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祠堂和黄家花园
黄金荣发迹时，正值壮年，一心只想着如何让自己更加气派，更加有势力，这一点从他修建并搬进林家祖宅一事上就可看出。黄金荣和林桂生刚结婚的时候住在八仙桥同孚里，同孚里是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随着势力的扩大，同孚里的黄公馆越来越不能满足黄金荣的需求，于是在征得林桂生的同意后，他就将建在八仙桥麦高宝禄上的林家祖宅推倒，在原地上建起了九幢砖木混合结构的二至四层的里弄房屋，这里占地面积为1.55亩，建筑面积为1703平方米，以养子黄钧培的名字命名为钧培里。
钧培里的落成是当时上海的一大盛事，引起了很多当时上海名人的关注，海上作家沈寂先生在他的《大世界传奇》中有一段介绍钧培里的文字：“天井正中面向弄堂是幢双层五开间中式楼房，底层中间是三间阔的前客厅，客厅里地下铺了大块棕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横梁悬满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敬赠的红底金字横匾，前者有蒋介石、汪兆铭、杨啸天、宋子文、韩复榘、吴佩孚等人；后者有朱葆三、虞洽卿等人。不是歌功颂德，就是铭恩褒奖。厅中央挂了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画上神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前面长案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烛台，终年烟火缭绕。关公像左右两旁排着一连串镶有锦框的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办法的洋文奖状。四面靠墙排着红木椅几，几案上满放着各大商行送来题刻着‘乐善好施’‘侠义心肠’等的大小‘银盾’。在大厅中间，气派十足地安放着两张垫着大红呢毡的紫檀八仙桌与16只靠椅茶几。桌椅上金线湘绣的围披，显得富丽堂皇。从顶上挂下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大白天也是闪闪发光。”由此可见，钧培里是何等气派。修建钧培里是黄金荣财势两旺的时候，而之后修建更加富丽堂皇的黄家花园，却让人们看到了黄金荣没落的预兆。
随着老年的临近，黄金荣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在一种难以言明的心态下，他往祖宅上去的次数越来越多，于是逐渐萌生出重修父母坟墓的想法。黄家的祖坟在上海曹河泾镇。曹河泾镇在地处漕河泾港的两岸。港东通黄浦江，西联蒲汇塘，由西向东贯镇而过。漕河泾在元代已经成市。漕河泾镇西侧原是一片荒地，漕河泾河的北面有一片坟地，名胜有明代的张梅泪的目的，当地人称张家坟地或张家花园，这里花园如茵，树木葱翠，还有一些矮小的守坟房屋。河边的一条路就叫做坟山路。黄金荣的父母死后都葬在此地。20年代，黄金荣在此地建造了黄家祠堂，但这个祠堂远不能满足黄金荣的“孝心”，尤其与杜月笙修建杜氏祠堂的“孝心”相比，黄金荣修建的黄氏祠堂更是微不足道。
那么杜月笙的“孝心”究竟有多大呢？为了让世人看到自己是个孝子，杜月笙在地位巩固了以后，就决定重建杜家祠堂。
说做就做，1930年春天，杜月笙集资50余万元，在高桥镇杜家宅祖宅附近购置了50亩土地，招来批工匠名师，兴建祠堂。同时，在《申报》上登出广告，征询本支亲属，找人重修杜家祠堂。1931年5月，祠堂建成。
建成的杜家祠堂从外观上看就十分气派。走进祠堂的正门，只见一排五开间的大厅，最前面的是轿马厅。第二间为主大厅，在这厅中供奉着福、禄、寿三星，两旁有两座八尺高的云南大理石屏风，白云苍苍，远山隐隐，宛如两幅写意名画。第三间是“享堂”，供奉着杜氏列祖列宗的牌位，大厅的柱子上都是雕龙刻凤，四周的墙上都是一些彩绘的戏文故事，富丽堂皇。有关杜家的祖宗，因为祖上没有出过什么著名人物，杜月笙还特意在《申报》上登出广告，征询本支亲属，请人研究历史上姓杜的名人，最后确定唐朝诗圣杜甫为自己祖上人物。另外在祠堂旁边，还建造了一幢二层的藏书楼，附有一所学塾，内藏门生好友所赠价值10万元的图书，供杜氏子孙及近乡子弟求学。
杜祠建成后，杜月笙为了炫耀自己在上海滩上显赫的地位，组织了一场轰动整个上海的落成典礼，其规模之盛大，为上海开埠百年来所罕见。举行典礼的消息一经传出，不过几天时间，各种各样的礼物犹如潮水一般涌入杜公馆，国学大师章太炎还特意亲自写了《高桥杜氏祠堂记》，在这篇传记中写到：
杜之先出于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隰叔违难于周，适晋而为范氏，范氏支子在秦者复为刘，以启汉家。故杜也、范也、刘也，皆同出也。杜氏在汉也，有御史大夫周，始自南阳挑茂陵。自是至唐世为九望。其八祖皆御史大夫。帷在璞阳者祖七国时杜赫，自江以南无闻焉。宋世有祁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自是始著也。
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其地，盖不知几何世？其署郡犹曰京兆。末孙锗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江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建祠堂，祀其父祖以上，同堂异宝之制，近世虽至尊扰然。故诸子庶不立别庙，独为一堂，以照穆叙群主，盖通制然也。
凡祠堂，地以待设塾及图书馆，所以流世泽率后昆也。余处上海，久与墉习识。祠成而墉请为之记。夫祠堂者以上具岁时之享，下使子孙瞻焉，以推其室家者也。杜氏在汉唐，其为卿相者以十数，盛矣。上推至帝尧，又弥盛矣。虽然，自尧之盛，尚不能覆露其子，使袭大宝，其余属登公辅，赐汤沐之邑，曾微百年，后之人至不能指其先世里居所在，此输所知也。为子孙者，岂不在于自振拔乎哉？
和以处宗族，勤以长地材，福倍汉唐盛世可也。称不朽者，惟立德立功立言，宜追观杜氏之先，立德莫如大司空林，立功莫如当阳侯预，立言莫如岐公佑，其取法非远也。铸既以讨寇有功，其当益崇明德，为后世程法。然后课以道艺，使其就文质，化为畔谚，以企于古之立言者。有是三者，而济以和宗教，劝地材，则于守其宗礼堂也何有。不然，昔之九望，奄然泯没于今者七八矣。虽有丹楹之座，究九州美味之乡，其足以传嗣者身几何？吁！可畏也，道记之云尔。
这篇传记一出，各个名家争先模仿，也纷纷送上了长篇祠堂记。其中胡汉民、刘芦隐、汪精卫、杨度、叶开鑫等都寄来了“记”“颂”等文章，一时间，杜氏祠堂落成成为了上海最重要的事情。
为了使祠堂落成典礼完美呈现，杜月笙还专门设置了落成典礼的主持结构，其中总理就有三人分别为：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协理共七人：张啸林、金廷荪、郭祖强、蔡琴荪、胡泳茉、俞叶封和季应生。下面再细分成很多机构。
1931年6月9日，正式举行落成典礼仪式。这天，天刚刚亮的时候，杜公馆附近的几条马路上就人山人海，参加杜祠录成典礼的上万名仪仗队员、宾客及看热闹的人，把杜公馆围得水泄不通。上午8时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鞭炮声，大队人马从杜公馆出发，浩浩荡荡地向高桥镇杜祠行进。队伍的最前面，是公共租界特地派出的马队——24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红头书三”，其后由几名壮汉合撑着一面两丈长的民国国旗；紧接着是48面写着“杜”的黄色大旗（表示杜月笙48岁寿辰）。旗队之后，是由法租界100名推着自行车的安南巡捕组成的护旗队伍，再后面是华捕和穿着童子军制服的“金荣小学”的学生，还有救火会、缉私队等队列。再后面就是警备司令部的军乐队和中央陆军军乐队。乐队之后，是整整一个连的士兵，高抬着蒋介石所赠的“孝恩不匮”的大匾，大匾的后面，是由公安局乐队护送、达官显宦和各界名流相赠的匾额以及各地慈善团体历年来送给杜月笙的十几把“万民伞”。万民伞过去后，是当地保护团护送着徐世昌、段棋瑞、曹馄、吴佩孚、张宗昌等送来的大匾。行列最后，是蒋介石馈赠的彩亭，作为整个仪仗队的压轴。仪仗队后面，便是送杜月笙祖宗牌位入祠的队伍，牌位放在“神轿”里，轿前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周围是40个身穿红绿彩衣，手捧花篮或香炉的少女。杜月笙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带着儿子跟在轿后。他身后是几百名古装武士，手里拿着从戏班借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后面还有数千宾客和他的门徒。全队将近有二华里，从杜公馆到金利源码头，足足走了3小时，一路上鼓乐齐鸣，鞭炮震天，所经过的马路全部断绝，并有专门警察看管，数十万市民夹道观看。
这支庞大的队伍从金利源码头分乘几十艘大小轮船直驶高桥，从高桥码头到杜祠新修了一条长达十里的公路，路旁遍插彩旗，一里一个牌楼，送杜氏祖宗牌位的队伍沿着这条公路行进到杜氏祠堂。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专门派来了一支摄影队，录下了这车水马龙、宾客聚集的盛况，后来在上海各影院公开放映。
杜氏家祠的前面，早已搭起一座五层楼高、张灯挂彩的大牌坊，四周是100多间高大的临时席棚，供开酒宴用。席棚外侧，用木头搭起一座大戏台，由南派伶人演出，供高桥四乡百姓观看；席棚内侧，另搭一座富丽堂皇的戏台，由京派名伶与南派名伶合演。两处戏同时开演。戏演到人晚，暮霭四合，大摆筵席。祠堂内酒席款待贵宾。祠堂外席棚，招待当地亲朋，邻村故旧。肥鱼大肉，全是浦东风味。这天，上海邮政局驻高桥支局还在这里设了一个临时站点，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庆祝杜祠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给典礼平添了不少隆重气氛。一位观看了典礼的日本领事赞叹说：“杜家祠堂祀典，如此壮观，真不亚于王侯之观。”
