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特工王 李士群

　　李士群（1905—1943），生于1905年，浙江丽水遂昌人，曾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共产党指示赴苏接受特工训练，翌年返沪，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后自首叛变，随即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查员，从事特务活动。后在日本间谍唆使下，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成为汪伪政府麾下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因办公地点设在极司非而路76号，故对外称“76号”。后因为得罪日方，被日本人毒害，死时年仅38岁。

　　李士群的特工生涯非常短暂，和其他三个特工头子比起来，他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像徐恩曾38岁时刚刚当上中统的头头，而戴笠和毛人凤38岁时根本还没尝过做一把手的滋味。而38岁的李士群此时已经度过了人生所谓的巅峰，投入了地狱的深渊。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一般，用尽良心和智力追求一时的痛快燃烧，结局却是没有好下场的。

　　人们倾向于认为属蛇的人是十二生肖里疑心最重的。他们城府深而心思缜密，把所有秘密都埋藏在心中，却暗自算计和他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李士群的一生就是一出攻心战的戏码。原本是个共产党员的他因为忍受不了酷刑而叛变向国民党的中统组织；又因为被中统怀疑成叛徒，再度叛变投日；在汪伪情报机构步步高升的他最后因为被日方怀疑有异心，而被残忍毒害。他总是依靠自己的判断，在歧路上歪歪扭扭地走着。不断怀疑别人，想要自保的行为，却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李士群对金钱十分慷慨，但当他想要达到一个重要目标时，无情无义也是闻名的。他可能铲除挡路的任何人而自感问心无愧；他可能了解自己的一生或许以凯旋结束，或者以悲剧告终。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极致而热烈的。他注定要在离开人世之前清账，所以为了最终的目的，不惜拼上性命。

　　不论把李士群放在哪一个时代，他都有令人羡慕的身份：海归的学历，富有貌美的妻子，文雅的谈吐，敏捷的头脑，强烈的野心。但是很多时候，命运的悲剧不仅是由时代和环境铸就的，更是由于自身的性格造成的。可以说李士群是自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胡同。

　　1.留学接受特工训练

　　1905年4月24日，李士群出生在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子里。祖上因为武功超群，举业高中，受封于此。但到了李士群祖父一代，渐渐坐吃山空起来。所以李士群的到来给了家人一线希望，父辈都把他视为掌上明珠。

　　李士群从小就显出了不同于同龄人的狡猾和聪明。七八岁那年，李士群和一群比他大一些的孩子，去一家姓王的地主的稻田里拾柴火，不巧让人家发现追了过来，不仅没收了工具，还扣住了小士群。小士群不慌不忙，待那几个稍大一些的孩子走远，就对主家说：“对不起，老人家，让我去把他们几个给您追回来。”说着，仿佛不经意地拿过镰刀等工具，也脚底下抹油，溜了。

　　父亲死后，母亲拉扯着李士群和他两个年幼的妹妹艰难度日。穷人的孩子早熟，12岁那年，由于李士群发奋读书，考上了杭州城里非常有名的崇文中学。这时，已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了，靠钻故纸堆和八股取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提倡务实、提倡科学的风气，成了当时人们的最高追求。崇文中学是所新式学校，灌输学生的都是新潮文化。李士群在这里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很强。为了寻找更加文明昌盛的地方，1924年，年仅20岁的李士群又独自进入上海，考入上海美术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专业。

　　到上海，是李士群人生的一大转变。上海是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一个窗口，十里洋场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大学林立，又被青年学生看作是传播五四“科学、民主”思想的阵地。在这激荡的世界里，李士群邂逅了他的另一半——未来的妻子叶吉卿。

　　叶吉卿出生在遂县名门，和李士群是浙东同乡，家底颇厚，但为人没有富家小姐的忸怩作态。她常常温和而关切地倾听别人的谈话，不时加上一两句恰当的话语，提高对方的谈兴。最初见面时，她美貌的面庞和温文尔雅的气质就让李士群折服。而叶吉卿也慧眼识珠，看到面前这位穿着朴素的农家学生有着极高的志向，机敏过人，前途无量。两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叶吉卿便劝李士群放弃艺专的学习，放眼更远大的前程。为此，她还特意让家里资助李士群的学费。爱情燃烧着他们的感情，也燃烧着青春。他们一起投入大革命的潮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屠杀共产党的屠刀，上海充满了白色恐怖，“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的命令一下，顿时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同情者人头落地，尸横遍野。

　　李士群在这时接受了党的指派，前往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东方大学接受“特工”训练。海参崴，在清代前期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住着许多中国人，俄国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杀光了中国居民，进一步把国土向东边扩张。从13世纪后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李士群来到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成绩，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内对外敌人斗争的能力，苏联肃反委员会契卡成立，即后来的克格勃间谍组织。它还负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和对资本主义颠覆的工作，因此，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理论灌输和实践培养，就成了它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这里读书的不仅有中国同学，还有朝鲜同学、越南同学，甚至还有日本共产党员。他们都心向苏联，虔诚地学习各种特工技术，如爆炸、射击、格斗、谍报、化装，也学习了苏联的开展政治攻势的方法。日后无论是在哪里，李士群都深以此经历为荣。

　　李士群在1928年底回到上海，一年多的国外训练，使他掌握了特工方法。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就秘密设在上海租界里，环境险恶，威胁它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以保卫中央机关和清除叛徒为己任的“特科”组织。“特科”的另一名字叫“打狗团”，从事秘密而特殊的工作。李士群回国后，就直接在打狗团团长罗章龙手下工作，公开身份是“蜀闻通讯社”记者。

　　在这期间，他多次参加过处决叛徒的行动。李士群知道共产党“特科”对那些甘心投敌、出卖组织的叛徒，决不会放过，他熟知特工纪律，因此在他早期每次遭敌捕获，都坚持不说出组织的秘密。

　　原本可以一展抱负、学以致用的李士群，偏偏有点生不逢时。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是留苏学生出身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段时间，他坚持走苏联武装夺取大城市的道路，并将此作为我党行动纲领。他一面发动起义向城市进攻，一面又在大城市里搞飞行集会，共产党人上街散发传单，公开鼓动工人闹罢工，这些活动，使一些最优秀的党员身陷囚笼。

　　1928年，李士群回上海不久，就因激烈言辞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师傅季云卿的关系，再由季托巡捕房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事后，李士群专程买了贵重礼物，登门道谢，并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由此与上海的帮会拉上了关系。

　　在这之后的三四年中，李士群相继八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拘禁关押。国民党特务的浸水皮鞭、蹩脚电椅、胡椒水、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都领受过了。每当叶吉卿抚摸着他满身的伤疤，流下一串串眼泪时，李士群总是这样安慰她：敌人用刑的目的，无非是让我张口说出组织的秘密，如果我不说，他们也拿我没办法；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放掉我，把我当作鱼饵，去抓大鱼。其实，在他这套保命哲学之下的更深一层含义却是，他常想到共产党铲除叛徒的毫不容情。

　　2.数度被捕，最终叛变

　　1932年春，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夜里，李士群的家里突然闯进一群持枪的人，不由分说把他们夫妻二人捆绑个结结实实，塞进了汽车。这伙人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的特务。

　　国民党很早就在积极发展特工组织，妄图一举破坏共产党。早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的蒋介石、陈果夫，便在组织部内设“常务调查科”，由陈立夫任科长，从事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1930年，调查科长一职由徐恩曾继任，而调查科也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

　　1935年，陈氏兄弟趁国民党总司令部改组为军委会的机会，在“军委会”之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为局长。统计局共设三个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亲信，他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拜把兄弟；第三处处长由陈立夫兼。

　　“统计局”一成立，便用特殊的方式侦查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逮捕、刑讯革命志士，与共产党“特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特务凭借反动政权的力量，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共产党，一方面疯狂地镇压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一方面推行所谓的“自首政策”。

　　李士群和叶吉卿被分别关进男拘留所和女拘留所。上海区行动组长马绍武命人将李士群吊在房顶上，用皮鞭狠抽。当马绍武看到李士群身上布满的疤痕，他有点近乎绝望了：眼前这家伙是几进几出的老油条了，没有什么刑是他没见识过的。但他转念又一想：难得抓来一个老牌共产党，这疤说明他的资历！只要从这里打开缺口，不愁不立大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绍武想出一条十分卑鄙下流的主意：他叫人把李士群放下来，又让人把叶吉卿带上来，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将叶吉卿团团围住。叶吉卿像一只要被用作牺牲的羔羊一样，忍不住地发出了悲痛的叫声。李士群终于大喊一声：“我自首……”

　　为了保护妻子的生命和贞操，李士群写下了“自首书”。他表示，就到此为止，决不提供任何其他口供，否则，将咬舌自尽。马绍武向上面汇报之后，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

　　但是“自首”以后的李士群终日内心惶惶不安，担心哪一天在睡梦中，就被中共正义的枪口结束了性命。为了不让组织怀疑，他还通过关系人，狡猾地向党组织表示忠诚，以免受到组织制裁。八面玲珑的李士群找借口说：降敌只是为了应付，不是真心背叛革命，背叛组织。这一举说不定还可以深入虎穴探得虎子，从敌人内部为党工作……

　　李士群和叶吉卿“自首”后，立即被国民党的调查科上海区留任为情报员，替调查科工作。不久，李士群又被调到《社会新闻》做编辑，上司是丁默邨。丁默邨降敌后，替国民党干了很多坏事，但始终得不到真正的信任，不是弄个情报，就是办个杂志，“不堪大用”。一起办《社会新闻》的唐惠民，也是共产党的叛徒。这个刊物是由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一派CC系特务直接控制的，用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手法，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诋毁、挑拨离间之能事，是当时国内有名的“造谣”刊物。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待共产党的叛徒有两个办法，在没有招供之前是威逼利诱，投降之后则加官晋爵，极尽拉拢、奉承；而全部招供之后，则如弃帚，扔在一边。像李士群这种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也只给个“社会新闻”编辑，根本未打算重用。李士群整日无精打采，人虽呆在编辑部，心却向往着如火如荼的生活。

　　李士群心里也是很有些不平的，尤其是每当他想到自己困在徐恩曾的手下做事的时候。他和徐恩曾一样，都是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他还专门接受了特务训练，可以说自己的专业程度和能力水平不在徐恩曾之下。凭什么徐就是南京调查科的科长，而他却是一个背负着“叛徒”罪名的小编辑？这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若论野心，李士群的野心不在徐恩曾之下。而且他还有一个也是“胸藏乾坤”的妻子，盼望着他能做出一番成绩。叶吉卿陪着李士群，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每当想到这么千娇百媚的妻子却跟着无用的自己受苦，李士群都觉得无比的惭愧。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努力向上钻营，找机会翻身。

　　很快，他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一桩“刺马案”将他卷入其中。

　　3.卷入谍战，性命垂危

　　1933年7月，马绍武和《社会新闻》周刊社长、陈果夫手下的文化大特务丁默邨，公共租界捕房的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等人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名叫怡春院的高等妓院内打麻将。

　　几个人喝干赢净胡闹一场之后，都有些醺醺然，醉眼朦胧地从妓院内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站在门外静候多时的李士群（李士群当时身为《社会新闻》的编辑，丁默邨的手下）连忙上去搀扶马绍武。可就在这当口，黑暗中不知从哪里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手持驳壳枪照准马绍武的脑袋和胸口连开数枪，可怜那马绍武连双醉眼都没来得及睁开就被打死在当街，慌乱中，丁默邨也身中一枪，但未伤及要害处。杀手见大功告成，呼啸一声跑得无影无踪，这突然的变故，把搀着马绍武的姑娘吓得花容失色，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其余几位一看杀手没找上自己，摸摸脑袋还在，顾不得躺在地上的马绍武，撒丫子就跑。

　　街上的枪声惊动了两个“红头阿三”（印度巡捕），两人吹着警笛踏步跑来看个究竟。只见当街一死一伤，才知道租界内发生了血案，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向上司作了汇报。一时间，此案惊动了租界内的洋人以及上海警备司令部。

　　一群特务领了徐恩曾的尚方宝剑，查的十分卖命。推来算去，倒是内外串通最为可能，因为丁默邨、李士群二人以前曾是中共分子，只因被抓住才变节投降特工总部。真正是人心长在肚皮里，真假投降可谓是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双料间谍也不是不可能。更值得怀疑的地方还在于丁默邨、李士群和马绍武同是特务，共产党想杀马绍武顺手牵羊再捎走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小命也是易如反掌，若论起反共，丁、李二人丝毫不逊于马绍武，他俩在上海奉徐恩曾之命主办的《社会新闻》周刊，专门以所谓秘闻的形式给共产党造谣，以丁默邨、李士群二人所为，共产党不会不把他俩也记在账上，可到头来，丁默邨只挨了一枪，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就没事了，而李士群更是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岂不令人可疑。此外，马绍武外出的行踪当晚只有丁、李等在场的人知道，究竟谁人走漏了消息，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对于这些重大嫌点，特务们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敢妄下结论。

　　正当调查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起针对特工总部的案件使得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嫌疑大大加重了。刺马案发生3个月后，上海区行动股副股长陈蔚如也在广西路上被人刺伤。新任上海区区长徐兆麟亲去医院慰问，陈蔚如不顾伤痛，把一肚子疑问倒给徐兆麟。据陈蔚如说，他是接到丁默邨和李士群的邀请才去赴宴，陈蔚如中途称有事要走，被李士群拦住。大家欢饮至深夜，陈蔚如已有些酒醉，李士群自告奋勇送陈蔚如回家，行至广西路被人从后暗算，幸遇巡捕赶来相救，方才躲过大难一场。陈蔚如认为此事丁、李二人嫌疑太大，应追查到底。

　　陈案和马案作案手法如出一辙，涉案当事人又都有丁默邨和李士群。徐恩曾闻报后火冒三丈，自相残杀绝对不能姑息，勒令把他二人迅速押至南京候审。

　　其实逮捕丁默邨和李士群，一点都不冤枉他们。李士群叛变之后，颇有心计，他向党组织瞒过他被捕变节一事，伪称到CC控制的刊物工作也是一时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李士群搪塞应付，一方面是害怕被当作叛徒处置，另一方面是想要借此骗取中共情报到徐恩曾那里邀功领赏。李士群的鬼话自然难以取得共产党人的信任，为了考验李士群，党组织让他出面除掉叛徒丁默邨。这下可使李士群左右为难。

　　丁默邨个子不高，皮肤较黑，狭长的脸形，显得干练，宽宽的额角，富有理智，但眼睛像蛇一样，发出幽光，令人毛骨悚然，初次相见，就能感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阴沉的气息。李士群开朗活跃，他直爽的个性正好被丁的狡黠、有心机所弥补，两人颇感投机，如鼻孔出气。丁默邨在叛变革命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为严肃党纪，维护革命事业，党组织决意要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杀了丁默邨，徐恩曾他们放不过他，不杀丁默邨，共产党也饶不了他。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权衡再三，看来只好舍车保帅，投靠国民党更为安全。

　　当他得知对方并不认识丁默邨，而要李士群当场指认，配合暗杀行动时，他忽然心生一计。他跑到丁默邨那里，把实情一五一十向丁作了交代。丁默邨闻言吓得三魂出窍七魂缈缈，二人急忙商议对策，算来算去最为稳妥的办法还是找一个替死鬼更为稳妥，如此一来可让李士群顺利完成任务；二来丁默邨也可暂时逃过一劫。最后二人选定新到上海的马绍武作李代桃僵的替死鬼。

　　现在马绍武已成为“调查科”上海区区长，上窜很快，锋头正健。他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积极从事特务活动，是调查科的“红人”。之所以挑中他，一则他是李士群的仇家，二则也是丁默邨飞黄腾达的绊脚石，公报私仇，于是想趁机干掉他。马绍武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且刚来不久即已作恶数端，势必已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杀了马绍武，若国民党追问就说是中共所为，中共方面可让李士群尽力搪塞。若日后中共知道所杀并非丁默邨，李士群可谎称夜深难辨容貌，故而杀错。可一个马绍武也足以抵得上一个丁默邨，相信中共也不会再深究此事。

　　出事当晚，李士群静候门外，等马绍武出门时，由李士群找来的杀手将其打死，丁默邨佯装倒地被击中，以便日后好为自己开脱。经过李士群、丁默邨“狸猫换太子”的调包计，结果是马绍武成了真李逵，丁默邨倒成了假李鬼。

　　这案子虽然是丁、李二人合谋的勾当，但是二人被押到南京后，虽同为嫌疑犯，境遇却大不一样。丁默邨因官职较高，在这案件中又没有明显证据证明他是同谋，不久就由他的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获释。这可苦了李士群，无权无势备受欺凌，徐恩曾又非要拿李士群开刀不可，不然无法向自己的上级和手下交代。

　　4.娇妻舍身，钱色赎夫

　　事发之后，惊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上司，为此大发雷霆：一个堂堂的上海区区长，竟然不明不白地被刺，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南京“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一纸“手谕”发下：限令一个月内破案。这徐恩曾外表生得像个大学教授，说话斯文和气，他是学机械的，在做特务头子的同时，还兼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领袖。把残害生灵和造福人类这两件事放在一人身上，这绝不是一专多能，而是以善隐恶，把科学事业拉来做遮羞布，这更加暴露了他的伪君子面目。

　　几次提审李士群，李士群张嘴共产党所为，闭口共产党所干，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徐恩曾见软的不行，就给李士群动了大刑。皮鞭子抽，老虎凳子坐，辣椒水灌，徐恩曾刑讯室里的刑具一点没闲着，全用在李士群身上了。直打得李士群哇哇直叫，血肉模糊。可任凭你怎么用刑，李士群口口声声咬定两个字：没干。李士群心里清楚，不说说不定还有活命一条，说了可就是必死无疑。徐恩曾也没料到李士群的骨头会这么硬，没法子，先把他暂时关在瞻园路特工总部内，再想其他办法撬开李士群的嘴。

　　李士群在这方受难，可急煞了他老婆叶吉卿。叶吉卿当初放着众多富家子弟不嫁，偏偏把绣球抛给了要长相没长相，要权势没权势的穷光蛋李士群，大概是相中了李士群日后必有发展，瞅准了李士群身上的那股子邪才。可现在倒好，李士群功未成，名不就，却已身陷囹圄，性命难保，怎不让人着急。

　　这位李夫人，平日非常骄傲，在上海区当情报员，非常瞧不起那些长官。上海区侦行股副股长张逸之见她生得娇小白嫩，时常巴结。叶吉卿总是不屑一顾，使他难堪。这一次，叶吉卿却再也摆不起架子了，把张逸之当作救命的稻草。在张逸之的建议下，她携带了全部首饰珠宝，变卖了家中值钱的东西，随张前往南京“调查科”总部。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贿赂的重点放在负责看押李士群的南京区侦查股长马啸天和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身上。而此时，李士群正在狱中受苦。他知道自己如果承认了谁是主谋，那么凭自己双重间谍的身份，一定逃不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惩。可是闭嘴不说，又是持续不断的老虎凳、辣椒水。他每日每夜辗转难眠，身上伤痕累累，遍体鳞伤。而每日的食物也是一些发馊的干粮，难以下咽。他开始担心自己要熬不住了。

　　就在他意志逐渐涣散的一天，送来的早饭从有点霉味的玉米饼子变成了白面饼，一天三顿的烂咸菜也变成了一荤一素的新鲜菜肴。送饭的狱卒并不解释，只是饭碗下还扣着一张字条：

　　“士群，我已从家中出来，正在上下斡旋，当尽力救你出去。

　　吉卿字”

　　看到妻子熟悉的笔迹，感动得李士群在狱中涕零泪下，发誓有朝一日重见天日，定要做上番大事才能报答夫人对自己的厚爱。

　　叶吉卿来南京行动一番之后，她发现若想救得李士群，徐恩曾那里是最关键的。可徐恩曾哪是她小女子随便见到的，好在钱没白花，顾建中、徐兆麟肯陪着她去见见这位徐大主任。开始徐恩曾听说有人替李士群求情，坚辞不见。像李士群这种半被打入死囚牢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可当听说李士群的漂亮老婆久慕徐主任的大名，非要见见徐恩曾不可，徐恩曾这个大色鬼一听连忙改口，说见见也无妨，看她到底有什么冤屈要诉。

　　徐恩曾这时还是坐在“调查科”的第一把交椅上，等着属下的妻子求见。当叶吉卿走进屋子时，所见到的徐恩曾与她想象的特务头子是极为不同的。徐恩曾不仅热情地招呼她，还给她让座、倒茶，以至叶吉卿在那一瞬间以为自己来到舞场，被一位绅士周到地照顾，而且还与她拉家常，谈天说地。

　　叶吉卿一直在偷眼观察他，却见他一脸真诚，言语直率，就放松了警惕。于是把李士群是如何投降叛变，如何效力国民党，以及如何感到不受重用等等，和盘托出，只是对受托行刺之事一概不提，仍以原先的故事相告。

　　虽然叶吉卿不说实话，但徐恩曾从她的其他叙述中已经察觉到李士群可能就是真凶，他依然不露声色。他像一个猎人看到一只毫无警觉的猎物一样，十分开心。

　　“可是，据上海的情报员报告，李士群的确有好几次与共产党的联络员接头，这些事情他都是背着你干的，你所说的话都是他欺骗你的，他仍然在背着我们与共产党勾结。”

　　叶吉卿惊呆了，她没有防到对方有这么一手。看似稳重的、颇有长者之风的徐恩曾用话语撕开了她的伪装，叶吉卿觉得自己落在了猎人的陷阱里，无法自拔了。叶吉卿无助地落下了眼泪。

　　徐恩曾看着叶吉卿含悲的样子，独自暗笑。这个残忍的家伙，非常喜欢看男人的血和女人的泪。他开口了：“如果你打算救你的丈夫，倒是有一个办法。”他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说：“你可真是个尤物啊。”

　　叶吉卿彻底明白了，她眼前的这个道貌岸然的人，有一颗冰冷的心，他只晓得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却没有一丝一毫对别人的怜悯。她发誓，如果李士群出狱，我将让他永远与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为仇，决不替他卖命。

　　徐恩曾极大地满足了。他既没有放过叶吉卿本人，也没有放过她的钻石项链，真是财色俱收。这之后，他手签一张命令：释放李士群，但不准许他离开南京，以便有事询问。这也是徐恩曾再找叶吉卿的借口。

　　不久，李士群被放了出来，浑身的伤痕因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发腐，叶吉卿看了，更添仇恨。自此，她常劝丈夫不要再为中统卖命，并时常咒骂徐恩曾等贪财贪色的丑行。李士群见妻子对国民党特务满腔仇恨，因此，凡事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小心谨守，做一些专业性的事务工作。

　　李士群在恢复自由后，起初被派在马啸天那里当侦察员。每当马啸天前来探访，叶吉卿就会想起往昔的屈辱，李士群的疤痕中有几多是跟前这个人的杰作，自己为救李士群而有过多少低三下四的哀求。每想到这里，总是在背地里劝李士群断绝与马啸天的来往。而李士群却不大赞同：

　　“人都各为其主。如果他当时可怜、同情我，不对我下毒手，那这个人就不可救药了。一个男人，不能光有软肠子，像女人一样。项羽软心肠，被世人讥为‘妇人之心’，最后被刘邦篡了权。曹操却以‘宁可我负天下人，而不让天下人负我’为信条，终使天下归曹。我喜欢跟这样的男人交往，却不愿跟娘娘样的男人说一句话。”

　　因此，每逢休息，李士群就会邀请马啸天或者来家一聚，或者外出巡游，弄得叶吉卿时刻感到心绪不宁，常常守着刚满两岁的儿子，暗自垂泪。

　　1933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至此，那件震惊整个CC系统的马绍武被杀案，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渐渐平息下来，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1.神秘女佣指引投日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抗日。7月11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蒋介石一面高喊全面抵抗，一面率部仓皇南逃。11月上海沦陷。那些往日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的蒋介石特务，此刻都急急如丧家之犬，自顾逃命，还把逃跑美化为“转移”。在“转移”时，中统机关派一些特务在南京做潜伏工作。在潜伏人员中，有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里。12月13日，距卢沟桥事变不到半年即发生了南京陷落和日本军屠杀南京市民30万的悲惨事件。这些本该为抗日做出自己贡献的国民党中坚势力——中统特务，却如丧家之犬，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一路狂奔到了武汉。

　　面对日本侵略军洪水般的进攻，身处大浪滔天的险恶环境中的李士群像快要淹死的人，渴望能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喘息一下。

　　这时，国民党为了加强特务控制，将“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又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徐恩曾任副局长，李士群等一行到了汉口，便被安置在旧日租界旭街中统局的职员宿舍里。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内，因为“中统局临时办事处”也设在那里。

　　此时，李士群与石林森、夏仲高还是同住在一起，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两名“女佣”。这两名“女佣”来历十分蹊跷。这还得从李士群等人“潜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时说起。

　　当时李士群已把叶吉卿母子送回老家浙江遂昌。其他两个特务还都尚未成家。开始时，他们还自己买吃的，或轮流整理房间。时间一久，三人就像“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里的人，互相都不愿意做事，只等着别人的劳动成果。李士群一看，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在南京城内张贴广告，招聘两个烧水做饭的佣人。

　　这天，有两个“佣人”找上门。这两个自称“佣人”的人，看上去实足年龄都只有20上下。一个自称清儿，一个自称玉儿。清儿一眼看上去，是一个十分清纯、快乐的女孩儿，非常惹人喜爱。玉儿则是另一副模样，说话总是非常腼腆。两个女子生得都十分白皙，五官端正而秀气。三个男人一见，心中好生兴奋。李士群等也是许久没到娱乐场去过，每天风声很紧，三个人只能缩在这个院子里，不敢轻易外出。这时突然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上门来找工作，他连想都没想一下，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战争的硝烟已笼罩在南京城上。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开战，14日，中国政府发表抗战声明书。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9月5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13日，日军占领大同。10月1日，日本内阁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5日，日军占领德州，10日，日军占领石家庄。14日，日军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战火一直烧向全国。上海陷落后，南京成为一座孤城，日军从苏州向南京大举进攻，已兵临城下。

　　李士群的胆子被这迅速的溃败吓破了。他急急忙忙带着这一组特务和两个“女佣”向武汉撤退，除了穿着之物，几乎两手空空。一路之上，只见火车里拥挤的人群、车下田野中风餐露宿的百姓，以及不时用军车运送的那些撤到后方去的长官们的家眷和财物，李士群觉得，汉口也不一定呆得住。

　　李士群白天到办公室打一晃，然后就回家。办公室的气氛实在不好，一群党部委员整天在一起争吵。有的激昂慷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可杀，不可辱，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即使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有的则垂头丧气：“不到半年，相继上海、南京失陷，老蒋上了峨眉山，‘中央军’喊抗战，却也似兔子一般窜得飞快。日军常常宣传他们三个月就可以征服中国，当然有点儿夸张，可是半年就纵横1000多公里，不仅占了北平，还占了南京。中国军队腐败透顶，一溃千里，如何抵得上日本的‘武士’，简直就不如人家一个小指……”

　　这些言论，时刻敲打着李士群本来就已绝望的心。为了替中统效命，为了替峨眉山上的权贵挡箭，他都豁上了性命。惆怅之余，他想喝酒。酒里不再有乡愁，酒里也不会有数不清的担忧。酒里有女人，酒里也有温柔，它能安抚这颗破碎的心……

　　这一天，李士群喝得烂醉，抱住清儿说：“我好可怜！在中国的两种势力中，我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谁也看不起我。可惜的是，我空有一身本领，却得不到施展。现在战争又来了，我真的像钻进了箱子里的老鼠，受尽了夹板气，真不知如何解脱！”

　　清儿在李士群眼里是个有见地的女孩，可是，如此重大的决策问题和盘向一个女孩子托出，这在李士群还是第一次。清儿一边收拾着李士群的呕吐物，一边“开导”他：

　　“战争越来越严重，不到半年，日军就占领了从南到北几百个城市，眼看武汉也难防守。华北王克敏组织了临时政府，听说日本的政策是‘以华制华’，最终还是将政权交给中国那些与日本结好的人。”

　　李士群本来迷迷糊糊，听了这番“宏论”，一下子冷汗毕透，清醒极了！他张开眼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个人，觉得她的面孔又像又不像清儿，张口结舌地质问：

　　“你是谁？……谁派你来的？……想干什么？”

