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儿不亲
宋美龄终身未育，作为女性，这是颇为遗憾的。长久以来，外界对此传言不断，有说蒋介石因身染梅毒之类的性病而造成不孕。也有说蒋介石自幼就因为受了伤而无法生育，连带质疑蒋经国究竟是不是亲生的。然而，在台湾最近出现的史料显示，在宋美龄结婚最初几年，她曾经怀孕，却流产了。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了这事，并颇为失望，希望不会影响到妻子的生育能力。由此看来，宋美龄确实具有生育能力，只是她结婚时已经29岁，最初几年未能生产，以后就更难了。
在蒋、宋两家的第二代男性中，蒋经国、蒋纬国和孔令侃与宋美龄的往来较多，宋美龄对她们的态度也太不一样。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照理，宋美龄与蒋经国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才更能维护彼此的尊严和利益。然而，正是这个“第一家庭”的利益太非同寻常了，谁成为这个家族的主宰，就意味着谁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母子之间的利害冲突必然表现为权力之争。蒋介石在世，宋美龄夫贵妻荣，无限荣光尽在其身，蒋介石死后，却没有子贵母荣的局面。宋美龄似乎只徒有老成凋敝的心态，历史上宫廷政治中，父子仇杀，兄弟自残的事情层出不穷，毋庸谈与皇后或后戚之间的争斗了。不要说蒋经国不是宋美龄的亲儿子，就是她的亲儿子，只要是为了权力，争斗就在所难免，她又能怎样呢？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结婚之前，就已知道有蒋经国这个人存在。结婚之时，蒋氏父子交恶，宋美龄对蒋经国并未放在心上。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给宋美龄写下“遗书”，希望她能在他不幸之后，教育抚养蒋经国、蒋纬国弟兄俩长大成人。
西安事变后，中苏关系得以改善。蒋介石委托驻苏大使通过外交渠道帮他找回多年来音讯不知的儿子。在苏方的帮助下，蒋经国得知了父亲要他回国的口信，并知道了宋美龄的一些情况，他请这位大使回国时代他转送宋美龄一件貂皮大衣。
1937年3月，蒋经国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12年之久的苏联，辗转回到国内，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尽管他在归国之前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表示一回国即奔家拜见高堂，但迫于父亲的威严及从未来前途考虑出发，他还是先在蒋介石面前先认了宋美龄作“母亲”。
宋美龄见到蒋经国一家，寒暄之后，开口便教育蒋经国：“你勿晓得啊，我花了很大功夫把你要回来的呀！”蒋经国连声道谢。
自蒋经国回国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蒋经国和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手下，一个忙于社会福利、外交、空军事务，一个在地方从事青运、政治工作，基本无什冲突，相安无事。
两人因1948年的“打虎”行动闹得很不愉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尽管表面上仍尊宋美龄为“母亲”，但在心里即恨死了孔、宋两家，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宋美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由此联系到历史上“女人祸国”的故事。
随着蒋经国在台地位的提高，蒋经国找到一个让“母亲”难堪的机会。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蒋军退出大陈岛。大陈撤退，蒋经国主持其事，台湾上空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但以宋美龄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却由陈香梅出面，在台“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资助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国的H绒条洋装，并打出旗号为“服装义演”。这天晚上，应邀赴会的有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都是些得罪不起的贵宾。但是，“军人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却率领一批军官在马路上拦阻赴会贵宾的汽车，对“丧师失土”的悲痛时刻出现的这种歌舞升平的虚华现象，表示抗议。
宋美龄将拦阻汽车之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盛怒之下，下令扣押了江海东。江海东在狱中颇受优待，3个月后便恢复了自由。江海东事件，表面上，主事人受到处罚，但蒋经国自感出了口恶气。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夫人派”在台湾岛内的元气大伤，宋美龄亦自感无力回天，在蒋经国升迁的仕途上，干脆来个顺水推舟。
1963年，陈诚因健康欠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兼职，由严家淦组阁，事前，严家淦到蒋介石官邸商量“八部二会”及“政务委员”等的名单，到了初步决定的时候，宋美龄看到阁员名单上，蒋经国仍是“政务委员”兼“退役官兵辅导会主任”，便说：“经国呢？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做特务，做见不得人的事吧。”
蒋介石听后沉思一会才说：“让自己的儿子做部长？这样合适吗？”接着又说：“就让他到国防部做副部长，跟俞大维见习见习吧！”宋美龄在旁边补充：“你不给他机会，怎么知道他不行？我的看法他很行！”于是，在宋美龄的提示下，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从此，掌握了台湾当局的“三军”，建立了巩固的权力基础，在通往“接班人”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孔家人借凭悼之机，劝宋美龄出山，做国民党总裁，但蒋经国先行一步，于28日召开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以“总裁”之名作纪念留给蒋介石为由，选举蒋经国担任党的主席，孔家失算，宋美龄不久也飞往美国定居。
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放弃对台湾政局的关注，每周二中常会一结束，便打电话询问情况，因宋美龄年事已高，常常忘记纽约与台北的时差是12到13小时，她下午3点拨电话，而台北正是夜间，蒋经国还在睡梦之中。原来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是北方人，军人出身，反应不太机灵，常常穷于应付宋美龄的电话，有时说“总统”睡了，有时搪塞说，“总统”不在。宋美龄很是反感，后来，蒋经国得知后，换上了极善“外交辞令”的沈昌焕。宋美龄讲上海话，他答上海话，宋美龄说英语，他答英语，语言上的障碍扫除了，宋美龄很是满意。她与蒋经国之间的“热线”也就畅通无阻了，他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商讨有关台湾大事。
1976年，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台。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曾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而未能成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发去贺电“勉励”。
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官邸再现新貌。由于多年未使用，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要求，又要保持过去的原貌，这让台湾省有关部门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1986年10月间，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坏，10月30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时，蒋经国派他的三儿子蒋孝勇前往纽约恭迎宋美龄返台。10月23日，宋美龄在蒋孝勇的陪伴下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在蒋介石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宋美龄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是：《我将再起》。文章发出后，岛内大多数政治人士评价，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权力波澜和人事沧桑后，年近90旬的宋美龄似乎早已看透了政治的本质，彻悟人类权力的险恶，她将不会再留恋“权力”了。
宋美龄在台湾活跃了几十年，她对台湾当局政府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台湾的夫人派，她的作用非同一般。
在台湾，所谓“夫人派”并不仅仅指年龄层次超过75岁以上的权力精英，还包括当年随侍蒋介石的国民党党政军的高层人物。蒋经国当政后，这些蒋介石的“老臣”多已退隐山林，但他们的影响力并未消失。
