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巨枭 徐恩曾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浙江吴兴人。曾留学美国学习无线电技术，回国任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28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1931年兼任了该部调查科科长，至此便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生涯。1935年，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成立，徐恩曾任该局第一处处长，戴笠任第二处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徐任副局长，掌握中统的实权。因为势力不断扩张，犯下数额巨大的走私案，被戴笠告发后下台，从此一蹶不振。后去台湾经商发财，去世时享年87岁。

　　徐恩曾文质彬彬，相貌周正，气质文雅。他的外表看起来学者气质更重。但是蒋介石麾下就是隐藏着一大批以学者身份打掩护的特务。论功劳，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还是非常专业的电报学家。如果他能专心学问，不问仕途，也会有很大的成就。但就是一种强烈的野心和自以为是的聪明，把他推上了特务头子的死亡王座。

　　徐恩曾很聪明，但他的聪明中多了点贪。对于财色的欲望让他不能冷静地思考是非对错，不能分辨善恶美丑，而一味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他的聪明中多了点狠。人之初本存的善念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为了得到“蒋委员长”器重，为了博得更多的掌声和更高的职位，他的屠刀毫不留情地伸向人民和共产党员，让大半片中国陷入白色恐怖的气氛中。

　　他的聪明多了点愣。因为两只眼睛紧紧盯着钱和权，所以他已经忽视了自身的处境，忘了自己正走在摇摇晃晃的独木桥上。这种不加提防的粗心使得戴笠等人有机可乘，把他赶下了中统局长的宝座。

　　他的聪明中多了点油。见风使舵，专找粗的大腿抱。这种朝三暮四的做法让一度是他后台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都寒了心。失掉了双陈的保护伞，徐恩曾就像是风雨中飘摇的浮萍，命运的手一按就折断了。

　　和戴笠同样都属猴的徐恩曾，也和戴笠有着同样的精明狡猾和竞争意识。而徐恩曾更多一些学问，也更多一些自我的优越感。但也许就是这一点多余的优越感让聪明变了味。馊掉的聪明就成了权力斗争中赖以解渴的毒酒，最终让徐恩曾在戴笠的诱导下，引火自焚。

　　1.欧风美雨使风流

　　徐恩曾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家庭中，父亲早亡，所以常受到叔叔，即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的照顾。徐恩曾兄弟三人都于南洋公学毕业（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因为徐恩曾的心机作风都酷似徐新六，于是受到特殊照顾，被送到美国自费“镀金”。

　　初到美国，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令徐恩曾惊慕不已，他先是自卑，不过很快就融入到这个“崭新”的社会里去了。他先是在西屋工厂实习，继而进卡耐奇工学院读工厂管理专业，以他的聪明颖悟，三年内他逐渐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工厂管理与电机专业方面的知识，他掌握的无线电技术更是堪称世界一流。

　　那时候，徐恩曾满脑子都是实业梦，他买了一本《美国实业建国名人传》，一有空就拿出来读，书中那些垄断资本家的发迹史深深打动了他那颗充满了欲望，渴望成功的心，他把这些世界大亨们当作毕生追求的偶像——回国后，他把这本书随身带着，还特地叫人翻译成中文，乐颠颠地逢人就宣扬一番。

　　留洋三年，如果说美国先进的技术一时间武装了徐恩曾的头脑的话，那么，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影响则是一生的。

　　美国生活方式对徐恩曾的影响如影随形细细密密地渗透到日后他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凡与同学或懂英语的人讲话，他必是满口的外语——他的英语非常流畅，他常常引此为豪；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处处都刻意模仿美国的样儿；饮食方面爱吃牛尾汤、麦片粥、火腿蛋之类，回国以后乃至做了特务头子后，他家里请客，大都是西餐，还派人专程从上海请来西厨，特地置办了全套漂亮的西式餐具；衣着方面除了冬季偶尔着长袍外，多以西装为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约上几个心腹亲信或至交好友到野外举行“匹克涅克”（PICNIC即野餐）。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中统特务还不会跳舞，他却时常在家中举行私人舞会，开留声机，彻夜狂欢。至于美国人爱游泳、打猎、打网球、养猎狗等等，他也都一一效仿，甚至在勾引女人方面，他也是追求西方“新潮”的纵欲主义。在公开场合，只要一有机会，他总会不遗余力地颂扬美国人的文明，宣传美国的社会制度，在讲到国家领导人时，他总要由衷地颂扬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番。若讲到现代工科，他会把大拇指一挑！“WIT（即麻省理工学院）is
　　great!”然后就一二三四五地论述麻省理工学院造就的人才是如何如何优秀等等。他甚至由衷地产生一种“洋奴”的心态，有时与人谈到中国的前途、命运，他不无激愤地说：“咱们中国应该交给美国人统治一段时期，至少是50年吧，然后再交到我们自己人手里，中国面貌就会为之一改，这当是最快捷、最伟大的救国强国之策也！”

　　除了“唯美国主义”植入到了他的头脑深处以外，徐恩曾在美国的另一大“收获”，是参加了一个叫“健社”的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结识了该组织的领导陈立夫、曾养甫等人。算起来陈立夫与徐恩曾还沾亲带故呢，俩人算家谱原是表亲，陈立夫也是浙江吴兴人，比徐恩曾小几岁，与徐差不多同时留美。同乡“同学”又沾亲，两人关系就有点儿非同一般了，见面打招呼，彼此称兄道弟，“可均兄”，“立弟”，好不亲热。这陈立夫可是对徐恩曾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中统巨枭徐恩曾日后的立足中统“逐鹿中原”、“飞黄腾达”；没有他，就没有日后为害中共的特务头子。不过当时徐恩曾还没有意识到陈立夫其人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那时是一脑子的实业梦、大亨梦，他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着工业与科技救国之策”。

　　2.初出茅庐办电台

　　1925年，徐恩曾从美国学成归来，怀着满腔的抱负，一肚子的“先进知识”，发誓要在广阔天地中一展身手。

　　但是两三年后，机会才终于到来。当时国民党政府出于宣传国民革命的需要，准备在南方自己的地盘内筹建一座广播电台。陈果夫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从“财政大臣”宋子文那里讨要了4万元大洋，一方面在广州筹备无线电学校，一方面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制造厂，同时紧锣密鼓地筹建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这时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在闭塞落后的中国，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徐恩曾这位一流的无线电专家被网罗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27年4月，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打听到徐恩曾的“腹中才华”，并且得知徐竟是他老家吴兴南浔镇的近邻双林人，立即大生好感。于是，经陈果夫、张静江、李范一等要人共同援引、提名，国民党中央第95次常委会批准，徐恩曾终于从上海自来水厂“跳槽”，成为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三名干事之一，他还同时兼任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的营业科长。其间由李范一援引，他还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在南京筹建交通技术学校的工作。从此与上层社会有了直接的接触，“天阙”微开，“圣颜”得见，全新的世界向他招手。

　　1928年春，国民党政府委托李范一向美国开洛公司订了一台500瓦的播音机，并选定台址为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开始了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的施工，并于当年7月着手装机。为赶在8月1日开播，徐恩曾与全体施工人员整日都扑在工地上，日夜兼程，终于按期竣工。7月中旬，国民党中常会第155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确认通过，定台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在筹建广播电台的过程中，陈果夫亲眼看到徐恩曾那种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与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甚是欣赏。于是经其提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正式委任徐恩曾为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任电台主任。

　　这年8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隆重举行，蒋介石率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亲自前来揭幕剪彩。徐恩曾这个电台主任忙得屁颠屁颠的，满脸堆笑，亢奋至极，一生中第一次成了重要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何况见识了这么多“达官贵人”，他管不住自己不乐不笑。他的先进玩意儿，也着实令那些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党国”要人们惊叹了一番，那天中央党部后院的铁塔周围、机房内外，都挤满了要看西洋景的要人，南京市内能够拥有收音机的阔人们也纷纷打开旋钮，等待收听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盛况。徐恩曾，作为一个这“摩登”事物的创造者、这一旋涡中心的干将，那份风光真是难以描述。

　　这期间有朋友劝他，说你现在可谓学有所成、专业对口，又当上了首任电台主任，可谓名、利皆收，起点够高的了，你就认认真真地干下去吧！徐恩曾从鼻子里“哼”了一下，心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想我徐恩曾学贯中西、聪明练达，怎可久居一冷位，能久居人下？看看同时留美的一批同学，个个都混得人模人样，陈立夫当上了中央党部秘书处长，俨然已是“党国”要人，那昔日称兄道弟的曾养甫、叶秀峰、吴大钧等等，也都纷纷奔仕途而去，还都做出了名堂，自己区区一中央电台主任，岂能慰平生志向！

　　他认真分析了当时中国权贵的出生地域分布状况，不禁喜上眉梢，原来“党国”要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自己的老家吴兴县人，且看：自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以来，吴兴籍的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先后位居党内高官。蒋介石在南京开府以后，“吴兴现象”更是引人注目，且不说“党国”元老张静江、戴季陶，便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已自成一体，成为须仰望才可及的“党国”新贵，而朱家骅、潘公展等人的加盟，更使“吴兴帮”声势大振……自己同为吴兴人，从“吴兴集团”中分得一杯羹当为顺理成章之事，更何况自己与陈氏兄弟又沾亲带故，“果兄”、“立弟”若助自己一臂之力，何愁功名不就乎！他越想越兴奋，时时掐指细算，觉得自己真是占全了天时、地利、人和，若不“出山”真要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了。

　　论天时，当时正值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各方面正是用人之际，徐恩曾自诩像自己这样的“海归”人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寻；论地利，自己偏偏出生在许多达官显贵诞生之地吴兴宝地，看来那方水土有灵气儿，群豪之中当有徐某人；至于人和，徐恩曾与陈家兄弟之表亲关系，外人岂可比及！这简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好运当来，挡也挡不住也……至于什么电机专业、科技救国，先一边儿去吧，以后作为业余爱好也就是了，人生短短几个秋，只争朝夕奔上游吧。

　　3.急功近利攀权贵

　　中央广播电台建立之后，徐恩曾一方面为充分扩大这“党国喉舌”的功能而努力奋斗。但是不久，当他看到同时留美的一批同学，如陈立夫、曾养甫、叶秀峰等人都纷纷奔上仕途，还做出了一番名堂，自认为学贯中西，聪明练达，岂能久居人下？就这样，“实业救国梦”像泡沫一般破灭了，他只想一门心思地当官、当官，唯有当官，才有无尽的风光。

　　自徐恩曾打定主意要到官场上“潇洒走一回”后，他就用尽心机去讨好巴结陈氏兄弟。不管是在电台门口还是路上遇到“果兄”、“立弟”，总会巴巴地跑向前去，点头哈腰地帮他们打开车门。打听到他们想吃什么时令瓜果、菜蔬、海鲜、飞禽，也会想尽办法买去孝敬。陈氏兄弟最初不知道“可均弟”怎么如此客气，直到有天，徐恩曾找到二人，直截了当地表白心胸，两人才恍然大悟。

　　徐恩曾说：“真人面前不打诳语。果兄，我希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希望两位兄弟予以提携。”

　　陈果夫放声大笑：“你放着逍遥自在的好日子不过，怎么也想到官场上趟浑水了？我看你呀是一时头脑发热，过一阵子就不会这么想了！”

　　徐恩曾急了，他本来就不擅言辞，白净的面孔一下红了起来，急切而认真地说：“果兄，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还请您……”

　　“好了，好了，可均弟我看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并非愚兄不想帮你，我是为你考虑才这样说的。人凡没做过官的，都觉得做官好，有权有势，八面威风，风光无限，其实做上官以后，你就会发现当官不过是个苦差事，你得先学会做奴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生怕因某件不经意的小事得罪了顶头上司。人言世态炎凉，官场更是如此，翻云覆雨朝夕事！可均弟学贯中西，掌握着当今时代的先进技术，有如此的真才实学，我看在国家电台这把交椅上做个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专家，既有金饭碗，又可在技术上有长足发展，更能保持人格的完善，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徐恩曾见陈果夫并无帮助之意，当即急出一身冷汗，只恨自己再无靠山可寻，口才也不好，这可怎么办呢？他用恳求的目光看了看旁边一直一言未发的“立弟”，希望他能替自己美言两句。

　　陈立夫先清了一下嗓子，不急不慢地说：“我看可均兄的选择可以考虑。大哥你想，自辛亥革命以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眼下中国，更是外有洋人欺凌，中有北洋军阀作乱，下有各省的土皇帝，个个裂土分疆，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把整个国家弄得七零八落，国人哪有宁日？如此乱世，岂有知识分子栖身之所，更遑论搞工业，搞科技，一展所长了。”他接着比喻说，政治好比是皮，科技也只不过是毛，如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为今之计，只有先走从政之路，待把国家治理好了，再还俗科技，发展无线电专业，以图科技救国。可均兄破戒出山从政，我看确是明智之举呢！”

　　陈果夫考虑了一下，觉得也不无道理，经过陈立夫建议，陈果夫就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长之职授予了徐恩曾，这是1928年的事了，那一年徐恩曾正好进入了30岁的而立之年。与此同时在陈氏兄弟的介绍下他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当时，中央党部实行的是处、科、股三级架构，徐恩曾这个科长算得上是中央党部的中层官僚了。不过总务科管的都是些杂七杂八、鸡零狗碎的事，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撒，做的都是伺候人的活儿。总务科长的职位，也就相当于中央党部的一个生活总管吧。一个奴才式的“管家”位置，徐恩曾做起来还乐颠颠的。他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新知识用到中央党部总务工作中来，干得还挺出色。一年多时间里，他着实干了几件令陈氏兄弟刮目相看的事。

　　一是建立了严格有序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使原来比较零乱的文书档案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利用他在南洋公学即已掌握的电机知识，为中央党部新安装了一部电话总机，使各部、科对内对外的电话联络更为方便、快捷，工作效率又提高了一大块；三是利用他在无线电方面的专业知识，亲自为中央党部设计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使保密功能大大增强；四是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厉行节约、开支合理”。有时候经费紧张，徐恩曾甚至不惜主动放血，自掏腰包补贴，这在当时官场上可是少见。徐恩曾的这一系列努力，得到了陈氏兄弟的充分好感和信任。

　　一次徐恩曾又提着礼品拜见陈氏兄弟，寒暄一通后，郑重其事地向“果兄”、“立兄”请教一些官场上的事情，陈立夫不禁一愣：“可均兄该不是糊涂了吧，怎么改口称小弟为兄长了？”

　　“虽说我较您长几岁，但您为官已久，这里面的学问比我丰富得多。应该说您是老师，我只是个小学生。古人云：‘朝廷以爱为尊，又道是亲不敌贵，请受上礼。’因此恭称您为兄是理所当然的，立兄就不必谦虚了！”陈果夫在旁边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徐恩曾走之后，陈果夫对弟弟细细道来：“可均其人，人斯斯文文，风度不凡。说话轻声细语，做事踏实卖力，表面上看确是个胸无城府的白面书生样的人物。其实不然，从细微之处观之，他却是个外秀内恶、城府很深的人。就说他改口称你为兄这件事吧，我看就颇藏心机。”

　　他接着说，可均聪明机警，好学肯钻，接受新事物快，若从事工业技术，当是块难得的材料。可是他心不在此，官欲太盛，这样的人或可成为旷世良臣，或可沦为一代奸雄，全看他的内在定性和外围环境了，这是我所以劝他不入仕途之故也。不过，若将他用置于特工上，我看倒是扬其所长，他为中央党部设的密电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料他若搞特工，今后的成就当不在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诸人之下……”陈立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可以说徐恩曾在陈氏兄弟面前已经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不久之后，徐恩曾就开始为成为一个特工头子铺路。

　　4.艰难创业志革新

　　机缘凑巧，1929年底，调查科长叶秀峰因某一件事与陈立夫意见相左，做了甩手大掌柜的，“撂挑子”不干了。他留下的烂摊子急需有人担当起来，陈立夫就想起了徐恩曾，让他过来试一试，一来趁机看看徐恩曾到底能吃几碗干饭，是不是这块料；二来也缓解一下与叶秀峰的矛盾，让叶坐两天冷板凳，杀一杀他的威风。就这样，徐恩曾以总务科长之职兼职调查科负责人，从此涉足情报工作，开始了对“中统”长达15年的统治。

　　其实早在进入调查科之前，徐恩曾就对这里产生了好奇。徐恩曾进入中央党部以后，第一次知道了中央组织部内部还有一个神秘的“党务调查科”。这个科的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与其他部门不相往来，其工作人员整日鬼鬼祟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更令他感兴趣的是，这调查科的许多称谓与别科不同，科长不叫科长，而是称之为主任，第一任负责人陈立夫就被称为陈主任，而且这调查科主任升迁也是非常快的，像“立兄”、张道藩、吴大钧都位居许多人之上。同样是个科级，为什么待遇不同，彼厚而此薄呢？

　　徐恩曾曾经问过陈氏兄弟，但是没有得到答案。这个神秘的调查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陈氏兄弟都对它讳莫如深呢？这还要从南方革命政府时期说起。

　　最初，国民党仿照苏联共产党的体制和经验进行国民党的党务调查活动。开始主要是调查统计党员的成分、学历、经历以及掌握党内动态，并对社会政治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调查统计活动等等，性质类似于档案部门，情报工作的成分并不占主导地位。直到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代理主持组织部日常工作，也就从那时候起，党务调查工作正式展开。但陈果夫当时的主要精力在于反共清党和整理党务方面，于是就把党务的调查活动委托给弟弟陈立夫来做。

　　陈立夫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担任机要科长之职，主要从事军事情报等相关工作。接手党务调查后，陈立夫一手托两家，左手负责军方的情报工作，右手扶着党方的情报工作，成为脚跨党、军两界的情报总管。

　　因为完全没有经验，所以陈立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先七拼八凑拉来20多个人组成了个草台班子，再把调查科分为两股，一为采访股，一为整理股。因为没有人真正做过情报工作，所以最初的工作并没有什么起效。后来由一批留俄回国的学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才使得调查活动像模像样起来。这批人主要照办了苏共国家政治保卫局，即“契卡”组织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与组织形式，陈立夫的情报组织才得以规范化，达到了能够与日俄相匹敌的现代化情报活动的水平。

　　徐恩曾好不容易进入党务调查科，自然要把吃奶的劲儿都表现出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着着实实地把调查科“革新”一番，让别人见识一下自己的本领。

　　他放的第一把火，是建立特务领域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他进调查科之前，调查科设在丁家桥中央党部机关内，那里机关多、人又杂，非常不利于搞情报这样的秘密活动。徐恩曾认为，调查科既然是搞秘密调查活动的，办公地点、人员身份等等，当然是越隐蔽越好，不宜过分招摇。他把自己的想法呈报给陈立夫，得到了“立兄”的赞同，徐恩曾于是放手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中央饭店附近找到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作为党务调查科的又一办公地点。新的办公地点作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指挥机关，除了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可以进出外，其他人等不经安排均不许涉足。为避人耳目，他又指示手下在门外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作为掩护。从此这秘密的“正元实业社”成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真正核心与神经中枢，至于设在丁家桥的党务调查科，则只承担一些公开的调查活动。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从此按公开与秘密两条线索运行。随着特务工作的逐步展开，徐恩曾又确立了“公开掩护秘密，秘密指挥公开”等特工原则。

　　徐恩曾放的第二把火，是建立了秘密的特务电台。玩无线电对他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的事儿。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增加安全系数，徐恩曾首先在中山东路距正元实业社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党务调查科的电讯总台，并在上海、武汉等地分别建立分台，使各地的情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到南京特务指挥机关，大大提高了特工活动的效率。此外，徐恩曾还“搂草打兔子”，利用电讯总台楼下的门面，开办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

　　他刚筹备开店时，元配梅氏还很不理解，说你整天这么忙，还开什么店哪。徐恩曾却不急不火地说：“真是妇人之见，我开此店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其一可赚钱充实特务经费、补贴家用，其二可监控电讯器材的流向，与中共的地下电台捉游戏……唉，妇道人家不足与谋也！”

　　徐恩曾放的第三把火，是加强与首都警察厅及宪兵司令部的合作。通过“积极活动”，调查科与警察厅督察处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调查科甚至可以指挥督察处进行公开的特务活动。1930年秋，徐恩曾甚至被宪兵司令部特聘为顾问，每月多拿80元顾问费不说，私人方面的、“工作上的”便利就更不用提了。这么说吧，调查科若逮捕了政治犯，大都可送往宪司监狱关押。宪司甚至网开一面，让徐恩曾在监狱里单独盖了一排平房作为特务活动的专用监房。

　　徐恩曾放的这三把火，还真糊弄住了不少人，调查科一时间红红火火起来，徐恩曾又一次在主子面前展现了自己“卓越的才华”，进一步得到了陈氏兄弟的青睐，为以后的“飞黄腾达”、为祸中共铺垫了道路。

　　1.顾顺章被捕叛变

　　徐恩曾接手调查科主任的时候，还只有十几个人员。他深感人员缺乏，捉襟见肘，便向陈立夫要求从黄埔调一批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辅助开展工作。在陈立夫的首肯下，等人来到了徐恩曾手下，并被送到南京郊外的一处隐蔽的地方进行训练。毕业后大部分人留在南京，一小部分派驻外地。蔡孟坚、黄凯、杨登瀛三人前往武汉，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军”共同“剿共”。为了避人耳目，三人都是孤身一人，分头行动。

　　蔡孟坚到武汉和当地的军警宪兵组织拉上联系。他在武汉的公开身份是武汉行营侦缉处的副处长，暗地里是徐恩曾特务组织派驻武汉的特派员。他和另两个特务一样，成日出入于酒楼茶肆，市场小街，多方搜寻可疑人员。这天，三个人闲逛到了著名的新市场游乐园，想要去看看热闹。

　　新市场乐园内唱戏、杂耍、卖东西的小贩的声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场内东南一角传来的阵阵喝彩声，吸引着蔡孟坚一行人快步来到近前观看，果然在场子中间，一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身板，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正聚精会神地摆弄着手里的道具，嘴里还不时念念有词。

　　这么一个平常打把式卖艺走江湖的人，平时走在街上谁也不会多瞅一眼，可今天偏偏来着了，站在蔡孟坚身旁的尤崇新看罢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怎么会在这，难道真是他？尤崇新又使劲揉了揉眼睛，瞪大双目仔细观瞧：确实是他！

　　原来被尤崇新一眼认出，在新市场乐园堂而皇之演起魔术的人，竟然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尤崇新叛变前作为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多次见到过顾顺章。不曾想今日双方会在此时此地见面，尤崇新感到既有些大喜过望，又有些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好事。这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他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总部的关键人物，若是抓住他，不啻是抓住了一条大鱼。

　　尤崇新凑在蔡孟坚和董佑强耳边耳语了几句，二人脸上顿时也露出惊讶之色，随后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只听呼哨一声，三人掏出手枪蹿上前去，将顾顺章团团围住。围观的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先是吓了一跳，紧接着四散而去。

　　正演到精彩处的顾顺章，似乎还没有明白过劲来，待他定下神来，早已被闻讯赶来的巡捕抓进了汽车。

　　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审讯室内，董佑强正坐在椅子上，眼珠随着蔡孟坚和尤崇新来回踱着的脚步转来转去，显然他二人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兴奋中平静下来。突然尤崇新停下脚步，粗声粗气地说：“特派员，顾顺章这么重要的人物，应该对他及早提审。”

　　董佑强马上补充说：“在武汉抓住姓顾的，上海的共党分子恐怕不会马上知晓，还是突击审讯顾顺章为好，若能突破此人，必有重大线索获得。”

　　蔡孟坚听罢二人建议，认为言之有理。一挥手，示意警察带顾顺章。

　　不一会儿，戴着重镣铐的顾顺章被押到审讯室。此时的他较之刚才神气活现的样子，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一进门，门口的高槛差点把戴着脚镣的顾顺章绊倒，蔡孟坚见状急忙上前一把扶住，命令狱警赶紧把枷锁打开。

　　此时的蔡孟坚与刚才抓人时面露凶煞之气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他望着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顾顺章，装出一脸赔笑的样子，“顾先生，您刚才受委屈了。”说罢，他顺手为顾顺章点上一支烟，早已沏好的西湖龙井也递到顾顺章手里。

　　蔡孟坚接着说道：“顾先生，你是个明白人，你我虽素未谋面，可我对先生的胆识早已是敬佩之至，以先生的才华，给中共做事岂不是太屈才了吗？”说罢，用手一指旁边的尤崇新和董佑强，“像尤先生和董先生这样识大义、明大理的人，肯报效党国，今后的前途都是未可限量呀！”

　　三人直说得唾沫四溅，可顾顺章却只装作没听见，坐在椅子上抽着闷烟，一语不发。

　　蔡孟坚想了想又凑上前去，说道：“顾先生，你我都很清楚，一切都用不着多说，摆在你面前的路有两条，要生，就说出你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的顾顺章抬头望了望窗外，眼睛眨巴了几下，似乎在琢磨着刚才他三人的话味儿，看来似乎有所心动。过了好一会儿，顾顺章才嘟囔着说出一句：“要谈，我也只跟你们蒋司令谈。”

　　按照南京总部的要求，蔡孟坚将乘船押顾顺章前来自首。

　　4月27日凌晨，南京下关码头外的江面上，雾霭沉沉。一艘机动帆船正停在离下关码头不远的江面上，船上赫然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宪特，船舱内，陈果夫和徐恩曾正焦急地望着舱外江面上的动静。这是陈果夫和徐恩曾为防押解顾顺章的行船遇有不测，特意赶到江面上迎接。

　　见面之后，蔡孟坚连忙“请”出顾顺章，向陈果夫和徐恩曾引见。其实这也是国共两党的特工首脑第一次面面相对，互相都不免上下打量一番。

　　顾顺章正在入神打量之际，倒是徐恩曾面带笑容首先说了话：“顾先生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失礼！失礼！鄙人徐恩曾，和果夫先生在此迎候先生已多时了。”说完，拉起顾顺章的手，和陈果夫一起向船舱走去。对于徐恩曾的“热情举止”，顾顺章也显得颇为领情，二人手拉手并肩走进内舱休息室。

　　按照预先的计划，蒋介石立即召见了顾顺章。自恃官高爵显的顾顺章，原以为凭着自己在中共内部的身份，蒋介石定会许他一官半职，未曾想老蒋见他之后，以他浓重的江浙口音轻描淡写地只讲了几句诸如报效党国、好好工作的官面话，就把他打发了回来。对于蒋介石那一番话，顾顺章虽然表面上唯唯称是，心底里自然是老大的不乐意，看来，当叛徒的滋味也并不好受。顾顺章自此立下横心一条，好好干一番事业，看今后谁还瞧不起他顾某人。

　　来到南京的当晚，陈果夫、徐恩曾和顾顺章做了一次长谈。为了显示自己的价值，顾顺章故意淡淡地说：“徐先生，先不说别的，你身边的私人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打入你们内部的地下特工，跟你认识的李克农也是个共产党。”

　　顾顺章一句话，吓得徐恩曾魂飞天外。陈果夫惊诧地看了看徐恩曾，继而用将信将疑的语调急声问道：“军中无戏言，顾先生若是取笑我们，可不是……”

　　“唉，二位先生要是信任我，就听我一句，要是不信任我，就请现在把我拉出去！”顾顺章也颇理直气壮地回应了一句：“钱壮飞，又名钱潮，跟你徐先生还是浙江老乡，曾经在你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过，你在上海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他就是你的秘书，你前年在杭州办西湖博览会时，他还帮你不少的忙……”