6月10日，又举行了杜氏祖宗牌位入祠公祭典礼，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执祭，国府中将参军杨虎代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致词。吴淞要塞鸣礼炮21响，参加典礼的有一万多人，其中有各地军政大员、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以及法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和驻军司令，公共租界警务长及法租界总监等。
举行公祭典礼那天，上海邮政局杜祠临时支局还发放了一万多枚纪念徽章，凭徽章可看戏吃饭。饭开三天流水席，每次摆1000桌宴席，酒池肉林，杯盘狼藉。杜月笙为这次典礼花去银元数百万，三天中仅鸦片就抽掉了8000多两。宴席连开三天，戏也连演三天，参加演出的有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马连良、言菊朋、荀慧生等等，全都是名角。这场轰动一时的杜祠落成典礼，被看热闹的市民称为上海空前的“大出丧”。
杜月笙如此大动静、大手笔地建造杜氏祠堂，反观黄家祠堂，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杜月笙是黄金荣的门生，师父怎么能被徒弟比下去呢？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孝心”，黄金荣下定决心，将黄家祠堂建成黄家花园，要盖过杜氏祠堂的风头。
黄金荣要建造黄家花园的消息传出后，他手下的门生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孝心”来孝敬老头子。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四处出钱也要出钱，少则四五十元，多则千元以上。如杜月笙捐5000元，金廷荪捐4500元，张啸林捐4000元。还有一大笔是上海工商界的礼金。最后竟募得将近360万元。
黄金荣本打算将张家花园全部囊括起来，但张家后代在民国时期仍有些势力，因此而作罢。1931年，建造黄家花园的工程动土，黄金荣亲自到现场去视察。为方便施工和人员的进出，黄金荣先命人建筑了一条从曹河泾镇通往坟地的道路，长约1公里，路名为金荣路。然后在附近购置土地，扩张黄家祠堂的面积，等黄家花园正式完工后，占地面积达到了60亩，比杜氏祠堂还要大上10亩。当年11月17日，建筑竣工。
黄家花园朝南正门有三间房子，门前是白石阶，阶前是用虎皮石砌成的平地。在气派的园门上是一块龙飞凤舞的匾额，上面写着“黄家花园”四个大字，据说这四个字是当时住在上海的著名书法家朱复戡所写。进入正门，迎面一排有三间房子，黄金荣后来把中间一座大厅取名为“四教厅”，这间大厅是仿照丛林的大雄宝殿建造的，宽敞高耸，平面达250平方米。大厅的门、窗、梁、柱、椽、隔扇等雕刻有24孝图和古代戏文等，是所谓“文、行、忠、信”的故事。内容虽有些老套，但刀法高超，图景精美。厅外四周环以两米多宽的走廊，整个建筑雄伟华丽，其结构造型为江南罕见。除整套的红木家具外，还陈列着福、禄、寿三星。厅内悬挂原在祠堂的黎元洪、徐世昌、曹馄等人匾额及蒋介石亲题的“四教厅”匾额。此外，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的“礼义忠信”，行政院长汪精卫题的“林泉养性”，胡汉民题的“尼山垂训”，监察院长于右任题送的“孝思维则”，部长宋子文题赠的“佳兴人同”，张学良题送的“德美明堂”，吴铁城题的“花鸟文华”，孙科题的“启迪有方”，吴佩孚题的“广厦欢颜”，陈铭枢题赠的“文行忠信”，顾祝同题的“大厦宏开”，张之江题的“千里诵义”，许世英题的“遗泽绵长”，结拜兄弟王柏龄送的“修己及人”，屈映光题的“百代未失”，孔祥熙题的“桃李盈门”等匾额。厅前陈列一堂樊石八仙，中间供奉福、禄、寿三星，两边安放12把红木大座。
从大厅出去，就是一所大院。院子里有流水、花丛，景色宜人。在花园的后厅，有三个门分别通向不同的地方，人们沿着这三条路走，可以看到会议厅、公事房、汽车库、迎宾处，大小中西餐厅。在护卫处的四周，还分别设有“明净斋”“消闲堂”“聚贤居”“武威厅”“世德居”“忠孝房”，黄金荣把此处当成了居家会客的佳处。园子东侧是条小河，河边有一个小山坡，在山坡上建造了一个关帝庙，庙后的土山上还设了观音堂，提名为紫竹阁，周围设松月阁、凌云阁等。至于黄氏家祠和黄金荣父母的坟地则在园子的西南角，占地600平方米，也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
黄家花园建成后，黄金荣也仿效杜月笙举办了落成典礼。在典礼管理上，张啸林担任大总管，调度一切事务，杜月笙担任总招待，负责招待前来参加的宾客。1931年11月18日，也就是举行落成典礼的这天，漕河泾一带热闹非凡。应邀前来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北平市长周大文、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保安处长杨虎、市公安局长文鸿恩，以及王柏龄、张之江、刘鸿生、杜月笙等，黄金荣还特意联络了飞机助兴，在漕河泾上空空投馒头点心等。当时前来参观的人们多达5000人。整个典礼过程与杜氏祠堂落成时的典礼相差无几，也是设宴招待前来的宾客，请各地的唱戏名角来增添热闹的气氛。
之后，每年立夏之后，黄金荣都会来黄家花园住上一段时间，这时，凡是来花园门口讨饭的，都能获得2角钱。此外，每年的冬天，黄金荣都要在花园周围给穷人送棉袄、棉裤和米粮，每年的中秋，花园向周围民众开放，免费观看滩簧戏和西洋镜，在漕河泾上还有龙舟表演，直到通宵，所有的观众都有点心吃，最后还有礼物赠送。每年的六月十九，黄金荣还准许善男信女入园到观音阁拜佛，并以免费素斋相招待。
这一系列的举动，使黄金荣赢得了漕河泾附近民众的好感，但这并不能阻止黄金荣走向下坡路。黄家花园的建成虽然也是上海的一大盛事，但与杜氏祠堂相比还是差了一截，黄金荣虽然不服气，但也知道上海三大亨之首的位置要换人坐了。
绑架专家被别人绑票
随着黄金荣门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再加上黄金荣年龄越来越大，对内部人员的控制力逐渐减退，导致黄金荣集团的内部出现了分裂的状况。黄金荣虽然知道下面的门生有起内讧的现象，但数以万计的门生，要一一解决他们的矛盾，黄金荣真的是力不从心，于是只要不是什么大事件，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在这种情况下，门生们越来越不把黄金荣放在眼里，最后竟然有人把发财的主意打到了老头子黄金荣的身上，这就出现了黄金荣被绑架的事情。
绑架黄金荣的是当时上海炙手可热的人物：陆连奎。陆连奎是黄金荣的得意门生，时任上海英租刑事科督察长。此人生财有道，在上海除了拥有一家百货公司外，还在繁华的南京路造了一个游泳池，另外他还是中央旅社、中南大旅社的经理。有钱有势的陆连奎在上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黄金荣向来照顾这个门生，那么他为什么要绑架黄金荣呢？这件事还需从头说起。
陆连奎和叶清和两个人原本是一丘之貉，后来因分赃不均，闹上法院，经过好几年的拖延，最终陆连奎大获全胜。叶清和是杜月笙的得力干将，官司打败后，便找到杜月笙，希望他可以给陆连奎一点颜色看看，当时就杜月笙的实力来讲，要对付陆连奎容易的很。陆连奎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杜月笙的对手，所以在赢了官司后，就立即找上黄金荣，拜托黄金荣庇护自己。黄金荣二话不说就应了下来，之后给杜月笙打电话说，徒弟之间的事，任他们怎么闹，我们做师父的千万不要插手。杜月笙看在黄金荣的面子上，没有动陆连奎。为此，陆连奎特地拿了两根几条去谢黄金荣，黄金荣也就接下了。
然而之后，陆连奎却在外面说，黄金荣没有帮上他任何忙，还敲诈了他两根金条。这话传到黄金荣耳中，当下就火冒三丈，要派人收拾陆连奎，但冷静下来后，觉得自己作为师父这样与徒弟计较，显得太没风度了，最多以后他再遇到麻烦事，自己不管就是了，于是，也就没有为难陆连奎。黄金荣没有找陆连奎的麻烦，但陆连奎却自己给自己找上了大麻烦。
这一天，陆连奎带自己的情人中央旅社幽会，刚走进电梯，就碰上了一件不顺心的事：一个拎着箱子的小伙子把陆连奎情人的小腿给撞破了。这下子，陆连奎生气了，仗着是在自己的旅社，而且自己还是个督察长的身份，立即要求检查小伙子的箱子，谁料想这个小伙子是个不吃硬的家伙，死活不让检查，说话口气还十分狂妄。这时，陆连奎更是怒火高涨，上去就甩了小伙子两个巴掌。这两个巴掌要是甩在别人脸上还好说，但甩在这个小伙子脸上，麻烦可就大了。这个小伙子可不是个好欺负的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明！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后，要陆连奎捐出10架飞机来赔罪。10架飞机，就是陆连奎把全部家产都卖掉也买不起，无奈之下，陆连奎想起黄金荣也蒋介石的交情颇深，所以带着四根金条就去黄公馆求救。有了上次的教训，黄金荣这次说什么也不肯帮陆连奎了。后来，陆连奎多处求援，最终捐了一架飞机才算解决了这件事情。由于黄金荣在这件事情中不肯帮忙，陆连奎心中便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心想总有一天要从黄金荣手中敲出一笔钱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陆连奎最终确定要以绑架的方式敲诈黄金荣。这天，陆连奎打探到黄金荣晚上要去共舞台戏院，便召集了几个心腹，打算在戏院里下手。到了晚上，黄金荣果然来到了共舞台戏院，但他不是独身一人来的，身边还带了好几个保镖。陆连奎对此早有准备，他先派出一批打手在戏院内制造纠纷，引开了黄金荣身边的保镖，然后切断电源，在黑暗中，先前坐在黄金荣附近的三个粗壮大汉一拥而上，用事先浸了迷药的毛巾捂住黄金荣的口鼻，然后强行把他带出戏院，塞进一辆汽车中，悄悄带走了。等戏院修好电源时，黄金荣早就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清醒后的黄金荣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由于只有一盏昏暗的灯，他看不太清楚四周的环境，心中更是恐惧。那帮人把自己绑来究竟是想要干什么？该不会是要自己的命吧？应该不会，如果是要命，他们先前就可以动手了。想到这里，黄金荣的心才稍稍安稳下来。这时，从上面下来一个人，那人径直走到黄金荣面前，说道：“黄老板，你应该能猜到这是怎么回事吧？我们对你的命不感兴趣，只对钱财感兴趣，只要你让人送来50根金条，我们也不为难你，立即把你送回去，怎么样？50根金条换你一条命，值得吧？”“值得，值得。”黄金荣一边应着，一边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借了一根笔就在背面写道：“我急用50根金条，立即把金条交给来人，不得有误。”那人接过名片，仔细看了看，并没有什么问题，并笑着说道：“黄老板，果然是做大事的人，真是爽快。你尽管放心，我们一拿到金条，就会把你放出去。那就暂时委屈你住在这里了。”说罢，那人便离开了。