这些元老重臣，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的。他们对蒋经国提出的“六大革新方案”，特别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调整“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等“政治改革”方案，多有异议。无形中，这些异议便成了蒋经国“改革”的阻力。为了顺利改革，蒋经国只有求救宋美龄。
为什么宋美龄能助蒋经国一臂之力呢？因为这些元老重臣，诸如张群、黄少谷、何应钦、谷正纲、袁守谦、李国鼎、沈昌焕、秦孝仪等都与宋美龄有着亲密的关系。
如果宋美龄出面安抚元老派，调节蒋经国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对双方都有好处。
宋美龄对此作了积极的调解工作。美国《纽约时报》1986年12月底刊载的一篇专文说，宋美龄对于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开放政治路线”不表反对。相反，她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
宋美龄返台以后，蒋经国心情很好，家族成员问的来往也非常频繁，蒋经国经常到士林官邸向继母请安，互话家常。宋美龄对蒋经国也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常留蒋经国吃晚饭。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政事特别操劳，有时候心情郁闷，胃口不好，宋美龄便特别交待厨师，给他做几样家乡小菜，让他开胃口。蒋经国如果公事太忙，无法来吃饭，宋美龄便派人把菜送到大直官邸蒋经国住处。由此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他们母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为了安抚反对“革新”的元老重臣，宋美龄陆续召开台湾当局党政高层人士，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的意见。此后，还特别召见了台军方人士“参谋总长”郝柏村及陆海空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宋美龄分别对其予以嘉勉，无形中肯定军方的作用，以便赢得军方对蒋经国政治改革的支持。
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对于调动国民党当局领导层的关系，巩固蒋经国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蒋经国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导致他们在权力上的龌龉纷争，有人说，蒋经国一直对宋美龄夺去其生母的地位而耿耿于怀，始终对宋不能原谅，这恐怕无从考证了。但无论怎样，在蒋氏政权内，他们既唇齿相依，又勾心斗角，才能保持各自的利益，保证家族的延续发展。
纬儿可爱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给蒋氏二兄氏少年时代的评价。蒋纬国生于1916年10月6日，其身世之谜一直为他自己和外界猜测，当年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袁世凯通缉，蒋介石、戴季陶亡命日本，两人共处一室，与旅馆侍女重松金子发生恋情，生了这么个儿子，但谁是其父，不能确认，因戴季陶惧内，遂划名至蒋介石门下，算是他的二儿子。蒋纬国出生不久，便由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到上海，交姚冶诚看管，算作两人的儿子。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为解决婚姻上的障碍，就将姚冶诚、蒋纬国送到吴忠信家，蒋纬国认吴忠信夫妇为干爹、干妈，蒋、宋结婚时，宋美龄只听说蒋介石有这么个儿子，但未曾见面。
蒋纬国生得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从小就被蒋介石带在身边长见识、开眼界，博得蒋介石的朋友、同事们的欢喜，有“军中少年”之称。蒋、宋成婚后，蒋纬国到苏州人东吴大学附中就读，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时，他就立志参军从戎，但因病未能如愿，遂人东吴大学学习，四年内，修完了两个系的课程。毕业后，到德国学军事，开始了军旅生涯。
宋美龄见到蒋纬国时，蒋纬国已是翩翩少年，风华正茂，蒋纬国眉清目秀，英俊潇洒，宋美龄见后，满心喜爱，真正相信了“纬儿可爱”一说。自1936年底起，蒋纬国回到了蒋介石、宋美龄身边，每次出国远行，宋美龄总有依依惜别之情，每次回来，总问长嘘短，真是视为己出。1949年，蒋介石下野回奉化修家谱时，蒋纬国的名字又划到了宋美龄的名下，算作她的儿子。
蒋纬国自1940年回国，次年下基层锻炼，凭自己的知识、能力、家庭，在军中不断升迁，1950年到台湾时，已升至装甲旅少将旅长，时年34年，后又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进修，1961年，升为陆军中将。
由于蒋介石来台后将蒋经国视为权力传人，因此，对蒋纬国的发展仅限制在军内，蒋经国对这个弟弟一无什么血缘感情，二来两人在志趣上大相径庭。蒋经国学在苏俄，靠青运工作和特务工作起家，蒋纬国学在欧美，以军事功绩、学识立身。两人的矛盾起因于蒋纬国对蒋经国在军内设政治工作的反感，因为西方军队根本没有这一套，导火线是1954年1月的“湖口兵变”。
“湖口兵变”的发起人是装甲兵司令赵志华，他出于对台湾贪污肆虐，特务横行的反对，在一次士兵集会上发表演说，煽动士兵跟他一起打到台北去，再演历史上“清君侧”的故事。演说结尾，应者寥寥，他十分着急，再作动员。一名士兵在下面高喊口号，表示拥护，走到台上，从背后搂住他，使他不得动弹，并高声呼喊“拿住叛贼”！又有几个士兵上去，将赵志华摁倒在地，缴了他的枪械，捆了起来。这几个士兵实际是蒋经国长期安插在军中的“政治战士”，赵志华遂被捕入狱，兵变流产。
这事看起来与蒋纬国并无直接关系，因为他已调出装甲兵，任“国防部高参室”高：参，然而赵志华却是蒋纬国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无论怎么说，他都负有“失察”之责。由于赵志华犯的是“政治”罪，所以事发不久，“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率先得知了事情的原委。蒋纬国在装甲兵的亲信也很快告诉了他，他感到事态严重，没敢告诉蒋介石，而是先找宋美龄。宋美龄就找蒋经国，当着宋美龄和蒋纬国的面，蒋经国应诺一定在父亲面前为弟弟说项。但事隔几天，蒋经国却带有感情色彩地在蒋介石面前狠狠参了蒋纬国一本，蒋介石立即把蒋纬国找来大骂一顿，从此，蒋纬国也就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1955年，蒋纬国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少将副厅长。1958年，复任装甲兵司令。1963年1月，转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1969年11月，调任“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
蒋纬国生性直率，敢说敢为，思想解放，这在台湾的权力圈中自然吃亏不少。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讲：“我的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此语一出，传十传百，军中议论纷纷。显然，蒋纬国的母亲既非毛福梅，又不是宋美龄，究竟为何人？人们自然就怀疑到“领袖”蒋介石的个人操守上。诸如此类，让蒋介石、蒋纬国哭笑不得。
1961年，蒋纬国晋升为中将，但因兄长不久当上了“国防部”部长，蒋纬国迟迟得不到升迁，自己牢骚满腹，同仁亦抱打不平，在中将衔上一干就是14年，行将退役之际，由于宋美龄的过问，“万年中将”的笑谈才告结事。
1975年9月，宋美龄准备赴美散心，以解失去丈夫之悲痛和权力斗争中的不快。在宋美龄赴美之前，官邸一片忙乎，秘书、侍卫们都在帮助收拾行李，蒋经国兄弟也前来送行。在启程前一二个小时，蒋纬国便到了士林官邸。这一天，与往日不同，蒋纬国居然全副戎装，还佩带勋章勋标，进门便给夫人敬礼，宋美龄不禁奇怪起来，好好端详了好一阵子，问蒋纬国：“你穿军装的确很有精神，但平常来这里都不穿，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回答：“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服了。所以今天给妈送行，特地让妈看看我穿军装的模样。”
宋美龄不明白怎么回事，纬国怎么还会没有资格穿军装！问他“为什么？”蒋纬国说军中制度强制限龄退役，并谓今年已到了他中将退龄退役之年了，他已在报请退役了。宋美龄回来时，他已退役，自然看不出他穿军装的样子。对限龄退役之事，她还是不明白，因为何应钦、薛岳等常见到的老军人，一直都穿军装，就再问他：“何敬之为什么继续穿？”“那是一级上将，终身制。”蒋纬国回答。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这时，蒋经国一家也到了。蒋纬国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蒋经国不解地说：“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宋美龄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他做军人还行吗？”“他本来就是军人，干得很出色。”蒋经国回答。“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手续，要脱掉军装？”宋美龄问道。这时，蒋经国明白过来了：“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退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代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情。”