　　徐恩曾这里听完顾顺章的一席话，直恨得要把牙根咬碎，他自知工作有失，干系重大，连忙亲自领人去抓钱壮飞。哪里还寻得着钱壮飞的影子，追问钱壮飞的老母亲，老人也不知道钱壮飞的下落。

　　顾顺章得知消息走漏，也是捶胸顿足。他告诉徐恩曾，共产党的党中央总部、中央军委总部、江苏省委总部都在上海，周恩来、瞿秋白、陈云、聂荣臻、陈赓这些中共要员也在上海，这些人抓住一个还怕不会官运亨通？听完顾顺章的交代，徐恩曾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下子弹起老高。痛定思痛，他决定亲自挂帅，直扑上海。

　　2.沪上斗法开杀戒

　　这钱壮飞确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周恩来派到国民党内部，隐蔽极深的一名中共特工。在没暴露身份之前，他曾经把许多机密的情报转给周恩来，挽救了许多同志的生命。钱壮飞的身份，曾作为“中央特科”（中共的情报机构）负责人的顾顺章自然知道。

　　顾顺章这次从上海出发护送张国焘等人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滞留汉口准备多玩几天，怎奈手痒，就在汉口把自己的老绝活耍魔术又拿了出来。顾顺章为人好卖弄，在上海时就开过魔术店，结果被周恩来同志屡次批评。积习难改的顾顺章终于在汉口被叛徒、特务尤崇新所指认。

　　被捕之后顾顺章本就担心消息走漏，因此临行之前，他极力阻止蔡孟坚往南京发电报。但是蔡孟坚比他还心急，也想立头功。因此背着顾顺章，连夜起草了一份密电报，发往南京总部进行汇报。大致内容如下：

　　职等于今日捕得共党重要头目顾顺章氏，系共党前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对共党内情知之甚多。初审告捷，其云将来宁自首，下步如何处置，请总部定夺。

　　孟坚 谨 上

　　待蔡孟坚这份密电发出时，已是4月25日的深夜了。

　　4月25日这天，也恰好是个周末。达官贵人和上层社会的公子、小姐们都在周末欢歌放纵，这也是从国外舶来的生活方式。徐恩曾乃是留洋归来之人，自然也好这个调调儿。自从当上党务调查科主任，他的应酬也渐渐多起来，加之他又好与女人厮混，所以他把周末的工作全交给自己的贴身私人秘书钱壮飞去做，自己跑出去快活逍遥。

　　当武汉的电报到达南京，已经是半夜时分。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正倦坐在电报机前，这会儿他已经打了好几个盹。一阵急促的嘀答声，使钱壮飞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勉强振作起精神来。他顺手拿起刚接到的电报，只见上写“交徐恩曾亲译”。再定睛细看，原来是武汉方面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深更半夜的还要交徐恩曾亲译，恐怕这时候他早已在温柔乡中了。好在徐恩曾的那套单用密码本钱壮飞自己也复制了一套，不妨翻出来试着译一下电文。

　　电文很短，不一会儿钱壮飞就把它完完整整地译了出来。电报的内容着实让钱壮飞吃惊不小，他毫不迟疑，收拾好东西，夹着公文包急匆匆消失在夜色中。

　　钱壮飞飞奔回家，找出京沪列车时刻表，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星夜乘快车赶到上海，向李克农汇报，由李克农再转告周恩来，中共中央各级机构应迅速转移。把情报送出之后，钱壮飞深为自己和同志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局面顷刻间化为乌有而感到可惜，可是自己的身份在顾顺章到来之后必将暴露，虎穴之地已是相当危险。经过冷静的分析，他下定决心还是赶快离开南京。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十几个小时之前，钱壮飞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为防万一，他又半途下车，而后进入市区与党组织会面。

　　翌日清晨，蔡孟坚又向南京发来五六通电报，询问昨日密电是否收到，为何未见回音。接班的特务见到“交徐恩曾亲译”的密电感觉事情重大，急忙寻找钱壮飞联系，哪里看得见钱壮飞的人影，无奈之下，只得用电话直接通知徐恩曾。

　　大喜过望的徐恩曾也没有细想钱壮飞失踪一事，直到现在反应过来，已经迟了。经过顾顺章的申请，他决定带顾一起去上海，抢在中共转移之前，将他们一网打尽。

　　一列从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正疾驰在京沪线上。一等车厢内，个把帽檐压得低低的人，正斜倚在靠背上，双眼注视着窗外。此人正是随徐恩曾赴上海“表现”的顾顺章。

　　南国的4月，早已是繁花似锦，列车所过之处也尽是草木葱绿，一派春意。可顾顺章此时哪有心思留意这些，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小命。此一番自告奋勇随徐恩曾来上海，虽说是立功的机会，可共产党对付叛徒的手段他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想当年，中央军委的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彭湃、杨殷、邢士贞等五人，致使他们被捕惨遭杀害。当时周恩来一声令下，命令迅速镇压白鑫，是他和陈赓带着中央特科的“红队”（打狗队）手刃了白鑫，一颗子弹打穿了白鑫的脑壳，叛徒尸横当街的情景他至今还历历在目。

　　想到这，顾顺章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突然，他想起了周恩来，仿佛看见周恩来一道剑眉下炯炯有神的双目正怒视着自己，他又仿佛看见陈赓带着“打狗队”正举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叩叩叩”，门外的敲门声把顾顺章从可怕的幻象中惊醒过来。

　　开门一看，原来是徐恩曾和他的干将顾建中。徐恩曾发现顾顺章脸上有些不对劲，急忙关切地问道：“顾先生莫非身体有些不适？”顾顺章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徐恩曾是何等诡敏之人，看到此处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连忙安慰起顾顺章：“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顾先生此次能和我们通力合作，亲赴上海指证中共要员，小弟已深感先生之诚意。事成之后，我定会在蒋先生、陈先生那里给先生请上头功一件。当然，安全方面尽请先生放心，我们已经和上海警备司令部联系妥当，到时候先生只管领路，其余的事尽可让他们去做。”说着，徐恩曾指了指旁边坐着的顾建中。

　　听着徐恩普颇似亲近的话，顾顺章心稍放宽些，再看看徐恩曾惺惺相惜的样子，他骨子里升官发财的欲望又“腾”地一下子涌动起来，他把帽檐向上拉了拉，样子颇似激动地说道：“生死有命，成败在天。有徐先生一席话，顺章定当肝脑涂地，报效国家。”

　　双方都明白，上海之行，成败在此一举，听了顾顺章的一番表白，徐恩曾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在徐恩曾、顾顺章杀向上海的同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也在分秒必争地做好临变前的大转移、大撤离。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震动相当大，说周恩来同志接到消息时，曾“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其他的领导人如陈云、向忠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都无不感到震惊，顾顺章本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和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对中央机关的情况非常清楚，就连他的家属们也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形势十分危急，周恩来当机立断作出应付之策：对党的主要负责人要注意安全保卫和转移；中断顾顺章在上海可能利用的一切联系渠道；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及时变更新方法；中共中央等各机关迁移地址。

　　经过一番紧张的布置，中共中央的许多机关和人员都得到安全转一移。大家紧张地等待着应战。

　　3.鬼魅终不敌钟馗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震动相当大，对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

　　徐恩曾、顾顺章、顾建中、张冲、王思诚等一批特务一到上海，就在大批军警的保护下，马不停蹄地对中共上海的各个主要机关展开了大搜捕。搜捕的结果，除了像《红旗日报》等机关没来得及撤离遭到破坏之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大部分机构早已是人去楼空了。看来钱壮飞的情报已发挥了效力，徐恩曾、顾顺章后悔他们来迟了一步。顾顺章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告诉徐恩曾，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就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被捕前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秘书长。他不幸于1930年4月在上海被捕，由于被捕时被抓破面部，在狱里被关了一年也没被人认出来，狱中知情的难友也都为恽代英保守着这份秘密，希望恽代英刑满之际能被安全释放。

　　陈赓通过地下关系，已同法官讲定可以为恽代英减刑，未曾想顾顺章的叛变打乱了原来的营救计划。歹毒的顾顺章不仅知道恽代英被关在哪所监狱里，就连恽代英在狱中的监号和化名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顾顺章的指证，恽代英再次落入虎口。

　　徐恩曾当然晓得恽代英的大名，奉陈果夫之命马上又亲自赶回南京说服恽代英。可任凭徐恩曾说破了三寸不烂之舌，使尽了九曲花招术，恽代英大义凛然，丝毫不为所动。徐恩曾见百计不得施，遂上报陈果夫和蒋介石，称此人冥顽不灵，教化难改，死不足惜。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监狱壮烈牺牲。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在上海与顾顺章有过联系的高级干部和特工人员，像聂荣臻、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均已无法再在上海存身。除周恩来、向忠发、王明、卢福坦四人成立临时中央留守以外，其余同志陆续分批撤离上海，奔赴江西和鄂豫皖苏区。其中，在顾顺章事件中立下奇功的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1934年随红军主力长征，1935年3月29日在南渡乌江作战时牺牲，可叹未来的将星就此陨落。

　　在上海搜捕中共，徐恩曾表现得十分卖力，他的家眷其时正在上海，70老母、二房王氏以及几个子女都蛰居于此。可徐恩曾为了弥补用人不当的失误，几过家门而不入。徐恩曾在上海的所作所为，自然早有人报知给南京的陈果夫，陈果夫听后大为嘉许，一纸电文命令徐恩曾率队“班师回朝”。

　　就在徐恩曾、顾顺章等人庆祝他们暂时胜利的时候，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拿顾顺章，在苏维埃地区，如遇到这一叛徒，应将其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区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名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都有责任将其扑灭。此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也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积极筹备人马，准备打打敌人的嚣张气焰。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原有许多机构必须进行调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特科就进行了重新改组。改组后的中央特科任务仍然是要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但是中央特科的领导机构却发生了重要变化，特科由周恩来同志总负责，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分别担任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特科总部下设四科：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财政、交通以及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的任务，科长由潘汉年兼任；三科是行动科，又称红队，负责镇压叛徒和除奸，科长由康生兼任；四科是通讯科，负责电讯联络，科长由李强担任。其中二科科长潘汉年因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交际才能，被调入特科接替因顾顺章叛变已暴露身份的陈赓。

　　潘汉年可谓临危受命。顾顺章的叛变虽有钱壮飞的预先报警，中央特科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避免了中共许多高层领导的被捕。但由于顾顺章掌握的太多，中共许多基层组织和党员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还是遭到极大打击和破坏。而且徐恩曾为了给未被抓住的共产党员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心理压力，天天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各大报纸刊登所谓“又有匪案破获”的“重大新闻”，徐恩曾的这一攻心战术确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共党员起到了恐吓作用。潘汉年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消除顾顺章事件给党员们心理上造成的阴影，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

　　当时中央特科制定打击敌人的最好办法，是公开镇压几个反共的大特务和大叛徒，挑选目标，就由潘汉年的二科确定。经过潘汉年的秘密侦查，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的王斌被确定为镇压的首选目标。王斌其人反共透顶，专事负责通缉、引渡和审讯政治犯，且自从徐恩曾等人到上海之后，王斌与徐恩曾等人过从甚密，往往是徐恩曾、顾顺章前面带路，王斌领着警察后面抓人。因而除掉王斌，必会大快人心。

　　时值6月天，上海已经是有些酷热难挨了。一天中午，从龙门路北面，来了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从车上那人胖胖的身躯这个特征，一眼就可认出此人正是王斌。走着走着，王斌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原来是有人在后面攀住黄包车。一把将黄包车掀翻在地，平时八面威风的王斌哪吃过这亏，心想是哪个小瘪三搞的鬼，翻过身正准备爬起来发作，只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脑壳和胸膛，几声枪响，结果了王斌的小命。枪声一响，街上乱作一团，执行任务的红队队员混在人群中安全撤离。

　　王斌之死轰动了上海新闻界，本就爱捕风捉影无事制造新闻的记者们闻风而动，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的显著位置都报道了这一案件，有的小报更是搞起了追踪报道，渲染得沸沸扬扬，闹了个不亦乐乎。王斌被处决，真正吓坏了的是上海租界里的那帮洋警探和华人警察，以及徐恩曾留在上海的大小特务们，许多人吓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单独上街。中共就如同烧不尽的野草，在白色高压恐怖下顽强地存活着。

　　4.锁穿叛徒琵琶骨

　　在徐恩曾的特工生涯中，从来没有哪件事会像破获顾顺章案那样令他感到痛快淋漓，同时，也没有哪件事比得上顾顺章对他的不忠而令他感到沮丧和懊恼。近来就有人向徐恩曾密报，顾顺章最近在上海以特派员身份拉帮结派，并且私下里还和戴笠拉拉扯扯，想着朝秦暮楚的好事。那戴笠是与徐恩曾在蒋介石面前争风吃醋的对头，如果顾顺章胳膊肘向外拐，把徐恩曾的这点底细给抖搂出来，日后与戴笠那边的竞争必处下风，这可是关系徐恩曾仕途、前途的大事，马虎不得。

　　对于如何处置顾顺章，徐恩曾确实费了一番脑筋。从情理上讲，那顾顺章应算得上是他徐恩曾的大恩人了。想当初徐恩曾初出茅庐，党务调查科开始也不过是个草台班子，要是没有机遇，出头之日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可偏偏徐恩曾运气好，刚出道就撞上个顾顺章，上海滩一役，破坏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抓获了共产党要员恽代英，再早去一刻钟还兴许就抓住了周恩来，战绩何等辉煌，难怪二陈嘉奖，蒋介石亲自接见。大人物的看重，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党务调查科顿时“蓬荜生辉”，徐恩曾也有了要得道升天之感。

　　其实，徐恩曾从顾顺章那里得来的实惠还远不止这些。徐恩曾早期的特工生涯中，由于经验的缺乏，差点使他的许多工作前功尽弃。比如正是由于他的疏忽，关键时刻走脱了钱壮飞，几乎坏了他满盘好事，本来应该吃到一只肥鸡，结果却只抓到一把鸡毛。由于顾顺章的到来，才使徐恩曾的特务工作上升到一个“新水平”。顾顺章以前为中共做事时，曾经被派往苏联专门学习过特工，若以今人的眼光看，顾顺章在这方面至少也是大专学历了。这种人物在当时那个年代，当然也不会是个简单人物。顾顺章不但迅速填补了国民党在特务工作中的许多空白，而且由于顾顺章来自中共高层，他对中共特工情报系统可说是了如指掌。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叛徒，可用之处太多。徐恩曾粗略估计一下，这几年从顾顺章手下训练出来的特务就有千余人，这些特务毕业之后被源源不断地派往各地。此外，为了加强特务们的理论素养，顾顺章为特务们编写了几十万字的特务工作手册《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书。像这样实用性极强的书，是特工总部与各分部特务们的必读书。书中顾顺章对中共特工情报工作的情形叙述甚详。比如顾顺章在书中提到，由于中共特工工作的需要，许多中共情报人员需出入高级繁华场所，大多西装革履，但由于这些人多出身于农民，又系初干，不管怎样装扮都不免透出些土气，顾顺章断言，如果在上述场合发现这类人多半是共党分子。顾顺章的书里从中共特工接头的习惯到怎样尾随跟踪中共特工，再到如何从服饰穿着上识别中共特工，可以说是从点到面一应俱全，所以刚一出笼，立刻就被徐恩曾奉为理论“宝典”大加推崇。其实恐怕连徐恩曾和顾顺章本人都不知道，顾氏的书除了国民党的特务们读外，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当年的案头上也有一本顾顺章的书。因为顾顺章所坦白的，恰恰就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弱点，不过周恩来所做的是要通过这本反面教材，多多吸取总结工作中的教训，和国民党特务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顾顺章以出卖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而换来一时的高官厚禄，并以这本反中共特工的书受重视而逐渐扬扬得意起来，并认为以后必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能步步高升。可是事与愿违，徐恩曾哪里能容忍顾顺章有朝一日会爬在自己头上。他暗自思忖：“早晚除掉他！”但是要除掉像顾顺章这样投叛过来的大特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已是深夜1点钟他还坐在那大得出奇的办公桌前苦思冥想：“捉奸捉双，捉贼拿赃。”要动顾顺章这样的大特务就要有凭有据，因为这关系到其他“投诚”特务的稳定。

　　徐恩曾想着想着脸上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他决定派手下的得力干将顾建中去往上海视察工作。一方面可以看看顾顺章在那里究竟搞的什么名堂；另一方面如确实发现情况，自己的人也可以就地敲山震虎，稳定局势。

　　主意已定，经过徐恩曾面授机宜，领了军令的顾建中马不停蹄地赶赴上海。顾建中此番来的身份是特派员，一踏入上海，顾建中就马不停蹄地找一些特务“谈话”。在顾建中的连拉带打之下，顾顺章在上海培植的一些亲信纷纷倒戈。从这些特务口中顾建中了解到，原来顾顺章在上海的小集团正在积极筹备成立所谓的“新共产党”。顾顺章说：“共产党未必好，可国民党更糟。共产党员还知道吃苦耐劳干革命，而国民党的干部全都是腐败透顶，只有继承共产党的优点再立一个新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

　　乍闻此言，即便是久历风雨的顾建中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共产党就搅得国民党左右不宁、上下难安，如今再冒出个“新共产党”，岂不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吗？顾建中感到事态严重，用密电将此事报告了徐恩曾。

　　其实顾顺章在上海搞的所谓“新共产党”，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凑成的“顾记”小团体，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要硬说它就是某某党派还真抬举了顾顺章。但顾顺章的这些伎俩，自然犯了徐恩曾“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大忌，更给了徐恩曾反戈一击的口实，他将事情的原委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了陈果夫和陈立夫。在二陈的授意下，徐恩曾明里暗里示意顾顺章悬崖勒马为时未晚。

　　此时的顾顺章要是懂得个“时务”，牵驴顺坡下，也许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没曾想他铤而走险，竟暗中安排自己的保镖林金生等人组织敢死队，想一举“解决掉二陈和徐恩曾后再图大业”，若说原先的罪过可大可小，现如今谋害“党国”要员的谋逆罪可是要满门抄斩的。林金水听了顾顺章颇为“大胆”的部署，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出了顾家的门，两条腿不知不觉就溜到徐恩曾那里。徐恩曾听完林金水涕泪俱下的检讨，嘿嘿地冷笑两声后说道：“顾先生耍魔术居然耍到我徐恩曾头上了。”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徐恩曾先派人把顾顺章监管起来，押在镇江看守所。执行监视任务的恰好是顾顺章以前的助手张文农和童国忠。张、童二人原先有心追随顾顺章，顾顺章爬上去自己也好捞个一官半职。未曾想顾顺章刚刚上路就让徐恩曾一闷棍打出了原形，这样弱不禁风、一刮就倒的小树怎能再指望，于是二人为了开脱自己，竭力表现，对顾顺章看管得尤其严密，直恨得顾顺章咬牙切齿，大喊当初看错了人。与此同时，徐恩曾为了稳定军心，命令顾建中向上海的特务表示，少数人犯错，大多数人迷途知返可以既往不咎。

　　顾顺章的事最后捅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打从头一天见到顾顺章时起，就没有真正看得上顾顺章，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手令，将顾顺章押至苏州受审后枪决。颇为有趣的是，在押解途中警备森严，因为传说顾顺章会奇门遁甲之术，有人曾亲眼见到顾顺章用幻术迷倒了看守所的警卫企图越狱，所以在就刑途中，狱警用锁链锁穿了顾顺章的琵琶骨，以压制顾顺章的“妖术”。

　　顾顺章一生以中共叛徒起家，又以“国民党叛徒”丧身，自己荣华富贵没捞着，却为徐恩曾的升官晋爵做了嫁衣裳，到头来终落得个身首异处。这大概就是古今中外叛徒的可耻下场吧。

　　1.破大案官运亨通

　　1935年11月1日，南京中央党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此召开。此前由于汪精卫闹辞职事件，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诸多矛盾，从9月份开始就纷争不断，一直推迟会议。到正式召开当天，除了西南派的粤、桂中央委员未出席之外，各路诸侯云集金陵，表面看起来十分团结。

　　国民党委员们到中山陵拜谒后，于当日9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汪精卫诵读了致词之后，蒋介石以身体不适为理由，去二楼休息，不参加集体合照的活动。

　　9时35分拍照完毕，各委员正待转身赴会场继续开会之时，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拔出手枪，“啪啪啪”对着汪精卫连射三枪，枪枪命中——
　　一枪射入汪左臂，一枪中左颊，第三枪则打入背部，汪精卫惨叫一声，当即倒地。张继急忙扑向开枪者，将其拦腰抱住，张学良则飞起一脚，将那人踢倒；卫士们这时才醒过神来，其中一人也拔出手枪连开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行刺之人当场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刺汪案。

　　蒋介石当时正在大厅二楼与秘书长叶楚伧谈话，听到枪声，连忙下楼，见到汪精卫已经倒在地上，他赶紧与陈璧君、陈公博、曾仲鸣等人一起，将汪移至沙发上。

　　汪精卫朦朦胧胧睁开双眼，见到蒋介石，呻吟道：“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完全负责了！”

　　“快叫救护车来！中央党部全部戒严，南京城给我全部戒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蒋介石喝令身边警卫，几人应声跑出。

　　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这时腾出手来，这女人扭住蒋介石就号啕大哭，“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为什么，为什么？”

　　蒋介石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汪夫人息怒！此事确与蒋某无关，汪夫人请放手！”

　　“无关？那你为什么不来照相？还让警卫把凶手打死，居心何在？精卫，你真傻真傻……”

　　这时救护医生赶来，蒋介石才从陈璧君的手中挣脱开。汪精卫经过简单检查及处置后，被送入鼓楼中央医院。

　　南京全城的戒严阻挡不住汪派人物对蒋介石的不满。他们怀疑定为蒋的手下所为。南京城也是满城风雨，舆论哗然。蒋介石被弄得非常下不了台。他把特务头子陈立夫、戴笠等人叫来臭骂了一顿：“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来，要你们这些机构何用？我令你们一周之内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他一挥手，戴笠等人慌忙退下。

　　“立夫留下！”看着蒋介石阴沉得吓人的脸，陈立夫真有点透不过气来。

　　“是你们的人干的？”老蒋盯着他，冷冰冰地问。

　　陈立夫连声否定。

　　“据查，为凶手孙凤鸣弄到入场证的是中央党部徐秘书，这个如何解释？立夫你是组织部长，负责会场秩序的，你当负全责！”

　　“校长，那个中央党部的徐秘书，是中央秘书处的徐秘书，不是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秘书，还望校长明查！”陈立夫急忙辩解。

　　“不必啰唆！一周之内不查出凶手，拿你是问！”蒋介石加重语气。

　　陈立夫退出后摸了摸脑门，一脑门冷汗。他让属下把徐恩曾找来，又把球推给了徐恩曾。“在老头子鼻子底下竟整出这等事来，你手下都是吃素的呀！限期五天破案，否则后果自负！”

　　徐恩曾何尝不想破获此案，立一大功？他把自己手下心腹大将、特工总部科长顾建中叫来商量：“建中弟，搜查凶手所在的晨光通讯社了吗？他的老板是谁？这一点至关重要！”

　　“晨光通讯社我们早已搜查过了。那里已是屋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那帮王八蛋全跑得没影了。社内所有文件簿册全部烧光，只字片纸都没留下！”顾建中咬牙切齿地说，“至于孙凤鸣的老板，我们经过多方调查，发现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波光，这小子现在杳无音讯，不知道跑到哪个窑子去了！不过据调查这家伙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

　　徐恩曾动了动嘴角，目光阴暗凶狠，白白净净的脸上布满杀机，那份狰狞令顾建中也觉得不寒而栗。

　　“建中弟，这个贺波光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把他抓来归案！我令你速飞上海侦查，我还要同蒋先生要架飞机供你专用。”

　　“是！”顾建中欲转身离去。

　　“慢，记住宁可冤枉一千，不可放走一人！限期三天必须破案，否则拿你是问！”顾建中哪敢说个“不”字，急慌慌领命而去。

　　徐恩曾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声色俱厉的言辞一直像铅一样压在他心头，他只敢唯唯称是，不敢有丝毫拂逆。刚才把陈立夫的言辞加倍“奉送”给了自己的手下，看着手下一脸惶恐的表情，他的心里才寻到了些许平衡。

　　顾建中到上海后，把所有被认为有嫌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全数逮捕。人数达200余人，都用严刑拷问。

　　结果还真给顾建中“打”出了一条线索，一个老头告诉这帮刽子手，说贺波光有一寡嫂住在江苏丹阳乡下。顾建中如获至宝，赶快电告徐恩曾。

　　徐恩曾赶到的时候，贺波光的嫂子当时正在灶间做饭，她5岁的小儿子在旁边玩耍。特务们不由分说把孩子抓住，逼她交出贺波光的下落。贺嫂被逼无奈，只得告诉特务说贺波光确实来过她家，但前一天已经转往周庄子了，那是个更加偏僻的小村子。

　　特务们又匆匆赶往周庄，当时贺波光正和一男子一起弹棉絮，来不及反抗，就被特务们抓住了。

　　徐恩曾闻讯大喜，亲自提审贺波光。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得出的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波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徐恩曾的脸上绽开了花，几日的劳累总算没有白费。他赶忙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陈立夫，陈立夫又立即电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顿时转怒为喜，“看来调查科还是挺有作为的呢，徐恩曾还满聪明嘛！哈哈哈，这一下陈璧君那娘们儿就不会胡搅蛮缠了！对了，我们要开一次会，让徐恩曾把破案经过报告一下，展示一下我特工人员的智慧与神勇……”

　　在翌日的报告会上，徐恩曾戴着金丝眼镜，神清气爽好不自在。他竭力克制心中的激动与得意，调动自己的口才，尽可能谦逊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破案的经过。他的表演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掌声，还有人当场夸他为“东方的福尔摩斯”。徐恩曾一时间真是出尽了风头，他切实地体会到“春风得意”这四字的畅快，好长一段时间做梦都乐出声来。

　　2.处心积虑筑老巢

　　每个人的权力欲望都随着权力的扩张而增加。官职越高，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更多，如此反复。徐恩曾就陷入了这样的怪圈。

　　当徐恩曾的反共工作收获杰出成绩，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和特别嘉奖之后，那份透彻身心的喜悦溢于言表。但同时，一种不满足感也随之产生。他想自己绞尽脑汁统治的党务调查科，说到底也不过是中央组织部下属的一个科级机构，无论怎么扩大，也只是一顶科长的乌纱帽，与戴笠的军方特务组织那是没法比，人家一成立就是处级，叫起来也是不折不扣的“戴处长”，可自己呢，只不过区区的“徐科长”罢了。再者说了，狡兔还有三窟呢，自己手下不过两小处地盘——公开的党务调查科和秘密的“正元实业社”，唉，怎样才能堂而皇之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呢？

　　苦想多日，徐恩曾忽然脑子一“激灵”，想起了蒋介石召见自己时说的话。记得那一日老蒋青青的胡茬都泛着光彩，语调亲切、坚定地对他说：“你干得很好、很出色，我非常满意！须知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剿共”乃党国之千秋大业也……共匪不除，国无宁日！你，还可以放手大干，必须放手大干！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只要有利于“剿共”，都没有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

　　徐恩曾一拍脑瓜，对了，何不借此扩大编制，大干一场呢？那么，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才可以内涵不变，外围却能无限膨胀呢，他想起了蚁穴、蜂窝等等，一个全新的“特工总司令部”的方案逐渐成熟了。

　　他兴高采烈地跑到陈氏兄弟那里，把自己的“思想火花”和盘托出，他说这个特工总司令部妙就妙在它是一个“三无”机构，即一无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二无公开的单位名称或门牌号码，三无编制限制或人员定额，“非常有利于搞情报特务活动，非常有利于与中共作战，非常有利于为党国服务”，他一脸灿烂的笑，像个忽然琢磨出“小把戏”的孩子不无得意地把自己的鬼花活报告给了爹娘。