那人刚走，黄金荣就坐在了地上，心里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自己一辈子绑架的人不少，现在却被别人绑架了。50根金条呀！这些人真够狠的。
再说绑匪派的人手来到黄公馆时，是李志清招待的。看到了黄金荣的名片后，李志清觉得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因为毕竟50根金条不是小数目，黄金荣怎么会派一个生面孔来家里取呢？一定是出什么事了。这50根金条给是一定要给的，但要怎么给，还要好好想一想。所以，李志清热情地把来人迎进客厅，又吩咐仆人好生招待，自己就到后堂去取金条去了。李志清在拿金条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给他一些黄家独有的东西，这样以后也好追查。
于是，李志清只拿了49根金条出来，对来人说道：“这可该怎么是好呀？家里就只有这49根金条了。”来人一听这话，心里自然是不信的，堂堂的黄公馆，怎么可能拿不出50根金条。便说：“太太，你就不要为难我了，黄老板有急用，50根一根也不能少呀！”李志清故作着急的样子，说道：“现在银楼也关门了，这该怎么办？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身上还有一些金首饰，给你凑足一根金条的分量，这样可好？”来人也不知道李志清心中打的什么主意，只是想反正金首饰也可以熔成金条，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答应了。李志清便用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凑足了一根金条的份量，然后连同49根金条一并交给了来人。那人拿走金条后，不久就把黄金荣送回府了。
黄金荣回到家后，越想越生气：这群人竟然在上海向自己下手，真是老虎头上扑苍蝇—自己找死。咽不下这口气的黄金荣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和租界的巡捕房，要他们务必抓紧时间侦破这件案子，找出那帮胆大包天的绑匪。紧接着，又召集了几个得意门生，让他们派出手下的徒弟们，打听这件绑架案，一有线索，就马上来报告。然后，就算是这样，几天过去了，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陆连奎早就把参加绑架案的弟兄们都打发到香港去避风头了，至于他则留在上海，因为他料想黄金荣是不会怀疑到他头上的。
正当黄金荣为如何找到绑匪烦恼时，李志清却劝黄金荣不必心急。黄金荣扯着大嗓门嚷道：“这群兔崽子，把发财的主意都打到我头上来了，让我怎么能不着急？我在上海的脸面都被丢光了！”李志清也不生气，细声细语地说道：“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彻查这件事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赎金的时候，留了一个心眼儿，只给了他们49根金条，另外就是一些咱们黄家打造的金首饰。你也知道咱家的金首饰做工都很精细，一般人都舍不得将其熔掉的。”黄金荣一拍大腿，说道：“干得好，我这就吩咐人监视各个银楼，你也留意着哪家的太太会佩戴我们家的首饰，这群瘪三，别让我抓到把柄，要不然一定让他们没有好日子过！呸。”李志清知道那群人真是惹到黄金荣了，这下子，上海又要多几桩命案了。
本以为很快就会抓到狐狸尾巴，但结果还是让黄金荣失望了，连续几天，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李志清有些失算了。陆连奎在拿到那些首饰后，处理的十分小心，立即将它们熔成了一根金条，但在熔成的过程中，陆连奎却留下了一个金耳勺。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个金耳勺了，几次将它送到熔炉边，却又收回来了，从此，这个金耳勺就成了陆连奎的贴身物品，从不离身。这也就说，黄金荣要查出这件绑架案就只能从这个金耳勺找出线索了。陆连奎千算万算，谨慎又谨慎，最后还是栽在了这个小小的金耳勺上。
这天，陆连奎和他的三姨太在一起喝酒，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就留在了三姨太的房里。这个三姨太是个贪财之人，每次陆连奎来过夜，她都会从他口袋搜出一些钱财来。趁着陆连奎睡熟的时候，三姨太在他的身上东摸西摸，后来在贴身小袋里，发现了这只金耳勺。她知道，陆连奎的样样东西都来路不明，不拿白不拿，再说他向来粗心，就算后来发现丢了东西，也不知道是谁拿的，所以就把金耳勺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陆连奎一连三天都没发觉那金耳勺丢失。三姨太便放下心来，派自己的贴身女佣到银楼，去将金耳勺换成现钞。黄金荣早已通知上海滩各家银楼，一有饰物典当，立即到黄府报告。所以，金耳勺到了银楼，就等于自己报了案。黄金荣没费多少工夫，便查出是陆连奎绑架了自己。黄金荣不由得火冒三丈，陆连奎这混蛋胆子可真不小，“黑吃黑”竟然吃到你老头子我黄金荣的头上了。那张麻脸往下一拉，马上就吩咐手下布置了一个暗杀计划。
有一天，陆连奎正在中央饭馆里和一个女招待调情，忽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三姨太在外面“偷人”，被抓个正着，要他赶快去。那陆连奎哪里戴过这样的绿帽子，一听火气就窜到了头顶，气冲冲地冲出房间，走到大厅里，刚巧三姨太的弟弟在大厅里与一个妓女闲聊，见陆连奎满脸怒容地从楼梯上下来，连忙上前问道：“这是谁惹你了？怎么气成这样？”那陆连奎也不答话，只说声：“走，让你也长长见识，看你姐姐怎样丢人现眼的！”三姨太的弟弟也不知什么情况，只是猜测可能是自己的姐姐惹出什么事情了，于是莫名其妙地跟着陆连奎走出大厅。就在两人刚走出大厅大门之际，突然从暗处射过来一串子弹，枪声一响，陆连奎和其内弟立即就倒在了血泊中。
其实，那一串的子弹并没有打到陆连奎的要害，只是被子弹擦破了皮，之所以躺在地上装死，是因为陆连奎暗算的人如果知道他还活着，一定会来补上几枪。那个暗杀的人见陆连奎倒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就离开去黄公馆领赏去了。陆连奎是没死，但那内弟却死的很惨，一连串的子弹几乎都射进了他的体内。陆连奎逃出一条命后，知道东窗事发，连忙卷起金银，到乡下避风去了。最可笑的是陆连奎的三姨太，弟弟被打死，丈夫失踪，她急忙找到陆连奎的老头子黄金荣，要他帮忙，查清这起事件的幕后人是谁。谁知道黄金荣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放到桌面上，冷冰冰地说：“你认识这件东西吗？”那三姨太一看到是金耳勺，顿时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陆连奎犯在自己的老头子手上了。那陆连奎虽然此次逃脱了性命，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暗杀的下场。“八一三”上海沦陷后，陆连奎投靠了日伪，在黄金荣等人的帮助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虽然黄金荣报了绑架的仇怨，但他曾被绑架的事实却不能泯灭。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轻易的被手下绑架，并且被敲诈出一笔钱财，这不但说明黄门内部的混乱，更说明了黄金荣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拒不出山，流氓总比汉奸好
1931年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九一八”事变后，黄金荣及他的一些门生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予以坚决支持。1932年4月19日，黄金荣带头，与徐李龙、杜月笙、王一亭、王晓籁等联合致电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支持其抗战行动。5月2日，马占山回电黄金荣等表示：“占山今已决心誓雪此耻，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幸赖诸先生与诸同志，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将来长期抵抗，终必成功。”
紧接着“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上海。上海各阶层民众纷纷起来发动抗日救亡活动，黄金荣在这次抗日热潮中也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例如募集救国捐，全国各界积极响应，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时国民政府自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的8个月中不给十九路军发军饷，而上海民众的捐献超过了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革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此同仇敌汽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除了在社会上积极募集资金外，黄金荣个人也捐献了不少金钱。上海市各界为反对日本侵华，组织“反日会”，黄金荣也是其中的活动分子。黄金荣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抗日的战争中去，但对于黄金荣这个在法租界当差多年的守财奴来讲，能够捐献出大量金钱支持抗日斗争实属不易，他这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行为也表明了他在政治上还是有些觉悟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荣还将自己的产业贡献出来，参与了难民收容所的建设。“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战略不当和军队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而日军则大举增兵上海，扫荡周边地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入上海租界，当年法租界的人口一下子从45万增加到125万人，租界内到处都是衣不遮体的难民。面对这种情况，租界当局下令将各种学校作为收容场地。当时建在康梯路的金荣学校，在黄金荣的示意下，设立了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第七收容收，收容难民约200人。