　　谁知“清儿”嫣然一笑，十分清晰地答道：

　　“我的本名叫中村金子，哥哥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为了我的国家‘武运长久’，自愿到你们的机关工作。我觉得你很孤独，又走投无路，十分愿意帮助你们和日本建立上关系。以你的聪明才干，一定会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李士群望着“清子”，目瞪口呆，简直不能相信她所说的一切。但这位金子的话，实在是打动了他的心，他沉吟一会便问：

　　“你说，如果我去香港找你哥哥，他会信任我吗？他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

　　金子一听，明白了李士群的意思，轻轻颔首：

　　“我也是日本机关的一名间谍，负责在中国物色忠实友好的朋友，并把他们向日本政府推荐。多时以来，我看你抱负不展，颇有意摆脱目前的窘境，而对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你常常加以赞赏，所以，我希望，你和我携起手来共同创造东亚和平的前景。到那时，你定会受到日本的赏识，平步青云，一展你的抱负。”

　　李士群沉吟片刻，暗自思忖：眼前的这个日本女子，知书达理，有见识，说话很有说服力，既然她有哥哥在总领事馆负责，就先稳住她，再通过她联系上中村丰一，这倒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策略。于是他对金子说了下面一段话：

　　“老实跟你讲，我效力中统多年，但他们总是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把重任交给我，我十分厌恶这种没有靠山的生活，因为一切努力全都白费。既然你愿意成全我的心愿，使我的努力得到收获，我将对你不胜感激！”

　　金子也为李士群的这个承诺兴高采烈，她到厨房又搞来一桌酒菜，打开陈封的好酒，两人对坐畅饮到天亮。

　　2.接头日方，卖国求荣

　　1938年夏秋之间，原国民党株苹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中统局便派李士群充任甘青山的遗缺。

　　这时，蒋介石在重庆建立了陪都，一切重要机关、企业都迁到重庆及其附近地区。1938年1月10日，日军占领青岛，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政》，同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是第一次近卫声明。2月27日，日军占领临汾。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之后，日本又在中国建立一系列经济统制机构，采取所谓“以战养战”的策略，并开始建立伪政权，以拉拢一批汉奸，这些汉奸在全国各地蠢蠢欲动。

　　李士群感到这正是投靠日本的绝佳时期，日本人已抛弃与蒋介石和谈的希望，日本军队在进攻中优势极大，日本政府开始在沦陷区建立伪政权，这意味着日军需要更多的汉奸为他们在中国的策略的实施中甘当走狗。李士群看到了这当中的利益。在领到川资与特务费用后，李士群给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自己则席卷余资，由广西、云南，经越南的河内、海防逃到香港，绕了一个大圈子。为什么李士群不走广州而绕道越南？这主要是因为中统局在广州有大量特务耳目。然而，还是有一场虚惊。在途中，李士群曾在乌江渡口遇到中统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长的顾建中，李诡称：“我才在局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有些事情，就回来的。”他这样公开说明去香港，反而蒙过了这个老特务。

　　李士群到达香港后，在“女佣”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听了李士群的报告，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生地不熟，无法发挥他的作用，就很好地招待了他一番，并写了一封信，把他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清水董三也是个“中国通”，能操着流利的中文讲话。当他见到中村丰一的来信，知道这个中国人是死心塌地地要做汉奸，便从上到下打量了来人一番。只见李士群，是一个30岁出头的青年，宽额圆脸，一双大眼睛，神采飘逸，透着精明。他的皮肤很白，身材中等偏上，的确一表人才。清水简单地寒暄几句，就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能为日本政府做些什么？怎样可以为日本效劳？”

　　李士群受过多年的特工特殊训练，很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询问方式，便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重点地介绍了自己搞情报和搞暗杀的手段和得意之举。

　　清水是文官，听到李士群津津有味地描述血腥的杀人场面，既觉得有些厌恶，又感到这个人的确可以为日本的战争做很多事情。特别是他很看重李士群的情报能力，他希望李士群协助大使馆搞清上海地下抵抗组织的情况以及各界对日本占领上海的情绪。

　　李士群自此就在清水董三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为日本驻沪使馆从事情报活动。

　　李士群在上海选定的住所是大西路67号（今延安西路665号）的一幢洋房。他选中这幢房子，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因为这幢房子对面路北是一片汽车行，门前有一条十几个门面长的墙头，在墙头的人行道上刺客难以隐蔽躲藏。西邻69号，住的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更可不必顾虑。它的东邻65号，是美国驻沪兵营，门前有武装守卫，李士群认为，蒋介石的特务决不敢为了自己而去惊动美国人。因此，李士群租定了这幢房子。李士群还逢人就讲：“人家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却住了保险房子。”

　　李士群虽住进了“保险房子”，但总觉得单凭这幢房子的环境，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不够保险，于是想通过拉拢一些人，使自己的生命安全能得到进一步保障。李首先找到他在与丁默邨、唐惠民编《社会新闻》时认识的朋友章正范。章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时的拜把兄弟，而汪曼云又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学生，与军统、中统也都有联系。如能与他们联系上，不仅有助于保障自己的安全，还能为日本驻沪使馆搞到情报。就这样，通过章正范的牵线，李士群与汪曼云在大西路67号见了面。

　　汪曼云与李士群素不相识，他之所以愿意与李见面，同样也有自己的目的。当时上海租界虽由英、美、法维持原状，但租界四周毕竟已沦陷，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对日军不无顾忌。日军要在租界抓人，虽需通过一些规定的手续，但却为所欲为。因此，国民党的一些留沪“抗敌工作者”，都想找一条可以向敌人说情的门路，万一被抓，不会吃眼前亏，还可以脱稍（上海俗语即获释之意）。汪曼云即有这种打算，所以经章正范一谈，正是深得于心，哪有不欣然而从之理？

　　除了汪曼云，李士群又向杜月笙频送“秋波”，试图和他建立联系。恰巧他从清水董三那里得到了一份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的材料，涵括杜月笙经历的方方面面。

　　李士群为了讨好杜月笙，专门打电话约汪曼云前来会晤，他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架势说：

　　“汪兄，你看这事太气人了。张师石这小子太没良心了，老杜待他实在不错，他却把老杜给出卖了。你看，这是他写给日本人的一份报告。我这人最讲义气，看不过他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今天才不顾日本人和他的关系，把他的伪装剥掉，给你们看看。”

　　这份材料很厚，汪曼云只能翻看一下标题，没法仔细读内容。李士群又主动说：

　　“东西太长，你们带回去看吧！不过你们看过后，就以原件还我，因为上面已有日本人签字，一旦要还时，得把原件归还。你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甚至抄一份给老杜都可以，但原件千万不要遗失。”

　　汪曼云提出，能否把原件带到香港去，给杜月笙看一看。李士群原本就有此意，便顺水推舟做了人情。

　　汪曼云马上动身去香港，把这份材料送杜月笙过目，并转达了李士群的好意。杜月笙接过材料一翻，十分中意，便吩咐秘书关起门来抄。秘书整整抄了三天才抄完。杜月笙还向前来辞行的汪曼云说：

　　“我们也表示表示好感，你回去时买些东西送他吧。”

　　汪曼云当然照办，在香港买了一只金挂表和两套西装衣料带回上海送给李士群。那本材料也辗转几千里，又回到李士群手里，李士群自然也和杜月笙有了瓜葛。

　　这样，李士群利用各种关系为清水搞到很多重要情报。

　　随着李士群在上海情报活动的开展，他在日本特务机关眼中的分量逐渐加重了。

　　3.勾结丁默邨共事

　　1938年秋冬，清水董三有意让李士群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李士群感到，单靠过去拉拢一些流氓，是不足以成就“大业”的，那些人论拼杀打砸是可以利用的，论政治才干和社会声望，简直都是一堆烂泥，不能糊上墙。而他自己，在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只是一个月薪80元的低级职员，以他的声望、地位是没有号召力的。于是，他便转念要把原先的顶头上司丁默邨拉下水。丁默邨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徐恩曾、戴笠相差无几。抗战开始后，戴笠在国民党中的军事地位急剧上升，不仅担任军统老板，而且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江浙委员会主席，掌握军政大权。而丁默邨所在第三处反被撤销，丁默邨本人只在大本营挂了个专员的空名，心中十分不满，跑到昆明“养病”，以观时局发展。

　　李士群深知丁默邨野心很大，不甘寂寞，便往日本特务机关面前把丁的声望及才能吹嘘了一番，并表示愿意请他出山坐第一把交椅，自己“让贤”。其实，李士群从本心来讲是非常不情愿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利用丁默邨把特务机关先搞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便可取而代之。

　　在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后，李士群便派丁默邨的湖南同乡、中统特务翦建午南下专程去邀请丁默邨前来上海。

　　丁默邨一到上海，李士群就找他吃饭。席间，李士群对丁默邨大肆奉承了一番，讲到过去丁对李的提携，李谦虚地说：

　　“这一切都是您教导有方。现在我要枪，日本人就给，要人还有人，我已经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敢死队。特工工作，日本人是非常需要依靠我们的，您要是过来，这头一把交椅就是您的了。”

　　丁默邨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却不住地说：

　　“我是奉立夫的命令，来上海检查、指导工作。因为抗战，这样的抗下去，总不是一个办法，更不能把中国这样抗完，乃至永不翻身，所以立夫要我到上海来开道，另找出一条出路，一俟时机成熟，立夫自己也要来的。不过在不完全成熟的时候，为了他的处境，我们还应当保密。”

　　李士群见这只老狐狸在兜圈子，就直截了当地说：

　　“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

　　说完，便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朝桌子上一掼，接着又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开销，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丢了你的脸，你就拿这支枪打死我！”三两回合，丁默邨答应了李士群，他们成为经营特务机关的合伙人，丁默邨成为汉奸活动的“前台经理”。

　　1939年春，汪曼云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章正范的家里去，章对汪说：

　　“我正想找你，因为丁默邨已来到上海，他很想找你去谈谈。”

　　汪听了一愣，因为早在上海沦陷之前，丁就逃离了上海。现在突然回来，汪觉得很奇怪。

　　于是，章正范把李士群怎样把丁默邨请到上海的前前后后的经过和盘托出。因为章觉得汪是自己的把兄弟，在道义上，也感到不忍相瞒，才向汪露出底牌。汪也不多问，便与章相偕出外雇车，一同去大西路67号拜访丁默邨。

　　自从上次“刺杀李士群行动”泄密后，汪曼云已经很久未到67号串门了。开门的照例是保镖张鲁，他把汪和章两人引到楼上客厅就座。室内一切依旧，陡然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迎面的墙上悬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旗的当中，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汪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景象还能在“孤岛”上出现，而更加意外的是，它居然出现在一个汉奸的家中。

　　正在诧异之间，丁默邨踱进房间，众人都是故旧，长久分别之后都非常兴奋。丁默邨又以标榜自己代表陈立夫来观察为开端，最后又落到和日本的“合作”上，他说：

　　“我这绝不是投降，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做过初步的交涉，他们答应我们仍用国民党、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旗。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中国的同志参加我们的和平阵线，最终这些同志都会大有作为的。”丁默邨非常爱激动，说话间已经是满脸通红，青筋毕露。

　　汪曼云却十分冷静，说：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别怪我给你泼冷水，以你‘丁默邨’三个字来号召全国，困难是很多的，也可以干脆说是不够的。由于你过去工作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系骨干，也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搞和平运动，倒不是你才能的问题，而在号召力方面。”

　　丁默邨点头表示同意，问：

　　“那依你所见，如何是好？”

　　汪曼云仿佛成竹在胸，说：

　　“为求事业迅速成功，我觉得你应该速速与汪精卫接上关系．他已经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事半功倍。”

　　丁马上接话：

　　“你的看法与建议，我完全同意，汪先生那里，我可以派人去联系。”

　　汪曼云又问：

　　“你现在有多少人？”

　　丁默邨答道：

　　“并不多，最早发起人有七个，眼前就是我和正范兄，此外还有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这七个人，就是后来所传的“七人委员会”。但与李士群的说法不同。李没有提到章正范、翦建午、叶耀先，而是李志云、杨杰与张鲁三人。从这可以看出，丁与李各有其心腹人）

　　这晚的谈话，李士群没有像往日一样露面，他就像他跟丁默邨讲的条件那样，由前台退至幕后，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一直呆在丁默邨的影子里，默默地构建他自己的王国。

　　4.和平运动，欺骗国人

　　李士群、丁默邨的“合作”对特务组织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按日本使馆的要求，从情报活动迅速转向特工行动，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按李士群的想法，这个特务机构一没钱，二没势，三没枪。虽然有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三的支持，但所有特务是不准许带枪的，他们除了用气枪防身外，剩下的就只靠“空手道”了。大使馆的特务活动经费对大批的特务活动，仅是杯水车薪，不能使活动深入和展开，另外，国民党军统特务活动无孔不入，它的情报网，以法租界为中心，延伸到南京、杭州等地，并已打入伪维新政府、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租界工部局和铁道、码头、电话局、娱乐场、主要的百货公司等，侦知日伪要人的动向。

　　李士群在上海收集到许多军统机关的情报，但他深感：如果没有正式的机构，没有正式的名分，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没有日本军队的撑腰，与“精明强干”的军统较量，那就真成了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因此，他向清水提出要求，直接与日本军部接洽，争取获得日本侵略军的支持。

　　1939年2月初，丁默邨、李士群经清水的引荐在重光堂会见了土肥原——日本军部在中国的代表。

　　丁默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忧国忧民的圣者，却喋喋不休地与外国侵略军的代表讨论着中国未来的命运。而土肥原就像是一位接受忏悔的牧师，悲天悯人地听着丁的高谈阔论。而李士群在一旁则像个唯唯诺诺的小翻译一样，一直劝丁心平气和一些。丁默邨和李士群绕了一大圈，才把话题转到寻求合作和支持上来。这番话既是为他自己做汉奸的一番辩词，又是显示自己特工“才干”的话题。不过，这些话似乎非常可笑。卖身投靠，又怕主子瞧不起。低头乞怜，却装出凛然的样子和姿态。土肥原心中很觉得好笑，虽然他一眼看穿了这些汉奸惺惺作态后面的真实嘴脸，却假装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使得丁默邨受宠若惊，感激不已。土肥原回答了刚才丁默邨的要求：

　　“听了你的话，觉得有很多益处，对此我表示感谢。我还想听你谈得更为详细一点，可是正好已经和别人有约在先，感到十分遗憾。没有准备你们的午饭，非常抱歉。但欢迎你们以后再来玩。就我个人的愿望，很想对你们的和平运动进行援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不能以个人意见马上作出回答。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会进行妥善处理，请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听了土肥原的汇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对此事极为重视。当时，他正在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

　　影佐祯昭向大本营汇报了在中国建立特工的设想，他说：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将以上海为中心，于是，稳定上海的局势、镇压上海的抗日风潮，制止蓝衣社的恐怖活动，是我们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李士群、丁默邨特务行动计划，可以拿来作为‘汪工作’的一部分来考虑。”

　　由于影佐的大力吹嘘，丁、李的计划在大本营内部获得了好评。三天之后，即2月2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给晴气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主要内容有：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在上海与丁默邨联络，援助其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诸项政策，并须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各项工作。分配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援助特务工作时，应对丁默邨提出如下要求：

　　1．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

　　2．不得逮捕和日方有关系的中国人。

　　3.3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30万元，并给予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500公斤炸药。

　　自此，李士群与日本军部挂上了钩，正式成立了特工组织，将总部定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76号。1939年3月开始，这个组织由晴气庆胤负责，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这个组织又划归“梅机关”指挥。

　　晴气根据大本营训令，积极援助丁默邨、李士群组建特工队伍，第一次拨下30万日元活动经费，分装在两只大柳条箱里，运进了大西路67号。

　　在特工活动初期，李士群、丁默邨不敢公然打出投降日本侵略者的旗号，在与日方交涉后，获得大西路67号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的许可，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欺骗性。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3月1日，丁默邨、李士群，便以“笼络争取上海租界内各阶层的中国人”而发起所谓“和平运动”，作为开张。他们炮制了一整套所谓“和平运动”的理论，进行欺骗宣传。诡称“和平运动”是“以和平求和平”，是为了中国能尽快统一；如果以战争求和平，则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中国要灭亡的”。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谬论，还抬出汪精卫来，说：“汪精卫在重庆是中国政府的首脑，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他有光荣历史，有显赫的地位，为什么他要出来？除救国主张不同外，难道说他要自毁历史、自坠地位吗？”这种汉奸理论，在当时对缺乏信心的人，尚有某些市场。

　　丁默邨、李士群用三种方法来拉人进陷阱。首先，他们用金钱、地位引诱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上钩；如果不肯就范，就进行威逼恐吓，写一封信并附上一颗子弹；再有就是加以逮捕，甚至施以重刑，然后拉拢重用。

　　丁默邨以“和平运动”的先锋自居，欺骗了一些人，李士群在对军统的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在他们的勾结下，很快就拉起了一支特工队伍。除了前面说过的“七人委员会”，还有一些汉奸加入。这些人，基本上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成员，结果都为丁默邨争取，军统在上海的组织，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1.汉奸相见，臭味相投

　　汪精卫的“艳电”大大地鼓舞了丁默邨和李士群。因为他们明白，虽然他们拉上一支特工队伍，为日本人效力，可以捞些外快，但是若想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却非要依靠汪精卫集团。在丁、李一伙人中，汪曼云是最早与李士群秘密勾结的，他还向丁默邨提出要打汪精卫的牌。

　　对于李士群来说，困难的不是去找汪精卫，而是怎么才能消除与汪派的隔阂。他们心里很清楚，在国民党内部长期的派系斗争中，丁、李都属于陈立夫、陈果夫一派，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他们在编辑《社会新闻》时，与改组派互相破口大骂，在中统搞垮“改组派”的阴谋活动中，也立过“汗马功劳”。陈公博在1939年撰写的《苦笑录》中还余恨未消地写道：“这个《社会新闻》，每次都有系统地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我就实业部的职才三个月，这个杂志登载一段消息，说上海没收日货值八千余万元，我把它变卖，完全充作改组派的经费。上海的日货，根本就轮不到实业部过问，要查究竟如何变卖，只有上海市党部才知道内容，但这个《社会新闻》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蒋先生底下的人。”因此，直接派人去找汪系统人联系，丁默邨、李士群怕自讨没趣，于是，他们便转而先向周佛海沟通。

　　周佛海，湖南人，早年日本留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国共合作后，脱离共产党。1927年初，在武汉见到蒋介石，秘密向蒋献“反共”之策，受到蒋的赏识。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战爆发后，周佛海担任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代理宣传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因他一直随侍蒋左右，所以与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都有联系，并且还与丁默邨有着同乡的渊源。

　　丁默邨派特务翦建午前往香港联络。翦与周佛海并不相识，但与周的妻子杨淑慧很熟，准备通过周妻来见周佛海。

　　不巧的是，那时汉奸林柏生正遭到军统的狙击，险些丢了性命。刚刚逃到这里的周佛海一伙人，如同惊弓之鸟，尤其防范蒋介石圈子里的人，怕生出变故。周佛海告诉杨淑慧，翦建午是中统的人，要千万当心，尽量回避。就这样，翦失去了联络的机会。

　　正在这时，蒋介石主办的第二期“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通知汪曼云前去受训。汪曼云此时的身份仍是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尚未公开投敌。丁默邨得知消息，将汪请到67号饯行。他向汪赠送了1000元川资，嘱咐汪曼云替他隐瞒投敌一事。接着他拿出两张铅印“志愿书”表格对汪曼云说：

　　“为了彼此信任，我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

　　于是，汪曼云便依表格填写了志愿书与“誓词”。宣誓完毕，章正范和丁默邨分别以介绍人和监誓人名义签了名，表示正式吸收汪曼云参加特工组织。这之后，丁向汪密授机宜：

　　“你此次去重庆，路过香港时，一定要与周佛海见面，把我这里的情况向他讲明。”

　　几天后，汪曼云乘船赴港。到香港的第二天，汪曼云就由香港活动的中统特务陪同，去九龙约道5号周佛海家，与周见面。

　　周佛海住在一幢青色砖瓦砌成的小洋楼里，看门的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手拿气枪。当时，按照香港政府的法律，任何人不得私有枪支。周佛海等为了戒备，只好弄支气枪，权作防御武器。

　　周佛海早在家中等候，见到汪曼云，立即问起汪的使命。出乎周佛海的预料，丁默邨等人早已降日，并拉起了特工队伍。因此看过信后，周说：

　　“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先生有什么联系？我总觉得问得奇怪，回答不上来。翦建午也一直误会至今，现在默邨既有信来，我也就可以见他了。”

　　自此，这两伙汉奸建立了联络通道，各自按照日本人的需要走到一起来了。

　　2.表面勾结，内心暗斗

　　1939年4月底的时候，晴气收到一份用罗马字写的电报：“请到‘浅间丸’上来收领佛像一尊、梅钵一个。”发报的地点是香港。

　　晴气开始很困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不由得笑了。佛像一定是指周佛海，而梅钵则是梅思平。他暗自思忖：如果真是他们，那么汪精卫来上海无疑是近在眼前了。

　　第二天，航行在旧金山航线上的“浅间丸”豪华客轮的庞大船体横靠在黄浦江上的栈桥边。等到船客都走开了，晴气避开人们的视线飞快地登上了轮船。事务长看到晴气的证件后，就把他领到仓库内一间船员寝室里。在走廊的入口处站着一个男仆，他身强力壮，大概是保镖。里面把门关得紧紧的那间房间里有两位身穿西装的中国绅士，他们就是“佛像一尊”和“梅钵一个”。

　　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晴气的到来。初次见面，周佛海操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使晴气感到格外亲切。晴气向周、梅解释说，上海恐怖活动非常严重，要开展“和平运动”，应该对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活动有所了解。周佛海兴奋地对晴气说：

　　“我们正想取得他们的帮助，现在就去拜访他们吧。”

　　晴气亲身体验过上海的恐怖场面，唯恐让这两个大汉奸遇到他上次的那种经历，就把他们安顿在查理饭店，然后自己去找丁默邨、李士群。

　　原来，晴气第一次去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的特工总部，是约在上海西面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

　　兆丰公园地处上海西隅。要到那里去，就必须进入公共租界，从南京路出发，经过跑马厅，穿过静安寺路，再一直往西。晴气知晓公共租界是极端危险的，心中一直在敲鼓，心里埋怨这两个汉奸做事不慎。

　　晴气越过苏州河，第一次来到恐怖活动的老窝——公共租界内，脚下像踩在河床的薄冰上，他竖起两只耳朵，警惕地注视外面的变化。汽车已经驶过跑马厅旁边，向西奔驰而去。在那里，今天似乎又发生了恐怖活动，因紧急戒严而受阻不能通行的中国人，挤满在马路上，十分喧闹。穿过静安寺，来到愚园路，有个上海的游览胜地——兆丰公园。因为天气阴沉，游人稀少。在公园外面，有一棵高大的榆树，直挺挺地伸向灰色的天空。晴气身穿白色西装，十分惹眼地站在榆树底下，默默地抽着香烟。这里正是他与李士群约好的地点。

　　突然，一辆黑色的奔驰不知从哪里驶近了晴气的身旁，只见李士群那张苍白的脸从车窗里一闪，他向晴气挥了一下手，示意晴气靠近汽车。就在此时，从车内跳下一个握枪的大汉，高声向晴气喊：“快上车！”

　　一刹那，晴气已被大汉拉进车内。当晴气抬头看时，却见这辆汽车是一辆防弹汽车。车子坚固异常，车体包上了钢板，车窗的特种玻璃看来有一寸多厚。

　　“快，快……”李士群不断地催促驾驶员。这辆防弹汽车沿着大西路的住宅街道飞驰而去。在驾驶席和助手席上，四个中国彪形大汉圆睁双目，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和两旁。李士群也瞪起眼睛向车外张望，并有意识地将上半身靠近晴气。车厢里令人窒息的空气，使晴气都可以感到自己有力的心跳声。汽车像是没有了刹车，一路急驰，也不顾租界上英国人警戒线的封锁，风驰电掣般地冲了过去。

　　忽然，汽车响起了一阵像是信号般的喇叭声。李士群指着一幢高大住宅的黑色铁门，说：“就在这里。”令晴气感到奇怪的是，汽车并没有停下，而是径直从那扇铁门的前面驶过，全速前行。此后，大约又过了五分钟左右，汽车又发出长时间的喇叭声，嗖地一下驶进了那扇铁门内。晴气这时才仿佛从梦中醒来一样定睛向四周看了看，这还是先前的铁门和先前的宅院。李士群的汽车是为了甩掉尾追的租界警察而绕了个大圈子。

　　丁默邨又是一脸愁容地迎上前来。不知院中谁大喝一声：“快把门关上，别放松外面的警戒！”李士群也慌忙催促晴气：“来吧，快到里面去。”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晴气拉到里面的房间里。

　　坐住了，晴气定睛一看，只见有许多神色严厉的便衣各自都用木棒和枪支武装起来，站在院子和房间里加强防范。一路上的颠簸和惊吓使晴气十分惊慌。这时，一个像是队长模样的、胖墩墩的中年人进来报告，话说得很快。丁默邨和李士群都紧皱眉头听着他的报告。李士群听罢，伏在他的耳旁低语了几句，那个人点点头，走了出去。接着就听见院子里有一阵动静，可能是有几个特务出去了。晴气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如果再发生什么类似刚才的那一幕，恐怕他的脚已经软了，再也爬不起来了。

　　看到晴气苍白的脸孔和微微的喘气，李士群不慌不忙地对他说：“好了。一切都好了。”

　　经过这一幕，晴气是不打算再冒险了。他偷偷找到丁默邨即向他建议说，“周佛海正在查理饭店等候，是否去拜访他一下？”晴气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这种先来后到以及尊卑的礼仪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还是没有领会到，中国人爱面子胜过一切。如果周佛海来访，表示丁默邨有面子，反之，则表示丁默邨不够尊贵。

　　丁默邨寻找到一个借口，就说：

　　“说实话，有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市党部委员约好马上就来，商谈明天的工作。而且，今天夜里在特工总部将发生危险，能不能明天去拜访周先生？”

　　对于丁默邨的搪塞，晴气心知肚明，因为平日里丁默邨话里话外地总流露出对汪精卫一派的不服气。

　　这时，李士群从旁插话说：

　　“不，蓝衣社要来袭击的谣传不只是今晚一次了，经常是这样。即使来袭击，只要留下吴四宝就行了。”

　　丁默邨狠狠地瞪了李士群一眼，似乎怪他乱插嘴。此后，丁默邨便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了。

　　晴气在一旁坚持要丁前去拜访周佛海，并且等候消息。不久，就知道蓝衣社来袭击的情报是假的，而市党部委员也终于没有来。时间已超过10点钟了。由于李士群一再从旁说服丁最好去拜访周佛海，这时丁默邨终于让步了。

　　丁默邨、李士群和晴气一行来到查理饭店，周佛海站在房门口迎接。他热烈地与丁默邨握手，一边用湖南话与这个老乡寒暄起来。丁默邨原先的不满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向周佛海报告了上海的严峻形势，态度十分悲观。而和他相反，李士群却颇有把握地报告说，这种形势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大的转变，令周佛海十分开心。

　　这次会谈以后的两三天，周佛海移居重光堂附近的新的隐居处，由李士群派来了精悍的卫兵，负责在周佛海等人身边进行警卫。在周佛海隐居的地方，日夜停放着汽车，进出的人不断。整个住宅处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森严戒备之中。

　　3.利益至上，汪李合流

　　1939年，汪精卫在河内的日子很不好过。1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面前，他们又谎称要为汪治疗枪伤，飞往越南河内。终于辗转离开中国，开始筹备建立独立的汪伪政权。但是蒋介石的刺客也远远追随到河内，随时准备下手。

　　3月29日晚上，汪精卫在高朗街的房子再一次被包围起来，但是汪并不知道。他忙着接待来追随他的秘书曾仲鸣一家，并让出了主卧，让曾和妻子睡在自己的房间。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都很早就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也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三楼右首的房间里，大门被斧子劈开了一个窟窿，伸进一只拿着枪的手，对着床下一个半裸的男人连发数弹。歹徒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几个凶手夺门而逃。

　　瑟瑟发抖的汪精卫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还是等待下一次的谋杀。

　　曾仲鸣最后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而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这无疑是对蒋介石和杀手的又一次挑衅。

