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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对台湾的打击日益强烈，遭受过车祸的蒋介石的健康也迅速恶化，宋美龄陪其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在蒋介石大张旗鼓的葬礼完成后，宋美龄的权势和影响力也在“太子派”的挤压下大大减弱，未能获得担任国民党“代理总裁”一职。
蒋介石在生前已完成了周密的“传子部署”，从“夫人派”的失势到陈诚被排挤，再到严家淦“让”贤，蒋经国牢固掌握了台湾统治权。宋美龄的影响力减少，在提名孔令侃担任“行政院”院长遭拒绝后，无奈去了美国。
蒋经国继位后，传子计划却一再受挫，江南命案和民主化潮流彻底打破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为了维护蒋家王朝，1986年，回国的宋美龄发表了《我将再起》一文，但却左右不了蒋经国的权力布局和民意，实际中的她和蒋氏子孙都已无法再起了。
一、先生先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蒋介石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车祸及国际形势的打击使其雪上加霜，在疾病和迷信纠缠中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宋美龄陪其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日子。蒋介石病逝后，宋美龄权势和影响力大大减弱，未能获得担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1．疾病与迷信
宋美龄通过蒋介石而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走上中国权力的舞台，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去世而逐渐淡出台湾的政治舞台。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蛮深的，尤其是西安事变时的“美人救英雄”成为一时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息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阻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进入20世纪70年代，蒋介石已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遭遇车祸后又患慢性前列腺炎、肺炎，雪上加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蒋介石身体之所以迅速恶化，以至于不可救药，在衰老的背后，伴随着的是台湾小朝廷遭到国际社会大家庭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这一打击始于1969年1月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尼克松即位后就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1970年12月，尼克松又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捎话北京：“美国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1年6月，尼克松义宣布解除历时21年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7月，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紧接着，尼克松发表访华公告，公开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此事在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会议上成为事实，台湾代表被驱逐。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28日发表了著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台湾蒋政权昔日的友邦盟国纷纷与之“断交”。据统计，1970年10月，与台湾“政权”“建交”的国家有68个，1972年2月为39个，到1974年1月，仅剩20个了。
遭此一连串的打击，蒋介石极度困厄，虽然一次次发表文告，要求“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决不气馁”、“奋斗到底”，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身心的虚弱已暴露无疑。
1972年5月20日，85岁的蒋介石再次宣誓就任“总统”之职，当天由台湾电视公司向全岛转播蒋介石就职的实况。当播出蒋介石接受群众欢呼的画面后，摄像机转向严家淦的特写镜头，此时不知是电视台出了什么故障，竟在荧幕下端打出了某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
似乎是严家淦在咒骂蒋介石的话。一些有迷信思想的国民党元老认为，这句话比宣统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话语还要不吉利，联想到修中兴宾馆的事，许多人在蒋介石过世后，对蒋介石之死作了种种神秘的猜测，很多人亦暗中揣测蒋介石恐怕活不过本届任期。
对蒋介石健康影响巨大的车祸发生在1969年7月间，蒋介石夫妇同往常一样，搬到阳明官邸避暑。有一天下午，天气晴朗，蒋介石的车队从士林别墅回阳明山。当车队在直通阳明山的仰德大道快速行驶时，车队前导车发现有一台公路局的班车正停靠站牌边上下客。这倒没什么，关键在此时，突然从公路局班车后面冲出一辆军用吉普车，速度极快。由于路窄，前导车不得不紧急刹车，否则必然与吉普车撞个正着。这一刹车不要紧，蒋介石到遭了殃，由于蒋介石座车与前导车距离太近，车速又快，前导车猛一刹车，座车司机来不及反应，就猛地撞上了前导车的车尾。幸好座车后面的“随一车”没有追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座车与前导车撞击的一刹那，手握拐杖的蒋介石身体猛然前冲，整个人撞到了高级轿车特制的司机与乘客之间的玻璃隔板上。蒋介石的胸部受到重创，剧烈的冲撞力连他的“要害”部位都撞肿了，假牙也从口中飞出。同车的宋美龄也受到同样撞击，当场痛入骨髓，失声大叫。
蒋介石的车队行动，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而仰德大道是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为方便蒋介石出行专修的，路况之好，堪属第一。可是车祸还是发生了，实在是鬼使神差。
蒋经国下令立即追查逃之夭夭的肇事车辆。于是，“联指部”、“宪兵司令部”和警方组织了专案小组，日夜追查，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便是这样，好几个月后，才查到了肇事者。原来，这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车，那天，这位师长刚在阳明山开完一次军事会议，急急忙忙叫司机赶快下山回部队，落实会议精神。不料，发生了这样的不幸。闯祸时，这位师长也料到车队来头不小，但未意识到在前导车刹车后，蒋介石的座车内发生那样严重的事情，于是便逃离现场。等到事后知道惹下了大祸，就更不敢投案了。师长和司机刻意躲了一阵子，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还是被查了出来。
后来，师长因为知情不报，被“国防部”以“伤害最高领袖”之罪，撤职查办，司机更是被判重刑。至于蒋介石座车的司机，蒋并未深责，他没受任何处分。
受伤后的宋美龄和蒋介石被送进了医院，自车祸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生性迷信的蒋介石忙让人给看风水。经“大仙”指点，蒋的病是由以下几个场景不适造成的。
第一个场景，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总统府”。1966、1967年左右，当时的“总统府”有关单位，为了美化的目的，在“总统府”前方的左右两侧，请水泥工设了两只彩色喷泉。这两个喷泉的底座是水泥制的，颜色是白色，做好之后，夜晚把喷泉打开，五彩的水花，美丽炫目。可是，到了白天的时候，有人却私下在议论着，说什么“总统府”的那两个喷泉，活像是两根白蜡烛，“总统府”整个远看起来，简直就象是一座坟墓。这个说法甚器尘上，不久，大概有关方面自己也发觉不对，就立刻把那两座白色底座的喷泉移走。
第二个场景，就是蒋介石统治整个台湾的权力核心——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本来，就风水来说，“总统府”的大路冲直对介寿路，已经是犯了风水大忌。没想到，在“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左右两侧刚好有“信义”和“仁爱”两条大马路经过，从“总统府”的方向，往中央党部看，只见“信义”、“仁爱”两条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从中央党部的两旁飞驰而过。有人说，难怪国民党无法再统一中国，因为连中央党部旁边都分叉为两条路线，中国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的手上统一？国民党内部怎能不闹分裂？这个说法说归说，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信义”和“仁爱”两条路的方向，更没有人能够有本事，说过“信义”和“仁爱”路归为一条，来影响台北交通流畅，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任何改善，难怪国民党近年会进入多事之秋。
第三个场景，据说是蒋介石当年在世时最喜环去的阳明山中兴宾馆，目前是所谓的“阳明书屋”，也就是国民党的党史会的会址。当年，蒋介石还未遇到阳明山车祸前，就开始在兴建这座宾馆，但是在这座宾馆落成前后，就发生了不幸事件，造成宋美龄和蒋介石身体严重后遗症。而在蒋介石搬进中兴宾馆后，身体始终是每况愈下，于是有人就绘声绘色地说，这完全是中兴宾馆风水出问题造成的。
