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六十七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以及首都高等院校师生代表也列席会议。会前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开了几天预备会，主要是传达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谈话。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后来在一九六七年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这次全会的召集十分仓促，七月二十日才发出通知。因此政治局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连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也没有来得及起草报告稿，只是在开会时作口头报告，周恩来等还临时插话补充。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等所谓革命师生代表也始终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没有的事情。
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这个日程后来被大大突破，会议一直进行了十二天。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
接着，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向全会作报告。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作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报告中对前一段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他对前一时期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围绕撤不撤工作组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了回顾：“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会后请示主席，主席下决心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在刘少奇讲工作组问题的过程中频频插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工作组，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原定日程开始被打乱。八月二日下午继续安排开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周恩来在六月中旬至七月初因出访欧洲而不在国内，对工作组问题参与比较少，但一开始决定派工作组和后来讨论撤不撤工作组，他是参加研究的，所以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在以后的发言中，其他负责人也都就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通。
刘少奇虽然对撤销工作组没有想通，但仍想努力跟上形势。毛泽东前几天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都应该亲自参加一所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取得感性知识。刘少奇在同李雪峰商量后，选择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去。那时候，同许多大学一样，这所学校的师生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也分成两派，严重对立。
八月二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工学院。该校归口属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还有李雪峰，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学校。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人也跟来参观。其他一些领导人在这天晚上到别的学校去。邓小平、陶铸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刘少奇等到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耐心地听取几种不同观点的发言，最后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八月三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北京建工学院。他把“八一团”、“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话，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使两派学生团结起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会内会外的气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会上对《决定》本身没有切实展开讨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在大会小会的发言中总是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提出意见。虽然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没有人主动出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全会进行到第四天，情况出现了重要变化。
八月四日，原来已经通知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到达会场后，会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为小组讨论。原来，毛泽东临时决定在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主要是毛泽东讲话。他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口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次会议的情况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不能平等地集体讨论工作。
此后，毛泽东又接连采取了几个惊人的行动。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月六日，毛泽东要秘书通知还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全会。林彪在当晚坐专机回到北京，直接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八月七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他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这张“大字报”，把中共中央领导层几年来在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自然在与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针对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计划开五天，现在显然不可能准时结束了。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法定程序。随后，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
毛泽东的“大字报”改变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实际上出席会议的多数领导干部本身也是“大字报”指责的对象，许多人思想上难以接受。因此，除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少数人外，多数人没有表态。后来陈伯达讲到这次会议情况时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泽东后来也说过，他的看法当时在会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有许多人仍然是不通的。
会议分组讨论中的一天，刘少奇到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意见。编在这个小组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当几次小组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时一直保持沉默。那天讨论休息时，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边，当着许多人的面向他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刘少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好意，缓缓地站起来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这确实是刘少奇的肺腑之言，希望这场政治风暴不要累及其他人尤其是下面的干部，一切责任由他来承担，使党的事业少受损失。他在会议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中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以后，他在各种不同场合先后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多次向中央提出这个意见。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江青在会外策动一些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但没有完全得逞，陶铸就首先拒绝了她。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前，毛泽东又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这是原定议程中所没有的，因而没有也来不及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酝酿讨论，更不用说在中央委员中征求意见了。八月十二日，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并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原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组成。重新选举后增加为十一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名次排列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对这一选举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他在发言提纲中写道：“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
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个人的副主席职务以及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不再提及。只有林彪继续被称为副主席，并被宣布为“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实际上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全会改选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也没有能正常地行使职权。选出的十一名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因被指责为犯了“路线错误”，已不再参与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朱德、陈云也受到批判，常委职务有名无实；陶铸、李富春不久也被排斥。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便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地在全国范围内猛烈展开。林彪在八月八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的群众达上百万人。这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发动阶段，本来无所谓“庆祝”，实际上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大造声势，进一步鼓动群众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改选结果，中共中央曾在八月十四日发出通知，要求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但八月十八日的群众大会，实际上向国内外公开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这次重大人事变动。在大会主席台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按新的次序排列。在新闻报道中，林彪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配发了单独的照片，刘少奇的名字却被一笔带过。