　　在重庆蒋介石的公馆里，他看着报上的《举一个例》，脸色越来越青紫，越来越狰狞。汪精卫在此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河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蒋汪之间的彻底决裂。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初到上海，这群汉奸深恐遭遇曾仲鸣的下场，整日盘算，殚精竭虑以防不测。日本《富士》杂志曾记载这样一件事：“一到上海，汪精卫氏因欲检查血液，要求介绍日本方面能够负责的医生。当时我们暗中还以为汪先生自己要检查身体，所以立即介绍海军陆战队医院。但是，到医院来的，竟有汪先生以下40余人。他们并不是来检查有否病毒，惟为预防同志不测起见，先事检验彼此血型，以供紧急情形之需。”可见当时上海反汪运动的高涨。

　　在这种情形下，丁默邨和李士群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令，提出与汪集团联合的主张。参加双方会谈的汪精卫一方，除了他本人外，还有周佛海和褚民谊。

　　丁默邨上来就提了两个条件：一是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10月份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是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这一手是丁的黑吃黑计谋，令汪等极感意外。

　　汪精卫毕竟老谋深算，他推说要和其他人商议一下，就走出房间。丁、李开始变得十分紧张。

　　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进来答复他们说：

　　“我很高兴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要与影佐大佐会谈后决定，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是决不能给你们的，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还有，我认为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他的答复很不合丁默邨的理想，丁的胃口很大。他说：

　　“谈到合作，要有诚意。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获得上海市长这一职位。”

　　李士群感到，这样谈下去会弄僵的，于是他说：

　　“既然上海是运动的中心，具有号令天下的地位。咱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些具体工作，不涉及政治大局，我看这个上海市长的位子就不要了吧。”

　　汪精卫用赞赏的目光看了一眼李士群，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通情达理，而且很善于与人合作，懂得进退。心里想：日后找机会提拔他。为了不使丁默邨丢面子，汪精卫又圆滑地许诺：“8月份左右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双方才算拍板成交。

　　丁默邨、李士群双双起立垂手，向汪精卫表示：“愿意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和平运动”进程制定了时间表。李士群认为“清除”租界的抗日势力，到7月份以后才能结束，他要求在此之前能够停止上海的政治活动。于是，会议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汪精卫等“和平运动”的要人一同前往日本商讨建立汪伪政权的一系列问题。会议还决定，汪精卫尽快搬往沪西，由特工总部负责全部警卫工作。这使得丁、李领导的特工组织从直接为日本侵略军服务转变成为日本傀儡汪精卫集团不可缺少的支柱。

　　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邨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而特工总部的办公地点就是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即后来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

　　4.成立特工总部——“76号”

　　李士群最早从事特务活动是在大西路67号。特工组织初期，随着人数增加，活动范围扩大，当初仅仅作为情报站的大西路67号已经不适用了。1939年春，由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洋房一座，对外称“叶公馆”，作为活动基地。

　　1939年7月，汪精卫开始在上海建立伪政权，日本侵略军为了配合这场丑剧的“演出”，增强其实力，就同意把丁、李的特务机构奉送给汪精卫。这样一来，忆定盘路的房子，显得又不适用了。因为这套住宅是缩在一条狭长里弄里面的，汽车只能直入，却无法在弄堂里掉头。当时，为了安全，吴四宝还派人在弄堂口摆了个水果摊，负责望风，经常有人在弄堂里出出进进与之联系，使外面情况得以通报入内。

　　李士群感到，这里不仅气派小，而且非常不方便，虽然房子比大西路要大一些，但是特务的人数也比那里多上好几倍，赶上捕人，院内更是拥挤不堪。李士群找到晴气要求调换。最后晴气亲自为他们选定了极司菲尔路76号，使这里成了汪伪集团主要活动基地和汪伪汉奸的避难所。

　　沪西极司菲尔路，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建起来的。马路治安由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治安则由中国警察管理。造成的结果是，这条路成为两不管地区：罪犯在马路上作案，只要逃入路旁弄堂，巡捕房就无权追捕了；反之，在马路两侧犯罪，只要窜上马路，中国警察也只好干瞪眼。于是，这里遂成为不法歹徒横行之地，社会秩序特别混乱。

　　76号是北洋军阀陈调元建造的一座花园洋房，坐落在极司菲而路中段。它本身的结构，适于隐蔽的工作。院子里面很大，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不易遭受外面的侵袭。但门外的马路是处于工部局巡捕的控制下，无法设岗。于是，丁默邨和李士群决意把戒备队全部设在二道门以内，原来的洋式二道门，也被改造成牌楼式，墙上开了两个洞，用于架机关枪。二道门的东边一拉溜新盖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兼驻地。花园里的大花棚，改成了临时的羁押所。中间有两幢主楼，东面一座称“高洋房”，是丁、李等头目所在地，一楼有会客室、会议室等，二楼是丁、李的寝室兼办公室。

　　丁默邨生性多疑，又处在蓝衣社活动频繁时期，他每天晚上并不上床休息，却睡在浴室内。他把浴室的四周装上防弹板，睡觉时就在浴缸内放上一张棕绷，起床后再把棕绷撤掉。

　　东首主楼的侧面，另有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驻扎着日本宪兵分队。

　　“76号”的戒备非常严密。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在“76号”西邻华村里弄的西尽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屋，还派几个小特务在此开了一间白铁店，又在华村东头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两个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吴四宝还从曹家渡新康里起，到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秋园附近，派小特务设置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流动岗哨”，随时可与“望风哨”取得联系。“76号”的大门，除了汽车进出，平时是不开的，人都由旁边的小铁门出入。它的门警层层加设，共有四道，凡是与“76号”有来往的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方可出入，十分森严。

　　站岗的警卫虽然还是那些流氓恶霸，但现在也规规矩矩地穿上了制服，一改往日那副令人厌恶的形象：黑衣裤衫，敞胸露怀，帽子歪戴，口叼香烟，手掌里转着两个铁球或核桃，一副地痞流氓的恶相。只有吴四宝我行我素。

　　有一天，李士群把吴四宝带到晴气那里。因为日本宪兵报告：“76号”成员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到处称王称霸，敲诈勒索，骚扰民众，为非作歹，希望晴气加以管束。晴气看到：吴四宝是一个40多岁的壮汉，黑黝黝的胖脸，油光满面，令人生厌。他那浑浊的双眼游移不定，手指上戴着金光闪闪的大戒指，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锁片，显现出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他提心吊胆又低三下四，一举一动却流露出一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凶相，一看就知道是个愚蠢无知的暴力集团的大头目。

　　李士群当着晴气的面狠狠地训斥他，要他对违纪的行动队队员要严加管束。因为大部分行动队员都是吴的“小兄弟”，李士群所下的威严命令是要通过吴四宝贯彻下去的。

　　待吴四宝走后，李士群对晴气叹息：

　　“那个人曾经当过我轮船公司的保镖，是个流氓大头目，勇敢而且有统率的才能，所以我把行动队交给他管理。与蓝衣社的正式较量即将开始，他虽是一个能起作用的人，但没有教养，因而在行动上缺乏理智，颇为棘手。要整顿行动队，加强‘76号’的纪律，就必须对他开刀，但在粉碎蓝衣社前，我想暂时不要去深究他。”

　　李士群对吴四宝一伙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但是，他很清楚，要想打击蓝衣社，在日本人那里讨好，为汪伪政权建立“功勋”，就不得不依靠这帮流氓亡命徒。他不时地施以手段拉拢这些人，他常说：

　　“我这里就是水泊梁山，来我这里的人，都可以小秤分金，大秤分银。只要肯舍得性命，我是不会亏待他的。”

　　他以“草莽英雄”自居，散布乱世出英雄的谬论，施展各种诡计，使这些凭义气混的流氓阿飞，像飞蛾追光一样，整天围着他转。

　　当时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虽未公开开张，而“76号”的特务活动，已在先行开始了。它之所以迫不及待，是有一个原因的。当初李士群找丁默邨出来，把丁推为前台经理，自己甘居幕后时，李士群颇为得意，因为这时的李士群还看不到有什么政治前途。他曾对汪曼云讲：因为太穷了，从日本人手里弄些钱花。所以叫丁默邨做他的代理人，做得好，李士群也有份，做得不好，让丁负责任。他的这一手，连老奸巨猾的丁默邨也被蒙过了。

　　李士群只顾躲开这个汉奸头子的名声，却不料想，横里窜出一个更大的汉奸汪精卫，而且日本人还要让汪精卫来组织“政府”。李士群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现在丁默邨不仅和汪精卫拉上了关系，而且，丁还把他的这份家当拿去做了本钱。这样下去，丁默邨不仅官会比他做得大，即使捞钱，也会比他容易得多。

　　李士群待要反悔，却又找不到借口。况且丁默邨与周佛海又是同乡，即使翻脸，也不一定会占到上风。李在心里暗自盘算，不如去抱汪精卫这株大树，要汪精卫知道，丁默邨的这批“本钱”是我的，然后再在汪精卫那里下些工夫，待时机成熟，再下手不迟。

　　为此，在李士群与汪精卫第一次见面后，李士群写了一封长信，托汪精卫的堂内弟陈春圃转交给汪，信中说明了丁默邨的这份本钱是他的家当，因为丁在上海沦陷后潦倒不堪，他与丁私交较笃，甘愿推丁为“大哥”，代为出面，自居幕后，现在汪先生既然亲临上海，因陈经过，并“甘为前驱”。对于这封效忠信，汪精卫没有复信，但他却记住了这件事。

　　1.收罗蒋方的特工

　　李士群虽然位在丁默邨之下，但是熟悉的人都知道，在“76号”内部，并没有几个丁得力的人。李士群牢牢掌控了人事的控制权。

　　李士群为了夺取“76号”霸主的地位，一方面拉拢以吴四宝为首的流氓、青帮团伙的人以外，还特别注重就地取材，将军统、中统中不坚定分子招入“76号”。这群招降纳叛过来的特务，如同滚雪团一样，归到李士群的部下。这些人不仅自己跑过来降敌，而且还拉上推下，一同陷入当汉奸的泥坑。

　　张北生，南通人，抗战前是国民党的南通县长，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是小同乡。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搭上了“76号”的关系。

　　一次，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主任委员马元放与委员掌牧民、石顺渊、崔步武以及教育部的专员周孝伯等，约张北生在福州路口西藏路的大中华饭店开了房间，准备打麻将，叫向导，玩一个痛快，他迅速密报“76号”。李士群据报，与马啸天商量后，决定由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女）与马啸天配合行动。张北生先回“大中华”，与马元放等一起设局赌钱，而后由张北生打电话给马啸天，却假说是打给向导社叫向导的。于是张劲庐带领两个女特务，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应征。马元放等人打完了牌，带了这三个冒牌的向导，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一阵。等他们回到旅馆尚未坐定，守候在邻室的日本宪兵、“76号”特工便闯了进来，不容分说便把马元放等人，连同张北生与三个冒牌向导一起带到了福州路中央捕房。

　　第二天，日本宪兵把马元放等分别引渡出了租界，解到“76号”。

　　这批人除马元放不肯投降汪伪，一直关押到1943年，其余人都投降了汪伪。

　　张北生，则因此而被李士群聘为“76号特工总部”的顾问。李士群表面上装作保护张，叫他搬到华村去住，实则是出于对惯于出卖人者的不信任而将其软禁。直到1940年，始被任命为中央税警学校总务处长。抗战胜利后因马元放案件，张北生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来他花了很多的钱，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解放后，张北生最终在南通被镇压。

　　李士群手下的特务都十分狡猾，一些军统的高级官员也常常钻入圈套。

　　1939年10月，“76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报告丁默邨，军统少将高级参谋萧家驹来到上海。丁以万与萧过去同为军统，又系熟人，便要万把萧骗进“76号”来，使之投降。万辗转探得了萧的地址，托人见约萧家驹，假意说自己投靠“76号”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军统头子对他谅解，想要重回军统。于是萧约万在静安寺路皇后咖啡馆见面。

　　老友久别重逢，虽各有自己的打算，外表却分外地亲热。万见咖啡馆异常嘈杂，遂趁机向萧提议，到自己家里去坐坐，萧不疑有他，随即坐了万的汽车，疾驶而去，一下子就进了“76号”。

　　当汽车驶进“76号”时，萧方察觉情况不对，便对万说：“里浪，这算什么？”万说：“老哥放心，我绝没有恶意，大家谈谈呗。”这时萧家驹无可奈何，只好跟万下了车。萧既已被骗进了“76号”，也只得顺水推舟说：“何必这样呢？即便在外面，凭咱们的交情，你要我来，还不是只要你老弟一句话？”

　　还是这个万里浪，用同样的办法，把军统派在上海的特派员罗梦芗拉进了“76号”。通过罗，又有一批军统的大鱼小虾进入李士群的网中。

　　军统如此，中统亦不例外。1939年10月，“76号”根据自动投降的中统局苏沪区情报组组长姚均伯提供的线索，先后逮捕了姚的旧部苏沪区情报员蒋晓光与薛达人（又名薛亮）。这两个人被捕后，看上司都投降了“76号”，也就毫不犹豫地做了日伪鹰犬。

　　庄鹤，杭州人，中统局苏沪区的总交通。在与人接头时被骗。当看到等候着他的苏成德时，他不由呆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位老上司早已投降了“76号”。然而，他尚未完全清醒过来时，又几位原中统的老上司，纷纷与他见面。至此，老庄反倒坦然多了。他说：“几位老上司已经先来了，我还有什么说的？你们咋说，我就咋办好了。”大家听了便异口同声地说：“老庄爽快，老庄爽快！”

　　2.王天木上钩引出一串

　　活捉王天木是一个汪伪特工很具诡计的案例，表现出李士群作为特工“专家”的狡猾和手腕。当时他邀请了“76号”的后台老板晴气现场观看，令这个日本特务也感到万分吃惊。

　　一天，晴气接到李士群的电话，李士群在电话中急切地说：

　　“晴气先生，请快来看一个有趣的逮捕事情。”

　　晴气于是马上穿上便服，在李上群属下的陪同之下，从陌生的地方七转八弯地来到李士群的秘密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坐落在南京路上，李士群独自待在那里，不时抬腕看一下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见晴气进来，他马上迎上前来，一边请晴气落座，一边向晴气解释：

　　“今天有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务必请你来看一下，烦你特地劳驾一趟。”

　　接着李士群简要地介绍了事情的原委，说：

　　“今天要抓的人叫王天木，他是蓝衣社的高级干部，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的代理人，也是军统上海地下工作站的最高领导。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76号’派出大量密探侦查他的消息，结果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隔三天下午3点左右，总要来到那边的一家茶室，同他的部下接头。今天正好是他来接头的日子。”

　　李士群一面说，一面领晴气走到窗边把茶室的位置指给他看。这里是三层楼，关得紧紧的窗子上镶着深绿色的玻璃，从外面看进去，里面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窗子下面是热闹非凡的南京路，在这条大马路上，街上行人乱哄哄地十分拥挤，他们对这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李士群对晴气说：

　　“如果行人稀落，要诱捕就十分困难。这里混杂，有许多巡捕在人行道上巡逻，就给人一种印象：在光天化日下，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结果使敌人产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这就使我们有机可乘。”

　　李士群得意地笑起来，又继续说下去：

　　“你看！王天木总是在那家茶室二楼，靠窗帘旁边找个座位。当他办好事情后信步走到人行道上时，我们准备突然一声恐吓，迫使他乘上我们早已准备好的汽车。车子一共有四辆，分别以那家茶室为中心，在电车路两旁各停着两辆，而且已经发动了引擎。只要王一出来，不管他朝哪个方向去，汽车就可以随时出动。每辆车子周围，各埋伏了十个行动队员，如果遇到麻烦，或有人起来抵抗，他们就出来相助，将那些人赶走，以此来吸引巡捕的注意力。”

　　晴气听了李士群的话，越发觉得这个人考虑问题周到。这时突然听到李士群那种略带尖声的公鸭嗓叫了起来：

　　“看！客人终于走过来啦。真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他连一个随从也不带，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没等晴气反应过来，王早已闪入茶室，结果晴气连个后影也没有看到。人行道上，梧桐树的叶子正好挡住了二楼的窗子，要想看对面人行道里面的茶室，非常不便。李士群的脸紧贴在窗玻璃上，似乎不想离开，而此时的晴气，也仿佛被打足了气的皮球，来了情绪，心情激动地等候着一场即将发生的搏斗。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晴气因为眼睛一直睁得很大，紧盯着对面的茶室，感到紧张和疲劳，可是在眼睛底下的这家茶室，既不见人出，又不见人进，好久也不见有何变化，晴气于是感到有些厌倦了，起身离开窗子，点起了一支香烟。

　　“晴气先生，快！快！”

　　就在这时，又听到李士群尖叫起来，晴气慌忙回到窗边一看，只见一个潇洒的绅士正好走出茶室，站在茶室门前拿不定主意到哪里去。他头戴灰色呢帽，身穿一身浅灰西装，站在那里四处环顾。后来，他仿佛打定了主意，快步朝西走去。还没走到20步，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中式袖口长袍的青年，不声不响地走了过去，跟在他的身后。这时停在旁边的一辆汽车自然而然地打开车门，里面伸手一接，外面就势一送，就把那个绅士弄到车子里面，随即青年也上了车。于是，汽车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这场诱捕战役，干得十分麻利，连站在50步以外的巡捕对此也没有察觉到。

　　李士群陶醉极了，他挥舞着双手高喊：

　　“成功了！好极了！他是在背后手枪的威逼下，一声不响地被赶进我们的汽车。这个结局太理想了。”

　　看着李士群自我欣赏的表情，原本对如此简单过程没有产生大的兴致的晴气，不由得说漏了嘴：

　　“不就这么简单嘛，多轻而易举啊！”

　　李士群被晴气的话说得一时惊讶万分，他没有想到，这个士官学校出来的日本军官竟如此无知，呆了片刻，他说：

　　“给您看了这个现场，您也许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原先的准备工作却是极其艰苦的。近一个月来，部下们废寝忘食，工作努力，常常通宵达旦。今天能取得顺利的结果，全靠大家的那种努力。”

　　晴气自知说走了嘴，连忙转移话题：

　　“王天木是进反省室吗？”

　　“不，我想把他的家属叫来，尽可能给予优待。而且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进行仁至义尽的说服工作，努力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如果他死也不肯投降，那怎么办？”

　　“我想优待两三个月，继续进行说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放了他。”

　　这回又轮到晴气发愣了，他心想，花了一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好容易抓到了人，却又要把他放走，这是怎么回事？

　　李士群连忙将自己的谋略向晴气和盘托出：

　　“同样是犯人，有的不进反省室是不转向的，有的不进反省室也会转向的，有的进了反省室还是不转向。听说贵国有句谚语，叫‘看人行事’，中国也同样如此。像王天木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如何在肉体上折磨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不转向的大人物，不是杀，就是放，没有别的办法。但即使不转向，只要他不危害我们，也可不杀。给我们抓来后长期给予优待的大人物，再让他回到敌人那边去，也会引起敌人怀疑，不会取得重要职位。加之，我们可以通过他，作为宣传材料，去扰乱敌方，让敌人的势力自行垮台，因此，这要比硬要他停止活动或去杀掉他，更有意义。”

　　晴气听李士群春风满面地讲完这段话，深深感到这个人的狡智和手腕的高超，他心中暗自叹息，很多呆板的日本军人永远也是望尘莫及的。

　　就这样，王天木被李士群的人逮了个正着。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亦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遗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或则投敌、或则坐牢、或则被杀、或则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1939年底，汪精卫集团和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三方面，在日本军方的撮合下，准备建立一个统一的伪政权，并决定于1940年1月在青岛举行会谈。得知该情报后，军统布置了大量特务，准备在青岛会议期间，刺杀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人，以达到阻止汪伪政权成立的目的。

　　为保卫青岛会议安全，李士群先行到青岛做安全防范工作，随行的就有被封为高级顾问的军统特务王天木。此时，负责狙击汪精卫等人的是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傅胜兰原来就是王天木的部下，王知道他的住址，因此毫不费力地将他逮捕，后又捕到傅的部下——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总务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十几人。

　　丁美珍是傅胜兰的情妇，她向李士群要求，只要允许傅恢复人身自由，并准许她与傅结婚，她就可以让傅率领部下一起投汪。李士群当时就欣然允诺。就这样，军统青岛站集体向“76号”“输诚”，不仅不再破坏青岛会议，反而摇身一变，成了青岛会议的卫戍部队了。

　　3.除汉奸还以颜色

　　在76号大肆捕杀军统特务的同时，军统也在积蓄力量，予以还击。他们把目标定在那些为日本人做汉奸走狗的中国人身上，想要借打击他们，给汪伪分子和其他汉奸一点警告。为了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他们把枪口对准了号称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张啸林本是杭州地痞无赖，原名小林。1912年到上海，拜了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因嫌“小”字气派不够，便把“小”字改为“啸”字，顿显气派。他先做卖补药的生意，后来投靠“麻皮金荣”，为之器重，继而广收门徒，成为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

　　北伐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组织了所谓“共进会”，张啸林是亲自率领流氓，向上海工人纠察队猖狂进攻的急先锋。张因此与蒋介石搭上了关系，又和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曾以及杨虎、陈群，八个人结为弟兄，这就是上海流氓中人人知道的所谓“老八股党”。

　　在老八股中，以年龄来说，麻皮黄金荣最大，张啸林次之。张虽居第二，而人咸以“大帅”唤之。因为他个性急躁，动辄开罪于人，颇有武夫之风。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因此便留在上海不肯离去。

　　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但是张啸林也并非毫无防备。多年的江湖闯荡已经锻炼出他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嗅觉。

　　1938年底，张啸林的车在经过福熙路，同孚路附近的时候，遭到枪击。幸好他坐的是保险车子，不但车身护有钢板，汽车玻璃也是子弹打不破的，所以侥幸逃脱。

　　1940年1月13日，张啸林原本要请亲家俞叶封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但是因为朋友突然来访，就没有去戏院。没想到演出快要结束时，包厢旁边的军统特务举枪结束了俞叶封的性命，让张啸林又躲过一劫。

　　张啸林因为没想到亲家成了自己的替死鬼，他是又恨又怕，整天待在家中，还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并在大门口安排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几度命悬一线后，张啸林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组成自己的贴身护卫队。他一方面通过亲信在外头搜罗人才，一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核，择优录用。就这样，他的司机阿四给他介绍了一个奇人：百步穿杨的林怀部。

　　阿四跟了张啸林好几年，驾驶技术一流。那夜路遇于松乔突袭，就多亏了阿四灵机应变，一脚踩下油门闯过红灯扬长而去，这才保住了张啸林的命。因此张啸林也就对林怀部的来历不再怀疑。他让手下立了块靶子，请林怀部表演枪法，林怀部接过枪，掂了掂重量，抬手就射。只见三发子弹悉数从红心穿过，无一落空。在场的人无一不叫绝。张啸林正要和他握手，宣布重用他为贴身保镖，林怀部又随手一枪，把飞过的一只麻雀射了下来。就这样，林怀部一下子超过了跟随张啸林多年的保卫人员，成为他最信任最宠爱的保镖。张啸林进进出出就教训其他人员要多和林怀部学习枪法。林怀部也有了随意进出他住宅和办公地点的权利。

　　张啸林不知道，林怀部就是他留给戴笠的大空子。陈恭澍用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轻松就争取到林怀部作为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传言当时张啸林将要沐猴而冠出任伪浙江省政府主席，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陈恭澍通知林怀部尽快动手，以绝后患。14日，一个姓金的客人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就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所谓叫局，就是去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到时不仅有唱曲的，打板的，来往传递饭菜的闲杂人等在场，而且往往赌局饭局交替要到深夜。这样的话自然无法下手。林怀部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我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先预支我一个月工钱，再准我5天假。”

　　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侬又不是不晓得。何况张先生正是用侬的时候，侬却这么不上心，回头肯定要挨伊说的。”

　　林怀部冷笑一声，激他道：“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也不过是吹牛，连句话都不敢当面说，跟我这个刚进来的没什么两样。”阿四火了，不客气地回嘴道：“侬拎拎清楚好伐？不是我介绍侬进来的，侬现在哪儿能天天吃白饭？现在腰杆硬了尾巴就翘起

　　来啦？过河拆桥，侬这种小人最黑心了。”

　　两人吵得是越来越响，大家都出来看热闹。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也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吵什么？当老子是死了啊？有没有王法了？”

　　阿四扯着嗓子喊：“张先生，林怀部说要跟侬领工资走人。我正骂伊咧。”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大地大，我犯不着在一个汉奸门下吃受气饭！”

　　张啸林大怒，探身窗外吼道：“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他旋即向屋内倒下。

　　林怀部唯恐张啸林中弹未死，又提着枪冲上楼，他发现那个姓金的客人正发抖着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又一枪让他也送了命，再朝倒在血泊中的张又补了两枪，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

　　他刚到楼梯口，就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挣脱不出。门口的哨兵也涌了进来，门外传来巡捕车的声音。林怀部哈哈一笑，把枪一丢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林怀部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最后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4.伪上海市长之死

　　1939年10月10日，傅筱庵叛国投敌，继伪“大道市政府”市长苏锡文之后，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成了上海滩名噪一时的暴发户。之后就不时有人把夹有子弹的警告信寄给他。在许多公开场合，傅筱庵亦成了行刺的目标。到1940年8月，他已先后遭刺三次，但还都侥幸幸免于难。

　　他知道自己成了军统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能不多加防范。所以特意雇请了23名保镖保护自己，但是他最信任的人还是自己家里的老仆朱升。每天晚上，傅筱庵睡觉的时候都不允许任何人留在卧室里，就连小老婆都不能陪着一起睡。而23名保镖必须分班在卧室门口守着，只有朱升能够自由出入，端茶送水。

　　军统从一开始就想过要收买朱升刺杀傅筱庵，可是很快他们便觉得要让一个忠心的老仆倒戈是个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转而想过很多其他办法。

　　在几次暗杀失败之后，军统打算暂缓暗杀的脚步，而是放几条长线，吸引朱升上钩。

　　1940年，在上海虹口斯高塔路新开了一家“杜茂酒店”。老板是一个50多岁的小老头，眼睛细细的，嘴总是笑得弯弯的。别人都叫他老杜。老杜是个很大方的老板，总愿意请客人喝酒，而且随便人赊账。酒店的生意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心，像是他根本不在乎通过这家酒店赚钱，而是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

　　很快，酒店里就聚集了附近的一批闲人，朱升也在其中。他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的六旬老人，平日贪杯，喝醉了就喜欢吹牛夸耀。每次老杜都会热情地请他喝几杯，耐心地听他说话。有了一个固定的听众，朱升就会越讲越激动，越讲越多话。只要没有事情，他们俩有时都可以聊上一个通宵。

　　其实老杜也是军统的特务。陈恭澍指示，不用怕花时间，一定要多了解朱升，从他的经历入手，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

　　有一天晚上，老杜故意说自己的家乡被日本给侵略了，老婆孩子都不知道现在流落到哪里，一边说，一边还掉了几颗眼泪。朱升看他这样，一边陪他喝酒，一边要跟他说自己被日本人欺压的事情。他说自己少年时代曾经在日本人的工厂当过童工，被他们不当人地呼来喝去，每天被迫做很多繁重的事务。说到动情之处，两人互相拍肩，称兄道弟。

　　老杜乘机对朱升说：“如果让你去杀日本人，你敢不敢？”

　　朱升借酒壮胆说：“这有什么不敢？我大不了拼出去不要我这条老命，多砍下几个东洋鬼子的脑袋我也愿意！”

　　老杜又说：“那如果让你去杀汉奸，你敢不敢？”

　　朱升更加大声地说：“汉奸更该杀，好好的中国人，还帮着外国人杀中国人，不知羞耻，简直是人渣败类！”

　　老杜一下子紧紧握住朱升的手，把他拉进密室。朱升喝得还有些迷糊，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老杜把门关紧后对他说：“老朱，你知道你们家傅老爷就是汉奸吗？”

　　听到杜茂这话，朱升的酒马上醒了。他有些恐惧有些怀疑地盯着杜茂说：“你什么意思？”

　　杜茂说：“我知道他对你有救命之恩，你想要报答他。可是你想过没有，你维护的主子是一个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汉奸。为了这样一个败类人渣，你还拼命去维护他，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刮子吗？”