因为，在中兴宾馆的正对面，居然是蒋介石以前最赏识的一位将领胡宗南的坟墓。阳宅和阴宅居然正面相向，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蒋介石搬到中兴宾馆之后，诸事不宜的起因。
第四个场景，就是现在台北市新生北路高架桥北端尽头，那贯通圆山山麓的隧道。
那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挖的隧道，被官邸的工作人员传为蒋介石的“龙心”被挖走了。自从蒋介石没有“龙心”以后，身体就出现了警讯，等到隧道挖通，蒋介石竟然同时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这个传闻，在官邸之间广泛流传，大家谈起风水无不色变，都觉得蒋介石这次大概没救了。
当然，这些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不足采信，可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确是蒋介石夫妇二人运气最背的时期，风水说也成为官邸上下私下茶余饭后的话题。
这次车祸给蒋介石留下的后遗症是严重的。蒋介石身体本来十分硬朗，但车祸后，身体健康状况骤然恶化，其中心脏扩大一项，最终要了蒋介石的命。有一次，蒋介石在会见一位国民党老将军时曾不无忧伤地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71年春天，蒋介石突然小便出血，不久，他的肛门也受了伤。原来是一位粗心紧张的副官，在为蒋介石通便时，不慎将一只甘油球的尖端部分，刺破了蒋介石的肛门肌肉，造成他肛门部位的严重伤害。
1971年以后，蒋介石的血管硬化和心脏扩大现象更严重了。1972年3月初，因前列腺肥大动了手术，但效果不佳，转成慢性前列腺炎。1972年的5月20日，蒋介石在充分地“伪装”之下，还参加了第五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个伪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蒋介石站在“总统府”大客厅的地方，放了一张沙发椅，依在蒋介石的身后，防止他的体力不支，或是遇任何紧急情况时身体病变发生。
蒋介石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的次月，士林官邸医官特别为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心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很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危险。对此，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对医官的结论大为不满，认为不能让蒋介石休息。不过，不论宋美龄愿不愿意承认，蒋介石毕竟已经风烛残年了。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蒋介石就职典礼两个月零两天后，即7月22日下午，蒋介石突然昏迷了。到第二天，蒋介石仍然未苏醒，他只是梦语般地说出了一段不连贯的话：“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然后又人事不醒了。
到7月27日，当局派人赴美国请到了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来台为蒋治病，蒋介石才渐有起色，但仍未醒来。于是，蒋介石便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为了蒋介石长年使用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又不够新颖，另外要“荣总”单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遗憾的是这个大型的“总统”病房还未落成，蒋介石就已经病逝了，这是后话。
2．陪床日夜
蒋介石昏迷了好长时间，这段时间，是对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之一。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的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作过相当大的牺牲。”
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也陪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病房。“荣总”方面为了让蒋介石的家属有比较好的陪侍环境，特地在六病房内，清出了几间房间，给蒋介石的家属，主要是宋美龄、蒋经国和孔令伟等人居住。这些房间都不大，有些甚至是改装过的，但是，基于让所有相关重要的家属能够随时在蒋介石身边，掌握蒋介石病情，所以，这些房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官邸内务科的人员虽然没有住进“荣总”病房，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了相关的工作。例如有的人专门负责送饭菜到“荣总”给宋美龄等人食用，她的副官，包括每天早上为她按摩的女副官，每天还是要起早赶晚，到“荣总”为她服务。蒋介石的侍卫和副官，不能停休，还日以继夜地守候，防止蒋介石的病情恶化时，可以应变，而帮忙护士和医师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多半落到副官人员的身上，其他内务科人员也不得一日闲，随时要支援“荣总”那边可能的任何勤务。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半年多的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让人不敢置信的是，蒋介石苏醒以后，除了体力明显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毫不受昏迷的影响。人是醒过来了，但不能出院，医生还限制了蒋介石下床活动的自由，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发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但起床没多久，又心脏狂跳不止，只得又上床休息，有一次他竟创下一天内起床上床23次的记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后就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不迭。
宋美龄一直陪在蒋介石左右。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若是蒋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即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政治方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她安排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二是有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安排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第一次在媒体前曝光，是1973年蒋孝勇举行婚礼，孝勇夫妇前往医院，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祖父蒋介石奉茶。宋美龄乘机对外发表新闻，证明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
第二次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下，前往荣总会客室晋见“总裁”蒋介石。
第三次是蒋孝武夫妇带着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宋美龄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家庭照片，再一次“证实”蒋介石还好好地活在人间。那张照片显示，蒋介石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蒋友松，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岛内外人士，都曾经对宋美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抱以极大的兴趣，虽然，包括美国CIA在内的人，都相信蒋经国即使掌握了那时台湾的武力和情治系统，可是，宋美龄却有充分的能力让中国东汉末年曹操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发生。如果宋美龄真有政治上的野心，她在日后的影响力和作为，绝对不会输给蒋经国。
经长年累月在“荣总”六病房照料看护，任何正常的人都会因为病房的气氛，导致心情的恶劣，宋美龄在1974年的冬天，终于按捺不住情绪，吵着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
那时，蒋介石的病已经好了许多，宋美龄吵着要回士林官邸，蒋介石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她的请求，一起搬回士林。
可是心血管病变的人，谁都没有把握是不是永远不会再犯。而且加上蒋介石的身体那时根本谈不上痊愈，医疗小组只好把“荣总”所有的设备，依样在士林官邸也准备了一套，士林官邸一时之间，成了另外一处“荣总”六病房。
蒋介石至死也不忘返攻大陆。1975年元旦时，蒋介石已卧床不起，他还令“副总统”严家淦代他在“开国”纪念大会上宣读《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宣称要“捍卫民国，再造民国”，“迎接一切挑战。”最后高呼“反攻复国胜利成功万岁”！