这样，宋美龄走后不久，蒋经国便让蒋纬国当上了上将。在蒋纬国的一生中，被他称作“母亲”的人有三位，对此蒋纬国的内心表达着不同的爱。
1940年的一天，蒋纬国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偶然翻到一本名为《亚洲内幕》（Inside
Asia）的英文书，书中有段文字引起了蒋纬国的关注，“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实际是国民党的一位部长级长官所生，后来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书中暗示，这部长官是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不久，蒋纬国便到这位被他称为“亲伯”的戴院长处询问此事，戴“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拿出一张他与蒋介石的合影问蒋纬国，蒋纬国像谁，而不作正面回答。
到台湾后，姚冶诚为他解开了身世之谜，蒋纬国惊异不已。1953年，蒋纬国到日本寻找母亲的踪迹，在别人的指引下，来到金子的坟前，流泪凭吊，怅然若失。1989年1月，蒋纬国公开对外“征求身世真相”，获得不少材料，并专程赴美向宋美龄查证，才方信不疑。
姚冶诚是蒋介石纳的妾，也是终身未育。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国内后，交姚抚养。姚冶诚尽心尽力，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直至他出国学习，走进军旅。蒋纬国对姚冶诚非常孝顺，到台湾后姚冶诚在蒋纬国的照料下生活。每逢姚冶诚的生日，蒋纬国便操办一场，博得老太太欢心。姚死时，蒋纬国准备办得隆重一点，但遭到了蒋介石、蒋经国的反对。直到姚百年冥辰，蒋纬国才把场面搞得有声有色，算是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
在蒋纬国的心中，宋美龄这位“母亲”与他并无母子之情，但却是他的朋友、长辈、老师，他们有共同的生活情趣——欧美生活作风，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两人的共同话题较多，较之蒋经国，宋美龄更喜欢蒋纬国。
姚冶诚死后，蒋纬国更将对母亲的爱献给了宋美龄，平时问寒问暖，迎来送往，甚至让自己的妻子长期在美陪伴宋美龄，可谓事孝极至。1997年9月1日，蒋纬国病逝的消息传到美国，宋美龄悲痛难持。
大卫可靠
在宋美龄的心中，蒋经国、蒋纬国虽都是她的“继子”，但她更把孔令侃看成自己的儿子，因为孔令侃毕竟与她有间接的血脉关系。
孔令侃是孔祥熙、宋蔼龄之子。孔祥熙共有子女四人：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孔令侃是长子。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孔家饭后有吃水果的习惯，有一次，水果盘传到了孔令侃的面前，刚好，上边的梨子烂了一点，孔令侃不想要这个梨，又不敢在母亲面前挑选，便说：“我今天不想吃水果。”于是盘子继续往下传，那个烂了一点儿的梨子被孔令仪拿走了。当盘子再一次传到孔令侃面前时，他说：“我还是吃点水果吧。”其他孩子见状大叫：“这不公平，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字）骗人。”孔令侃满不在乎地告诉大家说：“这是吃梨子的策略。”
1932年，孔令侃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这时，他已被孔祥熙任命为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常务董事了，刚刚十七、八岁的他经常在课堂上批阅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公文。杜月笙对此曾开玩笑说：“孔公子如此年纪轻轻，已经会看公文且批得如此老练，真是‘钱’途无量啊！”
孔令侃依仗父亲的权势，一入学就非常特殊。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是孔令侃经常偷偷邀请同学去舞场，一玩就至半夜，校门早已关闭多时。于是他“身先士卒”，率众越墙而入，有时索性外宿。他回家时都是轿车接送，平时一辆，星期六总是两辆：一辆敞蓬车里坐着几个便衣卫士，一辆轿车他自己坐。每日饭菜皆是由家里专人烹饪，专人送来，每顿至少4个菜。学校当局对这位“财神”之子完全另眼看待，美籍校长卜舫济和教务长沈嗣良极力拉拢他，一些教职人员也拼命和他套近乎，同学则争相奉承他。在这种环境中，孔令侃不禁飘飘然，走路都一肩高，一肩低地横着走，非常神气。
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更加变本加厉，他的宿舍里搬进了双人书桌，转椅、衣柜、五斗橱、弹簧床、沙发、草地毯、立地灯、唱机、收音机等，布置得有如另一处孔公馆。就在这个时候，孔令侃开始为跻身政界准备班底，他把平日里围着他转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南尖社”。
对外声称是研究学术，联络感情，并无政治意义，实则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南尖”二字乃是英语中“纳粹”的异音，以示仿效德国纳粹党之意，该社成立之初人员并不多。孔令侃毕业后，挂了几个官衔，便不断扩充“南尖”人员，吸收的社员已不纯是学生，而是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等各色人物均有。
抗战初期，该社的大本营移到香港，在广州、长沙、武汉、重庆、天津、上海、南京都有分社。孔祥熙在让儿子批阅公文的同时，还在孔公馆设立了办事处，让孔令侃作主任。这样既可以替他办理家里的机密，又可以借机培养儿子办理公务的能力，便可以以此使儿子与社会各界交流联络，赚取社会声望。
孔令侃常常对在他手下做事的“南尖社”同学说：“咱们给老子（孔祥熙）办事，一定要好好干。你们现在多辛苦些，帮忙把我捧上去，将来我也可以把你们一个个地提拔上来。”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孔公馆办事处，在孔令侃主任以下设有机要、秘书、总务、财务四组。淞沪战事爆发以后，又增设情报组，搜集一些有关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机要组是其中工作量最大，最主要，也是最忙的一组。每天电报大叠地进，大叠地出，六七个人日日夜夜忙不完。
孔令侃在其母宋蔼龄的指使下，利用其情报组，掌握金融波动的第一手信息，大做投机倒把的生意。这个办事处从抗战前成立，到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止，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往来的人中，多为孔祥熙的部下，也有其他机关的要人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一些人为了通过孔令侃提升或办事，对他谒尽巴结拉拢之能事。
1936年，孔令侃经过四年花天酒地，不学无术的大学生涯后，终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孔祥熙立即将他安排到南京财政部充任“特务秘书”并兼任信托局常务董事。“特务秘书”是孔祥熙特为其子设立的官衔，以往国民党政府大小机关的编制中从无此官。可就是这个官，竟能在财政部里替部长当家做主，批阅文件，乱发指示，凌驾他人之上，从两位副部长以下，没有一个人敢违背。
孔令侃更加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他亲自驾驶着“777号”汽车，在繁华街道上招摇过市，横冲直撞，任意违章，经常肇事，若有警察制止，即遭殴打。如按当时的规定，汽车行至新街口广场时，要沿左边环行道绕圈子大转弯，可是他的汽车却直接转小弯，抄近路，警察们从不敢出面干涉。
又如有一天，正在办公的财政部职员忽然听到“特务秘书”办公室里枪声大作，以为有人行刺“特务秘书”，待大家蜂涌而至，准备额首称快时，却发现孔大少安然无恙，正在与几位朋友以室内的灯炮为靶子练习枪法呢。
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失利，上海沦陷。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因需要对外接运军火物资，便退到香港。孔令侃受父委托，以常务理事的身份直接管理业务和人事大权，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2楼112号20间房屋办公，孔令侃的办公室为8号，隔壁7号住着他的私人随从班子，其中有很多是他“南尖社”的同学。这些人实际上是保镖，每人统一佩带一把左轮手枪，出入前呼后拥，盛气凌人。
中央信托局迁港后的主要任务是抢运已订军火，续订飞机械弹，这给孔令侃以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他一方面借抢运和续订军火之机大收回扣，另一方面借用香港自由港的有利条件，大做进出口交易，这时他年仅20岁。国民党在港的财政金融大权在握，孔令侃更添骄横跋扈的作风。与蒋介石有密切往来的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除叶琢堂、杜月笙、许世英几个人外，孔令侃对其余人无论年长还是年少，皆直呼其名，甚至当面训斥。即使对其舅父宋子文，他也总是称之为“TV”（宋子文的英文名字缩写），他们之间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