　　朱升颓然地坐在地上，他丧气地说：“我要酒。”

　　杜茂连忙把一瓶酒递上去，朱升用嘴咬开盖子，咕噜噜喝了一大口，用手背一抹嘴说：“我跟傅老爷说过很多次，劝他不要当汉奸，以免遭到暗算，可老爷根本不听。我也没有办法。”

　　杜茂说：“报答救命之恩是小忠，为国除奸是大义，到底应该选择哪一边，我想老朱你心里有数，只是还不敢迈出这一步吧。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我老杜一定保你没事。而且你会因为英勇刺主，成为流传历史的大英雄。”

　　朱升囔囔嘀咕着“大英雄”，陷入了沉思。

　　1940年10月11日凌晨3时，满身酒气的朱升从酒店出来，回到傅府。他先到厨房挑了一把菜刀藏在袖子里，等待傅筱庵回来。当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国民政府的国庆日，还是汪精卫建立伪政权的一周年纪念日。当日傅筱庵在法租界亲友处聚餐，深夜才返回寓所，因为精神感到疲倦，就没有叫任何妻妾侍寝，独自一人在前室更衣就寝。等到4时左右，朱升大摇大摆地进入傅筱庵的卧室，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菜刀，对他的头部猛砍几刀。其中一刀砍在眼部，一刀砍在下颌，还有一刀砍在颈部。其中以砍在颈部的伤势最重。几乎将他的脖子砍断。傅筱庵当场生息全无，这位横行一时的伪市长居然一声也未哼就成了老佣人刀下之鬼。

　　朱升扔下菜刀，不慌不忙地从保镖面前走出去，由傅家后门走出。第二天早上傅府的女佣人打扫房间，探头一看，发现满地都是鲜血，惊慌地喊来傅筱庵的继室张氏来看。这时已经完全没有救活的希望了。当时傅筱庵的警卫队20余人，立刻在房屋四周侦缉凶犯，并且报告给日军陆战队，在附近路口设防拦卡。日本军部在官邸附近大肆搜查，这一带的居民皆遭了殃，却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此时朱升已经在军统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前往重庆。

　　11日上午5时许，即傅筱庵被杀害后一个小时，上海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立即将此事用电话报告给汪伪政府警政部长周佛海以及伪行政院长汪精卫。汪精卫指示严缉凶手，归案讯办，但是也没有下文。不久之后，他任命陈公博继任伪上海市市长。

　　最可笑的是，在汪精卫伪政府“开国盛典”三周年的那天，日本天皇下诏授给一批汉奸以日本勋章。其中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竟然被授予二等瑞宝章。而此时他早已成了冢中枯骨，日本天皇授给他们勋章，对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必然灭亡的命运也绝不会有任何帮助。

　　1.震惊上海的“色戒”案

　　汪精卫集团投降日本侵略者，准备建立汪伪政权，这本身对重庆就是一重大威胁。潜伏在租界的重庆方面的特务，为了打击他们，使用了恐怖手段。

　　郑苹如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女儿，母亲是日本人。她容貌美丽，聪明伶俐，在抗日爆发不久，参加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受陈恭澍的领导，成了一名军统特务，接受了谋杀丁默邨的任务。

　　抗战前，她曾在丁默邨任校长的民光中学读书，凭借这段师生之谊，郑苹如求丁默邨把她带进了“76号”，做一名谍报人员。不到一年，她就成了丁默邨的众所周知的情妇和私人女秘书，甚至能经常与丁默邨同乘一辆小汽车。

　　1939年12月，郑苹如接到“行动”命令，她来到“76号”丁默邨办公室，撒娇似地要圣诞节礼物。

　　“今年我干得很出色，你给点什么样的礼物？”郑苹如边笑边撒娇，丁默邨果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丁答应在办完公事后去日本租界参加宴会的途中，给郑苹如买一件她所希望的高价水貂外套。

　　这家皮毛店位于从静安寺路进入愚园路的路口。沿弘毅中学正门，有三四家同业商店，它是最大的一家。招牌上用英语写着“西比利亚毛皮商店”，是个专卖高级毛皮的商店。丁默邨给郑苹如打开车门，双双向这家商店走去。

　　走进商店，丁默邨习惯地对着镜子照了照。镜中人身量五尺上下，也许是发育不全吧，不光是身量低矮，脸和手也都抽缩着。加之丁默邨长年患有肺病，脸色总是苍白，眼睛也像是睡眠不足引起浮肿似的。一身西服穿在他的身上，不仅没有一点潇洒气派，反而觉得非常拘谨。随后身材秀丽、大方可人的郑苹如的身影进入镜中，丁默邨阴郁地咧嘴一笑。

　　正当郑苹如在柜台旁挑来拣去的时候，丁默邨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伙短装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在上下打量他。丁默邨是个老牌特务头子，嗅觉十分灵敏，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里摸出一叠钞票，向玻璃柜上一扔，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

　　这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蒋介石特务，没料到有此突变，竟然一时不知所措，这让丁默邨趁机跑到马路对面。丁默邨一边跑一边挥手，他的司机发动马达，又开好车门，前去接应。等枪声响时，丁默邨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尽管车子中了许多子弹，但是这辆防弹车却安然无恙地把丁默邨带走了。

　　那日，丁默邨惊魂未定地参加完宴会，一回家，郑苹如又来电话了。她感到自己既没谋杀动机，又无行刺的行动，那么丁默邨对她有无警觉呢？她打电话，装作自己与丁的被刺毫无关系的口气问：“你那天受伤了没有？”

　　丁默邨也回答说：“没有呀！”

　　郑又说：“真把我吓坏了，我真后悔要你陪我去买大衣！你会怪我吗？”

　　丁心里马上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他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安慰她说：“这样的事，我是经常碰到的，我正在为你也受惊吓而感到不安哩！”

　　郑苹如还不敢信以为真，又说：“现在你是不能出来的，我也不愿意你出来，可是我的钱不够用了……”

　　丁默邨不等她说完，便接下去说：
　　“我马上给你送些来。”丁默邨的用意是先把她稳住，以后再想办法使她回心转意，继续做他的情妇。

　　不料，“76号”的接线员是李士群的亲信，他记下郑苹如与丁默邨的谈话记录，送给了李士群。李士群闻讯，认为这是攻击丁默邨的大好机会，便主动出击，抓住这件事做文章。丁默邨本想瞒过李士群，现在也只好和李商量设法逮捕郑苹如。

　　他们先派人给郑苹如送钱去，郑收到钱后以为丁默邨对她无疑心。12月26日，郑苹如为了进一步表示对丁的关切，决定先去“76号”看丁。郑苹如虽也是个军统特务，但要单身闯进“76号”魔窟，毕竟有些胆怯。她想“76号”的人最怕日本宪兵，不敢稍有违拗，便去找相识的日本沪西宪兵分队长，要他陪同前往，以资保驾。郑苹如认为这样布置是计出万全，不会有什么纰漏。

　　李士群得知消息后，立即作了布置，专等郑苹如落入圈套。他命令门房警卫人员，郑一来应立即暗中通知他，不得告诉丁默邨。同时，又把丁默邨与郑苹如的关系、丁被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上海日本宪兵本部派驻“76号”的宪兵准尉涩谷，要他与本部联系后予以协助。所以，当郑苹如来到“76号”时，那个日本沪西宪兵分队长便被涩谷支走，郑即被李士群派遣的林之江扣留了。李士群深恐丁默邨知道，多费周折，便命林之江立即将郑带走，关押在忆定盘路37号第一行动大队内，亦即林之江家里。

　　郑苹如被扣押后，李士群派吴四宝的妻子余爱珍与女翻译沈耕梅去审问她。郑苹如虽然承认打丁默邨的人是她请来的，但说：“这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因为丁默邨和我发生关系之后，又别有所恋，要把我抛弃。我深恨自己认错了人，受他的欺骗，给他糟蹋了，心实不甘，所以我用钱请人来打他，使他知道天下女子不尽是可欺的。可是我与丁默邨毕竟有过关系，在生死关头，我心又软了一下，没有跟他一起出店门，使我请来的人一时不能肯定这人是否是丁默邨，怕打错了人，让他冲过马路，逃脱了一条命。”言下犹有悻悻之意。至于与军统的关系，郑苹如矢口否认。

　　李士群扣留郑苹如，丁默邨事后才知道。但押在哪里，大家又瞒着他，而他自己也不好去查问。同时，他还认为如能把郑苹如关服帖，将来再跟自己也是好事。所以对郑苹如该如何处置，始终没有对李士群表示过意见，也没有想到李士群会把她杀掉。此事传开后，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丁默邨的妻子赵慧敏等还结伴去看郑苹如，一时闹得整个汪伪集团几乎老少皆知，甚至惊动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这些汉奸太太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该杀，有的主张不杀。这对丁默邨来说，当然是极其难堪的，没有多久，李士群示意马啸天，要他瞒着丁默邨下条子给林之江，将郑苹如枪毙。

　　直到执行枪决的前夕，郑苹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杀。在执行枪决的那天，她听说要带她到虹口去买东西，还不知道是个骗局，于是高兴得不得了。她一清早起床，精心梳妆打扮，穿了一件最漂亮的衣裳，还洒了点香水，催着要早点走。刑场是在沪西一带的苏州河对岸。在那里，不久前正好枪毙了打入‘维新政府’内部的蒋方特工人员。从“76号”到刑场，若经过美军戒备的区域，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但是，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她可能会立即觉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汽车也很难在白天从美军戒备森严的租界带走一个拼命哭叫的女人。如果进行哄骗，让她高高兴兴地一同前往，可望平安无事地通过英美军戒备的区域。于是，巧妙地哄骗她，说是去买东西，然后兜了一个大圈子到虹口，把她送往刑场。

　　但是，当汽车开过该下车买东西的虹口，又继续向已成为可怕的废墟的闸北驶去时，她终于预感到自己将要临头的命运，于是在汽车里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今后一定改邪归正，饶了我这一次吧！”到了刑场，她仍死死抓住车门不放，怎么也不肯下车。须臾，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恶魔。

　　吴四宝手下的人用尽全力才将她拖下车，但无法把她带到预定的地点，于是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就地枪决了她。仅一声枪响，她那妖艳的身躯就像一只美丽的飞蛾顿时瘫倒在黑色的土地上。

　　2.干掉丁默邨的大将

　　李士群靠搞特工起家，但“76号”却为丁默邨换来了三顶乌纱帽，李士群的肚子虽然窝着火，但是，脸上总是“放晴”，事事以丁默邨为先。熟悉他们两个的晴气，总是以为他们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

　　李士群的特工活动，成为汪伪政权的物质基础，因而李士群多次得到汪精卫嘉奖。但是，因为周佛海是“特工委员会”的委员，所以，特工方面的事情，是周佛海一手包天。

　　周佛海和丁默邨本是旧识，又是中国人深感为重的同乡，李士群起初是根本没有一点机会来破坏这种关系。后来丁因为想摆脱周佛海的控制，在“特工委员会”里闹事儿，要把“社会部部长”退回去，引起了权力之争。李士群利用周和丁的矛盾，亲手制造了几起事件，将丁从“76号”赶了出去。

　　丁默邨的手下，有一员大将姓彭，单名一个年字，号戎轩，曾在福建当过行政督察专员，当过朱培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与丁算是老友。所以在丁做了汉奸特务头儿——“76号”的主任，又兼了“肃清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便把彭年拉来做“肃清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兼总务处长。

　　李士群不知从哪里得来一个情报，说彭年与军统有关。他决定趁机除掉彭，为自己将来排挤丁默邨创造有利条件。

　　彭年喜欢跳舞，百乐门舞厅是他经常出入之所，经常伴舞的是一名叫陈曼丽的舞女。一天晚上，彭年又与几个朋友一起到百乐门跳舞，照例叫陈曼丽伴舞。恰在这时，他看到几个熟人，便前去寒暄。说来也巧，一个与彭年身材相仿的人，在这当儿，与陈曼丽和着音乐舞了起来。加上灯光转为暗淡，更不易辨认。吴四宝派去的打手，以为与陈起舞的便是彭年，于是就开枪射击。彭年听到枪声，知道情况异常，并不随众向外逃避，知道门口拥挤，反而逃不出去，狡猾地反向逃出百乐门饭店。彭年死里逃生。在那段时间，中统、军统与“76号”之间杀来杀去的事屡屡发生，李士群策划的这一谋杀未遂案，丁默邨自然也无以追究了。

　　但之后另一件事，又让亲丁派的唐惠民做了李、丁矛盾的牺牲品。

　　在“76号”中，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个正、副主任，彼此都有矛盾。就唐惠民与丁默邨、李士群的关系来说，他与丁在国民党特务集团中相处的时间既长，其感情与丁关系自亦较李为深。而且唐惠民原来在中统的地位，也高于李士群。因此，在丁、李之争中，他很自然地较倾向丁。汪伪国民党“六大”后，丁默邨身兼“特工部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肃清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丁安排李士群、唐惠民同任“特工总部主任”，目的便是要用唐牵制李，并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免得李与自己并驾齐驱。李士群懂得丁默邨的用意，心虽不满，却也不便公开反对。待“特工总部”要成立南京区，李士群就再三强调南京区的重要性，坚决主张由唐惠民去兼区长，想趁此将唐调出“76号”，消除唐对他的牵制。李士群认为，只要唐惠民一走，“76号”实际上只有一个副主任，正副主任只是一正一副，并非上司下属，他今后就可以与丁默邨分庭抗礼，以至于最后将丁击败。唐惠民也是一个阴险而工于心计的人，觉得在蒋介石特务圈子里，李士群的声望与地位固不如丁默邨，可在“76号”内的实力，丁默邨则难望李士群的项背，丁、李之争一时还难见分晓，自己侧身其间，两面不讨好，便想置身事外，另起炉灶，自成系统，因而表示愿意离开“76号”而远去南京。

　　到了南京不久，他不仅利用南京区的电台与重庆的中统总部通报，甚至还在南京为中统招兵买马，办起了特务训练班，替中统培养特务干部。李士群调唐惠民到南京，原想乘机砍掉丁默邨的这只臂膀，早在南京作了布置，唐的一举一动，李都了若指掌。等到李士群拿到了证据，便立即向丁默邨摊牌。丁默邨虽然未与唐惠民同谋，事先也不知道，但他深怕汪精卫追究，无以交账，有失信任，不得不接受李士群的主张，将唐惠民骗回上海，先软禁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然后再讨论处置办法。

　　李士群极力主张将唐惠民枪毙，丁默邨的心里虽不愿意，却又不便亲自出面反对，一时着慌，只好乱讨救兵，把汪曼云、顾继武、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茅子明等与“76号”关系密切、而又较倾向于自己的几个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找来，在“76号”高洋房的会客室里，商讨对唐惠民的处理办法。李士群主张杀唐，列举事实，振振有词。茅子明是丁默邨的亲信，表示反对，其他诸人知道其中奥妙，都默不作声，未置可否。丁默邨为人虽非常阴沉，这时也沉不住气，紧张了起来，频频目示汪曼云，希望他支持茅子明的意见，但汪这时内心正处于矛盾交织之中。

　　原来早在汪伪特工总部成立之前，汪曼云暗中与李士群、丁默邨勾搭而未公开落水之时，曾被人放过两次冷箭，弄得胆战心惊，狼狈不堪，汪怀疑是唐惠民所为，但无直接证据。在唐惠民被骗回上海软禁在新亚酒店后，有一次李士群偕同汪曼云去看唐的时候，李为了找一个对付唐的帮手，在小汽车里对汪说，汪过去受的两次冷箭，都是唐搞的鬼。李士群的话故意在挑拨，借以把汪曼云拉住，可是这话出自李士群之口，汪曼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就更证明过去的两次冷箭，确系（出自）唐惠民所放。所以汪曼云对唐惠民虽属旧恨，无异新仇，现在唐出了事，汪是幸灾乐祸，窃自欣慰的。因之，丁默邨虽屡以目示汪曼云，要他讲话，汪确是很不愿意的。

　　但是，这时汪曼云与丁默邨在感情上还没有破裂，不好意思固拒，只得硬着头皮说：“以惠民的情况来说，李兄主张把他枪毙，对惠民来说是罪有应得。”这时在座的人，除李士群外都愣住了。尤其是丁默邨，他那张白里泛青、强笑似哭的脸上顿时泛上紫红，两只眼直盯着汪曼云。汪曼云觉得李士群已感到满意，可也不愿因此得罪丁默邨，接着又说：“惠民虽咎由自取，无所姑息，不过‘和平运动’刚在开始，我们就杀起自己人，总觉得不太好。再说他也是大西路67号的发起人，过去对丁、李二兄也帮过不少忙，做过许多事，我想人总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意见是把他这一条命暂为留下，将人关起来，免得他再来捣乱，让他自己反省。这次我们既领教过他这一手，以后对他永不起用，以绝后患就是了。各位看怎么样？”丁默邨听了首先同意，蔡洪田、顾继武等也随丁附和。李士群看到这个情况，知道要杀掉唐惠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对唐“永不起用”，从此打入冷宫，丁默邨的这只臂膀虽未被砍掉，亦变成废物，总算遂了心愿，便说：“真是便宜了惠民。”

　　事情便这样地告一段落。但是丁默邨损兵折将，心里很是委靡了一阵。

　　3.削枝砍叶，百般促狭

　　而最终搞垮丁默邨，是源于张小通的死案。张小通，松江人，是国民党上海“党皇帝”吴开先手下的一员大将，曾任国民党上海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市党部委员，是个靠特务起家的党棍子。

　　1939年夏，张小通与已投汪的原上海市党部的宣传科主任黄香谷暗中接洽投汪，时逢吴开先为了市党部委员投汪的太多，不得不从重庆赶回上海，把张小通拦住。“76号”以张小通是上海市党部内专搞特务的人，非将他抓起来不可。于是通过黄香谷的线索，在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由苏成德带人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将张小通逮捕。当晚由苏成德、马啸天进行审讯，要张小通供出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的住址。张确实不知道，说不出来。苏成德与马啸天认为张小通故意不讲，正叫人把他身上穿的那件狐皮袍子剥去，准备用刑时，原与张小通在党部同事过的汪曼云、蔡洪田闻讯，经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同意，来看张小通，才使他免了一次刑罚。

　　张小通被带回看守所后，汪曼云与蔡洪田又去看丁默邨、李士群。这时李正在打麻将，汪、蔡便替张小通解释求情，李说：“两位老兄咋说，就咋办吧。”这话说得皆大欢喜。汪曼云还代张小通要求，让张亲自打电话给他妻子，使她安心，并要她明天送些替换衣服来，李士群亦同意照办。大家以为李士群“做人漂亮，很够交情”，张小通的问题不久就可能解决了。谁知过了三天，李士群亲自下了一张条子给吴四宝，说：“张小通非经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见。”所谓任何人，当然指的是汪曼云、蔡洪田以及那些已投汪的张小通的旧同事。在这种情况下，汪曼云、蔡洪田等对张小通的事，自不便再提。

　　李士群为什么突然变卦呢？这个谜，直到张小通死后，才被揭穿。原来问题关键不在张小通本人，而在于李士群与丁默邨的争权夺利。因为那时一般参加汪伪的党棍，大都通过汪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关系，丁默邨是“部长”，因之都与丁比较接近。李士群认为，张小通既属党棍又是CC系特务，加以汪曼云、蔡洪田等人与张的关系，张如投降“76号”，势必靠拢丁默邨，这对丁无疑是“为虎添翼”。而把张放回，也已不可能。于是，对张小通唯一的处置，只有一个“杀”字。可是张小通当时与“76号”并未短兵相接，没有借口。同时李士群觉得，汪曼云、蔡洪田既与自己朝夕相见，又来说过人情，在“情面”上难以交代。而丁默邨是否会同意杀掉张小通，更无把握。这样，李士群要杀掉张小通，只能秘密进行。隔了不久，听说张小通被解到南京，但谁也没想到他会被杀。

　　虽然丁默邨在“76号”的势力日益削弱，李士群纵然做得这样起劲儿，可在汪精卫的眼里，这个伪特工总部主任，毕竟还是丁默邨，而不是李士群。因此，在“还都”之前，汪精卫为了要把伪警特工化，便以丁默邨为伪社会部长兼伪警部长，李士群也只好像任伪特工部副主任一样，去做伪警政次长，丁、李之间的矛盾，因此便呈现剑拔弩张的形势。终于在1939年除夕宴上演了一场“火并王伦”。

　　大概是1939年除夕的前几天，“76号”也办起年夜饭来。“76号”三个机构名义上都由丁默邨领导。因此大家在一起吃年夜饭。

　　可是入席不久，在大家以“还都”在即，而举杯相庆时，李士群想到自己卖了半天命，“成果”却由别人拿去了，自己还是一个偏房侧室的“次长”，不禁怒从心头起。为不失风度，他立起退席，但却掩饰不住满脸怒容。

　　李士群一走，“76号”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就开腔了。他说：“大家多用点，但勿要吃到别人头上去，也勿要吃得忘记种田人啊！”

　　精明如丁默邨当然知道吴四宝的话中话，但他以为以自己的地位，与吴四宝计较有失身份。于是，他阴郁地看了吴四宝一眼，若无其事地干咳两声，一甩手走了。

　　丁默邨在“76号”里虽说是“特工总部”的“主任”、“社会部”的“部长”和“肃清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三个单位的总头头，其实除他之外，已没有一个属于他的小头目，可以替他摇旗呐喊。本来事情至此，吴四宝因无对手已很难接着往下唱。可这时，突然蹦出个抱不平的茅子明。

　　茅子明说：“吃饭要看各人本事，肚子大，可以多吃点，也就是说，有兼人之量，肚子小的，别说自己想吃吃不下，即使别人送给他面前，他也只好把它看看，这应怪自己肚子不争气。”吴四宝听了这几句话，就以为是针对自己，也是针对李士群的。不待茅子明继续说下去，他便跳了起来，嘴上骂骂咧咧地说：“在外面闯世界的爷们，总要光棍、落槛，你肚子大，也勿能吃到别人头上去啊！我这句闲话讲错了吗？你如果本事大，要多吃点儿，也应该吃到外面去，这才叫本事。你别以为你本事大，牌亮了，你的能耐不过是有支烟枪，可是你穷大爷腰里还有支能杀人的枪。”

　　说完，吴四宝把腰里的手枪掏了出来，并用枪指着茅子明。余爱珍看见了，急忙扑上前去，把吴四宝的枪按住了，并责备说：

　　“你发神经病啊！”

　　然后，她回头招呼人，众人这时才一拥而上，劝住了吴四宝，茅子明也赶紧乘机溜出了“76号”。

　　丁默邨得知是吴四宝在煽动，大为恼火，于是立即要电话给李士群，要求他处分吴四宝。李士群虽不在场，但那天的情形，他还是非常详细地知道了，他有点幸灾乐祸。但是，现在一经丁默邨提出，他也只好装着无比痛心地说：

　　“这个吴四宝是太不像话了。我一定采取行动，但请稍等一段时间。”

　　丁默邨认为李士群在袒护吴四宝，使他难堪，便向周佛海告状说：

　　“李士群最不可饶恕，希望能给他处分。”

　　当时，周佛海正忙于整理日华间的《合作方案》，无暇深究“76号”的内部纠纷，就拿这话向李士群了解情况。

　　李士群听到丁默邨的话，火冒三丈，完全撕破了脸，回到“76号”，将此事端了出来。“76号”是李士群的私人力量，丁默邨在“76号”本来就没什么势力，因此李派群情激奋，在“76号”到处张贴反丁的传单，丁默邨一派从此被赶出“76号”。

　　4.抢先向日本人告状

　　晴气在这场纠纷达到白热化时从东京返回上海，并于同年12月下旬作为影佐机关的成员，再次成为影佐少将的部下。下车伊始，他就着手调停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的争吵。他从一些“76号”的干部那里了解情况，人们一致偏向李士群。他知道苏成德是CC系的，为了让丁、李和好如初，就请他出面调停。

　　苏成德是“76号”的首领之一，后来还担任了南京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头目，“76号”干部对晴气谎称，苏成德是对丁默邨颇有好感的中立派。于是，晴气把他找来，托付他说：

　　“希望特工总部内部恢复团结。为此，丁默邨首先要反省为什么会引起这种事件，而他向周佛海告状是不好的，他应该向李士群道歉。希望你根据这一界限进行斡旋，设法予以圆满解决。”

　　这些话说明晴气也带有明显的偏袒性。当苏成德把这些话添油加醋说成是日军也已抛弃了丁默邨，“76号”仿佛得到了更大的鼓励。李士群纠集“76号”头目到晴气处告丁默邨的状，强硬地提出：

　　“我与丁先生再也无法共事了，如果再要调解，那就请准许我辞职吧！”

　　李士群摆出一副誓将丁默邨赶出“76号”的架势。

　　随后，李士群还纠集人给汪精卫的亲信写告状信，汪派的首脑们眼看新“中央政府”的建立迫在眉睫，对李士群一伙的表现十分害怕，担心势态发展会进一步动摇统治基础，同时担心再进一步激怒李士群，也会影响到“76号”这个汪派“国民党”的支柱的向背。一时间谣言四起，称“76号”出现了反叛的苗子。

　　晴气非常气愤李士群的跋扈行为，急于给他点颜色，可是，影佐劝住了这个血性方刚的年轻人，说：

　　“请别生气了！此事就交给我处理吧。虽然李士群态度恶劣，但是丁失去人心的放荡生活也是个原因。而且，‘76号’一旦发生动摇，恐怕也会使建立政府之事陷于绝望。”

　　影佐找到周佛海，急于商量对策，不让势态继续恶化。他们作出了决定，“重新建立以李士群为中心的特工总部；警政部部长由周佛海兼任，另外设一个社会福利部，由丁默邨任部长”，想以此使事件获得圆满的解决。

　　大约10天后，李士群独自一人去拜访晴气，晴气很不情愿地让他进来。李士群一进到屋子里，冷不防就跪倒在晴气面前，声泪俱下地向晴气道歉：

　　“这次给阁下添了麻烦，不胜遗憾，全是我的过错。”

　　晴气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说：

　　“今年2月份，我不顾周围的一片责难声把‘76号’扶植起来，那时我坚信你和丁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可是在最后的关头，为了利益却彻头彻尾背叛了。你们甚至恬不知耻地出卖友谊，在结成生死之盟的同志中间争权夺势。我轻蔑你们，尤其是轻蔑你的卑鄙毒辣的手段。这使我再也无法相信你们中国人的友谊了。”

　　李士群的面容十分憔悴，头发乱蓬蓬，胡须又长又乱，说话的声音也略微有些颤抖。他不住地流着眼泪说：

　　“我一时气愤干出了荒唐事，也对不起丁先生。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请你原谅！”

　　接着他又继续说下去：

　　“我晓得自己太愚蠢，也痛感与日本人交往甚难。说句不客气的话，日本人也都是不负责任的。此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太相信十三军樱机关长了，他支持我的行动，当他见形势不好，就不再理睬我了。真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直到现在，表面上大家都还奉承我，但实际上我不过是受人利用的人。我希望有个赤诚相交的知心朋友，就请你帮助我吧。从今以后，我谁的话也不信，发誓只遵循你的教导。请不要长时间不理睬我。”

　　晴气默默地注视着李士群悔恨的泪眼，勉强答应。其实，主人和奴才之间是没有友谊可言的。之后，李士群因听到传言，日本人要杀害他，就写了封信向晴气求救，但是，这个答应做李士群挚友的人，在李士群死前八九个月，却无视这封求救信的存在，没有哪怕一个字的回复。

　　1.“赌毒”引来的生意

　　李士群的那些爪牙，个个都是贪婪成性，而且非常残忍。他们疯狂地追求金钱，甚至不惜动用暴力。他们犯下的罪行都十分无耻，有的杀害自己的师傅，这连流氓集团也都是非常忌讳的。至于杀人绑票，更是无所不为。

　　人生在世，都会持有某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特务的处世哲学，就是极端地满足个人欲望。李士群和他的“76号”的特务们，原先多为家徒四壁之徒，当上了汉奸，才凭借侵略军的势力，“飞黄腾达”起来，才有了数不清的“外财”。李士群常对人说：

　　“钱最可恶也最可爱，没有钱就根本活不了，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他厚颜无耻地宣称钱就是他的“上帝”，那么有了钱干什么呢？他说：“我辛辛苦苦拼命为什么，就是为让我的老婆多积点钞票，让我的儿女过得快活些。”

