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保障了毛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胜利。直到斯大林这位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消失之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才最终松了一口气。斯大林对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非常嫉妒，时不时地抑制毛加速革命转变的企图，也就是阻止中国完全彻底地苏联化。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毛从来都没有表露过自己的真实感情。甚至相反，在抵达苏联大使馆的时候，他几乎哭了出来。当时见证了这一场面的人回忆说：“他尽力克制自己，不想表露任何情绪，但他没能如愿。他的眼眶里出现了泪水。”周恩来甚至同苏联大使潘友新一起哭了起来，潘友新是在前不久才接替罗申担任驻华大使的。
但是，毛不愿去参加“各族人民的父亲”的葬礼。或许是因为害怕患上肺炎：在那年的3月初，莫斯科非常寒冷。或许是因为在这位领袖去世前两个月他的一个发现：斯大林偷听了他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的谈话。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年底，斯大林派到北京工作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的技术人员，在毛的卧室以及毛住所内的其他几个房间放置了微型录音机。很明显，在这件事上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中国同行的帮助。这件事被发现后，毛气得发狂，甚至向斯大林发了一份抗议照会！但我们的这位“领袖和导师”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答复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做的这类不光彩的事情。当然，他就这件事情向毛做了正式道歉。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感到不快的事，给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件事同苏联上映的影片《普热瓦利斯基》有关，中共领导人认为，在这部影片中，中国人民的形象被丑化了。或许，该影片的编剧只是想努力塑造一位伟大的旅行家的客观形象，而有关这位旅行家的一个事实是，他不喜欢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虚伪、奸诈、狡猾”。作为苏联电影的最高审查官的斯大林，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不仅允许这部影片在苏联上映，还允许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中国人表示了不满，要求苏联同志不要放映这部影片。于是斯大林以电影部部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波里沙科夫的名义向北京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电报声称，中国的批评是“不正确的，是非常错误的”。这位不习惯被批评的领导人无法克制自己，对中国人进行了粗鲁的攻击，事实上指责中国人犯了民族主义的错误。他说：
应当说，在我们这里，在苏联，曾有某些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散播过一些民族主义观点，现在也还会看到一些美化历史、掩盖历史真相的企图。……还有一些人要求不要再出版果戈理的著作，因为他的作品只描述俄国人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面，这就侮辱了俄国人。这些先生被驱逐出党，他们不适合留在党内。我们苏联共产党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是以民族主义的毒药毒害群众、破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的沙文主义者，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以共产主义的方法教育群众的前提。
不用说，毛不喜欢电报的这种语气和其中所包含的责备，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
在斯大林去世的当天晚上，中央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吊唁，他将向苏共新的领导集体转达主席的哀悼。毛写道：“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毛还有一个非正式代表，此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当时她正在苏联进行第二次疗养。对斯大林的去世也感到非常难过的她，被允许来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在斯大林的灵柩前默哀片刻。3月9日，即斯大林被安葬的那一天，她透过自己医院病房的窗户看到了外面满大街悲恸欲绝的送葬人群。周恩来也走在送葬的行列里，他是有幸同苏共领导人一起抬着斯大林灵柩的唯一的外国人，当时他走在拉甫连季·贝利亚的后面。
3月11日，周恩来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同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拉甫连季·贝利亚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就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举行了谈判。谈判取得了成功。3月21日，双方签署了两个重要协定：1953年度苏中易货贸易协定及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发电站的协定。随后，1953年5月15日，苏联和中国签署了一份更为重要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苏联有义务提供所有的技术资料和成套设备，以帮助中国在1959年年底前建成91家大型工业企业。从3月17日到4月14日，米高扬同李富春在莫斯科就这一协议的最为重要的一些条款进行了讨论。签署协议的也是这两个人。
周恩来、米高扬、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的另一些谈判也将加速其他50个项目的建设工作，苏联方面早先就承担了对这些项目进行援助的义务。毛在就这一问题给马林科夫的电报中对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表示了衷心感谢。毛在电报中写道：“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三月谈判标志着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的态度的急剧转变。在局势微妙而又复杂的后斯大林时期，苏共领导人迅速放弃了对中国的谨慎政策。对此的解释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企图赢得毛的支持，他们担心毛会利用局势，脱离苏联的影响。他们或许已经察觉到了一些危险的迹象，因此尽力讨好毛。他们最关心的是要避免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人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新的苏共领导人中，至少赫鲁晓夫非常明白：已故的斯大林执行的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显然，他真诚地致力于改变这种政策。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或许也有同样的感觉。毕竟，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同而与赫鲁晓夫相同的是，他们两人以前都没有参与过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决策，也就是说，从未直接卷入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因此也就不必为斯大林贬低毛的行为承担责任。