宋子文在美国搞到了棉麦大借款后，决定收购中国的丝、茶、桐油、猪鬃、钨砂、镁砂等八类出口物资抵押借款，这些业务都是由宋子文包办从中渔利的。后来，孔令侃拿到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后，便令各地将猪鬃出口业务权划归中央信托局专办。可宋子文的复兴公司早已在各地设立了猪鬃收购站，于是双方发生冲突。还有，宋子文从国外买的军用汽车价格比孔令侃买的低得多，为了掩饰自己揩油的破绽，孔令侃故意拖延，不在宋子文的军用汽车支票上签字，两者再次产生摩擦。
有次，宋子文为军用汽车之事找到孔令侃，遭拒绝后，直冲入孔令侃的住所，质问孔令侃。孔令侃避而不答，却叱骂听差为何不通报。宋子文忍无可忍，当即在孔大公子的脸上大掴耳光。更为荒谬的是，当宋蔼龄要为孔令侃物色一位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时，孔令侃竟然提出要娶宋子文的妻妹为妻，宋蔼龄十分恼怒，斥责他异想天开。孔令侃却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如果不是张乐怡（宋子文之妻）的妹妹，我还看不上她呢！”
孔令侃在香港期间，穷奢极欲。香港最负盛名的春季跑马香槟票头奖原来一直是800余元，但是到了1938年突然暴涨至14万余元。据当时上海某大报报道，这其中的奥妙主要在于许多中国的官僚财主汇聚于香港，尤其是孔大少爷的光临是跑马香槟票暴涨的主要原因。他一掷千金，仅一个人就买了4万多块钱的马票。其后，孔令侃又跑到澳门大赌一番，输了5万元港币，创了国民党官员赌博输钱的新纪录。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惟有一次，孔令侃去舞场跳舞，两名中国大学生在胸前挂起了“亡国奴”的牌子，并质问孔令侃是不是中国人，孔令回答说是，两名大学生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挂这牌子，难道你不是亡国奴吗？”孔令侃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悻悻然离开舞场。
孔令侃到港后，需要与沪、渝通话发电报，可是他擅作主张，在九龙弥敦道以办《财政评论》为由，在该刊的楼上私设了秘密电台，每天与沪、渝联系。由于事无巨细均以电报联系，所以电台显得格外忙碌，孔令侃在港电台没有得到英方许可，便经常移动，但是还是被日方发现。日本人发现了这个电台后，对英方施加压力，促其查封取消。
1939年秋日的一天下午，港英方出动了大批警察，如临大敌般地将电台所在的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查抄了全部文件，密电码和来往电文稿，带走了一批工作人员，并在报纸上公布称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并明令罚款19万元。
孔令侃这才慌了手脚，一面委托律师办理交保手续，一面向经办人员大肆行贿，又托人向港英当局斡旋。港英当局因本案涉及到中国政要，只好把全部案卷交给中国外交代表俞鸿钧，把被扣的人员驱逐出境。后来表示：孔令侃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勒令其限期离境，不许再踏入港地半步。孔令侃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后，飞往菲律宾暂住，“散散心”，与之同往的竟是盛开颐的妻子魏某。
早在上海时期，盛氏夫妇经常出入孔府，陪宋蔼龄打牌，人称他们是宋蔼龄的干儿子，干儿媳，他们不仅是宋蔼龄的“牌友”，也是她黑市上投机谋利的智囊。盛开颐纵容其妻勾结孔令侃营私分肥，经常邀请孔令侃到他家午餐、午睡。久而久之，孔令侃便自然而然同魏某勾搭成奸，姘居一起。孔令侃与魏某出人意料地在去菲律宾的船上宣布正式结婚，并先斩后奏，婚后才通告宋蔼龄，宋蔼龄认为魏某比孔令侃大10多岁，根本不配她的儿子，便电催孔令侃立即取消婚约。无奈孔令侃被魏某迷住了心窍，勾去了魂魄，吃了称砣铁了心，对母亲的话置之不理。宋蔼龄只得痛骂魏某是“狐狸精”，此外便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
孔令侃自香港被逐，船上行婚之后便已是劣迹昭著，被迫辞去中央信托局的职务，去了美国。名义上，他宣称是奉父命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实际上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他把孔家一部分资金、产业集中起来，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办事处，雇佣美国律师为他经营投资，开辟孔氏在美国的商业战场。为了得到一张哈佛大学的文凭，孔令侃特地把在中央信托局任职的吴文智调到美国，替“太子”读书。
吴方智明知是为孔令侃求学历，争学位，但还是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三年时间里刻苦攻读，学习成绩优异，以致许多哈佛大学的老师、教授暗自称奇，没有想到在国内恶名昭彰的孔令侃却是如此好学上进。经过三年勤奋攻读，吴方智终于得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文凭，但名字却是“孔令侃”。为了酬谢吴方智的功劳，抗日战争结束后，吴方智被委任为上海市中央信托局财料处副经理，这是一个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有意让仍然在美国寓居的孔令侃担任代表团的秘书长，使孔令侃得以陪同姨母参观访问并与美国政界、军界、财政界有影响的人士接触，为日后的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约翰逊上校就是宋美龄和孔令侃十分倚重的人物，约翰逊是美国金融寡头驻华盛顿代理人，也是宋美龄、孔令侃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后来，回国后的孔令侃经常和他联系，凡是美国对华政策、经济上有什么新举动，他事先总能将内幕通知孔令侃。正是在约翰逊的支持下，孔令侃才得到了美国很多大厂商在华总经销的合同，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回上海成立了经销洋货的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1945年冬筹备，1946年1月开业，资本为1亿元，是孔家与杜月笙、范绍增等人合办的。1947年7月，资本增加到10亿元，分为100万股，其中孔家25万股，杜月笙7000股，范绍增3000殷，其他股东的股份都很少。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四川路的嘉陵大楼内，下设工业部、运输部、会计部等。它在纽约、伦敦等地还设有分公司，其触角伸向国民党所有主要机关和英美德等国的大财团。扬子公司以经销这些公司的商品为主，只做现货交易，收款一律以美金或黄金为限。它借强硬的后台，复杂的关系，雄厚的资金，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舞台八面威风，翻云覆雨，在短短的时间内即攫取了惊人利润。
扬子公司后来在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中，丑行败露，无法经营，孔令侃就将资产转到了国外。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孔令侃因与蒋经国的关系不睦，没有敢去台湾，而是久居美国。他被蒋介石钦定为“国策”顾问，经常代表蒋介石和宋美龄与美国进行高层磋商，被视为台湾驻美的“地下大使”。
宋美龄几次访美，皆以孔令侃作为双方联络人。在美期间，宋美龄更是颇受其照顾，孔令侃俨然以宋美龄的私人总管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除了负责宋美龄私人重要函电外，还负责为宋美龄处理在美财务。
凭心而论，以宋美龄的教养、情趣而言，她并不喜欢孔令侃这种人，但为了权力，特别是个人财富，她又必须依靠孔家，依靠孔令侃。而孔令侃对宋美龄，除了亲情之外，就利用她在台湾的权力和影响，碰到蒋、孔后代发生冲突时，宋美龄又自然而然地站到孔家那一边，因为孔家是娘家人。
1992年8月1日，孔令侃因患肺癌不治而逝，宋美龄闻讯后，亦很伤心。
溺爱有加
由于没有亲生子女，宋美龄把她对子女的爱转到大姐宋蔼龄的几个子女身上，她疼爱孔令侃、孔令伟等外甥，甚至到了娇纵的地步。可惜孔家兄妹的表现差强心意，引来众多非议，也因此使宋美龄受到不少批评指责。
关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身世背景，曾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官邸里的服务人员总是把孔二看成宋美龄的“女儿”。他们认为，孔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除了孔令伟以外，大家都是高高壮壮的。老大孔令仪小姐，长得高高胖胖，很像孔祥熙；老二孔令侃，身高大约有175到180公分左右，体格魁梧；老小孔令杰，虽没有哥哥高大，可也有170多公分；全家就数孔令伟最矮小。单从身材看，孔二小姐与另外几个的确不像，但若论长相，她则把父亲孔祥熙、母亲宋蔼龄相貌缺点集于一身。
据士林官邸的服务人员讲，他们经常看到孔二对宋美龄撒娇的情景，这样的情景的确让人怀疑，孔二对宋美龄怎么那么亲昵？她们即使不是亲母女，她们的感情实在比亲母女还要深切、真挚。
因为宋美龄对孔二的宠爱、娇纵，导致外人把孔二视为宋美龄的亲生女儿。宋美龄对每位外甥都很疼爱，可是，对孔二更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有人认为，孔二的聪明干练，是招宋美龄喜欢的主要因素。
不管怎样，孔二长期跟随宋美龄，官邸当年许多人便说，孔二是宋美龄的灵魂，如果没有孔二，宋美龄必然怅然若失、无精打采。