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两枚炸弹落在爱多亚路、虞洽卿路路口，这里正好是荣记大世界的正门口，当时便尸横遍地，血肉横飞。黄金荣立即命人打开了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让难民们人内躲避炮弹，将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改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短短几日，就有数千名难民涌入了大世界，大世界内人满为患，但四处的难民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后来，黄金荣索性把共舞台、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和金荣小学等也空出来接纳了难民，做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东面的四明公所也做了临时收容所。难民入住后，黄金荣每日支出不少钱物用于购买食物、设立诊所等。他还在南市老西门、城煌庙等处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这些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黄金荣争得了美誉。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及周围地区后，租界成为了孤岛，上海各处的难民收容所增加到126个，收容人数达10万人。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坏事；一方面又怕难民在大世界里死去，从而破坏了风水，断了财路。于是，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大世界内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花费了不少钱财，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转眼间就到了1938年底。此时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上海当局开始了遣送难民的活动，为了遣送难民，黄金荣又与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联合发起一场通过让戏班捐款来募集资金的活动，决定“架一座大舞台，表演三天，所有戏馆场面班底，一概义务助贩，各发起人认销戏券，每人约两千元”，预定筹满金额为六万元。后来从上海近郊和江浙地区来的难民多被陆续遣送回去。但是直到1939年初，大世界里仍有一千多个难民住在大世界内，其中有不少人不仅已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还找到了求生的路，他们往往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则回到大世界来免费宿夜。大世界俨然成为他们的免费旅社。
在这时，黄金荣的门生纷纷劝黄金荣将难民赶出去，让大世界重新开张。当时岛内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放荡奢靡，不惜一掷千金。在这种诱惑下，黄金荣听从了门生的劝告，遣散了大世界内的难民，停业了一年多的大世界，重新开张了。
虽然黄金荣之后又将难民遣散了，但他之前将自己产业捐出来做难民收容所的行为，确实是为抗战做了一件好事，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这表明他还是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的，之后他拒绝当汉奸，应该也是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上海半年后，日本政府授意驻华海军武官少将佐藤在上海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即“上海大道市政府”。佐藤知道要让政府正式起效用，还必须找到一个在上海有势力的人来担任市长一职。想来想去，只有黄金荣最适合，他在上海的名声很大，而且手下有大批的门生。打定主意后，佐藤就亲自登门拜访黄金荣，邀请他出任市长之职。
这天，佐藤带着翻译来到黄家花园，拜访黄金荣。黄金荣令人好生招待佐藤，但自己却迟迟不肯露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黄金荣才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扶着下楼，来到了四教厅，点头拱手，向佐藤致意。
等黄金荣在靠背椅上坐定以后，佐藤打个手势，让等在门外的翻译进来，把话译给黄金荣。那翻译凑在黄金荣的耳边说：“佐藤将军代表日本帝国驻沪海军司令部，看望您老先生来啦！”黄金荣听后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带痰的话：“谢谢将军啦！”佐藤又问道：“老先生有多少门生？”黄金荣听了不由得一愣，暗自思量，怎么佐藤会问起门生人数来了？他不敢说出实数，就慑懦而答：“约近千人吧。”佐藤额首微笑，双目不断注视壁上悬挂的字画，继而又问道：“日本国皇军来到你们中国后，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黄金荣答道：“贵国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在观念上可能有些不同。日子久了，自会消除敌对情绪。”佐藤听了点头称是。继而又说道：“本人来府造访是来请老先生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当黄金荣听说要他担任上海大道市市长，连忙推辞道：“佐藤将军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金荣，心里非常开心。本应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体衰，你看，我连走个路都得要人扶着，这样哪能当好市长！再说，我也不识字呀！”佐藤误会了黄金荣的意思，接着说：“老先生请放心，只要你肯出面担任此职来稳定上海民心，一切步骤和计划，您都不需要操心，我们皇军会给您安排就绪的。”
黄金荣知道一时半时是拒绝不了佐藤的，便想采取拖的方式，“这件事事关重大，容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佐藤一听有门，高兴地抓起帽子，告辞走了。当晚，黄金荣的难兄难弟和一些门徒们得知这个消息，急忙奔赴黄家花园，在大烟室里，他们极力劝麻皮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卵翼之下，青云直上。
但黄金荣却不为所动，在他的观念里给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做事的人是汉奸，当汉奸的，都没有好下场，而且祖祖辈辈也是要被人唾骂的。自己现在虽然是个流氓头子，但总比当民族败类要好的多，再者说了，自己与蒋介石还有师徒的关系，更是不能接受这份职务了。
一直得不到黄金荣回复的佐藤，再次登门拜访，但黄金荣仍以年老多病拒绝。佐藤见黄金荣不识抬举，就命人把他“请”到日本司令部做客，虽然日本司令部的大量的军人，把黄金荣吓了一大跳，但他还是拒绝出任市长一职。佐藤尽管非常不悦，但在上海也不敢把黄金荣怎么样，只要悻悻然地派车把他送回去了。
又过了两个月后，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拜访，又请他“出山”，黄金荣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铁珊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铁珊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可以说，这段时间，黄金荣摆脱了日本人的种种利诱，拒绝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再说，日本人这边见自己请不动黄金荣，便想着让与他有些交情的人来请他出山，刚好这时，从重庆逃出来的汪精卫来到了上海，此时的汪精卫已经成了汉奸首脑，在接到日本司令部的命令后，汪精卫立即就前往黄公馆去拜见黄金荣。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黄金荣也不能避而不见，毕竟两个人的交情一直不错。在黄家的客厅，黄金荣一副病恹恹的样子靠在太师椅上，汪精卫假惺惺地寒暄了几句后，就转到了正题上。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并代觅会场，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会议希望在大世界召开。黄金荣心想，这个会议是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会议，自己如果同意的话，就等于与日本人的事情有了关联，所以就满脸便堆笑地说道：“大世界的厅堂太小，而且还不集中。既不够派头又不甚安全。还是在大光明影戏院召开最好。”汪当然听得懂黄金荣的意思，说白了，他就是不想与日本人有牵扯，但自己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表示同意。黄金荣立即令门徒程子良与袁履登一起负责布置会场，然后让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大谈“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要求上海各界能加人“和平救国”运动。但是，对于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反响极为冷淡。