刘少奇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这是他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一检阅休息的时候，刘少奇坐在一旁随意翻看报纸，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打招呼，交谈了几句。刘少奇对他说：自己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在这天的大会上，毛泽东身穿解放军军服，臂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使年轻的红卫兵们感到极大兴奋。大会后，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集结起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是红卫兵的主要成分。在一系列惊人事件的刺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竭力煽动下，这些年轻无知而又陷于狂热的红卫兵到处串连造反，还自以为是“革命行动”。他们冲击党政机关，使各级领导机构难以工作。在严重失去控制的状况下，大量传统文化设施、文物古迹、宗教场所被当作“四旧”砸烂焚毁，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民主人士被当作“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遭受批斗、抄家和种种侮辱迫害。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整个社会为之震动。
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儿子源源正在上中学，也参加了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并且跟着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他们以为“破四旧，立四新”是党中央号召的革命行动，为参加这样的活动而高兴，放学回家后兴致勃勃地讲他们的所见所闻。这天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又谈到，学校红卫兵组织通知晚上要去抄家，正好被刘少奇听见，他立刻阻止道：“不要去！”
饭后，刘少奇严肃地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儿女们叫到身边叮嘱道：“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国家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类，要对你们负责。”从此，他的孩子再也没有去参加抄家之的活动。
八月十八日大会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外出串连的食宿交通都免费。他们在各地自由流动，到处煽风点火、乱揪乱斗，造成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人们普遍对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颠倒是非、无法无天的行为感到不解和反感。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社会上有几种思潮，就有几派，都要登台表演。过去五十天，那个司令部只领导了一种思潮。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
接着，各工作组陆续进行整训检查。刘少奇、邓小平被要求向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写出书面检讨。
九月上旬，刘少奇开始写自己的检讨书。他再次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按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定性，把它说成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刘少奇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提法，对这五十多天里的工作进行上纲上线的检讨。他写道：“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大约九月十日前后，刘少奇把检讨写好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九月十四日作了批示：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在收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给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赞成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稿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自林彪指示取消原来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的规定后，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全国除野战军外，各级党委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几乎都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也被迫中止党的活动。红卫兵又逐渐分裂成几派，各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社会秩序遭到全面破坏，“天下大乱”的局势终于形成。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仍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多数人消极应付，不少人还用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那一套主张在党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出现了所谓两头热、中间顶的局面。针对这种状况，林彪提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为了进一步排除来自党内干部的阻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心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话中公然对刘少奇、邓小平作了点名批判，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负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挑唆下，社会上也掀起一股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大批领导干部的狂潮。十月六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十万人规模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在一些校园和大街上，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是十分反常的。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安排，十月二十三日由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他们分别在全体会上读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检讨稿。刘少奇的检讨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犯了“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其中比较具体地讲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示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三是犯错误的原因。看得出来，刘少奇还是在尽力按照毛泽东的批评，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当晚，毛泽东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然后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当康生插话说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有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时，毛泽东反驳道：“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两人负责。”这时，毛泽东仍没有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贴大字报等过激做法。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由毛泽东、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又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也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给予肯定和支持，但他没有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中央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他说：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周恩来、陶铸等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多次出面制止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过火行为。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坚决拒绝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到该校接受批判的要求。十月十九日，周恩来严正回答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说：“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力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得知中央组织部机关内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后，在十一月二日赶去制止，要求把这些大字报取下来。他对在场群众说：“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毛泽东这时也是这种态度。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刘少奇作为政治局常委也参加了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动同刘少奇交谈，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交谈中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答道：“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但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否定一切，他们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另一方面仍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下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林彪的讲话也大量印发。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来不向群众传达，现在由于陈伯达在讲话中已全文引用而等于公开发表。这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很快在全国掀起。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下发时却略去了毛泽东的批语。两人的检讨很快被扩散到社会上，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
各地造反派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口号中得到极大鼓舞，采取了更加激烈的造反行动，肆无忌惮地揪斗领导干部，冲击包括省、市、自治区一级在内的各级党政机关，使这些领导机关很快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势下，北京和各地的造反派明目张胆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不断出现。各种红卫兵小报上，充斥着对所谓“刘、邓路线”的诬蔑攻击之词。
刘少奇已不再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从孩子们买回来的各种小报、传单中，看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坦然地对家里人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
面对这种情况，王光美向刘少奇提议说：“能不能跟中央说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刘少奇回答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