有一回，孔二和宋美龄因为一点小事闹别扭，几天都不去宋美龄房间请安。那一阵子，蒋介石身体状况也不好，平常下午两人出去散步、兜风的正常项目也取消了，一连好几天，宋美龄没出房门一步，孔二又对她发难，因此，宋美龄内心的寂寞真是难以排遣。
宋美龄在家里巴望了孔二好几天，孔二还是不来报到，这可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坐不住了，就派人传话，到孔二的书房看她。侍从不明就里，赶忙到孔二住的招待所传信，却见孔二一个人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侍从向她报告宋美龄想见她。谁知，孔二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她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头朝里一偏说：“你告诉她，今天我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了。”
侍从连连称是退出，回去向宋美龄汇报。宋美龄听了汇报，舒了一口气，大概隔了几分钟，她便招集随从陪同她亲往孔二住的招待所探视。
孔二见老夫人亲自来看她，面子攒足了，心中的不平也消了，这才又和宋美龄亲昵如初。宋美龄对孔二的迁就、溺爱，真是让这些侍从们也感到惊讶。
宋美龄对孔二的性格、爱好是了如指掌的。特别孔二喜欢喝酒，宋美龄有心管一管，却说服不了她。
有一年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蒋介石、宋美龄在那儿避暑，孔二也陪同前往。虽是陪同，但孔二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一连好几天不与宋美龄见面。宋美龄发觉孔二又不在了，就吩咐随从：“怎么好久没见令伟了，你去帮我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
随从奉命到孔二的房间询看，还没到孔二的房间，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原来，孔二又在饮酒作乐了。房门没有关紧，随从轻轻敲了两下，孔二应声回了一句：“谁啊！”随从回答：“老夫人派我来看望二小姐的！”她听了随意回了一句：“门没关，你自己进来！”随从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只见孔二上身只穿了一件男式的薄汗背心，坐在那儿和蒋介石医疗小组的两个医生在喝酒聊天。随从说明了来意，孔二神色自若地说：“你回去告诉夫人，我在和朋友聊天，但是不准说我在喝酒！”
随从们都知道，孔二喝酒的时候就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哪怕天塌下来，她也不管。除了喝酒，她更喜欢和朋友摆龙门阵，话匣子打开，就忘乎所以了，哪怕宋美龄叫她，她也不理。
随从向宋美龄汇报了孔二正在和人聊天，宋美龄心领神会地说：“聊天？聊天会聊那么久，根本就是在喝酒，对不对？”宋美龄对孔二的行为是非常了解的。
孔二除了喜欢喝酒，更喜欢吃一些小零食。自幼娇生惯养，她的癖好很多。她的零食和一般人的也不太一样，她最喜欢吃的一种牛肉干，便是要圆山饭店厨房特地为她制作的。这种牛肉干呈束状，用一条条的牛腿腌制而成，风味独特，鲜美可口。
在饮食上，孔二有自己的独特喜好，一般人尚可接受。然而在大陆及台湾20世纪50至60年代，孔二的穿着打扮常引得众人的非议。孔二喜欢穿男装，现在看不算什么，在当时，却有人认为，女人男士打扮有伤风化。孔二平常喜欢穿西装，足蹬尖头绑带子皮鞋，走起路来，步履生风，好似男人一般，许多人为之侧目。
孔二的聪明干练，让官邸人士佩服不已。她给人的印象是学问渊博、无所不知，和她聊天，天文地理、文学科学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她对知识灵活掌握，非读死书一类人能比。
蒋介石心脏病复发期间，孔二为了研究心脏病，竟然把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心脏病的书籍，全部找来阅读，整天埋在书堆里查找有关治疗心脏病的资料。那一段时间，她读了不少医疗专业书籍，整个人俨然医学教授，谈起病理医学理，头头是道。许多医生与她聊天都小心谨慎，深怕露出破绽，显得无知。
蒋介石卧病期间，她就问医生：“老先生这种病，应该是配这种药嘛，你们怎么用那种药给他？”因为她老是提这种令人措手不及的问题，医生往往仓促间无言以对。有的医生会向她解释，各种病症有不同的状况，而且病症牵涉很广，用药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别人的解释她不相信，她会拿出药书指给医生看：“你们看，这本教科书是这么说的，你们看过没有？”如此诘难，经常弄得医院的医生尴尬难堪，连一流的大夫也对她感到头疼。但医生们都知道她在士林官邸的地位，都避免和她正面交锋，一般是敷衍了事，或恭维她几句。
由于孔二老是自作高明，弄得大夫为难，护士也不知听谁的是好。一会儿这个医师要配这种药，一会儿那个医师要配另一种药，孔二来了还要按她的方子重配，搅得整个医疗工作一团糟。
后来，宋美龄听说孔二充当行家的事情后，很是生气，说：“怎么可以这样处理，这是不行的。”
宋美龄发了话，孔二就收敛了许多，不再插手医药治疗的事。蒋介石的大夫们也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有一个人总负责，随时向宋美龄汇报。
蒋介石生病，官邸上上下下为之提心吊胆，唯独孔二独行其道，什么事都参与一下，即使不懂，也敢指挥内行，可见她在官邸权力和势力了。
老夫人的耳目
收集情报，向宋美龄打小报告，是孔二小姐的又一专长，也是她能在宋美龄跟前玩得转的功夫。整个士林官邸的动态，不论是个人隐私、私人丑闻还是贪赃枉法，都逃不过孔二的法眼。官邸有什么风吹草动，宋美龄勿用劳动一根神经，消息马上就会传到她耳中，这都是孔二的功劳。有人说她是官邸的情报局长，官邸的人犯了过错，最怕让她知道。她知道了就等于宋美龄知道，到时候逃不掉一顿责骂。可是，孔二好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官邸有什么动静都逃不过她的监视。因此，随从们最怕孔二过问工作。
工作人员为了让自己能顺利过关，不论官职大小，都要在孔二身上打通关节。现在多已是名人的一些军政要员，当年都曾是孔二坐前的俯臣。经常夜深人静时，这些人便集聚在孔二的房内，陪孔二喝酒、聊天，竭尽奉承阿谀之能事，趁着孔二酒酣耳熟之际，把自己的想法要求透露给孔二，以求帮忙。
当年，官邸上至侍卫长，下至武官、秘书、侍卫官、副官……只要孔二晚上有兴致，都要到她的招待所报到，几杯洋酒下肚后，这些人就开始向孔二表白心迹，得到孔二欣赏、首肯的，就算功夫没白下。因为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讲话是有分量的，而孔二又能影响宋美龄。所以，过了孔二这一关，事情基本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也有人不识相，得罪了孔二，那么只要他有把柄落在孔二手上，早晚有一天，他会倒霉。
孔二每天要见一次宋美龄，见面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她从外面听来的消息添油加醋地讲给宋美龄，如果宋美龄想了解某件事，即派孔二出马打探消息。对此类任务，孔二从来都会圆满完成任务。她会很认真地调查事情的来弄去脉，等完全弄清事实之后，便把所获悉的情报，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宋美龄，这时，宋美龄只付出耳朵，并不用头脑思考，孔二说黑即黑，说自即白，宋美龄从来就深信不疑，以后，任凭谁来说情、解释也无济于事了。因此，熟悉官邸事务的人都心里有谱，如果想要成功某事的话，一定要先买通孔二，否则一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孔二一般在晚上或者宋美龄休息前的一段时间，前来陪宋美龄摆龙门阵。宋美龄最喜欢听孔二同她谈官邸、圆山、“妇联会”等单位的是是非非，身边人的恩恩怨怨，听了孔二的报告，宋美龄不是点头赞同，就是双眉紧锁，陷入沉思。孔二和宋美龄聊天的话题，大都和人有关，她的小报告，为宋美龄寂寞的生活添了不少新鲜内容。
孔二和宋美龄虽非母女，但她们的喜怒哀乐却表现得很一致。尤其孔二，常常站出来为宋美龄伸张“正义”。
怎么死的
1994年11月18日晚，躺在台北振兴医院8楼病房半年，已经昏迷多日的孔令伟，终于结束了她神秘的一生。
孔令伟之死，早在振兴医院医生的预料之中，人们似乎早就在等着这一天。孔令伟已经昏迷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医生几乎已经要宣告放弃治疗，宋美龄的台湾之行，本打算是为孔令伟送终的。9月10日，宋美龄回台当天的行程本来是先到慈湖谒陵，再到医院探视孔令伟，随后就回官邸。没想到当宋美龄踏进孔令伟的病房、一讲话之后，不省人事许久的孔令伟居然睁开了眼睛，这个奇迹似的现象，不仅令医护人员目瞪口呆，宋美龄更是惊喜万分，稍后，她便决定暂时不回官邸，留在振兴医院陪孔令伟，以期她的病情好转。宋美龄不知孔二这是回光返照，还以为是医生们有回天之术，一时心血来潮，说是要把医生的薪水加到“荣总”的标准。
由于宋美龄陪伴身边，孔令伟的状况持续好转，为方便抽痰，医疗人员为她施行了气管切开术。那几天，只要宋美龄跟孔令伟说话，孔令伟似乎都能听到，而且也有一些反应。而在这之前，孔令伟的状况相当不稳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高烧不退，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泌尿系统。宋美龄的到来，使孔令伟的治疗有很大起色，这不仅让医务人员惊异，更让人们对孔令伟与宋美龄之间的深厚感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先，宋美龄没有回台的打算，最后回台是突然决定的。在宋美龄回台湾前的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副院长宋怀锟曾到美国向她报告孔令伟的病情。宋怀锟告诉宋美龄，孔令伟的情况很不好，她听完心情相当难过，但并未表示回台探视，一直到宋怀锟回台一星期之后，美国方面才突然来电说，宋美龄要回台湾探视孔二小姐。
