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是民国时期最能拉帮结伙、搞党派、耍阴谋的阴暗家族。打架就要打群架，杀人就得搞暗杀，这两句话就是陈家人的座右铭。为此，江湖称号为“CC”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还被冠以了“国民党教父”的头衔……
小档案
四大家族之江湖称号：陈氏家族
籍贯：浙江吴兴
家族排名：四大家族之四
时人评价：最能拉帮结伙、搞党派、耍阴谋的阴暗家族。
家庭领袖：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代号CC）
最高官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妻妾情况：一人一妻，妾无数
信奉格言：做标准党人，没有党组织就没有一切。
人物特点：两副斯文的书生相，却是一肚子坏心肠。生于革命家族，热衷于拉帮结伙，手下党羽众多，江湖人送称号“国民党教父”，简称“CC”，是民国时期玩弄权术的高手。
家族成员：
虞舜（三皇五帝之一，传说中的圣王，陈氏家族的老祖宗。）
陈邦德（湖州陈氏的始祖，读书人，至死也没考上功名。）
陈丰（生意人，拨弄了一辈子的算盘子。）
陈绚（人称“陈大善人”，堪称清朝末年的“雷锋”。）
陈延佑（商人，善做丝绸生意。）
陈其业（陈延佑的大儿子，开明乡绅。）
陈其美（陈延佑的二儿子，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后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陈其采（陈延佑的小儿子，办过武备学堂，担任过孙中山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
陈果夫（陈其业的大儿子，CC系的老大，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组织部长。）
陈立夫（陈其业的二儿子，CC系的老二，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秘书长。）
第一章 吴兴望族
1.陈氏的起源
吴兴，小地方，大名气，地处浙江北部，距离人间天堂苏杭，开车也就是几根烟的工夫。所谓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夸赞的就是这种地方。
别看吴兴这个名字不起眼，但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可都是很中意这个地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很多越国的人都给赶到了吴兴。那时候的吴兴基本都是荒土，越国人没办法生活，只得大兴土木。等这地界有了人气以后，秦始皇一瞧还挺不错，就大笔一挥将这里赐名为“乌程县”。
话说到了三国时期，这地界属于吴国的领土，吴国皇帝孙皓觉得这“乌程”二字难听，便想把这地名给改了。那时候的人讲究“字字寓意”，凡事都想讨个好彩头，于是吴国皇帝孙皓想了两天，终于拍下了板，这地界干脆就叫吴兴吧，寓意吴国兴盛。只可惜，这名字叫了还没几年的光景，吴国就被西晋给灭了。
到了隋朝，这皇帝又不满意了。好好的地界叫什么吴兴，简直就是没文化，依着皇帝的想法，这地界挨着太湖，压根就不用去想叫什么名字，费那神干吗，直接叫湖州就成了。就这样，吴兴又改名为湖州。
唐、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的皇帝还算是安分，也可能是嫌这地界小，反正在这地名上倒是没怎么折腾，这湖州的名字也就一直叫了下来。
到了民国的时候，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和命令，总之，这湖州又被叫回了吴兴。这时期的老百姓重点是填饱肚子，压根就懒得去计较一个地名。于是乎，这吴兴的名字再一次的被叫响了。
俗话说，地灵人杰，吴兴这地界到也称得上是风水宝地，因为这里也有名门望族。这户人家姓陈，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
据记载，这吴兴陈氏可不简单，人家的老祖宗都能够追溯到上古时代。尧舜禹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最为著名的四位君王，其中的虞舜大帝就是这吴兴陈氏的远祖。
吴兴陈氏的始祖叫做陈邦德，这人半农半商，谈不上多有钱，却也不怎么缺钱花。平日里喜欢住在山林之间，没事的时候就爱喝上几口小酒，唱上几段小曲。兴致高的时候也会执笔泼墨，边写边喝。
第17世祖名叫陈应恪，他把陈氏家族搬到了吴兴。他一不读书，二不种地，日子过得却很好。凭的就是头脑！吴兴这地方特产蚕丝，大部分老百姓都本本分分，只懂得养蚕。可陈应恪不一样，他专门收购蚕丝然后做成丝绸再卖到别的地方去。这一买一卖之间，他赚了不少钱。
这买卖虽然赚钱，可在那年月，做这行当的也不在少数，所以陈氏家族忙活了好几辈，也都没能置下太大的家业。直到第23世祖陈丰这一辈，陈氏家族才算是彻底的发迹了。陈丰这人虽然名气不大，但却是能捞钱的一把好手，眼里只有金钱。就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会发大财的。
陈丰这一辈子，钱赚的数不清，但却很少花。因为他是个“守财奴”。不过，陈丰的儿子倒是很想得开，这家伙名叫陈绚，江湖人称“陈大善人”，最见不得的就是穷人受苦，隔三差五地就会给穷人们施粥施钱。除此之外，他更喜欢做一些地方上的公益事业。例如地方上的桥断了，路坑洼不平了，他都会出资修补。
地方官们也因为陈大善人的乐善好施为他颁发了好多块牌匾，以示表彰。
这时候的陈大善人已经成了一块金字招牌，远近的州县也都知道在吴兴有着这么一位慷慨的大爷。声名远播有时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到了1851年，陈大善人就倒了大霉了，因为这一年闹起了太平天国。这太平军最拿手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杀清军，二是抢大户。那年月，杀人都杀红了眼，抢东西这种事就更没有人管了。陈大善人的名声最大，所以这一带的太平军第一个就先摸到了他的家里。这时候的陈大善人早已被吓破了胆，带着全家人都躲到了马棚里。结果，这一波又一波的太平军来来走走，就把陈大善人的家给抢了个精光。
被太平军扫荡过后，陈大善人就大病了一场。这时候的陈家已经被抢的一穷二白了，虽说不至于沦到吃糠咽菜的份，可也再没有多余的钱财去施善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一辈子都在行善，居然也能遭到这般恶报，简直就是没有天理。郁闷之下他干脆闭门养起了老，把生意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陈大善人的儿子名叫陈延佑，他打小就爱拨弄算盘子，脑子也好使，天生就是一块做生意的好料。自从接了老爹的班后，他就拼命地往家里赚银子。这时候太平天国已经没戏了，被清政府收拾得一塌糊涂，少了这些匪兵来打劫，陈延佑的钱赚得就更快了。还没用上几年的时间，这陈家就又大富大贵。
陈延佑这一辈子共生养了三个儿子，老大名叫陈其业，老二名叫陈其美，老三名叫陈其采。老实说，这三个儿子算是没有白养活，因为在民国的历史中，这三个儿子个个都能挂得上号。
而这个老大陈其业，就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生父亲。
2.开明乡绅：陈其业
陈其业，生于1870年。
人常说，乱年生慧子，这句话颇有道理。
1870年，就是一个灾年，因为在长江上游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十几个省份都遭了大灾。天空也不作美，一瞧雷阵雨天天下得猛，太阳也都躲到一边去了，到头来苦的全是百姓。一些距离长江稍近的县城，那更是倒霉到了极点，不但自己辛辛苦苦伺候的农田被泡了，就连房屋也都被淹了个一塌糊涂。
就在这样的年景中，陈其业出生了。据说他一出生的时候，那哭声就嘹亮震耳，属于慧子的吉兆。
慧子，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神童。那年月，谁家要是能出个慧子，那就相当于祖坟上冒了青烟。
陈其业就是这样的一个慧子，不过这得归功于他的母亲。这母亲名叫吴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平日里就爱读书写字。自从生下陈其业后，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操练陈其业，从四书五经到之乎者也，教得全面。不得不说，这种早教的确很有效果，当同龄的孩子们连话都还说不清楚呢，这陈其业都已经学会握着毛笔写大字了。
到了私塾后陈其业就更加地聪慧了，那时候私塾的孩子们都学三字经这种初门的课程，可陈其业都已经会写对联了。老师一瞧，这是慧子呀，得给他单独授课！于是乎，陈其业就在老师们的褒奖和同学们的崇拜中度过了美好的私塾学涯。
在私塾混了几年后，陈其业又上了府学。在那年月，能在府学当学生简直就是一个优差。因为这府学不收任何的学费，非但不收，反过来还要给每名学生每月4两的雪花银，这就相当于现代学校设立的奖学金。甭管古今，但凡是这好学生，学校全都舍得在重金培养。
1894年，中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海战。清王朝简直就是无能到了极点，被一群岛国的倭寇欺负得无还手力。在这种情况下，大清的学子们再也没心情去读死书，而是纷纷奔向了日本去留洋。那时候，读书当官已经不是什么第一目标了，能出去留洋才算得上是风潮。陈其业打小就比一般孩子有出息，这一次，他自然也是抢在了前头。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其业主要学习的是工业。他觉得这泱泱大国之所以干不过这小小岛国，关键的问题就是工业落后。于是他拼着命地和日本人们套起了近乎，恨不得能把日本人的技术给全锅端了，等到回国的时候好能干上一番大事业。
想法是好的，可现实却是残酷的。陈其业东西倒是没少学，可回国后他就有些失望。因为清政府昏庸无能，压根就不认可这些洋技术。康广仁、谭嗣同这些比他有名多了的人都被清政府判死刑。就像是陈其业这种无名小卒，清政府又怎会认得。倘若再敢喊变法喊维新，没准就得被拖到菜市口挨上那一刀。
留洋这几年学的东西算是白费了，对此陈其业很受打击。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留洋回国的人基本都指望不上清政府，所能面对的也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闹革命反了清政府，要么去找份养活自己的差事干。陈其业想了很久，觉得闹革命这事不容易，而且太危险，像这种十分困难的事不适合自己，所以他直接就回了老家。无论如何，性命才是最关键的，只有保得住小命才能谈将来。
一般留洋归国返乡的人都会谋上一份职业，家里有门路的就托人给安排进政府机构，家里没门路的就直接去一些商行之类的地方打工，实在不行就干脆去投靠亲朋好友。一切都是为了糊口。
陈其业倒是没为此费心，毕竟他家里是大户，不缺钱，自然也就没有那种紧迫的危机感。虽然他不敢去闹革命，可也没让家里给自己捐个官来做。因为那年月清政府的官不好当，很容易被革命觉打击。在他看来，闹革命和镇压革命都是要拼上性命的危险事。
无奈之下陈其业只得从商，好在家里还有家族产业，丝绸买卖也还很赚钱。于是乎，陈其业摇身一变就成了掌柜的。从国内到国外转了一大圈学了一大堆，到头来还得回家拨弄算盘子，对陈其业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奋斗一圈，最终还是回到起点。
经商的闲暇之余，陈其业也获得了好名声。为了抵制洋布料在国内的销售，他改良了蚕丝品种提高丝绸质量，并把价格压得很低，宁可赔钱赚吆喝，把那些想来中国狠捞一笔的洋人们失败而归。
东西卖得便宜，受益的自然是老百姓。这还不算，陈其业还把典库的利息给降低了。典库就是非政府行为的地下钱庄，一般都是几个当地的大财主联合开设，专给穷人贷款。无论是种地盖房还是做买卖，人家都借，但利息却高得惊人，算是一种合法的高利贷行为。对于这种典库，老百姓们既离不开，又骂不停。这次陈其业直接把利息降到了最低点，直接受益的又是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想不要口碑，那都是难上加难。
陈其业出生那年爆发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随后的几十年也都是洪涝水灾不断，老百姓们都因此苦不堪言。在这枪炮乱响的年月，地方官们只顾往自己的兜里捞银子，压根就不管这防汛抗洪的破事。按理说这事跟陈其业没什么大关系，可是陈其业偏偏对此十分热心，隔三差五地就去找地方官理论。后来看这地方官实在是无能的废物，他就干脆自掏腰包，带领着老百姓们疏通河道，把洪涝水灾的危害降到了最低点。
对于陈其业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开明乡绅”，而且范围只限于在吴兴这个小地方，只能算得上是个不为人知的平凡人物。可是偏偏他命好，因为他生下了两个权倾天下的儿子。这俩儿子一个叫陈果夫，另一个叫陈立夫，江湖人称“CC系兄弟”。这哥俩一人抱着蒋介石的一条大腿，活得风光滋润，险些把整个大中国都搅得天翻地覆。
人常说，夫贵妻荣。其实子贵爹也荣。
仗着俩儿子的官威，陈其业也混进了政治圈。1931年，陈其业就被选为国民议会代表。那时候很多国民党人都不知道他有何资历，但都知道这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爹，于是谁也不敢有任何意见。抗日战争以后，陈其业又跟着俩儿子跑到了四川。这时候他头顶上的官衔叫做国民参政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非法召开了“国民大会”，并制订了一套《中华民国宪法》。其实这所谓的“国民大会”，大部分都是由国民党参加。原因在于蒋介石要搞独裁，别的党派不答应，那自然也就不会出席这种荒谬的会议了。蒋介石一看大家都不给面子就四处凑人召开“国民大会”。就这样，陈其业也被拉来凑了人头，而他也得到了一个“国民大会”代表的身份。
内战失败后，蒋介石率领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逃去了台湾，这时候的陈其业都已经是80岁的老头了。可就是这样，他也都跟着蒋介石走了。没办法，这陈果夫、陈立夫俩兄弟都已经被列为大战犯了，自己这把老骨头要是不跟着跑一定没有好下场，于是他第一时间从大陆撤离了。
直到1961年，陈其业这才病死在了台湾。这一年他老人家刚好91岁，民间称其为“喜丧”。
3.革命先烈：陈其美
陈其美，生于1877年。
这一年没有再发洪水，所以很遗憾，陈其美不是慧子。
非但不是慧子，事实上陈其美就是连书也都没有读过几年。这倒不是陈其美偷奸耍滑，而是身不由己。原因在于陈父认为自己的大儿子陈其业已经是慧子了，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无论如何也都是比不过了。所以陈家老爹干脆就去书堂把陈其美给揪了出来，甭管怎样，自己家里的买卖还得继承呢。做买卖这行当，书读得多根本不顶用，把算盘子拨弄好才是正经事。就这样，15岁的陈其美就扔掉了手中的毛笔，改做生意了。
陈家老爹拨弄了大半辈子的算盘子，脑子比谁都精明。他压根就没打算让陈其美在自家的买卖上插手，而是直接把陈其美送到了临镇的当铺里当了伙计。那年月，伙计就是学徒，基本都没有什么工钱，不过吃住倒也不花钱。头脑机灵一些的倒还好混日子，学的东西也快，脑袋瓜愚钝的就难免会被东家打骂，打骂的日子久了也就自然学聪明了。所以说，再傻的伙计扔到商行里面去锻炼几年，再出来的时候也都能变成精明人。陈家老爹就是这个打算，他就想把自己的儿子给练出来，将来回家的时候好有能力接自己的班。
陈其美倒也听话，老老实实地就在当铺里待了下去，这一呆就是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间，陈其美每天都在拨弄算盘子，他唯一的乐趣就是闲暇的时候读读书看看报纸。别看他没正经念过几年书，可识的字却不少，就连洋文字，他也都能看懂一些。碰上心情好的时候，他还跟人讲上几句洋话，那声音，那语调，句句都透着一种滑稽的乡土腔。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般人看书读报也就是图个消遣，看书无外乎就是些《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至于报纸，也就是看看花边新闻，例如什么国家大事，老百姓们看不懂，也懒得管。可陈其美偏偏就是不一样，他看书就喜欢看民族英雄的书，像岳飞、文天祥等人事迹的书他都能倒着背下来。尤其是报纸上报道的国家大事，他最感兴趣，不仅这样，就连外国的国家大事他也都要瞄上几眼。甭管什么东洋国、西洋国，只要报纸上有，他就会跟着瞧上一通。
后来，陈其业从日本回了国。大哥回乡弟弟自然要给接风洗尘，于是陈其美就请了陈其业喝起了酒。这哥俩多年没见，喝的那叫一个高兴。也不知道是不是酒壮胆的原因，陈其业越喝就越激动，越激动就越亢奋，飘飘然的时候干脆就痛骂起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陈其业这人虽没有胆子去闹革命，但喊上几句口号却还是敢的，况且又是跟自己的亲弟弟发牢骚，他也不担心能被出卖了。
陈其业这一喊不要紧，陈其美跟着也激动了起来。这哥俩打小就不一样，陈其业书读得多懂得也多，但就是胆子小。陈其美书读的少，也没见过世面，但是胆子却很大。一瞧弟弟比自己有血性，陈其业就给陈其美指出了一条道。这破算盘子就算是拨弄碎了能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没有大出息。这年头就是乱世，是干大事的好年代，真想要出人头地，那就别困在这个巴掌大的镇子里。
陈其美自小就听陈其业的话，况且这陈其业又是留过洋的人，说的话一准错不了。于是乎，第二天醒酒以后，陈其美就辞去了当铺的工作，连跟家人招呼都没打，就直接奔去了上海滩。
到了上海以后，陈其美很快就找了一家商行做助理会计，这得归功于他整整十年拨弄算盘子的功底。对于这份工作，他并没有太看重，只是糊口的一种保障罢了，毕竟只有能养活自己才能有心情和力气去干别的事。
这时候的大上海依旧繁荣，同时也活跃着很多革命党。这些人都喜欢聚集在上海搞事，并非是因为上海的风水好，而是因为这上海滩上有不少的外国租界。干革命可是一件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随时都会被清政府抓住杀害，所以安全就是最首要的问题。那年月，没有再比外国租界更安全的地方了。这地方各方都不管，清政府还不敢插手，属于绝佳的藏身之地。
陈其美没事的时候就去外国租界闲晃，还结交了不少的革命党，像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等一些革命大腕，他也都混得十分熟络。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逐渐了解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也一心想跟着大家轰轰烈烈的闹革命。可是，他压根就参与不进去。
原因就只有两字：资格！
这革命不像是柴米油盐醋，随便谁都能干，这可是革命，这可是造反，讲究的是真才实学，讲究的是真刀真枪，半点都马虎不得。陈其美一不懂理论，二没有实践，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想到这些，陈其美就不禁连连后悔自己拨弄算盘子所废去的那十年的光阴。
无奈之下陈其美选择了留洋，他明白，自己手里要是没有真东西，那就是无论如何都没用。所以他直奔了日本，所学习的专业也很直白，那就是军事。
在日本期间，陈其美又认识了一位革命大人物，这大人物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慧眼识珠看出陈其美像是个干革命的材料，就让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这同盟会虽说在日本成立，但专门针对昏庸腐败的清政府，隔三差五地就派人回国搞武装起义。尽管每次都被镇压了下来，但也搅得清政府为此伤透了脑筋。
没过多久，陈其美就被派回了上海造反。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属于领导阶层了，他只负责组织策划武装起义，根本不用舞刀弄枪地去亲自冲锋陷阵。因为在国内有着很多不怕死的革命党，这些人敢打敢杀敢拼，个个都灌饱了一腔热血与激情，就等着一声令下。
陈其美虽说是第一次搞这种大规模的组织策划，但不得不说，他的运气还算是不错。因为这一年，光绪皇帝死了，慈禧老太后也死了，清政府弄了个4岁的小孩来当皇帝，这个小孩名叫溥仪。