　　陈氏兄弟相互看了两眼，不禁同时点了点头，“可均弟果然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吧，只是这特工总部我们看实质上仍归中央组织部管理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也好照应一下。”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烦请两位兄长把建立特工总部的方案呈交给蒋先生看看！”徐恩曾乐颠颠地说。

　　徐恩曾的方案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予以实施，这是1932年的事了。

　　特工总部就设在南京中华门内道署街132号（此地以后改称瞻园路），这是个绝对秘密的机关，既不挂牌，也不设岗，门房内却站着七八个彪形大汉，对进出人员均进行严格盘查，外人非经允许，不能进入。

　　经过不断完善，特工总部逐步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总督察、设计委员会、电讯电台等。其中的书记室是特工总部的核心，内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4个小组，大凡组织人事的安排布置、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查破坏及逮捕关押、对被捕人员的审理劝降等等，全交书记室处理，书记室书记濮孟九、副书记王思诚是徐恩曾的左膀右臂；情报科是特工总部的主要业务部门，科内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所做出的反共“政绩”，主要是这个科贡献的，该科科长先后由徐兆麟、梁辅丞等大特务担任；训练股主管特务的政治思想、情报业务、行动技术的训练工作，这里集中了特工总部的一批高手，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这个科的特务大都有一些理论水平，“劝降”技术较高，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等人被捕后，就是被训练科的特务“说服”投降的。

　　特工总部成立后，徐恩曾终于成了这个特务机构真正的老板，在这个具有无限秘密权力的特工机构中具有不可摇撼的最高地位。事实上，特工总部时期，是徐恩曾特务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为显著的时期，徐恩曾一生中所破获的许多反共重案，大都集中在这个时期。

　　徐恩曾虽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特工总部的“老板”，权势逼人，名利双收，可仍不敢睡踏实觉，仍有危机感，这不浓不淡的危机感源自自己的手下高参张冲。

　　张冲，字淮南，其才能确非寻常人等，他经历坎坷、道谋高深，从事国民党秘密活动多年，党务工作的资历、经验都较徐恩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研究的一系列训练特务的手段和方法，令陈氏兄弟都赞赏不已。更要命的是，这家伙人缘极好，不但陈氏兄弟对他言听计从，张道藩、叶秀峰与之交往过密，特工总部还有一拨小特务对他更是赞不绝口，他几乎成了人人口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这对徐恩曾无疑是个强有力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恩曾决定来个釜底抽薪，在特工总部的体制设置上，不设副主任之职，也不把书记室主任的职务授予张冲，而让他“高就”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只是个咨询单位，毫无实权。

　　张冲是何等聪明之人，他当然明白徐老板的心思，他找到陈果夫，主动求去，希望另谋他处。陈氏兄弟自然明白其中端倪，没办法，二马不同槽啊，也就答应了张冲的要求，将他安排到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担任处长一职，同时兼任特工总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挤走了张冲，徐恩曾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以后这特工总部我就是爷了！”

　　3.待下属百般拉拢

　　徐恩曾自从坐了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之后，就煞费苦心地想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力争将特工总部办成“精诚团结、一致对共”的“无坚可摧”的堡垒。

　　他首先在拉拢人心上动了一番脑筋。他对自己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施，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

　　他举例说，“像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皆平庸无能之辈，吴、白却是精明能干之士，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自甘其下，何哉？情也！情之大效，为恩威所不及。”

　　徐恩曾耍以情感人的小手腕，花样还真不少，许多地方甚至是常人所不及的。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非有特殊情况，他总要赶去做证婚人，非不得已，一般是不会提前退席的。凡遇到下属父母生日，他都会送上一份寿礼，并亲自登门致贺鞠躬。如果听说部属中有生了孩子的，他也要送上几件婴儿小衣服及小玩具，以表示关怀助兴。特务中有“不幸英年早逝”的，他照例会指示在清明节时，举办一次“死难烈士纪念会”，到时候，“烈士”家属会得到一点慰问金，会后全体特务照例会大吃一顿以饱口福。一般特务要晋见他，他也不会拒绝，而且总是很有耐心地让特务把话说完，然后说上几句“谅解长寿”、“理解万岁”之类的话，以博得特务们的信任和拥戴。特务中如果确实有一些不幸遭遇，或者家境困难的，徐恩曾听说后，往往会当场给这些人一点好处，像批一笔小小的生活补助费之类的，以表示自己对属下的殷切关怀。逢年过节，对于科级以上的特务，照例会送上一份特别费（一般为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节日，有时法外施恩，在阳历年关也会发上一次），按亲疏远近，数额多少不等，但一般都在其本人一个月的薪金左右。因此，科级以上的特务的收入，较同级党政机关要高出25%左右，这也是做特务的一大“诱饵”了。

　　为进一步鼓励特务们干好工作，为自己卖命，徐恩曾还指示在南京板桥购置了一大块地皮，盖了若干简易房屋，以解决特务们的居住问题，并鼓励大特务自费盖私人住宅，统称之为板桥新村。对于特务们从事所谓的“第二职业”，在外面敲诈勒索捞外快，徐恩曾也会网开一面，他的原则是只要不惹出祸事，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算啦，
　　“谁都不容易嘛！”不少特务喜欢“追星”，想亲眼目睹一些党国大员们的尊容，徐恩曾就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请一些当时所谓的大名人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潘公展、黄少谷给特务讲演，一方面为特务们灌输精神食粮，同时也是满足特务们的猎奇心理，增加做特务的荣耀感。

　　徐恩曾笼络控制特务的另一个鬼花活，是不惜把特务机关办成“夫妻店”、“兄弟行”乃至“家族村”，他自己带头把自己的三姑六姨、子侄甥舅大量引入特工部门，也鼓励特务们群起效仿。一时间，在特工总部中，夫妻、兄弟、亲友、邻居等同场献技的现象普遍存在；满门“忠义”的情景还“挺感人”。像特务万大铉在人事室工作，他的哥哥在书记室当秘书，他的老婆、妻妹也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为党国效力”。特务李约勒加入了中统，他的妻子和妻妹也都义无反顾地成了“党国”的“无名英雄”。中共叛徒胡洪涛跟着顾顺章“反水”后，利用回丹阳老家的机会，把自己两个表弟都带了出来，其中之一成了叛徒顾顺章的保镖，另一个也做了顾顺章的徒子徒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要说按国民党机关的官样文字规定，凡属至亲不得在一个机关工作，以免关系太近了处事不公，一碗水端不平。但徐恩曾自有自己的“高见”。他对自己的亲信说：“干咱们这行的，有一定的风险，若无一点好处，以天下之大，谁会投奔这个山头？再说了，大家都在这里成了世家，正好构成一个连环保，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他，如此一存共存，一亡共亡，自然会殚精竭虑，为国效忠了……古人云，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真是很有道理的。”

　　徐恩曾深知自己发家的根本是建立在“剿共”基础之上的，老蒋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他创建特工总部，主要也是希望他“再接再厉，取得‘剿共’工作的更大胜利”。那么如何才能够让主子满意呢，徐恩曾对此可没少动脑子。他想除了千方百计地笼络人心让手下为自己卖命之外，还必须完善机制，增强特工总部的战斗力。他从许多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中深受触动，认为共产党所以能有坚强的革命信念，甘愿为自己的主义献身，关键在于共产党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对成员有很强的控制力。“我们何不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决定引进共产党的一套先进方法，为中统所用。

　　一天，徐恩曾把自己的几员心腹大将召了过来，先莫测高深地询问他们：“各位，咱们同中共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了，你们有没有从这帮狡猾的家伙身上总结出什么心得体验为我所用的？

　　几个大特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徐恩曾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也就都不作声，免被戏谑为“饭桶”、“无能”，且恭听徐老板的高见吧。

　　徐恩曾扫了大家一眼，不无得意地对他们说：“清人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何不效仿之？我提议我们也像中共一样，在成员中开展小组活动，提倡集体意识，过小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务们自然连称“高”，“妙”，所谓的小组生活至此开始。

　　这小组生活一般每周一次，开会时，先由组长带领组员们高声诵读特务信条，内容无非是“互相猜忌，内部分化，是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要提倡过俭朴生活、乐于助人等陈词滥调。接着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生活的内容非常宽泛，大到对“党国”的忠诚，小到个人家庭的隐私，如夫妻不和、婆媳不睦等等，什么鸡鸣狗盗之事都能在会上说一说。这小组生活杂乱无章的情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次徐恩曾心血来潮，觉得有必要亲自主持一次小组生活会，在特务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的倡导下，发言果然非常踊跃。第二组组长王思诚首先对第一组提出批评，认为一组人浮于事，处事不公，对二组的反共活动配合不力等等。还没等他说完，第一组组长梁辅承就坐不住了，他马上跳起来反击，讥讽二组的反共活动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有什么可称道的？你们只知道一味的借反共之名浪费钱财，使得宝贵的经费一再超出预算……”两个大特务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嗓门越扯越高，会场里闹成一锅粥。徐恩曾脸上也挂不住了，只得宣布草草散会，以后再也不敢在高级特务中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不过既然开了头，停下来也不容易，名存实亡的小组生活还是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照搬照抄中共的结果是落了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4.分权荣升特工王

　　蒋介石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当初在成立党务调查科和特工总部的时候，特务活动处于刚起步阶段，也没有多大的成效，因此他把全部权力交给陈氏兄弟。一段时间之后，他逐渐听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传闻，也敏感地嗅到了特工活动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分权削藩，对特务力量分而治之。

　　1935年5月4日，蒋介石命令成立了军事调查局，局长的“宝座”让陈立夫担任，下设三个处，一处处长徐恩曾，二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电检查处。表面上看三个处都归陈立夫管理，陈立夫的权力更大了，实际上又派老资格的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任副局长，以牵制陈立夫，使之不能为所欲为。而且三大特务组织收归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都成了军方的特务组织，老蒋自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正言顺地把所有特务组织都抓到自己手中。

　　老蒋的计谋不能说不高，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是他对陈氏兄弟估计太低。

　　实际的情况是，陈立夫虽然领导不了戴笠，但徐恩曾的一处依旧被他牢牢抓在手里。其中的奥妙是，陈立夫早已经从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严密控制特工总部和徐恩曾的办法。他其实是徐恩曾率领的那杆子队伍的真正主子，是中统的董事长。说起来陈立夫控制徐恩曾的手腕不少，他一方面把徐恩曾视如“自家人”，多方笼络，使之深感知遇之恩，时时产生知恩图报心理；另一方面对特工总部的一应重大问题，始终坚持务实不务虚，从业务发展到重大案件，从人事安排到经费筹措，陈立夫都一一过问，并且切实帮助解决。这样一来，陈立夫不但对特工总部的内部情况始终了如指掌，使徐恩曾不敢从中“打拐”，而且在具体的人和事两方面都介入很深，形成一种丝丝入扣的紧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他还通过建立CC系的核心组织“青天白日团”，加强对徐恩曾的控制。这“青白团”是陈果夫创立的一个派系组织，其核心领导层是一个由7人组成的常务干事会，除陈果夫、陈立夫外，张道藩、叶秀峰与徐恩曾都是7人核心层成员。凡是涉及CC系活动的所有大政方针，都由这7人讨论和决策，他们要求特工总部的一切重大活动，都不允许与CC系的政治利益背道而驰，都不能摆脱掉核心层的控制。陈立夫还建立了一个由他亲自领导的特工总部“高干会议”制度，参加会议的除了特工总部的科长以上高干外还吸收张道藩、叶秀峰、张冲等调查科特工元老参加，做到既集思广益，强化集体决策，也在CC系高层中增加了特工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团体监督，使徐恩曾不能对特工总部的重大活动独断专行，以脱离陈立夫的手掌心。

　　中统这种独特的政治性格和一贯的作风，使得它既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同时也接受陈果夫、陈立夫和CC系核心高层这一“董事局”的指示，而且蒋介石对中统的指示，也必须通过陈果夫和CC系核心层过滤后方能传达贯彻到徐恩曾那里。事实上，徐恩曾每年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的机会也并不多。所以说，蒋介石要想从陈氏兄弟手中接收特工总部，只是枉费心机。

　　可老蒋毕竟是老蒋，他一方面默许、鼓励戴笠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限制”陈立夫，削一削他的重权。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选举，戴笠诬告检举陈立夫利用大会秘书长之职，在组织选举中作弊，而且利用CC系和特工总部的力量大搞派系选举。这两条罪名使得蒋介石轻而易举地除去了陈立夫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的要职，并委派“小鬼”、陈诚手下的张厉生接手陈的职务。陈立夫受到重创，只得“下野”几年。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才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党务、特务部部长，主管战时民众动员事宜等，事实上也还是没有什么实权。

　　七七事变爆发后，徐恩曾撤到重庆。这段时期内，蒋介石一方面耍手腕夺了陈氏兄弟对中统控制的实权，分别任命他们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江苏省长等职务，同时又在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一切派系小组织，这其中自然包括有陈氏兄弟的CC系“青天白日团”（原先的7人核心层控制特工总部的形式也随之取消）、黄埔系的复兴社、汪精卫的改组派等，成立了大一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个被黄埔系控制的“第二国民党”组织。大权自然归蒋介石自己揽着。也正是在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又宣布对特务体制进行重大改组，分别建立军事调查统计局和中央调查统计局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局由原先戴笠的第二处升格建立，戴笠任执掌实权的副局长；中统局由原先的第一处升格建立，原一处处长徐恩曾任主持实际工作的副局长；原来的第三处即邮检处则划归军委会。这样调整最直接的后果是，把陈氏兄弟从中统及徐恩曾的身边支走了，老蒋的削藩术遂大功告成。徐恩曾也从这场上层之间的权术争夺利益再分配中得到了实惠，成了“局级干部”。

　　1938年5月，特工总部以中统局的名义正式开张。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宣布成立，徐恩曾被任命为执掌实权的副局长，正式攀上了“中统王”座。

　　1.杀害左联五作家

　　在蒋介石的残酷压制下，不仅中国革命和共产党人受到极大的迫害，连文艺工作者都在高压下艰难地求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革命文艺作家团体。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

　　1931年初，南京阴云密布，风雨满楼。徐恩曾召来心腹爱将顾建中、王思诚、张国栋等。他先和颜悦色地说：“各位兄弟，辛苦辛苦，咱们为党国立下不少功劳，这都是各位兄弟的智慧结晶，我徐某人非常感激！”众人赶紧说：“哪里哪里，这都是徐老板领导有方，领导有方！”

　　徐恩曾微笑着把话锋一转：“只是最近上海文化界乱哄哄的，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酸文人折腾得越来越不像话了。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一旦人心搅乱，人心思动，这帮家伙又与毛匪多有勾结，如此定会危及政权。蒋先生对此已经非常烦闷、非常恼火，他希望我们精诚合作，再拔头筹，把这股反动的火苗彻底浇灭！”

　　徐恩曾又缓了缓口气，说：“思诚，你是我们的理论专家，你多从理论上击垮他们；建中弟，可撒下天罗地网，重点突击，各个击破，给他们点血腥味闻闻，谅必吓破他们的胆子，看谁还敢乱嚼舌头！”

　　他做了一个“优雅”的砍头的手势，众杀手心领神会。

　　“当然，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要一帮一拉，恩威并施，若能多钓几条大鱼就更妙了！”徐恩曾对手下面授机宜，一场残酷的捕杀即将拉开。

　　1931年１月７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干涉下，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代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左联传达后，引起许多党员的不满。左联一些成员在何孟雄、林育南及李伟森召集下于1931年1月17日在英租界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召开讨论抵制王明路线问题的秘密会议。

　　1月16日，上海洛阳书店（南京路王盛记木器店楼上），“左联”的一次党员大会在此召开，潘汉年、冯雪峰、胡也频都莅会，讨论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尽管这次会议事前筹备得相当周密，保密工作做得也不错，但还是被特务察觉了，他们分头跟踪围堵与会代表。参加会议的共有35人，其中包括左联四位青年作家，同时也都是中共党员的柔石、胡也频、殷夫（白莽）、冯铿。

　　会议正在热烈进行时，一个“茶房”突然闯进来说：“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说完便拉灭了电灯。不一会儿，随着电灯的再度亮起，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冲了进来，逮捕所有与会人员。送妻子回杭州生孩子的李伟森在事发次日赶到东方旅社时也落入早已埋伏在那儿的特务之手。

　　柔石等人被捕后，英租界当局立即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决定将全部犯人“引渡”给中国当局。所谓“引渡”，实际上就等于判了死刑。柔石在洋行做事的一位同乡王育和为他们聘请的律师张横海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提出根据有关规定，凡是租界内发生的案件应由租界地方法院审处。但律师的要求被法庭无理拒绝。大家当庭高声叫嚷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1月23日，包括左联五作家在内的35名同志被解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李伟森由于当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敌人对他也特别注意，单独进行了提审。据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李趋时后来从敌人刑讯笔录中的摘录，李伟森在庭审中痛斥敌人：“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也杀不完。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我们的党，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你们要当心，倒是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到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和李伟森一样，其他被捕人员在提审中也都表现得很英勇。南京国民党当局见从他们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便于2月5日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下了一道对其中24人“秘密处死”的密令。

　　2月7日晚，看守所照例对每个犯人进行点名。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点名由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并且还带了十几个宪兵，每个宪兵手持一只手电筒，每点到一个名字，就用手电筒照一下脸，空气显得很是紧张，大家预感到要出事。果然，点完名后大家刚睡下不久，只听到狱中弄堂里传来一阵阵皮鞋声，原来宪兵在一号、二号、三号笼子挨次提人了。“这么晚了，喊我们起来做什么？”大家高声抗议道。看守扯着嗓子说，“南京已造好了大牢，现在要乘最后一班车，把你们送到南京去。”

　　然而，宪兵并没有将这24人带到楼下去乘车，而是将他们押到了楼上法庭。法庭一排高椅上坐着法官、书记员，旁边两个人分别拿着执行书，对着照片依次看了每个人的脸，然后便要他们摁手印。前面两位同志以为这是要解送到南京去的公文，便糊里糊涂地在上面摁了手印。第三个轮到柔石时，他仔细看了看文件，只见上面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赴刑场枪决”几个字，他愤怒地将执行书一推，转过身来，对后面的人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啊！我们不盖！”大家一听，立即愤怒地叫道：“不盖！我们犯了什么法？”“为什么我们到这里一个月了，连问也不问？”“什么法庭？你们这群猪猡！”“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片愤怒的吼声中，有人拿起凳子向法庭扔去，有人打破玻璃窗，法庭上顿时乱作一团。几个法官见状气急败坏地对宪兵连长叫道：“立即拖出去执行！”说完便惊慌地躲到后面去了。24位志士奋力抵抗，决不下楼。宪兵用刺刀逼也没用，最后只得几个宪兵拖一个，一边拖一边打。有的被拖出门时，还顽强地和敌人搏斗，心慌意乱的宪兵在门口就将其枪杀了。有的被打得倒在地上站不起来，最后被宪兵拖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旁边制造局的大烟囱下残暴地枪杀了。当第二天狱中的难友们前去替他们卸铁镣时，看到除三个女同志下身还留着一条短裤外，其余的人衣服全被剥光，柔石头与胸部中了十弹，胡也频也中了三弹，全身血肉模糊，可见当时搏斗之激烈。24位烈士殉难后，他们的尸体被宪兵秘密埋在龙华司令部外面的荒野上。

　　24位被害者都很年轻，其中五位青年作家中柔石29岁，殷夫（白莽）29岁，李伟森28岁，胡也频28岁，冯铿只有24岁。

　　尽管革命者们献出了生命，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2.怀柔女作家三年

　　当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为被杀害的左翼作家扼腕叹息时，徐恩曾和他的手下却在弹冠相庆。他对顾建中等人说：“虽说杀了这些年轻人不无可惜，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也看过，确实小有才华，可不杀也不好办，革命和反革命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上海的文艺界、舆论界完全操纵在咱们手里，让其服服帖帖地为党国服务……我们已经杀了他们个措手不及，让他们不得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适当地运用一些怀柔政策，拉一批有影响的文化人过来，为我们摇旗呐喊……”

　　作家丁玲便是他们实施怀柔政策的一个目标。

　　1933年5月14日，频曝新闻的上海滩又出了一条特大新闻，曾创作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据6月19日的《大公报》报道，丁玲是5月14日中午在其居住的昆山路七号五楼第二号房因人告密而被捕的。

　　徐恩曾得知丁玲被抓来，中共江苏省委又受到重创，真是喜不自禁，他犒赏了部下一番，又嘱咐顾建中等安排“投诚”的共产党人前往劝降。

　　一天，丁玲正躺在床上，忽然有人造访，却原来是投降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汪盛荻。这姓汪的原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自以为可以说服得了丁玲。但丁玲和第二任丈夫冯达始终没理他。他自觉没趣，只好摊牌直说了：“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

　　“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丁玲说。

　　“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

　　“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

　　“胡也频是国民党枪杀的！”

　　针锋相对，直来直去，汪盛荻见一时不能诱降，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轰都轰不走，丁玲看出了他的“苦衷”，挖苦他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了海口，交不了差？昨天你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明白来了无用又不敢不来！唉，你脖子上给人套上了一个圈是吗？”说完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汪盛荻不敢发作，只得走了，此后再也没来。他之后，接二连三地又来了几个劝降的叛徒，都毫无作为地碰壁而去。

　　此时，中共和丁玲的朋友们也都在积极筹备拯救她出去。文化界、妇女界一再发出呼救书，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民权保障同盟”的人物，为人权被践踏而强烈抗议，并发动营救。由于丁玲是在租界被绑架的，租界捕房也抗议当局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惹怒洋大人，自是当局犯忌的事，没办法，当局只得矢口否认。这期间沈从文找了胡适，胡适又质问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一面“复胡适电亦坚决否认丁被公安局捕去的事实”，一面打电话给徐恩曾，催他尽快想出个妥当的办法，不要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6月25日，徐恩曾“大驾光临”丁玲被软禁的小院。他想以尽可能诚恳的态度“软化她”，他相信自己的气质风度、口才和作为成功男人的魅力。

　　丁玲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她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相当悠闲地踱了进来，并没理会她。

　　徐恩曾径自走进屋里，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

　　一名看守走到丁玲面前说：“徐科长看你来了！”徐恩曾制止了他，和蔼地问：“生活怎么样？”

　　“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

　　徐恩曾吃了个闭门羹，又转了个话题。“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徐恩曾又语气亲切地说。

　　在想要阅读书报的条件得到满足后，丁玲终于答应给朋友写信，告知自己的处境。但是她始终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

　　不过这暂时的优待也是个骗局。几天后，丁玲被押往莫干山。转年又被押回南京城，软禁在一种老式的屋子里。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在软禁三年后，丁玲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徐恩曾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述，在他的回忆录《暗斗》中，他写道：

　　“……1935年春天，她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她的丈夫（指冯达）患了肺结核病，不能起床。我仍常去看她，但发觉她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了……

　　有一次我去看她，在谈笑中，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钦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就鼓励她去玩一次，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

　　秋天到了。有一天，她买了糖果饼干到我家里送给我的孩子，对我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我同意了。第二天她就舍弃了病倒已两年的丈夫，撇下了亲生的女儿和她的母亲，只身去上海，以后就不再回来了……”

　　徐恩曾的“怀柔”政策终以失败而告终。

　　3.残忍杀害瞿秋白

　　1934年10月27日晚上，徐恩曾依旧很晚才处理完公务，回到家中已是夜半时分。徐恩曾看上去虽是满脸倦容，但他像往常一样，打开台灯，斜靠在沙发上，随手翻看着托人从美国带回来的科技杂志。徐恩曾的老本行是机械工程，多少年来他依然对此类书籍感兴趣，工作之余浏览一番，也可以说是一种休息。

　　看得正在入神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徐恩曾抬身向窗外望去，来人原来是掌管特工总部电讯分台的陈玉堂。陈玉堂进屋来不及坐下，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份电报交给徐恩曾，气喘吁吁地说道：“徐主任，这是刚从福建方面发来的情报，国军已捕获共匪重要人物瞿秋白，福建方面要求我部提供瞿匪的更多资料，以再确认其身份。”

　　徐恩曾接过电报仔细观看，电文大意是：近日截获小股外窜匪军，捕得其匪首一男二女，俘获时曾经刑讯，该男子初供姓名林琪祥，后经共党投诚人员指认，该犯系共匪首脑瞿秋白，现瞿犯羁押于宋希濂将军处。该事已报前线蒋鼎文司令知晓。望总部协助调查，以确认该犯底细。

　　徐恩曾看罢电文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倒背双手在屋内来回踱着方步，足足在屋内转了几个来回才开始表态：“想当年，我们抓住了顾顺章，真可说是天赐的机缘。谁料想半路上杀出个钱壮飞，坏了我的大事，眼睁睁让上海那帮共党头目一个个从我们手边溜走。到后来我悬赏4万现洋缉拿瞿秋白和周恩来，哪里还看得着半个人影，煮熟的鸭子又飞掉了，真是痛心呀！”徐恩曾一番话，道出了当年埋在心中的一口恶气，说完之后，他脸上的表情也似乎松快了许多。

　　陈玉堂这才明白徐恩曾还在对以前的老账念念不忘。他忙安慰起徐恩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共党分子先后落网，也是党国的大幸，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我们特工总部的功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嗯！说得好。今天他落在我们手里，管叫他……”徐恩曾眼角向上微微一挑，一丝凶光在眼内一闪而过。

　　“不过……”徐恩曾忽然觉得刚才自己的话似乎有些草率，这次话音稍稍顿了顿，接着说道：“不过，杀了瞿秋白只可逞一时之快，若是留着他为我所用，岂不价值更大？这瞿秋白不仅在中共党内以文出名，在中共党外影响也甚大，如果能让他为我们工作，确实是一块好招牌。”

　　陈玉堂听罢，也不由得咧开嘴：“老板的意思是要策反他？可据说这个人用刑之后仍没有吐露出半点机密。”

　　徐恩曾摆了摆手，连声说道：“不然，不然，人非圣贤，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况且瞿秋白在中共党内亦不过是一介文弱书生，骨头能有多硬，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李竹声这些人最后不都归了正果了吗？”

　　看到徐恩曾把握十足的样子，陈玉堂没再作声。

　　送走陈玉堂之后，徐恩曾马上把情报通报给陈果夫、陈立夫，二人和徐恩曾的意见大致相仿，都主张“先礼后兵”。

　　经与福建方面联系，负责看押瞿秋白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也正在为如何劝降瞿秋白而大伤脑筋。在徐恩曾的授意下，特工总部专门负责西北区情报工作的陈建中和王杰夫分别专程来与瞿秋白“谈话”。

　　他们由宋希濂口中得知，红军大批人马虽撤出瑞金，但以瞿秋白、项英、陈毅、何叔衡等人为首的一部分红军仍留守苏区。后来迫于形势严峻，瞿秋白、项英、陈毅等人化整为零，分兵向外突围。当瞿秋白行至福建长汀县濯田区时人困马乏，加之肺病严重，行走不及，被当地民团抓住，后被解至驻在长汀的三十六师。经叛徒指认，瞿秋白真实身份暴露。

　　瞿秋白自被关押以来，一直谈笑风生，但“有用的话”一句没有。不过，最近几天瞿秋白写了一篇文章，或许有些利用价值。

　　陈建中闻言，急忙找来瞿秋白刚写就的那篇文章翻阅，文章名为《多余的话》。文章的字里行间，带出了瞿秋白内心中一些暂时苦闷和迷惘的东西。从这份带有些自传性质的文章里，嗅觉敏感的陈建中嗅出了瞿秋白这几天心绪有些不宁，决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瞿秋白的心理防线。