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发表《告青年书》，要求青年人经得起“考验和试练”，共同奋起，“出全力以护卫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智能，贯彻反攻复国的大担当、大使命。”
尽管蒋介石一再喧嚣“反攻复国”，但响应者越来越少，加之病入膏肓，声音越来越弱。1974年8月，台湾当局被迫宣称：因蒋“总统”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同年10月31日蒋介石的寿辰时，当局制作“蒋总统万岁”徽章供公众佩带，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一千万张蒋介石照片。据统计：1974年共向大陆投蒋照片1．8亿张之多，台湾当局这种做法无非是换得蒋介石的欢心而已。
经各方努力，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转肺炎。因蒋长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1975年1月初，蒋介石病情仍无好转，高烧不退。蒋经国每日至少3次前往探病，蒋介石抓住蒋经国的手良久，语言甚低。蒋经国见父病状无起色，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间，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此后，蒋介石病情稳定，日渐好转，实际是回光返照。旧历新年之际，蒋经国见父病好转，又东奔西走，视察各项工作去了。
2月下旬，蒋介石病情渐危，说话声音微弱。3月26日晚，蒋介石病情又呈变化，经3个多小时急救才见好转。蒋介石醒来后深感来日无多，令蒋经国召“五院”院长来士林官邸听蒋介石口授遗嘱。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1975年4月5日下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蒋介石。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迥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
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床，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护人员的劝说置之不理。医护人员对他也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上上下下。那时，蒋介石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伏。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共进晚餐后，他照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他吩咐医生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所谓的镇定剂是假的，因为自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生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生把药丸给蒋介石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谁料心电图机上的脉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直线，当班的护士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生是俞瑞章，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则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西归。病房内外嘈杂一片，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蒋介石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请他们速来见蒋介石最后遗容。严家淦等来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
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侍卫人员刚要把蒋介石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忽然响起了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气侯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3．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
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逝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遂蒋介石“心愿”。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就在蒋介石病逝第二天凌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行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奋斗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嘱写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纲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如果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的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淦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竟之业，竟智尽忠，驰驱效命。”
第二项规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从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既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辞除行政院一切职务，呈所至祷。”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咸以国家内遭大变，外毁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竟……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其谒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荼、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墨纱；
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为：“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蒋介石的遗体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云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爱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各自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问，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大陆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平淡，新华社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外国对蒋介石的去世态度不一，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国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美国人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死反应冷淡，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在台湾的理想统治工具。国民党退台前后，美国人就想扶植吴国桢、孙立人取代他，后又企图以陈诚代蒋。美国人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致使吴、孙、陈一一被清除或架空。美蒋失和后，中国积极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蒋介石病逝之时，正值中美两国建交前夕，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人不能不对蒋介石表示遗憾了。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日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日本人本身就同情有如凋落的樱花似的“失败英雄”，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里，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是因为蒋到日本留学的缘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的“既往不咎”与“以德报怨”，也使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东洋人的信条”。正是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使日本对病逝的蒋介石产生了好感。