那年月，干革命都是属于地下活动。为了自保基本上都得弄上一个行当来做掩体，例如耍马戏的、开饭馆的、卖烟土的、挑大粪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陈其业搞得掩体是一家客栈，白天做老百姓的生意，晚上关上门就筹谋革命。
陈其美这一次的任务是联系并领导江浙一带的革命党搞武装起义，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一听说同盟会派了领导回来了，都奔来了上海，都住在陈其美开设的客栈里。经过几次开会商谈，大家都兴奋得不成样子，摩拳擦掌，都恨不得能够立马起义，狠狠地修理清政府一顿。
可就在这时候，悲剧发生了。
陈其美身边出现了叛徒。这个叛徒叫做刘师培，也是革命党的一员。别的革命党开过会后都会去做准备工作，可他开过会后直接就奔了清政府告密。于是，陈其美的客栈被清政府给抄了，待在客栈里的革命党都被清政府给五花大绑的抓了起来。
陈其美偏偏这一天外出办事，才没有被清政府抓到。那些被抓到的革命党都英勇就义了。陈其美一看大事不好，连忙找地方藏了起来。
等风声过后，陈其美又待不住了。这一次他没敢再搞武装起义，而是在上海滩上混起了帮派。上海滩最有名的帮派就是青帮，门下弟子众多，势力范围极大。陈其美自小就拨弄算盘子长大，早已经练就了一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所以没多久他就在青帮站稳了脚跟，还混上了帮会的头目。前后都有小弟开路护驾，见人就双手抱拳，十分威风。
对于陈其美而言，混帮会不是目的，造反才是正经事。在那年月，想要造好反，那就必须得手握两杆子。这两杆子中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就是笔杆子。俗话说，枪杆子打仗，笔杆子拢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毕竟造反光靠拼命是没有的，还得有舆论支持。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都不可。
这时候的陈其美没什么枪杆子，只能用笔杆子来说话。为了能让国内外的人都能明白这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陈其美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创办了《大陆日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目的就是告诉大家，革命、革命，革的就是清王朝的命，结束革命就能过上好日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了，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等省份都宣布了独立。
陈其美一看时机到了，立刻组织人马在上海搞开装起义，清政府毫无招架之力。陈其美领导的革命党占领了整个上海滩。
赵义成功后陈其美就升了沪军的总都督。
当了大官后的陈其美很快就组织了几省的联军去打南京。对于革命党而言，南京可是个好地方，自古就有被定为国都的先例。这时候全中国很多省份都已经独立了，可必须得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所以革命党们就纷纷把目光瞄向了南京。
南京的清政府守军同样疲软，纷纷投降逃跑革命党也趁机占领了南京，并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由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尽管孙中山是革命伟人，但他错信了袁世凯。结果呢，革命党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就这样被袁世凯给占了，不仅如如，袁世凯还追杀了孙中山。
孙中山逃亡去了日本，但陈其美得留下来，因为还得讨伐袁世凯。陈其美给自己封了个“上海讨袁总司令”的官衔，然后就组织队伍去打袁世凯。可袁世凯不是清政府，陈其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袁世凯悬赏5万两雪花白银捉拿陈其美。
陈其美见势立刻就到外国租界里藏了起来，也不敢再出去，同时派人不断暗杀袁世凯，使袁世凯心惊胆颤。
暗暗杀是件成本不大却能起到敲山震虎作用的事。陈其美心里明白，通过暗杀打倒袁世凯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在搞暗杀的同时他还策划着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需要经费，陈其美为此犯了难。
就在这时候，袁世凯决定跟陈其美做笔生意，急需用钱的陈其美立刻去跟人谈生意，但是他没想到那里早已埋伏了杀手。就这样，中华民国创始人之一的陈其美被枪杀了。
而刽子手袁世凯，暗杀陈其美后的一个月，也病死在了床上。
4.弃武从商：陈其采
陈其采，生于1879年。
这一年还是没有发大水，不是灾年。
但是，陈其采也是个慧子。
在那吃饱饭都成问题的年月里，读书人少得可怜，谁家能出一个慧子或是秀才，那都会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吴兴陈家很不容易，因为陈家哥仨中出了两个慧子，幸运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陈其采打小就会读书写字，9岁的时候就已经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在私塾里，别的学生都得背书练字，陈其采却不用，这些对于他过于小儿科了，所以他忙着跟老师吟诗对对。老师也喜欢陈其采的聪慧，例如私塾里戒尺、藤条这些惩戒的东西，也都很少会往陈其采的身上招呼。
到了16岁那年，陈其采考上了府学，不但可以免费读书，每月还能从府衙领到4两银子了。虽说这不算是公务员。那年月，4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足足能换4000个铜板。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疲软的清政府被一群岛国的倭寇给打了一败涂地，又割地又赔款，简直就颜面尽失。陈其采这时候才上府学二年级，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仍是气愤难耐。于是乎，他一边狠狠花着清政府贴补的银子，一边痛骂着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以此来表达他的愤慨。
陈其采和陈其美自幼就感情深厚，年纪也都相仿，所以陈其采一直以来都很听陈其美的话。这时候的陈其美多少懂了些革命的事情，就写信劝说陈其采，说每月总拿清政府这四两银子什么用都没有，现如今这世道，“之乎者也”已经不管用了，想要干事、尤其是干大事，那就必须得学军事。这事还不能跟清政府学，因为清政府的军事都是花拳绣腿，属于中看不中用的虚招子。要学好的军事那就得留洋，日本就是个好的选择。
陈其采很听话，他二话不说就奔去了日本。这一年，他19岁。
到了日本后，陈其采没有直接去学军事，而是去学习了日语。
因为日本岛国的人都说日语，所以这日语很重要。
学会日语的陈其采凭本事考进了日本的士官学校，主修的课程就是军事。
在军校学习的这几年，陈其采就成了勤奋刻苦的代名词。每到节假日，同学们都外出游玩，可陈其采从不，对他来讲，周一和周末是没有区别的，上课的时候有教官教，他就跟着学，放假的时候没有教官教的时候，他就自己学。
更为夸张的是，陈其采这几年来竟然没有谈过任何恋爱。不得不说，军校生活真的很枯燥很乏味，陈其采的同学们都热衷于恋爱，所以说陈其采是个异类。他对日本女人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他明白，他出国的任务就是学习，而不是恋爱。而且陈其采也不是打算娶个日本女人，所以他拒绝了几个对他有好感的日本女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异类，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试中考取了第一名。这个成绩直接就把这学校的纪录给破了。因为在之前的历届毕业试中，排位前十名的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
回国后的陈其采直接去了湖南，按说以他的条件，去省府里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陈其采很有个性，他不愿意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写文件，所以他自己创办了一所军校，全称叫做湖南武备学堂，并且自任了武备学堂的总教习。就这样，刚刚在日本军校毕业不久的陈其采就成了中国军校的教官，而且还是教官长。
在这期间，陈其采也偷偷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他的任务就是在军校新生中挖掘好苗子。
陈其采干的这些事，清政府通通都被蒙在了鼓里。这个昏庸无能的政府非但没有发现陈其采是革命党，反而是把陈其采的官越升越高。1907年，陈其采升任了南京第九镇参谋。没过多久就被提升为中枢军咨府第3厅的厅长，这个厅长的权限大到可以掌管全国的新军。
官升得快，陈其采很得意。可就在这时候，陈其采被人告发了。
清政府派出了大队人马去抄陈其采的家，还准备了皮鞭、枷锁、烙铁这些刑具。
陈其采这些年时刻提防着清政府，自然不会被清政府瓮中捉鳖。他不但成功地逃跑了，还把自己的东西都打包带走，什么都没给清政府留下。
逃跑后的陈其采直接奔去了上海，这里是革命党的大本营，外国租界也特别多，属于极佳的藏身地。只要陈其采够低调，就算是藏上十年八年的，清政府也都是摸不到他的影。
1912年，清政府终于倒台了，中华民国也成立了，革命党们也都翻了身当了家。这时候陈其采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因为他又当上了大官，这一次的职位是总统府的参谋本部次长。这是个无比风光的职位，是总统府参谋部的第二号人物。至于参谋部的一号人物则是黄兴。这个黄兴可不是一般人，在那年月，黄兴是与孙中山齐名的大人物。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三个月，陈其采的总统府参谋部次长也只做了三个月，与孙中山被袁世凯篡夺总统之位不同，陈其采主动辞职。原因他不愿理会袁世凯这种人，更不愿意给袁世凯卖命。
辞官后的陈其采回到了吴兴老家，创办了一所讲经武学堂。这所讲经武学堂的命运很悲楚，因为还没等招来学生就已经关闭了。因为袁世凯不让。袁世凯很了解陈其采的本事，他不敢让陈其采把对付清政府的那一套用在自己身上。不过这袁世凯倒也还算是客气，因为他并没有直接派人杀掉陈其采。
陈其采虽然痛恨袁世凯，他还真是拿袁世凯没办法。正在这时候，陈其采的一个同学找上了门，人名叫冯耿光，是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至交好友。回国后他没有参与革命党，反倒是进入了金融圈，慢慢地混上了中国银行的总裁。这人比较豪爽且够义气，看到陈其采在家闲得没事干，二话不说直接就给陈其采派了个位子。这位子全称叫做“中国银行总文书”，算是银行内排名前五位的位置。对于陈其采来说，这绝对是一份大礼了。
面对着同学的热情邀请，陈其采也就没再推辞。就这样，陈其采从军界就转行到了金融界。陈其采的适应能力很强，抓惯了枪炮的手摸起了钞票也能得心应手。只可惜好景不长，陈其采“中国银行总文书”的位子没坐多久就坐不下去了，因为那位叫做冯耿光的“中国银行总裁”突然辞职了。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其采这个职位本来就是凭靠裙带关系得来的，现在这老同学辞职，他自然也就没什么发展了。所以陈其采只得跟着辞了职。
虽然陈其采离开中国银行了，但是再谋一份差使还是不成问题的。很快他就在南通一家公司谋到了职务，这一次他的位子是总经理。就这样，陈其采又从金融界跳到了商界。但是对于陈其采这个吴兴人，南通潮湿的空气让他吃不消，他不仅不停呕吐，还全身长起了红疹。
陈其采各处去医，但病情未见丝毫好转，他决定断不能为了这份工作丢掉性命。于是乎，他给公司递了一封辞职信，就奔去了上海。
没过多久，陈其采就收到了一封电报。这电报是蒋介石发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邀请陈其采来广东。当时局势混乱，战火不停，蒋介石邀请陈其采去广东其中原因一定不简单，但陈其采也没多想，收拾下行李就去了。虽说他和蒋介石不是很熟，但也都一起在民国政府共事过，所以他也就给了蒋介石这个面子。
到了广东后陈其采这才明白，原来蒋介石是想给他在军界谋个职务。这时候的蒋介石正在筹建黄埔军校，有人事任免权，有任命权，可谓是春风得意权倾一方。像陈其采这种人，他只要大手一挥，立马就能让陈其采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变成指挥万马千军的军官。
对于蒋介石的一片好心，陈其采并没有接受。无论怎样，这陈其采都是跟孙中山一起用闹过革命的人，还跟袁世凯较量过，自然不会把蒋介石太当回事，毕竟那时候的蒋介石还给孙中山做手下。就算是论资历，这蒋介石也得比陈其采低很多，所以说，陈其采不领蒋介石的情，那也是有道理的。
陈其采很犟，却没想到蒋介石更犟，这事陈其采不稀罕干，他还偏偏就让陈其采来干。一番又一番地软磨硬泡之后，陈其采终于没办法拒绝蒋介石的盛情邀请，无奈之下陈其采只得表示，说这军界的职务就算了，这几年自己都已经进入金融界了，干脆去筹军饷吧，也算是一份差事。
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连忙任命陈其采为“全国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兼任“浙江省分会会长”。陈其采改了个名叫做“陈安”，就在江浙一带筹起了军费。这差事看着很风光，实际上很危险。因为这江浙一带是孙传芳的地盘，陈其采给蒋介石筹军费，蒋介石要打的也正是孙传芳。在人家的地盘弄钱然后再打人家，这要是被孙传芳给逮到了，那非得被判刑不可。
而蒋介石答应给陈其采谋这样一份差事的原因出于报恩，陈其采的亲弟弟陈其美对蒋介石可是有大恩的，这陈其美是蒋介石革命的领路人，说是师傅也都不过分，这些年来要不是陈其美的抬举，蒋介石根本就无法拥有现在的地位。只可惜，陈其美死得早，这份恩情蒋介石报不了，于是蒋介石就选择帮助陈其采。
蒋介石虽然报恩，但是心里却不糊涂，他之所以敢踏踏实实的给陈其采派官做，那是因为陈其采的资历，无论是军界还是金融界，陈其采的成绩也都不差。
陈其采还真是有能力，短短的几年间就给蒋介石弄来了不少的军费。这时候孙中山已经病逝了，蒋介石也当上了国民党的总裁，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直接就成了“蒋总裁”。说实话，能当上“蒋总裁”还真是离不开手下这些卖命的人，于是“蒋总裁”开始封赏了，陈其采也不例外，他被分赏的官位叫做浙江省财政厅长，同时还兼任江海关监督。
昔日的小字辈混成了大佬，陈其采再也不敢小看蒋介石了。因为他明白，这蒋介石和袁世凯可不一样，自己当初跟袁世凯交手的时候，袁世凯手下留情是一方面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袁世凯那时期内忧外困的事比较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孙中山和各路军阀身上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乱世里捡了一条命。现如今，这蒋介石可比袁世凯要狠辣得多，而且政权也比袁世凯时代稳得多。这要真是惹恼了蒋介石，那自己一准承受不起。
识实务者为俊杰，陈其采终于转而为蒋介石卖命。
对于陈其采态度的转变，“蒋总裁”的心里很受用。1931年，“蒋总裁”亲自任命陈其采担任了“国民政府主计长”。这职位还真不低，因为这官虽不大，但是权限大。但凡是国民政府的上到国库军费、下到办公税费，这“国民政府主计长”都能插上一脚，具有干预权。
除了政府的职位外，“蒋总裁”还给陈其采派了不少金融界的兼职。例如中央银行的常务理事，又例如中国银行的董事，就连交通银行的代理董事长，陈其采也都干过一阵。
1946年，陈其采得了一场大病，只得不情愿地辞去了“国民政府主计长”。“蒋总裁”虽然没挽留，但还是给了一个“国府委员”的位子。这“国府委员”听起来好听，其实就是个闲职，平时没什么事，班都不用上，等到开国会的时候出席算个人头数也就行了。反正“蒋总裁”号称“蒋独裁”，真正开国会的时候跟着他投票鼓掌也就算了。至于其他时间，陈其采都在白拿薪水。
到了1948年，“蒋总裁”召开了“行宪国大”。赋闲在家的陈其采很兴奋，也很激动，因为他这个“国府委员”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只可惜，蒋介石非但没有让陈其采来参加“行宪国大”，反而还把陈其采“国府委员”的帽子给摘了。
陈其采有些不明白了，自己反复思量好几天，也都不知道究竟得罪了蒋介石，竟然被撤了“国府委员”的位子。后来一打听他才明白，原来都是自己倒霉。
原来蒋介石召开的“行宪国大”遇到了大问题，说是要多党派共同开“国会”，可是这“国府委员”都是清一水的国民党，其他党派一看，自己连点话语权都没有，结果大家都不来捧场，搞得蒋介石很不高兴。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一些心腹且有“国府委员”帽子的人开刀，好把这国府委员的位置分给其他党派一些。
被蒋介石当成心腹，却得以丢官帽为代价，陈其采真是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过，蒋介石就给这群人都补了个职位。陈其采分到的名衔叫做“总统府国策顾问”。乍一看，这职位又是很威风，可是实际上这职位什么权力都没有。所谓“总统府顾问”，那也就是“总统顾问”。工作都围绕着“总统”，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四面楚歌了，哪里还能有心情去跟什么顾问浪费时间。所以说，这又是一个白拿薪水的虚位子。
1949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逃往了台湾。陈其采的命早都卖给蒋介石了，自然也是跟着跑了。可到了台湾之后，陈其采有些吃惊。因为台湾这巴掌大的地方突然涌入了这么多的国民党，那自然是僧多肉少。很多正当年的少壮派国民党员都捞不到什么官职，像他这般年纪的元老就更别说了，若是再想在政坛里占上一个位置，那可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了。
1954年8月，陈其采生大病了，这病叫做心脏衰竭。医生无计可施！
就这样，在台北医院的病床上，陈其采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75岁。
第二章 陈氏兄弟
1.少年陈果夫
陈果夫，名祖焘，生于1892年。
俗话说，严父慈母。但对于陈果夫来说，这话却行不通。
自打陈果夫出生，父亲陈其业就在外面打拼，又是读书又是留洋的，别说管教儿子了，这一年就连能够见上几次自己的儿子也都是有数的。难得见到儿子，陈其业也都疼爱都来不及。
不得不说，少了父亲的打骂，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
可陈果夫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还有一位严母，动不动就会手拿戒尺往他的身上招呼着。
这位严母人称“何夫人”，大字都不识得一个，属于典型的农村妇女。虽说没什么文化，但操持家务上却是一把好手，天生的一副大嗓门，脾气也很暴，平日里陈其业都很少敢招惹她，暗地里称其为“母老虎”。就连一些邻里邻居的也都对她退避三舍。
何夫人有一个规矩，那就是惯不得人。丈夫惯不得，邻居惯不得，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都同样的惯不得。
陈果夫小的时候长得很讨喜，特别逗人喜爱，扰得很多人都来抱着他玩。要说这抱一抱倒是可以，不过必须得遵从何夫人的约法三章。第一章就是不许给陈果夫买东西吃，第二章就是不许把陈果夫举起来逗闹，第三章就是不许把陈果夫抱到家外面去玩。
规矩这东西，既然是人订的，那也就自然会有人破。偶尔碰到不遵从自己约法三章的，何夫人就立马不答应了。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也无论是邻居还是外人，总之破了这规矩就得被她数落上一顿，要说这数落一顿那也还是客气的了。若是碰到何夫人心情不好，那么破口大骂也都是免不了的。