　　“谈话”的结果大大出乎陈建中所料，无论是才学、阅历和身份，他陈建中根本不是瞿秋白的对手，几个回合即败下阵来。

　　王杰夫总结陈建中前面的失败经验，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劝降方案：先以亲友之情牵动瞿秋白，再以中共大叛徒叛变后所得到的优厚待遇“感召”瞿秋白。王杰夫曾经多次参与对中共叛徒的劝降工作，他对最终成功劝降瞿秋白似乎颇有把握。

　　王杰夫对瞿秋白的“谈话”是在宋希濂的师部会客室内。为了营造气氛，房间被精心布置了一番。屋内正中是几只矮背沙发，沙发前是一架檀香木茶几，茶几上摆着精美的青花瓷茶杯，杯内的碧螺春正冒着香气，屋内一角还放着一只古香古色的书柜，书柜内放着经、史、子、集各样图书。整个屋子似乎显得像个学者的书房，一切都为了取得瞿秋白的好感。

　　双方坐定之后，王杰夫故作斯文地说道：“王杰夫久闻先生大名，今日慕名特来拜访。”

　　“秋白一介书生，怎敢劳特派员大驾。”瞿秋白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王杰夫继续说道：“我们从南京赶来，慕的是先生的名望，爱的是先生的才华，今后先生大展拳脚的地方很多，以您在中国数一数二的俄文水平，可以做一些翻译工作，不妨翻译些托洛茨基最近批判联共的著作，对先生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嘛！”

　　听着王杰夫开始大放厥词，瞿秋白立即插了一句：“我对俄文虽然粗晓一些，亦不过是译些文学作品罢了，若说翻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恐怕就狗屁不通了！”

　　瞿秋白的话里有话，顶得王杰夫半晌没缓过劲来。他心中不免有些恼火，但他耐住性子，继续假惺惺地说道：“先生的事，不但自己要考虑清楚，就是你的朋友和亲属，也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先生可千万不要让他们失望哟。”

　　瞿秋白料到特务们会来这一手，他对此早有准备，他镇定地回答王杰夫：“自己的事，从来由自己考虑，政治问题，以前是自己选择，今后也不会让亲友代劳考虑。”

　　听完瞿秋白的回答，王杰夫仍然不死心，他说：“瞿先生的难处我们也会体谅，先生在中共做事多年，亲朋故旧一定不少，如果让先生日后公开的反共，恐怕先生于心有所不忍。倘若先生肯屈尊俯就，做些其他工作，凭先生的学识，南京方面绝不会亏待您，你们的顾顺章先生，现在不就干得挺好吗，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面对王杰夫的诱惑，瞿秋白从容地回答道：“瞿秋白绝不是顾顺章，我对自己的抉择从未后悔过。”

　　话已至此，多说无益，王杰夫碰了一鼻子灰也败下阵来。

　　王杰夫灰溜溜地回到南京，将在长汀劝降瞿秋白的经过一五一十向陈立夫和徐恩曾作了汇报。徐恩曾听罢，阴阴地说道：“不识抬举，这些酸臭秀才，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凉，这样的顽固分子，杀十都不足以儆百，留他何用！”

　　陈立夫听了也摇摇头：“此人不能为我所用殊为可惜，待我向蒋先生报告后再作定夺。”

　　正在武昌行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接陈立夫请示后迅速回电：“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英勇就义，年仅34岁。

　　4.造谣反共成效低

　　特工总部成立以后，徐恩曾一直磨刀霍霍，准备做篇大文章，把中共搅个一团糟，以显示自己绝非吃素的。

　　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把矛头首先对准中共的头面人物周恩来。“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捉住了周恩来，中共自然会不战自溃了。”

　　1932年2月，正当前方国共赣州战役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徐恩曾指示手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同志早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的化名，以后也成为他在党内经常使用的化名之一。这是国共两党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声称伍豪等243人同时脱党，再把启事送交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及国内其他报纸，在2月16日至21日期间刊出，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中共组织涣散瓦解。

　　想出这样的“高招”，徐恩曾他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在特工总部的老巢里，他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得意地对手下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先给周恩来浇身臭水，叫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伍豪不敢公开声明辟谣，那就等于默认了，嘿嘿，中共这样的高级领导叛变组织，这消息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必会摧毁许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念，咱们只管打开大门接待一批又一批自首人员吧！”

　　“那如果伍豪公开否认呢？”旁边不知是哪个特务问了一句。

　　“那他就等于自投罗网了，咱们只管张网收大鱼吧！”徐恩曾兴高采烈地说。

　　“是啊，管叫伍豪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总归逃不了咱们的手掌心，哈哈哈……”特务们甚至提前开了庆功宴。

　　但特务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其实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初就已经离开上海，潜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去了，徐恩曾他们哪里知道呢。见到这所谓的启事后，上海的临时中央当即采取了措施进行反击。他们在上海散发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传单，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又派人在2月2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则非常巧妙的辟谣启事：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广告处

　　这份启事非常高明地告诉其他共产党员，那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只是子虚乌有之事，根本就没有登出来，所以切不可信。

　　徐恩曾看到这则辟谣启事，真是大为光火，他立即派张冲（张冲那时尚未出走）前往《申报》广告处追查，但终因伍豪等人过于“狡猾”，反侦查的措施搞得滴水不漏，竟未寻得任何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在2月27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期（当时用《实报》名义公开发行）上登出真正的《伍豪启事》，向全党说明事实真相。启事指出：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而且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2月底的一个黄昏，有个打入中共内部的小特务慌里慌张地跑来报告说，据悉伍豪将委托法国大律师路易斯·巴和在《申报》上代登一则“更加露骨”的辟谣启事。

　　徐恩曾闻言吃惊不小，他匆忙把智多星张冲找来商量对策：“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拦腰截住，不许刊登出来。”张冲挠了挠脑门说。

　　“那你速速了结此事，免生枝节，给别人落下笑柄。”徐恩曾火急火燎。

　　张冲急忙派特工总部的特务、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季源溥前去警告《申报》老板史量才，命令他拒绝刊登巴和大律师的那则紧急启事。谁知这史量才却是位极有正义感的文人，他非但丝毫不为强权所动，还以一种揶揄的口气说：“广告是营业性质，只要给钱就尽可能地去办，更何况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也是应该声明的。”

　　结果，法国大律师路易斯·巴和如期在3月4日的《申报》上代登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内容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屑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

　　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

　　电话：13239 乙 A1329

　　周少山与伍豪一样，都是周恩来的化名，这一点徐恩曾、张冲他们自然也是知道的。而伍豪此次请出的这个洋人大律师巴和也大有来头，他曾经公开出庭为陈独秀辩护过，显然是位与中共关系非同一般的人物。麻烦的是他不但拥有法兰西帝国的律师执照，又安然住在法租界大马路，有拿枪的安南巡捕保护，中国特务能奈他何？再看这则广告，更是构思新颖、设计严密、措辞巧妙，可称是政治广告的上品了。徐恩曾对此愤恨之余，也不禁生出几分钦佩来，看来中共有高人，不能不服呀！自己这一着棋是输定了，还落了个造谣滋事之恶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哪！

　　1.学潮风波苦不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无不义愤填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热情，积极发挥先锋作用；在全国各地纷纷游行集会，发通电，做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群众，出兵抗日”。这些热血青年不仅向当地政府请愿。9月25日以后，还络绎不绝地派代表结队到南京请愿。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2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一气之下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砸了他的办公室。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气急败坏地把陈立夫召来，声色俱厉地对他说：“怎么搞的吗！连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都管不了，你们组织部究竟还能干些什么！”

　　陈立夫一看老蒋是真急了，胡子拉碴的不说，眼睛还有些红，这对一向非常注重仪表的他来说，确属少见。陈立夫赶紧表决心：“委员长息怒！若说做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只是以前重视不够；今后您就等着瞧吧！”老蒋这才稍微松了口气，“那就快办吧！”

　　在老蒋面前夸下海口后，陈立夫立即把徐恩曾找来，两人一合计：“当务之急是要派人刺探一下学生暴乱的情报，搞清学潮内幕，看是不是共产党在中间捣的鬼，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要说这帮学生也真是的，不好好读书，瞎折腾什么呀！”

　　“一帮毛孩子，我看吓唬吓唬也就是了。”徐恩曾轻描淡写地说。

　　“恐怕没这么简单！须知学生运动往往是个引火线，以后的事怕接二连三地……”陈立夫摇了摇头。

　　徐恩曾却认为陈立夫这是过虑了，不就是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吗，自己对付“狡猾的共匪”都有两下，不信就对付不了这帮大学生。从陈立夫处回来后，他迅速在学生运动活跃的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大学院校布置了特务。这些特务得到徐恩曾的“手谕”后，动不动就采取高压手段，对学生进行绑架逮捕。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哪里受得了这个，学生运动更如火如荼般地高涨起来。

　　当时顾顺章在上海因绑架了八个学生运动领袖，导致上海市长张群遭到学生队伍的围攻。特务们的这一策略，遭到了蒋介石的痛斥：“娘希匹，真是愚蠢至极！有这么办事的吗？若能简单扣押，我还派你们去？派正规军队不就得了，真是一群饭桶！”

　　徐恩曾一看不妙，赶快改弦更张，决定重点采取从内部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的策略。

　　2.谎言欺哄学子心

　　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学礼堂召开，浙江学生界的2000多名学生请愿代表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反应，冲击中央大学礼堂，迫使蒋介石出面接见，并答应学生的三条请愿要求：一是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二是要求蒋介石立即北上指挥抗日；三是要求立即武装学生开赴前线作战。学生们还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浙江高校学生此举果然奏效，蒋介石不得不出面“训话”：“同学们这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很好嘛！不过你们放心，国防、外交这些国家大事是政府的事，政府会管的；同学们的责任是把书读好，学好本领，将来好好报效祖国。闹学潮是不好的，现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你们最好不要再给国家增添压力了……”

　　蒋介石接着把话题一转：“你们都是浙江人，浙江是文化礼仪之乡，西湖有个函下庙，供着岳武穆，他精忠报国的故事想来大家都耳熟能详，你们要好好学习岳武穆，学习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准则嘛！”

　　见学生们还没有散去，蒋介石只得说：“关于你们的要求，晚上我会派人来给你们详细的回答。你们听到回答就回杭州去，不要再闹了，安心读书去吧！”说完蒋介石就抽身退走了。学生们一时没了主见，正在此时，一位年轻教师模样的人站了出来，一跃跳上了主席台，自称是请愿学生的一名代表，不少学生一看都认识，这不是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担任党务和三民主义课程的老师吗？此人面露笑容、表情庄重地对大家说：“同学们，蒋委员长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对蒋委员长的讲话完全满意！我看今天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委员长还有国家要事要研究，咱们就散会吧！”这家伙就是徐恩曾布置在学生们中间的一名特务，可学生代表哪里知道呢，他们来自杭州14个中等以上的院校，绝大多数都互不相识，谁也想不到这是特工总部特务们的暗中安排，大家还以为这个特务是大会执行主席指定的代表呢，彼此相互看了看，也就只好各自分散了。

　　当天晚上，张道藩按照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共同研究的方案，代表蒋介石对杭州请愿学生进行了答复。张道藩眨巴着眼睛，很神秘地对部分学生代表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紧张性，中央给你们答复的一些话可都是绝密的，你们要保证不传出去——当然了，大家都是热血青年，都非常热爱祖国，我相信你们也是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政府对你们的答复是：第一，关于要求政府立即抗日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马上对日宣战了；第二，关于要求委员长北上指挥抗日的问题，委员长已经作出决定，几天后就要北上指挥作战；第三，关于立即武装学生开赴抗战前线的问题，你们的意见很好，爱国之心天地可鉴！只是咱们马上就要作战了，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都发给军队了，就这还不够用呢，目前这些武器正在赶造中。首先当然是武装军队，然后才可能考虑武装咱们爱国学生，所以现在还不能发，以后是一定会发的……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我说的话，有不少是国家机密，希望同学们一定要保密才是！”

　　学生们一听张道藩说得也不无道理，蒋介石的三项答复可谓圆满，只是这第二条蒋介石答应几天之后就亲自北上指挥作战——不知是否真的可以落实下来。于是有人当即追问：“请告诉我们，蒋委员长到底哪一天北上？我们好准备开欢送大会，尽一下自己的心意！”

　　张道藩清了清嗓子：“这个嘛，具体日子告诉同学们当然是可以的，但你们想到没有？日本航空母舰就停在长江口外，日本人的侦探和汉奸到处都是，一旦召开欢送大会，你们谁敢担保委员长的安全？同学们哪，大家的心愿是好的，只是你们还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欢送大会一开，目标就会缩小，日本飞机就很容易轰炸了，你们想是不是这理儿？”

　　见学生们一时没了言语，张道藩马上接着说：“同学们哪，你们要相信政府，相信委员长，对日绝交、抗战、光复失地，政府马上就要行动了，现在情况紧急，你们明天就赶快回去，中央给你们派火车……现在可是战争时期、非常时期，首都外来人多，对治安有影响，你们若不走，宪兵就会来找你们麻烦的。回去吧！”

　　经过张道藩这番“合情合理”的讲解，加上徐恩曾又派出一批特务在学生中暗中进行分化瓦解，第二天就有10个学校的代表返杭，剩下四个学校的代表表示坚持留下来，准备开欢送大会。到了第二天晚上，徐恩曾又派出两名特务，来到请愿学生的驻地金陵大学，对四校的学生代表说：“中央党部通知，南京军情紧急，必须明天一早动身返杭，否则将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由宪兵押走。这是命令，必须执行。”第三天清晨，徐恩曾早早派特务，将这四校的学生代表强行送上开往杭州的直达汽车。至此，杭州学生代表全部离开南京，徐恩曾的手段又得逞了。

　　3.高校安插小眼线

　　徐恩曾虽分化瓦解了不少地方的学生请愿队伍，但因布置得较晚，各地学生运动还是风起云涌。尤其是蒋介石答应“将率师北上抗日”的消息传出，南京和全国各地大学生纷纷发起“送蒋北上运动”。到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人。26日晨，学生结队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党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这天，适逢霖雨，天气骤冷，学生站立了一天一夜，冻倒多人而不动摇。这声势仅凭徐恩曾手下的几个小特务，已经是无能为力。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再次接见学生，在群情激愤中，他欺骗学生说：“我三天以后宣布出兵抗日。”说完就溜之大吉了。善良的人们哪里想得到老蒋此时已经动了杀机。

　　12月5日，当北大示威团3000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时，蒋介石令手下的特务和军警突然将学生包围，打伤30多人，逮走185人。7日，被激怒了的上海学生15000人上街游行，声援北大学生。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集会。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和公安局指使下，特务匪徒闯入会场捣乱，并把从南京来的北大学生一一逮捕。上海各校学生气愤已极，当天下午，万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代表，交出凶手。学生们坚持一夜，终于达到了目的。10日上午，上海学生组织人民法庭公审了凶手，公布通令票传上海CC头日陶百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被捣毁。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3万多人，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联合大示威。当队伍来到珍珠桥时，受到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联合血腥大屠杀，33名学生当场被刺死，百多人受重伤，不少死难者被抛到了河里。当夜又搜捕了外地学生代表，学生运动一时被血腥镇压下去了。

　　九一八之后的学潮，令蒋介石大吃苦头，从此总算领教了中国学生的厉害，所以在他第二次上台后，就把对付学生运动的问题作为一件治国的要策，交给陈立夫、徐恩曾研究处理。命令他们必须采取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的手段，尽快研究解决，彻底平息学潮。

　　从此以后，陈立夫和陈果夫等人就开始到处发表演讲，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时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十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伧一起主编《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另外，二陈和徐恩曾等开始系统地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使之成为特务“新星”。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们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特工总部在南京进行的这项活动，是徐恩曾亲自主持的，时间是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之前。

　　当时，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蒋介石的“最高指示”。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目的是要使“学运”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战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于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供给。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组织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以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的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

　　参观团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五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

　　“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特务头子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

　　“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徐恩曾作为监誓人做了长篇讲话，“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结束后，他又把这帮人分成八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即：“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诿；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等。”

　　为了统一思想，徐恩曾还规定，“同盟”每半月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会议内容不外是：汇报校内外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听说你们中央大学的生物系教授欧阳逸，就是个危险分子，他居然公开表示对现有社会不满，大家可以仔细调查一下嘛……”为了能“胜利完成任务”，徐恩曾还教给这拨人一套手段，诸如要会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要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要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

　　徐恩曾的这套把戏，在以后破坏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

　　4.一二九危机化解

　　《何梅协定》签署之后，全国上下嘘声一片。1935年11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学生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

　　经过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共同研究，12月9日，学联发动北平五六千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在新华门前，学生们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国民党驻华北当局请愿。反动当局恼羞成怒，以大刀、水龙、皮鞭等疯狂地镇压学生，以致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一二九以后，12月16日，汉奸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又准备成立，北平学生得知这一令人愤怒的消息后，一万多人冲破军警封锁，在天桥召开了群众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会后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致使400多人被打伤，二三十人被捕，这也进一步激起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激愤。

　　一二九、一二·一六事件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学生广泛地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纷纷采取罢课、游行等行动表示声援。蒋介石对此气急败坏。他把陈立夫、徐恩曾召来厉声责问。徐恩曾屁滚尿流地回去后连夜组织了一批人马商量镇压分化学生运动的策略，没等天明就开始了行动。

　　12月18日一早，许多学生还在宿舍里准备整理传单、标语，就听见校操场响起了紧急集合钟。学生们都有些莫名其妙。

　　“也许临时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所以提前一小时开会了？咱们都过去看看。”有人提议说。大学生们陆续走向礼堂，发现会场中央的高音喇叭前已经站了不少人。“刘进，你是咱们的学生会主席，你给大家传达一下昨天晚上的会议精神吧！”一位女学生对一位大高个同学说，这个叫刘进的也没弄清楚是谁这么早就敲钟号召集合了，他看同学们已经来了不少，就挤到主席台前，试了试喇叭，说：“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炮火已经烧到了中国的东北、华北，还在向内地长驱直入。中华民族现处于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平的大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该——”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同盟”分子刘伯谦突然从人丛中站了出来，他一把夺过刘进的话筒，“慷慨激昂”地对大学生们说：“是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声援北平大学生的爱国运动，今天下午就举行游行示威！以此证明咱们金陵学子也个个都是热血青年，愿意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对，对！”下面有学生鼓掌表示响应。

　　刘伯谦看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只是，大家也许还不知道，咱们的学生会中有个别同学利用我们大家的爱国热情，谋一己之私利，多么令人痛心啊，同学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几个家伙，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对于这突然的“变故”，许多学生一时接受不了，可有一伙人（大多是“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分子）嚷着说：“把这些野心分子赶走！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新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早已经安排好的“同盟”分子一个一个发言表示响应，要求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在这种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特务分子刘伯谦、杨博清和复兴社分子陈清（女）成了主席团的成员，指挥下午的示威游行活动。

　　高校这边情况刚稳定下来，刘伯谦就急忙抽空跑到徐恩曾驻守的工作地点，向他汇报战果。徐恩曾表示满意，他和项本善根据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游行请愿的紧急情况，发布了具体的指令：“绝对不许学生群众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鼓楼日本使领馆闹事；全市学生的集会当天一定要结束，不许延续到明天；要割断南京学生与上海学生的联系，阻止上海学生晋京；要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刘伯谦等一一牢记下来。

　　下午4点多，南京大、中学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从各校出发，会聚到国民党行政院。只见行政院前已经层层把守着宪兵、卫队，一个眼睛贼亮、酒糟鼻子的卫队长高喊：“学生队伍停在广场！各校主席团成员请进入行政院！翁文灏秘书长要接见你们！”

　　30多名主席团成员鱼贯进入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同学们请，同学们请！……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真是难能可贵呀，蒋委员长要我代表他、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慰问！只是，同学们哪，你们的心意政府都理解，蒋委员长也完全赞同，他现在也正在研究救国之策……至于你们，我想还是应该安心读书，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有学生代表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诸如“军队要马上出兵”之类，翁文灏忙着应答：“好的，好的，政府会允为考虑，允为考虑，同学们请先回去吧……”

　　有一位学生代表高声说：“请蒋委员长亲自出来一下，回答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翁文灏说：“这怎么能行呢？蒋委员长这么忙，根本就抽不出空来啊！你们的心愿我一定负责传达到，一定一定！”

　　中央大学主席团成员丁绪荣见此情景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出去向同学们转述一下翁秘书长的接见情况，听听同学们的意见。”

　　他出来一说，大学生们很不满意，有人喊：“一定叫蒋委员长出来！”“他不出来，我们冲进去！”有的甚至骂道：
　　“什么狗屁主席团！”“打走狗！”一时群情激动，刘伯谦又赶紧站了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这纯粹是敷衍了事，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四年从没喊过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几个学生随着喊了起来，不少人表示赞成游行示威，这样把呐喊“蒋介石出来”的问题给岔过去了。

　　游行队伍经过国府路、太平路、中华路、新街口，快到鼓楼时，许多学生认为要到日本使馆去了。走到前边的刘伯谦、杨博清向陈清说：“告诉纠察队，使队伍转保泰街到中央大学去。”纠察队是军统复兴社物色的“可靠分子”，由一帮身强力壮的家伙组成，他们执行的也是“不准到日本使领馆区”的命令。很多学生虽然很有意见，但由于事先没有一起商量过，又没有一致行动的准则，还是跟着大队回到了学校。尽管队伍回校天已经黑下来很久，同学们为蒋介石不出面，为队伍不到日本使领馆去，纷纷气愤不过，大家要求到大礼堂商量如何继续斗争。会上有人主张正式成立南京学生联合救国会，有的主张再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有的主张实行全市罢课……意见本来各不相同，加上特务们有意在中间捣乱，一时就无法统一了。刘伯谦等趁机钻空子来个金蝉脱壳计——“明天各校代表会商具体办法”。此后虽然各校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新、老特务们破坏了。

　　1.姐妹同夫一家春

　　和许多五毒俱全的贪官一样，徐恩曾爱官，爱财，也爱美色。他家中明媒正娶的妻妾就有三房。但是他还是不满足，依然在外渔猎女色。

　　徐恩曾的元配夫人姓梅，在浙江启明女校肄业，也算得上是知书达理，贤良温柔。她不仅性格淑德，而且家境也很优渥。在徐恩曾赴美自费留学时，她的娘家还资助不少学费。因此和徐恩曾又可以算得上是患难夫妻，开始时两人感情极好。

　　但是到徐恩曾当上调查科科长之后，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梅氏跟在他身边就很不方便了。而且几年下来，老夫老妻渐生厌倦，南京城里又有那么多娇滴滴的小姑娘惹人心动。为了取乐，他把妻子送回老家，一年偶尔才见一两次面。梅氏原本就心情压抑，再加上吃斋念佛，身体越发瘦弱，更不能引起徐恩曾的兴趣了。于是徐恩曾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品。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徐恩曾首先看上了同在中央党部做事的王书元。王书元是辽宁姑娘，人高马大、丰腴妖娆，比起江浙出身，娇小苗条的梅氏来说，更别有一番风味。

　　徐恩曾经过一番“运作”；终于把王书元弄到了手。两人一度同居在南京中山东路。俩人私下生有一女，乳名小毛，也颇得徐的疼爱。可“幽居”时间一长，这王书元可就受不了了，哭着喊着向徐恩曾要个“说法”，“整天偷偷摸摸的，像个什么样？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可是认真的，给你生了孩子，你必须要与梅氏离婚，明媒正娶我！”

　　徐恩曾这一方面却没有王书元那么认真，他本来腻味了梅氏，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换换口味”，只不过想玩一玩罢了。一看这王书元竟然当了真，终日吵闹不休，他的兴趣马上就降了下来。再看王书元生过孩子之后，腰也粗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光亮了，有时候看起来还邋里邋遢的，他就有些烦了，去王书元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少。

　　王书元还是三天两头地找徐恩曾“纠缠”不止，屡次找徐恩曾闹事，要钱、要别墅，甚至威胁他“小心我把你告到监察院去，让你身败名裂！”徐恩曾真是一时拿她没有办法。为息事宁人，他甚至请中统女特务祝雅韵写匿名信劝王书元不要再闹了。

　　却说有一日，王书元打个电话给徐恩曾说：“小毛得了急病，速回。”徐恩曾从办公室驱车赶回他们“爱的小巢”。徐开门一看，小毛正坐在地毯上堆积木呢！“这个臭女人！”他心里暗骂了一句，正想转身走开，却被王书元一把扭住，“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绝不放你走！”

　　“你疯了，你……”两人正扭打在一起，一个女子缓缓走来，慢慢地说：“书元，妹夫来了也不介绍一下。”

　　徐恩曾听到这个娇媚的声音，不由得停下手，拉了拉衣袖，整理一下仪容：“书元，家里来客人了你也不事先告诉我一下！”

　　“家？你还把这当成家？我就是要让我姐姐看看你的德行！你的本来面目！”

　　“哦，原来是家姐！快请坐！”徐恩曾颇有礼貌地说。

　　待平静下来以后，他才仔细打量了一下王书元的姐姐，“唉呀，世上还有这样妩媚、大气的女子？我原来以为书元已是人上人，跟她姐姐比，可就差远了，差得太远了！这女子身材高挑丰满，条子盘子都无可挑剔，眉宇之间自有一股夺人的媚气，若能与之共寝，此生也不白活呀！”他马上就迷上了王书元的姐姐王书青。

　　为了讨好王书青，徐恩曾可没少动脑子——王书青一开始死活不答应：“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夫君田鸿宾现在美国留学，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已经有了孩子。再说了，你已与我妹妹相好并有了小毛，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书青，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唉，你是燕京大学肄业的，应该知道，汉朝有个赵飞燕，唐朝有个杨玉环，两个都是绝代佳人，她们也都是姐妹同侍君王，有何不可呢？！况且我是真心爱你，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把我杀了也可以——否则就一定答应我！”他把自己扮成了封建时期的皇上，明明白白告诉王书青：“你是我最宠爱的，你妹妹我是绝对不会娶的，梅氏与我的夫妻关系已经是名存实亡，所以说，你对我而言，不是空前的，却是绝后的……”他还三天两头派人送玫瑰花给王书青，自己更是隔三差五地奉上金银首饰、名贵服装，有一天甚至把王书青领到一处豪宅，说：“这是我送你的小礼物，希望笑纳！”

　　周日天气好，他还会亲自开车带王书青“去野餐”，让王书青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这徐恩曾在性事上也颇有两下，比起她原来那个书呆子丈夫来不知强多少倍。这王书青本也是贪图享受之人，哪里架得住徐恩曾糖衣炮弹的轰击，很快就投怀送抱，继她妹妹之后，成了徐恩曾的姘妇，还在1932年为徐恩曾生下一女。

　　就在此时，最让王书青头疼的事情发生了：她真正的丈夫田鸿宾从美国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这可怎么办呢？她哪里有什么脸面去见亲夫呢？徐恩曾对此却不以为然：“青，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去跟他谈谈，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也就是了。料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可均，你千万不要伤害他呀！我和他毕竟夫妻一场，你若加害于他，别人怎么说我？”

　　“噢，你还这么心疼他？好好好，你就放心吧，你想我徐恩曾是那种人吗？”

　　徐恩曾于是给田鸿宾打了个电话，相约晚7点在一家西餐店见面，“有要事相商！”