日本的井出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非官方式”的谈话，称赞蒋介石并以示哀悼。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拍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滕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大陆方面的抗议，日本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不用，佐滕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4．送别夫君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爱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训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99辆由宪兵队开道车在前领道，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红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班，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路祭”这个名堂，沿途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和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就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大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愿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毕。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在这次会议上，谷正纲曾提议让宋美龄继任总裁，但未获通过，而此时的宋美龄也早知蒋介石的传子意图，蒋经国已牢牢地将军权、政权掌握在手中，她此时再起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因此，对当国民党总裁的兴趣也不大。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蒋介石病逝后，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
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拟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的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
1976年10月31日，“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五年》的讲话，官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恐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坊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
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都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所谓的“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视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
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各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固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一方面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同大陆毛泽东病逝后建造的毛泽东纪念堂搞竞争，以使心理上得到平衡。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或纪念馆，铸造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二、无缘“代理总裁”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手下的政治势力试图拥戴她担任国民党“代理总裁”，但在蒋介石生前就已布下的传子计划下，宋美龄一一受挫，不仅无缘于“代理总裁”，连提名孔令侃担任“行政院”院长也遭拒绝，在政治上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宋美龄愤然去了美国。
1．蒋介石有心传子
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半年之后启程赴美，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病”，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病。
宋美龄去美，实为争权不得之故。在蒋介石生病期间，宋美龄就床前陪侍，一方面是尽夫妻之情，另一方面在算计着蒋介石去世后她将如何作为。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以为这是自己作为蒋介石夫人在老头子身后政坛上发挥作用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况且，国际上夫死妻继，妻子继承丈夫权力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加之她手下毕竟还有几个忠心不贰的老臣，她有自己的山头，于是，宋美龄这个后母要与儿子蒋经国同分蒋介石留下的权力蛋糕，继承保持政治上的影响力，但此时的宋美龄已成为蒋经国“继位”的重大障碍，因此“太子”根本不买“母后”的账，反而步步紧逼令宋美龄深感自己多余，于是“愤而出走”。
一生爱权的宋美龄，虽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地位，但是在蒋介石严密的传子部署下，宋美龄的势力注定会逐渐遭受打击和剪除，宋美龄的争权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蒋介石的传子布署周密细致，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他几度连任“总统”后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随着蒋介石年岁的增长，传位于子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被清除了，但阻碍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一障碍便是陈诚势力。陈诚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早在北伐之初就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十年内战时期为蒋介石反共战争效了犬马之劳，官阶一升再升，成为黄埔系中爬升得最高最快的一位。
蒋介石之所以特别器重陈诚，除了他足黄埔系及浙江人和对蒋家小朝廷的忠诚之外，陈诚还不贪污，家教严谨。这两点就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及迁台时期的官僚而观，百中不得其一。正因为如此，陈诚退台后依然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又由他出掌“行政院”。1954年由蒋介石保举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行政院”院长等要职。1960年，陈诚再次当选“副总统”。就陈诚当时地位而言，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红透半边天，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但蒋介石的用意是让蒋经国接班，陈减已心灰意冷，并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院长职。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之际，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提拔新进”主张，实则逼陈诚交权。陈诚很乖巧，再度提出辞职问题，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推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院长。
为蒋效尽犬马之劳的陈诚，到头来仍被爱子胜过爱一切的蒋介石踢出了权力场，心中异常悲愤，病情加剧。1965年3月5日，陈减在台北病逝。既悲又喜的蒋氏父子为这位“忠臣”大办丧事，三军服丧，各机关团体连续十日下半旗致哀。公祭之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率“总统府”官员前往致祭。