莫斯科的新立场对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直到现在他才能真正指望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供大规模的帮助。也只有到了现在，他才能依靠苏联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最终铲除党内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反对他抛弃“新民主主义”的企图。财经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及会议的各项决定就是这种新的思想和政治形势的反映。
从1953年夏天起，由于毛对“温和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内的任何争论都只能在一个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这个框架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没有替代中共的政治纲领，只是确定了其具体的和近期的社会与政治目标，明确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它使党背离了“新民主主义”，转向建设社会主义。
总路线的确立过程，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层内部斗争激化的过程。就新方针的表述问题进行的讨论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冲突各方的立场。毛是1953年6月初在审议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的报告草案的时候，提出总路线的最初表述的。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讨论这份草案的时候，毛首次公开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他是这样说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看出，他暂时还是比较谨慎的，显然是想得到全体政治局委员对他的新方针的支持，至少是形式上的支持。他不想吓倒“温和派”，在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时，他甚至使用了“逐步”一词。当然，那些因不了解革命的性质已发生变化而犯了大错的人（右倾分子），比那些因“走得太快”而“误入歧途”的人（极左分子）受到了他的更加严厉的批评。
政治局支持毛的想法，但是“温和派”（首先是刘少奇）仍试图削弱他的革命冲动，其手法是在文本的表述上更改了一些关键词。1953年7月23日，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李维汉代表政治局在报告中提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国进入了过渡时期：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基本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新的文本中没有指出实施新方针所需要的时间，没有出现“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这一表述，而“逐步”一词则提到了三次，这一表述显然意味深长。
但是，在财经工作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再次试图对经济政策做出激进的修改。8月10日，在政治局讨论周恩来预定要在这次会议上做的、含有政治局对总路线的正式表述的闭幕词的时候，毛提出了关于总路线的第三个文本，这个文本刻意删去了“逐步”这个词。与此同时，他同意不再提出具体的时间表。尽管文本的其他内容没有修改，但总的意思却发生了变化。毛提出的新版本如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周恩来接受了这种表述，并对自己的闭幕词做了相应的修改。1953年9月8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这一路线。但是其他“温和派”仍然不死心，他们在1953年12月提出了一个新的总路线文本。他们在毛的文本中“实现”一词的前面重新加上了“逐步”一词。总路线的这一最新表述随后被写进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后者是一份旨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中央文件，其标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2月10日，一个号召“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文本被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
毛没有出席这次全体会议，他当时在杭州休息，大会的所有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当然，刘也被迫做了自我批评，称他曾错误地认为“中国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这样就取得了妥协：毛接受了对总路线的谨慎表述，“温和派”则由刘少奇出面，为自己的右倾做了检讨。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主席根本无意维持力量的平衡。“新民主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走上了建设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莫斯科大力襄助这一选择，毛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在同苏联新大使尤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0—1952年参与过对毛的著作的编辑工作，1953年年底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的一次谈话中，毛抱怨说，他“厌倦了周围的人”。他请求尤金担任他的政治顾问，但遭到了尤金的拒绝，后者建议毛向苏共中央提出这一请求。毛迫切希望利用苏联的威望来巩固自己对“温和派”的胜利。尤金自然向“上头”转达了毛的请求，但莫斯科不同意，认为“不适宜”派政治顾问。
