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除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参与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外事任务也日益增多起来。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在外交出访活动中，他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为沟通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活动，并准备出席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中国代表团是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来到莫斯科的。
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如何公正地评价斯大林、如何正确处理兄弟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以后，虽然有时稍有缓和，但分歧远未消除，并还在逐步加深。
一九五八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和苏中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这年八月一日至三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同来华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连续举行会谈。毛泽东坚决拒绝了苏方的无理要求，指出苏方是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件事使得稍有和缓的中苏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方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在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出自自身需要，不顾事实，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国的分歧公开化。
进人六十年代后，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展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国际战略策略等问题上。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戴维营会谈。接着，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庆宴会上，他宣传所谓“戴维营精神”，并无中生有地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回国后，在讲话中继续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战争”。中国连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点名地进行了驳斥。
一九六〇年六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在会上，苏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各党代表团散发《苏共致中共通知书》，指责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并发动许多党的代表团围攻中共代表团。面对苏共的挑衅，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布加勒斯特会议使中苏两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接着，苏联又把对中国的压力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这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中止继续派遣专家。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苏方还停止向中方供应建设中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的做法，使中国大批建设项目突然陷入停顿和半停顿状态，造成极大损失，对中国本已处在严重困难境地的国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在苏联的高压政策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通报了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停止供应主要设备的情况。他说：“在这种困难面前，在这种风浪面前，我们团结一致，这很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站起来！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是受压迫的，但是没有压倒嘛！难道现在就可以压下去？我们站起来了！不光是这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压不下去我们。”同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同时要谨慎对待。”
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国际共运中产生巨大的震动。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对改善中苏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
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共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随后，中共代表团又参加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由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组成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些都是为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做准备。但会谈的进展并不顺利，还发生激烈的争论。
十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共代表团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批准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并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和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刘少奇正是在这种紧张的空气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从十一月五日抵达莫斯科，到十二月九日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度过了三十四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做了不懈的努力。
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刘少奇登上莫斯科红场的检阅台，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在这前后，刘少奇同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拜谒了列宁和斯大林陵墓。
十一月十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苏共中央在会议开始前向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长达六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很不正常。
中共代表团早已预料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坚持原则，在大会上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做其他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合作。
代表团刚到莫斯科不久，刘少奇在同代表团成员、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时就提出：我们代表团要高举照顾大局、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加强友好团结、开好会议的大旗，把这次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他要刘晓以多种方式把中国代表团的这种态度透露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当会议争论激烈、气氛比较紧张时，刘少奇又要刘晓去做波兰和罗马尼亚使馆的工作，通过他们影响波兰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希望他们在会议气氛紧张的时刻能起缓冲的作用。这个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十四日和二十四日的大会上代表中共代表团作了两次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并诚恳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会后，在起草和讨论会议声明时，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做了必要的让步。
经过这些工作，终于使濒于破裂边缘的会议走向正常，紧张气氛得到缓解。会议最后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这两个文件上签了字。
十二月一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虽然这次会议的过程是有曲折的，有一段时间的气氛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不少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了困难，使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各兄弟党将更加亲密地并肩前进，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分歧、停止攻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发展我们的共同事业。”
会议结束后，按照预先的安排，邓小平等部分代表团成员先期回国，刘少奇受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城市。这是一次沟通和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机会，刘少奇不顾连日开会的疲劳，在苏方安排下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刘少奇和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勃列日涅夫陪同下，来到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在访问著名的基洛夫工厂时，中国客人受到了全厂工人的热烈欢迎。以后，他们又参观了位于冬宫内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第二天，刘少奇一行登上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四十三年前，就是这艘战舰，打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炮。舰上全体官兵整齐列队，以迎接国家元首的仪式欢迎中国贵宾的来访。
