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野心，对多年来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的刘少奇等，根本不满足于一般的批判，而是更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极端卑劣的陷害活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就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个副部长，向他口授了一些诬陷刘少奇的内容，指使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书面揭发材料。林彪看了材料后，又指使他改写成致毛泽东、林彪的信，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八月十四日，林彪将这一揭发信批送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合伙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的又一次相互配合和勾结，开始了直接陷害刘少奇的联合行动。
八月十三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九月十六日，康生又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这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指使下，造反派用贴大字报、喊口号等方式，一再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做法，周恩来、陶铸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
随着全国性动乱局面的加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同意成立审查王光美的专案小组。设立这样一个专案小组，重要目的自然是针对刘少奇，在实际运作中很快就演变成同时搜集刘少奇、王光美材料的专门机构。
就在决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当天下午两点来钟，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紧急约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向他发出打倒刘少奇的信号，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十二月十八日晚七点多钟，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在交待了领导关系、工作要求等后，拿出一份手写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他们，要他们好好保存。这份上面有三个人字迹的名单是这样的：
谢富治（组长）
江青汪东兴
萧华
叶群
伯达（顾问）
这份名单是经过毛泽东的。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把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考虑自己提出来的，而要陈伯达当顾问是由林彪提议的。不久，小组的成员状况又有了变化。萧华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遭到诬陷和冲击。陈伯达的“顾问”一职实际上没有担任。而原来没有列入小组的江青、戚本禹很快补充为正式成员。
这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在各种场合公开攻击刘少奇。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六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时，公然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年底，江青派王力、戚本禹找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谈话，后来又自己找她，要她写大字报揭发刘少奇。
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十八日的授意，经过几天准备，组织清华大学造反派发起所谓“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他率领五千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大张旗鼓地举行“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集会结束后分五路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游行，一路上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口号，并沿途贴标语、撒传单、作演讲。这一活动持续多天。二十七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公开喊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的口号。经过这两次大规模行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布满全北京，迅速传向全国。
进入一九六七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造反派开始向刘少奇正面冲击。一九六七年元旦这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福禄居贴出大字报，在院内的地上墙上刷大标语。一月三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住处，直接对他和王光美进行围攻。
一月六日傍晚，以蒯大富为首领的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设圈套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并强行扣押了王光美。后来经周恩来派人去清华大学交涉，造反派才将王光美放回。
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召集到钓鱼台开会，对他们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办公厅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组织了一二百人，喊着口号冲进福禄居，把刘少奇、王光美叫出来进行围攻。造反派要刘少奇在严寒的室外低头站着，回答他们的各种责问，还要王光美站在一张桌上。当刘少奇背不出他们指定的语录时，便起哄嘲笑。刘少奇严肃地对他们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
这些状况的出现，显示刘少奇对的冲击正在升级。但当时毛泽东还不是要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一月五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请示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一月六日批示给周恩来：“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周恩来在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一月十三日夜，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人进行了一次交谈。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在谈话中向他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
这期间毛泽东正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仍认为刘少奇应该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在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对刘少奇态度的明显改变，看来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三月九日、十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道姓地对刘少奇进行了从历史到现实的系统批判。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不指名地责问刘少奇“八个为什么”，称他是“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原因很复杂。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将造反派捕风捉影揭发刘少奇的材料、特别是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有意向社会散布，制造舆论，影响毛泽东改变看法。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发生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许多干部和群众也以各种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毛泽东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
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同意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后，“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就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为也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无人制止。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听取过他的陈述。刘少奇只是从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中，看到诬陷攻击他的一部分言论。为了反驳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他用各种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申辩。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从儿女们上街买回来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诬陷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自称“红色买办”。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
刘少奇这封信并没有起作用。四月一日，《人民日报》等登载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继续散布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的谎言，并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猛烈抨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从四月初起，各报刊有组织地连续发表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作为代名词，大肆攻击刘少奇。《人民日报》等报刊专门发表号召开展“大批判”的社论。四月三日，北京红卫兵又一次公开举行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在中央文革小组布置下，北京和各地贴出大量“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大字报，接连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有的群众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指责为反革命，遭到残酷批斗甚至逮捕。全国很快掀起“打倒刘少奇”的舆论高潮，造成令人恐怖的气氛。
在这种强大政治压力下，在刘少奇办公室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也不得不宣布造反，成立名为“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组织。他们在四月六日、十二日对刘少奇采取两次“革命行动”，要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
刘少奇按历史事实逐条据理驳斥，说明事实真相。当问到“八大政治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回答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泽东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不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当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刘少奇发了脾气，说：“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这批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白区工作经验，有的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绝大部分是我们党的骨干。王明路线时，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好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六十一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我们就舒服了？现在把他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来，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写？”