这时的毛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党内问题。在1953—1954年，有待解决的党内问题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揭露”高岗，也就是被斯大林在莫斯科两党高层会晤中蔑称为“张作霖同志”的那个人。早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时候，斯大林就向毛转交了关于高岗的黑材料。但是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动高岗，直到这位领导人去世以及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了平等关系之后，毛才得以除掉这个“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的叛徒。然而，高不是毛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他没有反对过毛按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的计划。相反，他属于坚定支持“左”的方针的那个集团。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在他给柯瓦廖夫的一封电报中甚至批评高岗太“左”，而50年代初的毛则利用高来对付“温和派”。比如，在同高的个人谈话中，毛经常抱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保守主义”。但是毛不能原谅他向斯大林提供秘密情报。政治局其他成员，特别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无法忘记高的这一行为。
显然，高岗并不知道毛对他的真实态度，他把主席同自己的“推心置腹”的会谈看做特别的信任，因此开始积极地想办法，以便把“温和派”排挤出党的最高领导层。他特别热衷于在党内散布谣言，说中央有“两个集团不值得信赖：一个是刘少奇领导的集团……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集团”。他成功地把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以前任上海地区领导人的饶漱石及其他几位领导干部争取到了自己一边。阴谋者已经开始分配岗位：高岗打算替代刘少奇，而饶漱石打算担任总理。毛得知他们的计划后非常愤怒：他无意用高、饶来取代刘、周，尽管他同“温和派”有分歧。1953年12月2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猛烈批评高岗和饶漱石，指责他们是“阴谋家”。他说：
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根据毛的提议，1954年2月，刘少奇把所谓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提交给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这两人被指责为搞“宗派主义”，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独立王国”，阴谋篡党夺权。四中全会对高、饶进行了谴责，但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然而高岗遭到逮捕，并在1954年8月17日死于狱中——根据官方的通报，他是自杀身亡。显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毛出卖了他。不管怎么说，在从事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阴谋活动的时候，他确实认为自己这样做是经过主席默许的。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审查了“高岗—饶漱石事件”。邓小平就此做了报告，报告对高、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会开除了高、饶二人的党籍，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事实上号召根除他的所有敌人。
高饶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清洗”，毛的胜利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预先注定了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同主席的斗争中的失败。“高岗—饶漱石事件”只是一个插曲，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从此以后，全国范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就成了基本方向。崇拜毛主席的运动组织得极其有效，成绩斐然。领袖的选集是意识形态教化的主要手段，对它的学习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不错，毛在1954年是提议不要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但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战术考虑，是在中苏关系有了起色的背景下提出的。当时的说法是，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出现错误的解释”，这一解释的具体含义可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毛的这一提议而专门下达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中得到理解。该通知指出：
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对高、饶及其亲信的清洗触发了一场席卷党内外的、其目的在于根除所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官僚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规模很大，气势很猛。这也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中国社会中在政治上积极的那部分人，包括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内，不会轻易抛弃“新民主主义”。这些人支持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口号，对1953年的急剧转变非常困惑。
下一场运动始于1954年。起初，它是对18世纪的小说《红楼梦》（顺便说一句，毛很喜爱这部小说）进行的一场学术讨论，但它很快就转变为对一位非常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但这也只是个开始。不久，毛就开始攻击已经逃往台湾地区的一位重要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胡适。毛一度对胡适非常尊敬，现在却把他划入敌人的阵营。毕竟他的自由主义哲学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一种威胁。对俞平伯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指责是：他们同情胡适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邻近1954年年末的时候，作为所有这些运动的延续，反对胡风的斗争又开始了。胡风是一位诗人、杂文作家和评论家，也是中共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人，在左翼文学家中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拒绝墨守成规、捍卫言论自由的人。胡风被指责从事反革命活动，企图恢复国民党政权。既已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毛主义者就不想再容忍胡风和他的那些对党指导文学的方法进行批评的支持者。1955年，胡风和77位知识分子被逮捕。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有2