对于这种结果，汪精卫很不满意，考量再三后，还是决定从黄金荣下手，让他帮忙拉拢上海各界人物。于是，特地在乐山花园酒家设宴，邀请黄金荣参加，希望可以说服黄金荣为日本人做事。黄金荣接到汪精卫的请柬后，十分为难。他知道乐山花园酒家不仅是日本人开的，而且那还是日本军部秘密联络点，汪精卫特意在那个地方设宴，肯定是要打自己的主意，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但如果不去的话，又会得罪日本人，现在的上海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要想在这里立足，还是不能正面拒绝日本人。拿不定主意的黄金荣在与自己的两个心腹商量过后，决定还是以病态出现在宴席上，这样一来，他们有什么要求，自己也好有个拒绝的理由。
举办酒宴的这天，黄金荣依约到来，看到之前多次邀请自己出山的佐藤也在厅门口，心下就明白了几分。黄金荣由程锡文和龚天健一左一右扶下车，一面向主人点头、拱手，一面扶着程、龚两人肩头，装作步履艰难地走上台阶。汪精卫笑容可掬地弯腰伸手，将黄金荣让进八仙厅里，坐了上位。不一会儿，汪精卫站起身来，以主人的身份祝酒：“黄老先生，各位好友，今天大家赏光，兆铭万分荣幸。黄老先生德高望重，弟子3000，为上海第一名人，兆铭今日特备浊酒数杯，聊表仰慕之意！请各位为黄老先生健康干杯！”在座的都应声站起，各自举起面前的红杯或白杯。黄金荣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哆哆嗦嗦地端起杯子，一边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将泼了一半的酒喝了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坐在旁边的佐藤举起斟满花雕的细瓷杯，起来向黄金荣点头，又向黄金荣身边的龚天健笑了笑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市面。来，为这个，我们干一杯！”龚天健忙着答谢：“谢谢将军的好意，只是黄老板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黄金荣左手按着桌边，“吃力”地站起来，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他边说边摇晃着身子，有点站不住似的，一摆手，袖管将面前的高脚杯拖倒了，酒水顺着长袍流下来，程锡文连忙上前扶住他，以回家换衣服为借口，离席上车回家。而龚天健则留下向众人道歉，说了一大串“失礼了，对不起”之后，他也离去了。只留下汪精卫和佐藤面面相觑。
时隔不久，汪精卫又叫周佛海登门去请黄金荣出山，黄金荣躺在藤椅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头也不行。”这时管家程锡文也在旁边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黄金荣有气无力地应道：“好，好。”将周佛海晾在了一边，周佛海见状，一时无话可说。龚天健连忙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周佛海只能回应：“好说好说。”便打道回府了。
周佛海走后，佐藤又来拜访。这一次，佐藤不再提让黄金荣出山的事情，转而请他推荐几个人来为日本人效力。于是，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至此，日本人才放弃了请黄金荣出山的念头。黄金荣也算保全了自己的“名声”，至少没有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80寿诞惊动委员长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80大寿，这一天轰动了整个上海，虽然黄金荣因为国民党在国共斗争中不断败退的缘故，交代手下的人要办的简单点，但这一事件还是成为了当时上海乃至中国黑社会势力的一次大检阅，大聚会。事先荣社便在《申报》等报刊上登载启事，宣称：“国历12月12日既农历十一月朔日为黄理事长金荣老先生八秩寿辰。先生任侠好义，功在社会，亮节高风，望重当时，同人等共沐熏陶，时承謦欬，届兹华庭应晋桃李，而先生夙抱悲悯之怀，谢绝台莱之颂，坚以民生凋敝，国步艰难，力戒铺张，冀符节约，爰订于是日假座玉佛寺聊备粗筵借尽一日之欢，顶礼寿佛来表祝福之愿。凡与先生交好欢迎参加，增辉盛会。”
黄金荣80大寿消息传出后，各界领袖纷纷写联送匾，大加颂扬。首先是上海报纸刊登了《黄锦墉先生八秩寿序》，颂扬在上海历史上自“学博闻智，出秦扶楚”的春申君之后又有黄金荣的诞生，称黄金荣“承烈耳子任，能振而大之”；然后说黄金荣“少而高率，气宇朗朗异常儿”，“弃制艺不为学，潜究警政之学”，进而“益通识，富鉴裁”；接着历数黄金荣的种种“德行”，甚至称黄金荣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也”；最后领衔署名为于右任、王攒绪、王悬功、白崇禧、何应钦、何成浚、何思源、吴铁城、李品仙、谷正纲、张群、张发奎、许崇智、汤恩伯、陈果夫、孙连仲、蒋鼎文、莫文华、刘文辉、卫立煌、龙云、顾祝同、钱大钧、熊式辉等中国军政地方要人。送的贺匾有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海屋添寿”、水祥云的“寿同山岳”、刘绍基的“仁者必寿”、方治的“是仁者寿”、李济深的“天锡纯暇”、刘鸿生的“江夏之杰，人中之龙”等。号称三太史的张元济、高振霄和钱崇威各有贺词，其中张元济的祝词是：“天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草，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赛不崩，如松柏之茂，无尔或承。”此外，金荣小学的学生还特地排演恭祝校主80的诞寿歌。
按照一般惯例，黄金荣的80大寿还是要由门生们凑份子钱举办，多者上千元，少者也有数百元。这次80大寿与以前不同的是，往年都在桃花宫或者鸿运楼包场举办，大酒大肉地摆上几十桌，但这次却选择在寺庙摆素食宴席，之所以在80大寿这样的大日子，这样“简朴”地过生日，是因为黄金荣交代过“不能惹阿伟（蒋介石）不高兴，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虽然黄金荣说是在寺庙内简单地办几桌素食宴席就行，但下面的门生们却不敢真的简单了事。
黄金荣的寿宴经程锡文、杭石君和龚天健等商议后决定，请杜月笙和杨虎主持庆典，黄振世为总务，程锡文和鲁锦臣负责接待宾客。既然黄金荣吩咐下来要在寺庙里办寿宴，他们也就顺了他的意，选择在玉佛寺举办。
这个玉佛寺说起来可不简单，光是寺内的两尊白玉佛像就价值连城。据说那两尊佛像是清朝光绪八年，普陀山的一位高僧法号慧根在去引渡朝礼佛迹的路上，于缅甸境内采购到美玉数块，请人造了五尊佛像，之后，将三尊小佛像运到了普陀山，剩下的两尊大佛像则留在了上海。一年后，慧根募到钱款在江湾车站的旁边造了一座四进72间的寺院，命名为玉佛寺。后来，玉佛寺被移至公园内，并且多次扩大寺院规模，重新修建。黄金荣办寿宴时的玉佛寺是1928年重建后的寺院。这时的这座寺院，寺内主体建筑分三大进。前进的“天王殿”，供弥勒佛、韦陀菩萨和四大天王；中进的“大雄宝殿”，供三尊大佛及二十诸天、海岛观音像，大殿内雕梁画栋，匾额顶挂，显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又肃穆庄严；后进的“玉佛楼”，供奉着慧根从缅甸请来的玉佛坐佛一尊。玉佛两旁是大藏经阁，又名为“藏经楼”。此外，寺内还有“卧佛堂”“弥勒堂”“观音堂”“功德室”“法物流退部”“素斋部”等。在“古代造像陈列室”里，收藏这北魏、唐朝、宋朝的石刻佛和菩萨像。
与佛内的玉雕、木刻、铜铸、石刻等佛像，都融入了印度、缅甸等佛教艺术的精华，继承了隋朝以来我国佛教艺术的传统。寺内殿宇也采取了镇江金山寺规模，仿照宋代殿堂建筑，十分壮观。一向被一层庄严色彩笼罩的玉佛寺在黄金荣生日的这一天，完全融入了俗人的世界。
这天一大早，玉佛寺就被热闹的奏乐声给吵醒了。寺内的和尚都披着崭新的袈裟，手持法器，在佛像前为黄金荣念长生经。8点钟刚刚敲过，和尚们就都被请到寺后的僧案星吃斋面，谁也不许往前边走动了。大约8点半时，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代表父亲前来拜寿。9时许，上海市长吴国祯带着市政府的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及各局局长前来祝寿。他们分别向黄金荣磕头行礼之后，便由杜月笙、杨虎两人招待入席，吃素餐。之后，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来拜寿，行过礼后，也被杜月笙招待到素餐席上。
虽然说是简朴的素席，但是菜肴的讲究丝毫不亚于荤餐大宴。菜共有十四道，按次序上的是：一品香、二度梅、三鲜桔、四季青、五灯会、六子连、七层楼、八面塔、九如意、十样景、百宝箱、千只鹤、万朵红和东海佛水。这场一场素席下来，所需的花费高的令人咂舌。