按照“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要求，刘少奇在四月十四日交出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逐条澄清事实。在回答“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刘少奇写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阅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把刘少奇书面答复的原件上报，另外以大字报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这一做法被其他造反派指责为“为刘少奇开脱罪责”。答辩大字报很快就被人撕毁了。
由于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刘少奇委派，参加过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下，借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次要把她拉到学校批判，都被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制止。但到一九六七年四月，情况变了。四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常委同意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作一次检查。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更是借题发挥，决定在四月十日组织数十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四月九日，刘少奇得到消息后，极为愤怒。当时在场的刘少奇的儿女们回忆道：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毛主席，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四月十日一早，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便将王光美用汽车拉到学校。造反派先将她关在学校主楼一间屋子里“审问”，然后揪到大操场批斗。这次批斗大会号称有三十万人参加，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数百名干部拉到台上“陪斗”。造反派强迫王光美在接受批斗时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人格污辱。大会结束后，又把她拉到主楼屋子里“审问”了两次，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王光美在造反派的威逼面前始终没有屈服，沉着地坚持说理斗争。造反派向她提出“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等种种责问，王光美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同意派工作组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针对造反派蛮横无理的“审问”，她严词反驳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批斗活动结束后回到家里，王光美在四月十五日、二十日两次致信毛泽东，申述对这次批斗会的意见，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这时已陷入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对刘少奇的迫害也进一步加剧。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为名，批判刘少奇。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此后，全国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并在群众中开展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这些所谓大批判文章，不但蛮不讲理、乱打棍子，而且颠倒是非，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当作修正主义肆意批判，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平滑坡，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更加泛滥。
在“大批判运动”热闹地开场的同时，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多次开会，研究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抽调人员增加专案组的力量，并“确定先狠抓刘的自首变节”问题。从五月开始，他们连续批示专案组逮捕关押了一批所谓“知情人”，其中包括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他们指挥专案组对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和诱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
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批判”文章和种种颠倒黑白的指控，刘少奇只有利用写检查、答辩等机会，表现他的抗争。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说：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七月九日，刘少奇把检查写好交了上去。他在检查中首先说明当时到北京建工学院参加运动的原委：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后确定到建工学院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他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指出：“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这份检查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又纠缠不休地要刘少奇检查。七月十六日，刘少奇针对这种无理要求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对刘少奇的迫害在继续升级。
七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由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领头，北京和外地上千个造反派团体成立所谓“揪刘火线指挥部”，纠集数十万人在中南海四周安营扎寨，游行示威，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这些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发来所谓“勒令”书，要刘少奇交出“认罪书”。刘少奇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传送“勒令”来的人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书原封不动转交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中南海内的情况也发生急剧变化。七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开北京去武汉视察（随后发生了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七月十四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过周恩来，将这封信批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七月十七日晚，他们几个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如何“批斗刘、邓、陶夫妇”。戚本禹紧接着在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组织队伍，投入激战”，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
十八日上午，刘少奇、王光美从孩子们口中获悉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刘少奇意识到这是针对他的一个严重步骤，同家人生离死别的日子也许就在今天。他向孩子们交待了几件事情，然后静静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临。他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晚上，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组织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两个会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送到这两处批斗。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刘少奇申辩一句话，却强迫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在批斗会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对刘少奇的住处进行全面搜查，抄走了几十本笔记和大量文件、书信等。这一搜查没有经过任何手续。随后几天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陶铸和夫人曾志，也遭到类似的厄运。
七月十八日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押回福禄居后院，两人被分开关押，不但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对刘少奇夫妇采取了比囚犯还要严格的看管措施：房间门口增设岗哨，电源换成低压，搜走小刀、绳子等物品，安眠药要“两人送药、当面服用”，另设专人轮流昼夜监视他们的行动并且上报。从此，刘少奇、王光美完全失去行动自由，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
和中南海内批斗、关押刘少奇的行动相呼应，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闹剧也愈演愈烈。府右街一带挤满了人，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对着中南海内狂呼乱叫。七月二十六日，戚本禹根据江青的指示，到现场向造反派表示慰问。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大会。与此同时，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中南海内分三处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在这三处批斗会中，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曹轶欧等人直接掌握，规模最大，手段也最残暴。刘少奇、王光美的几个儿女回忆当时情景说：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责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对中南海内出现这种行为极为痛心和愤慨。被押回住处后，他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厉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仍被单独关押。看管的措施比以前更加严格，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哨兵监视。他和王光美自七月十八日被分开“监护”后，除了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一起挨斗外，再也没有见过面。从这一天起，他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亲属。
根据从武汉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南海四周安营扎寨的造反派撤销“揪刘火线指挥部”，返回各单位，一场“围困中南海”的闹剧终于结束。