　　他只要可以得到钱，就什么都干，他甚至把这群特务看作啸聚山林的“小秤分金，大秤分银”的强盗。因为他时常以这些话来训诫手下，所以，“76号”的特务们不事正当营生，专以牟取暴利的“烟、赌、毒”为生财之道。

　　中国自清代以来，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英国人把鸦片运进了中国，毒害广大人民。烟毒，不仅可以榨干国库的积蓄，吸干人民的血汗，同时严重损害人民的健康，摧毁人民的意志。可是，公开宣称自己是为建立“王道乐土”的日本军队，为防止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积极推行毒化和麻醉中国人民的罪恶政策，在沪西一带的日军占领区广设赌台、烟局。

　　赌台老板可以在沪西分队领有执照，取得其保护。“76号”一成立，就看准了开赌场的道，李士群命令吴四宝，把所有的赌台置于“76号”的保护下。吴四宝还给各赌台定了规则：所有赌台必须到他那里登记，根据赌台的资本、排场与营业情况，每月向“76号”缴纳“孝敬费”。吴四宝自幼在赌台混，现如今可找到一个发挥“特长”的机会，干得十分卖力。吴四宝把小特务派到各赌台充当保镖，使各赌台置于他的控制下。

　　这些赌窟仗着日本宪兵队、伪上海市政府和“76号”撑腰，生意日益火爆，从6家发展成21家。他们招徕顾客的办法是，除赌博之外，场中附设有舞厅，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舞女穿梭其间。在休息室里，有高级西餐、茶点，还公开供应鸦片，任赌客为所欲为。深夜如遇赌客交通不便，赌场还可用汽车送赌客回家。赌台老板因此大发横财。沪西一带赌风之盛，开上海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6号”坐地分赃，从丁默邨、李士群到各处、科头目均按官职大小分摊。后来，沪西发展小开，赌台到南市开展，“76号”也派人充当了“南市俱乐部主任”，继续收取“孝敬费”。在这滚滚财源的后面，我们看到，有人为赌倾家荡产，有人为赌卖儿卖女，有沦为乞丐的，有跳黄浦江的。上海在沦陷期受其毒害的在50万人以上，倾家荡产的在4000户以上。“76号”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魔窟。

　　除了赌台的“生意”外，“76号”还收取“烟”业的保护费。烟，指鸦片，它在日本占领下的苏、浙、皖三省，是通过上海“盛老三”的“宏济善堂”出面，独家经营，对此，丁默邨、李士群垂涎三尺，他们不敢公开招惹它，因为在它后面是日本人，于是对其他各处土膏行、售吸所，采用各种借口，强迫其缴纳“保护费”，这又成了“76号”的财源之一。

　　毒，指的是吗啡、红丸、高根、咖啡因等。这些东西并无公开的行号或售吸所，“76号”无从去敲诈，索性自己在沪西郊区开了一家制造吗啡的工厂，又在八仙桥首安里开了一家店，雇佣一个姓金的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毒品更严重地毒害了上海人民，却“造福”了一群恶贯满盈的烟鬼。

　　但是李士群并不满足，他感觉这样非法的收入是不能摆上台面的，因此在汪伪政权建立后，李士群曾不断向晴气诉苦说：“没有足够的经费，特工是无法办的。”

　　于是，在晴气的策划与支持下，“76号”组织了一个“东南贸易公司”，专门从事与国民党控制地区的物资交换。这样，一则可以解决日军急需的桐油、柏油、木材等物资；二则这种物资交换，是在交战两方之间进行的，属于走私性质，获利甚巨。为了保证这个买卖的顺利进行，“梅机关”还特意在杭州加设一个分机关，由晴气的助手中岛主持其事，负责与日本宪兵队、日军“登部队”（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三集团）以及日军各驻前线部队交涉。

　　“东南贸易公司”在上海收购棉布、棉纱、西药等日方禁运物资，在“76号”斜对面“梅机关”的分机关驻地包装，并向日军“登部队”领取通行证，然后运至杭州，再越过封锁线，运往浙江富阳场口，与杜月笙组织的走私队伍，交换日军所急需的物资。总公司最初设在“76号”，后来移至杭州。这个公司一直经营到1943年9月李士群死为止。

　　2.杀人绑票大发横财

　　“76号”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对于那些身缠万贯，名望很高的名人，他们同样肆无忌惮。一桩令人色变、令上海滩人人自危的绑票撕票案，就发生在上海富豪方液仙身上。

　　方液仙，又名方溢仙，宁波人。在他成为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大老板兼总经理之前，是以生产、经营三星蚊香、三星牙膏致富的。方液仙还是中国当时很著名的化学家，他的富有和他的名气在上海也震动一方。

　　看着每日的新闻，吴四宝琢磨的是看谁能带给他财运。一天，他在一张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著名化学家方液仙为其女公子开Party，欢迎各界光临，吴便产生了嫉妒的心理：这些富人的孩子，从小就吃的山珍海味，读的是洋学堂，长大了要出洋留学，为了怕他们寂寞，还时不时邀人去陪他们玩儿，也太享福了；想我小时候，吃糠咽菜，遭人白眼，被人打耳光。同样是孩子，我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受受罪。于是，身为“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向李士群进言，描绘方液仙是如何的富有。

　　李士群被吴四宝说得心里痒痒，觉得自己手里的这些特务，可以利用来为自己捞钱。但是，如果不给方液仙戴上顶什么帽子，旁人一看就知是纯粹绑票，总觉得不太像话。于是，他向吴四宝面授机宜，就说方液仙与重庆有关，叫吴四宝将方逮捕。吴四宝得到命令，兴高采烈地去准备了。

　　不久后（1940年初）的一天，方液仙刚走出新加坡路10号的家门不远，就见一群埋伏在附近的特务喽啰一拥而上，要把他架上汽车。方液仙情知不妙，就与他们搏斗起来，还高声求救。几个特务见状，十分紧张，其中一个向方开了一枪。方受伤后失去挣扎能力，被特务们架上汽车，随后汽车开到“76号”警卫总队第二行动大队的院内，到第二天晚上，偷偷地把方液仙转到“76号”。

　　李士群自知方液仙不过是个肉票，根本不构成任何罪行，所以所谓“逮捕”方液仙，一点也未向日本宪兵队挂号。只是一个劲儿地逼迫方液仙给家属写信，说自己因与重庆有关，所以被捕，要家属赶紧请人出来谈判。哪知他们遇见了硬骨头，方液仙已经受伤，因流血过多，而难以支撑，但无论吴四宝怎样用鞭子抽他，方液仙始终不肯写一个字。方几度昏迷后，就陷于人事不知。

　　李士群得知此情，唯恐方液仙死在“76号”，就命吴四宝把方带离“76号”。隔了二三天，方因伤势不医致死。

　　“76号”害死了人命，把人往一家殡仪馆一扔了事。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方液仙失踪后，他的家属四处打探消息，有一个叫李祖莱的银行职员，不仅是方家的同乡，而且还沾亲带故。李时常出入于李士群和吴四宝的家中，是一名受欢迎的闲客，而且与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成了情人，因此，佘便对李无话不谈。李知道消息后立即告知了方家，方家便托李祖莱向李士群说情，给他带上了巨额支票。李士群知方已死，便推说不知。李祖莱只好又求吴四宝，吴四宝拿了20万元后，才告诉李祖莱说方液仙的尸首在某某殡仪馆，并谎称是派人多方打听出来的。

　　“76号”杀人绑票，视同儿戏，人死了，尸首亦可用来诈钱，真是世间的奇闻。他们绑票勒索，上至80老人，下自未成年儿童，只要有“油水”就干。因此，还闹出过笑话，绑票却绑来了“汉奸”的家属。真是大水冲了自家门。

　　一天，李士群的私人秘书杨某来向他诉说，自己年方8岁的侄女，在上学途中遭人绑架。李士群心知肚明，又是他那一伙所为，于是写了个条子交小特务去办，没到两日，孩子被送了回来。小孩儿年幼，说不清藏票的地点，只知道里面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把她关在楼上，不准往窗外观望。事后，杨家又送了4000元酬谢了李士群。

　　3.神秘气派的“76号”

　　“76号”特工总部也是李士群的老巢，他费尽心思要把这里营造成一个坚固气派神秘的堡垒，以便能够安心地施展拳脚，消灭所有对手。

　　要去“76号”，要离开公共租界再往西行，很快就来到了极司菲尔路，这是一条有10米多宽的平坦的马路。在这条马路的一个角落里坐落着一幢宽敞的宅院，四周围有坚固的钢筋水泥高墙，这就是“76号”。在极司菲尔路的南侧，紧紧地关闭着乌黑而牢固的铁门，仿佛不让杀气腾腾的气氛泄露出来。墙上围着通电的铁丝网，密密麻麻，连一只猫想要钻进去的空隙都没有。

　　只要事先约定了时间，在来客乘坐的汽车驶抵大门的同时，铁门会“咯吱”一声发出刺耳的声响，打开了。在铁门里面，两座修筑得坚固的钢筋水泥碉堡构成了总防御阵线的骨干，机枪的枪口闪出惨淡的光亮，仿佛有一双森冷的眼睛从枪眼里向外窥视。倘若有人胆敢打破铁门侵入进来，那就势必立刻成为机枪下的牺牲品，犹如“飞蛾扑火”一般。50个人左右的行动队员全副武装，紧挨着这两座碉堡排列成行。他们都是精神抖擞的年轻人，清一色的军装恰好合身。一行排列整齐的轻机枪擦得锃亮。在几百平方米大的草地上，有100个左右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进行巷战训练。这些人看上去都具有很好的战斗本领，具有相当的实力。

　　这座宅院是接收过来的重庆政府要人陈调元上将的私人住宅，气派很大。正楼位于宅院的西北侧，砖瓦结构，富丽堂皇；一楼是“76号”的总部，有会议室、食堂、办公室等等。这里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所有的窗子全部装上了铁栏条或铁窗门，在入口处和楼梯上装有铁栅。甚至还有一条秘密的地下通道，以备在万一的情况下可以从这条地下通道逃到宅院外面。在正楼的二楼住有李士群一家和丁默邨一家。宅院的南面，木结构的兵营排列成行，那是行动队的兵营。

　　中岛少尉等日本人的住处，是一幢特意新建造起来的整洁的平房，一切设备齐全，对军人来说显得过分奢侈了。会客室富丽堂皇，摆设新颖，不亚于世界第一流旅馆。在大玻璃缸里，美丽的热带鱼成群地游动，使这个房间更显得豪华。“76号”也请了几名日本厨师，不但能做最正宗的日本料理，同时也是潜伏于“76号”的日本间谍。他们负责侦查李士群等人的思想动态，随时向日本人汇报。

　　正楼对面东北角的拘留所里有单间20间左右排列成两行。囚徒的待遇因人而异，既有戴着手铐和脚镣、完全失去自由的人，也有坐在高级沙发上悠然自得地吸烟的。李士群对这种牢房的说明是：

　　“我们把这种牢房称为‘反省室’。现在，囚徒中只有一个市党部委员是重要人物，其他都是蓝衣社的小爪牙。他们如不转向，就关押到死为止；如果归顺我方，就改善其待遇，从而逐步走上为我所用的道路。”

　　“76号”的情报部的设备十分齐全，在宅院的东侧，排列着长长一排机房，有无线电室、密码破译室、情报室等。在宅院内耸立着三座20米高的大铁塔，在无线电室里排放着十台左右崭新的短波接收机，头戴耳机的通信员挥笔疾书，他们在这里监听着对重庆与上海地下活动指挥部进行联络工作的蓝衣社的秘密通信。“76号”电台的台长也是从军统中叛变过来的。

　　密码破译室里寂静无声，20多名年轻男女正在聚精会神地破译密码，试图揭开对方进行无线电通信的秘密。整理室给人以小图书馆的印象，里面收藏着经过详细分类的书籍和报纸，有条不紊。鉴别室的任务是进行物理和化学检查，通过药物来检查出敌人用保密墨水书写的密信。

　　宅院一角有一个小型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用于印刷内部文件，以防止泄密。而武器工厂里，一些人正在修理受到严重损坏的轻机枪，这些大多数是从对手那里夺取来的。车库里停放着大小汽车十多辆，多数都是从上海许多抗日团体中缴获来的。李士群认为在特工战术中，从敌人那里夺取人力和物力，削弱敌人的力量，使之成为已方有用的东西，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上策。

　　除了硬件逐渐完善之外，李士群和他的“76号”特工总部，在汪精卫的“还都”丑剧之后，更加疯狂地扩展他们的势力。

　　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李士群把丁默邨一脚踢出“76号”，开始调整机构人事。属于丁默邨系的茅子明、丁时俊、应滢、曹慎修、萧一诚等都被免职。增设了一个主任办公室，以机要处长傅也文兼任书记长。一大批李士群的心腹干将充任了“76号”的各种职务。大块头吴四宝的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设五个大队。此外，还添特工总部行动总队，下设六个行动大队。

　　除上述“76号”的直系外，还设立几个外围组织，如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李士群为社长、胡均鹤为书记的“海社”，由夏仲明负责的上海“法院同仁会”。前者是搞学生运动的特务组织，后者专门负责拉拢法院人员。此外，还有以叶耀先、孙时霖为正副经理的立泰钱庄（后改为立泰银行），地址在宁波路（今淮海东路）；以黄敬斋任经理、蒋晓光为总编辑、胡兰成任主笔的“国民新闻社”；以尤菊荪为经理、专与重庆作物资交换的“东南贸易公司”；以朱海初任总经理、孙时霖任经理的“上海实业银行”，这家银行在“76号”的支持下，在南京、苏州、蚌埠、嘉兴、杭州，均设有分支行，它是“76号”的经济运转机构。

　　随着汪精卫伪政府的紧锣密鼓，“76号”的活动范围逐渐越出上海，将魔爪伸向其他沦陷区。而李士群和他妻子的贪欲，也随着组织的扩大，正在无限制地增长着。

　　4.贪心不足的女主人

　　除了李士群，他的老婆叶吉卿也是个捞钱老手，两人合作，为了源源不断的财源，做出一桩又一桩丑事。当时的上海流行这么一则传说。

　　有一天，叶吉卿开了一个宴会，宴请上海各界名流的夫人。上海区区长夫人及以下官员夫人，闻讯而动，兴冲冲地赶来赴宴。因为是女人在一起的聚会，所以，所有的夫人都装扮得很漂亮，把自己平时不轻易拿出来的首饰，全都戴在身上，项链、手镯，以及珍珠、玛瑙、夜明珠、钻石之类的珍奇异宝，在大厅里烁烁夺目。宴会未毕，叶吉卿作为家主婆讲话，谁知她对这些夫人讲：

　　“把你们的首饰全都摘下来！”

　　这时，有一群“76号”的女特务举着盘子，来到这些夫人面前，如果有谁动作稍慢一点儿，就会被一把揪去。

　　抗战的时候，李叶夫妻也不忘借战争大发不义财。

　　在日伪时期，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的经济物资移动，是由日军上海“登部队”（十三军团）控制的。“清乡”开始后，这些地区的物资出入，是先向当地的“清乡督办专员公署”登记，再由“登部队”的“第七出张所”发出移动证。这样一来，“清乡”地区物资移动的权力，第一道关卡即落在李士群之手。李士群觉得，这是大利当前，岂能失之交臂，便和汪曼云商量，想趁机大捞一把。李士群先向晴气疏通，借口繁荣“清乡”地区的市场，要求日方同意他们集资组织一个公司。得到晴气的支持后，号称拥有200万元资本的“永兴隆公司”便开张了。

　　李士群自任董事长，汪曼云、叶吉卿等为常务董事，叶耀先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苏州观前街“大丰银号”，并在常熟、昆山、太仓、无锡、常州等地设立分公司。他们以为已经过日方同意，便忘乎所以，竟在苏州狮子林贵宾官邸，举行了一次苏州工商记者与新闻记者的招待会，大吹大擂。

　　“各位，清乡地区任何物资的移动，‘永兴隆’可以得到优先与便利，希望各行业与‘永兴隆’合作，以满足清乡地区的物资供应需要。”

　　这种夸张的宣传，对苏、沪两地的日本商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以往民间物资的移动，都操纵在日本商人手里，中国商人要运送物资，一般都要花钱委托日商出面。

　　“永兴隆”这样一宣传，无疑是宣布要与日本人抢生意做。于是，日商纷纷向“登部队”告状，说“第七出张所”做了李士群核准物资移动的工具。“登部队”为此事向日军驻苏州的“清乡指挥部”和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发起质问，结果影佐把晴气召去，大加训斥了一番，让他取消这个公司。

　　晴气顶不住“登部队”和来自上面的压力，便令李士群、汪曼云等“官方”人士全部退出，只准“永兴隆”以一个纯粹商人组织存在。但李士群等并不听从，只是名义上把董事长、董事辞掉，以为敷衍，暗中仍在指挥着它的一切。

　　冲突终于爆发了。一次，“永兴隆”替某纱厂运送5000担棉花，因该厂急用，宁愿多出钱，务求如期送到，而“第七出张所”的许可证又迟迟没有发下。“永兴隆”的人认为，沿途“检问所”都是熟人，只要到时打个招呼，再说李士群是“永兴隆”的老板，这在“检问所”人员中是公开的秘密，估计运输不会发生困难，因此不等许可证到手，便将货物运出。不料在一个大“检问所”，为日本宪兵连人带棉花全部扣留。日本方面急了，棉花是日本在中国掠夺的最重要物资之一，像稻米不准中国人吃一样，棉花也是不准中国人私运的，违者重罚。

　　事情很快闹到“登部队”，又转到晴气那里。晴气非常生气，怒气冲冲地向李士群提出两个办法，让他任选其一：

　　一、立即关闭永兴隆及其在各地的分公司，由他负责联系把扣留的人释放，棉花发还，以顾全李士群的面子。

　　二、如不关闭“永兴隆”公司，就要没收棉花，并逮捕“永兴隆”的负责人。

　　两个办法实际上是一条出路，李士群当天就关闭了“永兴隆”的总公司和所有分公司。

　　但是，李士群并没有因“永兴隆事件”而有所收敛，仍然把手伸得很长，经常通过各种手段、各条渠道，在沦陷区抢购物资，特别是粮食，转手倒卖，这就直接触怒了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等几个部门。因为当时上海涌进大批难民，粮食严重不足，米价昂贵，民怨沸腾，这对日本侵略者宣扬的所谓“王道乐土”，是个绝大的讽刺。为了缓和粮食供应的矛盾，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主张李士群对江苏“清乡”区的物资统制要放宽，特别要让粮食运进上海，以救燃眉之急，免得引起骚动，对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造成更大的麻烦。

　　然而，李士群则不予理睬，并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反驳说：

　　“上海粮食不足的原因，是农村治安不好，难民源源不断地到上海避难。农村治安这样下去，粮食如不能丰收，上海的难民还要增加。因此，即使有很多粮食供应，也不能满足需要。如果恢复了农村治安，复兴了地方产业，上海难民会回到地方，粮食不足自然解决了。”

　　“如果粮食自由运出，‘清乡’地区的粮价就会上涨，清乡地区的民众生活就将恶化。其结果是，煞费苦心取得的今天的成功，将毁之于一旦。”

　　李士群不但反对粮食运出，而且还要求华中联络部“应停止要粮食”，“避免图目前一时之安，而应拿出资本协力建设‘清乡’地区的经济，建设好后方基地，这才是繁荣上海的长策”。李士群的这一行为，使日本“兴亚院”的头目怒不可遏。到1943年，李士群与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矛盾更为尖锐了。这年夏天，日军以秋后必须保证缴售军粮5万吨为条件，撤销了对苏州地区的粮食军管。但苏南产米区的粮食收购控制在李士群手里，他不但不积极筹集，反伙同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后大椿与伪粮食部苏州办事处主任胡政，勾结日本浪人，把大量粮食运到苏北倒卖，获取暴利。到了秋天，日军所规定的期限到了，伪粮食部只交出了13000吨军粮。日本侵略者大为恼怒，在苏州秘密逮捕了后大椿和胡政，从他们那里找到了贩卖粮食的证据，并执意要汪伪政府将两人枪毙。这实际上是对李士群的警告。

　　李士群死后，叶吉卿曾一度领导“76号”工作。她的飞扬跋扈和奢侈生活使特工总部的秩序和经济陷入更加混乱。她身为“兴亚公司”的当权者，纵横捭阖，大显身手，在收购敌占区物资、套购港币方面的投机活动一度获得成功。当时，正值日本大肆扩展军备，陆海军为了弥补国内分配的物资不足，在上海抢购非金属和油脂之类物资。叶吉卿从日军未占领地区购得大批钨、桐油等物资转手销售给日本陆海军，从中牟取暴利。所谓港币是英国的汇丰银行在香港发行的一种通货。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失去人心，港币急剧贬值。叶看准了这一时机，结果投机成功，赢得巨额财富。于是，她握有莫大财力，成为“76号”新的霸主。她不受金钱的限制，生活极为豪华，身边都是奸徒。但是，她的荣华富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日本军的收购机构确立以后，不正当的竞争就行不通了；同时，随着英国局势的好转，港币也趋于稳定，她的收入锐减。可是，她那一度毫无节制的挥霍，一时难以收缩。结果，
　　“76号”的经费再度陷于困境，她的亲信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筹款，并导致了“76号”经济的再度崩溃。

　　1.争当“警政部长”

　　李士群已经把丁默邨赶出了“76号”大院，但看到丁默邨头上的三顶官帽，心里颇为不平，他常思忖，我自恃比丁的能耐大，却始终是“火中取栗”，全都“孝敬”了别人。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一味退让，那最后只能看着别人窜到前面去了。古语训：“无毒不丈夫。”既然你汪精卫的家当要靠我来保护，索性我就给你要个大价钱。

　　李士群的目标是要“警政部部长”一职。充当“特工委员会主任”的周佛海身兼数职，是运转汪伪政府的主轴，实在是腾不出精力来管警政方面的事，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到该任上班。而丁默邨虽然受到重创，但他还是硬撑着，不向李士群认输、服软，固守着既得阵地。于是，周佛海提出特、警分家的方案。

　　丁默邨权衡再三，只得忍痛割爱：

　　“佛海兄，我同意你的方案，‘特工总部’从‘警政部’中独立出去，我不再过问就是了，由你直接领导。”

　　这颗怀抱的炸弹由丁默邨转给周佛海，但周佛海并没有意识到，反而兴高采烈，因为他终于将“特工总部”这个在汪伪组织中最有实力的组织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他说：

　　“默邨，你这样识大体，真令我感动啊！”

　　“你别高兴得太早，李士群是个得寸进尺的人，他还不一定同意呢！”丁默邨忧心忡忡。

　　“我去请晴气、中岛他们做做工作。他们是‘76号’的后台老板，士群不会不听他们的话。”周佛海信心十足。

　　丁默邨摇头冷笑：“只怕未必。因为李士群固然听他们的话，但是他们也很相信李士群的话。”

　　此事果然不出丁默邨所料，当晴气、中岛两人前往愚园路李士群家里，向他转达周佛海关于特、警分家的设想后，李士群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特务和警察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能分家的，否则会丧失强大的力量。这一点，你们两位先生是清楚的。事情绝不可以因为我与丁默邨不能合作共事而将特、警分拆开来。如果丁默邨真的不想放弃对警务的管辖，那就让我辞职好了。”

　　晴气和中岛都明白，“76号”不能没有李士群。

　　“李先生，请你再考虑一下周佛海先生的意见吧。影佐将军也觉得这个方案可行。”晴气劝道。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的机关长成为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并荣升为少将。

　　李士群坚持道：“特务、警察一分家，相互之间势必会产生摩擦和纠纷。请你们想一想，到时候事情会更糟糕！”

　　晴气见李士群如此固执己见，不由得苦笑说：

　　“我真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变的，去年2月份刚认识你们时，你们是何等的生死与共啊！我就是看到这一点，才全力援助你们，建立‘76号’。想不到仅仅一年的时间，你们竟会闹成这个样子！以后，叫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所说的友谊和诺言？”

　　晴气的话，分量极重，李士群也知道闹下去对自己不利。但是，他却始终不作退让，慷慨陈词地说：

　　“这一年来，我受够了他的气。我一直真心诚意地对待他，处处把他放在前面，所有风头都让他出尽了。但他却处处怀疑我，经常去周佛海面前告我的状。晴气先生，你说叫我怎么再跟他共事？此事责任决不在我。我请两位先生告诉影佐将军，我不能同意特务、警察分家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丁默邨必须退出警政部，否则我宁可辞职！”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李士群的态度依旧十分强硬，加上李士群“76号”里一派的吴四宝、苏成德、林之江这些“狠客”的宣传和活动，恐吓威胁，丁默邨自知“76号”里不能再待下去，“警政部长”一职也将保不住了。他不由得又长叹一声，一跺脚跑到了周佛海家里，义愤填膺地说：

　　“佛海兄，‘警政部’和‘特工总部’的事情我决定都辞掉不干了，但是你必须答应我的一个要求，决不能让李士群升任‘警政部长’！”

　　周佛海一听，大喜过望，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那么，‘警政部长’由我兼任好了，士群继续担任‘警政次长’。”

　　李士群一时之间虽未抢得部长的交椅，但是终于把丁默邨踢出了“76号”，不再有人可以和自己争功，自然也算是不小的胜利了。何况，周佛海还有暗示：

　　“士群，我这个‘警政部长’是过渡的，你多负些责任吧。”

　　周佛海是个具有更大野心的人。在他眼里，“警政部长”之职只是个可利用的工具，并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要把李士群和“76号”这个汪伪政权赖以生存下去的主要支柱纳入自己的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攀向权力的顶峰。因此，他虽然兼任了“警政部长”，却从不去“警政部”办公，一切公事由他派去的主任秘书杨树屏代理。

　　李士群自恃有“76号”的这个本钱，也学着周佛海的样子，挂着“警政次长”的头衔，却从不跨入“警政部”“衙门”一步。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办事，因为整个“警政部”的所有人事安排，除了主任秘书外，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在他的眼里，“警政部”不过是个“名”，而“76号”才是“实在的东西”，有了“76号”，什么样的梯子爬不上去。

　　周佛海是久经世故的人，他明白自己要坐稳位子，必须和李士群拉近关系。所以在一次聚会时，周佛海很感慨地说：“我们现在都是兄弟了，今后务必抱成一团。就拿我兼的这个‘警政部长’来讲，对我并无大用处。士群却为得到它，与默邨怄了不少的气，受委屈到现在。来！大哥敬你一杯。”

　　干杯之后，周佛海接着说：

　　“我这次回南京后，就准备辞掉，让士群干。”

　　众人闻听，齐声喝彩：

　　“周公真够哥儿们义气，今后我们算是跟定你了！”

　　李士群更是激动不已，真没想到这顶让李士群昼思夜想了许多日的乌纱帽，会轻而易举地从天而降。他连忙起身道：

　　“周公的盛情，兄弟我拜领了。今后有用我之处，士群会万死不辞，请尽管吩咐。”

　　周佛海回到南京，果然向汪精卫辞去了“警政部长”。不几天，一道任命下来，李士群荣升“警政部长”。李士群的高兴劲就甭提了，又是请客，又是上任，闹得整个上海都鸡犬不宁。

　　2.卧榻之侧，岂容他人

　　可是，没等他的高兴劲儿过去，周佛海就发来一封信，周佛海有个附加条件：希望李士群将原“警政部主任秘书”杨树屏提升为“常务次长”。

　　一般人做官，最忌讳卧榻之侧有他人。周佛海送了李士群一只蹄膀（警政部长），同时还要挖走一大块肉。李士群当着汪曼云的面儿，把信扔在桌子上。

　　汪曼云是专程从南京给李士群带信来的信使，见李士群看信后就摔摔打打的，于是劝他说：

　　“士群，我看这也无碍大局。周公让出‘部长’你还给他一个‘次长’，这也对等嘛！”

　　“不行，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警政部’！”李士群倔强地说。

　　说话之间，门开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问：

　　“士群兄，因何如此激动？”

　　李士群一见来人，马上转怒为乐了：

　　“啊，兰成兄，快请坐。”