宋美龄要回台湾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忙坏了“总统府”的要员们。“秘书长”蒋彦士立刻到振兴医院探望孔令伟，而此前，几乎没有政府人员前来探视，除了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蒋纬国等少数人外，医院里人普遍认为，孔令伟的病情倒不是蒋彦士关心的，他到医院主要是了解宋美龄返岛的状况。
振兴医院的董事名单中曾列有李登辉，因为孔令伟对李登辉没有什么好感，便把他从董事中除名了，于是，李登辉对孔令伟也颇有看法，“总统府”的人自然要巴结李登辉，孔令伟难免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振兴医院一般的员工对孔令伟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她专横、脾气大，她身边的护士对她更是又怕又恨。但孔令伟也为振兴医院做过好事，就是把“三总”的换心权威魏锋医师，延揽到振兴医院，并且花了两亿元采购了心脏手术方面的器材。
振兴医院的医师们都认为，孔令伟个性孤僻、自以为是，又喜欢自己当医生，是她自己把自己医死了。1992年，孔令伟因为肚子痛，在美国就医，结果美国的医师告诉她是肠梗阻，必须开刀，自认对自己健康很有把握的孔令伟很不以为然，没多久就搭乘“华航”的飞机返台。
回台后，孔令伟就住进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的医师们对其进行全面检查后，认定造成肠阻塞的因素很多，必须先验血，结果，发现她的直肠癌指数很高，医师们便推测孔令伟可能得了直肠癌。但孔令伟坚称她的肠阻塞是以前动盲肠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固执地请来中兴诊所心脏科的俞瑞璋帮她开刀——要医师当成因盲肠手术造成的一肠阻塞来开。
结果，刀一开就发现直肠附近有一垛东西，医师们判断可能是直肠癌就立即缝合，拖了几天才由“荣总”的周良骐医师二度开刀，把癌细胞切除。由于孔令伟当时的癌症还属早期，再加上手术相当成功，因此，医师们判断她大约能再活5年。
手术后，本应该进行化学治疗，但孔令伟认为没有必要，随后又飞往美国替宋美龄祝寿，没多久，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孔令伟再度飞回振兴医院。
回台后，医师建议使用化学治疗，但孔令伟坚持要照钴60，奇怪的是，她的癌细胞已蔓延到左右两边的肺，孔令伟却只愿意一边肺照钴60，最后，一边肺的状况好转，另一边的肺则日渐恶化，癌细胞从肺转移到肾脏、泌尿系统、淋巴腺，终于导致不治。
在孔令伟过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很糟，不仅呼吸、血压都靠药物维持，人也完全昏迷，随时都可能死去。振兴医院向宋美龄报告，孔令伟的病情相当危急，并询问她是否准备回台看孔令伟最后一面？回答是，宋美龄年事已高，不适合密集长途飞行，不能再回台湾，请孔令伟的姐姐孔令仪回台料理后事。
孔令伟的丧礼为1994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在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城著名的坎贝尔殡仪馆，“孔二小姐”孔令伟安详地躺在沉重硕大的铜棺里。
银白色的铜棺，下半部缀满了鲜花，上半部棺门打开，躺着传说中达官贵人都怕三分、喜作男子打扮的孔二小姐，只是此刻的她，俨然一位中年贵妇，深蓝色的长袍，头发松松地向后梳拢，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脸上完全没有皱纹，丝毫不像70多岁。
孔令伟的灵堂设于这家著名的殡仪馆四楼，这一层楼有三间灵堂，孔二小姐所占的是梅迪森北厢房。这一中型大小的灵堂四周摆满了花牌，90％的花牌下款都是英文，中文的只有几面，上书“总经理……”几个行字。
据说，在蒋家，上上下下都尊称孔令伟为“总经理”。而这位女总经理，即使在白宫作客，也着男装，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即直呼她为“Boy”。
由于事先殡仪馆职员就向媒介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丧事”，严禁记者进入殡仪馆，那些风闻宋美龄要前来吊唁，苦苦守候在此的记者们，只得在大门口望穿双眼。由上午一直等到了下午6时，“第一夫人”始终没有出现在视线内。
16日上午9时，孔令伟的灵柩移至到附近的方砖教堂，安置在讲坛上，四周布满香烛花瓣。10时10分左右，30多位亲友先后抵达教堂，包括孔令杰、蒋纬国夫人、蒋孝勇及“协调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小丹等。宋美龄则于11时前，在随侍挽扶之下，步入教堂。
当时，只有一两位记者被准进入教堂，参加了这次历时20多分钟的追思礼拜。据述，宋美龄开始时，尚能自持，但到了牧师祈祷时，对孔令伟“视同己出”的宋美龄，曾一度失去控制，掩面哭泣。
孔二小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发引灵柩，送葬车队在寒风飒飒的初冬，向北方的上州疾驶。大约50分钟之后，抵达了威斯彻斯特哈斯岱市附近的芬克里芙公墓。孔家墓园是一个室内墓园，位于一座专门安置灵柩及骨灰的大厦三楼。
记者们先行抵达，在大厦门口守候，宋美龄乘轮椅进门时，大家纷纷举起镜头。但这时哀痛已极的宋美龄表示她不想拍照，记者们也很尊重地停止动作。
在三楼的孔氏家族室内墓园，典葬牧师行礼祈祷之后，银白色的铜棺被嵌入第四层，下面依次是其兄孔令侃、父亲孔祥熙、母亲宋蔼龄。
葬礼后，宋美龄要求众人暂离，让她单独在墓前哀悼。众人离去时，唯留这位白发苍苍的90多岁的老夫人，站立墓前，极尽哀思。宋美龄完全沉浸在白发人送灰发人的悲哀之中，让所有同行人倍觉凄凉。
统帅梦破灭
在蒋氏家族的孙辈中，最得宋美龄宠爱的是老三蒋孝勇。这位昔年深得祖父蒋介石宠爱的孙儿，在宋美龄心目中依然是别人不能替代的。蒋氏家族中如果有什么讯息需要转达时，蒋孝勇是惟一的最佳传讯使者。宋美龄迁居美国后，蒋孝勇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纽约，拜见祖母一次。据说，在宋美龄眼里，蒋孝勇仍然被视为当年可以坐在蒋介石总统办公桌上撒尿的小孙子。而蒋孝勇对宋美龄的感情也很深挚、独特，他曾把祖母宋美龄与母亲蒋方良作了对比：
母亲和祖母的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样，我母亲可以说是个农村妇女，我待母亲也就是对待一位农村母亲，你没法跟她谈问题，她只要你在就好，就是纯粹的母亲，她是不理会政治之类事情的，对我而言，母亲给我的，就是母亲。而祖母则不一样，她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不单和我谈信仰，也教我哲理、观念、做人处事等等，等于是个有高深学问的祖母。所以她俩的差距在于：一位是农村的母亲，一位是哲人的母亲。
不仅在感情上，蒋孝勇对母亲与宋美龄的不分轩轾，甚至，在对两人的态度上，蒋孝勇可更敬佩宋美龄。
从小，蒋孝勇就深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宠爱。到长大后，每到逢年过节，蒋孝勇一家必定到官邸去与祖父母一起用餐。与蒋介石用餐时，必然要讲究许多规矩。蒋孝勇很小就被教会了用餐的规矩，如大人放下筷子，孩子们也必须一起放下筷子。蒋介石、宋美龄喜欢蒋孝勇，每每吃饭的时候，总给他夹满一碗菜，让他尽情吃。可蒋孝勇回忆，那些美味也有来不及品尝的时候，小孩吃饭慢，大人吃完了，他们也得跟着放下筷子。美食虽说没吃到，但宋美龄的种种至爱关怀还是难以忘怀的。
有一次，才三四岁的蒋孝勇，在官邸饭桌上，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允许，喝了一杯酒，喝完就发了“酒疯”，逗得蒋介石、宋美龄开怀大乐。
蒋介石对这个孙子是抱着不少期望，他曾带着这位幼孙去视察部队，也曾亲自教过小孙子读书。在日月潭的行宫，蒋介石在那里单独教蒋孝勇四书，一句一句地教，详细解释句子的意思。
蒋介石一直认为，他的后代应该努力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如王阳明哲学、四书等，如此才能对治国理念一以贯之，他希望蒋孝勇能在这面打下牢固的基础。
蒋孝勇相当聪明，但他在小学及初中的成绩差强人意，这是因为他并不太喜欢上学。有一天，天真的蒋孝勇问蒋经国：“爸爸，什么叫做应酬？”蒋经国想想回答：“应酬嘛，就是心里头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就叫做应酬。”蒋孝勇就对爸爸说：“那我读书就是一样的。”
1964年，初中毕业之后，他选择了陆军军官学校，打算步爷爷和叔叔的后尘。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读军校，对军校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军校每年在招生之前，总会做一番宣传；蒋孝勇在预备班读书，顿时成为宣传的重点。当年《新生报》记者随军中访问团到陆军参观，记者特别访问了蒋孝勇。在专访中，蒋孝勇侃侃而谈读军校的抱负，他打算于预备班毕业之后，继续升为陆军官校正期生，蒋孝勇的想法其实就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愿望。蒋介石非常希望他的三个孙子中，至少有一个读军校，以后在军中发展，蒋经国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比蒋介石少。只是天不遂人愿，蒋孝文、蒋孝武都没有读完军校，蒋孝勇才读了一年就出了意外。