但何夫人决不允许陈果夫学自己骂人。陈果夫一开始就不信这个邪，张嘴就骂了邻居一句脏话。恰好这句脏话被何夫人听见了。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了就把陈果夫关进了柴房。只要陈果夫不承认错误，就得被关在柴房不给吃喝。
在母亲的震慑下，陈果夫倒也学了乖。若是离开了何夫人的视线范围内，他顿时就像是脱了缰的小野马一般，不但骂人，还敢打人，但毕竟小孩子在一起打架也是难免。
打架绝对不能让何夫人知道。对于这种事，何夫人是绝不允许的，无论陈果夫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先暴打一顿再说。打完之后何夫人还要训话。这训话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基本就是填鸭式的灌输，翻来覆去地说个没完没了，动不动就能训上四五个钟头。在这期间陈果夫只能老老实实地站着，唯一能做的动作就是点头。
这让陈果夫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绝对不能触怒母亲。
当时，小孩的衣兜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上一些零花钱，大多父母都会教育小孩不要乱花钱，但并不严格。何夫人却从来都不担心这个问题。她相信陈果夫绝不会乱花钱，因为陈果夫的衣兜里面很干净，从来都没有零花钱。至于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们给陈果夫的零花钱，那也通通都被何夫人给没收了。
没有零花钱，陈果夫大着胆子把手悄悄伸向了母亲的口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弄来了10个铜板。对于陈果夫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了。陈果夫奔向了杂货店买了好几种零食。
何夫人虽不识字，但对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却还是有数的，一发觉丢了钱，她立马就想到了陈果夫。陈果夫被母亲逮到的时候，他满脸都是零食渣，还打着饱嗝，算是被母亲给抓了个人赃俱获。
这一年，陈果夫刚满8岁。
可何夫人不管这些，就像是扯小鸡一般就把陈果夫按倒在了床上，自然是鸡毛掸子伺候了。疼得陈果夫的屁股好几天都不敢坐到板凳上。
挨了这么一顿暴打，就因为两口吃的东西，陈果夫真是有些欲哭无泪。自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拿钱去买东西了。直到十几岁的时候，他也都不怎么会买东西，不是不懂，也不是没钱，而是压根就没有经验，甚至都不敢去尝试。
总体而言，陈果夫属于生性好静的那一类，很难说这天生就是从娘胎里面带来的，因为他母亲何夫人极为彪悍。在何夫人的面前，就是一只好动成性的野狼，整日都给大巴掌和鸡毛掸子伺候，估计也得给训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所以说，陈果夫好静的特点也很有可能是后天培养的。
在何夫人看来，好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教陈果夫女红了。何夫人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女红的手艺还是蛮不错的，陈果夫要真是敢耍浑不学，一直打到学为止。
陈果夫很识相，事实上他也很喜欢学女红，这个小男孩拿起剪刀、绣花针来半点都不露怯，什么兰花指呀、蝴蝶指呀都耍得有模有样。尤其是绣花最为拿手，有时候绣出的图案就连何夫人都自叹不如。很快，这稀奇事就在十里八乡的传开了，陈果夫也因此得了个美名：陈小花。
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出现，陈小花可能这一辈子都窝在家里绣花了。或许也能有些进步，混上个裁缝干干也都是说不定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陈其采，是陈果夫的亲三叔。
这时候的陈其采已经在湖南办起了武备学堂，到了年底自然要回家过年。就这样，叔侄俩打闹成了一片，玩得就如同亲哥们一般好。当叔的也很够意思，非得要带侄子去湖南读书，顺便跟着长长见识。
叔侄俩打算得很美，只可惜这事他俩都做不了主。对于这件事，陈果夫的父亲陈其业还是很支持的，因为他本身自己就留过洋，知道多学点墨水不是什么坏事情。可何夫人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她不放心。不过何夫人不放心也没用，陈果夫的奶奶还在世呢，老太太才是陈家的权威。
陈老太太年纪虽大，脑子却不糊涂，她当初支持自己三个儿子留洋，此时自然也不会拦着自己孙子外出。这老太太看到儿子们都很支持孙子外出求学，但儿媳何夫人却有些不情愿，于是老太太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去庙里求签。如果是吉签，那就去，如果是凶签，那就在家里待着。
奉老太太之命，陈其采带着陈果夫就奔向了寺庙求签。陈果夫很倒霉，第一支签就抽了个凶签，顿时就绝望了。陈其采懂得变通，他压根就没管这一套，抢过陈果夫手中的凶签就扔到了一旁，催着陈果夫继续抽签。
足足抽了七八个签，陈果夫这才算是抽来了一张吉签。陈其采一瞧，领着陈果夫就回家去找了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哪里知道这其中还藏有猫腻，挥了挥手就同意了陈果夫外出求学。
到了湖南后，陈其采把陈果夫安排进了明德学堂小学班学习。这明德学堂的名气很大，是当时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这家学堂不教四书五经，也不教孔孟之道，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跟洋学校一样，就连教师也都是外国人或是留过洋的新派人士，像黄兴等等的一些革命党，也都在这里教过书。
陈果夫很争气，毕业考试考了个第一名，算是小小地风光了一把。不过这成绩也没什么大用，要想读明德学堂的中学班，那就还得继续升学考试。对于这种升学考试，陈果夫心里很没底，因为这升学考试的第一项就是英文，倘若英文考不过，那就只能换学校去读书了。陈果夫在老家的时候压根就不懂得啥是英文，来到湖南后这才从“ABCD”学起。
为了能够顺利地升入中学，陈果夫整整一个寒假都没有回家，他就一人在学校里补习英文。那年月，冬天学校也没什么暖气，只能用火炉子取暖。就这样，他整天都靠在火炉子旁看英文书，这一顿恶补还真是有效果，陈果夫也顺利地通过了升学考试。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左眼被火炉子给熏伤了，视力也下降了很多。无奈之下陈果夫只得配了一副眼镜。
不久之后，陈其采升官了，从湖南调到了南京。陈其采的调离让陈果夫顿时慌了神，因为这陈其采算得上是他的半个家长，不但把他带到了湖南上学，还负担了他全部的生活费和学费。现如今，就这么一个亲人也都要离开湖南了陈果夫无法不着急。
无奈之下的陈果夫也只得打包收拾了行李，独自一人半夜爬上了一条煤船离开了湖南。
这一次陈果夫的落脚地是杭州，目的还是求学。陈果夫考试的水平高，没怎么费劲就考入了浙江陆军学校，开始学习起了军事。在校期间他给自己制订了许多的戒律清规，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循规蹈矩，使得同学们联合起来颁给他一个新绰号：陈老太婆。
1911年，20岁的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学校毕业了，他仍旧是按照他的套路出牌，那就是继续求学。很快，他又考入了南京陆军学校，大有一副考不倒、学不死的铁人架势。如果要说在学习之外他还干过什么事的话，那就是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还偷偷摸摸的当起了革命党。
在这期间，陈果夫和二叔陈其美走得很近。只不过，陈果夫对革命的热情远远没有陈其美高涨，毕竟陈其美算是当时革命党当中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而陈果夫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如果没有裙带关系，就凭陈果夫的资历，他就是给陈其美提鞋也都不够资格。
平心而论，陈其美没有大力提携陈果夫在革命党中的地位，在这件事上陈其美办事还是比较公道且可靠。可是，陈其美却给陈果夫留下了一大笔财富。这笔财富不是黄金，也不是白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名叫蒋介石。
那时候，陈果夫和蒋介石还谈不上什么交情，两个人都是跟着陈其美闹革命的，实在是分不出谁高谁低。不过从资历上讲，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留过洋了，而且还是陈其美极为器重的人物，所以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很恭敬，俩人一见面都会以礼相待。
上海，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改变交情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陈果夫与蒋介石这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兄弟。
第一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介石来到了上海滩。这时候的蒋介石有些穷困潦倒，革命失败，身上还没什么积蓄，简直就是窘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来到上海滩，毕竟搞革命也得填饱肚子，所以他一边躲在上海滩旁观着革命的势态，一边准备捞点真金白银来给自己做退路。
此时的陈果夫也在上海滩混饭吃，但他混得却比蒋介石风光得多，至少他不愁吃穿，还在一个钱庄里面占了股份，清清闲闲就能捞到钱。因为这二人都是旧相识，蒋介石也没怎么客气，很快就找上了门去。蒋介石希望能跟陈果夫合办一个证劵物品交易所。
按照蒋介石的合作设想，基本上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计划。因为这时候的蒋介石一清二白，兜压根就拿不出什么股本来，唯一能出的就是自己本人。而陈果夫就得出全部的股本，还得顺带出本人。就这种合作模式，投入各不相同却都得占据股份，除非傻子才肯干呢。
陈果夫真的同意了这种合作，并很快地开了一家证券交易陈果夫和蒋介石的这家证券交易所一开业就赚了个一塌糊涂，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也完全不过分。
赚钱就得分钱，这就是合作的潜规则。按理说，陈果夫完全可以少分给蒋介石一份，或者说干脆就不分给蒋介石那一份。因为这本钱都是陈果夫掏的腰包，他要真这么干，蒋介石也没办法。可是陈果夫很够交情，他按照股份把羸利的钱都分给了蒋介石，就连一个大子都不差，把蒋介石也给感动了。
自此以后，陈果夫和蒋介石就混的如同亲兄弟一般。
1921年，蒋介石的老母亲逝世，陈果夫二话不说就赶去了溪口奉化。虽说他是去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读祭文，但他也痛哭流涕，就如同自己死了母亲一般悲痛。在帮助蒋介石料理了丧事后，他还特意在溪口奉化陪着蒋介石守了一段时间的灵，甚至比蒋家的子孙还要尽孝。
2.少年陈立夫
陈立夫，名祖燕，生于1898年。
作为陈家的第二个儿子，陈立夫自打一出生就很吃香。
小时候的陈立夫长得十分清秀，乖巧得就如同女孩子一般，非常讨人喜欢。陈家的亲朋好友们都喜欢抱着陈立夫玩耍，不是摸摸小脸蛋，就是亲亲小额头，就如同疼爱自己家的娃娃一般。
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何夫人都是一视同仁，但大巴掌和鸡毛掸子就只有陈果夫挨得最多。至于陈立夫，一年半载也都很难挨上一下打。
原因很简单，陈立夫太乖巧了，压根就不惹事，只要是母亲交代过的事都会牢牢地记在心里。就这样一个听话懂事的娃娃，何夫人根本就挑不出毛病来。甭说打了，疼还都来不及呢。
与哥哥陈果夫相比，陈立夫在家里更受宠，因为他是陈家老太太的最爱。这老太太每天就有两件事，一是给菩萨烧香，二就是疼爱陈立夫这个孙子。有着陈家老太太撑腰，何夫人自然不会打骂他。偶尔陈立夫也有犯错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他都会第一时间的躲到陈老太太这里当做避风港，气得何夫人敢怒不敢言，且又无可奈何。
8岁这年，陈立夫准备上学了。这一年，父亲陈其业出外经了商，哥哥陈果夫出外求了学，陈老太太又极为宠爱陈立夫，使得陈立夫有了极大的自由度。他开始学会跟小朋友们打闹，口袋里也多了不少的零用钱。对于这种情况，何夫人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陈立夫不惹事，她就绝不会发脾气。
陈立夫年纪虽然小，但志向却很高，他一看到哥哥陈果夫都去外地求学了，于是他也想跟着出去见见世面。却不料，还没等何夫人反对呢，他的父亲陈其业就跳了出来，直接就拒绝了他。
陈其业历来是以开明著称，可这一次，他却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原因很简单，他实在不放心把两个儿子都放到外面学东西，倘若都出了什么意外，那这陈家的香火可就算是彻底断了。况且此时的陈立夫还不满十岁，不过就是个小孩，倘若没有大人看管，保不齐就得惹出什么乱子来呢。
陈立夫脑子不傻，他不敢跟父母对着干，更不愿意讨打。但他还是很不甘心，于是他就去找陈老太太做主，毕竟在这个家里奶奶是最有话语权且最疼爱他的人。可是这一次，陈老太太也没有再惯着陈立夫，因为陈老太太早已经把陈立夫当成了命根子，整日把他捧在手心里都害怕化了，就不要提什么外出的事了。
无奈之下陈立夫只得乖乖地去读了私塾，这私塾的老师名叫沈若臣，以教书严谨闻名，手中整日都握有戒尺。在他的私塾里，他要求他的学生们每天都得挨个将前一天所学的课文讲解一遍，然后再背诵，而且还不许错一个字，倘若谁敢背错一个字，那就得戒尺伺候。通常都是背错一个字罚打手心五次，若是谁敢背不出课文，以沈老夫子的脾气，非得把这同学的手心给打烂了不可。
这私塾里的学生或多或少都尝过沈老夫子戒尺的滋味，只有陈立夫是个例外。在沈老夫子眼里，陈立夫简直就是个鬼才，一篇文章只要读过两三遍他就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而且写作能力和学习能力都超强。所以沈老夫子非但没有打过陈立夫的手心，相反却总带着陈立夫外出散步玩耍，甚至还会带着陈立夫去爬山游玩。
整整六年的时间，这一老一小凑在一起玩得是不亦乐乎。可玩归玩，彼此却都没有乱了身份，沈老夫子仍旧是喜欢用戒尺打人手心，陈立夫也坚决不给沈老夫子任何可以打自己手心的机会。甭管是读书还是游玩，他都力争第一，让沈老夫子都挑不出半点的错来。
直到陈立夫14岁这一年，陈家人这才答应让陈立夫外出求学。地点没得选择，就只能是上海滩。原因很简单，上海滩是陈其美的地盘，有着这个亲二叔的照顾和帮衬，陈立夫才能安稳地求学。
到了上海以后陈立夫考入了南洋路矿学校，开始接触了自然科学和英文。对于陈立夫而言，这些课程比起四书五经来那可是好玩得多，尤其是采矿技术更加吸引着他，使得他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立下了志愿，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发展，争取做一名采矿工程师。倘若发展不好，那就干脆当矿工去。
1916年，陈其美被枪杀，陈立夫顿时慌了。因为他的学费和餐宿费一直都是由陈其美负担，现在这经济后盾突然坍塌了，他自然也就待不下去了。正当陈立夫准备收拾包袱回老家的时候，陈其采把陈立夫给拦住了，他答应今后由他来负责陈立夫的所有费用，而陈立夫哪里都不许去，就老老实实地待在上海继续读书。
陈立夫很争气，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拿了个全校第一，直接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的采矿系。这北洋大学很有名，是国内的第一所大学，所有课程都是按照美国耶鲁、哈佛等著名大学的标准编排的。其中教师分为两种，一种是高薪外聘的美国籍教师，这些美国教师都是业内精英，汉语英语都说得很好。另一种就是国内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学术界颇有名气的泰斗，随便一个都是学富五车。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学术人才基本上都汇聚在了北洋大学。
在天津，陈立夫举目无亲，每天生活中只有学习。这时候的陈果夫已经在上海滩做证券交易了，所以这陈立夫的生活费和学杂费通通都由陈果夫负责。兄弟俩虽然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感情却很好。
这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的学生们很积极，又是示威，又是游行，就如同在民国政府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两巴掌。天津的学生也加入了运动。
于是全天津的学生们都抱成了一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高等工校等等学校的总计1万多名学生都同时罢了课，然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不怕死地一个个地冲了上去。
一时间内，同学们罢课的罢课，游行的游行，就只剩下部分还坚守在教室中学习。陈立夫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觉得这革命的事情跟自己不沾边。他更关注的是哪里有矿产以及如何挖矿，像这种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危险活，他并不关心。
1923年，陈立夫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毕业证。并以全优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专业仍旧是矿冶工程。
按理说，能考到美国去读硕士应该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可就是这件好事却让陈立夫犯了难。原因在于没钱。当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都离不开钱。
陈其业早些年经商倒也赚了些钱，可在乱世里做买卖，有赚就自然得有赔。陈其业近两年都在赔钱，已经很困窘了，不然也不至于让陈果夫替陈立夫给生活费了。所以家里无法支持陈立夫留学。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话用在陈立夫身上最为合适。因为哥哥陈果夫这时候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经营不善，陈果夫和蒋介石合伙开办的证劵交易所恰好这时候破产了，还欠了很多的外债。别说帮陈立夫了，就连陈果夫也自顾不暇了。
尽管如此，陈果夫还是很支持弟弟。他知道这出国留学是个难得的机会，实在是不能错过。于是他就硬着头皮去朋友家挨个借钱，也不知道挨了多少白眼，这才算是把陈立夫的学费给凑齐了。
到了美国后，陈立夫玩拼命地读起了书，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矿冶工程师的硕士学位给拿下了。这时候，在他的面前摆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回国，这也是陈果夫替他挑的路，另外一条路就是留在美国。反复衡量后陈立夫没有听哥哥的话，而是选择留在了美国。他觉得美国的生活、学习、研究等等方面都优于国内，比较适合矿冶工程师的发展。
陈果夫觉得陈立夫的这个选择很愚蠢，可是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毕竟相隔万里，无法控制。那年月，一封寄往美国的书信少说得一个月以后才能收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得作罢，暗自为陈立夫惋惜。
很快，陈立夫的境遇就印证了陈果夫的猜测。虽说这美国的条件和环境都很好，不懂变懂只知读书的陈立夫无法适应万事的钱作为衡量标准的美国，于是在1925年的秋天，陈立夫回国了。