　　来人正是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

　　胡兰成，浙江嵊州人，因家庭贫困之故，只读了初中二年级。但他天资聪颖，自学成才，在上海沦陷前就已是《中华日报》的主笔了。抗战开始后，被调往香港任《南华日报》总主笔，与梅思平、林柏生等交好，被引给汪精卫夫妇，深受陈璧君的赏识和器重。汪精卫在上海筹建伪政权时，他担任汪精卫的随侍秘书。“还都”之初，他任伪宣传部政务次长，兼领《中华日报》总主笔，担任汪精卫对外发言人，是“公馆派”成员。

　　当时，他看到周佛海“权倾朝野”，就认准周佛海必定不利于汪精卫，便在报上发表时论，抨击周佛海。谁知周佛海不仅是老政客，更是老文痞，并不好对付。几个回合下来，胡兰成便败下阵来，出尽了洋相。汪精卫一怒之下，便撤销了他的总主笔一职，取消了“代言人”资格。现在，他怀着对周佛海的仇恨，寓居上海，是汪伪政权中除李士群之外唯一长期待在上海滩上的处长级“高干”。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令他长居上海的，那就是他正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处在热恋当中。胡兰成是个风流才子，两年前娶了一个名叫英娣的小他十几岁的时髦女郎，在大西路美丽园安了家。现在他又从一份名叫《天地月刊》上认识了一位名叫张爱玲的年轻女作家，便老着脸皮向月刊编辑讨得了张爱玲的住址，径直找上门去。

　　张爱玲，出身贵族，年轻时非常穷困，稍长开始喜欢写作，并且因写作而名声大噪。她非常反对传统，尤其以穿着新奇的服装自骄。据别人讲，她有一次参加宴会，二十几岁的姑娘竟穿了一套明朝样式的古装，可见一斑。

　　刚刚20岁出头的张爱玲，居然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乡下人”出身、年近不惑的有妇之夫胡兰成。才子佳人，惺惺惜惺惺，这才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浪漫曲。50年之后，三毛这位台湾多情女作家，又以他俩的浪漫史为素材，演绎出一部作品《红尘滚滚》，名扬世界，此为后话。

　　再说胡兰成是怎么与李士群交好的呢？首先，他与李士群既是浙江同乡，又同是贫寒出身，都是靠着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的，相同的经历把他们连在一起。因此，不甘寂寞的胡兰成，一下子就成了“76号”的常客。“76号”里的人，只要远远地见着他，就会一溜小跑地出来迎接。

　　胡兰成与汪曼云也属相识，一边打招呼，一边就座。

　　汪曼云向胡兰成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士群兄荣升‘警政部长’了。”

　　“可喜可贺！”胡兰成嚷道：“从周佛海嘴里掏肉吃，不容易！”他还不知道周佛海、李士群已结成“金兰”。

　　李士群听罢一脸苦笑，随手将丢在桌子上的那封信递给他看。

　　“你打算怎么办？”胡兰成看完信，问道。

　　“‘常务次长’的人选，我早就考虑好了。”李士群仿佛打定了主意。

　　“谁？”

　　“唐惠民。”

　　“士群，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汪曼云问。

　　“就是这样。”

　　“这样做恐怕不合适吧？”汪曼云直接捅出后面的话，“你以前与周佛海订过君子协定，永远不起用唐惠民，现在你破坏了这个协定，我怕周佛海会讲你的坏话。”

　　“曼云兄真是个书呆子。此一时，彼一时嘛，当初特工斗争，整顿纪律为先。如今‘还都组府’，就好比新皇帝登基，要大赦天下。而且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不要顾虑太多。何况，唐惠民是大西路67号时的开基元老，我们朋友多年了，怎好意思让他坐一辈子冷板凳？教委的虚衔已经挂了，现在再来补个实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但是，不光这个问题，那个杨树屏可是周佛海的人，你也不能开罪，否则，周佛海决不会同意的。”汪曼云还是不能放心。

　　“不要紧，他不同意，我就干脆绕过他。”李士群转头向胡兰成言：“兰成兄，我想马上写一份‘警政部’人事申请书，然后请你专程去一趟南京，找陈春圃直接面呈汪先生批准，帮帮这个忙吧！”

　　胡兰成本要推托，但想到或许有一天，李士群可以与周佛海抗衡，就可以替他向周佛海报仇了，于是接下此任务，当日启程去了南京。

　　周佛海得知李士群拒绝了他的推荐，重新起用唐惠民做“常务次长”，十分恼怒。他觉得李士群像个小人，翻脸无情。但是，刚刚结盟，又不好马上报复，于是心中暗自咬牙：

　　“士群小儿，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3.炮制“租界突击队”

　　李士群现在握有沪西特工总部，在租界是一种绝对的势力。

　　但是目前的“76号”，的确有些不如意，你看，它偏处于越界筑路的一个小旮旯里，跨出大门，就属于租界当局的势力，那些有钱的阔佬，都安然在租界的庇护之下，自己很难染指其间。1939年，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先用隐伏的手法，组成一支在必要时能一变而成为既能夺取租界政权，又能劫掠人民财务的别动队——租界突击队。

　　李士群找到马啸天和林之江这两个“狠客”，商讨这一计划，提出由他自己任突击队的总指挥，要马啸天当副总指挥，林之江则为参谋长。他们设想着，有了这支突击队，就有了一切。谈到兴奋之处，他们又想到这件事事关租界，有其微妙之处，如果这事儿不通过日本，难免日后英、法、美联合起来与日本交涉，而对方为了应付外交名誉，势必会拿他们三个开刀。他们认为，抢夺越界路的管理权，是为日本人扩充其在租界的防区，日本人保准欢迎；再说，还可以借口说组织突击队是为了搜查共产党和重庆特务，这样日本方面也一定会同意。之后，三个人还商定：一等日方同意，组织机构商量好后，再把它套在丁默邨头上，由他来主持会议，免得生意外。

　　又隔了一天，李士群又打电话给马啸天、林之江，让他们到楼上他的房间议事。一进门，李士群就急不可待地说道：

　　“我们商量的事，影佐已同意。我是这样对影佐说的：‘越界筑路，本是英、法两租界强行霸道筑起来的马路，是租界当局侵占中国主权的强盗行为，今天它不仅使日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戒备受到牵制，也使和平运动受到了许多阻碍，所以我们打算组织一支租界突击队，暗地里吸收在越界筑路一带各巡捕房的华籍警员，做我们的队员，给以津贴，借此发展情报员，等到有利于我们的时机，我用他们配合我们的特工人员，出其不意，一举而夺取两租界越界筑路的警权。这样就可以收回我们的地区，对共产党人与重庆特务进行严格的搜查，一网打尽，减少威胁。’影佐听了我的话，大为赞许，并说：‘能够这样，也省了我们许多力气，但进行时应绝对秘密，不能稍有泄露，使租界方面有所准备。我们对你们作必要的支持。所以你们的突击行动，也应等我们准备成熟再开展，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的。’根据影佐的态度，日本方面可以说是完全同意了。我们可以先凑成一个组织框架，再拖上老丁（丁默邨）来戴上一顶帽子，请他主持会议。现在我们还得给他留面子。”

　　李士群马上去找丁默邨，丁虽然不大赞同，可是既然日本人已经同意，而李士群也非常热衷，也只好勉强附和，召集会议讨论。因为事先下面做了工作，因此得到“76号”特务的广泛拥护。会上，李士群把组织租界“突击队”的做法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随后又把吸收队员的对象和方法作了解释。最后，会议说明，因丁默邨须主持“76号”的全部工作，不能对“突击队”多负实际领导工作，安排为“突击队”的最高顾问，决定以李士群任突击队的总指挥。

　　“突击队”吸收的对象实际上囊括了所有华籍人员。吸收的方式，采用青洪帮拜老头子、拜先生、拜弟兄的方法，视他们原来职务的高低而分别付给津贴。

　　这些特务，本身都是些浑水摸鱼的人，为了钱财什么都敢干。他们原先就都唯恐天下不乱，天天都希望有这种机会。自从突击队着手登记，大小特务纷纷上阵请缨，对活动经费也争多嫌少，互相间为了点滴利益闹得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传到日方耳朵里，对李士群的租界“突击队”很不满意。

　　一次影佐找李士群来说：

　　“我与军部联络过了，经他们郑重研究，认为在战略上我们还不适宜对租界有所行动，假使由你们单独进行，不仅力量不够，而且对汪精卫政府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所以觉得还是不干为好。”

　　李士群听到这里，脸都白了，急忙争辩道：

　　“影佐先生，这次‘突击队行动’，我们已经花了好多钱，登记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好多人还因此敲破了饭碗，剥掉号衣，不但我们无以自慰，即便对他们，我们在道义上也交不了账！”

　　影佐不以为然地听完李士群的话，说：

　　“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特务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花钱而不见得有收获的工作。至于他们拜老头子，自己并不知道是参加租界‘突击队’，他们被撤职为的是贪津贴，不是为了明确的政治目的，我们在道义上无须负什么责任。我看对这些人，目前能介绍出去的就介绍出去，一时介绍不出去的，只好以后慢慢想办法，将来汪精卫阁下的政府成立，要的是人，我想总可以安插的。李先生要尽的道义责任，不也就尽了吗？”

　　这些话一说完，李士群就明白了自己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他暗自恨日本人的无情，灰溜溜地回到“76号”。

　　李士群把影佐的话转告给丁默邨、马啸天、林之江，并讨论善后办法。丁默邨早已被此事纠缠得心烦，一听到日本人的指示，马上就说：“既然不接管租界，‘突击队’就无存在价值，津贴停止发放。”李士群等都不同意这个做法，他们认为，日本人可以不管此事，但我们今后还要做些别的事情，如果将这些人一脚踢开，以后还有谁肯替咱们卖命？他们最后商定了几个步骤：一、凡因参加“突击队”而被巡捕房撤职未另安排工作的，津贴照发；二、仍然在巡捕房任职的，应实告其津贴的实际来源，如果想要保住饭碗免遭撤职，就不要再领津贴；三、如敢继续领取津贴则令其为“76号”做情报工作，将津贴列入特务经费，作经常开支；四、将来情报工作不称职的，停发津贴。

　　1942年2月，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与租界工部局总董签订了《沪西警权正式协定》，决定设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76号”专门负责租界工作的潘达出任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署长”，那些因参加租界突击队而被巡捕房撤职的游手好闲之徒，就都被塞进了沪西“特别警察总署”所属的各“警察署”任职，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4.争夺租界法院管辖权

　　解放前的旧上海，是一座半殖民地城市，帝国主义根据“治外法权”享有不上中国法庭的权力。不说别的，即以审理民事和刑事的法院来说，就五光十色，无奇不有。在大革命前，除在南市的由北洋政府设立的上海地方审判厅与上海地方检查院外，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分别设有会审公廨，以受理租界内中国居住民的案件。所谓“会审”，就是受雇于租界当局的法官（华籍），与各国的驻华领事共同审理，而一切判决，都以领事意见为主，华籍法官只是坐在审判席尾，以点缀门面而已。第一次大革命爆发后，名义上国民党政府收回了租界法权，但实际上不能废除已有的租界法律程序，除南市原有的地方法院外，在两租界仍分第一特区（公共租界）地方法院与第二特区（法租界）地方法院，形式上虽然取消领事的会审，而刑事案件的审判处理，仍受制于两租界当局——巡捕房。两租界的巡捕房律师代行检察官之职，从而使两特区法院的检察官，形同虚设。伪南京政府为了迁就租界当局，还把这两个特区法院，迁移到两个租界内，以照顾“地主”。迁到公共租界的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的叫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所以在抗战前的上海，一共有五个法院，两个是高等法院分院，三个是地方法院。八一三抗战，上海沦陷之后，国民党在临撤退前，又在公共租界添设了一个最高法院上海分庭，在上海形成所谓的“三审制”。

　　从1938年春开始，日伪政权就同租界当局进行过多次交涉，要求接收租界内的中国法院，归“维新政府”和后来成立的汪伪政权管辖。当时在国际上，美、英、法国家的政府只承认重庆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其他汉奸政府，因此拒绝把法院管辖权交给他们。于是，日伪方面又将争夺租界法院管辖权的任务，交给“76号”特工承担。

　　李士群接到任务，便进行了筹划。他为了从法院内部打开缺口，派“76号”特务写了大批恐吓信，对法院人员进行威胁和利诱。信上说，如果他们自愿接受汪伪政权的管辖，就保证他们原职不动，否则就会对他们处以死刑。法院接到恐吓信，立即向租界通报。为了对抗“76号”的威胁，租界当局不得不加强各法院的武装戒备和法院人员的安全措施，因而“76号”难于下手。1939年11月，“76号”特工暗杀了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后，李士群感到租界里的法院，非控制在自己手里不可，否则“76号”特务的活动就不会畅通无阻。于是让夏仲明出面组织一个“法院同仁会”，企图以贿赂的手段拉拢法院人员，参加的人都可以拿津贴。法租界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倾向日本，所以它的界内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人参加了这个“同仁会”，而属英国管辖的公共租界里的法官们，无一与会，很使夏仲明难堪。

　　为了控制公共租界，夏仲明向李士群又献一计：派第二行动队大队长，在浙江路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附近空地上丢手榴弹威胁，结果，该举成效不大。接着又派人将第一特区的上诉院（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徐维震，绑进“76号”。这一举动也毫无用处，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司法部，马上就任命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郭观云升为江苏第二分院院长。这么一来，绑架来的徐维震，对“76号”就已经无用，他们既不处决徐，也不放掉他，每日供给他三顿饭，又不允许他四下溜达，使徐维震在“76号”成为非囚也非客的一个寄食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制造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公开向美国宣战，打沉了美军在夏威夷的一艘航空母舰和停在舰上的一百多架飞机。在中国，驻各地日军也都立刻占领了各国租界。驻上海的日军也同时进占上海公共租界。

　　日本虽然控制了租界行政权，租界当局仍沿用工部局的名义，日军为使它控制的公共租界法院耳目一新，便叫“76号”把绑去的徐维震放出来，由日方以工部局的名义，聘他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法院院长，郭观云恢复原在地方法院之职。至于所有蒋介石政府委派的高、地两院的院长、推事、检察官、书记官等，最终也自我解嘲地接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聘请的法官。这样，高、地两院每天还能处理百十来件刑事案子。为使捕房看守所不过于拥挤，各院提出应将司法权移交汪伪政府。这时候，上海人看到这一幕幕丑剧，感叹人心的软弱可欺，表面上清正、廉洁的司法人员从此深陷泥坑，不可自拔了。

　　“青年党”参加汪伪是通过日本海军少将须贺的关系，而租界内的宪兵队属于陆军。很久以来，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在日本国内也是很令人挠头的事。李士群马上利用这种矛盾在武岛面前挑拨是非，结果武岛、官田都拒绝李守黑接收公共租界的司法权。时间一拖，“76号”又向日军提供情报说，公共租界的法官之所以应聘留任，是得到了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允许，这样一来，“接收”一事变得紧急起来。于是，由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直接提出，要赵毓松撤回李守黑，另由汪精卫亲自指派汪曼云和“最高法院院长”张韬，代表汪伪国民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各法院。汪精卫立即照办，先通知了赵毓松，同时又约见汪和张告以原委，并嘱托他们完成此项任务。汪曼云回部后将汪精卫召见的经过向赵诉说一遍，之后又从部里带一批人与张韬前往上海。

　　汪曼云等人到上海后，并不急于向日本处联系，而是在法院内进行活动，拉拢一些法官。被拉拢的主要对象，还是原班人马，即在最高法院分庭任职的法官，以便凑成一张令日军满意的法官名单。

　　“接收”的那天，天气阴沉，细雨漾潆，法院附近由日本宪兵警戒，禁止交通，断绝行人。在接收仪式上，首先由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宫田讲话，接着徐维震把院印交给宫田，再由宫田将院印交给赵毓松，而后请伪上海市长、大汉奸陈公博讲了一通，最后由徐维震站在台下致答词。“76号”在这场丑剧中，虽未正式登场，可是为了汪曼云和李士群的关系，在“接收”那天，也派了许多便衣特务，布置在法院内外，一方面防止重庆特务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帮着汪曼云对赵毓松和“青年党”的一种示威。

　　1.粗细笔画识破阴谋

　　李士群在他的特工总部，倒是贯彻了汪精卫之流的“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他对那些军统特务的“反正”，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审慎而又审慎。为此，有很多人因为事有不密，被李士群发现后，格杀勿论。

　　1939年9月，在“76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又关进了一个军统少将特派员，这也是优待室第一个接待的“贵宾”。每日里有花枝招展的女特务，或礼服笔挺的男特务，往里面送着各种市面难得一见的美味佳肴、新鲜水果、点心。这个贵宾叫戴星炳，湖南人，与丁默邨是同乡，因此“76号”的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对戴星炳寄予无限希望，企图通过他与军统高层取得联系，暗中勾结，为自己留条后路。其实，当时在汪伪集团中，除了汪精卫和他的汪公馆派之外，又有哪个汉奸不是在那里对重庆暗送秋波，就连大汉奸周佛海在抗战后期也一直听命于重庆政府的指挥。

　　戴星炳深入汪派的地盘，是受到戴笠的命令的。自从军统特务在河内刺汪一击不中之后，戴笠心有未甘，始终把刺汪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去，以完成自己的最大心愿，从而能使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

　　1939年5月，戴笠闻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

　　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龙光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要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

　　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

　　戴一见丁和李每日并不拷问，只是一个劲儿地巴结、献媚，就假意答应他们，与上司联系。于是，戴亲自写信给重庆军统的最高机构，表达丁、李的愿望，不久，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丁、李看过信后，十分欣喜，还把信交给了戴过目，戴看过后似有所思。李士群从本心对这些“反水”的人，十分的提防，他以其特工训练有素的眼睛，发觉了这封信的可疑之处。原来信的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指示戴可以进行合作，而信里有几个字的笔迹，写得似乎比一般的粗一些。李士群把信反复地研究几次，才发现这几个粗笔迹的字，虽然并不在一起，而是夹杂在全篇的文字里，但是，把所有粗笔迹的字连贯起来，就得出了与全文完全相反的意思。它指示戴伪装合作，寻求机会除掉丁、李，然后会合上海军统，将“76号”击垮。

　　李士群确信这件事是一个骗局时，怒不可遏，立即着人把戴的上上下下作了更进一步搜查。特务们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出了暗藏的秘密文件。李士群当即要他交出军统上海区的组织人事。戴寻找借口说：自己到沪不久，还未联系上即遭逮捕，所以无法交出地下组织的情况。这些话无疑更激怒了“76号”的头子，丁默邨和李士群以为戴纯粹是戏弄他们，并且顽抗到底，在恼羞成怒之下，签请周佛海，经汪精卫批准，于1939年年底，把戴星炳双手反捆在一起，拉到中山北路的小丛林里给毙了。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

　　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之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代“76号”设计将吴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2.被人告发干部被捕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另一方面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收买随王天木投汪的“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三谋刺汪之策。整个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一支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

　　这件案子本做得极其机密，知道的人不超过10个，但是其中有一个军统特务吴道绅也是潜伏在“76号”做内线。当他意识到这是一件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案时，顶不住压力，干脆跑到李士群面前，一五一十把经过都向他汇报了。

　　李士群迅速派人调查，发现陈三才大约30岁光景，为人精明，下巴光光，没有胡须，人送外号“白蛋”。他以专门销售国外冷藏设备为掩护，为军统服务。“76号”根据密报了解到，陈三才不仅是军统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而且负责军统与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联络。同时，他所开的北极冰箱公司，也是军统的主要联络站。李士群得到这个情报，令马啸天迅速查知陈三才的背景和活动情况。马啸天马上召来第二科长姚筠伯到公共租界侦查。这个姚筠伯原在公共租界做过翻译，很快，他通过关系了解清楚陈三才与捕房外国人的联系，其他特务则调查清陈三才与军统人员之间的往来，他们还查获了陈三才与军统往来的文件。通过文件，他们知道了陈三才在“76号”内的内线人诸亚鹏。马啸天立即将诸找来“谈话”。诸一见势头不对，立即招供一切，包括陈三才已交给他一部分炸药，这些炸药已悄悄地运进了“76号”。他告诉马啸天，原定的计划，预备从74号装上引线，要把76号的主体建筑全部炸毁，将“76号”特务一网打尽。马啸天不敢耽搁，马上派人随同诸亚鹏找到炸药，全部挖出，同时将诸亚鹏的事情向李士群作了汇报。

　　李士群见诸有立功赎罪的表现，于是既往不咎，仍留诸在原处接受“察看”处分。另外命第一处长万里浪带着日本宪兵，将陈三才捉来，“76号”特务还从北极冰箱公司起出一支穿甲枪。陈三才因受不了酷刑，只好坦白了一切，并言称：此穿甲枪是用来刺杀汪精卫的，因为汪精卫的汽车都装有防弹甲，使用该枪可以致汪于死命。招供之后，“76号”就把陈三才羁押起来。

　　陈三才在“76号”关了一年多，到了1941年春天，南京演出了一幕“还都”丑剧，各汉奸都弄了个部长、委员的当了起来，褚民谊在党政两方面赫赫有名，仗着汪精卫的势力直线上升。陈三才的家属中有一位与褚有师生之谊，辗转找到了褚民谊，还送了大量钱物。在汪伪政府中，别看这些汉奸满口仁义，其实都是势利之徒，见钱眼开。为此，褚民谊奔波往来，要给陈三才说情。

　　一天，他到颐和路34号去见汪精卫，正事刚一谈完，他就见缝插针地谈起了陈三才一事，请求汪精卫网开一面，予以释放。褚民谊原以为，人已关了一年多了，事也该不会有什么波折，没想到，汪精卫火气冲天地质问褚民谊：

　　“重行（褚的字），是不是你要杀我？”

　　褚民谊闻听此言，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复。

　　汪精卫挑出李士群转递上来的一份关于陈三才的报告朝褚摔了过来：

　　“陈三才是军统派来杀我的，你却替他讲情，难道你们不是串通一气的？”

　　说着，汪拿起红笔，在报告上画了四个大字：“着即枪决。”褚民谊见此，不再有二话，诺诺而退，回去将此事经过告知陈三才的家属，那边先是充满希望地盼着陈三才归来，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万没有想到的。

　　更令人稀奇的是，当褚民谊为陈三才案子去向汪精卫说情时，汪在文件堆找陈三才的案卷，同时拣到了陈觉吾和陆庆颥的案卷。汪精卫因在盛怒之下，便在陈、陆的案卷上，批了个“一并处决”。

　　这个陈觉吾原是汪曼云的旧识，1939年秋，汪曼云担任了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陈觉吾便到“76号”去找汪曼云，汪把陈安插在社会部里，挂了一个专员的名义，也算是汪伪的喽啰了。1940年汪伪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市“党部”，陈又去托汪，介绍他为南京市“党部委员”。陆庆颥和陈一样，也是见机行事，跟风一起做了南京市的“党部委员”。但是他们被“76号”查出在参加汪伪之前，已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委员。于是李士群就怀疑他们来参加汪伪，是要来当卧底，进行潜伏活动。“76号”呈请汪精卫后，把两个人押在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里，押后待审。南京区将逮捕经过和口供作了笔录，又复呈汪精卫。

　　陈三才的案子，让汪精卫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当他看见陈和陆的案子，便不分青红皂白，一道批了死刑。三个不同道路的人就不明不白地结伴上了黄泉。

　　3.打虎英雄再次败北

　　多次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失利，并没有动摇戴笠的信心。分析上几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认为还有一个方法他们没有试过，那就是挑选一位能接近汪精卫的武士或侠客，在与汪精卫见面时凭借功夫当场要汪的命。这样既能通过汪精卫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在准备过程中减少暴露行迹的风险。

　　经过军统局行动处的多方寻找，终于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黄逸光，其手腕力量极大，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山林里用双手掐死一头老虎。黄逸光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过徒步旅行团。抗战开始后从广东移居到南京，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接见过他，两人还在一起合过影。黄逸光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好男儿，面对这救国大计，马上就答应了。当戴笠派人向黄逸光布置任务时，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黄逸光就带着原来和汪精卫的合影，到伪政府里想见汪精卫。

　　因为当时“76号”已经多次破获军统局组织的刺杀汪精卫的案件，汪精卫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分别和防范。他本来就知道黄逸光身负异术，不敢和他太过接近，看着黄逸光又是拿着当年一张发黄的照片要求晋见，他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要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人对黄逸光的情况进行查证。

　　刚好此时“76号”发来急电，称根据内线密报，有两个军统特工乔装成平民去南京求见汪精卫，实为行刺。并且还提到内中一人当年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汪精卫大吃一惊，眼下那位与自己合过影的广东人，不正是当年的旅行团团长吗？汪伪特工秘密探寻，结果在304号房间发现除黄逸光之外还有一个人，登记簿上署名是黄征夫。这和密报中提到的戴笠派出两个人相吻合了。

　　于是，丁、李的手下对黄逸光临时开在中央饭店的房间秘密搜查后，从房间里搜出穿甲手枪一支及照相机一架，还有小型电台和密码本。

　　李士群当即下令迅速抓捕“二黄”并要抓活的。执行这项任务的马啸天心中却有几分怵意，因为他闻知黄逸光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老虎。现在还要活捉他，谈何容易？反复思考后，他请来了上海武术高手王霖，王霖不仅武功超群，而且臂力过人，曾在上海大世界的擂台上连挫九名高手，李立群采用江湖拜把子那一套，将其收罗到门下。

　　这天夜里，马啸天与王霖，还有六名特务，直赴中央饭店，突然破门而入，扑下已脱衣躺下、毫无防备的二黄，黄逸光凭着自己的力气，奋力推开两名压上来的特务，起身跳下，但他的武功不及王霖，几个回合下来，处于下风，其他特务再度扑上，将黄擒住了。另有两名特务扑向黄征夫，也将黄征夫按倒逮住。

　　黄逸光被逮捕后，从他的身上查出毒药一包。按戴笠的安排，当汪精卫同意见黄逸光，那么黄逸光就利用见面的时机用巨大的臂力将汪精卫掐死。完事后，万一黄逸光脱不了身，就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汪精卫得知确切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

　　连损五员大将，戴笠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刺汪行动是失败了。虽然戴笠对汪精卫仍然恨之入骨，但已很难拿出更好的计划来突破汪精卫的严密防范，为此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搁放一边。

　　能连连让军统头子戴笠受挫的，历数当时政局中，并无几人。由此可见李士群的特工才华和情报天分是不在戴笠之下的。甚至可以说，倘若有更好的时机和平台，李士群完全可以一跃成为和戴笠并肩的人物。但是走上了亲日卖国的道路，可以说他是自掘坟墓。

　　汪伪和军统的互相暗杀没有分出胜负，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汪派分子做贼心虚，也开始纷纷寻找退路。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岌岌可危。

　　4.阻止高陶出逃失败

　　汪精卫集团也许自知力量单薄，连警察、特务组织也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也许权迷心窍，不忍抛弃就要到手的政府要职，虽然满心不乐意，也只有硬着头皮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十分屈辱的卖国条约《汪日密约》。

　　这个由兴亚院起草的方案，赤裸裸地反映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意图。当日本军部的堀场一雄带着兴亚院的方案到上海与“梅机关”商量时，包括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这些日本侵华的急先锋，都觉得太过分了。从日本内部对建立汪政权所持的态度看，影佐等人属于日本政府和军队中的所谓“和平亲善派”，他们直接参加了重光堂会谈，是引诱汪精卫集团逃离抗日阵营的始作俑者。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日汪合流。这些人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洪流面前，懂得了一条道理：中国的民族意志是不可以征服的，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战争。他们同所谓“强硬路线派”不同，竭力支持汪精卫的“事业”，希望可以开辟一条所谓走向大东亚“王道乐土”的路径。出于这种打算，他们也对兴亚院的方案有很大意见。今井武夫坦白地承认，由于权益思想作怪，政府各省（部）趁机另行加上了不少条款，他说：

　　“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影佐看了这个文件，“不禁为之黯然失色”，他断言兴亚院的方案是“一曲挽歌，甚至在汪政府成立之前，就标志着和平运动的失败”。清水书记官等人认为：如果以此文件为基础与汪精卫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的信义，对日本极为不利。即使汪接受，对“和平运动”也不见得奏效。他们甚至建议影佐把它退回去，“要求重新考虑”。但影佐劝他们说：

　　“对于兴亚院的决定事项，我也感到不高兴，然而一经奉命以此进行谈判，正确的办法就是忠实执行。”