在陆军军官学校一年级下学期，有一次军校进行野外单兵攻击练习，他跳进一条干沟，干沟里都是石头，一不小心，脚踝扭伤。这次意外发生后，蒋经国先请美军一位对足踝手术很有经验的医师动手术，那位美籍医师认为蒋孝勇年纪轻，软骨应可重新长好，于是只修掉旁边伸出关节的软骨。但手术过后，蒋孝勇依然无法正常步行，只好二度进行手术，这回由“荣总”医师主刀，把整个硬化的软骨取出，改以两根钢钉固定。这次手术之后，蒋孝勇的中踝只能上下动，不能左右动。两根钉子辅助他行走一辈子，也使得他失掉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蒋孝勇足踝动手术，这对蒋介石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宋美龄也曾数度前往探视。蒋介石为鼓励蒋孝勇写下如下一封信：
勇孙：
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健全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的忧虑，乃非言语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是要。石膏如未得到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记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同年3月4日，蒋介石夫妇收到蒋孝勇信后，又写第二封信：
勇孙：
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高兴。昨闻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孝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以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然而，经过评估，蒋孝勇显然已不适合留在军中，最后只好在三年级时转学。蒋介石所梦想的蒋孝勇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能统帅百万大军为“光复国土”作贡献也成了泡影。
依蒋孝勇的意愿，他被安排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理论组二年级。多年后，蒋孝勇回想这段学习经历，觉得这是上苍的安排，如果他成为一名军人，历史也许又要重新改写了。
勿庸讳言，蒋孝勇当年能够从军校转学到台大政治系读书，完全是家庭背景因素所致。1972年，蒋孝勇自台大毕业，翌年，与恋爱8年的方智怡结婚。
蒋孝勇的婚礼简单而隆重，就他的三兄弟而言，只有他的婚礼曾对外发布新闻。方智怡如今回想，深觉自己比她的妯娌们——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及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与再婚妻子蔡惠媚，幸运得多：她和蒋孝勇是蒋经国子女中，在台湾成婚的惟一一对，只有他俩的婚姻，不单公婆亲自参加了，而且结婚当天还按蒋介石、宋美龄的意见，依家乡之礼俗见面并且合影。
婚礼是在1973年7月23日上午10时举行的，参加婚礼的都是双方的至亲，人数并不多。婚礼一结束，一袭白纱礼服在身的方智怡就与蒋孝勇匆忙赶到“荣总”拜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到了“荣总”，除了礼俗上一对新人要向祖父母致敬外，还有一个目的——和已经久未露面的蒋介石合照。蒋孝勇仍然穿着结婚礼服，方智怡则被要求换上旗袍，旗袍在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送到了“荣总”。小夫妻俩才到“荣总”六号病房，侍从武官就非常紧张地频频催促：“快点！老先生及夫人老早就坐在那里了！”方智怡换过装，然后和蒋孝勇到客厅依家乡习俗向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行跪礼并且奉茶，宋美龄则很自然地向她招手：“来来，照张照片！”
方智怡站在宋美龄后面，但宋美龄笑着拉着孙媳妇的手，把她拉到旁边来，这对新人就这么和蒋介石夫妇合照了。
宋美龄对方智怡很喜欢。早在1968年，蒋孝勇还是陆官二年级学生，因足踝扭伤到“荣总”二度开刀，方智怡到病房陪他，临时突然接到通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要来看孙子。不多久，蒋氏夫妇就到病房，蒋孝勇先把方智怡介绍给蒋氏夫妇。
宋美龄一眼便喜欢上了方智怡，看着方智怡圆圆的脸庞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圆’小姐。”这么一逗，方智怡的紧张情绪也化解了，蒋介石似乎对方智怡也很满意。
蒋孝勇幼年及少年时，由于父亲太忙，他几乎是跟着祖父母过的，到了成年后，与父亲倒是愈来愈像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蒋孝勇成了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情感甚至是信息沟通的桥梁。
蒋经国于1978年上台，到了1985年以后身体渐差。由于蒋孝勇个性谨慎、细腻，对蒋经国夫妇非常孝顺，在生活细节上，尤其照顾得周全细致。蒋方良过生日，蒋孝勇会先把蒋经国要送给蒋方良的礼物准备好，放在蒋经国的书桌上，连包装纸都用心选择。礼物内容事先都想得好好的，正是蒋方良所喜欢的。对蒋经国，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自穿衣，大至关心父亲身体健康状况，可谓凡事都全心投入。有一次，蒋经国的脚后跟被热水袋烫出水泡来，不能穿鞋，蒋孝勇就开始动脑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想出办法来，把一双皮鞋的脚后跟部分切掉一块，这样鞋子就不会磨到起泡部位了。
蒋孝勇后来所以能够得到蒋经国的信任，就因为他平时细心周到，对父亲之事全力以赴，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被外界戏称为“地下总统”。
淡出政界
蒋孝勇的嘴巴很甜，反应快，又颇得宋美龄欢心，为宋美龄传递口信，通常是蒋孝勇的长项，逢年过节，他会殷勤随侍蒋介石、宋美龄身边，蒋介石、蒋经国过世后，他仍然与宋美龄保持密切的往来，共同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变化。
蒋经国辞世时，宋美龄正住在士林官邸，蒋孝勇亲自前往官邸向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官邸见蒋经国最后一面。对于外界怀疑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心存结隙的事，蒋孝勇从来都予以否认。他曾对台湾《远见》杂志总编辑王力行发过愤慨：“祖母历年来至少跟我讲了不下十次。她说：‘孝勇啊，我自己没有生小孩，即使我有小孩，也不可能和经国一样！’外面的谣言中伤，可恶至极！”对宋美龄，蒋孝勇极尽维护其形象之能事，他还多次公开谈到宋美龄于两蒋逝世后的际遇及对政治的态度。
蒋介石于1975年辞世后，严家淦继任“总统”，国民党面临谁来接任总裁的选择。蒋孝勇也承认，当年“孔家”曾有拥立宋美龄接任党领袖的意图。他对宋美龄对蒋家的忠诚非常得意，“祖父刚过世，‘孔家’天天坐在床旁边磨着她，不断地劝进，但是祖母坚决反对。当然了，能够在她身边提建议的，没有几个。那时没有两个礼拜，起码也有十天，但祖母从头No到底！”
他还声称，当时宋美龄房间里面“孔家”在劝进，他及其他人待在房间外面则是紧张到以“打颤”形容，“然而祖母真是位难得的女士，她那时候身体很好，头脑也很清楚，她就是坚持不肯。”
蒋孝勇还说，蒋经国去世后，“一方面‘孔家，也的确想要重施故技，但我祖母也是不肯。另一方面，祖母的惟一的立场是，推举党主席，应该要有党的应有秩序，这是她的一贯立场。”
至于蒋孝勇所谓“孔家”指的是谁，显然是孔令侃。当时，蒋介石辞世期间，孔令侃人在台北，蒋经国过世之后没多久他也抵达台北。
对于孔家，蒋孝勇始终疏而远之。孔令仪、孔令伟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更是彼此保持着距离，这恐怕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是，也有记载，蒋介石刚去世时，宋美龄俨然以权力的继承者自居，并想借蒋介石的遗孀的地位，替孔令侃在台湾谋个重要职位。孔令侃想得到的“行政院院长”这个头衔，但为蒋经国坚拒。孔令侃还想在群龙无首之际争捞一点好处，这个打算就是将“官邸派”大将秦孝仪送到上层。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连夜奔走于各政要之间，紧急会商如何能挡掉这件事而又不伤害宋美龄的尊严。最后，决定将国民党总裁一职空起来，由“副总统”严家淦提名，另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代理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此，宋美龄负气出走美国。
究竟这里的明争暗斗有多激烈，或者真如蒋孝勇所述宋美龄主动退让，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不过，宋美龄终究在蒋介石死后，不再在政治舞台上频繁表演，由辉煌归于孤寂，不能不说这里没有无可奈何的成份。
及至李登辉上台，蒋家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面对现实，蒋孝勇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父亲一过世，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我晓得台湾要变，会变得和父亲在世时不一样，所以我决定要出去。我的心愿是，蒋家涉足政治，要到我这代结束，不要再让下一代有这个包袱，蒋家过去和中国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有个结束，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不愿意我的小孩跟我有同样的遭遇。