到了上海以后，自然是陈果夫给陈立夫接风洗尘。陈果夫反复告诉陈立夫，矿业没前途，想要出人头地还是得闹革命。现如今国内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他盛情邀请弟弟与他一道干革命。
陈立夫很清醒。他很明白地告诉哥哥陈果夫，坚决不参与这种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况且二叔陈其美就是闹革命闹死的，在他看来，振兴实业也是可以救国的，自己多给政府挖点矿，照样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果夫依旧闹着革命，陈立夫则到中兴煤矿公司应聘了矿冶工程师。刚开始干，陈立夫的热情极为高涨。可随后不久，他就被现实给活生生地浇上了一盆冷水。
首先，这国内的条件和环境都很差，跟美国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其次，他压根就得不到重用，当时留过洋回到国内的工程师多如牛毛，公司老板并不重视他。偏偏这陈立夫又不懂得变通，受到排挤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这时候，陈果夫正忙着在上海的黄埔军校招生。恰好蒋介石给陈果夫发了一封电报，说是广州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让陈果夫多留意一些多网罗一些。接到这个指令后陈果夫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立夫。
只可惜，陈立夫面对陈果夫的劝说仍旧是没有任何效果。任凭陈果夫磨破了嘴皮子，陈立夫也都不肯点头。
无奈之下陈果夫只得给蒋介石写信求援，这时候的蒋介石正在忙于扩张自己的势力，急需一大批身家清白且能效忠他的人才。这陈立夫是留过洋的硕士，又是陈其美的亲侄子，从关系上论绝对算是嫡系人才，所以他二话不说就给陈立夫发去了电报，让陈立夫来广州一起搞革命。
陈立夫也很干脆，直接就给蒋介石回了封电报。大概内容就是说自己是专业搞矿产的，不是革命的，所以这事他觉得不可靠。如果以后有矿挖，他一定去干，要是干革命那就不要再找他了。
蒋介石一看电报，立马大怒，直接就回了一封电报。国家都三分五裂的，还挖什么矿。如果非要挖矿，那就立马到广州来。这里有个革命之矿可以挖。
陈果夫也跟着趁热打铁，两天就打一个电话，三天就写一封书信，搞得陈立夫根本就没有心思再挖矿了。在年底的时候，陈立夫终于扛不住了，他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动身奔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以后，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陈立夫。酒宴中蒋介石向陈立夫保证跟着自己混绝对是前途大大的。只要好好干，他绝对不会亏待陈立夫。
陈立夫憋了半天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自己从来都没有学过军事，例如带兵打仗枪林弹雨这种危险的差事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蒋介石不许骂他，只要在工作中蒋介石骂他一句，他就立马辞职走人。
蒋介石很爽快，这两个条件也都一口答应了，随即他就把陈立夫安排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这职位虽说不大，但却显示了蒋介石对陈立夫的信任。要知道，这机要秘书整天都是和机要文件打交道，倘若不是自家人，根本就没资格干这活。
很快，陈立夫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在蒋介石看来，他有三大优点，第一就是反对共产党，第二就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第三就是善于揣摩自己的心思。
把蒋介石伺候得舒服，陈立夫自然也能捞到好处。所以当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陈立夫就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第三章 蒋家天下陈家党
1.二陈投靠蒋介石
正当陈立夫升官之际，陈果夫在上海也是搞得有声有色。蒋介石给陈果夫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招兵买马，扩充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有着“黄埔军校”这块金字招牌，陈果夫倒也不愁招不来人。
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果夫一共替蒋介石招募了新兵4000多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事实证明陈果夫看人的眼光很准确，因为这些人日后都成了黄埔军校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蒋介石中嫡系部队中央军的基础。
由于招兵有功，再加上是陈其美的亲侄子，所以蒋介石对陈果夫很慷慨，直接就给提升为中央监察委员。这职位看起来很一般，但权限却很大，凡事都能插手。一般情况下能做到上这个职位的人，那就算是一只脚已经迈入国民党的上层了。
1926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的提案。根据这一提案，蒋介石坐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的位子。这时候的蒋介石正准备北伐，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整理党务，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陈果夫，要陈果夫来替他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势力。
陈果夫二话没说就来到了广州，这时候的他又多了一个头衔，那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所谓名正才能言顺，蒋介石和陈果夫就是玩的这个套路。要是没有组织部的头衔，陈果夫干涉不了组织部的事情。
这时候的组织部总共有29人，分别由不同党派的人组成。陈果夫经过一番调查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在这29人里面，真正效忠于蒋介石的就只有3人，其余的都是共产党人或是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
陈果夫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后，蒋介石也很吃惊。本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原则，蒋介石下令给陈果夫，必须要将组织部里的共产党人全部清除干净。就算不是共产党人，但只要跟共产党人走得近一些的人，也都得剔除出去。
得令之后的陈果夫办事很有效率，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一些共产党人调离出组织部。为了防止落人口舌，他干脆将组织部原有的国民党人也都踢了出去。这是一出极为生动的苦肉计，让共产党人和其他党派根本就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
由于组织部的共产党人太多，没办法一次性的将其踢出局，所以陈果夫又采取了压制的办法。但凡是组织部考核的时候，他就拼着命地提拔国民党人，像一些拉拢不成的共产党员就干脆给予打击，例如不给组织部的共产党人分配工作，又例如不让组织部的共产党员参加组织部的会议。反正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目的，那就是好处都留给国民党人。
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陈果夫又把一大批自己的亲信安排进了组织部。这时候的陈果夫已经完全控制了组织部，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一时。
陈果夫这一手玩得很漂亮，蒋介石也很高兴，总算是把组织部里的共产党都给清除干净了。这时候的蒋介石羽翼还没丰满，北伐也正需要共产党的帮忙，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跟共产党翻脸。陈果夫并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手段，也没有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削减了共产党人的力量，可谓是大大的顺了蒋介石的心意。
1926年，蒋介石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还兼任了中央党部军人部长。对于蒋介石而言，军权比党权更重要，所以他干脆把组织部长的位子让给了陈果夫。他觉得，陈果夫听话、乖巧，还有手段。
说实话，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子是个大大的肥缺，负责所有干部的升迁任免，可以说是大权在握。陈果夫心里很清楚，蒋介石这是在抬爱自己，于是更加忠心地为蒋介石卖命了。
当了组织部长以后，陈果夫继续搞起了党务肃清，只不过这一次，他把手从中央伸向了地方。为此他还想出了一个损招，那就是让全国所有的党员都重新登记，并对各级党部的负责人都做了更换。重新登记的目的就是调查，但凡是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员通通都不给予重用。更换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则是要提拔上一大批效忠自己的新人，无论有没有经验，无论有没有能力。在陈果夫看来，根红苗正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陈果夫从中央到地方都控制了实权，成为蒋介石面前的第一红人。
2.红得发紫的仕途之路
陈果夫混得好，陈立夫自然也跟着沾光。北伐开始后，陈立夫就被蒋介石升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官虽说不太大，但脚步却已经迈进了蒋介石心腹的行列中。
陈立夫心里很明白，在政界，光靠裙带关系没用，还得是自己真有本事。所以他在工作上极为认真，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如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等，他都会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确认无误后这才交给监印员盖上大印。
每到一个新地方，陈立夫都会召集部下训话。他要求机要科的人员，不管男女老少，通通都得精心保管好文件。倘若谁敢犯错误，一准会被陈立夫骂个狗血喷头。
蒋介石很欣赏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没多久，蒋介石就把陈立夫提升为秘书长，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这样一来，陈立夫就成了蒋介石的影子一般，只要是有蒋介石出没的地方，他都不会落下。
1927年，蒋介石一手策划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这时候，在武汉的汪精卫也不甘寂寞了。他一瞧蒋介石搞得很火热，立马就跟着凑起了热闹，他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然后还喊出了两句愚蠢的口号，第一句叫做：“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人漏网”，另一句叫做“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
一时间内，“反共”和“清党”成为了国民党内最流行的口号，谁要是不像模像样地握紧拳头喊口号，谁就有可能被怀疑。而被怀疑的下场八成都得是折腾至死。
很快，蒋介石又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表面上，这个“清党委员会”与陈果夫和陈立夫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清党委员会”就是陈氏兄弟的大本营。虽然陈氏兄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可是这“清党委员会”的7人委员清一色都是陈氏兄弟的亲信。在这种情况下，陈氏兄弟无论想清理谁都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动一动小手指头，手底下的这七个人就会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地冲上去了。
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陈果夫把蒋介石的心思琢磨得很透彻，所以他又大大地出了一把风头，在大会上他第一个提出了“清党”的提案，并系统地阐述了“清党”的理论、方法和程序。
蒋介石接受了他的提案。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从中央快速扩展到了地方。陈氏兄弟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清党”的领军人物，只要陈氏兄弟的手指向哪里，哪里的党部就算是倒了大霉。
在各地的党部中，陈氏兄弟亲自挑选了一批人并将其任命为党务指导员。这些党务指导员都是陈氏兄弟的心腹亲信，称其为狗腿子也都不为过。在陈氏兄弟的示意下，这些党务指导员对各地方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只要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除了赶就是杀。到1933那一年，各地方的党权基本上都已经控制在陈氏兄弟的手心里了。
控制全国各省市党部后，陈氏兄弟还觉得有些不保险，毕竟战乱的年代很多人都喜欢安插奸细。为了以防万一，陈氏兄弟又想出了一个高招，那就是给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发上一份审查表。其中审查表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每名国民党员都回答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士和区别，回答好的平安无事，倘若回答错的就只能是缉拿、审讯和杀害了。
可以说，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染红了陈氏兄弟的乌纱帽。
由于“清党”有功，1929年，蒋介石把陈果夫提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党委委员，同时还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至于陈立夫，则被提升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秘书长。
至此，陈氏兄弟都成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
3.党权之战
孙中山病逝以后，国民党内部顿时就四分五裂，汪精卫、胡汉民、丁惟汾、蒋介石都形成了各自的派别。在这些派别中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实力最强，算是国民党中的当权派，也是争权最凶的派别。至于胡汉民和丁惟汾，势力则比较弱，在国民党中算是不足轻重的看客。
这时候的丁惟汾是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当过青年部长，也当过国民党的中央秘书长。这个人没什么军权，但各省的党部却都是他的亲信，在国民党中也算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拉拢丁惟汾，争取能把对方踩翻在地。在这种情况下丁惟汾审时度势，果断地站到了蒋介石的阵容里。毕竟蒋介石的手里握有枪杆子，腰杆也比汪精卫硬得多。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民国政府。丁惟汾也捞到了一个官，那就是他曾经干过的差事——青年部长。
对此，丁惟汾有些暗自不甘。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自然没有把青年部长这个职务放在眼里，于是他就暗地里发展起了自己的势力。到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时候，他的亲信占到了大会代表三分之一的名额。
“蒋家天下丁家党”这句话，也就是从那个时期被传响的。
丁惟汾的这些小动作自然瞒不过蒋介石的眼睛，他对于丁惟汾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防范心理。在与汪精卫对掐的时候，丁惟汾还很有利用价值，所以他一直都是装聋作哑不去理会。可现如今，党政大权都已经牢牢地握在手心里了，他也就准备向丁惟汾下黑手了。
1928年北伐军占领天津后，蒋介石想把各地方党部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于是他就以总司令的名义召见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当然，召见是假，拉拢才是真。他很清楚这个天津党部的负责人就是丁惟汾的亲信，所以他就想先拿下天津的党部，再一点点地瓦解掉丁惟汾的势力。
却不料，这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傲气得很，对丁惟汾也很忠心。他连蒋介石都不理，直接让人转告蒋介石，说明他不在北伐总司令的管辖范围内。
蒋介石听过这番话，非常生气。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连忙又派人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继续召见。没承想，他又一次吃了闭门羹。这位天津党部的负责人仍旧是不答理蒋介石，无论是什么官职的人去召见，他都以“没时间”为由拒绝。
蒋介石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这种轻蔑，不禁有些暴跳如雷，连连爆起了粗口。这一来可苦了跟随在一旁的陈果夫，倒霉的他被蒋介石当成了出气筒，挨了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但是给了他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那就是去把各省市的党权给通通的夺回来。
陈果夫很有手段，他搞了一大批自己的亲信作为党务指导员分派到了各地方。这党务指导员的名字听起来不错，实际上的功效却是抢夺地盘，尤其是专门抢夺丁惟汾的地盘。这些人到了各地方党部后就拼着命地改组各党部，只要是这个党部里有丁惟汾的人或是跟丁惟汾关系密切的人，那就都得统统清除掉，或者调走，或者辞退，反正坚决不能在党部留下任何的丁家党。
对此，丁惟汾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再干着急也都没啥用，因为丁惟汾干不过蒋介石，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瞧着陈果夫削减自己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告诉自己的手下坚持住，等到合适机会的时候再跟蒋介石算账。
蒋介石为了对付汪精卫和丁惟汾，就让陈果夫去拉拢胡汉民，准备让胡汉民当枪子去干掉汪精卫和丁惟汾。为此，他还给了胡汉民一个肥缺，那就是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这胡汉民可是在政治场上摸爬滚打惯了的，自然不肯白白地去替蒋介石卖命。在上任以后，他没有去对付汪精卫和丁惟汾，而是掉转了枪头向蒋介石打起了黑枪，利用立法院院长的身份，他连连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领导权的提案。