等宾客们相继离席后，玉佛寺的寿宴才算结束，那时，天色已晚，黄金荣及操办宴席的一些门生就留在玉佛寺过夜了。晚上约11点时，李济深也来了，程锡文请他简单地吃了些寿面，就请他到内室去给黄金荣拜寿。黄金荣这时早就被白天那些杂事给闹得毫无精神了，看到李济深来了，就勉强从梦中醒来，半睡半醒地听着李济深说广西话。表面上看，黄金荣瞪着眼睛在听，实际上他根本就听不懂广西话，有听没有懂，后来还是杨虎附在黄金荣的耳边把李济深的话翻译给他听。原来李济深这次不仅是来拜寿的，也是前来告别的，他要前往香港了。其时，蒋介石解散民盟，镇压民主力量，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愿，李济深对此十分不满，而且李济深还跟黄金荣说，现在蒋介石把杨虎当成了眼中钉。这会，黄金荣才完全清醒过来：阿伟怎么能这么不讲道义呢？杨虎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他不看僧面也该看佛面，不要为难杨虎才是，他这样不就是不把自己这个师父放在眼里吗？心中顿时就对蒋介石有了意见。之后，黄金荣又邀请李济深合了一张影，才让杨虎把李济深送出去。
黄金荣做寿的第三天，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下午，黄金荣在钧培里接到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蒋介石第二天到上海来，准备到黄家花园来拜寿。黄金荣一听，心理高兴，一时间也忘记了要假意推辞一下，直接就答声“好”，就挂了电话，慌忙去吩咐儿媳妇李志清带领几十个仆佣，将黄家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蒋介石亲笔题赠的“文行忠信”横匾高悬在“四教厅”正中，他还特地在上海著名的宁帮菜馆涌江状元楼定了两桌酒菜，准备好好款待一下自己的得意门生。
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黄金荣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蒋介石是当今“皇上”，亲自来给自己拜寿，自然是皇恩浩荡，荣宗耀祖，威风八面，谁可抵及。上海滩上，看来我黄金荣还虎威未倒，杜月笙想要超过自己，也不太容易。
第二天一大早，地处上海西南郊漕河泾的黄家花园附近戒备森严，岗哨密布。黄金荣通过其徒弟调动槽河径地方自卫团500余人，荷枪实弹在漕河泾的前前后后沿路站岗；花园内则有数十名黄的心腹徒弟充当警卫。下午1点，黄金荣便穿戴了起来，在袍子外特地罩了件前后有八个“寿”字的黑缎马褂。他率领杨虎、杭石君、鲁锦臣、程锡文和龚天健在花园门口恭候着。直到下午5点多钟，三辆黑色轿车才开到黄家花园门口停下，前后两辆车跳下六个保镖大汉，后面跟着一辆卡车，装着的全都是蒋的卫队。一个保镖忙打开第二辆轿车车门，黄金荣领着一帮人一起过去，弯腰拱手作揖。车里钻出蒋介石来。蒋介石身穿蓝袍黑褂，头戴深灰色的铜盆帽，一下汽车便向黄金荣等人拱手还礼，笑容可掬。
黄金荣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一见蒋介石的这身打扮，又是一脸和气，便知道，蒋介石此来是真心拜寿的。黄金荣等一干人，拥着蒋介石来到四教厅。一进大厅，蒋介石就对黄金荣说：“初一那天，没到玉佛寺拜寿，因为那里人多不便，又因公事繁忙，请原谅。”说完，便亲手去搬一张红木椅子，他的卫队长见了赶紧接住。蒋介石吩咐卫队长把那张椅子放在八仙桌前。然后再轻身走到黄金荣身边，扶他到这把椅子上坐下。
黄金荣推辞不过，只好坐下，蒋介石又亲手从另一张椅子上取下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欲行大礼。黄金荣慌忙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还是行个鞠躬礼吧！”但话音未落，蒋介石已经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黄金荣急忙站起来拉起蒋介石。宾主坐定，蒋介石拱手说：“今天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祝多福多寿。”“总统日理万机，为我们日夜操劳，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我真正感激不尽。我已特备两桌酒宴，吃过酒宴后再走吧！”黄金荣一边说着话，一边挤压着自己的眼眶，好像不这么做的话，眼泪就流出来了一样。“不了，下次有时间的话，再说吧！我要告辞了，你多保重！”蒋介石一拱手，就向门口走去。黄金荣急忙率手下人跟着送出去。
黄金荣一路把蒋介石送到车上，才又回到四教厅。看到事先准备的酒宴连动也没动，就交代跟在自己身后的手下说道：“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吧！“说完自己率先就坐下了。各个心腹见黄金荣表情凝重，也不敢大声说话，安静地坐了下来，默默地吃着为蒋介石准备的酒菜。过了好大一会儿，黄金荣才开口说道：“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敬，真是一生荣幸呀！”“蒋总统认识您，也是一种荣幸呀！”一个亲信回道。黄金荣想了想：也是，想当年，还是我帮他解决了欠款的事情，又送他钱助他投靠孙中山的。这么一想，黄金荣又觉得蒋介石来给自己拜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因为自己值得他这么做。
黄金荣的80大寿着实让他风光了一阵，但实力衰退的事实还是不能改变，这次的气派成为了黄金荣今生最后的辉煌。
全力协办最大绑架案只为自辩清白
民国时候的上海经常发生绑架案，而黄金荣又是公认的绑架专家。虽然在很多绑架案中，最后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荣，但上海各界人士都心照不宣，知道是黄金荣在背后做的手脚。即使在绑架中查到了黄金荣，人们也不敢动他，因为毕竟他手下的门生数以千计，不是一个小角色。当时的社会就是欺软怕硬，在众多的绑架案中，只要抓到一些执行绑架的小角色，就可结案。
但随着黄金荣势力的衰退，发生重大绑架案时，人们也敢将怀疑的目光大胆地放在黄金荣身上了。这一点在申新企业管理处总经理荣德生被绑的案件中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46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堪称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我国近代最大的民族实业家—荣德生。荣德生，1875年8月4日生于无锡惠泉山麓，平生酷爱古董和书法，主张“实业救国”。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有棉纺18家，面粉厂16家，拥有纱锭60万枚，日产面粉八万多包，堪称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1946年，仅申新二厂、五厂这两家棉纺厂分的红利，就高达五万余两黄金，这一年荣氏套进的外汇有400万美元。
大量的财富引起了有心人的嫉妒，于是，一场绑架荣德生的阴谋就在上海展开了。4月25日上午8时许，天空下着一阵阵米粉细雨，申新纱厂总经理荣德生吃完早饭，从高思路210弄20号寓所出发，乘21162号黑色轿车去公司办公。车刚到麦尼尼路口，从路边突然跳出三个人拦住了汽车，其中两个人身穿中山装，另外一个穿着军服，穿着中山装的两个人拿出手枪，出示汤恩伯的“红色硬卡”，勒令司机停车，随即将车上身穿玄色绸长衫的荣德生拖了出来。一个人问道：“你是荣德生吗？”荣德生不知是绑匪，于是老实地点了点头。那人向荣德生出示了一张第一绥靖区的逮捕证说：“奉毛森处长的命令，请你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去一趟。”荣德生还没来得及细问，就被匪徒们拉着上了一辆无牌照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的黑色轿车，开足马力，向上海西飞驰而去。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上海《新闻报》《大众报》《文江报》《申报》等各大报，同一天发表了这一消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手忙脚乱，蒋介石大发雷霆，认为此案如果不能迅速侦破，党国要人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进一步威胁。荣案震动着整个上海企业界的心脏，案发后当天下午3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朱灵白处长报告荣德生之被绑架，市政府已限令于一周内破案。
荣德生先生是我国财界的一大巨头，用财富堆积起来的政治威望，使他官居江苏省参议员宝座，老先生共有六子、九女，其中长子已故，第六子尚在美国学海军，九女荣墨珍是他的掌上明珠，此时此刻，不在上海。绑架案发生后，荣德生的汽车夫匆匆回报二公子荣尔仁。荣尔仁深知父亲在上海平日与世无争，并无结怨。是谁绑架他老人家的呢？“肯定是出于流氓团伙敲诈勒索。”荣尔仁马上想到这个问题。
荣尔仁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流氓团伙做的呢？原来旧上海的绑架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发生的绑架案来看，很大一部分是由流氓集团完成的，他们虽然不是专门从事绑架这一行业，但看到绑架的丰厚财源，因此也不断地制造绑架案。另外随着绑架案的不断增加，上海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应家属和绑匪的要求，沟通双方关系的中介人。这类中介人往往是流氓头子和社会关系极其广泛的人物。如黄金荣在数十年曾为无数次绑架案中进行调停，而且有时，黄金荣还会指使自己的手下去绑架，然后再由自己出面去调停。黄金荣曾默认和指使他的徒弟唐嘉鹏绑架温宗尧和尹启忱之子。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了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由黄金荣出面在家属和绑匪间调解，付了二万元银票将其子赎回，贝家为此送了黄金荣一辆小汽车。像这类形形色色的绑票案，虽起因不一，但手段和结局却是相同的。
因此，这就难怪荣尔仁会怀疑是流氓团伙做的这件绑架案了。但是究竟是哪一股的流氓敢如此胆大妄为，绑架荣德生呢？申新纱厂的智囊人物薛明剑先生说：“不管是哪方流氓绑架，都不要惊动，为了拯救荣老先生的命，只要舍得花钱，不必让官方插手。”于是，他们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有必要到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拜访。不管是不是他们所为，他们的消息总是灵通些；另外，留专人在家接电话。