1988年，当蒋孝勇受到民进党“民间代表”的攻击之后，即向加拿大当局提出全家移民申请。
准备离境前，蒋孝勇带着两个儿子到士林官邸，向宋美龄辞别。宋美龄告诉两个曾孙：“你们要出去，我绝对赞成，但是出去要记得两件事：第一，不要忘记你们姓蒋；第二，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
蒋孝勇的家安在蒙特利尔市郊的半山坡上，房子不算大，约百坪左右。离开台湾之前，家里有管家、佣人，方智怡甚至没有下过厨。然而一家人到蒙特利尔之后，生活由绚烂到平淡，身边再无佣人服侍，只有两个儿子，4人“相依为命”，富贵之气断然不如台湾那么茁旺了，一切都得靠自己，蒋孝勇甚至还帮儿子缝扣子。
加拿大虽然远离台湾，可并不能因此而抚平蒋孝勇心中的不快。当初他为了避开政治争斗及商业纠葛而来到加拿大，由紧张忙碌的生活进入节奏缓慢的悠闲岁月，不能不让蒋孝勇有些失落。远在加拿大的他，不能忘怀台湾的一切，时刻关注台湾的政治动向，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是每日的必修课。蒙特利尔当地有华文《世界日报》，也可以收看华语电视台，这为蒋孝勇提供了更多了解故园风雨的机会。
1990年，蒋孝勇夫妇意外得子友青，这样蒋孝勇一家成为5口，长子蒋友柏，次子蒋友常。在加拿大的生活了3年之后，蒋孝勇全家取得加拿大护照。
1993年，蒋孝勇一家搬到旧金山，住在东湾一个紧临高尔夫球场，风景优美的社区。
在旧金山，原来蒋孝勇主持的中兴电工在此成立了分公司，由蒋孝勇担纲。这样一来，蒋孝勇一家在美国生了根，与宋美龄的接触就更多了。
祖孙情深
自从蒋孝勇全家移居加拿大后，全家每年过圣诞节都赶到纽约与宋美龄一起过。当初蒋孝勇移居海外时，宋美龄曾说：“这样好，回家更方便了。”有人认为是指回大陆方便，但更准确的可能是说回到宋美龄那里更方便了。
在信仰上，蒋孝勇和宋美龄是很好沟通的。基督教，是蒋家三代不少人的宗教信仰。究其渊源，蒋家信仰基督教起于宋美龄。蒋介石、宋美龄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两子蒋经国、蒋纬国也称自己信奉基督。
蒋孝勇从小就随蒋介石上教堂，10岁时就应蒋介石、宋美龄的要求，在凯歌堂受了洗礼。
蒋家的宗教信仰并非完全是基督教。蒋孝勇的大哥蒋孝文终其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大嫂徐乃锦则是天主教友。二哥蒋孝武虽然小时候和他同时受洗，长大之后却皈依佛教。只有姐姐蒋孝章，是虔诚的基督徒。
宋美龄对蒋孝勇的宗教信仰影响是深刻的。蒋介石辞世不久，有一天晚上蒋孝勇陪着宋美龄。窗外，微风拂动树叶，摇曳起伏。宋美龄说：“上帝就像这风一样，你看不见风，你只能看到风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太多挫折的蒋孝勇无法完全明白宋美龄这番话的道理，若干年后，当蒋孝勇不再以蒋家三公子的身份操纵世事的时候，才明白，上帝的力量超出人类的想象，谁能预测蒋家王朝的兴衰荣辱呢？恐怕只有上帝了。
1995年12月16日晚，蒋孝勇在旧金山家中用晚餐，先是觉得不舒服，后到盥洗室去呕吐，结果吐出一口鲜血，妻子方智怡打电话给远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彭芳谷认为不能等闲视之，最好住院详查。蒋孝勇则打电话给“荣总”加护病房副主任陈云亮，陈云亮曾长期照顾蒋经国遗孀蒋方良，与蒋孝勇关系甚厚。陈对蒋孝勇直言不讳：“毫无选择，立即做胃镜检查！”蒋孝勇当时回答，但他们一家已经预定要在纽约陪老夫人宋美龄过圣诞节，所以要到圣诞节假期过后才回台湾检查。
1月4日，经过“荣总”医院医师们的检查，确诊蒋孝勇患食道癌。10月，“荣总”医师王良顺为蒋孝勇做了晚期食道癌手术。依王良顺的诊断，蒋孝勇的晚期食道癌以手术切除来看完全治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看得见的肿瘤组织固然切除干净，但是还有许多看不见的癌细胞不知潜伏在何处，必须再辅以化学治疗。
1996年6月，早已返回太平洋彼岸家中的蒋孝勇颇感一丝兴奋，台湾政坛，中生代争位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总统”选举之后“内阁”重组，由“副总统”连战兼任“行政院”院长，“台湾省长”宋楚瑜推荐人阁的人马纷纷落选。蒋孝勇在台大政治系读书时，系主任是连战，并且还在他大三时教过他“西洋政治思想史”这门课。蒋孝勇特别喜欢历史课程，同学认为，这与他的家世有关。对于连战，蒋孝勇不会有恶感，老师的情份，他还是十分念及的。因此，连战人选“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院长，蒋孝勇并未表示反对。
时逢次子19岁的蒋友常中学毕业，要赴纽约就读纽约大学。蒋孝勇带着全家飞往纽约，在中央公园旁的寓所见了宋美龄。蒋孝勇大致地向99岁高龄的祖母说明了自己的病情，他对宋美龄简单地叙述了自己如何发现罹患了食道癌、作手术、化疗。虽然蒋孝勇明显消瘦，不过讲起话来仍然中气十足。
宋美龄最是关切蒋孝勇的病情，对于她来说，蒋孝勇是最后一个孙子，也是最讨她喜欢的人，如果病魔就此夺去蒋孝勇的生命，未来的岁月岂不更加孤寂？
身为虔诚基督教徒的宋美龄仍然以上帝的教义宽慰蒋孝勇，要学会交托：“要对上帝有信心，把一切交给上帝，你要随时祷告，上帝会照顾的。”
蒋孝勇向宋美龄汇报了自己准备带着一家人前往大陆的想法。此行大陆有两个目的，一是这场病下来，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有限，大陆对癌症治疗的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准备到北京寻医；另一方面，父亲蒋经国生前有遗命，死后安葬在母亲毛氏夫人坟旁，生前蒋经国未能在毛氏膝前尽孝，所以希望过后世的某一天，大陆准允他移灵奉化溪口，生生世世陪伴毛氏。在大陆故乡探访，应该是蒋孝勇最重要的动机。
宋美龄对蒋孝勇的行程打算并不反对。早在1995年，她即把自己百年后的安排对蒋孝勇做了交待，宋美龄告诉蒋孝勇，她过世后要葬在何处，要视蒋介石未来奉安何处而定。
蒋介石生前亲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并先建正气亭为标志。宋美龄说，如果未来蒋介石能够葬于正气亭，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孙中山及蒋介石，不是一般人可以随着安葬，所以她希望能葬于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如果大陆方面未能让蒋介石葬在紫金山，而归葬浙江省奉化溪口家乡，则她愿与蒋介石一起葬在溪口老家。
1996年7月14日傍晚，蒋孝勇偕长子蒋友柏搭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方智怡和次子蒋友常及三子友青三天后抵达香港。为了避免记者的追踪，他们在香港滞留10天之久。7月25日，蒋孝勇一家分成两批，搭机飞赴大陆。
此行大陆，对蒋孝勇而言，极具历史意义。踏上祖父、父亲曾经风光，下半辈子却未能再回来的大地，各种滋味齐涌心头。特别是到北京还要找医生医治体内的病癌，倒让他认真思考生命可能即将结束的问题。
由北京直奔家乡，他们一家5口先在宁波落脚，以免被外界发现行踪，到了次日，才雇车前往溪口，在溪口该看的都看了。剡溪依然，人已全非，在“蒋母之墓”，蒋孝勇一家人献了花，行了礼。“蒋母之墓”经过修葺，气派非凡，而祖母毛福梅的坟墓，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除了赫色的花岗石墓碑及坟冢之外，再无其他。蒋孝勇心生凄凉，难怪父亲生前交代身后要葬在祖母的坟旁，这座孤坟实在太寂寞了。
1996年12月1日晚上9点多钟，蒋孝勇又住进台北“荣总”思源楼117房。思源楼起初楼名中正，是为了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蒋介石而建，但是尚未完工，蒋介石即已辞世。以后11楼靠北的117病房，对蒋家别具意义，除了蒋经国生前曾在此住院外，第三代的蒋孝文、蒋孝武都在这间有着客厅、侍从室的宽敞病房离世。
蒋孝勇住进思源楼117房，这是蒋家第三代的宿命之地，但也是蒋孝勇夫妇的选择。蒋孝勇曾经考虑，要把人生最后一段路交给旧金山，但以后还是决定返回台湾，对母亲的顾虑是个主要因素，另外就是希望“荣总”能起死回生。
人生的最终阶段，蒋孝勇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一次回旧金山，该办的事情都已办妥，他也在家中度过最后难忘的日子，除了祖母宋美龄及母亲蒋方良两位难以割舍之外，其它的已不容他多想了。
仍有政界人士来探视蒋孝勇。宋楚瑜夫妇、连战夫妇都来看过他，只是与李登辉之间的怨隙使他不能平静。对于李登辉，他想，李登辉不喜欢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挡下了李登辉太多的事情。”1994年，李登辉把蒋介石的办公室搬到中正纪念堂。1996年又把蒋经国的办公室搬到桃园大溪头寮宾馆去了。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答应宋美龄，大溪档案暂不公布，然而就在1996年，国民党把整个大溪档案交给国史馆，准备公之于众，无疑是对宋美龄的毁约。李登辉不会再把政权轻易拱手送给蒋家，对蒋家的种种顾虑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这对蒋孝勇及宋美龄不啻是沉重的打击。
1996年12月22日下午，孝勇病情恶化，逝世前，方智怡的双亲、姐姐，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都到了，3个儿子围绕床前，最后弥留时刻母亲蒋方良带着氧气罐来到儿子床前，她深情地注视着她最后的这个儿子，安慰儿子安心前往天堂。强心针已不起作用，蒋孝勇——蒋家第三代最后一名男丁，默然自世间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