陈诚病逝后，蒋经国接班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威望尚嫌不够，且缺乏民意与时机。1966年2月，一届四次“国大”上，蒋介石提名时任“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字静波，又名属水，1905年10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蒋介石最喜欢严的两大长处：严家淦没有自己的班底，小拉帮结派；严家淦没有权力欲，为人颇圆融通达。
蒋介石提拔严的真正用意不是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而是为传子进一步奠定基础。严家淦是聪明人，他对蒋的用意当然很清楚，为报知遇之恩，严在继陈诚“组阁”后，先是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又任命其为“国防部”部长，让其放手在军队抓权。严当了“副总统”之后，又借“行政院”局部改组，让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实际负责“行政院”全部工作。当严1972年再度当选“副总统”之后，索性辞掉“行政院”院长一职，由蒋经国“组阁”，使蒋经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核心人物，成为蒋介石的准接班人。难怪有人形容严当上“副总统”之后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严则将这句话改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中”，由此可见严家淦的处事为官哲学，也说明蒋提拔严旨在寻找过渡人物，为蒋经国全面接班寻找突破口。
1972年2月，正当蒋家王朝处于外交大溃决之际，6年一度的“选举”闹剧又在台岛上演，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一番推托之后，再度当选“总统”，此时蒋已是风烛残年，自思来日无多，遂自荐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出任“阁揆”，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为此，蒋经国由政工而军事、由党务而行政，其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这一事实标志着蒋介石传子部署和实现其权力和平转移、延续蒋家香火的安排已基本完成。
自蒋经国出行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细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为在蒋以后的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陪侍经月，亲自安排蒋的治疗和活动。一方面尽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打算。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学武则天而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1972年，严家淦“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她的侄子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在姨妈宋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逃台以后，孔家在政治上一直受冷落。宋蔼龄、孔祥熙都客死异国，孔祥熙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继承这一权位，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院长。
孔令侃希望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起飞，如果当上“行政院”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宋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院长。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2．蒋经国无意分羹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人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总裁一事。谷正纲提出由宋美龄继任，但张宝树则说：
总裁，必须功勋卓著之人方可胜任，蒋公新丧，至今尚未发现能担当此任之人。以我之见，不如将总裁一职暂时保留，以表示对蒋公的哀敬与永恒的怀念。至于党的领袖则不可无人，拟立即推举一人为之。
张宝树此言既出，附和者众，遂决定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何应钦指出，设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蒋经国同志比较适合。
这样，宋美龄出任党的总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党主席”已被“经儿”抢去了。为掩盖争斗痕迹，蒋经国发表的《守灵一日记》，不止一次地称宋美龄为“母”。由此可见，蒋经国玩弄权术，并不比蒋介石差到哪里去。从此，宋美龄就没有老蒋在世时那样炙手可热了。那时，她虽然只是有职无权的“评议委员”，但是因为蒋介石在，她也曾一言九鼎，威风八面。如今，她才感到“评议委员”的头衔一无所用，需要谋求官职，不料“经儿”毫不相让，她只好以“蒋夫人”的身份，接见日渐寥落的“中外”来宾，无事可做，无话可讲。如此尴尬、寂寞、失落，在台湾生活得也了无生趣。
对继承了父业的蒋经国而言，唯一“碍手脚的人”便是有“母后”之尊的宋美龄。虽然元老重臣们也一致拥戴蒋经国，但“夫人”若有不同意见，这批人更乐于听从。蒋经国虽然贵为“主席”，但每有重大决策，如不同宋美龄商量，在情面上也说不过去，而先与宋商量，她同意倒好办，不同意则令蒋经国难以忍受。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后母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孙运璇，号曜气，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机电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和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很是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部长。作为没有任何前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部长级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部长，当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念念不忘孙运璇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
1978后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院长。为厂报答蒋经国的知遇知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部长邱创焕，“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部长高魁元，“财政部”部长张继正，“教育部”部长朱汇森，“司法部”部长李元簇，“经济部”部长张光世，“交通部”部长林金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政绩评论说：“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出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院长人选上又碰上了一鼻子灰。她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决定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赴美就医，次年4月12日，在蒋介石逝世一周年之际回台参加追思，旋即赴美，一住就是10年。
三、我将再起
蒋介石去世后，严家淦担任了三年过渡“总统”而后“传位”于蒋经国，蒋经国继位后，再传子计划一再受挫，江南命案迫使蒋经国最终放弃了传子部署，为了维护蒋家王朝，1986年宋美龄回到台湾并发表《我将再起》的文章，但没起到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的作用，在民主化的潮流中，宋美龄与蒋氏家族成员已无法再起了。
1．经国之后无承继
就在宋美龄在美国寂聊生活之时，远在台湾的蒋经国，开始了他的掌权生涯。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淦不过是虚位以待。
罗浩对此评论说：“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的确，他有自知之明，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提名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并以能力不足为由，坚决表示自己放弃竞选“总统”。
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侯选人。
对于严家淦的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侯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