从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对侦破案件有帮助的线索。在这时，等在家里电话旁的人却接到了绑匪的电话。绑匪在电话称，荣德生是他们绑架的，必须支付100万美元才能赎回。接着，绑匪又给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打了要挟电话，说如果两天内不筹集好资金，那么荣德生将会性命不保。到了案发的第三天，绑匪又给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送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愿意把赎金降至50万美元，荣家同意了这个金额。之后，绑匪又多次打电话确定碰面地点，但每次荣家人赶到约定地点时，都没有见到绑匪，显然是这些绑匪在试探虚实。
在这过程中，荣家人并没有寻求警察局的帮助，但上海警察局为了破获这件惊动上海的绑架案，已经派出了大批便衣警察密布在荣宅的周围，而且还暗中在荣家的电话上装上了窃听装置，因此，在绑匪和荣家敲定碰面地点后，在约定时间，许多警察也出现在约定地点，这让绑匪们很生气，而荣家人更加担心，怕绑匪一怒之下伤害到荣德生。上海警察局没有帮上任何忙，反而遭到了荣家人的白眼。
荣家积极营救荣德生的同时，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某处处长毛森也在积极寻找线索，并就这件绑架案，抓住了一个直接参与到绑架案中的嫌疑人—黄绍寅。黄绍寅曾经在浙西行动队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当过行动员，曾经是黄金荣的徒弟，但师徒之间没有联系。经过审讯，很快得知，出示“红色硬卡”、穿着军人服装的就是他。但他也不知荣德生具体被绑架到哪个地方了，只知道是被带到上海西部了。
根据这点线索，毛森立即作了周密布置，一方面立即派人一路向西去寻找荣老先生的下落，在上海各码头车站如果见到类似嫌疑人的人立即拘捕，另一方面则是派些便衣警探到钧培里黄公馆和黄家花园侦查。
黄金荣知道自己的住宅被监视时，恼羞成怒，立即打电话给毛森，嚷道：“如果你把我黄金荣当成嫌疑人，你就是瞎了眼，再说，蒋介石为此事已大发雷霆，我能为钱而得罪自己的门生吗？”听到这样的话，毛森很不以为然。他想：上海这些流氓白相人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表面上说得再好听，什么用都不顶。但他也不敢欺人太甚，只把便衣人员分散，继续监视钧培里和黄家花园的情况。
黄金荣见毛森的便衣虽然撤走了，但并未完全放松监视。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太坏，就算事情不是自己做的，别人也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命令自己的所有门徒打听绑架荣德生绑匪的消息。不久，有门徒密报，已经得到一些线索，主犯是骆文庆和袁仲抒等人。
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敢动荣德生呢？骆文庆是一个绑架集团的头目，日伪时期，他化名张明德，居浦东北蔡一带，纠集一批同党，是绑架集团中的嵘县帮，每次行动均周密策划，手辣心狠，绑票8年，从未被警察局抓获，积累了大量钱财。袁仲抒是另一个绑架团伙的首领，又名仲书、忠林，浙江诸暨人，二三十年代集结绑票团伙，四出作恶，被人称为嵘县帮中的“真魔王”。这两个人都要要财不要命的狠角色，多次在上海策划绑架案，但由于后台过硬，从未落网。
黄金荣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打电话给毛森告诉他，自己已经查到是谁绑架了荣德生了，另一方面又派出手下去打听骆文庆和袁仲抒的下落。毛森在接到黄金荣电话的同时，也知道绑匪的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抓到了其中的一个主犯洛文庆。他也是这样交代的。毛森到这时才相信黄金荣是清白的，方才将守在钧培里和黄家花园附近的便衣警察全部撤回总部。
黄金荣虽然已经证明了自己没有参与这件绑架案，但为了更让人们相信他与这件绑架案毫无关联，决定亲自派人把主犯袁仲抒抓捕归案。从门生那听说袁仲抒携妻已到杭州，他立即派了一个得意门生到杭州去找双枪黄八妹。黄八妹原来是太湖游击队队长，后来成为了浙江省吴兴县参议员，与黄金荣有些交情。黄八妹接到黄金荣的信函和金条后，立即答应帮忙寻找。
再说匪首袁仲抒绑架荣德生得手之后，命刘瑞标驱车飞出沪西，把荣德生带到太湖一条雕龙刻凤的游船上。荣老先生被迷药迷昏了，一直昏昏沉沉，直到第二天才清醒过来。荣德生刚清醒，袁仲抒就跟讲出了自己的目的：“荣老先生，你也知道，我们只是一些要钱不要命的绑匪，只要你的家人交出足够的赎金，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保证把你安全送回去，但如果你要耍花招，那么可不能怪我们心狠了。”荣德生对袁仲抒说：“你这位兄弟，我还不认识。抗战前，我原有300万只锭子，经过8年抗战，已经损失过半。你们这次要我出钱，讲一个数，我们商量着办吧！”袁仲抒一听，觉得这老头是个明理人，知道命比钱重要，很是高兴，痛快地说：“我们穷哥们也是被逼着干这件事的，如果老先生拿出50万美钞或金条，我们会把你安全送回家的。”荣德生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象牙私章，交给袁仲抒，说：“50万美金，就这样定了。你拿着这块图章，作为见证，找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接洽便可。”吴昆生接到袁仲抒电话后，立即向荣尔仁密报，荣尔仁当场就表示50万美金可以接受，但要绝对避免官方插手，拜托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为联络人。
詹荣培与匪方碰面后，来到神州旅社316房，见到匪方代理人、华大企业公司吴志刚。经过数次秘密协商，于5月27日上午9时在劳工医院8号病房交款。吴志刚收到款后，立即向袁仲抒报告。袁仲抒将荣德生请上吴志刚的汽车，送到韦飞路口，由骆文庆代雇三轮车，陪送荣德生到麦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中，时间是1946年5月27日深夜23时左右。
5月30日，《新闻报》以头号大字标题发布消息：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家属既不安排接见，亦不愿发表任何谈话。
5月31日，上海《立报》发表《恭贺出绑》的文章，称：“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了，这是值得恭喜的一事，向什么人恭喜？当然先向荣德生先生恭喜，恭喜他老人家脱险突出，安然归来，可以快快活活地度过抗战胜利后的端午佳节。其次，要恭喜当局的‘德威’，绑匪居然慑于德威，将荣先生释放，使当局好比佛面贴金，更加有了光彩。当然，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荣先生出绑，这也不必去深究，好在肉票已经还璧归赵，总是天大的面子，至于绑匪的捉拿，那就不在话下了。”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上海警察当局出尽了洋相。毛森认为，如不是处在捉拿绑匪时期，立即叫这家报社关门。说到抓捕绑匪的事情上，毛森只是从黄金荣口中得知：袁仲抒逃到杭州去了。但具体在哪却一点线索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毛森亲自登门去请黄金荣帮忙。这时，黄金荣已经让黄八妹找到袁仲抒在杭州的住处了，他就是在等着毛森来求他，等着毛森来向他道歉，这样一来，原来被怀疑时受的窝囊气就可以消了。
既然毛森亲自带着一些礼品和四根金条来拜访黄金荣了，黄金荣也不为难他了，让自己的一个门生带着他去杭州找双枪黄八妹。黄八妹带着他们在新泰宾馆抓住了已更名为袁争飞的袁仲抒夫妇，之后，又顺藤摸瓜，先后将参与绑架案的15名绑匪抓捕归案，其中8人还被判了死刑。
至此，这起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才算落下了帷幕。在这件案件中，黄金荣虽然被人怀疑，甚至还被人监视自己的住宅，但最终这起案件还是在他的协助下才圆满地侦破，所以说，黄金荣当时在上海的实力尚未完全衰退。
自白书感恩，第一帮主辞世
如果说解放前夕，黄金荣还保存有一定的实力，那么解放后的黄金荣就是彻底失势了。1949年，杜月笙决定离开上海去香港，在即将出发之前，他特意到钧培里去劝黄金荣同他一起离开，毕竟在“四一二”事变中，他们没少残杀共产党。杜月笙劝了黄金荣大半天，但黄金荣就是打定了主意要留在上海。他想：自己80多岁的人了，死在香港也就算了，怕就怕死在半路上，那自己可就真的太可怜了，而且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想来共产党也不会太为难自己。杜月笙见黄金荣心意已决，于是，也就不多浪费口舌，自己携带家眷飞去了香港。
既然决定留在上海了，黄金荣自然要考虑靠拢共产党，从而减轻自己的罪孽。在上海即将解放时，黄金荣坚决不再参与国民党覆灭前的大搜捕和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并进而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另外还通过杨虎，将国民党的一些物资财产造表记录交给了地下党，命令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最后将400多名帮会头目名单交出，便于共产党做这些人的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黄金荣还特地让人把黄家花园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的匾额摘下砸毁。