八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的大批判文章。文中毫无根据地诬蔑刘少奇策划、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读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信中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从来就反对在党内搞派别活动，而且长期抵制和厌恶那些过分吹捧我的人。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又一次正式提出：“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相反，对他的监视越发严密，各种迫害进一步加剧。他被单独关押在住处，见不到一个亲属。刘少奇感觉到了这一切，知道无论怎样争辩都没有用。于是，他不再写信和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连生活上的话也不说了。他把满腔愤懑埋在心里，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抗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靠反对刘少奇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得势的人，利用他们把持处理刘少奇专案组的大权，千方百计地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要把他彻底打倒。
本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政治局常委只是同意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交丙组（即一九六六年底成立的王光美专案小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要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等在实际操作中却设立起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明明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已从一九六七年三月起正式开始，谢富治还在五月间向专案人员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文件和报告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透露出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做贼心虚。
刘少奇专案组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几经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严密控制下。谢富治兼任专案组组长，是专案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江青、康生是决策和指挥者。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待：“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康生作为政治局常委分管这件事。一九六七年九月逮捕王光美的报告，就是他亲笔写的。
江青、康生等人知道，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不能彻底打倒刘少奇，必须加以更严重的罪名。他们干方百计搜罗和制造能将刘少奇定为敌我矛盾的“证据”。一开始，他们曾寄希望于能找到“自首书”一类的物证。因此一面发动全国各地揭发，一面组织大批人员从敌伪档案和陈年报刊中清查。光为查找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四百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档案材料，结果一无所获。当搜索物证的各路人马都空手而归后，专案组便不择手段地用逼供和诱供等卑劣手段制造伪证。经江青、康生等人批准，专案组先后拘押了一批无辜人员，其中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仅由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有六十多人。他们把这些人抓来后，采取长期隔离、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逼取假口供，拼凑栽赃刘少奇的伪证。在专案调查过程中，不少人如实反映刘少奇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真相，也有人在逼供下作了伪证后又多次更正，但专案组将这些说明其相的证词和更正的说明都扣压不报。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在严重的逼供信下被迫写了刘少奇“叛变”假证词后很快就自己推翻了，先后写了二十多次材料要求改正，但这些要求改正的材料都被扣压或撕毁，不再被人所知道，更没有向上报送。
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年内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在中共九大前完成对刘少奇的组织处理，在江青、康生一再催逼下，谢富治督促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整理出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江青九月十六日在“罪证材料”上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随后，林彪、康生、陈伯达也作了同样意思的批示。林彪还赞扬说：“挖出刘少奇这个隐藏四十多年的特大坏蛋，清除这一最大隐患，更加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无比深远。”“专案工作卓有成效。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极不正常。在一百九十五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百分之五十二点七的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不准出席会议。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上次中央全会以来去世的十人外，只有四十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将十人增补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超过半数。九十八名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已去世的十二人和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十人外，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七十四人，占与会人员总数一百三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多。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扩大进来的并非中央委员的人中有些还被指定担任组长、副组长。这些都严重地背离了党的组织原则。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和通过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会议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组织围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批判朱德、陈云、邓子恢等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会上，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指使“刘少奇专案组”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综合起来，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经张春桥修改定稿后，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名义提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最后提出处理意见说：“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个《审查报告》进行核实和认真讨论。不少人对《审查报告》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感到怀疑，但无法表示出来。全会在最后一天错误地批准了这个根据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尽管如此，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讨论《审查报告》时始终不表示同意，为此受到康生的点名训斥和组织围攻。陈少敏不畏高压，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仍没有举手。
从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审查报告》，一直对刘少奇本人严格保密。在对刘少奇专案审查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听取过他本人的陈述和解释，完全剥夺了他按照党章规定申诉的权利。刘少奇主动作出的多次口头争辩和要求澄清事实的书面报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从各方面说，都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
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八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文化大革命”这时已进行了三年多，但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社会仍处在动乱中。将近两年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先后逝世。同年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断然粉碎了江青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持续十年多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春回大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严重“左”倾错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并有步骤地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
当“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已有许多人对刘少奇问题表示怀疑和不满，不少人为此被打成反革命，张志新等甚至献出了生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外的干部群众纷纷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联合复查组经过逐项调查核实，证明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根据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联合复查组于当年十一月将复查结果正式报告中共中央。
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共河南省委派专人查找到刘少奇的骨灰，并把它从开封接到省会郑州。一九八〇年五月，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刘少奇治丧委员会，筹备以国家元首的规格补办刘少奇的丧事。五月十三日，治丧委员会派出代表，同刘少奇的亲属一起，专程前往河南迎接刘少奇的骨灰。河南省暨郑州市举行了隆重的迎送仪式。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五月十七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出席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在悼词中介绍了刘少奇一生的革命经历，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及其优秀品德。他最后深情地说道：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刘少奇生前曾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骨灰撤在大海里。一九五六年四月，他曾郑重地嘱咐王光美：自己去世后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刘少奇追悼大会后的第三天，五月十九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护送下，从北京由专机运抵青岛军港。青岛港码头气氛肃穆。闻讯赶来的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官兵早已等候在这里，为刘少奇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时分，停泊在军港的舰船汽笛长鸣，为刘少奇志哀。执行散撒仪式的驱逐舰在前后左右四艘护卫舰的护航下，缓缓离港。五艘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预定海域。午后一时许，军舰上哀乐低回，鸣礼炮二十一响，刘少奇的骨灰由王光美和他的其他亲人们撒向广阔无垠的大海。
刘少奇永远和波涛万顷的大海同在！
刘少奇将永远活在他所热爱的中国各族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