　　11月1日，影佐写信给汪精卫，并附上谈判条件。汪精为大为不满，亲笔回复影佐：

　　“盖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希望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

　　汪精卫抱着对日本的幻想，希望能通过谈判取得日方让步。

　　在谈判桌上，汪精卫首先表示：读了日方提出的草案，既感惊讶，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这更多了，惊讶的是所涉范围非常之大，坚持今后的讨论应该以重光堂会谈、近卫声明以及汪精卫访日时的约言为基础，超乎三者以外的，难以接受。谈判是在讨价还价中进行的。从11月1日至12日，共开了七次会议，对日方的草案提出了一个修改案，但仍有17个重要问题作为悬案而留了下来。参加这次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愤怒地说，日方提出的条件，所包含的领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此后，日方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作了“让步”，但对实质问题却寸步不让。最终，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

　　为防止这一密约的卖国行径在全国激起义愤，日汪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开”。可是不到一个月，高宗武、陶希圣乘汪精卫等去青岛开会，叛逃香港，将这个见不得人的密约，暴露在世人面前。

　　高宗武，原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是汪精卫通敌的第一个牵线人，也是“和平运动”的所谓八个“首义”分子之一。但汪逃到河内后，高继续与蒋政府保持联系，因此失信于日方，也失宠于汪精卫。6月间，当高随汪赴日时，日本方面甚至想乘机将高扣留，因汪不同意而作罢。后来汪在组阁时，没有满足高想当外交部长的愿望，使高宗武心生异念。

　　陶希圣也是汪派的老牌汉奸，本想充任油水大的工商部长，不承想汪精卫将这一肥缺送给梅思平做人情，陶只捞了个宣传部长。在宣传部里，副部长林柏生又是公馆派的骨干，哪里把陶希圣放在眼里。同时陶与周佛海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因此，每逢两人相遇，高、陶总是牢骚满腹，每每产生离意。

　　军统特务将此两人情形向重庆作了汇报，于是，宋美龄亲自出马，“规劝”高宗武妻子，要她说服高宗武离开汪精卫。蒋介石也托人给高宗武带去他的亲笔信，称之为“浙中健者”，以同乡之谊进行拉拢。于是，高、陶“去志遂决”。他们临逃之前，偷偷拍摄了日汪密约原文，在军统特务的协助下，于1940年1月逃至香港。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刊载了密约全文。之后，陶希圣回重庆，经陈布雷举荐，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就出于陶之手。而高宗武则拿了大笔美金到美国做起了寓公。

　　关于高宗武出逃的事件，李士群本人深感内疚，他认为这是他的失职。

　　事前，李士群的手下注意到了高、陶的不满情绪，发现他们俩虽住在虹口，但每天晚上都到租界里去策划什么事，直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总是在租界的入口处下车，在那里谢绝了日本宪兵的护送，步行进入租界。汪氏汉奸集团时常有人对他们的这种奇怪的行动议论纷纷，但又不能无缘无故对汪派的领袖人物的自由加以限制。到了最后，李士群还是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到晴气住所，说：

　　“高先生他们打算潜逃去香港，现在不采取行动，将不堪设想。”

　　晴气对此半信半疑，最令他头痛的是，搞不好会沾一身腥，于是他除了要李士群再去搜集证据，而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李士群却十分有把握地说：

　　“高先生正在作回重庆的准备，好像还准备把汪派的秘密作为其回重庆的献礼。假如我们稍稍给他点厉害尝尝，他马上就会坦白。我们不妨神鬼不知地先把他绑架来。如果他招了，就悄悄把他干掉，你就佯装一无所知。”

　　晴气对李士群说，汪精卫本人也察觉了高的可疑行径，但汪对影佐少将讲：“高先生是老同志，对他虽有些不寻常的传说，但还不至于背叛，希望不要过分声张。”

　　既然汪已打了保票，影佐和晴气也无可奈何。因此，晴气没有附和李士群的意见，但李士群却似乎下定决心要调查到底。

　　一天，高宗武突然跑到晴气家中，来告李士群的状：

　　“最近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盯我的梢，‘76号’实在太不像话了。”

　　晴气见事有不密，被人识破，心里对李士群的行动有气，便无可奈何地说：

　　“对于你这个前辈还不至于出失礼的事来吧。为防止万一，我马上调查一下。可是，我听说你不带士兵独自一人走路，现在租界里晚上还有危险，请你多加小心啊！”

　　自此，李士群的行动更加小心而诡秘了。“76号”的黑手开始从远处包围高宗武等人，随着包围圈的逐步缩小，蒙在鼓里的日本卫兵日益紧张起来。他似乎感到敌人的刺客迫近了，决心以生命来保护高宗武。他向高宗武提出护送他去租界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每天晚上等候在租界入口处迎接高宗武。

　　李士群原本打算在高宗武等人在虹口乘上汽车时连人带车一起弄到人群稀少的闸北进行秘密审讯。因此，“76号”的特务就充当了驾驶员。只要命令一下达，高宗武乘坐的汽车就会不驶向租界而改道朝闸北方向驶去。但是，这个卫兵的忠于职守，使这项计划破产。不久，这个卫兵由于劳累过度和紧张而精神失常，当他被送到医院时，还继续不断地叫喊：

　　“高先生，危险啊！当心那个驾驶员。”

　　由于卫兵的神经错乱，“76号”不敢再像从前那样紧盯着高宗武，因而放松了监视工作。高宗武和陶希圣自从去医院探视了那个可怜的士兵后，就不再到租界那边去了，使李士群等无计可施。

　　李士群由于在防止高宗武等人出逃问题上遭到了失败，他向汪精卫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其实，这也是汪精卫本人的过失，是他忽视了高宗武等人的结果。

　　1.扰民媚日的“清乡”运动

　　1941年元旦，在台北的温泉旅馆里，汪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和李士群在一起，欢度日本式的新年。

　　李士群在离沪赴台北之前，晴气庆胤曾暗示过他：影佐祯昭特地召他去台北，是为了交给他一项新的重要任务。晴气庆胤对李士群说：“影佐预备招待你到台北去过新年，休息休息。他对你的印象很好，你不妨和他亲近些。如果他有意思要你做什么事，你就接受下来，有困难对我说好了。”

　　李士群听后，心中不由狂喜，于是欢天喜地带了翻译夏仲明和秘书，还有日本中岛少尉陪同，一行四人飞往台北。

　　一到台北，影佐便设宴招待李士群一行。席间，影佐对李士群说：

　　“我们预备从江苏省开始‘清乡’，你掌握特工力量，你来做一定很好。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李士群因为有晴气叮嘱在先，立即满口答应，连声说：

　　“我绝对负责！绝对负责！”

　　“清乡”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汪精卫政府，于1941年至1945年间在华中和华南占领区推行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活动。它发端于汪伪政权的中心地区江苏南部，扩展于浙江和江苏两省沦陷区的一部分县市，上海和南京两市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乡”。这个“运动”前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深陷于侵略战争泥潭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时“清乡”是为了能巩固刚成立的汪伪政权，确保占领区，掠取更多的战略物资，以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区从事更大的军事活动。

　　而自汪精卫沐猴而冠“还都南京”，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傀儡政权，形式上虽业已统一，但实际上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些地方的伪政权同南京汪伪政权依然貌合神离。特别是北平“临时政府”名义上虽已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可是它和汪伪政府分庭抗礼，各自为政。所以汪记伪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仅系原属南京“维新政府”的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而已。辖区既这么小，而原属“维新政府”的地方组织与人事，还要汪伪国民政府继承下去，不得变更与调动。因之，汪伪政府只好关了南京城门做它的小朝廷。汪伪的政令不能出南京一步，这与1939年汪精卫未到南京前在上海组织“弄堂政府”时的情况，可说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好不了多少。

　　再者，苏浙皖三省的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有力地牵制敌军的深入，阻遏了沦陷区的扩展；从而使日军在沦陷区的军事占领，仅及大、中城镇与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的点与线，不能扩展到面；因之也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与以战养战的战略决策，使它在战争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同时，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因日军的军事占领情况未能渗入到农村。

　　上述情况表明，汪伪政府不但不能适应日本的需要，且由于它的统治不能深入到下层，赋税无着，政费难筹，反而使日寇多了一重负担。这是日寇始料未及的。

　　于是在1941年初，汪伪傀儡政权的导演者、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向汪精卫提出“清乡”工作大纲：

　　一、为了确保建立基于民众的独立体制，日华合作实施“清乡”工作，加强汪精卫政府。

　　二、在不受“政府”其他机构掣肘的情况下，成立一个有权并且能专心于“清乡”工作的特殊机构，在占领区某一有限地区进行政治建设，并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该地区的“清乡”工作大致完成后，就将工作扩大到相邻地区，逐步向整个占领区发展。

　　三、设立一个直接受汪精卫指挥的“清乡”委员会，作为负责进行“清乡”工作的机构。清乡委员会由“政府”中有关治安方面的官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委员组成。为了开展当地的“清乡”工作，设置办事处，由秘书长担任该办事处的负责人。

　　在“清乡”工作期间，“行政院”、“立法院”和军事委员会把工作地区的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等所有权限转交“清乡”委员会。当地的“清乡”工作，在汪精卫的直接领导下由秘书长负责进行。业已完成“清乡”工作的地区，其行政权限归还行政院。

　　秘书长这个人由汪精卫指定，他应擅长于统率部下，并具有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四、首先集中统一日华武装力量和汪精卫“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工作，全力进行讨伐，彻底肃清敌人的武装团体和所有潜伏的地下敌对组织，从外围来封锁“清乡”工作地区以免因敌人的破坏而使建设工作中途遭受挫折。讨伐敌人的集团武力和维护并保卫封锁线的任务，由日军负责。为了保证“清乡”工作的顺利进行，汪精卫“政府”应当把绥靖军的三个师、税警部队的两个连队划归日本军司令官指挥。

　　五、扫荡敌人的武装集团后，治安工作由民众自卫组织和警察来维持。为此，要确立通过保甲制度而形成的民众自卫组织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警察，使之保持密切的联系。随着“清乡”地区治安的确立，日华军队撤离“清乡”工作地区，驻于其外围，以防敌人夺回该地区，同时作好下一步对相邻地区采取行动的准备。

　　六、在确立治安的同时，重建精干的地方行政机关，以便稳定政治和经济。为此，要事先选派业经训练的行政委员随同讨伐军一起行动，迅速重建行政机关。但要尽快以当地头面人物为主，组成自治组织，由此取代区分公所以下的地方机关。

　　首先要提高“清乡”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当前，要采取强有力的保护经济的政策，争取掌握民心。而且，要谋求复兴产业和引进民族资本，以期“清乡”地区的财政独立。

　　七、日军对政治和经济全不干预。为此，在“清乡”工作开始的同时撤走日军在“清乡”地区的政治、经济领导机关和物资机关。第一期“清乡”地区定为苏州附近的常熟、无锡、江阴、昆山、太仓五个县。

　　八、第一期“清乡”工作，宜通过四个月准备，三个月讨伐，大致完成。所需经费向“行政院”告借2000万元，“清乡”委员会于一年间向“政府”还清。

　　军事顾问部提出的“清乡”工作大纲，正合乎汪精卫强化伪国民政府的需要；再者，汪是日寇豢养的大汉奸，对于主子的旨意，自然是唯命是从，全部接受。因此，他立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

　　对于主持“清乡”的人选，汪精卫意属当时的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陈公博、周佛海也向汪推荐罗君强为“清乡”督办，认为罗有地方行政经验，又懂点军事。

　　有一天，汪于其颐和路家里开过伪行政院例会后，对罗说：

　　“你这个委员长，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疑是个太子太保。我想给你一件实际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因为那时对汪伪来说，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边疆。罗君强一听汪精卫此言，连忙答应说：

　　“好，我静待先生的命令。”

　　汪精卫虽未说明要给他什么实际工作，而罗君强却已心中有数，知道指的是“清乡”。因为日军要举办“清乡”，这在汪伪政府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罗君强有神经质，而且官瘾很大，他自得了汪精卫的指示后，便认为这个官儿已稳稳地属于他了。于是，罗君强便积极操办起来，邀周学昌每晚到他家里去，起草什么“清乡”督办公署的组织条例与“清乡”计划等，忙个不休。见了熟人，也得意扬扬地自称本督办，姑且先来过这个“督办”的官瘾。罗还封官许愿，预约周学昌做他未来的秘书长。

　　正当罗君强扬扬得意的时候，早已从影佐那里摸到底细的李士群，便抓住周佛海与“公馆派”（指经常出入汪精卫家门的大汉奸）之间的矛盾，向汪精卫进言道：

　　“‘清乡’是我们政权建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活动范围及所有地区，军力将牵涉到所有的和平军，事关重大，大权不宜旁落，人选应慎重考虑。”

　　此外李士群还暗暗走通陈璧君的门路，取得了她的支持。

　　最为重要的是，这“清乡”计划出自日本，要怎么办，由谁去办，作为傀儡的汪精卫是做不了主的。所以汪精卫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清乡”人选罗君强后，就让影佐打了回票。同时，影佐把他们预定的人选名单，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汪精卫，要他发表。

　　这个日军看中的人选，就是李士群！

　　汪精卫无可异议，只得遵办。陈公博、周佛海目瞪口呆，无可如何。这样，汪精卫开给罗君强的支票，没法兑现，变成空头的了。罗君强的“督办”，也成了黄粱美梦。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嘴里的“本督办”了。

　　李士群握有武装特务实力，而且凶狠毒辣，由他负责搞“清乡”，日本人是满意的。

　　2.谋到“清乡委员会”实权

　　李士群在汪伪时期，虽以凶狠毒辣出名，但在抗战以前，毕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统小特务。日方也觉得用他来担负“清乡”重任，资望不够，不足以号召。为使李士群有柄开山斧，有块挡箭牌，同时为显示“清乡”的重要，竟要汪精卫亲自主帅，而由李士群做实际推行者。为此，不仅可以把“清乡”装扮成为汪伪政权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措施，也便于李士群挟“天子”以令诸侯，调动汪伪党、政、军各方面力量一起行动，减少他在推行“清乡”罪恶活动时的阻力。为此，按日本方面提议，1941年3月24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与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由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委员”有陈群、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李圣五、罗君强、杨揆一、鲍文樾、任援道等十多人，都是伪行政院的“部长”和伪军的将领。至于李士群，他除以伪警政部长的身份得为伪清乡委员会委员外，并兼做该会的“秘书长”。而“秘书长”却是“清乡”这项罪恶活动的实际负责者。

　　李士群一上任，就废寝忘食地拟定了关于“清乡”工作的具体计划。计划的大纲大致如下：

　　一、“清乡”工作要取得民众的协助，以期完成。为此，要着眼于保护“清乡”地区内的民众经济，把重点置于争取那里的民心。

　　二、充分发挥特工的作用，在“清乡”工作开始前，弄清“清乡”地区内外的情况。

　　三、充分进行宣传，在“清乡”工作开始前使民众彻底了解“清乡”的目的和方法。

　　四、任命新招募且已经过训练的巡警来维持“清乡”地区的治安，原先部署在“清乡”地区的旧警察经再教育后，分配到下一期的“清乡”地区进行工作。

　　五、为了开展“清乡”工作，对区公所的主要人员，以及从事税务、教育、管理封锁和自卫组织的领导成员等加以教育和训练，事先将“清乡”工作的方式贯彻到基层。对于乡镇公所的官员，要起用当地有名望的人物，但要通过特工严加监视。

　　县政府、区公所的旧官员经再教育后，分配到下一期的“清乡”地区进行工作。

　　六、确立保甲制度，以此作为民众自卫的基础组织。

　　七、关于税收，废除原先的承包制，由办事处直接征税。禁止县和区进行税收，县和区所需经费由办事处支付。以往拖欠的国税和省税均免收。

　　八、为了统一“清乡”工作的进展和便于监督，与“清乡”工作有关的所有机关都要按月按周制订“清乡”工作进度计划表，提交有关方面。

　　九、为揭发官员的恶劣行为，要采取特别措施。但是，官员的薪水要提高，使其生活有足够的保障。

　　十、日本军在“清乡”地区对政治和经济全不干预。特派前往“清乡”地区的军事顾问负责日华之间的联络和纠纷的调停事宜。

　　十一、办事处雇用五名日本人，他们在处理有关财政、教育、封锁、自卫和警察事务的具体工作时，作为秘书长的顾问。

　　在“清乡”工作开始的同时，驻扎在“清乡”地区的日本军经理部的物资采购人员、特务机关的联络官和其他日本官员，停止其业务活动，并撤离该地区。

　　十二、针对集团的“匪贼”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封锁线的设定，从7月1日开始。

　　从1941年4月14日至5月15日，“清乡”委员会连续召开了八次筹备谈话会。参加谈话会的有“清乡委员会”的正副秘书长及各处、室和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伪警政部和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汪伪军事顾问部的晴气、中岛、大西也与会指挥。会议确定“清乡”方针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决定伪清乡委员会权限；伪省政及各伪军、团可由伪清乡委员会命令之；决定伪清乡委员会所属组织机构；划定“清乡”地区，决定第一期“清乡”地区为太仓、昆山等县；讨论“清乡”地区的经济封锁；编造“清乡”预算等。经过一系列会议的策划，5月下旬伪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地址在南京马台街。

　　由于“委员长”是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兼的，因此，伪清乡委员会与伪行政院和伪军事委员会不仅是平行机关，即伪行政院与伪军事委员会所属的各部、会，也都变成“清乡委员会”的隶属机构。所以伪清乡委员会对这些机构的行文，都以“训令”行之。因为它兼具伪行政院与伪军事委员会的双重权力，确有权倾一时之威。难怪周佛海、丁默邨要大叫：

　　“清乡地区愈扩大，‘行政院’的管辖范围愈缩小。”

　　而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工势力，却随着“清乡”的开展，得到了扩展，势力范围由上海、南京，推向整个汪伪政权管辖区，并把它的触角伸向汪伪政权基层的各个角落。

　　“清乡委员会”有四个处、两个室和四个设计委员会。四个处是：管理事务、文书、人事的第一处；管理行政的第二处；执掌军事的（管理保安队和“清乡”警察）第三处；管理社会福利的第四处。两个室是：秘书室、会计室。四个设计委员会是：“地方行政设计委员会”、“经济设计委员会”、“民众运动设计委员会”和“教育设计委员会”。整个机构的总人数在1000人以上。这在当时的汪伪汉奸机构中，职员人数算是最多的。但其组成人员都是从伪行政院与伪军事委员会的各部门借调过来的。

　　李士群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乘机把“76号”和“警政部”的大批亲信安插进来，“副秘书长”也由他的结拜兄弟、汪伪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改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汪曼云兼任，使自己的势力，在“清乡委员会”中占了绝对优势。

　　3.“清”出来的“江苏省主席”

　　汪伪政府的“清乡”，一般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军事“清乡”，这一阶段以日军为主，汪伪国警配合，打着“治安确立是第一着”的幌子，采取梳篦、拉网式的战术，分十几路、几十路向“清乡”区分进合击，妄图一下子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紧接着军事“扫荡”，即在“清乡”区边缘沿河流、道路构筑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在各要口设置“检问所”，并辅之以碉堡、瞭望哨等，断绝“清乡”区内外交通，实施封锁政策，企图用这种办法隔绝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第二步“政治清乡”扫平道路。

　　所谓“政治清乡”，拿汪精卫的话说，就是要“办保安队、办警察、办自卫队、办保甲，使组织坚固，训练纯熟，以便肃清共产党的力量”。

　　于是，汪伪“清乡”区内建立了警察、保安组织，省、专区、县分别设立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和保安大队，还有“清乡委员会”直属的“清乡”警察总队和各地的警察大队，花样繁多。汪伪以这些反动武装为支柱，强行将居民编组保甲，发放“良民证”，并实行连坐，发动告密检举运动，并推行所谓的自首政策，对“清乡”区内与新四军有过联系、有过抗日言行的居民，一律为自新户，限定日期登记自新。凡被视为嫌疑者就送到俘虏营进行感化，整个“清乡”区变成了庞大的集中营。

　　开始“清乡”三个月后，汪伪又拟定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清乡”计划，以指导“清乡”工作顺利进行。

　　至此，汪伪的“清乡”计划日臻完善，“清乡”运动全面展开。

　　1941年6月，“清乡”沿沪宁线展开，“清乡委员会”在苏州十梓街信孚里设立办事处，以就近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李士群自兼处长，汪曼云兼任副处长。下设专员、参议等室和五个组。第一组司政务，组长陈光中；第二组司财政，组长余百鲁；第三组司军事，组长唐明生；第四组司社会福利，组长由汪伪政府社会福利部次长彭年兼；第五组司会计，组长余廷祯。组下各设若干个科，也委派了科长。另外，还设立了党务办事处、民训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宣传总队、“清乡”警察总队。总队下辖各“清乡”大队。这些机构也属“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受李士群直接指挥。而南京的所谓“清乡委员会”的各处、室和“设计委员会”改隶于驻苏办事处，除秘书室酌留若干人员留会办公外，全部调往苏州。南京“清乡委员会”，只剩下12人，专替汪精卫以“委员长”名义批准李士群在江苏进行的“清乡”活动。除此12人外，其余人，在李士群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苏州，“清乡委员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机关。

　　李士群带到苏州的这千余人，给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的权势形成了威胁之势。而这正是李士群有意为之，意欲抢夺江苏地盘，取高冠吾而自代。江苏是汪伪政权所能管辖的几个省市中最富庶的地区，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而苏州又是当时汪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属于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的禁脔。

　　高冠吾，崇明人，保定军校毕业。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贵州督军公署参谋长、左翼军中将参谋长等职。蒋介石政府成立后，任徐州警备司令等职，在国民党内属于胡汉民一派。附汪后，先任伪南京市长，后调任伪江苏省主席。没想到，此时的李士群正对他虎视眈眈呢！

　　伪清乡委员会的有关组织条例，为李士群扩展势力提供了方便。如《清乡地区特别区分署组织条例》规定：“为适应清乡工作，增进行政效率起见，特就清乡地区各县，划定一部分或全部辖区为特别区，设置特别区公署。特别区公署隶属于清乡委员会，并受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之指挥，监督处理全区一切行政事宜。”根据这个条例，“清乡”地区原属省政府的权力，将统统为李士群所掌握的“清乡”机构囊括而去。

　　根据“清乡”规定，伪江苏省政府应把首次划为清乡地区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县的行政、赋税、建设、教育、卫生等权力，交由驻苏办事处接管，并由驻苏办事处另行组织“清乡委员会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1943年5月改为江苏第一“清乡”地区），委由伪江苏省政府警务处长、李士群的亲信张北生兼任“清乡督察专员”。“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下，分设了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特别区公署，委由谢叔、严明、王昆山、沈靖华四个分任伪署长，且都兼任该区的保安大队长、赋税管理所主任、封锁管理所主任等伪职。所谓“清乡督察专员”的职权虽似一般的行政督察专员，实际上要大一些，因为他可以制定单行法规，请准施行。至于特别区公署署长，也无异旧制的县长，可是伪署长的权力比旧县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还兼了那么多职务，当时为一般县的行政制度所没有。

　　驻苏办事处虽然设在一条弄堂里，可是其权力俨然是在伪江苏省政府之外，又一个“江苏省政府”，而气焰过之。不仅如此，按汪伪规定：凡属计划为“清乡”、地区，该地区的行政、赋税及至教育、建设等，不论属中央或地方的，概由原来的行政机构划出，交给“清乡”机构接管，待“清乡”完成后，再拨归原属机构。这样的规定，无异使伪清乡委员会成为伪行政院之外的另一个“行政院”。难怪在实施“清乡”以后，周佛海、丁默邨乃至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等，都叫嚷“清乡愈扩大，‘行政院’的权力愈缩小”了。

　　于驻苏办事处成立的同时，日本第十三军团就在苏州设立“清乡指挥部”，派一名少将主其事。汪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立了出张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他们担负汪伪驻苏办事处与日军“清乡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工作，实际上却按照“清乡指挥部”的旨意，牵着李士群的鼻子跑。导演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梅机关”，也在苏州设立出张所，派有专人与“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取得经常联系。所谓联系也者，亦无非是受其指挥而已。至于各个区公署，则由日军的江苏联络部派有联络官常驻在署。名曰联络，实际还不是同样地牵着伪署长的鼻子跑。所以在日伪时期，不论日军的官儿多小，可对汪伪政权里的大小汉奸来说，都是官大一级的太上皇。

　　这样一来，江苏省的实际权力，大部分到了李士群手中，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差不多已成了挂名“主席”。

　　但是，李士群并不就此满足，感到用“清乡”来蚕食伪江苏省权力的速度太慢，而高冠吾又不肯自动让出“省主席”这个宝座，于是预谋使用阴谋手段来赶走高冠吾。终于蔡洪田案给李士群找到了进攻的借口。

　　蔡洪田，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当时任江苏省伪民政厅厅长，是高冠吾的主要合伙人。李士群到江苏“清乡”，为了挖高冠吾的墙脚，除曾签请汪精卫任命蔡洪田“清乡委员会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外，还拟请蔡兼任伪苏州地区清乡督办专员。而蔡洪田却认为李士群原来在中统内的地位不高，因此有些瞧他不起，不愿受他直接指挥而屈就这个兼职。李士群无奈，只好找张北生，但从此李士群对蔡洪田有些不痛快。

　　恰巧这时伪江苏民政厅科长王春元受蔡洪田的指使，敲诈扬州的伪江都县长潘宏器，要他拿出5万块，否则以撤换相威胁。蔡、王两人以为潘宏器系伪维新政府留下来的旧人员，在汪伪政权中没有后台，且潘宏器在扬州已做了好多年官，腰里早已捞饱，这记竹杠是十拿九稳的。没料到，潘宏器的儿子是陈璧君家里丫头的丈夫。于是，潘的媳妇便向陈璧君哭诉，陈又把这经过告诉汪精卫。汪听了以后大为震怒，认为这不是科长敲诈，而是厅长勒索，因为科长决不敢如此大胆，要不就是县长潘宏器诬告。为了表示汪伪政府是清白廉正的，汪精卫要李士群查办此事。这对李士群攫取伪江苏省主席的职务，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从而达到排挤高冠吾的最终目的。

　　李士群首先将蔡洪田扣留，关押在苏州李士群住的鹤园。接着，便四处放风，说蔡的被扣押是因为伪江苏省政府贪污，把这笔账轻易地转到高冠吾头上。李一面把王春元捕交法院，逼迫高冠吾引咎辞职；另外，又通过他的后台——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向高冠吾施加压力。汪伪政权的傀儡官员都是看日本主子的脸色行事的，晴气出面反对，使得高冠吾再也无法安于其位了。

　　于是，1941年12月18日，汪伪行政院第七十四次会议任命李士群为伪江苏省主席，12月31日第九十二次会议，又任命李士群兼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而高冠吾则调任伪安徽省主席。

　　李士群攫取了伪江苏省主席之职后，立刻对伪江苏省政府大换班，把驻苏办事处的那帮人都安插到伪江苏省政府里，担任要职。张北生以及“清乡委员会”的几个处长，分别担任了伪省财政厅厅长、建设厅长和副保安司令等职。伪江苏省政府的全部新贵，几乎都是驻苏办事处的班底。李士群总算如愿以偿。

　　4.建军办校，春风得意

　　早在1941年5月中旬李士群决定在南京、苏州开办的“反共清乡”训练班，人数1500人。一个月后，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清乡干部人员训练所”，李士群任所长，令伪江苏省政府通知苏南各县，保送县职人员、乡镇长接受训练。这是最早的训练班。此后，赋税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封锁检问人员训练班、军事人员训练班、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特种教育师资训练班、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等，纷纷出笼。

　　举办如此多的训练班的理由是为了“清乡”的需要，实则一是为了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外，主要是奔那200万元的“清乡”经费。因为在当时汪伪政府的支出中，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于是大家见钱眼开，办训练班成为一个最好的借口。当时的“清乡费”与特务费一样是不受审计的，只要列出名目，如开办费、经常费、办公费、津贴费、结束费等，总有油水可捞。

　　随着“清乡”的推进，特别是在就任伪江苏省主席后，李士群已不满足于零打碎敲地搞训练班了。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李士群决定办一所“清乡干部学校”，抢得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多的利益，训练更多的特务骨干。李士群根据自己在江苏“清乡”的经验，深深懂得利用汪精卫这块招牌的重要。为了提高学校的声望，使训练出来的人能合法地往各省市转送，必须抬出汪精卫的招牌。