做完这一切后，黄金荣回到钧培里才发现自己的儿媳妇李志清席卷了他的金银外汇财宝逃往香港去了，黄家更显得冷清了。黄金荣还来不及感伤，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上海。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成了上海真正的主人，于是，要求清匪反霸的呼声就高了。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长。市政府成立，人民有了可以“申冤”的地方，控诉帮会恶霸的罪行，要求从严惩处恶霸匪首的声音更是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公安局发动了著名的“四二七”运动，一夜之间一夜之间逮捕了8359名帮会、流氓、特务分子。黄金荣的门徒丁永昌、舒锦余、张全福、曹桂生、王琳、赵林和外甥邹政之等以流氓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逮捕。之后，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自然就波及到了黄公馆。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前确立对上海帮会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杜月笙和黄金荣这样的大头目，“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所以，共产党一直都没有动黄金荣，但人民不断要求惩治流氓大亨黄金荣。
上海政府经过慎重研究后，指出：“具名检举情况，说明群众政治认识与对人民政府之信任空前提高，但对此上海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组织为主，于其本人拟继续伤写详细自白书公诸报端，由人民裁制。”于是，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召开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决定召见黄金荣训话。
关于黄金荣的罪行，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做了专门的研究。概括地讲，黄金荣的罪恶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研究决定，由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其中盛丕华与黄金荣是旧识，他是宁波人，过去曾担任过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在处理黄金荣的事情时，基本上都有他的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
在训话中，黄金荣十分配合，只是实在是年纪大了，说话也不太清楚。黄金荣了解了共产党的意思后，立即表示会深刻忏悔，回去就开始写悔过书。回到钧培里后，黄金荣立即召集了几个亲信，商量如何写悔过书。经过两次的商议，由黄金荣口述，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悔过书，但由于在这份悔过书中，黄金荣极少提到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反而一味地提起自己所做的好事，并且将坏事都推到别人身上，因此，这份悔过书没有被市政府认可。
在这份悔过书中，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是在革命党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在提到自己的罪恶时，黄金荣又将责任全部推到管理不善上：“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么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在文中，黄金荣还极力宣扬自己所作的好事；“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这样一份悔过书写下来，压根就没提到自己造下的罪孽。
之后，在军管会首长的要求下，黄金荣又重新写了一份悔过书，而这份悔过书才算通过，并于1951年5月20日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目刊登在《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自白书
｛本报讯｝居住在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26岁，后升探长，到50岁时升督察长，60岁退休，这长长的34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84岁，已经20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60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怒；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构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渐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这份自白书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后，在上海市引起极大的反响。从晚清以来的近百年间，一直是统治阶级拉拢收买对象的帮会势力，第一次在人民政权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由黄金荣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流氓大亨，向人民低头悔过了。自白书的发表对旧帮会的帮会残余势力是一个很好的震慑行为，事实上这一行为也确实极大地震慑了残余的帮会势力，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尽管如此，短短一篇悔过书，还是平息不了上海市民对黄金荣的仇恨。
上海市民纷纷要求政府严惩黄金荣。“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在上海街头，愤怒的人们甚至自发地围在黄家公馆附近，让黄金荣认罪，闹的黄金荣更不敢出门了。终于在市政府的调解下，气愤的人们才逐渐散去，而黄金荣在政府的示意下，拿起了扫帚，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并且拍下了照片，发表在报纸上，才稍微平缓了人们的情绪。
在自白书发表后的第九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悼山被押到法庭，其子叶麟根也到庭揭发其父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后，叶悼山被判处死刑。7月26日，黄金荣的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28日，叶悼山和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迫害越剧名伶筱丹桂的恶霸张春帆与“小八股党”成员马祥生一起，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消息传到黄金荣的耳朵里，他更加恐慌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害怕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被枪毙，被砍头。甚至晚上也整夜无法入睡，这样沉重的心理压力，黄金荣这个80多岁的老人是承受不起的，于是，他越来越没有精神和体力，最终病倒了。黄金荣的害怕其实是十分多余的，因为实际上，政府部门并没有要法办黄金荣的意思。
病倒的黄金荣十分固执，他认定自己是活不久了，死活不肯去医院医治，在他的思想中，认为自己要死在家里，不要死在陌生的环境里。病越拖越严重，在黄金荣快要去世的前几天，他的精神突然好起来了。在仆人的搀扶下，甚至可以走到街口，在那几天里，黄金荣命人在街口放一把太师椅，每天他都要在这把椅子上做个半天，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突然陷入昏迷，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经迟了，当天下午，黄金荣就永远地闭上眼睛了。叱咤旧上海四五十年的大亨黄金荣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
黄金荣死后，他的后事真是名副其实的简单了。关于这一点，从当地公安部门给上级做的报告中就可看出。报告称：“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世界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性命，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人硷，当晚在钧培里1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后，没有任何公开媒体报道这件事，据说，有人发现在黄金荣去世的当天，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出现了五个大字：“黄金荣死了”。这恐怕是上海公众媒体上，唯一能看到关于黄金荣死讯的公告了。
黄金荣从一个小瘪三到上海三大亨之首，再到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悲惨境况，他的经历是由于他自身的作为而造成的，同样也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所造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