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干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当严家淦在家中度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1993年12月24日，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
1978年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当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便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赴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生父的刻意栽培。
此时，蒋经国也惦记着远在美国的继母，数次致电宋美龄，希梁她能回台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都以“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推却了。
5月20日，遵循程序，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致电“勉励”。从1938年初次从政到1978年当选“总统”蒋经围奋斗了整整40年。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皇权主义观念仍在中国有相当市场。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俩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培养出来的，尽管蒋经国比其父开明一些，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同其父一样，仍未摆脱皇权主义观念的束缚。昔日有蒋介石传位于子，今日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企图效仿乃父传位于子的做法，历史又在重演，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蒋经国身体似动荡的台湾政局一样，力渐不支。1982年2月以来，台湾各界一直关注蒋经国的后事问题。蒋经国也预感自己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开始把接班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
就蒋氏家族而言，蒋介石可谓是第一代，第二代指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第二三代是指蒋经国子女辈。
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膝下共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均为蒋介石所赐。此外还有蒋经国与红颜知己生下的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因姓了章，难以列入蒋氏宗族之后，不过在蒋经国病逝以后，兄弟二人已自将身份公开。
在蒋家第三代中，当时以蒋孝武政治行情最被看好，蒋介石、蒋经国都非常欣赏他。蒋经国上台后，开始让蒋孝武抓权。
从25岁起，蒋孝武就一直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官员退除役辅导委员会”顾问，除此之外，蒋经国还让他熟悉党务，不久他当上了中央政策会委员和组织工作会委员、国民党中央部秘书处秘书。与此同时，蒋孝武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逐步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治会报、反统战等部门。以上各职位及职务均属握有实权的工作，虽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堂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开始重用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第三代人物，如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等人。蒋经国之所以刻意培养国民党第三代人，其目的就是使他们逐步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但是江南命案的冲击迫使蒋经国重新考虑新接班人问题。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多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写作的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泛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
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人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部门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情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
国家培养他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作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文又更多不利元首的地方，一定要杀死他。
1984年11月29日，美国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查清江南命案，系台湾情报人员勾结黑社会所为。台湾当局不得不丢车保帅，处置了部分相关情治人员。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暗里明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振振有辞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为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恩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中华民国”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下，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在传子部署无望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集体接班。
从江南命案到1987年之间，蒋经国提拔李焕、蒋纬国担任要职。到1987年，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形成，蒋纬国抓军队、李焕抓党务、而李登辉抓政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国三公”体制。
2．“我将再起”
1986年是蒋介石冥诞100周年，宋美龄回到台湾。不久，她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本来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不过这个题目很暧昧，加上当时政治形势较复杂，这次讲话颇有些令人寻味。
9、10月间，台湾士林区蒋介石官邸和武陵农场蒋介石行馆正在加紧修整装潢。宋美龄要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台湾上空疑云滚滚，种种猜测不一而足。宋美龄为何返台？成了台湾舆论界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宋美龄返台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有关。星相家、预言家的预测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都说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断言他熬不过1986年。谁能继承蒋宋王朝的“未竟之业”？蒋氏的孙辈都没有条件，蒋经国也没有时间再培自己的儿子了。蒋纬国因个性直率，在台湾军、政、党各界都树了不少政敌，也不足以服众。在接班人没有安排好以前，如果蒋经国突然逝世，那么国民党内在权力结构势均力敌——“谁也不怕谁”的情况下，势必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和更迭，才能建立起新的领导中心。显然，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老夫人宋美龄返台，将有助于新的领导中心的建立，并减少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台湾局势的稳定。
也有人说，宋美龄返台有稳定民心，稳定经济的作用。当时国民党赖以统治台湾的法宝就是经济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正逢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蔓延着“信心危机”，有钱人不仅纷纷把钱偷运海外，甚至还将子孙安排到国外去了。这种“信心危机”，在蒋经国去世后，很可能对台湾经济和民心产生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宋美龄返台，对台湾的经济和民心将起到重大的安定作用。宋美龄此次返台，把部分财产引进台湾，将刺激海内外人士的投资意愿，对一心想把资金移往海外的“香蕉人”（即所谓“黄皮肤，白心肠”之人）也有缓和作用。