蒋介石十分恼火，连忙向胡汉民反击，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提案去限制胡汉民的权力。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丁惟汾坐山观虎斗，既不帮蒋介石，也不帮胡汉民，而是旁观两人内斗。对于这俩人所提出的提案，只要对他有利，他就都支持，只要对他不利，那他就会统统地不支持。
对于丁惟汾的表现，蒋介石和胡汉民都很不满意。这导致的结局就是让蒋介石和胡汉民最终联起了手，谈妥条件后握手言和，猛的都把矛头对准了丁惟汾。于是，在1929年的国民党三大会议召开时，丁惟汾就悲剧了。
原本这国民党三大会议的参会人选名额都是由各地方党部上报，可是陈果夫却与胡汉民搞起了圈定和指派的方式。如此一来，丁惟汾自然恼火了。因为陈果夫是中央组织部长，这人选的圈定和指派都由他说的算，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胡汉民控制的立法院可以投反对票，可是胡汉民又怎么能反对呢，只要陈果夫能够保证他的势力不被排挤，他不会去管。哪怕这丁惟汾的人都被陈果夫给害了，他也都不会去给予同情。
于是，丁惟汾的势力就被层层地分解了。这个时候的丁惟汾再也忍不住了，他决定开始向蒋介石摊牌，随后他就指使自己控制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向蒋介石开起了炮。他们先是集体辞起了职，用来抗议蒋介石剥夺了他们的民主选举权利。然后又大造舆论攻击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三番五次的大骂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是独裁主义的臭官僚。
正当三民主义大同盟闹得激烈的时候，丁惟汾也学起了蒋介石的套路来，他直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准备以退为进。同时，他还指示三民主义大同盟的同僚继续跟蒋介石斗，而他则要去北方集结势力向蒋介石发起反攻。
丁惟汾虽然没有控制军权，但却是一把搞阴谋的好手。没有部队不要紧，他就干脆煽动北方的学生们闹起了学潮。随即，北平、天津的工会也都站了出来，连连声明反对国民党中央。丁惟汾一瞧够热闹了，立马就让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都参与了进来。这些党部都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只要丁惟汾一声令下，他们自然是群起而攻了。
顿时，大半个中国都乱成了一锅粥。蒋介石一看这事情越闹越大，连忙采取了铁腕行动。所谓铁腕行动，就是纯粹的报复行动，所有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各省党部都是报复的对象。一时间内，这些省党部的负责人统统都被撤了职，一个个都被蒋介石给踢回了家。其中个别闹得比较凶的负责人，则直接被关进了监狱里。
即使这样，丁惟汾也都没有屈服。在他的指示下，三民主义大同盟所控制的北平工会和学生联合会又发动了一波倒蒋风暴。
这时候的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面对着一心寻死的丁惟汾，他所能做的也就是送他上路了。打定了主意后的蒋介石很果断，准备将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联盟搞垮。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和白崇禧充当起了打手的角色。在国民党的二次北伐后，阎锡山和白崇禧就分到了北平和天津的地盘，可是这北平和天津的党权却一直都把持在丁惟汾的手里，使得这二人如鲠在喉，早就对丁惟汾看不顺眼了。但是丁惟汾握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所以这二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现如今，蒋介石给发了话，他俩的腰板自然就硬了起来，连忙用武力镇压了北平的工会和北平的学生联合会，就连天津的党务委员会也都被强行解散了。
被阎锡山和白崇禧一顿收拾后，丁惟汾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陈果夫就带领着自己的人马杀到了北平和天津的党部。面对着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陈果夫就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狠狠地打，打不服就关押起来，甚至处死。
如此一顿折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就被弄瓦解了。很快，丁惟汾就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没有人敢跟着他混日子。丁惟汾看到大势已去，只得向蒋介石低下了头。从此以后，国民党内再没有了丁氏一派，就连同丁惟汾这个人，在江湖上也都被抹去名号了。
1929年国民党召开了三大会议，陈氏兄弟趁机把各自的亲信都提为大会代表，使得陈氏兄弟都顺利的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正式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则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自此，“蒋家天下丁家党”已经彻底的画上了句号，而“蒋家天下陈家党”则成为了新的传说……
4.功高震主的代价
把持党务后的陈氏兄弟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就是这样，陈氏兄弟也都仍然不满足，他们需要更大的权力和势力范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这陈氏兄弟的黑手又伸向了行政、无线电台、广播、电影、合作、教育等等部门。
这时候的陈氏兄弟势力大的不得了，胆子也大的不得了，他们连蒋介石都敢蒙骗。
1931年，CC系的田戴龙突然接到了蒋介石亲自签发的一个手令。这田戴龙只是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平日里跟着陈氏兄弟混饭吃，唯一的成绩就是办了一个《文化日报》，属于CC系里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转经传的小人物，居然能让蒋介石亲自给他发手令？
田戴龙还以为这是难得的升迁机会，连忙激动万分地打开了手令。可是这一瞧，他顿时就傻了。原来蒋介石的这个手令跟升迁根本就不沾边，倒是很有可能就此葬送了田戴龙的政治生涯。其大致的内容就是蒋介石怒骂田戴龙主办的《文化日报》，妖言惑众，必须得立马停刊解散，不然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看了这份手令，田戴龙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不知道是谁在蒋介石的面前说了《文化日报》的坏话，更不知道这《文化日报》究竟哪里出了错。虽然有心想去跟蒋介石询问一番，可是他与蒋介石的身份地位毕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就他这种小人物，想要去面见蒋介石，那可真是比登天还要难。
对于自己创办的《文化日报》，田戴龙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他自然不想眼瞧着这份如同自己孩子一般的报刊就这样被毙掉。于是他只得找向了陈氏兄弟做主，毕竟他也算是CC系的人，遇到这种事当然得找领导来解决。对于陈氏兄弟，他很有信心，也很有期望，不然也不会以黄埔的身份加入CC系了。要知道，在那年月，黄埔系的大多都瞧不上CC系，这些人都自称是蒋介石的嫡系，有机会都直接去跟随蒋介石了，压根就没几个愿意给陈氏兄弟当奴才的。
陈氏兄弟知道这件事情后不过是微微一笑，他们告诉田戴龙不要慌也不要怕，这根本就是很小的事情，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掉。要说这陈氏兄弟也真是有办法，他们压根就没把蒋介石的话放在眼里，而是告诉田戴龙，《文化日报》可以继续发刊，换个名字就可以了。为此陈氏兄弟还亲自提笔挥墨，给田戴龙题写了《建设日报》四个大字。
就这样，《文化日报》就变成了《建设日报》，蒋介石的手令也就成为了一张废纸。不过陈氏兄弟也不敢让蒋介石知道这其中的猫腻，只得叮嘱田戴龙，原本每天需要呈送《文化日报》的机构，例如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总部这些地方就不许再呈送《建设日报》了，以免被蒋介石发觉。
对于陈氏兄弟的崛起，蒋介石也有着一份防备之心。平日里他也故意培养一些能够与陈氏兄弟相抗衡的势力，坚决不让陈氏兄弟一家独大。搞政治出身的蒋介石最清楚权力的可怕性，丁惟汾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也让蒋介石吃尽了苦头。所以说，无论这陈氏兄弟有多忠心，也无论有没有野心，不能任由陈氏兄弟一家独大。
1930年，政学系的首领杨永泰投靠了蒋介石，成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这个人虽然是个老学究，但却很对蒋介石的脾气，也很会讨蒋介石的欢心。于是蒋介石就有意提拔他，希望让他能在国民党内部成为一股势力，可以起到限制陈氏兄弟的作用。
1931年，蒋介石破格提拔了杨永泰，把他直接提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就这样摇身一跃，杨永泰就成为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掌握了大权的杨永泰不禁有些膨胀，也暗地里打起了自己的主意。他利用各种机会四处去扩充政学系的势力，但凡是各个省政府改组的时候，报上来的任职名单中要是没有几个政学系的人担任主要厅长，那他一准会在其中动手脚。如此一来，这报上来的任职名单就得不到蒋介石的批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长期都住在南昌或是庐山主持“剿共”事宜，而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靠遥控指挥。这样一来，这行营秘书处就成了行政院。这期间，杨永泰主管行营秘书处的工作，权力极大，脾气也大。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都不敢招惹杨永泰，每次去面见蒋介石汇报的时候也都暗自祈祷，希望杨永泰千万不要找自己的麻烦。
对于这些来面见蒋介石的国民党官员，杨永泰也有他的原则。他只对付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官员与蒋介石所谈的问题与自己的政见不合。第二种就是官员与蒋介石所谈的事情对政学系不利。第三种就是来访的官员他不喜欢。这一点实在是让人很苦恼，因为这全凭他个人的喜好，压根就没有规律性可言。例如来访的官员长相不好看，他看着觉得碍眼，就很有可能跟着去捣乱一番。搞得这类官员往往都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想破了头皮也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得罪了杨永泰。
在行营秘书处里，所有国民党重要的军政文电在送给蒋介石之前都必须得先给杨永泰过目，只有他点头了，这些文件才能呈送给蒋介石。倘若有些不利于他或是政学系的电文，那他干脆就给扣留下来，直接就丢进了垃圾桶。一时间内，杨永泰成为了蒋介石面前炙手可热的大红人。若要说起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信任，那就算是陈氏兄弟也都是望尘莫及。
1932年，蒋介石在汉口组织了“四省剿匪总部”，任命杨永泰担任了秘书长。杨永泰一瞧机会来了，就跟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融党于政军”的建议。意思就是把党、政、军的权力集中在“四省剿匪总部”，名义上可以利于“剿匪”，而实际上，则是要把权力集中在以他为首的政学系人物手中。
蒋介石想了想，觉得这事可行，的确有利于“剿匪”工作的进行，于是就批准了杨永泰的建议。
有了蒋介石的尚方宝剑，杨永泰也就没有了任何的顾虑，就干了起来。他把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四个省份的组织全部变更，省、市的各级别党部也都特设了主任委员，直接由该地的军政大员兼任。这样一来，他就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四个省份的组织从陈氏兄弟的手中抢了过来。而这四个省份的控制权，也由陈姓改成了杨姓。
陈氏兄弟一瞧杨永泰跟自己抢上了地盘，而且一出手就抢占了4个省份，大为光火。要知道，在那时期，蒋介石实际控制的范围也就十来个省份。杨永泰这么一搞，简直就是逼得陈氏兄弟断了活路，要是让杨永泰继续发展下去，那陈氏兄弟也就算是没有政治前途。
对于杨永泰，陈氏兄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杨永泰干的这些事都是通过蒋介石授权的，倘若指责杨永泰那就是指责蒋介石。惹火了杨永泰倒没什么，可要是惹火了蒋介石，那一准得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杨永泰也没能落下什么好下场，因为不久以后，他就被陈氏兄弟派的人给暗杀了。
所以，陈氏兄弟的权力碰不得，在他们看来，人命如草芥，谁要敢打他们权力的主意就必死无疑。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自从杨永泰死后，蒋介石就开始冷落陈氏兄弟，尤其是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大会议之后。
这次国民党五大会议，险些就成为了陈氏兄弟的葬身地，因为陈氏兄弟和他们的CC系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
在国民党五大会议之前，蒋介石为了能够顺利地当上总统，就指使陈氏兄弟暗中操作大会的选举。这时候的陈果夫正在休假养病，所以这差事主要就由陈立夫负责。陈立夫很认真，在各地方党部选了很多CC系的亲信来充任大会代表，并再三跟CC系的亲信们交代，一定要忠于领袖。
这些CC系的亲信们虽然听话但并不精明，他们发生了一个极为愚蠢的理解错误，把这个领袖居然当成了陈立夫。这一误会险些就要了陈立夫的命。
原来在国民党五大会议选举的时候，CC系的亲信们为了拍马屁，都把各自的选票投给了陈立夫。结果到最后一统计，陈立夫居然比蒋介石还高出了4票，这下可把陈立夫给吓坏了，连忙从黑板上自己的选票栏擦去了一个“正”字。这样一来，陈立夫的得票就比蒋介石少了一票。等到选举结束的时候，陈立夫就以这个结果正式发表。
可没过多久，就有人暗中向蒋介石汇报了这件事。于是蒋介石连忙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派人把陈立夫给抓起来。
自从出了选举的风波后，陈立夫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每天都在派人打探蒋介石的态度。一听说蒋介石下令要抓自己，顿时就有些腿软。但腿软归腿软，跑路还是必须的，于是陈立夫第一时间就逃到了天目山，对外声称“休病疗养”。在这期间，他找了很多人去跟蒋介石请罪，生怕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对自己下了黑手。
在陈氏家族中，陈其美和蒋介石的交情最好。只可惜，陈其美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陈立夫只能求陈其美的老婆去跟蒋介石说情。为了自家人的前途，陈其美的老婆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了蒋介石。这一个妇道人家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见了蒋介石也只会哭哭啼啼，几次过后，蒋介石竟然原谅了陈立夫。
虽然放了陈立夫一马，但是蒋介石再也不放心让陈氏兄弟继续搞党务工作了。
所以，陈立夫直接被调到教育部当了教育部长，而陈果夫则直接下派到江苏省当省长去了。
第四章 特务魁首“CC”灵魂
1.中央俱乐部的成立
1927年，注定是一个乱年。因为这一年，国民党分成了好几派，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夺中央领导权。
蒋介石喜欢玩以退为进的手段，于是他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直接奔回了溪口老家。
蒋介石都退了，陈氏兄弟一同辞职。兄弟二人干脆跑到了上海，整日忙于一件事，那就是替蒋介石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给蒋介石重新上台做铺垫做准备。
陈氏兄弟挑选人才的眼光很独到，也很广泛，例如政治家、文人、军医、军官、无线电专家、高科技专家等等，只要这些人拥有一技之长，并且能够忠于蒋介石，那就通通的可以网罗到一起。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些人就会像出笼的猛虎一般，能在各个领域搅得天翻地覆。
这期间，陈氏兄弟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每天往来的电报和信件，都厚达几斤重。对于陈氏兄弟的效忠，蒋介石很高兴，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就连这个秘密组织的领导权也都放心地交给了陈氏兄弟。
蒋介石下野后，实际上南京政府的控制权已经落到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的手中。这三人密谋之后对外宣布，成立了一个由宁、泸、汉三方联合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确很特别，因为它能完全操纵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听到这个消息后，蒋介石在溪口有些待不住了。于是他就暗中指挥上海的陈氏兄弟动手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得把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给弄垮了。
接到命令后的陈氏兄弟二话不说，就秘密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名叫做中央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面没有音乐、没有香槟、没有雪茄、更没有跳舞女郎，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和活动。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专门跟中央特别委员会对着干。无论能否对抗成功，至少也要反中央特别委员会搅和得一塌糊涂。
中央俱乐部成员的分工很明确，有的专门负责在报刊上制造舆论，这舆论也分为两种。一种大骂特骂中央特别委员会，大体内容就是说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没有水平、没有能力。另一种就是吹捧蒋介石，在他们的笔下，蒋介石就是神、救世主，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好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光有社会舆论还不行，中央俱乐部又搞起了串联，并开展多种宣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秘密地跟着蒋介石，他们都很坚信，只要跟着蒋介石，就会拥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和奢华生活。