　　田鸿宾如约而来，徐恩曾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之所以约您出来，是和您商量书青的事……您想必也已经听到了一点消息，书青现正与我同居，已经是我的人了，希望田先生能成全我们……”

　　田鸿宾自然恼羞成怒，但他一介书生，能有什么办法与徐抗衡？更何况自己老婆已经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的被窝里。他就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徐恩曾的“提议”，写下一张字据，“成全了”这对男女。

　　徐恩曾也没“亏待”王书青，不久就把太太的头衔授予了她，使她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太太，俩人一时定居在南京石婆婆巷3号，与南京中央大学教职员工宿舍仅一墙之隔。王书青此时凭栏远眺，还能看见自己与前夫田鸿宾的子女，恁是铁石心肠，这女人每每也不禁落下两滴眼泪，感伤一番。

　　至于那个王书元，其时已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做事了，也已经有了新的相好。不过徐恩曾也还是给予了她一定的“补偿”，将南京一块地产送给她，并在特务经费中屡次拨款给她，为她造了一幢很大的楼房。

　　2.为娶妻“不计前嫌”

　　徐恩曾对王书青的誓言没过几年就变卦了。这次他又遇到一个“并非空前、却是绝后”的女子——费侠。

　　这费侠原是湖北省钟祥人，青年时期曾经留学苏联，与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同过学。受当时苏联进步思潮影响，她一度还“革命”、“牺牲精神”地不离口，可一回国就变了，很快就叛变了革命，投到中统特务的帐下。国民党对待像她这样的留学生还挺优待，先把他们安排于中统在南京中山门外设立的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内，由国民党供给他们生活，并负责介绍工作。

　　1936年夏的一天，徐恩曾作为领导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去训话，费侠代表留俄学生作答辞，一眼就被徐恩曾看上了——“这女子面皮这么白，胸脯这么高耸挺拔、腰肢这么纤细柔媚，衣着这么入时洋气，太现代了。尤其是这双眼睛，勾魂夺魄的魅力，唉呀呀，世间竟有这等美色；她的嘴唇真是饱满、充满性感，唉呀呀，若能把自己的唇压上去，那是什么滋味……”这徐恩曾虽然还在上面抑扬顿挫地演讲，心眼儿可就活动开了……讲演完后，费侠又代表学生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徐先生，感谢政府对我们留俄学生的厚爱……”呦，声音还这么好听！徐恩曾瞥见不少男生向费侠投去爱慕的眼神，他的心竟然一激灵：“得赶快下手才是，否则果子就被别人给摘啦……”

　　回到家里，他像丢了魂似的，第一次对王书青的热吻、拥抱和挑逗失去了兴趣，木木的。

　　“可均，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王书青关切地问。

　　“没，没有……是，是有点儿不舒服……”徐恩曾喃喃道，眼前一个劲地晃着费侠的影像，那勾魂夺魄的笑……

　　王书青赶紧上前为他宽衣，服侍他吃点东西，把他拖上床睡下。

　　徐恩曾第二天一早就独自驱车来到了中山门外，踱进留俄学生招待所，找到费侠的宿舍。费侠刚刚起床，头发蓬松松的，胡乱用发夹挽住，穿一身猩红紧身连衣裙，领口开得低低的，徐恩曾的血又狂流起来。他尽可能平静地打招呼：“费小姐，早晨好！”

　　“噢，徐先生，您这么早赶来，一定是有什么要紧事吧？”费侠妖媚地看了徐恩曾一眼——她是那种知道自己姿色不错，也懂得如何利用这份天然资源的女人，对付男人那可是有实战经验的，从俄国留学到现在，已有好几位男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被她充分利用一番后，作为“人渣”弃之而去。从徐恩曾的眼神里，她自然知道自己的“斤两”，更知道如何去迎合和利用。

　　“是……是关于小姐工作的事……”徐恩曾竟有些口吃起来。

　　“唉呦，徐先生，您真是太费心了，我该怎么样感谢您呢，您快请屋里坐！”费侠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赶紧把徐恩曾让进屋来。

　　“我还有要事．一会儿就走。费小姐，中央宣传部有个《中苏半月刊》的编辑职位，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徐恩曾盯着费侠的眼睛问道。

　　“太好了，徐先生想得真周到，我这也算是学有所用了，谢谢您，谢谢您！”

　　从此以后，徐、费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关系越来越非同一般。这对于徐恩曾自然是贪恋费侠的姿色，费侠呢，则觉得徐恩曾高居中统王座，人也风流倜傥，又非常会讨自己的欢心，能够极大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心想，要说天下美女，与我不相伯仲，甚至比我强者，也是大有人在，而独独自己能得到徐老板的青睐，也算前生有缘，更何况若跟了他，自己这一生非但吃喝穿戴高人一筹，没准还能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抱负……只是这徐先生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夫人，这……

　　“亲爱的，你听我说，你虽然不是我的唯一，但是我最爱的，像杨贵妃，三千宠爱于一身呢！真的，你不是空前，但是绝后！在你前面的女人只是为你作铺垫的，所谓万流归宗，你就是最后的清流，最后的那个‘宗’，在你之后，我徐某人再也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了，再也不可能喜欢别的什么女人了……亲爱的，相信我……”

　　转年也就是1937年春，徐恩曾不知怎么搞的患上了猩红热，住进了南京中央医院。不少人怕传染，都没敢近前探望，王书青也是蜻蜓点水似的探视了几次，唯有这费侠不辞辛苦，主动前去伺候，精心服侍了一月有余，把徐恩曾给感动得不行，“亲爱的，你就像圣母玛丽亚，太贤良太伟大太圣洁了，我一定要娶你，一出院就娶你！”

　　“看你，还是好好养身体要紧！”费侠娇嗔。

　　徐恩曾果然不食其言，出院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偷搬过来与费侠同居一处。背后他对王书青说：“最近公务繁忙，必须在外边住上一段日子！”并回家禀明母亲，“这一回是非费侠不再另娶了！”

　　他老母倒是个传统女性，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徐恩曾兄弟四人抚养大，自然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个个有出息、行端影正。听到徐恩曾又要再娶的消息，当即把脸一沉。但徐恩曾主意已定，而且七魂六魄也早已被费侠勾去，哪里听得下老母的训诫，只随声敷衍两句，就回去准备婚礼去了。可怜梅氏只会流着泪在菩萨面前烧香、数佛珠，而王书青则没有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呢。

　　3.前妻撒泼惹人厌

　　为了娶费侠，徐恩曾是费尽心思要摆平前妻王书青。因为这婆娘是东北女人，性格剽悍，作风野蛮，一旦撒起泼来，是天不怕、地不怕，脸面、性命都不讲。所以徐恩曾十分头疼，担心处理不好，弄得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从他跟费侠交往之初起，他就想办法瞒着王书青。这边和费侠是山盟海誓甜言蜜语，非君不嫁非君不娶，那一头却和王书青说：“自从有了你，我视别的女人如无物，你怎么连我都不放心了？我徐恩曾是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

　　王书青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费侠的事情，她和徐恩曾天天吵架，徐恩曾既不能割断对女叛徒费侠的感情，又不能摆脱女魔王王书青的纠缠，只能在王费二人之间的夹击中步步为营，一退再退，穷于应付，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熬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内外、国内外人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中日战事上来，对徐恩曾的桃色事件的注意力大大降低。徐恩曾决定利用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西撤汉口、重庆，到处都是一片兵荒马乱的大好时机，借口暂避国难，其实是排除障碍，将王书青及其子女先期送往成都，以成就他与费侠的好事。

　　有一天，徐恩曾忽然对王书青说：“汉口并非久留之地，我们不日将全部搬迁至重庆。书青，你不妨先行一步，为我铺铺路。”但王书青并不笨，他心中的这一点小九九，早已被有知识有文化的王书青看得一清二楚。王氏故意装出大义凛然、夫唱妇随的样子，表示坚决要与徐恩曾共赴国难、生死与共。徐恩曾被她的这一着弄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被迫使出了自己最后的、也是十分卑鄙下流的一件“法宝”。原来，他平素就知道王书青与自己的亲信副官李子友有过一些过从甚密之事，这时为了达到与费侠结婚的目的，便不得不使出“男色”一招，派李子友护送王书青及子女赴蓉。

　　1938年春，徐恩曾和费侠在武汉结婚。当时，陈果夫、陈立夫都不同意他这门婚事，但徐恩曾表示，宁可不做特务头子，也不能不和费侠结婚。陈氏兄弟见他如此坚决，也没法再说什么。蒋介石为此曾专门召徐恩曾去询问过一次：“你驾驭得了她吗？她是受共产主义理论毒害很深的人，能说会道，你不要看简单了。”徐恩曾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请总裁放心。”

　　同年冬天，武汉面临失守，徐、费二人双双逃往重庆。徐恩曾当然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但他心里想，就算王书青知道了，找他大闹，也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她岂能奈何得了他？

　　但是徐的这种始乱终弃、喜新厌旧、道德败坏之举为许多同道所不齿。其中不少人决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幕后为王书青出谋划策，扇风点火，表示要为这弱女子、受害者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其实，就王书青本人对付徐恩曾也已足够了。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妇女，性格泼辣，贪财好货，加之体格健壮，凶狠好斗，在中央组织部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徐恩曾在抛弃王书青之前就对她存有某种畏惧之心，加之这件事做得无耻，自然更是心虚气短、理屈词穷。相反王氏有理有据、有人有势、有勇有谋，借此机会发挥她好勇善斗的长处对徐恩曾步步紧逼，穷追猛打。

　　这时，王书青早就听说了徐恩曾停妻再娶的消息。更气人的是，她得知徐恩曾和费侠竟然就住在重庆国府路78号。近在咫尺但就是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没良心的行为让王书青怒上心头。她决心一定要给徐恩曾和费侠这个小骚货一点颜色瞧瞧。

　　王书青找上门大吵大闹，孰料徐早已做好了准备，不管你怎么吵闹，我就是不出来，将王书青拒之门外。这样一来，王的满腔怒火无处发泄，更是气急败坏，发誓一定要把徐恩曾揪出来。

　　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原先徐的那位副官、如今王的姘夫给她出了一个主意：“书青，光发脾气是没有用的，老板有他的关门计，咱有咱们的跳墙法。虽然你不能拿老板如何，可以往费侠那个女叛匪身上打主意呀！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你不一样也出了气了？”王书青听了，觉得此计甚妙。她本人虽然一直从事党务工作，但毕竟与特务头子徐恩曾夫妻多年，多少也学到点特务手段。于是，她便派人暗中侦查费侠的行动规律，等待时机。

　　这天，费侠正挎着徐恩曾的胳膊，从国府路出来。她已经有了几个月身孕，身体微微发福，小腹隆起，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容。徐恩曾也是好生得意，看着娇妻，哼着小调。就在这时，王书青从一家药店蹿了出来。她柳眉倒竖，凤目圆睁，扯着嗓门高喊：“快来看啊，这个骚货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勾引别人的汉子啊，真不要脸！”说着，她就一把抓住了费侠的头发。王书青本来就体格健壮，又“理”直气粗，再加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顿时占了上风。

　　“哪里来的疯婆子，竟敢在我们家门口撒野，唉哟——可均，快把这臭女人拖走——唉哟……”费侠疼得叫出声来。

　　“唷，肚子都这么大了，啧啧啧，快来看啦，全国一号新闻，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别人丈夫，孩子都有啦，这大姑娘脸皮可真够厚的，快来看啦！”

　　不少人闻声聚集过来围观。徐恩曾狼狈地一边拉住王书青，一边护住费侠，直到两个卫士上前拉架，这一通折腾，才总算把二婆、三婆分开。

　　徐恩曾深知如果不能把王书青摆平的话，这个狠毒的女人还会做出更令人可怕的事情。那就不只是费侠被弄得鼻青脸肿，衣服撕破了。思前想后，痛定思痛，最终徐恩曾只好以经济方式向王书青妥协，他拿出原先准备送子女去美国留学的黄金美钞，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拨出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给王书青，让她回成都去经营运输业。王书青看到徐恩曾送来的东西，不禁喜上眉梢。权衡一下利弊，觉得自己一味地再这样闹下去，也未必能有一个什么结果。他徐恩曾既已铁石心肠，说不定把他惹急了，动用特务手段干点什么，还会对自己不利。于是，王书青见好就收，同意了徐的安排，偃旗息鼓，罢兵言和，带着李子友满载而归。

　　4.纵容妻女搞走私

　　王书青从徐恩曾那里得到了一些黄金、珠宝、汽车、卡车等贵重之物，自然也不能满足于平白挥霍这些东西。她想的是要靠钱再生钱，源源不绝地有钱进账。

　　从这以后，她没再到重庆找过徐恩曾麻烦，一心一意地在成都做起了黄金美钞的投机买卖，同时把卡车交给李子友，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专跑成渝、成宝、滇缅这三条当时大后方的黄金路线，利用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严重、物资奇缺的困难局面，从事西药、五金、布匹等进口物资的囤积居奇、走私贩运等各种违法行为，从中牟取暴利。在王书青放高利贷的过程中，因为债务问题而屡有纠纷发生，她便找到中统四川省调查室的特务头子，依靠特务势力进行威胁讹诈，借此将事情摆平，更有一次，一个商人因与王书青发生债务纠纷。竟然被她勾结中统特务威逼致死。在运输公司因走私而遭到检察机关的扣留时，她便打出“交通部徐次长”和“中统局徐副局长”的招牌进行抵挡。这些举动都使人误认为是徐恩曾自己在做，从而大大影响了徐的声誉，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有这种误解也并不过分。事实上，堂堂一个中统老板，手下特务密布成都，王书青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因此，对于王的违法乱纪活动，徐恩曾是知道的。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徐每次到成都办事，王书青都亲自到机场迎接。请想，徐恩曾是一个特务头子，他的行踪诡秘，飘忽不定。作为一名普通妇女，如果不是事先得到通知，王书青又怎么能掌握徐的行动？可见，虽然两人离婚分居，但双方的关系依然是很密切的。当然，徐恩曾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目的的。对于将王书青抛弃，他的内心总有些愧疚，因此对王的胡作非为加以庇护，也就算是对她及子女的一点补偿吧。

　　徐恩曾既要还上这份“感情债”，又要使王书青远离费侠，以免生出事来；特别是要避免朝野注目，避免在两统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被戴笠抓住某方面的把柄，从而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宁平和的环境。

　　但就像古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最终徐还是在王书青身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当时，徐恩曾派李子友到成都，名义上是照顾王书青的饮食起居，实际上是默许了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以此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是，没想到这中间杀出了赵伯谦、葛炳生两个“程咬金”。这两个人都是在成都的中统特务，都曾任徐恩曾的警卫，并长期担任中统行动员，在中统内部也算是颇有名气的杀手。赵、葛二仆对徐忠心耿耿，容不得有人污辱主子的名誉。当他们听说李子友利用照顾老板前妻王书青的机会，竟做出苟且之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出，决心要替老板洗刷污点，清理门户，誓杀李子友。这一来可把李子友给吓坏了。他知道赵、葛都是头脑简单、心狠手辣的杀手，一时冲动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而且他与王书青私通，也很是心虚，知道徐恩曾是不会原谅他们的，这一次会不会是徐恩曾暗中指使，也未可知。李子友越想越害怕，终日里惊恐万状，寝食难安。本来就无时不在谋划脱身之计的他，考虑再三，认为只有投奔戴笠，利用两统之间的矛盾，才能保住自己一条性命。于是，李子友投奔了军统，并将王书青依仗徐恩曾的势力和保护，所干的种种不法事情全盘托出，作为晋见的献礼。事情虽然不多也不大，但却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他立即命令成都地区的军统特务按照李子友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搜集整理王书青的不法言行，以备适当时候拿出来使用，从而一举制徐于死地。

　　当然，作为与戴笠齐名的特工头子，徐恩曾也不是笨得什么都看不出来。在抗战后期，他本人在中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王书青在成都给他惹的祸也越来越多。而且他已经调查到戴笠正在暗中窥伺王的举动，想在这方面有所打算。徐深感如果不及早动手的话，王就会成为戴笠掌握的一个把柄。

　　恰在此时，王书青运输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因酗酒把人撞死，却逍遥法外，在社会上引起公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徐恩曾一看情况不妙，急忙把王氏及子女从成都接到重庆，并以照顾生活为借口，派自己的亲信特务严密进行监视。然而，他认为早动手了半天，比起戴笠来说还是晚了一步。他早就将王书青在成都时的种种劣迹全部搜集在册，利用这次致死人命的“大案”，趁徐恩曾还沉浸在伪钞案的愁云烦雾中，无暇他顾的机会，把“王书青走私案”呈送给蒋介石，攻击徐恩曾指使前妻王书青，利用交通部主管战时交通的特殊权力，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国家市场，加剧通货膨胀的紧张状况，并纵容手下对老百姓作威作福，伤人致死，引起极大的社会公愤，有损“党国”和“领袖”的声誉等等。

　　蒋介石看到这份材料后先是吃了一惊，而后又有点半信半疑，怕是戴笠挟嫌报复而故意设的圈套。于是，蒋利用一次甲种会报的机会，当面质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此事？”徐恩曾当时不知道是戴笠进行的检举揭发，认为蒋是通过别的渠道已经全部了解了情况，便觉得此事不好再瞒过去，只好当场承认下来。蒋介石一听，戴笠汇报的内容竟然全是事实，不由得勃然大怒，对徐训斥道：“你应当好好管教管教，别再惹出什么事来。”话说得虽然不重，但内心里已下定了对其弃置不用的决心。

　　1.缅甸活动忙扯皮

　　与军统在国外的情报活动相比，中统在国外的特务活动总体来说是失败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和徐恩曾的错误领导相联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乘英、美、法全部卷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际，乘机侵占了东南亚广大地区。一向野心勃勃的英国当然不甘心在东南亚地区的失败，一心想要收复失地。1942年夏，经英国驻重庆大使卡尔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密商，决定由中国方面征募东南亚地区流亡到国内的华侨，经过专门培训后潜入东南亚地区的吕宋、马来亚、缅甸等地区进行活动。主要是刺探日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装备、部署等情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英国一份，作为日后收复东南亚做准备。吴铁城最后与卡尔商定，“中方出人，英方出物——提供活动经费和负责输送（每月活动经费为71000卢比，当时每一卢比折合法币7元）”。他再把商谈结果报送蒋介石批准，得到了老蒋的首肯，那么由谁具体负责实施呢，老蒋“御笔”一挥：“中统局。”

　　接到这项“光荣使命”后，徐恩曾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中统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而且还可以发展到南洋各地，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急忙把中统局侨务小组的特务们召集过来商量。几人一合计，当务之急是赶快征募东南亚地区的华侨青年，办一个特务技术速成班。只是人数一时难以凑齐，没办法，只得召集一些福建、广东籍青年来充数。等凑齐20来人后，就在重庆开班培训。

　　联欢会后，徐恩曾对这些人做了分工，有少数几个人被安排去了吕宋，大部分人马则被安排赴缅甸。设立缅甸情报区，公开对外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驻缅甸总支部”，区长由吴铁城的亲信、牧师李竹瞻担任。李竹瞻，在仰光任中华基督教会牧师多年，20世纪30年代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时，到仰光“视察党务”，李竹瞻曾为吴铁城组织过盛大欢迎会，取得了吴的信任。此时李竹瞻正好来到重庆，吴认为李有能力，又熟悉缅甸情况，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便将李竹瞻介绍给徐恩曾。副区长由老牌特务陈蔚如担任，无线电台下关总台长吴世昌兼任副区长，云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也同时兼任副区长，局本部李九林为书记。

　　中统特务们到下关不少日子了，可工作并没有什么进展，除了电台人员还比较紧张外——他们一方面架设总台，一方面对从昆明英国领事馆领来的两架手摇收发报机进行改装，因这两架机器使用时发出呜呜的声音很大，不易保密。别的人基本上都无所事事。

　　中统在下关发送的唯一可以搪塞局本部和英国领事馆的“情报”，多半是李品伟从一些来往于滇缅之间的小商贩那里套来的，内容无非是“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主要布置在沿海重要港口和滇缅公路一带”之类的大路货，没有什么大用途。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李竹瞻及其部下还迟迟未从昆明赶来，在下关的特务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有人说：“听说李竹瞻之所以迟迟不来，是挪用公款经商去了，如果因为他而贻误战机，责任咱们可担负不起！”

　　中统局总部也有些急了，一看戴笠的军统那边“捷报频传”，相比之下自己这帮“同志”真是太不思“进取”了。徐恩曾只得电令李竹瞻亲往景栋分区指导工作，区部工作则由朱凌云负责。

　　这李竹瞻在下关安定下来以后，二话不说，先向每人发了一本《新约》全书，并神色庄重地嘱咐大家：“要按时到教堂听讲！经常向主忏悔！”工作上李本就是个外行，所以也指挥不了什么。特务们也就更加放任自流。他们原来是些闲不住的人，有事还能再找出事来，无事就更易生非了，个别人去找当地少女“白相”，有的人甚至染上了毒瘾。李、陈因性格等多方面的差异，这期间在工作上的矛盾也更加激化了。

　　10月初，朱凌云突然从重庆到了下关，他找到陈蔚如，悄悄对他说：“徐先生特地派我到下关来，就是因为李竹瞻向秘书长吴铁城控告你十大罪状，吴铁城把信交给徐先生处理，因此徐老板特地派我来调查此事。”

　　“竟有此事？这姓李的也真他妈做得出来！他自己一屁股呆账不说，竟把屎盆子全扣到我身上。”

　　朱凌云一把把他按住：“唉，我说老弟，咱们交情不错我才先透露给你的，你这么一折腾，还不先把我给卖啦！你给我冷静点好不好！”

　　陈蔚如这才重新坐下，依旧气呼呼地说：“他告我的状，我还说他招摇撞骗挣黑钱呢！缅甸区的经费每月都是由李竹瞻向驻昆明英国领事馆领取的，他每月支领7150元印度卢比，可每月给我的经费呢，才多少？只够维持我们几个特工人员的日常开销！根本就无法再用到工作中去……”

　　朱凌云就劝他回去，不要再趟浑水了。

　　10月下旬，陈蔚如卷铺盖回来了，朱凌云接替他的工作。谁知道时间不长，朱凌云和李竹瞻又吵上了，就这样，内部彼此之间鸡打鹅斗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行动队伍好不容易渡过怒江到达滇西重镇保山，这时日军早已经占领仰光，并迅速入侵缅甸北部，该队由滇缅公路入缅的计划被打乱。内部之间的争斗，加之一般队员又都不愿从偏僻小路、人烟稀少的地区越境入缅，所以，无论局本部和英方如何催促，他们都以交通和医药条件太差、经费不足为由，裹足不前。英方因得不到任何情报而大为不满，提出抗议，同年冬，英方以中方未能履行协议为词，停发经费，徐恩曾也只得以出师久无功劳为由而宣布将该队撤销。李竹瞻自行离去，其他队员由朱凌云率领返回重庆中统局，各回原职，中统在缅甸的活动以毫无建树而告终。这恐怕也是日后徐恩曾失宠于蒋介石的诸多原因之一吧。

　　2.发挥特长破日电

　　特务工作中，情报的搜集和反馈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务们在每一个重大行动前，都要靠真实、准确的情报来决定他们将要采取的对策。徐恩曾的特务组织中就设有一个专门负责搜集、处理情报的情报科。

　　开始搜索日军密电的工作相当困难。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通行的传讯手段就是无线电，包括电报、电话、广播，共分出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四个波段，长波当时只给轮船使用，中波一般用于地方电台作近距离的广播波段，短波的波段宽传播的距离相当远，可传播到世界各地，因而是国际上无线电通信的主要波段，每天国际上在此波段发送电报的电台最少也在千家，要想从这浩瀚的天空中分辨出哪一家是日本人的电台谈何容易！由于经验不足，密电二室的工作人员大海捞针般搞了好几个月一无所获。

　　1937年11月上海、南京战事吃紧，特工总部奉命先期撤往武汉，而密电二室人员先期抵达汉口后又转至湖南益阳，继续搜集军阀和日本人的密电。在益阳住不到半年，也就是1938年三四月份，徐恩曾命令密电二室向蒋介石长沙行营集结，并把密电二室改称国际密电研究室。大敌当前，军阀们的中文密电已大多没什么参考价值，所以密电室集中力量破译日本的军用密电码，可一连几个月下来依然是没有一点眉目。有时弄到几份日文电报，拿回来一译才发现是日本官方要发布的新闻稿，弄得众人啼笑皆非。

　　前方的战事愈益激烈，可国民党对日的密电研究依然没有进展，形势的严峻急坏了蒋介石，他在国防会议上指示：“破译日军密电，等于在前线增加十万神兵！”为了尽快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蒋介石指派他的内弟、军委会机要主任毛庆祥负责领导密电研究工作。毛庆祥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其中有特工总部的徐恩曾和李直峰，军统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他们在汉口开了几次秘密会议，专门讨论如何破译日军的密电码。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应抛弃部门利益，集中全部精华组成一个专门机构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在此决议之下，正式成立了“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毛庆祥为组长，霍实子、李直峰为正副主任，负责具体的技术问题，温毓庆、徐恩曾、郑介民、魏大铭为顾问，参与破译的设计工作。

　　对于毛庆祥合并密电研究机构的建议，徐恩曾在会上是点头应允了的，可回来之后他又暗自留了一手。他把名声在外的李直峰、池步洲等人拨给了毛庆祥，而把他认为很有潜力的密电第一室副主任陈文彬、第二室副主任武子明等数人留下，暂时安插在其他部门工作，名义上是解散了自己的密电机构。不久中统迁到重庆，徐恩曾找借口又成立了一个密电研究室，由武子明、陈文彬分任正副主任，属下工作人员约有20余人，室址设在重庆南温泉。与此同时，和徐恩曾同样狡猾的戴笠也在重庆建立了军统的密电研究部门（在此之前军统没有正式的密电研究机构）。毛庆祥眼见这两个势大根深的“土皇上”对自己先前的指令阳奉阴违却是没有一点办法，只好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罢。从此，国民党对日密电研究开始了三方合作时期。

　　日军的密电码之所以难于破译，在于它的密电码系统不同，电码各异。其中以陆军、海军密电码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本陆、海军密电码始终未曾被中方全部破译过，空军和外务省的外交密电则较为简单破获较多。当时破译日军密码分为三大步骤：一要研究，二要研译，三要翻译。“研究”就是要把密电码中的特征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从密电中找出它的破译规则，这一步是破译工作的关键。找到破译规则之后，再把电文译成日文，这就是所谓的“研译”，最后把已经破译出来的日文翻译成中文，破译密电的工作即告完成。

　　在截获的日军密电当中，有的密电是用英文字母组成，有的是由数字组成，也有的是用日文字母组成，其中以英文的电码为最多。专家们首先发现，这种用英文字母发出的电报绝不是英文，而是把英文字母打乱顺序后重新编码的日文密电。其次，在这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字母编排背后也是有章可循，他们发现这其中有些“双字母组合”极有规律，据此可断定这些电文或者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或者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单词，而且还是常用的中文或日文单词。在此前提下，专家们初步译出来一些日军和我军的番号，如“第八战区××军”“一一九师”等，密电研究取得一定突破。但这之后研究工作又遇到不少麻烦，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速度太慢，归其原因还是没有掌握日军密码编排的基本规则。可巧这时八路军缴获了三本日本陆军密电码，重庆方面派出曾希圣和李直峰赴延安与中共交涉。本着国共合作的友好态度，中共将缴获的日军电码本交由曾希圣带回重庆。这三本密电码无疑是雪中送炭，尽管日军可能因失去电码本而更换密码，但更换密码极其费事且工作量极大，绝非短期内说改就改，因而这三本密电码对摸清日军电报排码规律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以后的工作中，国民党密电研究人员在这场看不见的战场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们事先破获了日军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密码。