000多人牵涉这一案件。所有这些人直到25年之后才被平反。
毛主义者反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只是全国范围的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一个序曲。后者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在1955年3月开始的，目的是清除所有怀疑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的正确性的人。运动持续了两年，在这期间有8万多名“反革命”遭到镇压。根据苏联大使馆搜集到的、来自广州的一位党的领导人所提供的材料，至少有7%的地方党政官员“不同程度地与反革命案件有牵连”。针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运动也加剧了，圈定了新的批判对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哲学家梁漱溟，此人因其“乡村建设”思想而得享大名。梁漱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支持新政权，同时也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是为数极少的在意识形态高压下仍然保持自己看法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包括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在最初的这几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扮演了推手角色。
1955年5—6月，出席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些代表建议：用“毛泽东主义”来代替当时已经很少使用的“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官方支持。如我们所知，这对毛来说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这股浪潮也蔓延到了农村。1954年和1955年，一些地主和富农遭到预防性打击。
最终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的按照苏联模式使中国斯大林化的总路线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各个阶层的居民中都获得了支持。这种支持当然不能仅仅归因于上述运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共产党政权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的经济成就也是一个原因。兴奋的毛把总路线及关于苏联经验对中国的意义的一句话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取代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视为基本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刘少奇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的修订稿中，他也相应地加了一句话。
这部宪法于1954年9月20日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被通过。当时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机构进行了改组，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主席当然是毛，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以前称政务院）总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受到了苏联的热烈欢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举产生的，虽然不是普选，但终究是某种群众性的选举（新政权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权）。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授权”。这件事之所以博得苏联的热烈欢呼，原因就在这里。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确定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在1953年9月成为苏共中央的第一把手的。在赫鲁晓夫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毛帮了他。中国方面的支持是他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中共领导人完全接受了对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苏联内务部长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进行的荒谬的指责、逮捕和肉体消灭。对于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的权力被削弱一事，他们也迅速表示了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毛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他的翻译师哲所回忆的，毛遵循的是如下原则：“谁上来都行。”然而，这种支持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
赫鲁晓夫也给予了回报，接受了“高饶事件”的既成事实。直到1954年2月初，周恩来和刘少奇才向苏联大使尤金通报了这件事。在此之前，1月2日，在杭州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费多罗维奇·捷沃相和尤金进行会谈的时候，毛只是对所发生的事进行了暗示。他向苏联客人讲述了中国古时候秦国灭掉楚国的故事。他指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中国可能要出乱子”。苏联客人当然不能理解毛的谈话的寓意，但是毛并不急于向他们做出解释。直到几个月之后的9月1日，他才亲自向赫鲁晓夫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那时高岗已经死了。尽管这是中国方面首次不经莫斯科许可就擅自采取的行动，但毛并没有受到任何责备。对于主席和他的同事们把对高、饶的清洗与苏联的贝利亚案件相类比的做法，苏联也没有反对。