在中央俱乐部的轮番轰炸下，成立了仅仅四个月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就彻底倒台了。这一垮台让蒋介石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官复原职了。
上台后的蒋介石为表感激，给了陈氏兄弟很大的提拔和重用。陈氏兄弟的腰板硬了，中央俱乐部的成员自然也就越聚越多。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由于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名叫做“CENTRAL
CLUB”，陈氏兄弟的拼音字母也都是以“C”开头，所以大家都把中央俱乐部的这一票人称之为“CC”。当时，“CC”就是对陈氏兄弟的简称，也算是陈氏兄弟特有的江湖称号。
只不过，陈氏兄弟很不喜欢“CC”的称呼很不爽。他们觉得这个称呼根本就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所以在陈氏兄弟面前，谁也不敢提起“CC”的称呼。
陈果夫甚至还说，这“CC”的称呼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起的。例如这是共产党人对他的解释。又例如，这是奸人恶意的造谣挑拨。
2.中统局的成立
陈氏兄弟的CC系虽然很威风，但是来CC系换捣乱的也不在少数，复兴社就是其中之一。
这复兴社也就是后来的军统，领导就是特务头子戴笠。
同为特务系统的两个机构彼此对立，是很自然的。
对于这两个特务机构，蒋介石的定位很明确。他给CC系的活动范围就是党务和文化教育，至于陆海空的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则划给了复兴社。
复兴社基本上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人，在江湖上也被称为黄埔系。他们觉得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他们又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他们就有足够的资本瞧不上陈氏兄弟的CC系。他们居然把手伸向了文化教育的领域。
CC系并不软弱可欺，陈氏兄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自然不会让复兴社来瓜分自己的利益，于是这两大机构就严重对立起来。对于这种狗咬狗式的对决，百姓和国民党都以看热闹的心态对待，就连蒋介石对于此事也都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1934年，复兴社的人首先发难，这人名叫邓文仪，大张施鼓地到了南昌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学会”。陈立夫连忙也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没过多久，邓文仪又跑到上海开办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上海分会”，气急败坏的陈立夫又跟到了上海特意召开“中国文化协会”发起人的会议，目的就是抵制复兴社举办的文化协会。
这一时间内，CC系和复兴社搞闹得鸡犬不宁。直到上海市市长亲自出面调解，这场争端才算被暂时制止。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陈立夫却把邓文仪创办的“中国文化学会”视为了眼中钉，恨不得能将其彻底斗垮。而邓文仪也够有些倒霉，偏偏在这个时候犯了错误，给了陈立夫可乘之机。
原来这邓文仪在处理南昌纵火案的时候犯了错误，被一气之下的蒋介石撤除了一切职务。这时候的陈立夫变得很不安分，到处找时机去跟蒋介石告状。他说邓文仪根本就是一个斯文败类，还常常以“中国文化学会”的名义到处去招摇撞骗，甚至还与很多文艺女青年发生关系，在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不良反应。
蒋介石一听这些事，气得连连大骂，然后就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这正好成全了陈立夫的落井下石之计。
复兴社很明白，这些都是CC系搞的鬼，于是他们果断地采取了报复行动，这个差事也落到了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的头上。任觉五很果断，一出手就抓了中央政治学校的3名学生。这3名学生很倒霉，全都是CC系的特务。由于这次抓捕属于绑架行为，所以这3学生无一幸免，都被任觉五给处死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最后还是传到了陈果夫的耳朵中。陈果夫一听说复兴社的人竟然敢偷着下黑手，立刻就跑到蒋介石的面前告起了状。蒋介石生平最怕的就是手下的人不团结，他大骂任觉五还给了任觉五一个处分。
1937年，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特务系统的集中领导，特意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这个组织把复兴社的特务和CC系的特务都组织集合在了一起，进行统一管理。至于局长的帽子，则落到了陈立夫的头上。
当上了军统局长，陈立夫高兴了很多天。可很快，他就有些头疼了，因为蒋介石成立的军统只是为了便于指挥，压根就不是把所有特务的指挥权都交给陈氏兄弟。在这个军统局里，原有的特务并没有打乱，而是分设了3个处。原来的CC系为1处，原来的复兴社为2处，至于3处则由CC系和复兴社的人共同组成，但复兴社的人占的比例较大，所以3处也基本都是复兴社的力量。这3个处各成一个系统，彼此之间联系很少，就连办公也都不在一个地方。
陈立夫虽然是局长，但2处的处长戴笠压根就不把陈立夫给放在眼里。只要是陈立夫交代下来的事情，他心情好时会应付一下，心情不好便干脆不理会。
为此陈立夫十分恼火，只得利用局长的身份打压2处。在那时期的军统局，但凡是功劳就肯定都是1处的，只要是不好的事情，就会统统的推到2处的头上。就连戴笠办公的时候去请示陈立夫，陈立夫也都是爱答不理，甚至连半点的热情也都没有。
长时间被陈立夫排挤，戴笠险些就得了抑郁症。可是他又拿陈立夫没办法，只得到处去散播陈立夫的坏话。甭管是军统局的小特务还是蒋介石的面前，他都照说不误。虽然说没什么效果，但至少解了他心头之气。
1938年，蒋介石对特务系统又进行了调整。这一次他增添了一个特务机构，全名叫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担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原有的军统则由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担任，至于副局长则由2处的处长戴笠担任。
这一次的特务系统任免中，陈氏兄弟没能占有一席之地。可是陈氏兄弟就是靠特务系统起的家，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一块肥沃的根基地。
戴笠摇身一变就混上了军统副局长，搞得陈氏兄弟很恼火。没办法，军统铁定是插不进手脚了，于是陈氏兄弟就把目光瞄向了中统局，准备把中统变为自家后院。
中统局成立后，具体的事务都由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这个徐恩曾是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属于CC系的人，陈氏兄弟也都分别提拔过徐恩曾，所以当上中统局的副局长以后，徐恩曾立马就跑去向陈氏兄弟献起了忠心。只要是中统局的事情，陈氏兄弟怎么说，他完全照办。
尽管如此，陈氏兄弟还是有些不放心。毕竟这中统局的局长是朱家骅，人家才是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原本这朱家骅与陈氏兄弟的交情很不错，可自从他当上中统局局长以后就有些腰板硬了，慢慢也不怎么把陈氏兄弟放在眼里了。尤其是在中统局内部的势力扩张上，他更是敢跟着陈氏兄弟对着干。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陈氏兄弟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直接扳倒朱家骅。
于是，陈氏兄弟向朱家骅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他们首先指使了一些CC系的人用舆论的方式攻击了朱家骅，例如八卦消息，又例如花边新闻，通通都能跟朱家骅沾得上边，搞得朱家骅连连四处辟谣苦不堪言。然后他们又指使中统局内CC系的大小特务们不听从朱家骅的指挥，从而架空朱家骅的领导权，搞得朱家骅空有一个中统局长的位子，却又行使不出绝对的权力。
朱家骅在中统局里虽然也有一些势力，但跟陈氏兄弟一比，那简直就不值一提。面对着陈氏兄弟的阴招把戏，朱家骅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他心里很清楚，陈氏兄弟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倘若再这么搞下去，自己没准就得赔上性命，所以他选择了安稳，直接就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信。
陈氏兄弟终于笑到了最后，等朱家骅刚刚离开，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对中统局进行了清理和改造。但凡是跟着朱家骅混过的人统统都不留，要么调走，要么辞退，反正就是不允许再留在中统局里。
很快，中统局就成为了陈氏兄弟的天下。
3.兄弟合办“青白团”与“同志会”
1931年，蒋介石再一次地下野了。这一次的倒台仍旧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但起因却是源于日本人。
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了一个昏招，那就是他亲自下达的不抵抗政策。谁也猜不透当时蒋介石是怎么想的，竟然敞开了大门欢迎日本。
于是，日本兵轻而易举的就来到了东北。只可惜，这批等同于畜生的鬼子兵专门来烧杀抢掠的。
面对着干坏事成瘾的日本，全国人民都愤怒了。无论是工人、学生还是老百姓，都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当时，反日浪潮高涨，没人敢说自己与日本人有瓜葛。
这时候，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人在广东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他们利用全国人民的愤慨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发难。蒋介石没办法，只得被迫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务。这一次，他还是选择回了奉化老家。
下野后回到老家的蒋介石既不喜欢种菜，也不喜欢养花，他唯一的兴趣就是重返政坛。为了能够东山再起，在1933年的元旦期间，他就召集了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死忠们开了一个会，下令陈氏兄弟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好为他日后再上台执政做准备。
陈氏兄弟很听话，立刻就成了两个小团体。一个叫做“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另一个名叫“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学会”，简称“同志会”。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最高领袖之下设有干事长和副干事长。陈氏兄弟分别把担任干事长和副干事长。至于这两个组织内的成员，则大部分都是CC系的人，剩下的一小撮人，也都是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老部下。
陈氏兄弟对于这两个组织的控制极为严格，管束的也特别紧。他们重点强调的是组织的纪律严密性，只要是组织内的成员，都必须得做好保密工作，对任何人也都不许暴露自己的身份。哪怕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也都不许说实话。
很快，这两个秘密团体就迅速的壮大了起来，还建立了不少的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在陈氏兄弟的领导下，这两个组织都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直到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解散国民党内的所有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无奈之下，“青白团”和“同志会”只得在汉口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解散，而担任正副干事长的陈氏兄弟，也不得不失去职位。
第五章 插手金融敛巨财
1.问鼎中国农民银行
提起陈氏兄弟，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会是CC系，或许会想起陈家党。
但不得不说，陈氏兄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身在金融界。若要提起这两人敛财的本事，就连民国时期的巨贪孔祥熙，那也都是敬佩三分的。
在抗战初期，陈氏兄弟和CC系的骨干们就想自己办一家银行。于是大家凑在一起整整想了三天这才起了银行名字，叫做“土地银行”。
取好名字后，陈氏兄弟打着“促进土地改革，实行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的口号，就向蒋介石发出了申请。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早已经成立了4省农民银行，而且经营的还不错。蒋介石觉得陈氏兄弟的提议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把这个提议给否定了。
蒋介石心里很明白，“土地银行”什么的都是幌子，陈氏兄弟不过是想敛财罢了。念及陈氏兄弟以前的功劳，蒋介石又给了陈氏兄弟一个安慰奖，那就是在4省农民银行设立一个土地金融处，专门办理土地金融业务。而这个处的控制权，直接就奖给了陈氏兄弟。
1935年，4省农民银行进行改组，正式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为“四行”。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蒋介石碍于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没办法直接参与银行的控制管理，只得让亲信孔祥熙担任了董事长。可是他又有些不太放心，就别出心裁地在中国农民银行里设立了一个理事长的位子。这个位子由他亲自兼任，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中国农民银行的核心权力。
不得不说，在银行中设立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算是创下了一个先河。就这种事，无论中国，就是在全世界的银行中那也都是史无仅有的事情了。
这时候，不单单是蒋介石盯着中国农民银行。陈氏兄弟也把目光瞄上了中国农民银行这块大肥肉。
1940年，中国农民银行进行改组扩充，陈氏兄弟的机会来了。
蒋介石提前曾经跟陈果夫承诺过，这一次一定把陈果夫提为中国农民银行的常务董事，这让陈果夫很兴奋，可到了正式宣布的时候，蒋介石竟然把常务董事这个位子分给了陈果夫的三叔陈其采。至于陈果夫，仅仅是捞到了一个名誉董事的头衔。
陈果夫顿时就有了一种被猴耍的感觉，可是他又敢怒不敢言，毕竟他不敢惹火了蒋介石。还好蒋介石做了补救措施，不然，陈果夫决不甘心。
这时候，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成立了一个联合办事总处，简称为“四联总处”。蒋介石毫不客气，自己直接就担任了处主席，孔祥熙也坐上了副主席的位子。至于陈果夫，则给了个“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专门负责农业贷款的事情。
陈氏兄弟给蒋介石卖命了几十年，蒋介石心里很有数。可以说，这个位子就是赏给陈氏兄弟的。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陈氏兄弟的胃口大得很，就这么一个农业金融主任的位子，压根就不顶用。
倘若说起民国时期的金融界，孔祥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他无论是走私投机还是贪污腐败，样样都擅长，可以说是发足了国难财。对于大捞特捞的孔祥熙，陈氏兄弟是又羡慕又嫉妒。于是，陈氏兄弟向孔祥熙下手，在他们看来，只要在利益面前，就算是蒋介石的连襟，那也绝不能放过。
为了能够取代孔祥熙民国第一贪的江湖地位，陈氏兄弟指使手下的CC系向孔祥熙发起了难，他们到处搜集孔祥熙的情报。例如贪污受贿，例如投机倒把，就连孔祥熙养了多少情妇也都给调查的一清二楚。
蒋介石搞政治出身，心思比谁都细，对于孔祥熙的一些烂事，他更是心知肚明。可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处理孔祥熙，毕竟是亲戚，关系弄得太僵影响也不大好。
可到了1945年，蒋介石终于保不住孔祥熙了。因为这一次，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
原来，长期缺钱的蒋介石跟美国苦苦求来了5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的1亿美元作为了美元公债向老百姓发行，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多搜刮一些老百姓的血汗钱。为了能让老百姓们踊跃购买，老蒋直接许诺这些美元公债到期后会给老百姓们兑换美金，可就是这样，老百姓们也都无动于衷。毕竟这是美元公债的第一次上市，大家都不怎么太信任，都怕自己的血汗钱最后打了水漂。
足足卖了一年多，这笔1亿美元的公债也都没能卖出一半。
可不久以后，中国就爆发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时候老百姓们手里流通的法币越来越不值钱，而美金却是一路飙升。在这种情况下，购买美金公债绝对是最为划算的买卖。于是老百姓们都纷纷顿悟了，大家都把压箱底的钱拿了出来，准备去购买美金公债。
可真到购买的时候，老百姓们都傻了。因为这美金公债居然停售了，据说是孔祥熙提前就下手了。他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一点都没给老百姓们留下。
对此，老百姓们把孔祥熙骂了个狗血喷头。舆论浪潮之下，孔祥熙就有些扛不住了。到了最后蒋介石也只得把孔祥熙扔出去平民愤，命令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并且还得把赃款统统的吐出来。
孔祥熙刚刚落难的时候，陈氏兄弟没少落井下石。可是蒋介石却是另有打算，压根就没想把孔祥熙的位子还给陈氏兄弟坐。陈氏兄弟见势，倘若再继续搞孔祥熙，八成就得让别人捡了大便宜。为了能够避免让自己白忙一场，陈氏兄弟干脆改换了套路，由先前的倒孔突然变成了拉孔，四处为孔祥熙说起了好话。
这时候的孔祥熙早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陈氏兄弟这样的举动让孔祥熙不仅有些感激涕零了。
为了感激陈氏兄弟，孔祥熙把农业银行的控制权转给了陈氏兄弟。这一大方的举动也让陈氏兄弟也觉得有些突然。
在孔祥熙的推让下，陈果夫终于成为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到了1945年的11月，他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至此，陈氏兄弟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彻底得到了圆满。而中国农民银行的钱财，也从孔祥熙的手中转到了陈氏兄弟的手中。
