蒋经国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时称“蒋严体制”时期。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元首”的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他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可以说，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并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严蒋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因此，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对于严家淦的让位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不但高度称赞了严家淦，而且还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为他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后的“总统”享有7项待遇责任：可以被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等严家淦卸任后，蒋经国对他一如既往，仍旧予以重任，由严家淦主持党内若干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家淦的意见。
1978年5月，严家淦卸任“总统”，任中常委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国民党元老身份提供建言。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家淦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家淦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
1979年，严家淦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6年3月严家淦又担任了“十二人革新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同年因患脑溢血住院，从政坛隐退。
直到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