还有人指出：宋美龄返台与海峡两岸形势缓和有关。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方面也从未放弃备战的努力，但是，在中共力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而台湾当局把“光复”大陆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政治的情况下，两岸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接近宋美龄的人士说，她经常关注大陆局势，分析大陆未来，她此次返台定居，与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形势的判断分不开。
事实上，她返台除了参加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之外，还担负着协助蒋经国“革新”的重任。
1986年，80高龄的蒋经国在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核心内容是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改革研议案一出，国民党内便不断传出反对之声，最强烈的抵制来自元老派。
元老派并不单指年龄超过75岁的权力精英，而且包括早年追随蒋介石的党政军高层人物，虽然很多元老已退隐，但他们在关键时刻仍会发生强大的影响力。《蒋夫人与元老派》一书中是这样评论他们的：
蒋经国的历史性改革，其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元老派，故不论元老派是否有恋栈权力的私心，抗拒改革的变化。就算是以“天下为公”的心胸，却基于固有政治观念，可能也无法接受目前的“六大革新方案”，特别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调整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等改革方案，这些都与当前元老派的政治观念有极大的差距。换言之，党国元老抵制蒋经国的历史性改革，也是可以预期的。
为彻底扫降改革的阻力，平息并安抚元老们对“革新”的不满与忧虑，蒋经国借纪念蒋介石百年诞辰为名，派三儿子蒋孝勇前往纽约恭迎老夫人宋美龄回台湾，他想利用宋美龄的影响力，安抚党内元老，化解他们的忧虑和不安。
据台湾《纵横》周刊记述，在宋美龄返台前近半年时间里，她与蒋经国之间联络相当频繁，除了专人专使的报告不断从台北直奔长岛外，她经常在每周三上午，也就是国民党中常会例会散会的时间，直接给蒋经国打电话，垂询台北的近况。
1986年10月25日下午7时，宋美龄在孙子蒋孝勇的陪同下，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台北。前往机场迎接的有蒋经国夫妇及家人、前“总统”严家淦夫妇、副“总统”李登辉夫妇、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马树礼，“国防部”参谋总长郝柏村等。据报道说：“虽然经过长途飞行，蒋夫人今天回国时，显得精神奕奕，心情愉快，见到阔别多年的家人和同志，至感快慰。”
10月30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在蒋经国夫妇及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到台北西南的慈湖为蒋介石扫墓，次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当宋美龄拉着蒋经国的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
会开得很短，仅40分钟，会上，蒋家惟一讲话的是宋美龄。宋美龄仪表端庄，由两名侍卫相扶，站立台上好几分钟，她致词强调“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
10月31日，台北举行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宋美龄于同日发表纪念文章《我将再起》，娓娓追述了她对蒋介石的学识、修养、人格、志节、苦心以及宗教信仰的体察领会，宣示了自己晚年坚定不移地皈依基督的信念和一贯的爱国纯诚。由于此文题目含义暧昧，曾引起岛内外不同臆测和评说。
这是宋美龄返台后，第一次和岛内民众见面，并发表谈话，接下来的日子里，她频频接见台湾政要，引起了岛内外不同程度的震动。
从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97岁的元老张群和96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将以岁龄言，是应由宋美龄登门拜候的。
多年以来一直冷淡宋美龄的美国报纸，此时在版面上也给她以应有的位置。《纽约时报》11月30日以“蒋的85岁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为题，刊出美联社对她的台湾行为所作的报道。只是通篇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仅说她对蒋经国的改革的计划，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党外杂志暗示蒋夫人将联合元老去反对改革，台湾“警备总部”迅速没收了这些杂志。不过，这篇报道指出了一点：蒋夫人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领导国民党50年的她的丈夫。应该补充一句，今日在台湾仅次于蒋经国。
宋美龄在10月3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经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抗战时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政界起初预测这是元老派阻止蒋经国改革的“王牌”，但宋美龄返台后的动向显示，她并非元老派的“王牌”，而是蒋经国的支持者。
据台湾《雷声》杂志介绍，宋美龄回台后，蒋孝武、孝勇的孩子们均前往官邸陪伴，远在美国的惟一孙女孝章，也专程回到台湾陪伴祖母。“孙子女及曾孙绕膝，使老夫人又恢复了1975年以前‘老总统’仍在世的情景，据说心情极为愉快。”邱爱伦整日陪伴着婆婆，照料饮食起居，经国夫人蒋方良，也每天到官邸请安。其乐融融的大家族欢聚，使宋美龄格外开心，颇领颐养天年的快乐。
蒋经国也克尽孝道，晨昏定省。早上上班之前，必至士林官邸转一下，晚间回家之后又去一趟。后来宋美龄告诉他，你事情太忙，不必每天均来，但他仍抽空前往。当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经过几度长谈，“对岛内外若干重大的政治以及人事上的部署，均已获得肯定的共识。”“经国先生的政治革新计划，闻更获得蒋夫人的全力支持，使得经国先生更为宽心。”
美国《纽约时报》在12月底刊载的专文中指出，蒋宋美龄对于开放组党及解除戒严等开放路线不表反对，并且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蒋夫人与元老派》一书中讲一步指出：
来自官邸内层的消息透露，自蒋夫人返国以来，蒋经国心情至为愉快，家族之间的来往非常频繁，此外，在十月底的最后一次党中央常会，蒋主席对推动政治革新方案的“十二人小组”责成加速完成革新的草案，可见蒋夫人返国不仅不是改革的阻力，反而是助力。
当然，宋美龄同许多元老派一样，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和疑虑。他们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元老派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仞，当不少人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即使宋美龄真想通过它表达某种个人意图，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3．无法再起
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飞逝如梭，1988年，蒋经国去世了。宋美龄悲痛已极，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她哀戚满面。
蒋经国死后，“副总统”李登辉曾几次前去士林官邸向宋美龄请示汇报工作。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对于这种急急忙忙推举代理国民党主席之举持有不同意见，宋美龄虽已被排出权力圈，但政治嗅觉依然敏锐，她看出台岛内外和台前幕后各种复杂的因素，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想借李登辉夺“夫人派”的权。
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
原来，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经过调整，形成了“官邸派”与“开明派”。“官邸派”属于保守营垒，主要是沈昌焕与国民党当时第一“文胆”秦孝仪、《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惕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等。“开明派”关键人物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副秘书长宋楚瑜及中常委、《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官邸派”碍于“宪法”规定，知道要阻止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不可能的，他们想推出俞国华与李登辉争夺国民党主席职位，若争夺失败，再拥宋美龄在党内充当党魁。