　　从1941年5月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明显增多，引起了中方的注意。经霍实子、池步洲等人加紧破译，获悉了许多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详细报告在珍珠港的美军舰艇数目和类型；反复查询美舰在珍珠港内的位置和进出港时间变化规律；询问珍珠港内官兵作息时间；最后距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天，日本外务省还多次询问夏威夷群岛的天气情报。事实已经很清楚，日本人要对珍珠港采取行动。

　　毛庆祥获悉霍实子、池步洲侦获的重要情报，召集徐恩曾、戴笠等人研讨此情报的准确性，池步洲曾是徐恩曾的手下，徐恩曾深知池步洲在密电研究上的才华，几人一致认定应将此事迅速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接报后也认为此件密电准确，日美必将交恶，美国参战会有利于中国战场，蒋介石遂将此密电转交美国罗斯福总统。只可惜美国见电后竟无动于衷，颇令人匪夷所思，最后竟使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得手，美军未及开战即先蒙受重大损失。

　　3.千里走访“新疆王”

　　1942年，“新疆王”盛世才向蒋介石投来了橄榄枝，有意和国民党交好。之前蒋介石想要降服盛世才却鞭长莫及，直到盛世才和共产党面和心不和，又失去了苏联这个老靠山，面临内外交困之际时，蒋介石认为图谋新疆的时机已然成熟。

　　但蒋介石认为盛世才为人疑心太重，必须挑选合适的人才赴新疆和盛世才谈判。如果去的人官职太高，会让盛世才觉得是来夺权的。如果官职太低，又压不住台，显然不负重任。思来想去之后，他认为中层干部中既能干又让他信得过的，只有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了。

　　此时的徐恩曾刚刚破获中共南方工委的大案，在蒋介石面前是一时的红人，在同仁面前也是趾高气扬的。又接到蒋介石钦点的委任状，他连忙让情报科的特务找来大批有关新疆的政治、历史、文化以及有关盛世才的个人资料，想要细心研究，打一场漂亮的攻心战。

　　徐恩曾此次前去新疆挂的职务是交通部次长，名义上也是去新疆讨论交通运输问题。一路之上，徐恩曾是又兴奋又紧张，紧张的是不知道此行是否成功，兴奋的是若真能促成盛世才投蒋反共，自己不是又要升官晋爵了吗？

　　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徐恩曾出席了盛世才为自己举办的招待宴会。饭后密谈时，徐恩曾对盛世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先生让我明确转告督办，双方应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携手共图大业。另外，蒋先生想知道如果双方合作，新疆的共产党应该怎样处置？”

　　“他们大部分在我监视之中，近闻他们有撤出新疆之举。”盛世才答道。

　　徐恩曾一听忙说道：“盛先生与他们打交道不长，可能也已领教他们的厉害，我徐某半生跟共产党斗，这些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若是走脱了他们，可是纵虎归山，为患无穷，日后卷土重来，再战可是胜负难料呀。”

　　徐恩曾连唬带吓，说得盛世才也不由得一阵寒战：“那依阁下的意思是？”

　　“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徐恩曾之计可谓毒矣。

　　盛世才听罢吸了一口气，望着窗外皓月，久久不语。毕竟，共产党人曾大力帮助过他，他本想放他们一马的。

　　可手刃亲兄弟的人，还有谁不能杀呢？盛世才考虑良久，狠狠地说道：“依先生之言，一个也不留！”

　　徐恩曾和盛世才密谈之后，盛世才上书蒋介石，表示归顺国民党政府。徐恩曾回重庆述职，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把自己的秘书李宏基留在新疆作为人质。

　　徐恩曾回到重庆，将在迪化和盛世才会谈的结果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向蒋介石透露盛世才有再邀中央大员赴新的意愿，以便进一步接触。果不其然，盛世才很快又给蒋来电，请求国民党中央派人入新。

　　7月30日，盛世才在督署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重庆来的国民党中央大员，在会场上，盛世才头一次悬挂了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以示自己正式“改旗易帜”。

　　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从表面上看，盛世才依然握有新疆的大权。其实不然，自宋美龄等人返回重庆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就开进新疆，控制了军事势力。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来大批特务控制了新疆的各个要害部门。徐恩曾的中统也趁机在新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也算是徐恩曾不枉此行的一个成果。自此，除了西藏之外，在当时全国的各个省市，都有了中统的分支机构。

　　盛世才归顺蒋介石之后，按照双方原先商定的条件，他开始向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下手。

　　1943年9月27日晚，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人笑对屠刀，在新疆就义，　　一年以后，盛世才由徐恩曾陪同，带着大批黄金作见面礼，亲自到重庆觐见蒋介石，蒋介石直夸携金觐见的“党国”要员中至今只有盛世才一人。徐恩曾也因“招安”有功，受到蒋介石的大力表彰。

　　1944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苏联开始全面反攻，盛世才又萌生了重新投靠斯大林再次独步新疆的狂妄野心。他把相当一批国民党员以共产党间谍名义关进监狱，他告诉蒋介石这些人已经背叛了国民党。同时他向斯大林表示前段反苏反共实出无奈，要求宽恕。斯大林对盛世才这种两面三刀的诡计再也不相信，他把盛世才的悔过书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大怒，立即调他来重庆，任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蒋介石“杯酒释兵权”的做法迫使盛世才最后不得不乖乖地到重庆任职。

　　雄踞新疆多年的盛世才从此远离了新疆，徐恩曾和他的那一段相会，终究也成为了历史。

　　4.斗汪伪平分秋色

　　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在上海、南京成立了汪伪特工机构“76号”，和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大唱对台戏。这让徐恩曾威严扫地，在陈果夫和陈立夫面前抬不起头来。中统局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成了腐败的渊薮，中统特工也成了有奶便是娘的窝囊废。如若不及时挽回局面，长此以往，他这个中统局长今后谁还会看得起？徐恩曾连忙调集人马去上海探个究竟。不久探子回报，除了徐兆麟带着几个喽啰逃出来以外，上海、南京的中统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其实，就在中统筹划除掉李士群、丁默邨的同时，军统的戴笠已经派杀手于松乔暗中奔赴上海，想要刺杀李士群。军统下手的原因，也是因为李士群大拆军统的墙脚，向军统特务大开杀戒。可惜于松乔的暗杀计划被汪曼云泄露出去了，李士群又一次保住了小命。但同时他也越发提防，整日神出鬼没，难以接近。

　　徐恩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向“76号”展开了反诱降，他宣布只要是回心转意反正归来，他保证不计前仇，不搞秋后算账。徐恩曾心里清楚，像李士群这样的顽固派已是不可拉回，而其他的人未必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徐恩曾的“感召”下，汪伪特工内部出现了松动。已任汪伪“七人委员会”委员的唐惠民首先就向徐恩曾暗送秋波，他把“76号”的情报卖给徐恩曾从中捞取好处。继唐惠民之后，徐恩曾又派赵秉谷（亦名赵冰谷）来劝服丁默邨，丁一开始态度很明确——没门。后来随着日本人的势力一日不如一日，眼看着只剩下招架之功，丁默邨意识到日本人原来也有垮台的一天，这才又掉转船头靠出卖日本人的情报以望得到陈立夫、徐恩曾的“谅解”。当时在重庆的中统局里专门有一个代号为“42”的卷宗，“42”的含义是把“76号”的7、6两个阿拉伯数拆开后相乘而得，意思是说此份卷宗的情报全来自于“76号”，而情报的提供者就是汪伪特工头子丁默邨。

　　徐恩曾还以惩处汉奸为名义公报私仇，派人打死王阆仙。

　　王阆仙，浙江吴兴人，和徐恩曾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有远亲关系，既有同乡之谊还是沾亲带故，所以王阆仙得任中统总务科的会计，算是徐恩曾的亲信。王阆仙是中统里面的理财能手，他把徐恩曾的特务经费管理得井井有条。徐恩曾看王阆仙是块材料，把自己在南京和上海购置的大量房产交王管理。当然这其中的秘密就只有徐、王二人知道了。上海、南京沦陷前，徐恩曾在上海、南京安排了潜伏力量，其中王阆仙就是留守人员之一。当时王阆仙被留下表面上是负责管理潜伏区的特务经费，暗含着徐恩曾是要王替他打点好他在沦陷区的不动产。公事私事一切都安排妥当，徐恩曾才放心去了重庆。不料想王阆仙在上海待了一阵儿，跟着中统、军统刮起的“投降风”，与中统特务姚筠伯、石林森一道投降了“76号”。由于王阆仙能够理财持家，而且是一把好手，故而特别受到李士群的重用。

　　王阆仙投降是在1939年9月，距徐恩曾的中统局1938年10月从汉口迁到重庆仅一年多一点，徐恩曾两年之内连搬两回家，鸡鸣狗跳搞得颇为狼狈。到了重庆刚刚稳定下来，上海的情报机关就把王阆仙等人投降的消息传了过来。王阆仙的投敌并没有引起众多人的注意，因为王阆仙的名气和地位比起丁默邨、马啸天、苏成德、邓达谧以及军统的王天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差得很远。被王阆仙的叛变真正吓坏了的，倒是徐恩曾——徐老板。徐恩曾在重庆初闻此讯，吓得寝食不安。徐恩曾这个人极其爱财，大财能吞，小财也占。靠着平日搜刮积攒钱财才换回那座座田宅，现今王阆仙投敌叛逃，如果拿着他这些家业向李士群上供，这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业岂不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倒便宜了那个坐享其成的李士群了。当然这还是往好里想，破点财自己认倒霉算了。更糟糕的是如果王阆仙把自己在上海、南京拥有大批房产的秘密公布于众，他徐恩曾轻则受处分，重则被撤职，头上的乌纱帽能否保得住还是悬着的问题。王阆仙的事搞得徐恩曾多日不得安宁，竟然大病一场卧床不起，使他老婆费侠煎汤熬药忙乎了一阵儿。

　　徐恩曾在病榻上也没有闲着，一条妙计油然而生，王阆仙既然已经是叛徒，何不以“锄奸”的名义去之而后快，外人不知道内情还以为自己是大义灭亲呢。趁着王阆仙还没有醒过味来，尽早下手万万没错。主意打定，徐恩曾给苏沪区的特务组织发出密电，电文称王阆仙自投敌之后，大肆挥霍其卷走的特工经费，致使情报工作受到严重挫折，罪情严重立当诛之。苏沪区的特务们接到徐恩曾的指示后颇觉诧异，一个小小的王阆仙怎么惊动了局座。要知道这边可比不得重庆，现在的风声还是韬光养晦为好，硬杀出去只会暴露更多的力量，死更多的兄弟。所以徐恩曾的电报来了之后，苏沪区的特务只是把它当作一般命令并没有马上执行。徐恩曾等了一段时间，见那边没有任何动静，着急起来，徐接着又连发了“十道金牌”，一次比一次措辞严厉，命令苏沪区迅速按旨意行事。苏沪区的特务们这才明白，徐恩曾是非要王阆仙的命不可。至于个中缘由，谁也说不清楚，既然上司要办，豁出命干就是了。

　　特务们为了完成任务，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最后制定的作战方案是：收买知情人作内线，先刺探王阆仙的行踪，再行杀人计划。所谓知情人，必定是接近王阆仙的人，那么除了和王阆仙一起投降的姚筠伯和石林森之外，别无他人。只有从这两个人身上打开缺口，才能探听王阆仙的近况。后来特务们进一步得知，姚筠伯、王阆仙和石林森不过是从犯。倒戈之后，姚筠伯受到提升，王阆仙也颇受李士群看重，只苦了石林森无人理睬，看来只有这一条通道可以一试。中统特务花重金收买石林森，希望他能回心转意。石林森见着白花花的银子，想着他们的旧情，深为自己的失足感到悔恨，答应要反戈一击，戴罪立功。当石林森被告知要他探听王阆仙的行踪时，别的不需多管时，石林森已明白了对方的用意。石林森开始时还下不了手，可仔细掂量掂量，这年头还是自顾自吧，遂满口答应下来。

　　自从领了任务以后，石有事没事经常找王阆仙搭讪，希望从他口中套出一些事来为今后的杀手们行刺提供机会。可巧的是汪伪“76号”此时要调整人事组织，李士群准备派王阆仙到南京任会计主任。石林森听到这个消息，以老朋友的口吻，还责备起王阆仙来，他说多年的老同事，怎么临走也不打声招呼，并随声问王阆仙何时动身，自己好去送行。王阆仙不知是计，还以为朋友之间情意深重呢，索性把自己的行期告知了石林森，甚至连乘坐早班的火车都一五一十地被石林森套了出来。石林森得到的这个情报，转手就秘告给中统局苏沪区。苏沪区的特工组织就在王阆仙准备动身去南京的那天早晨，派特务密布在王家门口。这天王阆仙起了个大早，看看时间充裕，对着镜子，边吹口哨，边刮起了胡子。看看镜中自己容光焕发的脸，心中好不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刚卸职又赴新任，不管它是姓“蒋”还是姓“汪”统统跟我不相干，只要有钱，能够活命就行。老子实在干不下去了，徐恩曾的那批房产还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时候变卖干净，远走天涯也落得个逍遥自在。王阆仙心里想着好事，一不留神，刀片划破了面颊，连忙抓起毛巾捂上。他回头看看钟表，到了动身的时间了，拉车的车夫也到了。王阆仙哼着小曲就出了院门，一脚踏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黄包车，孰料车未走几步，忽然停了下来，再睁眼看时，已是数枪齐发，王阆仙倒在血泊中。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死在谁的手里。

　　从徐恩曾的中统与汪伪特工们的斗争历史看，双方既有争斗又有勾结，彼此在风诡云谲的情报战中寻找着对方的空隙和破绽，从而相互之间形成了彼此渗透、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如果把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务的斗争看成是一汪深潭，要想从中舀出一碗清水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扩势力共商反共

　　中统特务机器由科发展到局，其机构如何设置，人员如何分配，以适应新的任务，着实让徐恩曾费了一番脑筋。这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一方面是民族战争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过去完全不被特工总部重视的反奸防谋活动，不得不提上中统工作的重要议程；另一方面是中统主要的破坏对象中国共产党这时几乎成了合法政党，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战线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也正在武汉领导轰轰隆隆的抗日群众运动——公开的反共口号自然是不能再喊了，但反共大业还远没有完成——徐恩曾他们深知主子的心。于是，中统局在抗战时期拟定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条腿是以日伪为主要对象，开展反奸防谍活动；另一条腿是以中共为主要对象，开展隐秘的反共防共活动。

　　与两条腿走路方针相适应，徐恩曾对中统机器做了重新调整，一改特工总部时期按专业分工的原则，改为按照工作对象进行分工，分设3组1处1室：第一组主管情报与总务，第二组主抓中共及其他党派调查，第三组管党政与日伪调查；一处为交通管理处；一室为会计室。这时期的工作人员在200人左右。1939年起，内部组织经过多次改组扩大，增加了许多新的单位，到1942年已经增加至700人左右。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机构，中统局的编制员额完全不受什么组织条例的限制，而且不一定报请蒋介石批准，所以事实上是徐恩曾一个人说了算。

　　1942年，徐恩曾以反共为由，对中统局做了一次大改组，设立了与组、处平行的内部机构达17个之多。分工也更细了，首先是按照番号排列的三个组：第一组做敌伪调查，第二组做党派调查，第三组做党政调查；其次为按照业务划分的交通管理、统计和特种经济调查三个处；再次为六个室，即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和资料室；最后为五个委员会，即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改为侨务小组）、考绩委员会及党员调查网建立委员会（简称“调建会”）。此外还有由徐恩曾、顾建中亲自主持掌握的“生庐”，由曾任国民党党部委员的中统高级特务10人左右组成，专门负责对共产党进行阴谋破坏的研究设计；还有一个带点群众性的组织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文娱晚会之类的。此外，中统局在重庆还办有两个农场，一在西温泉，一在市郊台子，各占地千亩以上，局总干事詹连吾为场长。贪图享受的徐恩曾在两地都建有私人别墅。农场中的一部分为局办公处所，像资料室，为避空袭就设在歇台子农场；另一部分为中统办训练班的场所和中统特务暑期休养的场所。因中统局当时在重庆负责管理整个市区的特务活动，所以局下还设了个“重庆实验区”，此外，中统局还附有“经济检查队”和“粮食调查队”。

　　这么看来，中统局的机构可真够繁多的，而其核心和灵魂则是第二组的党派调查活动，这可是徐恩曾最能表现“才华”之处，也是他继续升迁的根本点。何谓党派调查？调查和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所从事的“令国民党深感不安的”正义活动是也。徐恩曾是反共起家的，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份上，他当然不会疏忽了自己的老本行，为防止自己的下属被“国共合作的假象”所“迷惑”，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他们耳边敲边鼓：“国共合作只是暂时的，国共分裂是必然的，咱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后人常常提到“庞大的中统帝国”，中统机器的庞大，指的主要是它基层的扩展和渗透。像蛆虫的繁殖一样，中统的基层细胞繁殖的非常快。前文提到，中统刚成立的时候，也就200多人，可后来竟然膨胀到10多万人，关于这一点有资料为证。据1941年中统人事科考绩表统计，这年的中统人数是：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各省市9655人，各部会2000余名，民众团体300多名，外围骨干690余人，共计13270人之多。这里指的还只是按月在中统领取薪水的职业特务，还不算那些已经有了社会职业不在中统领薪的义务特务。

　　也许有人会问，看来同为特务，情况还很不相同？的确如此。中统特务机关的构成是很复杂的，可以说汇聚了偷抢摸拿之徒，各行破坏抢劫之事。大致来看，可分这么五类：

　　第一类是“调工”，即调查工作人员，这“调工”又分“专任调工”、“兼任调工”和“义务调工”三种。“专任调工”就是职业特务，经常向局领取津贴或车马费；“兼任调工”简而言之就是兼职特务；“义务特工”是完全尽义务的特务，他们不支取薪水，也无其他名义。也许有人又会问了：莫非有人对此行当有瘾，不给钱也白干？还真有这么一伙人。他们钱虽说不拿，功利心却一点儿也不弱，这帮家伙大都是想依靠中统的支持，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类为党员调查网，这是一帮暗藏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中的中统特务，他们分布在国民党中央的党政机关中，一部分还分散在各地方的党政高级人员中间。据不完全统计，由各省、市、铁路调查统计室建立、掌握、运用的调查网，合计达10万人左右，分布在各省、县，甚至乡镇之中。他们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只是挂个空名。

　　第三类为通讯员。通讯员中又分学生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两类，数量最多时在全国合计有近10万人。

　　第四类为外围分子。这外围也分两类，一为秘密的基本外围，一为公开的普通外围。

　　第五类为特种情报工作人员，简称为“特情”。这是一帮最危险的特务，他们隐藏在中共和其他进步团体之中，是特务中最机密的一类。中统局对他们完全是单线领导，除了直接领导人、直接主管人之外，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建立“特情”的方法有两种：分别为打入和拉出。“打入”就是伪装进步，逐步混到革命团体和进步团体的内部潜伏，窃取机密情报。“拉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对某一选定的革命人士，用特务手段进行绑架，然后以生命相威胁，逼其叛变，签完字以后，再放回去，这样拉出的时间一般都在三个小时以内，以免被对方团体发觉；另一个拉出的方法，是对革命团体中地位较低、思想觉悟不高的人，用金钱或美色拉拢利诱，迫其叛变。

　　除了外围分子外，上面提到的这五类特务合计有20万人之多。2.思想武器最锋利

　　经过长期“摸索”，反共起家的徐恩曾反共的韬略还是越来越“高明”了，他因此一次次得到陈氏兄弟和老蒋的嘉奖。这里对他的反共伎俩做一简单介绍。

　　特务头子徐恩曾最初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是一味地逮捕、关押、屠杀，推行过程中他发现这种高压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便与喽啰们一起研究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劝降、诱叛、“自首”的感化政策。他非常注重通过特工训练班的方式，坚决地将这套“方针政策”贯彻到大批中、下层特务中去，形成一个“以组织对组织”的坚实基础，从而达到“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目的。

　　在一次“智囊团”会议上，他对手下这拨“共产党问题专家”说：“咱们在实行自首政策的过程中，要提倡软着陆，也就是说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后，不要立即逮捕他，而是把他作为说服教育的对象，派出咱们的人给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们彻底挽救过来，能拉一条鱼过来，可比一刀杀之要高明得多……我建议在兄弟们中间开展说服共党分子的竞赛活动，谁说服的人多，就奖励谁，就提拔谁。”很明显，那些担任劝降、说服任务的特务，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论，而且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也要有相当了解。徐恩曾为此不遗余力地举办特工训练班，大力推进小组学习生活，以提高特务们的反共水平。

　　不过徐恩曾的这一手对我党广大干部尤其中上层干部往往就变得绵软无力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区以上的干部参加党组织的时间比较长，理论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意志也比较坚定。徐恩曾他们三脚猫似的小伎俩自然就失去了威力。对此，徐恩曾还是那一套手段，那就是“杀杀杀”。

　　一段时期后，徐恩曾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一次他多喝了几杯法国葡萄酒，开车（他喜欢自己开车，而且车技还挺高）来到主子陈氏兄弟的官邸，兴冲冲地汇报工作，大谈自己的反共心得：“对付共产党，我的经验是不可操之过急，不急于破坏，为的是最终能够扩大破坏面——有时候非不取也，时机不成熟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中共组织一锅端……”

　　对于那些被逮捕的中共人士，特工总部则主要将其送往“反省院”。

　　按国民党的统治体制，反省院隶属于司法院，受当地高等法院的管制。刚成立的时候，因司法人员的反共“水平”太差，“工作效率”太低，徐恩曾很不满意。他觉得反省院应交给反共权威特工总部来直接控制。于是他打出反共招牌，请求上级让党务调查科插手反省院。他的请求还真得到了视共产党为眼中钉的国民党上级组织的批准。这么说吧，从1932年开始，反省院在形式上固然仍归属高等法院，而实际上已经改由徐恩曾的特工总部领导。徐恩曾还专门在南京丁家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设立了一个科，专门主管反省院的业务，科长王剑虹、干事万大铉等都是反共老手。反省院的人员也做了大换血，除少数被吸收为特工总部的特务仍继续工作外，原来人员大都被挤走，由特务来顶替。改头换面一番之后，反省院的工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院内建立了一整套进行政治欺骗的制度和办法。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中心有三：一以所谓的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以被歪曲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对于被抓来、接受“反省”的共产党员，特务们一贯的诱骗方法，是强调以政治欺骗和污蔑代替谩骂，倡导所谓的儒教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原理。他们往往摆出一副客观公允的口吻说，“共产主义是不错，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现状，若实现共产主义，不乱才怪呢！”他们还把青年人参加革命说是职业问题，用以掩盖社会问题的实质，等等。学习材料主要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上课由训育员负责，所谓精神讲话，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课程，多由反省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所谓的社会名流学者，以及国民党党部委员等担任。

　　反省院规定，对于所有的“反省人”的“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六个月举行一次考试。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中苏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比较》、《自觉觉人说》之类。考试不及格的留级，继续“反省”半年。训育员时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意在促使在押的人尽快接受反动派的灌输。如果被认为考试及格，就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对于这些被释放出去的所谓“自新人”，特务们有一条规定，就是必须接受当地中统特务机关三年的管制。在此三年期间，必须参加所谓“自新人员训练小组”，小组会每星期举行-次，汇报个人本周内所到过的地方、接触的人、所做的事、所发现的问题，等等。中统还经常派人对这些人秘密监视，如果被认为有继续进行共产党活动的嫌疑，就随时可以重新关押监禁；如果未经中统特务的许可而自由离开原规定的地区，定要受到严厉处罚；如果本人找不回来，此人的家人亲属要受到牵连，以致被关押起来，迫令其找回这个“自新人”。

　　徐恩曾对反省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本人亲自前往视察外，还规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作工作报告。像首都反省院实际上是当时特工总部的一个单位，院长廖家楠经常参加特工总部的工作汇报。该院设有专为中统特务关押革命人士的特别监狱，并配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如电刑等，以备威逼利诱之用。

　　一系列反共“功绩”，使得徐恩曾一时“声名鹊起”。这么说吧，在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中统始终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处理中共问题的权威机关，徐恩曾也被誉为国民党内所谓的“共产党问题专家”。

　　3.同室操戈惹民愤

　　1936年，徐恩曾指示江西建立一个总的特务机构“特种工作委员会”，作为中统在江西的分支机构，协助反共。

　　“特工委”成立后不久，即在江西逮捕了一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随后徐恩曾利用这一重要线索，捣毁了中共南方工委，致使南方工委主要领导廖承志等被捕。成功破坏中共南方工委，成了徐恩曾在战时跟中共斗争的最大“成绩”。

　　中共南方工委事件始于1940年冬天。当时中共南昌市委被破获，狡猾的敌人以此为契机，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徐恩曾授意手下，在江西组织了多次秘密大搜捕，以切断中共江西地下党与其上级中共南方工委的所有联系。与此同时，江西的特务利用他们已掌握的密码同南方工委重新取得了联系。

　　江西台的特务们为了骗得南方工委的信任，故意编造了一些假情报作搪塞。南方工委的负责人对这些情报进行了分析，未找到什么破绽。

　　可正在这形势对特务们非常有利时，江西的特务头子之间为如何展开下一步工作出现了重大分歧。以中统新任赣室主任章志仁（原主任冯琦已改任特工委主任）为一派，认为现在掌握的南方工委情报已不算少，在南方工委将信将疑之际应立即摧毁南方工委，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南方工委发现事情有诈，到手的鱼必会脱钩而去。与此意见截然相左的，是以冯琦为首的“特工委”，这一派则认为现在对南方工委下手为时尚早，应该继续深入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两派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相让，官司最后打到徐恩曾那里。

　　重庆国府路78号，中统局本部。

　　时间已是晚上10点左右，中统局本部的二楼会议室内仍是灯光通明。徐恩曾此时正和自己的谋士们讨论针对中共南方工委的下一步计划。

　　只听一个声音讲道：“生米既已做成熟饭，干吗不掀锅，迟了可就是前功尽弃。现在了解的情况已差不多，该出手就得出手，至少先抓出南方工委的电台再说！”讲话调门很高的是徐恩曾的心腹干将、局本部第三组组长谢永存。

　　听了谢永存的发言，王思诚站了起来，依旧是那副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样，他向上推了推眼镜，讲起话来有条不紊：“永存兄的意见我有些不敢苟同，如果依永存兄所言现在下手，当然会小有斩获，可我们要是暂时忍耐一下，争取获得更大的情报，那时再下手恐怕就不是一两部电台的事了，说不定还会抓到共产党的大头目。这前后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了。依我之见，目前尚不宜打草惊蛇，提早坏了好事，看准形势相机而动也未尝不可。”

　　今晚参加徐恩曾谋士大聚会的全部是中统的最核心骨干，结果讨论的情况竟然和江西方面十分相似，也是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王思诚、张国栋明确表示同意冯琦的意见，暂缓对南方工委下手，而谢永存、张思茂则明确表示支持章志仁的建议，看来最后的结果还要徐恩曾拍板。

　　徐恩曾边听手下的意见，心里也在琢磨着。两派意见可说是各有利弊，不好用谁对谁错来下结论。从他本心讲，他当然希望抓住的共产党越多越好，可这又得冒一定风险，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太不划算了，他也一时没了主意，低头沉思起来。