不久，中苏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政府在1954年向苏联提出，增加对中国重型工业企业的贷款额。对这一请求，赫鲁晓夫的反应非常热情，他指示苏联政府相关各部制定一个对中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援助的计划。他决定送给毛一份厚礼，向他提供涵盖各个领域的新的长期信用贷款和大规模经济援助。对中国进行的援助是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的，因此，其他事情都得给它让路。同时，赫鲁晓夫开始一一消除过去累积下来的中苏关系中的所有误解，试图把中苏关系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他一再说：“同中国人要像兄弟一样，即使剩下最后一块面包也要平分。”他需要毛无条件承认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他的地位仍然不太稳固，在世界上他还没有像其他许多苏共政治局委员那样出名。在这种情况下，毛的声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威望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是非常高的。此外，与毛的紧密友谊会巩固苏联的东方边界，这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赢得所有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对华政策的支持，赫鲁晓夫于1954年9月下旬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特别会议。他说：“如果不对中国的这个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五年计划中的重大项目进行援助的话，我们将失去与中国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历史性机遇。”他的热烈而执着的态度迫使苏联其他领导人勉强放弃了反对意见。
紧接着，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9月29日抵达北京，在最高层的会晤中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相当于5.2亿卢布的长期外汇贷款，增加对在建的和计划要建设的141个工业企业的技术援助，增加额为4亿卢布，并对新增的15个工业项目提供援助。此外，赫鲁晓夫还放弃了四个中苏合营企业中的苏联股份，把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归还给了中国，撤走了苏联在旅顺的驻军（朝鲜战争期间，1952年9月15日，苏联和中国决定延长苏军驻留旅顺的期限。现在，双方商定苏军在1955年5月26日前完全撤出旅顺）。他还废除了几个使苏联得以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保有特权的秘密协议。最后，他还同意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培训核专家。
毫不夸张地说，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加速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使毛非常满意，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最初见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也承认：“赫鲁晓夫同志把以前的‘合作社’都废除了，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信誉。”
然而，赫鲁晓夫看起来是过于慷慨了。他不是一位外交家，在需要理智的时候，他却被情绪控制着。用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话来说，他做事“全凭自己的性子，这样的人怎么能克制住自己，不搞极权主义呢”？他一直想看看世界，但是斯大林不许他出国。一般说来，这位领袖是不允许他的核心圈子里的人出国的，只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例外。如今第一次有了出去的机会，赫鲁晓夫于是就晕头晕脑地一头扎进这个新的冒险中去了。他一开始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无论怎样他都不能首先对毛进行访问，而应当设法让毛先来访问他。但是，一想起现在终于有机会访问中国了，赫鲁晓夫就激动不已，高兴得像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自己好动和热情的天性。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对米高扬说了些俏皮话，开他的玩笑，还建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做好吃蛇肉的准备”。总的来说，他是非常高兴、非常活跃的。他在中国逗留期间情绪同样高昂。他违背外交礼仪，拥抱和亲吻毛，把中国人吓了一跳。他还到处说笑话，讲贝利亚的风流韵事，承诺了许多东西，而且，像商人一样，给了很多东西。
他的这些言行，如同他所赠送的过分昂贵的礼物一样，带来的只是消极反应。毛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只尊重实力。他完全无法给赫鲁晓夫的诚意以恰当的评价，显然，他把这看做赫鲁晓夫软弱的表现。这次最高级会晤使主席确信，苏联新领导人是个“大傻瓜”。这种感觉使毛认为，赫鲁晓夫需要他在道义上的支持。在进行高层会谈的时候，毛和周不停地考验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毛甚至要求与他分享原子弹的秘密，要求他帮助中国建设一支潜艇舰队。
虽然赫鲁晓夫拒绝了大部分要求，但他还是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软弱的伙伴的印象。虽然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毛非常热诚且举止活跃，但毛并不急于给予同样热情的回报。他甚至不愿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赫鲁晓夫。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当周恩来出于礼节的考虑，试图把江青带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身边时，毛迅速拉着江青的手，把她远远地带到检阅台的另一边。
毛最终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给赫鲁晓夫一个难堪的欲望。在得知苏联已经开始“解冻”之后，他示威性地向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每人赠送了一套12卷的中文版《斯大林文集》，这套书是为俄国贵宾特意装订的，书上还有毛的亲笔签名。这套文集的翻译工作是特意抢在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以前完成的。苏联领导人不愿把这些“砖头”带回莫斯科，于是就有意把这些书“忘在”自己的宾馆里了。原苏联反间谍部门的特务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别洛乌索夫将军当时是旅顺港的苏联警卫部队中一个特殊部门的负责人。据他回忆，在送走苏联代表团三天之后，一个很特别的包裹送到他那里，包裹里装的就是这套书。别洛乌索夫回忆说，专程送来这些宝贝的信差苦恼地说：“他们把这份礼物忘在房间里了。”别洛乌索夫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次遗忘很奇怪：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住在不同的房间，但忘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毛赠给他们的书。”别洛乌索夫同苏联总领事商量了这件事。总领事认为：