　　于是，李士群通过日寇向汪精卫提出办校方案，以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的名义举办。由汪精卫任校长，李士群任副校长。

　　不过办这所学校要伪财政部在年度预算里列入一笔开办费与经常费，李士群知道周佛海是不会同意的。好在李士群有了江苏省这块地盘，所谓“有土则有财”，何况江苏是个鱼米之乡，尽可以向老百姓压榨勒索。这样，名义是中央负，费用由伪江苏省政府出，既卖弄了自己的漂亮，也为自己攫取副校长职位创造了条件。同时，钱是伪江苏省政府出的，也使这个学校设在苏州有了根据。校址选在苏州城内慕加花园一个停办的教会女校，筹务处主任傅也文当了教育长，即这所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学生则由伪江苏省政府和各伪清乡机构保送，而且为防止不适合的人进来，对外不公开招生。可实际上军统、中统分子还是混进了不少。

　　最初学生人数大约为五六百人，学习时间定为两年。但到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人数已不满一半。由于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很多人还没有被安排合适的工作，所以第二期学生人数锐减。

　　至于课程，把从前办过的几个训练班的主要课目，都放了进去。即以“清乡法规”一门来说，就搞得学生头昏脑涨了。

　　李士群生前对“清乡干部学校”的学生寄予很大希望：他想把他们作为第五纵队，去扩展政治地盘。谁知这批学生还没有毕业，李士群即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毒死。等到他们毕业，就业成了大问题。各伪省市政府对这些李士群的学生颇多顾及，多敷衍一下，就打发他们走人，曾引起他们的普遍不满，后来这批人基本各谋出路，自奔前程了。

　　李士群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借以拥兵称雄，争权夺利。日军对他既欲重用，又恐尾大不掉，处处欲加限制，防止他势力过于膨胀，加之汪伪内部倾轧甚烈，所以李士群只能搞成一支特务队伍以及“清乡”警察大队、“保安队”等地方武装，始终没有搞到“和平军”的正规番号。

　　早在江南“清乡”以前，李士群就密嘱汪伪特工杭州区区长谢文潮，拉拢驻浙东的“和平军”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自己也曾千方百计拉拢过“和平军”第一方面军的徐朴诚、程万军、龚国梁、熊有衡等部，但仅止于“友好相处”，而无法收编为部属。因此，他决定在苏北“清乡”中实现建军计划。

　　在“清乡”过程中，李士群积极拉拢伪和平救国军的高级将领，动辄馈赠一二万、二三万元，企图控制汪伪的军队，实现军、警、特合流。

　　李士群的具体办法是，一方面，公开利用“清乡地区统一建制”等借口，改编当地伪军、伪警；另一方面，吩咐姜颂平尽力进行。李士群对姜说：“你和李总司令（指驻泰州的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以及颜秀五、丁聚堂、陈才福等几位师长都有过直接联系，又和施师长（即汪伪第七师师长施亚夫，后据了解他是经中共组织同意打入汪伪组织的）是老友，所以你此次成立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首先要去拉拢他们，说明我的打算是把新四军赶出江苏，希望他们通力合作，将来总有出路。”因此，姜颂平在南通分区成立前就先去如皋找了施亚夫，转告了汪、李关于“和平救国”的主张，最后谈到李士群要求合作的意图。施表示愿意合作。姜又请他介绍与伪三十四师师长田铁夫面谈，同样也作了转告。田铁夫也表示拥护“清乡”。后不久，姜又陪施亚夫到苏州和李士群见面，李设盛宴款待施，又吹了一通其“和平反共建国”的谬论和他的计划，施自然也应答一番。但过了没多久，施就把队伍拉到了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反“清乡”斗争。田铁夫部有一部分被编为“清乡”派遣队，但还是由日军直接指挥，李士群的打算还是落了空。

　　对李长江部的联系，姜颂平交给汪伪泰州站站长李乃光去办。李长江表面还算客气，说：“好呀！我们全是姓李，本家，好说！好说！”实际上，李长江哪把李士群放在眼里，连一兵一卒也没给他。

　　南通地区原驻有伪军七师二旅张圣北、季达君、赵伦仪部，以及平潮自卫团张自健、天生港自卫团朱天放等部，他们都和姜颂平有点旧交。听说要“清乡”了，他们怕被改编吃掉，都来找姜。长兴公司（狼山附近江边垦区）地主武装郑长继也通过宗子敬和姜联系，姜当然表示欢迎。但特工组织没有军队编制，姜只能给他们一个外勤警卫中队名义。但他们都是当过团长、旅长的人，庙小佛大，只好派个下属来充中队长，自己弄个专员之类的名义。对此，他们都感到失望。姜报给李士群，他也不能委以“和平救国”师、旅、团那样的番号，最后还是编成“清乡”警察大队，按“清乡”编制受张北生指挥。张对他们和姜颂平联系，早有醋意，再加他自恃有日军宠信，事事秉承日军旨意，不大尊重李士群。李非常气愤，多次表示：“这家伙太没良心。”

　　新四军汤景延部的假投诚，也是先同姜颂平联系的。起初，他带来120余人枪，姜据情转报，上司也只委以汪特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外勤警卫第四中队番号，汤指定朱志清为中队长，他本人也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之后，汤要姜带他去见李士群。见了面，汤当面对李奉承一番，然后说他还有许多带兵弟兄，愿意拉来为李效力。李更加高兴，马上设宴款待，并写了手令要姜转给张北生以苏北“清乡”主任名义，派汤为南通“清乡”地区第五“清乡”警察大队长。汤回南通后，果然从启东海门一带拉来了500多人枪。张北生派员点验整训后，日军命令该部分驻金沙、石港、刘桥一带，以分散其兵力。到1943年9月，汤景延便把部队拉回抗日根据地，同时破坏了当地的一些伪组织，打死了汪特金沙组长翟光耀、南通县伪警察局局长傅来群，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在此之前，李士群的建军梦还没有实现，就一命呜呼了。

　　1.忤逆日本人的旨意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已进行了一年，美军开始反攻。日本侵略者内外交困，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其统治集团为了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决定实行“对华新政策”。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决定“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这就是说，要用独立自主的伪装，来进一步装饰汪伪政权，增加它的欺骗性。同时，设法缓和囊括主义政策在中国人民心中造成的极端恶感，以应付太平洋战争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于是日汪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欺骗活动。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签订了《共同宣言》和《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2月初，日本占领军同意汪伪政权“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禁止悬用五色旗”。3月13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抵达南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还排演了其他一系列“精彩”节目，如移交英、美在租界的产业；停止发行“军用票”，稳定伪中储券的币值；将日本在华特务机关改名为“联络部”；日本华北派遣军公开“劝谕”日军要尊重汪伪政权；等等。

　　很显然，所谓“对华新政策”，就是要粉饰太平，笼络人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势力便越来越不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了。

　　而“对华政策”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加强汪伪政权的统治，更有效地榨取广大沦陷区的物资和人力，将中国内地变为它在决战中的粮仓与武器库。

　　日本侵略者为了获得进行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资，想方设法拉拢上海的大资产阶级。首先，他们交还了部分被“军管”的资本家工厂，还通过伪中央储备银行贷出巨款，收买一些资本家，使他们替日方发展工业。日本著名的“皇室中心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大川周明，还受命从日本到上海，会见一些中国的资本家，要求他们与日汪合作。这些资本家表示，日本占领军庇护李士群、吴四宝这类特务为祸上海，绑架杀害上海资本家，持枪冲击交易市场，使人们实在难以与日汪接近，大川周明回国后，向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汇报这些情况，要求予以重视。东条特派日本驻华总司令部第四科科长过政信处理这个问题。为了安抚上海的大资产阶级，扫除实行“对华政策”的障碍，日本侵略者决定抛弃李士群。

　　这时，日本侵略者要杀李士群，还由于他的特工势力过分膨胀，不再像以前那样俯首帖耳了。李士群不仅反对从小学开始教授日语，也反对日华提携论，要求中日平等。这无疑大大忤逆了日本人的意思。

　　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在与日军争夺沦陷区的战略物资——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上，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李士群忘记了自己的奴才地位，竟敢与主子一争高下，这也是李士群最后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连他的后台晴气也怕他过于引人注目，警告他说：“我们的师团长出入，还没像你这个样子！你该注意点了。”但是，李士群置若罔闻，仍然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他每次外出，汽车前一定有两部武装机器脚踏车为前导，威风凛凛，招摇过市。

　　此后，不利于李士群的情报越来越多地传入日本特务机关。李士群之所以敢如此为所欲为，主要是靠着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的支持。

　　1942年冬，晴气调往华北，李士群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李士群听说晴气要调往华北，就怨声载道地说：

　　“近来‘清乡’工作摩擦太多，我单独一人已无信心将此发展下去。战局前途渺茫，我想就此到东京一带去蛰居一时，养精蓄锐。”

　　晴气听他说了丧气话，便激励李士群道：

　　“我已经完全拜托了影佐先生，希望你振作，完成‘清乡’工作，实现救国夙愿。”

　　晴气前往北京，李士群一直送到了飞机场，一直不想离开，李士群说：

　　“如果华北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干的话，请马上叫我，我会放下一切立刻就去的，请务必叫我一下。”

　　同年6月，继影佐祯昭，柴山中将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他对李士群极为不满，认为李士群的权力太大，又不肯完全听从日本方面的指挥，必须把他除掉。

　　第二年的7月，李士群给北京的晴气庆胤寄了一封信：

　　“一切都陷入僵局。周佛海正在暗中活动，企图把我从江苏省撵走。失去了江苏省，我就难以供养部下。但是，如果我离开中国，周佛海也不至于对我的部下见死不救吧。我为了自己，也为了部下，希望能暂时流亡到日本，你看怎么样？”

　　晴气庆胤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李士群毕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对李士群还是有感情的。

　　1943年8月，柴山亲往北京拜访晴气，商谈关于处置李士群的事。柴山向晴气讲：

　　“李士群非常蛮横和固执，这使我极其为难。我以为若不是有其他原因，那么他的精神定会有问题。你看，他事事与周佛海顶撞，扰乱南京政府，使政治局势不稳定，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好呢？”

　　晴气回答说：

　　“关于南京的情况，我大体也比较了解。李士群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全怪我领导无能。给你添了麻烦。但是，阁下要我做些什么呢？”

　　柴山说：

　　“李士群之所以能够发展势力，也是因为他掌握着江苏省的大权。如果失去了财力，他也会收敛起来。要解救汪精卫政府的财政困难，江苏省的主席就不应该由李士群担任。我作了种种说服工作，他怎么也不同意辞职，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晴气明白柴山是想取得他的支持，可他也知道李士群是不可能答应失去伪江苏省主席一职，于是故意将了柴山一军：

　　“那就顺便让他也辞去特工总部的职务，不就行了？”

　　柴山不同意，说：

　　“这可不行。李士群也是建国的功臣，不能下此毒手。而且，特工的责任今后将越来越大。因此，唯有特工总部，无论如何也要李士群继续干下去。”

　　晴气不置可否。要一下子搞垮李士群，晴气从心理上还不能接受。

　　这次会商，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日本主子要抛弃李士群的大势，却是再也不可挽回的了。

　　2.周佛海投靠军统

　　李士群等人一直想要拉拢更多有威望的人来为自己服务，除了策反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外，许多中立分子也在他们希望拉拢的名单中。刚巧近日传出“唐生明不满大后方艰苦生活要到上海住家”的消息。而上海著名的“白相人”潘三省也在自己的几家赌场里大谈自己要接兄弟唐生明来上海玩。这让李士群一派又蠢蠢欲动。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四弟，他英俊潇洒，精明干练，善于交际，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朋友，称得上是当时打太极打得最好的政治人物。他先后做过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学生，与陈赓友情甚笃，和戴笠也是打成一片。他还和汪精卫很熟悉，他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与汪一直是政治盟友，唐生明多次参加他俩策动的反蒋活动。在当时他是非常著名的“花花公子”。在收到潘三省送来的为唐生明接风的宴会请帖后，李士群当即就决定要好好会一会这个著名的人物。

　　宴会上，唐生明施展开玩太极的手段，和李士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第二天，李士群就以“还席”的名义请唐生明吃饭。宴会上他旁敲侧击，唐生明一口咬定自己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只说自己到上海只是来住家的。李士群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整天抽出时间陪唐生明吃喝玩乐。他想尽办法来套唐生明的话，还想把唐生明灌醉了套出真话。唐生明将计就计，假装醉酒，语无伦次，尽说假话，李士群奸计再次落空。

　　李士群仍不放弃。不久，他趁和唐生明独处之机对唐生明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不过希望你能和我成为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我。”唐生明看出他在耍诈，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故意装作听不懂，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了。

　　就这样过了四五天，李士群仍然搞不清唐生明此行真实目的，汪精卫便亲自出马了。他让李士群转告唐生明，叫唐生明到南京去见他。唐生明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不愿意去，还故意摆明自己的态度，自己是来住家的，不想再介入政治，见汪精卫不大方便。李士群好说歹说，劝了两天，唐生明才答应去见见“老朋友”。

　　第二天汪精卫就下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汪精卫也曾做过黄埔军校党代表，他端出老师的架子，亲切回顾了他与唐生智、唐生明的亲密友谊。李士群见汪精卫一口一个“季澧”，一口一个“孟潇”，对唐生明愈发殷勤。

　　叙完“亲密友谊”之后，汪精卫又开始劝唐生明出任伪职。唐生明坚持“住家”的想法。汪精卫便没有继续谈下去，叫他在上海好好休息，以后再作商议。他打电话给周佛海，叫周在上海为唐生明准备房子，还送给唐生明一辆新式轿车。

　　晚上吃饭，汪精卫多饮了几杯，带着几分笑意来到唐生明面前，说：“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关系好得很，你是来杀我的吧？”

　　唐生明一听这话，有些紧张，慌不择言：“杀鸡焉用牛刀！我是个不怕死的人，我把全家都带过来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看到气氛僵了，李士群站出来帮他打圆场。他说：“唐生明的情况我已经了解清楚了，唐生明决不会是那种人，更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冷笑一声说：“我是跟戴笠很要好，但是我绝对不会加入军统，也绝不会为他工作。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做什么特务。”汪精卫这才恢复正常，笑着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暗算我，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连忙说：“那还用说！”

　　一场突起的风波，就在这笑声和干杯声中过去了。临走时，汪精卫紧紧握住唐生明的手，叫他以后常来和他谈谈，他随时欢迎。

　　但是实际上，当唐生明回到住处时已经是浑身汗湿。因为他此次就是在戴笠绵里藏针的威逼利诱下，才答应来做策反汪派分子的工作。一直以来，他跟各方面关系都不错，就是不想要被一方拉拢，破坏了自己的“中立”位置，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卷入旋涡。可是戴笠这一招，就是逼自己就范。为了自保，他给戴笠发去消息，要他想办法证明自己已经和重庆方面脱离关系。

　　为了让汪伪对唐生明真正放心，重庆政府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名义，从10月10日起，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连续10天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启事内容是：“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突然离湘，潜走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委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国民党也明令发表对唐生明的“通缉令”，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声明和“通缉令”进一步清除了汪伪大小汉奸对他的怀疑。

　　在这个时期，唐生明和周佛海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周佛海原本是共产党，1924年脱党加入国民党。他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官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随着大家对唐生明的怀疑减轻，他在汪精卫面前越来越吃香，周佛海自然也是主动示好，经常约他一起吃饭闲聊。唐生明发现周佛海时常很苦恼，因为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周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唐生明见此情况，便秘密发报给戴笠，建议拉周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他的家人入手。戴笠随即派人在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把他们软禁在贵州息烽。

　　1941年夏，周佛海接到了湖南亲友来信，得知家人被捕，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感到很难过。消息传出后，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周佛海明知是戴笠干的，故意说：“我不相信这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他们不久便可脱险。”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愿意公开与重庆方面为敌，他还对重庆政府抱有很大希望。

　　唐生明时常跑去安慰他，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周的老婆杨淑惠也告诉他，周很孝顺他母亲，现在着急得很，可是没有办法，很苦闷。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周反正。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医治无效。周母去世后，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戴笠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周，周十分感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重庆政府。

　　唐生明拉拢的大小汉奸不止周佛海一人。他还拉拢了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道援等人，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经其手“反正”的小汉奸更是不计其数。汪派分子分崩离析，渐渐走向了末路。而李士群的死，更是给了亲日派致命的一击。

　　3.牛肉饼夺人性命

　　李士群由于权势膨胀，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日本主子俯首帖耳，甚至争夺日军在沦陷区的战略物资——粮食和棉花，这引起日方极大不满。1942年，周佛海、丁默邨等汉奸头目为了留条后路，先后与重庆联系，请求自首，重庆方面则以剪除李士群为条件，考察他们的诚意。而这正中周佛海的下怀，于是以周佛海为首，组成了暗杀李士群的组织。

　　唐生明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日寇与他的矛盾去杀他。这样后遗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重庆方面和已经“归顺”重庆的大汉奸头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鸡儆猴，让死心塌地跟着日本鬼子干的汉奸看到走狗的下场。以后再拉他们就方便了。周佛海跟唐生明一拍即合，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去干掉李士群。

　　周佛海的副手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与冈村关系很好。冈村一直对李士群很不满，认为他野心勃勃，对宪兵队不敬。这天熊剑东又装作无意地对冈村说：“前两天李士群又在跟人说你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能耐。这个人一贯飞扬跋扈，我看了他就不舒服。”

　　冈村一听这话，立刻跳起来，拔起军刀骂道：“八格牙鲁，老子找他拼命，让他看看跟老子作对是什么下场！”

　　熊剑东连忙拦住他：“冈村先生你可千万要忍耐。李士群负责汪伪特工组织多年，日军总部很信任他。和他作对，你会受处分的。你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熊剑东越这样说，冈村越冒火，他说：“可恶，我非要让他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什么下场！”

　　熊剑东这时才说：“冈村先生，你如果这么莽撞地杀了他，日本方面一定会责备你。不如找一种发作慢，又可靠的毒品，下在他的饭菜里。不但能够解决你的心头大患，还能帮你洗清嫌疑。你看怎么样？”

　　头脑简单的冈村大喜，连声说好，又问熊剑东：“你说的这种毒药哪里有？”

　　熊剑东立刻回答：“我明天就替您弄来。”

　　李士群接到冈村请吃饭的邀请，心里就知道不好。但他又不敢公然得罪日本宪兵队的头子，只好硬着头皮赴约。临行前，他跟翻译约定好不吃冈村家的东西，连烟都抽自己的，还派几个保镖在附近等候，一超过约定时间没有看到暗号，就冲进去救他。

　　李士群步履局促地走进冈村的房间，却看见冈村和熊剑东都是一副笑脸盈盈的模样。冈村主动跟李士群握手说：“李先生，过去的一切都是误会，我向你道歉。”

　　李士群感到惊讶，又听熊剑东说：“冈村先生听到李先生的一些事迹，心生敬佩，想要冰释前嫌，希望李先生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

　　李士群久在政坛混，他自然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顺着台阶下。他说：“不敢不敢，我以后还要仰仗冈村先生和你的宪兵队呢。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熊剑东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说来，倒真有点麻烦呢。冈村先生的宪兵队需要新招一些人手，这个经费上有所不足。”

　　李士群一听放心了下来，他以为是冈村有事相求，才假装演了这出戏。于是他也就说：“这个包在我身上，明天我派人送两万元经费来，不够的话，你们再跟我说。”

　　话一说开，现场的气氛就融洽了起来。李士群逐渐解除了戒心，把身上的枪也卸下来。但是他还是很注意，凡属同一容器中取出的食品饮料，供四人共同食用的食品，他才品尝，否则，他总是借故婉谢，不饮不食。

　　就在这时，冈村婀娜多姿的妻子端上了最后一道主菜，这是一碟牛肉饼，为了保持牛肉饼的热度和香味，连同平底锅一起端了出来，放在旁边的矮桌上。然后将碟子送到李士群面前，请李品尝。

　　李见只有一碟，不放心，不动声色地把饼推到冈村面前说：“这里您最尊贵，理应您先请用餐。”

　　冈村忙说：“使不得，你到我家里来，你是客人，是最尊贵的。应当由你先享用。”

　　两人正在推辞，日本女人又用盘子端来三碟，分别放在其他人面前。冈村解释道：“我们日本人以单数为尊，所以菜也分成一、三之数，分两次上桌。”

　　李士群本来就知道这一风俗，再看三个人都狼吞虎咽吃了起来，自己再推辞，总显得太有疑心。他便拿起筷子吃了一小口，未觉得异样。吃了三分之一后，就推说饱了。

　　李士群稍坐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冈村这个时候突然聪明了，就拿出几件很有争议的问题来讨论，拖延到半夜。李到家后立即洗胃灌肠，但是没有什么不适。第二天正巧徐来也去苏州，在车厢里遇到他。他多次请徐来到他的包厢里休息，仍然有说有笑。但是当晚，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周身大量出汗，连续发高烧。当医生请来时，血管已硬化，连针头也无法插入。

　　原来李士群的那碟牛肉饼中下的毒，是日本军方新研制的阿米巴菌。这阿米巴菌是以患霍乱的老鼠拉出来的屎培养出来的细菌，只要吃进一个，一分钟就繁殖一倍，在繁殖期间没有任何特征和感觉，直到36个小时后，培植已经到达一个饱和点，便突然爆发，症状是上吐下泻，完全是一种霍乱症状。到了这个地步，便是无医可救。因为细菌在人体内破坏白血球，使人体内部的水分，通过排泄损失殆尽，所以死后的尸体往往缩小得会像猴子那般大小。

　　作恶多端的李士群最后就以惨不忍睹的形状告别人世。死前除了叶吉卿，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看他。9月9日下午5时，李士群终于毙命。

　　4.一命呜呼闹纷纷

　　这时，苏州城里传说日本人杀死了他们自己忠实走狗的消息，已是家喻户晓了。日本宪兵队也听到了这些传闻，生怕引起其他不良反应，于是，由日军驻苏的宪兵队队长又表演了一出狰狞毕露的“城下之盟”。

　　在李士群下葬不久，有一个晚上，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派几个宪兵，通知“76号”在苏州的几个特务头子，如傅也文、胡均衡等，以及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局长，到李家开会，见人到齐了，队长叫宪兵把住了李家的大门，不准人出，也不准人进，把这些人连同叶吉卿，一起聚集在大厅里，然后他说：

　　“对李先生的死，我们都是非常哀痛的，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你们竟在李死后放出一个恶毒的谣言，说李士群之死，是我们日本宪兵毒死的，这绝对是造谣。我们日本宪兵队是代表日本天皇执行宪兵任务的，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的谣言，不仅是对我们日本宪兵的最大诬蔑，也是对我们大日本天皇的不敬，这是不能容忍的！现在，经过我们宪兵的调查，已经得到两个线索，杀害李士群的人就是你（他手指叶吉卿）和储麟荪。”

　　屋子里一片寂静，人们将目光“刷”地一下子集中在叶吉卿身上。叶吉卿先是一惊，然后呜呜地哭着说：“这是你瞎说。”

　　日本宪兵队长毫不含糊，继续讲下去：

　　“据我的宪兵调查，你和储通奸有日，因怕李士群发现，丢了性命，就串通一气，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把他给毒死了。”

　　叶吉卿像是当众被人扒光了一样，羞得满面通红，真恨不能找个缝儿钻进去，省得在这里受这份罪。她恨日本人无情，把丈夫害死，反而恶人先告状，她恨自己不检点，明知凶手所在，却不敢深究。她真是百感交集，都汇成了泪水流了出来。

　　一看制服了叶吉卿，日本宪兵队长也不再深究下去，又谈起了第二条线索。他说，他们怀疑吴四宝的老婆余爱珍可能是杀人凶手。他的话让在座的想起来去年吴四宝之死。吴四宝是被李士群下毒杀死的，当时的毒是从日本人那里拿来的，李是迫于日本人逼使，才对吴下手的，而如今日本人又毒死了李士群，真有点冥冥之中一报还一报的报应。日本宪兵队长歪曲为吴四宝老婆的报复，一方面挑拨离间，另一方面也有转移视线之含义。因此在座的人，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日本宪兵队长见状，继续趁热打铁地对众人说：

　　“假使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的谣言不止的话，我们就要拿这两条线索来辟谣，我们先把你这三个人逮捕起来，进行侦查，以期事实大白于天下。”

　　他顿了一顿，说：

　　“不过这样一来，不仅李士群与你们三人大现其丑，对南京政府的面子上，也不好看。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先生确实是因病而死，日本宪兵队也不愿将此事扩大，但是前提就是要停止对我们的诬蔑，同时，要写下书面结论：李先生确是因病死亡，别无他故，要大家签字。我们和李先生生前也是好友，在他死后，为了顾全他的名字，对他家属的错误，也可以原谅。”

　　一提到签字，这些日本人的奴才，都像鼠儿遇见猫儿，骨头都吓软了，一个比一个快地拿起了笔，仿佛怕慢了要挨弹子儿似的。叶吉卿虽然不甘心，但既有把柄在人家手中，她又如何能不低头？因此在那张纸上签了字。

　　随着李士群的一命呜呼，他身后的事和他的继承人之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士群死时年仅38岁，在这个年纪，不会有人去想下一任接班人的问题。谁知飞来横祸，李士群头上的显赫的头衔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伪调查统计部长、伪特工总部主任，一时成了人们望眼欲穿的东西了。特别是伪特工总部主任这个实权，一开始就有人在盯着不放。

　　李士群生前自居老大，其他头头在他手下，几乎是一字并肩，所以李士群一死，“76号”这个根本基础，成了谁都好做，谁也没资格做的局面。

　　在一些跃跃欲试的人当中，“76号”特工部主任办公室书记兼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就职务关系而论，似乎更具资格继承李士群衣钵。他在灵前召开了一次继位大会，要求选出继任者。参加会议的有万里浪、杨杰、胡均鹤、夏仲明、黄敬斋等以及叶吉卿。这些特务头子，各怀鬼胎，只希望别人提自己的名，而不愿意推举别人。最后，他们一致看好了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让他一人兼三职。因为陈与李士群是生前好友，为人忠厚，使这些特务觉得可以利用他做自己的事。陈春圃知道这个泥坑的深浅，向汪曼云表示力辞。

　　傅也文一看，第一炮没点着，非常心急，情急之下想起了李士群的未亡人叶吉卿。叶吉卿实际上一直是“76号”的半个当家人，从人事任命，到财政收支，无所不涉于其间，见有人提她，遂欣然表示从命，别人看在李士群的份上，也都接受下来。但她只能作为伪特工总部主任的候选人，其他各职，因这群草包中无人胜任，只好忍痛割爱，拱手送人了。

　　灵前会议后，一些人开始反悔当初的决定。于是以傅也文一伙，上京请求汪精卫准予通过。而以万里浪为首的一伙，也面见汪精卫，表示决不同意。

　　汪精卫本来就不能主持任何一方的事儿，无论是汉奸，还是日本人。“76号”是日本人的恩赐物，它的归属，当然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梅机关”见上来的名单中又是与李士群有关的人，非常来气，恨这群奴才不长眉眼，像刚丢的一个包袱又被人捡回来一样，很是厌恶，于是坚决反对。

　　最后，由最高军事顾问松井出面，对“76号”进行了全面改组：撤销伪军事委员会调查局，改为“政治部”，以“参谋次长”亲日派的台湾人黄自强为“部长”。下设“政治保卫局”，以代替特工总部，以万里浪为“局长”。“保卫局”分为第一局和第二局，在这两局下设众多分局，组织相当复杂。从此汪伪特务明显地分成了两派。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政府主席与伪行政院长，苦于自己没实力，不能抵制周佛海的攻势，遂对特工加以利用，撤销“政治部”改为“政治保卫总监部”，自兼“总监”，以丁默邨、周学昌为“副总监”。丁默邨得以重新归队，不能不说是从李士群死的上面得到的好处。后来“第一局”迁往杭州，上海“76号”又变成了“第一局”的上海“分局”，局长罗梦芗、林焕之，都是老牌军统特务，从此“76号”成为汪伪的军统特务的地盘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6号”连同其他的特务机构，被一起扫入历史的垃圾中去了。李士群和李士群“王朝”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