　　众特务们一见局座搜肠刮肚、凝思苦想的痛苦样，就都停止了议论，会场上一时静了下来。

　　大约过了几分钟，徐恩曾抬起头来，看了看在座的几个人，开口说道：“诸位最近听到过别人怎么议论我们吗？”

　　王思诚、谢永存等人面面相觑，摇了摇头，他们一时猜不透徐恩曾究竟要想说什么。

　　“现在有人背后议论我们中统局全是一群光拿钱不干事的笨蛋，还说什么老将廉颇，该让贤了。恨不得把我们一脚踢开，让他们来管中统。不是我徐恩曾今天说大话，中统虽小五脏俱全，哪一个零件坏了都别想运转得灵，谁要是想管，就让他来试试！”

　　特务们一听，敢情局座这些日子在外面受了些闲气，心里窝了火没处发泄。小个子张国栋十分机灵，一听徐恩曾话里有话，赶快接口说道：“国栋前些日子也曾听得些闲言碎语，很是难听，所以我刚才同意思诚的意见，就是想把事情做得大些，休让别人小瞧了咱们。”

　　徐恩曾看了看张国栋，点点头以示同意，“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恒心常在，机会难得，现在大鱼还未上钩，贸然动手还觉早了一些，我的意见是再等等看，可以让江西方面继续与中共南方工委联系，有情报再向我汇报”。徐恩曾仍坚持了他最初的意见。

　　众人见老板已拍板定案，谁也没再做争论。会后徐恩曾还拟订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一是电告江西务必严密封锁消息，做到动手前滴水不漏；二是要统一江西的意见，任命庄祖方暂负全责，以免章、冯二人发生龉龊。

　　在徐恩曾的授意下，庄祖方作出了一个颇阴险而又大胆的计划，他通过江西台向南方工委发去讯号，希望南方工委派干部到江西“视察工作”。庄祖方认为此举可以让南方工委消除对江西方面的怀疑，进一步接近南方工委的中心组织。

　　南方工委领导人方方正准备派人去江西探个究竟，所以他接到电报未及多想，就决定委派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亲赴江西。按照地下工作惯例，郭潜先给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一封带暗语的信件，定于5月份在曲江与他见面。

　　信到了特务手里，庄祖方一时搞不懂信的含义，只得把谢育才夫妇和未满月的小孩从监狱里放出来，软禁在一处逼问信的暗语。

　　谢育才见信后大惊，知道郭潜要来事态严重。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抛下自己的孩子逃了出来，万分火急地迅速通知南方工委领导。可是为时已晚，南方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5月3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在广东、湖南交界的乐昌县被捕。

　　面对形势的继续恶化，周恩来又致电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指示南方工委所属地区，除日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的活动一律暂停，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要全部转移，其余干部也应暂时隐蔽，一切以安全为第一，坚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命令方方迅速撤回重庆。

　　此后，南方局作出“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的决定，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至此全部结束。

　　徐恩曾在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后，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蒋并颁发大笔奖金以示鼓励。徐恩曾后来在中统内部的庆功会上自吹自擂，说中共南方工委事件是他继顾顺章案之后反共生涯中的又一大“杰作”。

　　4.技穷又思放谣言

　　国民党中统喜欢并注重造谣活动，也是由来已久、“有着光荣传统的”。

　　当初在《上海申报》上谎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声明》姑且不再说了。战前在上海的时候，他们还办了一家“谣言公司”——《社会新闻》杂志社，由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条汉子”挑大梁主干，可没多久，就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嘘”声中收摊了。徐恩曾哪里受得下这口气，他决定重打锣鼓另开张，搞出个名堂来。到了汉口以后，他亲自创办了一份《大汉晚报》，派手下干将梁辅丞、王思诚、张国栋等“担纲主演”，这是1938年4月的事了。

　　为掩盖其本来嘴脸，徐恩曾令这些办报的特务全部使用化名，梁辅丞任总编辑，王思诚做发行人，张国栋及情报科的骨干特务充任编辑记者。经费来源名义上由中统特务私人集资合股兴办，但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予津贴加上徐恩曾从中统经费中拨给一定的补助费。创办该报的宗旨，当然还是继续兜售原来的那一套以反共为目的的谣言飞语。

　　至于新闻来源嘛，好办，抄录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即可。为了增加真实感和独家采写的分量，每天都不忘煞有介事地安插上“本报专电”数条，上面用“详尽的事实”报道“八路军游而不击、运而不战”等种种“令人发指”的作为，“以此说明”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主要是“扩充实力，借势坐大”，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本报专电”，都是由特工总部所属各特务室发来的不尽翔实的情报，由梁辅丞改头换面，添油加醋拼凑而成。

　　这份报纸刚办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不明真相，认为其确实有独到之处，也就掏几枚铜板买一份看看，一时间销路还挺不错。可办着办着，读者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每天都是这些事儿？有的相互之间还有抵触？”读者的胃口被破坏了，销量随之下降。梁辅丞一看这样哪行，还得想辙，几个人一琢磨，就在报上署上“本报明日有重大新闻发表，希望读者注意”之类的新闻预告。其实呢，预告的消息，头一天就已经捏造好了，等到第二天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就是了。这种小花招，欺骗读者于一时还可，时间长了，狐狸的尾巴就露出来了，读者越来越不买账了，报纸的销路至此一蹶不振。到这年9月份，这家报纸就无法维持生存了，10月份，借着国民党政府西撤之机，徐恩曾决定趁势收篷，关门大吉。好在这个时候早已经没有人要看该报了，无声无息地结束后，居然也没引起什么社会反响，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没注意。以至于中央宣传部每月依旧发“津贴”，梁辅丞问徐恩曾是不是把这份津贴给退回去，徐恩曾把眼睛一瞪：“做这样的傻事干吗！上既予之，我便取之，咱们的反共大业需要票子越多越好！”他老人家这么一装聋作哑，中央宣传部的津贴竟一直给到1938年底。

　　到了重庆，徐恩曾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开办像《社会新闻》、《大汉晚报》这样拙劣的“造谣公司”，但他不甘心，还在瞅机会“找共产党的碴”，编造更“高水平”的谣言，乱一乱共产党的阵脚。其时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徐恩曾一个中统局长之所以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用说，是得到“上面”默许的。他也是把准了老蒋的脉搏。

　　徐恩曾觉得这样造谣还不过瘾，1941年，他又指示在中统局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以手下的第一号“反共专家”王思诚为主任委员，专门从事这一类的“心理作战”活动。“南方工委事件”发生后，徐恩曾“大胆”起用中共叛徒郭潜为该委员会的书记，主持“分化瓦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开始郭潜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让我当分化瓦解委员会书记，这么看得起我，徐老板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有气魄！就凭这一点我也得好好干，更何况这也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得让他们看看我郭某人虽然胆子小了点，脑子还是满有两下子的！”

　　他铆足了劲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缺德“事业”中去了。他琢磨着先来个“开门红”，熬了几天几夜，终于炮制出一条“特大新闻”：“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非常委员会！”宣传说“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非常委员会宣言”等，说得似乎鼻子眼睛乱动，可仔细一琢磨，却又并非那么天衣无缝。

　　他把自己的“杰作”诚惶诚恐地呈报给徐老板——徐恩曾一开始对这个过去的中共干部比对别的叛徒高看一眼，心想这家伙的谣言也许水平会比别人的高吧。于是就大张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统特务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及陕甘宁边区周围去放谣，在中统内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一段时间过去了，徐恩曾又派一帮特务前去“收谣”，结果发现，共产党那边对此毫无反应，社会上对这些“特大消息”也很不敏感。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

　　“看来郭潜这厮肚子里也没什么玩意……唉，叛徒毕竟是叛徒，他以中共高干之身，而能够甘心在我手下卖力，证明囊中货色不过尔尔！”

　　此后，郭潜又“殚精竭虑”地“创作”了《新红楼》、《某某传奇》等两部谣言大书，广为散发，但效果仍如第一次一样“令人失望”，只让徐恩曾越发看他不起了。

　　中统炮制谣言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44年。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与此相反，日军从湖南进占广西、贵州，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难，老百姓怨声载道。国内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了。蒋介石急了，徐恩曾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中统特务们的谣言，哗众取宠于一时，终因与事实相悖，要不了多久就“寿终正寝”了，耳朵被谣言磨出茧子来的人们，对其自然是愈来愈反感，以至于有人再说什么“中共怎样怎样了……”有的人就会把耳朵掩起来，直喊“耳朵疼”，收谣的特务情绪免不了大受影响，久而久之，积极性也就降了下来，徐恩曾渐渐地对“秘宣科”的工作有些不满起来，也经常批评科长王秀春。

　　王秀春垂头丧气地找到大特务张国栋，询问该怎么讨老板欢心，张说：“重庆人口七八十万，放个谣言还不跟在人群中放个屁一样，怎么能保证人人都听到？所以你至少应该保证让徐先生知道才是呀？”

　　一听此话，王秀春茅塞顿开。

　　转天，徐恩曾就从司机、保镖和保姆处分别听到“秘密消息”：“中共内部又搞分裂了！”“中共内部土包子派和国际派相互攻击……”徐恩曾闻之大喜，马上又表扬王秀春“在工作上有所改进，希望再接再厉，放出更多更好的谣言来”。

　　中统特务的造谣，并不仅仅对准共产党，对一切进步民主人士也同样捏造诬蔑，其中最刻毒的莫过于对人身进行的造谣了。徐恩曾对此自有“高见”：“中国人最怕身子不正，最怕被别人说三道四，不少人又特别热衷于传瞎话……所以对于人身所造的谣言，一方面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兴趣，容易迅速传播；另一方面，一个似是而非的谣言，一经传开，等到后来再来辟谣更正，就犹如一张白纸上涂上了墨，无论你怎样洗刷，也总免不了多少有一点痕迹。”这就是他的歪理！

　　1.中统军统鏖战急

　　复兴社和CC派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经数次闹到蒋介石面前。这让当时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几面受敌的蒋介石更感忧心。为了保存实力，一致对敌，1935年初，蒋介石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局内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

　　名义上衙门是统一了，但是三处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互相争斗，谢绝往来的关系。就连办公地点也是各自为政。陈立夫统率的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路132号，二处地址还在南京鸡鹅巷53号，三处设在山西路。这样的机构设置也挑明了戴笠和陈立夫之间依然不共戴天。

　　陈立夫以为自己当了局长，就可以控制戴笠了，孰料二处从处长到手下的小特务，见到CC系的人还是怒目而视，不屑一顾，他心里不由得就有些不受用了。而且虽然特务处的经费由军委会发放，但是戴笠遇到问题，还是都跳过陈立夫直接去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样光拿钱不办事的举动也让陈立夫感到不舒服。

　　一次在蒋介石办公室门口，陈立夫巧遇戴笠去汇报情况、领取经费，他故意当着蒋介石随从人员的面拦住戴笠，傲慢地问：“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都不见你向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戴笠心里冷冷地骂道：痨病鬼兄弟，两人都短命。面上却恭敬地说道：“我怎么敢总是用一些小事去打扰局长。不知局长叫我有什么吩咐？”

　　陈立夫很鄙夷地说：“你们二处也该改改工作方法了。动不动就是绑架杀人那一套，像土匪流氓一样。说出去，我们局还怎么立足？”

　　戴笠听出陈立夫是有意给自己难堪，也就不再和他假装客气。他夹枪带棒地说：“我们二处也是有‘技术人员’的。像是杨杏佛、史量才这样的人，不也是因为你们的‘技术人员’工作没做好，才由我们的‘技术人员’出面解决的吗？我手下都是些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是校长赞扬过的青年。局长不是想要否定校长的意见吧？”

　　陈立夫一听戴笠搬出了蒋介石来压他，气得是呼呼的。他看周围的蒋家军们都在盯着他，看他如何回答。于是只好咽下这口闷气，转身就走。

　　吃了一次闷亏后，陈立夫更加明目张胆地偏袒一处，为徐恩曾撑腰，打压二处。因为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所以很多便宜都让一处占去。戴笠虽然凭着蒋介石的宠爱和下三滥的手段扳回几局，但也都是各有损伤。因此，对三处的争斗就意味着决胜之争了。

　　三处主要工作是邮电检查。这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主要目的是从邮电通信中发现线索，追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监视他们的思想动态和主要活动，为反共活动做好准备。

　　鉴于反共的重要性，蒋介石同意将原来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公开化，于是各大城市的邮电局都挂上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三处主管。处长丁默邨只是一个挂名，实际工作都由各地的相关人员负责。但是在实际中，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主要都是CC派的特务，戴笠的手下只有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也只是没有实权的副所长。因此如果在搜查中真的发现一些重要的情报，邮电检查所会先呈报给陈立夫，然后才是丁默邨。而等戴笠赶到丁默邨那里收集资料时，一处已经抢先报送给蒋介石，换取他的信任和赞许了。反复几次，蒋介石开始责备戴笠总是送一些“过时的消息”来，要他多跟一处学习，这让戴笠是百口莫辩，气愤难耐。

　　戴笠也曾找到过邮电检查所的负责人员，要他们多打听，多夺权。可是那些没有实权的“副所长”都是一问三不知，闹得戴笠气得把他们大骂一通。自从成立衙门以来，戴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他决定一定要想办法把CC派赶出邮电检查所。

　　正在这时，戴笠侥幸地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机会，向蒋告了一状。由此揭开了他反击CC派，夺取邮电检查所的序幕。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蒋介石肯定会连任主席，争取票数，也就是为了彰显个人的影响力大，号召力强，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陈立夫资历老，权位高，他的CC派也是势力甚众，自然在候选名单上，很多人会填上他的名字。戴笠没有进入候选人的名列，但是他似乎很清楚整个投票的操作流程，于是暗暗向二处人员下达了一个指令。

　　无记名投票结束后，紧接着进行的是当场唱票。蒋介石因处理公务不在现场，呼声第二高的陈立夫便显得十分悠闲。听着他的名字被一遍遍地念出来，陈立夫一开始还很得意，跷着脚，喝着茶，不断地举起手示意现场欢呼的CC系成员安静。可是随着唱票的进行，他的神色变得有些紧张了。许多现场的年轻人不懂得为什么他获得的票数越多，他头上冒出的汗珠也越多。可是陈立夫却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断掏出手帕擦汗，整个人像绷紧的皮筋一样绷在椅子上，伺机待发。

　　唱票结束，陈立夫赫然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戴笠手下的人开始起哄，煽动CC派的人鼓掌欢呼。场面一片热烈的时候，陈立夫像弹簧一样弹到了主席台前，一挥手擦掉了黑板上自己名字背后的一个“正”字，这样他就比蒋介石少了一票。公开地作弊之后，陈立夫板着脸回到座位上一言不发，像是知道一场厄运即将袭来。

　　“什么？那个陈立夫竟然在我背后使这套把戏？”

　　听了戴笠添油加醋的报告，蒋介石一掌拍在桌子上骂道：“反了天了，他真以为世道变了，要骑到我脖子上去了！”

　　“那些CC派的人看到陈立夫票数最多，还全部都站起来欢呼，喊什么陈局长万岁，跟随领袖的领导什么的。简直是没有把校长放在眼里。”戴笠继续煽风点火，把蒋介石的一腔怒火煽得越烧越旺。

　　“来人，立刻把陈立夫扣留起来！”

　　蒋介石这个命令一下，那边陈立夫早有准备。他马上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可是蒋介石对待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向来是心狠手辣，不留情面。迫不得已，陈立夫只得使用了最后一招，请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前去说情。

　　恩师太太求见，蒋介石想拒绝都不行。陈夫人是哭着进门的，蒋介石看她那样子，也只好先请入座，再奉茶，好生安慰。

　　陈夫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中正你也知道，我跟英士（陈其美的字）的独生子已经不在了。立夫和果夫就是我俩的儿啊。他们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这几句话说得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到了这个份儿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他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无形中就把邮检处从陈立夫手下挪到了中立的位置。

　　戴笠手下的人搞反共差一点，可是挑拨离间、打小报告的本事却是无人能敌。他们收集了CC系安插在各地方邮检所的工作人员的大量情报，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系控制邮检处的黑幕。在蒋介石的允许下，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终于在不久以后，蒋介石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瑶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系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

　　曾经利用邮检所把戴笠死死踩在脚下的徐恩曾如今看变天了，不得已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请他公事公办，把情报送到局本部。可是戴笠却摆出从前一处对二处的态度，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在天目山休养的CC系头子陈立夫耳中。听到手下的抱怨，陈立夫安慰他们忍耐，并且告诉说：“蒋介石的一贯手法就是要使手下的几个派别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防止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所以如果某一方占了上风，也会被蒋介石打压下去。所以不如维持面前这个局面，不要和戴笠的人公然作对。”

　　CC系的特务们很不服气地对陈立夫说：“可是戴笠他的手下不就是一群流氓出身，他们有什么资格爬到我们头上？”陈立夫悠闲地叼着烟卷，看着报纸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陈立夫放下报纸抬起头说：“所以领袖不会让某一方爬到另一方头上，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同时你们也要做到擦亮招子，兼听兼看，懂得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

　　听到陈立夫的指示，CC系的人逐步退出了对邮检所的争夺。

　　2.权高震主宝座摇

　　中统、军统之间的相互咬斗，竟发展到自相残杀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是两统积怨太深，愈演愈烈的结果，不打不足以摆平；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自实行特务统治以来，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重重，“方兴未艾”，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就是蒋介石在依靠特务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特务势力乘机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反过来又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到抗战中期，中、军统的势力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特务势力的不断壮大，使徐恩曾、戴笠等特务头子的政治野心不断滋长和膨胀，并提出了能与自己实力相称的要求。徐恩曾之所以后来不守本分，不安本位，一门心思地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成为内阁官僚，就是因为他手中握有10万中统特工。相比而言，在抗战期间，军统的势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统之上，所以戴笠的野心比徐恩曾更加狂妄。他不仅企图依靠特务势力在国民党高层中结党营私，攀附权贵，而且还想利用军统和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进行特工技术合作的机会，企图挟美国人以自重，向蒋介石谋取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宝座。

　　徐、戴特务势力的过度发展和他们自身的政治野心使蒋介石大为头痛和担忧。他深感中、军统的力量都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放心的程度，如果不及时加以抑制，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与此同时，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使蒋介石本人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地位都空前提高，在国内外、党内外的统治地位也都更加稳固。此时对特务势力依靠性的减弱与徐恩曾、戴笠大权在握，阳奉阴违、作威作福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此时，特务势力的张狂反而异化成了巩固蒋家王朝统治地位的一种障碍，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快予以解决。

　　正在此时，从抗战中期以后，蒋介石悄悄地发动了一次对“两统”特务势力的围剿运动，以便对以徐恩曾、戴笠为代表的中、军统特务势力进行抑制。这场削弱特务势力的“秘密围剿”，一方面将戴笠的军统势力放在了打击的首要位置，初步达到了蒋介石的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中、军统之间的咬斗，使中统的势力也有所削弱，两统之间可以相互牵制，也有助于蒋介石对两大特务组织分而治之，进行严密控制。在蒋介石不动声色的运作中，徐恩曾和戴笠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压力，深恐自己成为这次“秘密围剿”的牺牲品，最终落得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徐、戴的这种惶恐不安和惴惴心态，主要是由于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正变得日趋狭小。为了达到固位图存、邀宠自保的目的，徐恩曾和戴笠都开始绞尽脑汁地运筹谋划，一方面力图使自己所主管的特务活动能有所振作，做出令蒋介石满意的成绩，以取得蒋的谅解而不至于被抛弃；另一方面则是中、军“两统”之间都增强了打击对方的力度，都希望能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形成在特工势力中独领风骚、一花独放的局面，以加强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古语来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样一来，两统相互仇视和咬斗的大战，不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来，蒋介石这次打击的对象，是以戴笠为首要目标，徐恩曾为第二目标。蒋介石所采取的许多严厉措施，莫不是针对戴笠的军统势力，中统在初期只是陪衬而已。此时，如果徐恩曾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应对得法，收缩战线，养精蓄锐，完全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趁机将戴笠打翻在地，从而彻底解除军统势力对中统的威胁，达到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然而，徐恩曾的利令智昏使他根本不能看清当时的严峻形势，因而没有能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放过了戴笠和军统势力，反而为了从政学系手中夺取经济部这块肥肉，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实力强大的政学系，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戴笠采取了十分狡猾的应变策略，先是韬光养晦，收编战线，重塑形象，努力转移蒋介石的视线，极力地将蒋介石对特务势力的厌恶感和防备之心，用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方法，悄悄地转移到徐恩曾及中统身上，形成徐、戴位置互换的局面，使徐恩曾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蒋介石要打击的第一目标。这样，形势逆转，不但使徐在与戴的斗争中明显处于下风，而且戴笠最终借助蒋介石之手，把徐恩曾赶下了中统老板的宝座，击败了中统势力；戴笠自己也乘势突破了蒋介石的围剿，摆脱了被蒋清洗和唾弃的命运。于是，军统势力重新得以膨胀，且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似乎才如梦方醒，翻然省悟，不得不第二次对戴笠和军统势力发起清算运动，这就使得戴笠比徐恩曾多得意了一年多的时间。

　　3.争取唐纵计落空

　　自抗战中期以后，蒋介石从各方面加强了侍从室第六组的权力和地位，力图把中、军统置于唐纵的领导之下，企图达到以唐抑戴、以唐制徐的目的。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对唐纵有如此的信任和倚重，是看到唐纵在拥蒋反共方面不在戴、徐之下，而在自律和操守方面则要在戴、徐之上。唐纵这个人素无个人野心，权力欲也不强，这是让蒋介石最感到放心的地方。而且，出身军统的唐纵，虽然在以往有庇护军统之嫌，但十分注意场合和把握分寸，尽量不露出痕迹和破绽，以免遭蒋介石的猜忌。有时为了避嫌，唐纵与军统及戴笠之间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当蒋介石决定打击特务势力并以戴笠为首的军统作为首要目标、徐恩曾为首的中统势力作为第二目标时，唐纵便积极揭露军统黑幕，以迎合蒋的需要。

　　而戴笠也进一步看到了唐纵的重要作用，反过来又刺激了戴笠要借助唐纵来解脱自己的策略。至此，一幅先将唐纵收买过来，把蒋、唐原先计划的先打戴、后打徐的“两打一”变成蒋、唐、戴联手“三打一”的蓝图在戴笠的脑中形成。后来事实证明，形势的确是朝着戴笠设想的方向一点一点地发展。结果，危如累卵的局面，开始从戴笠身上转移到了徐恩曾身上。可怜的是，徐恩曾对此没有能够看出，依然是浑浑噩噩，全然不觉。这正是徐的昏聩与失策之处，也正是戴的诡诈与得意之处。徐的失败与戴的成功，也都是建筑在这一点上。于是，戴笠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围剿”，从而开始了一场与徐恩曾，同时更是与蒋介石争夺唐纵的激烈较量。

　　戴笠对唐纵的笼络，主要是从经济上下手。当时，唐纵虽然在侍从室工作，身居内层，但与社会各界接触很少，为人又小心谨慎，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加之抗战期间，大后方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所以在生活上时常感到拮据。戴笠抓住这一点，以补助车马费为由，每月从经济上对唐纵给予帮助。后来每月的车马费增加到800元之多。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唐纵的月薪。如此之大的诱惑力，也就使唐始终不愿痛痛快快地予以拒绝。这样一来，在唐纵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被戴笠在另一头死死地牵在手中。

　　而唐纵既得了戴笠那么多馈赠，也就必须在蒋、戴之间的斗争中左右逢源，小心翼翼地两面敷衍。他既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公开对戴笠进行庇护，也不敢公然激怒戴笠，以邀蒋宠。于是，他为了保戴过关，不惜助戴为恶，把蒋的打击矛头有意识地引向徐恩曾。这样，既完成了蒋交给的任务，保全了自身，也不得罪戴笠这个“财神爷”，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如果说戴笠仅仅是靠金钱的力量就打破了唐纵在中、军统之间的平衡，将唐纵彻底地笼络到自己的一边，那就轻看了戴笠，也低估了唐纵。金钱收买只是戴笠所采取的一个手段，他还有另一个手段就是对唐纵辅之种种恫吓、威胁、挟持。唐纵是从军统出身的人，戴笠非常了解他，知道他有一种胆小怕事的心理。戴笠吃准了这种心理，不时对他施以威胁、欺诈手段，不但使得唐在蒋、戴之争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最终保持一种守势，而且在戴、徐之争中明显地倾向戴笠，以瞒天过海之计把蒋介石对特务势力的恶感巧妙地引到了徐恩曾身上，而且与军统携手合作向中统进攻。

　　但不管怎么说，戴笠用金元加大棒等武器，彻底摧毁了唐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唐在戴的淫威下，不得不与之携手合作，从而既巩固了戴笠国民党特工王的地位，也使得唐纵在中、军统之争中，有了更为明显的倾向性——袒护军统和戴笠，打击中统和徐恩曾。本来，蒋介石打击的第一目标是戴笠，第二目标才是徐恩曾。现在唐纵这样做岂不违背了蒋介石的计划？这在唐纵来说，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戴笠的特务势力那么强大，对自己又有诱惑力和震慑力，自然是不可能有所表现了，倒霉的也就只有徐恩曾领导的中统势力。这正如唐纵分析戴笠所说：“没有大的情报，只得报告小事，如果没有情报，将无以表现其成绩。”此时，唐纵自己也不得不走上了他所不屑的这条路：打不倒戴笠，只得打倒徐恩曾，否则，“将无以表现其成绩”。于是，与戴笠联手开展倒徐活动，就成为抗战后期唐纵领导的第六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如此，徐恩曾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但徐恩曾也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大傻子，否则也不可能执掌中统15年，他对唐纵一样表示过笼络与借重的意思。在这中间，徐恩曾曾多次到第六组汇报工作，以求得唐的支持和谅解。在一次由徐召集的中统系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特意邀请唐纵与会指导，把唐放在一个很显要的位置上，“谦逊至极，毕恭毕敬”。而且徐恩曾利用招待唐纵吃饭的机会，向唐提出应“彼此互谅，不宜遇事禀报委座为言”。唐纵当即表示同意徐恩曾的说法，并主张“各情报机关之间，以信代疑，不宜彼此猜疑顾忌”。话虽然这么说，但问题是唐、戴、徐这一场特工三角战中，唐要贯彻蒋的旨意，既然不能助蒋倒戴，也只好不得已求其次，助蒋倒徐了。否则，拿什么向蒋介石交代？关键是，徐恩曾在争取唐纵的过程中，既无戴的眼光，也无戴的手腕，更无戴的雄厚实力，自然不是戴的对手。

　　4.血斗终成替罪羊

　　1944年，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内地交通线的战役——豫湘桂战役。在河南，国民党守军汤恩伯所率40万大军被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的15万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一月之间，丢失大小城池38座，丧失兵力5万余人，河南全面陷于敌人手中。蒋介石也急红了眼，背着手在客厅里急步走来走去，命令手下特务当即召集特务机关头子到重庆上清寺官邸参加甲种汇报。会上，蒋介石向出席者们询问关于山东、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武装部队情况，由于徐几年来一直忙于“猎官”，对中统的活动疏于过问，没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且这次汇报事发紧急，事前来不及作充分准备。所以，当蒋介石脸色阴沉地问道：“可均，你来说说看。”徐恩曾只有支支吾吾，胡编乱造一番，浮光掠影，文不对题，肤浅空洞。蒋介石听得面色愈加难看，有的问题蒋介石一再追问，弄得徐竟然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十分狼狈。气得老蒋青筋暴跳，严厉斥责其站在一旁，听戴笠及其他人员的汇报。戴笠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口若悬河般讲起来，条理清晰，分析深入得体，讲了一大套，一听便知是下了一番深工夫的。蒋介石的脸色这才慢慢缓和过来。二人对比如此鲜明，也难怪徐恩曾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越来越轻了。