2.控制中央合作金库
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后，陈氏兄弟觉得还不满足，于是他们又把目光瞄向了合作金库。
陈果夫是国民政府中最早提出合作概念的人，他推动起合作社的形式。在家里他的合作伙伴是陈立夫，在外面他的合作伙伴是CC系。而在蒋介石面前，他的合作伙伴就又变成了蒋介石。
对于陈果夫整日吹捧的合作运动，蒋介石竟然也很有兴趣。早在1927年，他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合作学社”。由于这个社长的位子不重，他就干脆把这个位子派给了陈果夫。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就在实业部里设置了合作司，专门负责主持推进全国的合作事业。在他看来，团结很重要，倘若大家都各自为营，那这党权、政权、军权样样都会失去控制。
为了投其所好，自己也能更多地敛财。1941年，陈果夫就提出了一个《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他主张设立一个“中央合作金库”，作为统筹合作金融事业的专设机构。很快，这项提议就被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
有了“中央合作金库”，就必须得有管理的机构，于是陈果夫又搞出了一个“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陈氏兄弟都当上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毕竟这个思路是陈氏兄弟想出来的，作为创始人，陈氏兄弟自然就握有绝对的控制权。
1946年，蒋介石下令拨款100亿，用于成立“中央合作金库”。陈果夫又成为了“中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
“中央合作金库”实际上就是个敛财的机构。大部分钱用来支持蒋介石的军费，小部分钱就进入了陈氏兄弟的腰包。蒋介石与陈氏兄弟彼此心照不宣，硬是把这个“中央合作金库”办的有声有色。得到好处的蒋介石打算在5年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各等级的合作金库1600个，另外还有35万个各等级的合作社。
所谓“中央合作金库”，其实就是个“中央捞钱金库”。其业务不过就是囤积物资低买高卖，再就是搞一些资金贷款发放，凭空赚上一些利息。由于有蒋介石的撑腰，陈氏兄弟把生意越做越大。无论是中国的哪一个角落，到处都遗留着“中央合作金库”敛财的痕迹。
陈氏兄弟敛财的双手伸向全国每个角落。当时，东北盛产大豆，等到大豆价格上涨的时候，“中央合作金库”就大肆收购。倘若收购不上来也无妨，陈氏兄弟干脆就让军方去抢，这样囤积的大豆就被运到了南方卖了高价。上海适合搞金融，“中央合作金库”就跑到上海开设了一个信托部，专门搞金融业务。长江流域盛产粮食，“中央合作金库”就在长江流域弄了很多库房，专门囤积粮食，等到粮食高价的时候再卖出获利。
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又搞起了盐业，陈氏兄弟觉得贩盐是个好买卖，于是就组织成立了一个“辅盛盐号”，专门进行买盐卖盐的投机活动。后来国共两党的战争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的交通都已经中断，盐业的贩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这也难不倒陈氏兄弟，他们看盐业难以为继，就把目光转向了炒卖黄金美钞的行列中。那时候，买卖黄金美钞十分赚钱，于是盐铺摇身一变，就成了倒卖机构。
直到1949年，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逃往台湾的时候，“中央合作金库”还积攒着大量的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国民党人撤离台湾的车旅费和生活费，都是靠“中央合作金库”买单的。可以说，这个“中央合作金库”基本上就是蒋介石的钱袋子，其作用仅次于“中央国库”。
不得不说，陈氏兄弟也从“中央合作金库”分到了一杯羹，但至于具体捞到了多少钱，这个谁也说不清楚。毕竟陈氏兄弟都很低调，至死没有让外人看出身家。
3.陈氏兄弟的敛财手段
除了给蒋介石卖命以外，陈氏兄弟也有着自己的买卖。这对兄弟就对两件事情比较感兴趣，第一是权，第二就是钱，他们可以在蒋介石那里得到权，但是蒋介石却不管发钱。所以说，要想搞钱，就必须得自己想办法。
陈氏兄弟深谙权力带来金钱这个千古不化的道理，当时，原本最能敛财的也就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个人，这俩人都当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熟悉金融，想从中捞钱简直比吃饭还要简单。但陈氏兄弟都是搞政治的出身，压根就没学过金融。可就是这样，陈氏兄弟的敛财手段比起孔祥熙、宋子文也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财产。对于国民党高官而言，这是一个肥的不能再肥的机会了，陈氏兄弟更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1946年，陈氏兄弟看中了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他们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叫做“齐鲁企业”的皮包公司。这公司账面连半毛钱都没有，但却没任何犹豫提出了购买青岛那几家工厂的要求。
没有任何一家普通的公司会这样做，但这个人司的幕后老板陈氏兄弟却自信地视那几家工厂如囊中物。
他们自信的原因在于敌伪产业管理局的局长是CC系的人，他的上司就是陈氏兄弟。所以说，这件事不过就是陈氏兄弟的一句话。
敌伪产业管理局的局长光顾着讨好陈氏兄弟，压根就不核算青岛这几家工厂的实际价值，随随便便就标了个200亿的价格。
尽管青岛这几家工厂的标价很便宜，但对于陈氏兄弟而言，200亿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不过这也难不倒陈氏兄弟，因为他们手里还控制着一个中国农民银行，他们借用银行中的钱买下几家工厂。
这几家青岛工厂改姓陈后，陈氏兄弟开始大量出售工厂里面的原有库存，这些库存的总价值远远超过了200亿。等卖完库存后一清算，这卖出的钱除了还款200亿以后，竟然还有很多的剩余，简直就成了工厂收购史上的一个奇迹。
陈氏兄弟的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他们一分钱没出，就捞到了一大笔现金，另外还白得了几家大工厂。
尝到甜头后的陈氏兄弟还想接着敛财，可在当时机会不多，想要这样敛财并不容易。小项目陈氏兄弟压根就瞧不上，可是大项目又很少能落到陈氏兄弟的头上。因为在陈氏兄弟的前面还横着两座大山，这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孔祥熙，另外一座则叫做宋子文。
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哥，靠着这种裙带关系自然可以大肆敛财。
相比之下，陈氏兄弟不过是蒋介石的亲信。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欲熏心的陈氏兄弟照样与孔祥熙和宋子文争取敛财机会，不仅如此，他们还向孔、宋2人暗下黑手。
由于在文化领域安排有很多亲信，所以陈氏兄弟就指使这些人制造舆论，把矛头都对准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一时间内，大部分的报纸每天的报道都在痛骂孔祥熙和宋子文，气得孔祥熙和宋子文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
唯恐笔杆子不够，陈氏兄弟又派了一些CC系的人去商界煽风点火。这商界的人原本就对孔祥熙和宋子文有着很大的意见，再被这么一串联，顿时就闹翻了天。在那段日子里，天天都会有商会的请愿团去拜访国民政府，尤其是宋子文的财政部，更是不得安生。
孔祥熙和宋子文经不住如此折腾，就只得把一些产业的垄断权让给了陈氏兄弟。
1947年，陈氏兄弟又开办了一家中和盐业公司，专门贩卖海盐和精盐。自古以来，这盐税都是国库的根基，由此就可见这盐业的利润究竟会有多大。陈氏兄弟的盐业公司运营还没用上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赚了近40亿的纯利润。
随后陈氏兄弟又收购了中国蚕丝公司，以垄断的手段大赚特赚了一笔。
不久之后，陈氏兄弟又盯上了一个捕鱼公司。这个公司很有规模，拥有60吨以上的捕鱼船足足有13艘，在上海还拥有一个渔网厂、一个修船厂和4个冷藏厂，另外在南京还有3个冷藏厂。可以说，这种规模的公司，在全中国也都是数一数二的了。
这么大的捕鱼公司一口吞下容易落下个罪行，于是陈氏兄弟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陈氏兄弟想出的好办法就是提出了两句口号，第一句口号要求官不与民争利益。第二句口号也很是响亮，要重点扶助民营事业。所以这个捕鱼公司必须得改制为民营企业，而陈氏兄弟顺势经办此事。
把表面功夫做足以后，陈氏兄弟对捕鱼公司开始下起了黑手。他们首先对捕鱼公司进行估价，把一些值钱有用的资产例如渔船、冷藏厂、修船厂、渔网厂等等总共评估了20亿。实际上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少说也得在百亿以上，但陈氏兄弟却昧着良心给打了个2折。至于评估以后剩下的一些没用的不值钱的东西，陈氏兄弟则原封不动的上交给了国民政府。这些东西大多都是废品，留着也没用，陈氏兄弟干脆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对于这评估的20亿资产，陈氏兄弟又把它分为了200万股，每股价值1000元。如此一来，陈氏兄弟和手下的CC系成员就可以去疯狂认购了。可就是这样，陈氏兄弟也都不打算掏腰包去买，他们从农林部挪出了8亿元分别购买了捕鱼公司的股份，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捕鱼公司的大股东，至于剩下的股份则分给CC系的成员们当做了福利。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陈氏兄弟就已经达到了巨富的标准。
只可惜，解放战争打响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使得陈氏兄弟处心积虑弄来的这些家产通通打了水漂。至此，陈氏兄弟的富贵路算是彻底的走到了尽头。
第六章 陈氏兄弟的暮年生涯
1.与毛泽东打交道
1945年8月14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陈氏兄弟同国人一样兴奋。陈果夫虽然身体患病，但仍写下了几首诗。
陈立夫当时却忽略了共产党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才是正统，倘若共产党不合作，那就干脆狠狠对付共产党。
也有人向陈立夫说，这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两党还需要继续合作，这样有利于新中国的建设。听过这种言论的陈立夫立马就翻脸痛骂这个人。自此以后，谁也不敢再在陈立夫面前提国共合作的事情，唯恐再触怒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向共产党下手，还不愿意担任发动内战的臭名声，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连续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
重庆是蒋介石的地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所以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好，他猜测共产党应该没有这个胆量。但毛泽东应邀来到重庆谈判让他大为恼怒。
陈氏兄弟没有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也搞不清蒋介石在玩什么花样。他们都不赞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对此陈立夫一直在一些国民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跟蒋介石唱起了反调。陈果夫虽然没有表态，但心里还是跟自己兄弟站在统一战线上。所以他就以身体有病做借口，多次不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商讨与共产党谈判的会议，干脆直接在家里躲起了清闲。
面对陈氏兄弟的态度，蒋介石并不在意。他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计谋，那就派其他人去跟共产党谈判了。
陈氏兄弟对于蒋介石的安排不满，可也都是无可奈何。毕竟他们不敢惹怒蒋介石所以陈氏兄弟尽量都不与来访的共产党来往。
但碰面在所难免。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办方向国共两党都发出了邀请，陈立夫也在邀请之列。只可惜，他并不知道这鸡尾酒会还有共产党人一同参加。
陈立夫颇有兴致地来到了酒会现场，可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很有风度，快步上前就握住了陈立夫的手。在这一瞬间，陈立夫震惊了，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就被共产党人给抓了个正着。
按照陈立夫顽固反共的劣迹，毛泽东即使当面发难也都不为过。可是毛泽东却很有胸怀，笑呵呵地跟陈立夫问起了好。陈立夫也算是政治场上的老手，可在毛泽东面前，他表现的居然有些软弱。等他缓过神来的时候，毛泽东他老人家早已经转身去跟其他人握手问好去了。
在此后一系列礼节性的活动中，陈立夫还曾多次与毛泽东见面。每当这种时候，毛泽东都会以诚相待，以礼相交。而陈立夫则是心怀鬼胎，故作严肃，时常都是一副傲慢的模样。
就这样接触几次后，陈立夫居然想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他觉得毛泽东应该是个适合招安的人物，倘若能把毛泽东搞定，那一准会是大功一件。
毛泽东也想争取二人支持国共合作，但脑子却比陈氏兄弟清醒得多。他知道这陈氏兄弟都是顽固反共的狠角色，想说服他们简直就是比登天还要难。对待这种人招安根本没用，只能最大程度上的争取到他们的理解，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登门拜访陈氏兄弟，免得这二人再当国共合作道路前的绊脚石。
首先毛泽东选择拜访的是陈立夫，只可惜这一天陈立夫出了门，没能见到。
毛泽东转身就去了陈果夫家中。这时候的陈果夫正患着病，听说毛泽东前来登门拜访，他只能告诉门房，身体不适，拒不见客。
陈果夫和毛泽东也算是老相识了，在大革命时期陈果夫就和毛泽东打过交道，俩人论起来还算是有些交情。可这么多年过去了，陈果夫都在极力地反共，死在他手上的共产党人少说也得有几千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脸面去见毛泽东。唯恐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再引起蒋介石的不悦和反感。
再次拜访陈立夫时毛泽东首先开腔，回忆起了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时的事情，他还特意提到了在那段岁月中与陈氏兄弟的交情。目的就是想让陈立夫回想起那一段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以此好打消陈氏兄弟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
陈立夫满脑子想的都是日后的富贵，哪里还能想得起往日的艰辛。客套了一番后他开始劝起了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能够放弃共产主义，跟自己一起信仰三民主义。
与毛泽东谈过以后，陈立夫仍旧是顽固反共的态度。在他看来，国民党有权力，还有充足的金钱和武装身后还有美国的赞助支持。
只可惜，这时候的陈立夫没有想到，人心才是一个执政党的关键所在。
更可惜，几年后的陈立夫才明白这一点。只不过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节节溃败了。
2.二陈的逐步失宠
政协会议后，陈氏兄弟反共的态度越来越顽固。兄弟2人积极支持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向共产党发动内战。在他们看来，国共之间的对决就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甚至用不了几个月，国民党军就能把共产党的部队给打垮。
蒋介石也是同样想法，毕竟国民党拥有充足的资金、武器和人数众多的军人。只可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连连的叫起了苦，不但军事上接连溃败，就连政治和经济上也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尤其是国民党内派系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搞得蒋介石时常头疼不已。
总体来说，这时期的国民党内斗主要分成两派。
一派是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这个派系江湖人称“太子系”，是蒋介石重点培养的蒋家子弟兵。
另一派就是陈氏兄弟领导的陈系，这个派系江湖人称“CC系”，是蒋介石同意发展的嫡系兵。
两派碰撞，注定就要产生火花，在1947年的“制宪国大”会议上，三青团和CC系在竞选中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两派都想拼着命地让自己的亲信在国民党中得到更高的职位。
蒋经国没有把陈氏兄弟放在眼里，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蒋经国”，所以在这场冲突中他丝毫都不肯让步，陈氏兄弟自然是从气势上就弱了一层，陈氏兄弟很清楚，蒋经国日后一定会危及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又不敢去跟蒋经国去硬干，自己虽说算得上是蒋介石的亲信，多年来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可真要是让蒋介石做个抉择，他一定会放弃自己。
为了不跟蒋经国闹翻，陈氏兄弟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提出了一个“党与团统一领导”的提案，蒋介石正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立马就给批了，还任命陈立夫和陈诚组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办理党团合并事务。
最后，CC派和太子派达成了合并的方案。在这份方案中，国民党的重要职务都被蒋经国和陈立夫分了个干干净净。当然，占大便宜的自然是蒋经国的太子系。原因很简单，蒋经国天生就有着陈氏兄弟无可比拟的一份优势。总结起来就只有四个字，蒋氏血缘。
党团合并后，蒋经国的势力异军突起，一大批三青团的骨干都混上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委员，使得陈氏兄弟的CC系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从这时起，“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期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面对着蒋经国咄咄逼人的气势，陈氏兄弟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两股势力又开始了对立。每当蒋经国与陈氏兄弟会面的时候，都是面和心不和。