“遗忘”礼物这件事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不会把这些书留在我这里，因为我不想在我们的领导人干的这种不光彩的事中插上一脚。很明显，他们不是真的忘了这些书，而是故意留在宾馆里的，确切地说，是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想以此来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敬，斯大林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是，这样做也是对自己和对毛泽东的不尊重。现在你该明白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书了吧。
别洛乌索夫被迫把这些礼物寄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总局局长，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这些书是毛泽东赠送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他们把这些书忘在旅顺的宾馆里了。”别洛乌索夫的故事是这样结束的：“八个月后我回到莫斯科，我问总局局长：‘礼物送给收件人了吗？’局长懊恼地回答说：‘你要是不寄给我就好了。’”
因此，这次最高级会晤是一个标志：毛开始摆脱苏联的束缚和保护。就连赫鲁晓夫在访问结束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多年后回忆说：
我们在1954年访问了北京，并同毛进行了会谈。我随后就对同志们说：“我们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我是根据毛的言论和我们代表团受到的接待得出这个结论的。一方面，我们被笼罩在东方人特有的矫揉造作的礼节之中。他们的殷勤和周到无可挑剔，但显然是不真诚的。我们非常友好地拥抱和亲吻了毛，同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就各种问题进行了讨论，就像老伙计一样相处了一段时间。这些看起来都很亲密友好，但却亲密友好得令人作呕。另一方面，我们之间产生的某些问题使我们感到警觉。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感觉：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事实，毛是不甘心的。他不能容忍这一点。我在当时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一起来的所有同志。
当然，毛暂时还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即使是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也不能轻易地怠慢“老大哥”。此外，当时的中国还需要苏联的援助来建设社会主义。
尽管如此，返回莫斯科之后，1954年12月，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无偿向中国提供1
400份大型工业企业的技术设计图纸和两万四千多套各种科技资料。1955年3月，苏联同中国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苏联将另外再为16个工业项目提供资助。一个月之后，两国又正式达成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发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
此后不久，苏联政府在8月份向中国发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表示：将对15家国防工业企业和14家新的工业企业提供援助。此前，在1954年年底，中国政府曾询问莫斯科能否加大苏联参与中国军事工业和燃料工业发展的力度。
在最后起草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中，苏联方面也提供了帮助。1955年2月，计划草案起草完毕。3月21日，陈云副总理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介绍了该计划草案的主要内容。3月31日，草案获得批准。7月5—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代表们提交了该草案。7月30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草案，使其成为1953—1957年经济发展的正式计划。该计划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具体体现。
计划规定建设694个重大工业项目，包括大型电站、冶金企业、机器制造厂，这些项目将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五年计划还致力于发展农业合作化，其目标是：在1957年年底前，把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户组织到所谓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在这些合作社中，个体农民仅在集体性质的经济中共同劳动，他们对自己带进合作社的财产，包括耕地、牲畜和大型劳动工具，拥有所有权。在收入分配方面同时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五年计划还打算对城市中的大约200万手工业者实行合作化。此外，大部分私营工厂和私营商业企业将被改造为国有的或者受国家控制的工厂和企业。政府还计划把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三分之一。
苏中两国领导人在后斯大林时代的紧密合作使得中国得以制订符合中国国民经济需要及苏联经济条件的五年计划。在此之前，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展开。大部分专家都相信，中国能够顺利完成计划中提出的任务。
尽管如此，结果之好还是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中国工业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计划。根据各种统计综合测算，年均增长实际达到了16%~18%。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一倍多，生铁和钢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当然，苏联的援助起到了巨大作用。尽管苏联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投资并不多，只有15.7亿元，只占中国总投资额（493亿元）的3%，但苏联援助的作用之大还是难以估量的。苏联不仅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一定的财政援助，而且向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在国际市场上至少价值数亿美元。在对中国许多重要工业项目提供援助的同时，苏联在这个远东邻国的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派遣了6
000多名留学生和大约7
000名工人，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派了大约1.2万名专家和顾问前往中国工作。
虽说苏联援助功不可没，但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首先还是得益于国家对经济现代化的大规模投资。国家投资占经济基础部门所获投资总额的97%。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的首先是苏联经验，尽管这个经验是残酷的，但却具有极高的经济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