　　在蒋介石看来，军统的强项是策反汪伪汉奸集团的主要人物并开展中美情报合作活动，在这两方面的确都有上佳表现。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它的主攻方向——判断苏德、日美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面，也都有不俗的成果。与此相比，中统在其发挥主导作用的反共方面毫无建树，总不见什么成绩，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军统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得好。因此，在这次官邸汇报结束之前，蒋介石训斥徐恩曾一番，责令他：“集中精力抓好反共活动，做出点儿成绩来！”

　　如果说蒋介石此时还对徐恩曾抱有一线希望，但这一线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很快就让他大失所望。徐恩曾竟然发展到连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情报也做不来，简直成了废物一个。1944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一夜之间竟贴了一幅“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反动”标语，使蒋介石闻之大为震怒。他认为中央党部历来是CC系的大本营，戒备向来森严，绝不会是共产党分子所为，定是“党国”内部有人对自己不满。他命令徐恩曾彻底清查此事，也算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接到命令，徐不敢怠慢，派出各个领域的特务，内查外调，使出浑身解数，想法改善一下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无奈是人在背运的时候，喝口凉水也塞牙，徐恩曾下了一番工夫，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蒋介石几次追逼其结果，徐恩曾总是无法呈交。气得蒋介石指着徐恩曾的鼻子大骂：
　　“娘希匹！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样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范，事后复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失职守！”

　　过了不久，一位叫做拉铁摩尔的美国人访问延安回来，写了一篇《解放区见闻》，顺手送给蒋介石一份过目。蒋阅后，批给徐恩曾看。在他的批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此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徐恩曾的不满，已经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徐恩曾屡次遭到蒋介石的申斥，倒也不想破罐子破摔，就这样下去。为了表示他有所振作，重新恢复中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徐恩曾提出了一整套“中兴”措施。诸如把原先每天工作时间从8小时改为10小时，还提出了“争取时间，追求效果”、“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等口号和目标。在实行后的最初几天，徐恩曾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每天准时在早6时到达局本部，上班后先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到局长办公室，或处理文件，或召集会议研究问题。一时间，中统在他的带领下上上下下风气为之一振，很有些弃旧图新的味道。在徐老板的号召下，每个人都力图重新振作起来，做出点儿成绩让蒋介石欢心。

　　可是“中兴”了不到一个星期，徐恩曾自己先有些支持不住了。清晨6时，正是拥美高卧、睡意正浓的时候，他敌不过美色与倦意，一星期之后，6时已过，局本部各处室再也见不到徐老板的身影了。上行下效，既然局长都做不到了，大小特务也就跟着不再辛辛苦苦地坚持下去。本来就觉得8小时已经够用，增加两个小时便感到无事可做，无非是在一起喝茶、聊天、看报纸。不满一个月的时间，中统又完全恢复了老样子。

　　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徐恩曾这一次不过耍了一个花招而已，做个样子，目的是把“中统已有一番起色”的风声传给蒋介石，使蒋对他的观感和视听有改变即可。不料，徐的如意算盘又被朱家骅和郭紫峻给搅和了。原来，这一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虎头蛇尾的官样文章暗中早已由郭紫峻汇报给朱家骅，再由朱家骅汇报给蒋介石。结果，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蒋介石对徐恩曾的观感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很快，他的矛头便从军统转向了中统，当戴笠坐着飞机到处奔波逃避蒋介石的指责时，徐恩曾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给自己挖的深坑。

　　1.另投新主结旧怨

　　其实，对于徐恩曾来说，朱、郭与之交讧而造成的内忧往往使他有惊无险，并没有对他的下台起决定作用。真正的危险来自于由于特务势力的畸形发展，徐恩曾等人权力欲望增强，想要进一步在政界发展。因为要谋官他重新选择了靠山——吴铁城，因而见弃于陈氏兄弟；因为要谋官，他盲目地向政学系大将吴鼎昌、翁文灏仓促发动进攻而见罪于翁、吴；因为要谋官而不安心从事特务工作，在反共斗争中没有做出突出成绩，而见怒于蒋介石。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加之来自戴笠军统的打击，就构成了徐恩曾的“外患”。这外患是使徐恩曾下台的决定因素。

　　中统特工帝国原本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手创立，徐恩曾能够雄踞中统十几年，完全是得自陈氏兄弟的提携和支持，中统能够步步发展壮大，也是与二陈的耳提面命和全力支持分不开的，许多重大决策均出自二陈的策划，一些重大事件甚至是陈立夫在幕后直接指使或指挥。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一直把中统当作是陈立夫在做。事实上，在全面抗战以前，中统从人事、经济到重大业务，莫不决于陈氏兄弟之手。徐恩曾对二陈交代的事情，也都是唯命是从的。徐即使是需要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也从不敢直接去蒋的官邸，一般都是由陈立夫代为转达。除非蒋介石亲自召见，徐直接向蒋面陈的情况是少之又少。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于CC系的核心小组织——青天白日团被蒋介石亲自砸烂，陈氏兄弟控制徐恩曾及中统的力度有所削弱；同时，这个时候也正是特工总部刚刚升格为中央调查统计局，蒋介石为了从组织上割断陈氏兄弟与徐恩曾的联系，在中统之上，更安排了一个中央秘书长的“堂官”，这就使陈氏兄弟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名正言顺、随心所欲地对中统发号施令。但是，由于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荣辱与共、水火交融的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分开，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徐恩曾基本上还是听命于陈氏兄弟，中统也还是跳不出CC系的圈子，双方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但是，到了抗战中期以后，陈、徐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起了令人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于抗战期间特务势力的畸形发展。因蒋介石长期奉行“特务治国”的方针，中统特务组织在抗战时期一度达到它的顶峰阶段。加之特务力量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上至蒋介石，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切实感受到特务力量的威慑作用。徐恩曾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头子之一，自然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有实力，有资本，有十几年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中统特务组织做后盾，要比那些虽贵为部长、次长，但职务常有调动，忽而掌管这个部，忽而又到那个部，时而抓党务，时而搞行政的那些人强得多。尽管如此，可徐恩曾还是想利用他的优势往政途转移，向特别任命的政务官（相当于部长）的宝座发起冲击。同时，由于徐恩曾与陈氏兄弟之间的表亲及同乡关系，长期以来始终被陈氏兄弟看成是第一号心腹人物，以至于涉及CC集团核心力量的联系活动，大都交给徐恩曾负责办理。这就使徐在CC集团中居于一种起承转合、上传下达的重要位置，极具能势。当时，许多从外地到重庆开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经常是吃住在徐恩曾家中，徐为此在家中另备客房一间。来自湖南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赖琏在徐的家里曾住过半年以上。至于一些因公务、述职或调动而到重庆的CC系地方头目，每次除拜访陈氏兄弟外，无不要到徐恩曾的官邸拜访。正因为徐长期以来在CC集团中扮演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所以在自我感觉上，他从来都是把自己看成是CC系的第三号实力人物，其势俨然凌驾于其他CC分子之上。这也是他不安于只做一名中统特务头子的主要原因。

　　基于“谋官不能依靠二陈”这一认识，徐恩曾便寻找朝中大权在握的得势者以及有能力提携自己的人物，最终认定非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莫属。吴是著名的国民党“说客”，历史上的宁汉合流，东北张学良易帜、入关助蒋，国民党宁、粤、沪三方合作等重大事件，都是由吴在幕后担任重要的策划人物。蒋介石为了酬谢吴的“说功”，先后任命他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1941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由吴铁城接替叶楚伧的中央秘书长一职。吴铁城看准徐恩曾是中统的铁腕人物，认为只要能把他收为己用，也就等于抓住了中统。

　　吴铁城自从做了中央秘书长，中央党部的经费分配大权开始转到他的手里，自然在徐身上花钱是不用说的。而且吴铁城还非常了解徐恩曾的心理：像徐这样在国民党政坛沉浮了这么多年的政客，如何钻营做官早成了他的本能和最大愿望。只有在做官方面给他一点实惠，才能真正地把他争取过来，让他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工作。当然吴也深知，徐恩曾是陈氏兄弟的人，要把他推上去，不拉上陈氏兄弟是不行的。不然CC系会攻击吴是在挖他们的墙脚，蒋介石也会由此对吴的居心产生猜忌。于是，吴铁城请出陈果夫一起保荐，以加强特务活动为名，签请蒋介石批准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吴铁城的这一手，弄得陈氏兄弟颇有些左右为难。就其内心来讲，让徐恩曾升官，既不好反对，又不太情愿。徐恩曾是自己的心腹，他能升官发财，争还争不来，岂有加以阻拦之理？再说，这样做也是扩大CC系地盘，于情于理都不好不支持吴铁城的提议。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鉴于以往的教训，张厉生、朱家骅都是羽毛丰满以后，便脱离CC系的，而且中统是CC系最后一张王牌，绝不能再失去控制，让他人染指。所以，当陈果夫表示同意支持徐恩曾升官的动议之后，曾拍着他的肩膀，谆谆告诫说：
　　“可均，你一定要心中有数，中统是我们的基本，交通部是我们的发展，今后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统方面。千万不要因为担任了交通部次长，便放松了基本。那样可就得不偿失啰。”

　　但是后来，徐恩曾为了谋官，果然企图绕过陈氏兄弟这一关，单独走吴铁城的捷径，这在陈氏兄弟的眼里，自然被视为是一种“异数”，一种离心倾向，是步张厉生、朱家骅的后尘。所以当徐恩曾陷入被黜的困境时，陈氏兄弟不但不肯出手相助，反而在背后暗中掣肘，使得徐孤军奋战，这就为徐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2.染指经济未如愿

　　徐恩曾要谋官，要打天下，向政界高层发展，除了以吴铁城作为政治靠山外，自然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当时，“内阁”各部和“封疆”之职，大都被政学系分子把持，使CC系和黄埔系分子颇为不满。无论是CC还是黄埔，要想成为“内阁大臣”和“封疆大吏”就必定会与政学系为敌。换句话说，只有打下去一个政学系分子，才能上来一个CC系分子或黄埔系分子。徐恩曾也不例外。当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中，有两个政学系盘踞的部门成为徐觊觎的重要目标，一是交通部，一是经济部。徐恩曾已经当了交通部政务次长，由次扶正，顺理成章而且较有希望。但徐恩曾认为交通部部长张嘉璈是北方财阀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位声誉显著的老银行家，他既有外国势力作背景，也有政界大员做后台，又有财阀集团支持，朝野两方面的关系都已盘根错节，未必容易对付。况且，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的出海口及重要的交通干线几乎丢失殆尽，仅剩下滇缅公路这一黄金通道，还被一些权势人物所控制。所谓的交通部门成了一个空壳子和冷衙门。但经济部的情形恰好相反。它是由原先的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机构合并而成，主管业务庞杂，除了财政之外，其他经济方面的工作也都囊括其中，其职能几乎相当于战前的半个行政院了，经济权力之大，令人垂涎欲滴。可偏偏这么一个为各方瞩目的经济部长竟为地质学家翁文灏所得。据徐恩曾所知，翁文灏固然也算是一个政学系分子，但是能当上这样一个大官，不是因为他会钻营或者在治国安邦方面有多大本领，而是赶的机会好罢了。九一八事变后，翁文灏与蒋介石见过一次面，他的学识、见解、风度以及浙籍出身都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为了改善国民政府被党棍、官僚、政客把持的形象，点缀一下所谓的民主政治，便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学者从政”运动，于是翁被选中，出任万人瞩目的行政院秘书长。徐恩曾自认为凭自己中统头子的身份，把他搞下台不成问题。

　　问题是，徐恩曾自己对经济之道不用说不比翁文灏能高明到哪去，就是连许多起码的经济知识也还没有能搞懂。不过，他自信有比翁高明的地方，那便是由自己集中一批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智囊团，或亲自登门求教，聆听教诲；或下帖宴请，终日酒食伺候；或开会研究，一个个高谈阔论。最后，在总结这些人的发言的基础上，徐恩曾针对当时令蒋介石最为头痛的经济与物价问题，让中统的“经济专家”赵毓麟起草了《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及《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两份文件，集中表达和阐明了他对稳定及改善经济的看法。

　　为对付翁文灏，徐恩曾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泼脏水。他密令潜藏在经济部的特务加强对经济部活动的监测，以寻找能够发难的突破口。诸如：经济部有无重大的贪污案件，是否有潜伏的中共地下党与进步人士等。密令一下，在经济部的特务闻风而动，想方设法捕风捉影，滋生事端。

　　翁文灏早就听说徐恩曾有夺取经济部的企图，但没想到他竟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他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歪，干脆大闹一场，弄个水落石出，免得给人落下话柄。于是他就怒气冲冲地到蒋介石那里告状去了。蒋介石对于这位内阁中具有清廉耿介声望的老学者还是比较尊重的，了解了事实之后，把徐恩曾找来大骂一顿，弄得他灰头土脸，卸甲丢盔。

　　两管封了一管，徐恩曾只好死抱着《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和《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两块敲门砖，想用它们敲开经济部的大门，没想到门没敲开，反而砸了自己的脚。

　　原来政学系首脑人物吴鼎昌看到他的方案之后，了解了他的居心和野心，便有意在蒋介石面前拆他的台，大肆渲染这两份方案有多么不切实际。丧失还手能力。他还故意对蒋介石说：“委座，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徐可均懂得什么经济之道。这两篇文章无非是他找了一伙人，东拼西凑出来的一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无非是向您蒋先生‘猎官’的工具罢了。”这“猎官”两字可非同小可，简直就是对徐恩曾进行攻讦的雪上加霜、画龙点睛之笔，也无疑戳在了蒋介石的痛处。因为吴鼎昌素来知道蒋的个性：高傲自负，最恨部属自作聪明地愚弄他。现在，徐恩曾为了获取经济部长的宝座，竟然通过找人炮制所谓“经济方案”来向他“猎官”，不啻触犯了蒋的大忌。经过吴的一番挑拨，蒋介石觉得如梦方醒，原以为徐果真有什么挽救党国经济的灵丹妙药，不料竟被蒙在鼓里。多亏自己找吴鼎昌垂询，否则中了徐恩曾的诡计，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从这以后，徐恩曾开始走起了背运。不但经济部长的宝座与他彻底无缘，而且连已经到手的交通部政务次长、中统局副局长的宝座也坐不稳当了。相反，翁文灏不但没有被徐逼下台，其经济部长的职位反而更加稳如泰山。9个月以后，翁兼任中美合作组建的战时生产局局长，全面主持战时军需生产。半年以后，他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成为风云一时的国民党要人。而吴鼎昌在这时也被调任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成为参与谋划与决策“党国”大计的核心幕僚。就在两人仕途春风得意的时候，徐恩曾的背运达到了顶点，而且与翁、吴的好运相对应：1945年1月18日，吴鼎昌进入中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几乎是在同一天，徐恩曾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翁文灏当选为中央执委，第五届中央执委徐恩曾被扫地出门。

　　徐“猎官”未成后，蒋介石对他本已形成的恶感不断增加，认为他不务正业，放弃对反共情报的领导，使中统工作长期不见起色。这导致其政治行情一路下调。

　　3.伪钞案发蒋公怒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即将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机关滞留在武汉的大批人员及重要物资急着运往重庆。由于战事迫近，时间紧张，运输工具缺乏，使运输工作十分紧张繁忙。当时中国银行还有一批巨额钞票没有运走，只好临时征用一辆大卡车。在行至湖北某地时，由于听说日军将至，加上汽车燃油即将耗尽，驾驶员和押送人员为了活命，顾不得将钞票烧掉，稍作外表伪装隐藏后，便弃车徒步潜逃。事后相关人员自感事关重大，便向中国银行汇报说，途中因汽车备油耗尽，车辆无法继续行驶，按紧急情况下的处理办法，已将钞票全部焚毁。当时，前方战事正紧，无法进行检查，这种情况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中国银行就信以为真，认为只要钞票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也就由它去了。于是，银行便把该车所载钞票的票号报请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予以注销，并通知了各分支银行。其实，在运钞人员弃车之后尾随而至的并不是日军，而是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他们发现这辆无主的运钞车后，便立即封存起来，然后向重庆局本部报告。当徐恩曾接到报告后，见钱眼开的他喜上眉梢，立即下令中统湖北省调查室对此车钞票严加保护，等到时机成熟，派专人押运回重庆局本部处理。徐恩曾一心想独吞这笔巨额资金，贪心和私心使得他丧失理智，一念之差终于铸成大错。

　　1943年，徐恩曾又惦记起这笔巨款来，便让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秘密押送至重庆。当车走到重庆三斗坪检查站时，被军统的检查人员拦下来。他们一看车上满载钞票，就起了怀疑，严加检查、盘问，并向负责押送的特务索要手续单。中统特务支支吾吾，神情紧张。军统人员便将人车一起扣留，禀报上级处理。

　　戴笠得到报告后，精神也为之一振。他立即派人将钞票送中国银行检验。中国银行很快得出结论：这批巨额钞票确系中国银行发行，不是伪造，但这批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就已全部注销作废，从而鉴定这批钞票为假钞。听到这个结论，戴笠欣喜若狂，当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为题亲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统特务私运假钞、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破坏抗战大局、影响很坏等等。蒋介石阅罢报告，一看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材料，怒火中烧，当即批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人员判处死刑，以正法纪。

　　徐恩曾只好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出面从中斡旋，二陈在中央党部召开的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结束后，硬着头皮向蒋介石陈述了假钞案的具体经过与事实真相。蒋介石同意从轻处分，并由军法处紧急通知刑场，暂停实行腰斩。没过多久，那个押钞员被减了刑，后来又被保释出狱。

　　本来假钞案已经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被动，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起伪钞案再次将徐恩曾逼入绝境。如果说假钞案的性质只是徐个人敛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金融的话，那么伪钞案则是坑害国家、戕害人民、伤天害理的无耻勾当。

　　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经济凋敝，日用品奇缺，造成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但在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国统区与沦陷区接壤的皖南、浙西一带，通过蒋、日、伪之间进行物资交换活动，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缓解大后方日用品奇缺状况，经国民党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议通过，并经蒋介石允许，决定借助中、军统的特务力量，直接运往大后方销售。由于这项活动有巨额利润可图，中、军统都非常积极。军统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济公司，中统则在安徽屯溪场口成立了利通公司。从重庆运出桐油、水银等物资，到东南沿海换回棉纱、布匹、文具、纸张、五金交电等日用品。

　　为了便于在上海地区开展业务，中统利通公司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安源公司，任务主要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组织抢购敌伪物资。无论利通公司的中统特务怎样使劲，生意也做不过军统的通济公司。但是穷极思变，在上海的安源公司老板程士范无意中也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原来，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中央银行撤离上海时，将印刷10元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版被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再次运到上海，大量仿制10元面值的法币。因程士范与上海日本特务机关的渊上等人素有来往，于是渊上主动找上门来，提出以1元伪储币比40元赝品新法币的优惠比价，请程帮助推销。程士范看到有如此大的赚头，也没有多想，便以安利办事处的名义，拿出5万元伪储币，一下子购买了200万元赝品新法币。可是等到他拿到这批伪钞后，才发现这种钞票在上海不能流通。为了能将这笔钱尽快出手并获取利润，程只好通过安利办事处主任高子文密电重庆朱家骅，请示能否将这批伪币运回重庆，用以收购老百姓的桐油和水银等。他认为这样做一样可以“一本万利”。电报发回重庆局本部后，被徐恩曾抢先拿到。他觉得这样一笔赚钱的买卖，与其让朱过问，还不如自己直接做了。于是，他直接密电上海安利办事处高子文，指定了运钞时间、路线、地点，让高等密运重庆交徐恩曾处理。本来，这件事徐做得十分机密，除了几个直接参与办理此事的特务外，在中统局中也只有顾建中、郭紫峻等核心人物才了解一些情况。

　　但郭紫峻为了搞垮徐恩曾，把持中统局的大权，竟然不惜向军统出卖这样的绝密情报。一天，他在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家闲谈时，故意将此事泄露出去。戴笠怎么会善罢甘休？他派人在浙江设点守候，待偷运赝品新法币的商船一到就拿获，共计截获了新法币193万元。

　　此事在中、军统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徐恩曾恳请陈果夫出面，找到蒋介石并没有直接谈“伪钞案”一事，而是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统”内讧的问题，其意图是使蒋以为伪钞案是两统内讧的结果。在各个党国高级干部怀着自身难保的担忧四处奔忙下，蒋介石批示将程士范、高子文等四人判处死刑，而对徐恩曾额外开恩“应加处分一节，不交军法之行总监部裁处”，对他算是相当照顾了。

　　戴笠看到总监部出的结果后大为不满，认为如此判刑是蒙蔽领袖。他穷追不舍，想要借此机会把徐恩曾彻底打翻在地。于是戴笠又弄出了一个“王书青走私案”。这个走私案是长期以来戴笠备下的一个杀手锏，将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徐恩曾狠狠又踹了一脚。到了这一步，蒋介石即使有利用徐恩曾抑制戴笠的心理，也被徐恩曾的烂泥扶不上墙弄得失去了兴趣和信心。这也就注定了徐恩曾被黜下台的命运。

　　4.满盘输被黜下台

　　到1944年下半年，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徐恩曾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垮台，已成命中定数，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945年1月，山城重庆春寒料峭，国民党政坛也在面临抗战胜利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这时候，蒋介石一方面开始把目光转向解决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同时在高层人事上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为5月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做准备。1月9日，徐恩曾的政敌，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兼任以管理“增产”军需品为主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主任，进一步得到了中美高层的信任；1月18日，徐的“克星”吴鼎昌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核心智囊人物；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下令由俞飞鹏接替曾养甫为交通部长，沈怡继徐恩曾出任交通邮政务次长，徐恩曾正式被逐出政府机构。仅过一天徐恩曾头上的中统局副局长也被拿掉，落了个“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下场，其实对曾养甫、徐恩曾（包括免去朱家骅兼任的中统局局长职务）等人的免职，可以看作是蒋介石追究他们在交通部利通公司伪钞案中负有渎职责任的继续。只是曾养甫虽属免职，是因身体长期有病，免职后很快就赴美治疗；朱家骅被免去兼职，更是因为他已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与中央党部系统的中统局长风马牛不相及，属情理与意料之中。可以说，即使没有这样一个渎职罪，曾、朱二人的本兼职也要被免，至于徐恩曾就不一样了，他不仅没有能够像曾、朱二人那样先提出辞职而后被免职，能够找个台阶自己下，反而在蒋介石下达手令时，还十分绝情地加上“永不录用”四个字，那意思就是告诉徐恩曾：“从此以后，你就死了做官的那份心吧。”

　　免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可以说是蒋介石自创建国民党各大系统的特务组织以来，第一次解除一位特务头子的职务。他也怕徐恩曾为此狗急跳墙，临死咬一口，发生什么意外，于是就派唐纵去了解一下徐的情绪和想法。唐纵回来报告说：“与可均泛论时局得失中，彼之情绪尚平淡，并无懊丧之情。”蒋介石听到唐纵的报告后，不再有所顾虑，正式下达了免职的手令。随即，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叶秀峰立即接任中统局局长一职。1月25日上午，蒋介石在上清寺官邸主持甲种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军统头子戴笠、宪兵头子张镇、缉私警察头子宣铁吾、军令部二厅代表郑介民等。除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因病请假外，国民党各情报系统的头子基本上都出席了。此外，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这种高级情报会议的几个二流角色，如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中统局副局长顾建中和郭紫峻等，这一次也破例被特许通知出席。就在这次会议上，叶秀峰以中统局局长身份，第一次在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负责人会议上公开亮相，并请各位“多加关照”。徐恩曾也是第一次没有在这类会议上露面。一个在国民党特工领域中纵横驰骋了15年之久的著名特务头子，从这一天起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彻底消失了。

　　徐恩曾在被革职的初期，的确像唐纵说的那样，情绪还算稳定，并且内心深处也还有一个幻想，那就是希望蒋介石所说的“永不录用”，只是一时的气话，事情或许还会有转机。与此同时，使他心里感觉不太痛苦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时候的徐恩曾虽没有了实际职务，但还算不上是“光棍”一条，头上毕竟还保留了两个虚衔：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个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会副会长。1945年春，经过徐的活动，也出于吴铁城对他的怜悯，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权派遣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赴贵阳视察，借此机会散散心，并出席了贵州省党部的总理纪念周。徐还在会上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席讲话。

　　在贵州风光了一圈，的确减轻了一些内心的烦躁与痛苦。可哪里知道，徐恩曾在贵阳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军统特务掌握得一清二楚，并立即就此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便以“徐恩曾用中央党部名义在外招摇撞骗”为题，做了一篇大文章，呈送给蒋介石。蒋看了这份材料，怒不可遏，当即把吴铁城找去申斥一番，命吴马上将徐恩曾招回，并且声色俱厉地交代：“现在应该让他好好地反省一下，不是去到外面搞什么个人宣传的时候。你记住，今后不许徐恩曾再做任何政治活动。”吴铁城好心好意为徐争取了一次机会，没想到代他受过，弄了个灰头土脸。从这以后，自然不想再为徐两肋插刀，火中取栗了。徐恩曾得知蒋介石对此事的反应后，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但由于他对蒋的心理估计过低，自我仍感觉良好，因此企图东山再起的幻想始终没有完全破灭，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以前任中央执委的身份，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并且心里盘算着剩一个中央执委的虚衔，估计蒋先生不会把它再拿走了。结果这一次又大大出乎徐恩曾的预料。

　　到5月19日选举的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正式向代表大会递交了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共计480名。并且规定：只许划去其中20人，其余460人均为新当选的六届中央执、监委员。如此一来，大批新人纷纷涌入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其人数之多，竟超出了上届中央执、监委的一倍以上。而且从五届中央执、监委员来看，为了体现全党一致的“团结”精神，除叛国投敌及死亡者外，其余99%的五届中央执、监委员都被蒋介石列入了候选人名单，剩下的10%的倒霉者中，偏偏就有徐恩曾。特别令徐不能容忍和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被彻底扫地出门的同时，吃掉其空额的竟是中共叛徒张国焘。天底下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与共产党浴血奋斗了15年之久，最后的下场竟不如一个中共叛徒张国焘吃香。蒋介石的刻薄寡恩，让人仔细想想真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至此，徐恩曾这才意识到虽有15年的反共功劳，但并不能以此平息蒋介石的震怒。蒋对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已经到了翻脸无情、斩尽杀绝的境地。

　　从国民党“六全”大会回来后，徐恩曾足不出户、闭门思过达一月有余，有一次中统大特务张国栋去拜望他，和他闲谈。徐恩曾若有所思地给张国栋讲起了“请君入瓮”的典故。他说，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了。周、来二人都曾出死力支持武则天当政，对建立武氏王朝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两个人最终的结局却是“请君入瓮”、“兔死狗烹”的下场。徐恩曾深有感触地说：“不怨别人，只怪周、朱知道武氏集团的隐私太多了，所以武则天才要杀他们。”说完这话，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沉默了一会儿，徐恩曾欠了欠身，话锋一转：
　　“唉，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所幸委座行‘王道’，举‘仁政’，对我宽宏有加，没有借我的脑袋一用。这真是领袖的再造之恩，让我今生不忘。”说到这，徐恩曾用手拍了拍脑门，苦笑了一下，表示庆幸自己的脑袋仍然长在脖子上。

　　其实，他真的该为自己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下台后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死对头戴笠就死于非命，暴尸荒野。从此，徐恩曾心有不甘地远离了国民党的政治圈，这个罪恶昭彰的中统特务头子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1985年，徐恩曾病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