蒋经国毕竟年轻气盛，所以他先发起了攻击。在国民党的议会中他提出了一份改革国民党的提案，要求从陈氏兄弟控制的中央机关开刀，目的就是争夺中央机关的控制权。陈氏兄弟一瞧蒋经国真刀真枪的杀来了，立马就也提出了一份改革国民党的提案，要求从蒋经国控制的基层开刀，从而争夺基层的控制权。
对此蒋介石没有多说话，而是各打了五十大板。
蒋介石表态后，双方都没有再敢有动作，这件事情就算是被压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每天蒋介石听到最多电报的字眼就是溃败。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赢了三大战役，数百万大军都打到了长江北岸，随时都可能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召开了会议商讨应付时局的对策，陈立夫一如既往的持反共态度，也极力反对求和或是投降。可他又提不出什么能够扭转时局和战局的意见来，只得一言不发。
就在蒋家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刻，陈果夫的病情也在一天天的加剧。亲朋好友们都劝陈果夫赶快去台湾养病，早一些离开这个战乱之地。倘若真的走晚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了进来，后果更严重。
一开始陈果夫并不想跑，可眼瞧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就有了怕死的情结。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戎马生涯了大半辈子，害死了上千共产党人。倘若自己真的被共产党抓了俘虏，那肯定是没有好下场。所以想到这些他干脆给蒋介石写了报告，要求去台湾养病。
这时候的蒋介石早已经不再信任陈果夫了，但陈果夫毕竟跟随他几十年，念及这些他很快就做了批示，批准了陈果夫一家人飞往台湾。
1949年的1月19日，蒋介石发表了引退声明，把这一大乱摊子丢给了继任的李宗仁。
当蒋介石从南京回奉化老家的时候，陈立夫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特意赶往机场给蒋介石送行。却不料，蒋介石根本就没有陈立夫好脸看。不仅如此，他还把陈立夫给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搞得陈立夫极为难堪，却又不敢反驳。
过了一段时间后，陈立夫估计蒋介石应该消气了，就专程到奉化去看望了蒋介石。
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再骂人，他对陈立夫的态度也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无论是聊天还是吃饭都和陈立夫十分亲热，就像是自家人一般，搞得陈立夫都有些受宠若惊。先前他对蒋介石还有些怨气，可蒋介石的态度让他肚子里面的怨气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蒋介石态度好转是为了交给陈立夫一个任务。
蒋介石给陈立夫派任务是暗地给李宗仁捣乱，陈立夫在政界多年，关系错综复杂，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所以在蒋介石的第一人选就是陈立夫。
陈立夫立刻回了南京，准备拆李宗仁的台。可要拆李宗仁的台，就必须得先争取到孙中山儿子孙科。
孙科这时候担任的职务是行政院院长，可谓是实权在握。在陈立夫的再三劝说下，孙科终于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他跟陈立夫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
李宗仁的总统府在南京，孙科却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使得总统府完全被架空，就只剩下了一块空招牌。对此李宗仁气急败坏，他一边给蒋介石打电话指责蒋介石，一边又给孙科打电话，命令孙科立刻以及马上把行政院迁回南京来。
蒋介石对于李宗仁的指责压根就不理，而是通知了陈立夫火速飞往广州。他很了解孙科，知道这个人的耳朵根特别软，他怕孙科顶不住李宗仁的攻势，干脆派了陈立夫去稳住孙科。
李宗仁对付孙科，可以说是能用的招数都用了。例如威逼利诱等等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无奈之下他只得使出了撒手锏，那就是召开立法会议，彻底把孙科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搞下去。
但是陈立夫才是立法院的院长，他完全有权决定立法院在什么地方开会。李宗仁想在南京召开立法会，他偏偏把地址改在了广州，还暗中将很多立法委员都接到了广州。
无计可施的李宗仁只好往广州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说客，准备对付孙科。可是孙科仗着有陈立夫在广州撑腰，他压根就不见李宗仁的说客。
李宗仁被孙科左挡右挡了一番，只得以视察工作的名义跑到了广州，当着陈立夫和孙科的面，李宗仁闭口不提行政院搬回南京的事情。可到了晚上，李宗仁避开陈立夫后就找孙科就摊牌了。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孙科，现如今的美国人支持的是南京的李宗仁，而不是奉化溪口的蒋介石。
衡量再三后孙科终于软化了，他决定改为投靠李宗仁，于是孙科打定主意，把行政院从广州再迁回到南京去。
陈立夫没想到孙科会突然改变立场，等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孙科已经离开了。可尽管如此，陈立夫还是在暗中拆李宗仁的台，就例如他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凭李宗仁如何要求，他也都不将其搬回南京。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国民政府只得搬到了广州。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国民政府搬到了重庆。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解放了重庆，国民政府又搬到了成都。这时候的陈立夫也来到了成都，他此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军心，尤其是他手下的那帮CC系特务。
“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党国就可以复兴！”
这句话就是陈立夫对CC系特务们的许诺，可CC系的特务们谁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句空话，于是特务们都要求陈立夫把他们安排到台湾去。
陈立夫没有答理特务们的要求，而是慌乱地登上飞机跑路去了台湾。这时候的川军都已经起义了，他要是再不跑，一准得被抓成俘虏。
到了台湾后，陈立夫和陈果夫还有父亲陈其业都住在台中市。这时候的小岛上到处都是惊恐、彷徨、混乱的气氛，所有人都在为房子和粮食疯狂。幸亏陈果夫先行一步来了台湾，不然这陈立夫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1950年，蒋介石宣布复职。只可惜，这时候的蒋大总统只能管辖一个台岛了。尽管是这样，蒋介石也开始了执政，他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各职位的人选。
在蒋介石宣布的所有新职位的任命中，唯独偏偏漏了两个人，就是陈氏兄弟。
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陈果夫身患重病，不给差事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不给陈立夫差事干，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这时候的陈立夫才不过50岁，正是干事情的好年龄。哪怕就是给个挂名的虚职，也不至于让陈立夫太过难堪。
陈氏兄弟心里很清楚，蒋介石对他们已经不再信任了。蒋介石虽然没有明言，但却更直接地告诉了陈氏兄弟，CC系彻底完蛋了。
一些跟着陈氏兄弟混日子的CC系人一瞧，就连陈氏兄弟都不吃香了，再跟着混下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于是CC系的人纷纷搞起了后路，有关系的就投靠了行政院长陈诚或蒋经国，没关系的就改行做了买卖，就只剩下陈氏兄弟这两个光杆司令。
蒋介石重新任命新职位后就开始考虑匡系人心的问题了，他觉得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本身的失败，党的失败就是CC系的失败，而CC系的失败就是陈氏兄弟一手造成的，所以陈氏兄弟就得为自己的失败来负责。
念及跟随自己多年的情分，蒋介石没有收拾陈氏兄弟，但也不再用陈氏兄弟，只是象征性的给了陈果夫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这个虚头衔没有任何的意义，仅仅是个安慰罢了。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一手玩得很漂亮，就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他居然分给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果夫。而陈立夫，他却置之不理。
就这样，陈氏兄弟便被蒋介石从国民党的权力中心给踢出局了。
25年前，陈氏兄弟被蒋介石招揽到了麾下。
25年后，陈氏兄弟被蒋介石踢出了麾下。
正可谓，世道轮回，得以圆满。
3.陈果夫病故台湾
被蒋介石当成废品一般的丢在一旁，陈果夫的病情严重了。就连医生也都再三的叮嘱他，能少说话就尽量少说话。
陈果夫心里明白，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写完一本回忆录，好将他40多年的经历和主张都一一的写出来。既可以留给后世人看，也能向后世人表白他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忠心。
只可惜，病情越来越重。直到1950年年底，他也只是写成了回忆录之一，名叫《苏政回忆》。
1951年，陈果夫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虚弱的身体每天只能支持他起床一个钟头，就连体温也都保持在38度以上。例如由于喘不上气而抢救吸氧的情况，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一两次。
很快，陈果夫就再也起不来床了。据X光显示，他所患的结核菌已经从左肺侵入了右肺，就连血管和大脑里也都堆满了结核菌。这时候的陈果夫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嘴角总在不停地动，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1951年的8月25日，陈果夫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这一年，他整整60岁。
蒋介石虽然早已不再信任陈果夫了，但他还是得装模装样地哀悼一番。在陈果夫死后的两天里，蒋介石两次来到殡仪馆里吊唁陈果夫，并亲笔题写了“痛失元良”的挽额。
随后不久，蒋介石又给陈果夫颁布了《褒扬令》，称赞陈果夫“卓著勋勤”，“均彰懋绩”。只可惜，这时候的陈果夫再也听不到了。
死后的陈果夫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上，这是块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常年青松翠柏、云蒸霞蔚，基本上满足了陈果夫临死之前的遗愿。
4.陈立夫客居异国
陈果夫死后，陈立夫选择去美国定居。事实上他在台湾也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还不如飞到美国。在临走的时候，台湾政界足足有300多人前往机场来给陈立夫送行。只可惜，蒋介石没有去捧场。
到了美国后，陈立夫在新泽西州的湖林镇开办了一家小型农场，还买了几千只小鸡雏喂养。让一个常年玩政治的人突然养起了鸡，这种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可是陈立夫每天都会看一些养鸡方面的书刊，例如给鸡打针、喂药、喂食、捡蛋这些工作，他也都是亲力亲为。当鸡蛋凑够一定数量后，他就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把鸡蛋拉到市场上出售。
一个在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沦落到靠卖鸡蛋谋生，陈立夫的确有些很悲哀。但同时他也很欣慰，因为一年的时间下来，他的农场非但没有亏本，反而还赢利了不少。
闲来无事的时候，陈立夫就靠一本《易经》来打发时间。一般人看书不过就是看个热闹、看个消遣，可是陈立夫不一样，他喜欢一边看一边钻研，还会写出读书的心得。
陈立夫的这些读书心得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书册，陈立夫将其取名为《四书道贯》。
美国的一家出版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立马就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谁都没有想到，这本书一出版竟然会十分的畅销，总销量也早已经超过了万余册。陈立夫摇身一变，就成了畅销书作家，还赚了不少美国人付给他的版税。
陈立夫这一出名，还真惹来了不少美国记者们的采访。对此陈立夫总是热情地款待，想要采访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以及他的读书体会，这些统统都没有问题。可若是有记者要谈及台湾的政治或是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不再答理了。任凭记者如何盘问，他也都不肯吐出一个字来。
有一次，有个美国记者再三询问他会不会返回台湾、会不会重返政坛，被问得烦了的陈立夫直接就扔出一句话：“王八蛋才回台湾呢！王八蛋才重返政坛呢！”结果把美国记者给噎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世间的事情大多都会充满戏剧性，没过多久，陈立夫就接到了蒋介石从台湾发来的电报。原来父亲陈其业病重，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接到电报后陈立夫二话没说就卖光了农场里的鸡，收拾行李就奔回了台湾。
1961年的2月，陈立夫返回了台湾。却没料到，在机场足足有一千多人迎接他，这些人中有他的朋友，也有他曾经的部下，还有陈诚、蒋经国这些当权派的大人物。可以说，这派头，这气势，在当时的台湾也就只有蒋介石能相比了。
陈立夫很感动，他在机场就发表一份书面声明。其中再三说明自己这次返回台湾就是探望卧床不起的父亲，绝对没有任何的政治企图，更没有任何的政治意义。等父亲康复或是逝世以后，他就会返回美国。
话说得很明白，但陈立夫的心里政治场上的光鲜。这一次他返回台湾主要是看望父亲，顺便他也想摸一摸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倘若台湾政局能够给他一些发挥的空间，他自然也愿意留下来。
返回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待陈立夫的态度仍旧很冷淡，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些身体、生活方面的问题，压根就不提让陈立夫回台湾发展的事。这时候的蒋介石一心想把蒋经国扶到“总统”的宝座上，自然不需要让陈立夫回来插上一杠子。所以说，他对陈立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立夫很知趣，他也知道蒋介石不欢迎他，所以从拜访过蒋介石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家里直到亲爹陈其业病逝。在这期间，他总共在台湾待了42天。
悄悄地返回美国后，陈立夫再次养起了鸡，闲着没事的时候他还自己制作一些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副食品出卖。尽管陈立夫的手艺真的很一般，但好在美国的华侨比较多，大家都很捧场。久而久之，陈立夫亲手做的副食品竟然成为了畅销食品。
除了卖副食品，陈立夫还兼卖字画，没事的时候他就画上几幅国画，然后拿到镇上去卖。那年月，懂得中国文化的美国人很少，但来买字画收藏的却很多。偶尔陈立夫也能碰到一两个美国人，把自己的国画卖出一个大价钱。
到了1966年，蒋介石又给陈立夫发了一封电报，原来蒋介石即将要过八十大寿了，他希望陈立夫能够来参加。陈立夫虽说与蒋介石之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总体而言，他还是忠于蒋介石的，所以考虑再三后他决定返回台湾去给蒋介石祝寿。毕竟蒋介石已经八十了，就这把年纪的人，谁还能舍得给他添堵。
回到台湾以后，陈立夫把自己的著作《四书道贯》当做寿礼送给了蒋介石。这一次，蒋介石对待陈立夫的态度极为亲热，还没等聊上几句，他就热情的邀请陈立夫返回台湾来居住。
陈立夫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时候蒋经国登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自己也都到了这般年纪，自然不会再对蒋经国构成任何威胁了，所以蒋介石这才发了话，肯放心大胆地让自己回来。尽管如此，陈立夫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毕竟中国人讲究的是落叶归根，美国再好，也都终究不是中国人的归宿。
不久以后，陈立夫就返回美国关闭了农场。1969年，陈立夫正式返回台湾居住，彻底结束了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的生活。
念及旧情，蒋介石还赏给陈立夫一些头衔，例如“总统府资政”，又例如“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只可惜，这些头衔都是虚职，属于彻头彻尾的名誉职务。听上去挺体面，但没有任何实权。
在台湾的日子里，陈立夫整天就只有两件事可干，一个是研究中医中药，另一个就是研究传统文化。这两件事他还都研究出了一些门道。不久以后，台湾的医学界就把他选举为“中国医学院董事长”，台湾的文化界也把他选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和“孔孟学会副会长”。就连台湾的师范大学也都来凑了热闹，他们特意花重金聘请他担任大学的教授，主要讲授人理学。
这时候的陈立夫虽然远离了政治，但他仍然关心海峡两岸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他更加看重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1975年，他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希望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能够访问台湾。可惜正值文化大革命，他的邀请没有得到回应。
1988年，陈立夫在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他能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于是，他很有耐心地等了起来。
1997年，他等到了香港回归。
1999年，他等到了澳门回归。
可直到2001年，他也没能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在这一年的2月8日，由于心肌梗塞，他在台中医学院病逝。
至此，他走完了一段长达102年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