蒋经国病逝当晚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由李登辉继任总统；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会后7时30分，“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在国民党总部发布蒋经国病逝的消息，三家电视台和各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节目。随后，台湾最高当局宣布哀悼期为30天，此间不得举行聚餐、集会、游行及请愿活动，台湾军方也宣布，从1月13日晚8时始，台湾三军部队一律停止休假、加强戒备。晚8时8分，李登辉依宪政体制继任“总统”，并举行宣誓典礼。“司法院长”林洋港监督，李登辉的宣读誓词：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弗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
李登辉继任“总统”后，立即向民众发表谈话，宜称将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共复国决策，早日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对于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台湾各种政治势力不以为意，各界关注的焦点足由谁来当国民党主席。事实上，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如果蒋经国在生前安排一位副主席，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麻烦。蒋经国在生前有足够的时间与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此新旧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李登辉显现出他娴熟的政治手腕。
首先，他在继任“总统”后，立即向国民党元老执弟子礼，上任第二天，他先拜访了宋美龄。第三天，李登辉前往“荣总”探望严家淦，就当前国事恳切交谈，严称：“团结合作，互助互信，是当前国人应有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胜利成功。”16-17日，他又分别登门请教张群、陈立夫等6位国民党元老，表示自己多年追随蒋经国，今后将遵循蒋介石、蒋经国遗愿。与此同时，李一有时间就往蒋经国灵堂致敬，由于李登辉的多方努力，他获得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高度评价：“谦和、勤政。”
其后，李登辉策动少壮派写推戴书。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暂不推举党主席，在国民党十三大召开之前，将维持由国民党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的做法，以便确保过去领导中心的稳定运作，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形势瞬息万变。1月18日，以台湾省籍少壮派赵少康为首的39名国民党藉立法委员联名签署了推戴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代主席的声明，表示：“推李登辉为代理本党主席，以维护全民信心，并维护本党形象。”
随后，“国大”代表，不同党派“监委”分别联署签名推举李登辉任代主席，以赵少康等人的主张及出身看，李登辉很难脱掉策动推戴的干系。
随后，李登辉拉拢李焕、宋楚瑜等开明派。在李登辉接受国民党中央主席一职问题上，李焕、宋楚瑜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来，李焕也主张到国民党十三大时解决党主席人选问题。赵少康提出推戴书后，李焕作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接见了赵少康。李焕表示：赵少康在此时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国民党主席到十三大召开时，自然会有结论。同时，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也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民党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仍留待7月份召开的十三大来解决。原定明日召开的中常会讨论是否推举主席之事已取消。
但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李焕和副秘书长宋楚瑜等人代表国民党中央自1月20日起，陆续分别拜访国民党中央常委、元老派及部分中央委员，听取他们对继任主席问题的意见。据台报报道，征询意见的结果，党内意见分歧颇大，但以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的人数较多，认为李兼任主席“可收党政一体化的统合领导之效”。于是，国民党决策机构方面初步决定，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并立即进行意见协调，如果顺利，可望于27日的中央常会叶，提出讨论。
经过连日来李焕与宋楚瑜等人正式向所有中常委及中评委展开征询与沟通之后，逐渐消除歧见，保守势力知大势已去，于是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决定由中常委推举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职务，待7月7日举行十三大时，再循党章规定程序选出党主席。同时还决定由俞国华提案，其余中常委联署的方式在27日的中常会提出，以显示安定团结的表现。
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上，原协调中常委俞国华领衔联署推举李登辉接代理党的主席提案，竟然未列入议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据台湾权威人士透露，27日中常会召开前夕，宋美龄对推举代理主席时机有不同意见，她认为依据党章规定，在国民党十三大决定此事更为合适。在大丧之期不宜讨论主席继任问题，以免引起党内分裂。26日晚，她写信给李焕，表达了上述意见，信由蒋孝勇传递。
另据《民进周刊》载文说：1月26日，以宋美龄为首的夫人派及官邸派集会研究，宋美龄力主由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以免出现台湾人“总统”兼台湾人党主席。宋美龄本意是拥立俞国华充当党主席，不料俞国华本身形象太差，不是李登辉的对手，在民意及舆论的压力下，节节败退，形成李登辉的优势，夫人派一度打算由宋美龄披挂上阵，但宋已年过九旬，如果出马，恐怕阻力太大，而且也不易获得党内一致支持，于是退而求其次，致支持形象、声望俱佳的李焕出任代理党主席，但被李焕抗拒。
李焕等人决定按原计划进行。27日，中常会由余纪忠（《中国时报》老板）住轮值主席，除严家淦、谷正纲因病，李登辉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外，其余27位常委均出席会议。由于会议议程并未列入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的提案，列席此次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即席发言，他表示外界对主席继承问题议论纷纷，诸多揣测，为党国利益，实不能再拖，应在此次会议讨论原定议程。余纪忠表现了会议主席的应变能力，先是准宋楚瑜提议放到会议桌上讨论；然后见形势可为，请原提案人俞国华表态，俞本来想按宋美龄意旨行事，至少也要拖一拖，但此刻大势所趋，被迫提议李登辉任代理主席。
俞国华是与李登辉争夺最激烈的对手，提议时不免百感交集，待俞国华表态后，其余中常委也声称李登辉任党代主席。中常委发言完毕后，余纪忠表示，为示慎重，请所有中常委以起立方式表示同意，在与会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鼓掌之后，正式通过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至此，国民党内围绕主席一事的权力角逐暂告一段落。
对于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评论颇多，但意见较为一致。据台报报道：蒋纬国在列席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时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当时我一定会举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他还声称：李登辉出任党代主席是众望所归。蒋孝武也声称党政一体化制度好。
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声称：李登辉是国民党领导人中最理解台湾的人，他表示欢迎李就任“总统”和国民党代主席。但他又声称，民进党仍坚持历来主张与目标，“在应该同国民党对抗的情况下进行对抗。”学术界对李臀辉出任“总统”与国民党代主席深表赞同。军界三度声明支持李登辉。此一行动稳定了台湾局势，并避免了党内分裂。报界28日纷纷发表文章，认为李登辉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是民主与民族团结在最后一刻“取得的胜利”。《联合报》发表文章说：“李登辉能够以虚心坦诚的态度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台湾时报》的一个标题这样写着：《李登辉的时代已经到来》。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官邸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恶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1990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宋美龄亲自在幕后策划，兴师动众，“隆重”推出蒋纬国竞选台湾第八届“副总统”，结果美梦难圆，蒋纬国败北，台湾彻底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百般无奈的她只能再度远离台湾，到美国“长期休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