下午，他们参观了宏伟的斯莫尔尼宫，伫立在宣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会议大厅里，伫立在列宁的办公室和住房前，表示深深的敬意。
晚上，在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刘少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列宁格勒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摇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人物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就开始了中国革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伟大的十月革命，永远记着首先举起这个革命火炬的列宁格勒人民。”
十二月五日，刘少奇等在勃列日涅夫陪同下到达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参观了市郊的集体农庄，并游览了市容。
结束对列宁格勒和明斯克的访问后，刘少奇一行于六日回到莫斯科。当天下午参观了全苏规模最大的李哈乔夫汽车厂。七日，莫斯科各界为欢迎刘少奇访苏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刘少奇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讲话中，他在深情地回忆三十九年前第一次来苏联的情景后说：
“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有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一九二一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也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中苏的团结。
刘少奇诚挚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有的还唱起了《国际歌》。
十二月八日，刘少奇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在苏联东部工业城市伊尔库茨克作短暂停留，并参观了伊尔库茨克水电站，游览了贝加尔湖，在九日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刘少奇访苏归来。
刘少奇的访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使一九五八年以来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不久，随着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和对中国党的指责，中苏两党的分歧重新加剧，最终导致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正当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中国同亚洲许多邻国的友好往来却日益频繁起来。
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和九月，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分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朝鲜。这次访问，使我国同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加强了友好合作关系。
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接待了来华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双方就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十二月十九日，刘少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旬，刘少奇同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举行会谈，并出席中国同印尼两国互换中国一印尼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
这年九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来华访问。刘少奇同马亨德拉国王举行会谈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上签字。
十月，刘少奇在北京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会谈，中缅两国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
一九六三年一月，刘少奇在北京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这年二月，刘少奇在北京再次接待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
在同外国领导人的交谈中，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说明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表达了我国愿意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同时对亚洲一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表示理解和支持。刘少奇诚恳而热情的态度，得到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的尊重和好感。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时，多次盛情邀请刘少奇访问他们的国家。
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友谊，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春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
四月十二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马腰兰国际机场上人潮涌动，鲜花簇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等陪同下从昆明起飞，在缅甸首都仰光作短暂停留后，抵达雅加达。在机场上，刘少奇等受到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一万多名印度尼西亚青年男女的热烈欢迎。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最南端，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素有“千岛之国”之称。早在一千多年前，它就同中国有了经济、文化来往。一九五〇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最早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同中国以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形成著名的“万隆精神”，对亚洲和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在万隆会议召开八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刘少奇在机场欢迎仪式的答词中，对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印度尼西亚是万隆精神的诞生地。万隆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万隆精神是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加强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精神。万隆精神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应当加强友好合作，加强相互支持。中国人民将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共同奋斗。”
刘少奇一行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八天正式访问。在这八天中，深切感受到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
到达雅加达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苏加诺陪同下，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第十七届国家航空节庆祝活动。按照传统习惯，印度尼西亚航空节庆祝活动应该在四月九日举行，为了欢迎刘少奇的来访，特意改在十三日举行。印度尼西亚空军的表演和航空展览，给中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天下午，刘少奇向印度尼西亚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十四日，刘少奇一行在苏加诺陪同下离开雅加达，到外地参观访问。在距离雅加达六十公里的避暑胜地茂物市，参观了世界著名的热带植物园。十五日，抵达万隆。
万隆市民以极大的热情和独特的方式欢迎来自中国的贵宾。街道两旁和下榻的宾馆周围，挤满了手持标语和鲜花的欢迎人群。第二天，刘少奇一行来到位于万隆以北二十公里的复舟山火山观看火山喷火口。海拔一千多米的复舟山火山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活火山之一，喷火口冒着蒸腾的热气，空气中充满硫磺味，景色十分壮观。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喷火口凝固的熔岩上，竟用岩石砌着“欢迎贵宾们”的标语。陪同的主人介绍，万隆会议结束后，为了纪念这次会议的成功，一些当地的勇士冒着高温来到喷火口，用岩石砌下“亚非会议，印度尼西亚，一九五五年四月”的字样。这次为了迎接中国贵宾，又砌了这条标语。
十六日，刘少奇一行抵达日惹。日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一千二百多年前修建的婆罗浮屠佛塔耸立在日惹西北郊，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建筑。日惹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二次大战期间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为了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日惹人民在机场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两旁用椰子树叶搭成许多拱门，代表当地最高规格的礼仪。在日惹，刘少奇饶有兴致地登上三十一米高的婆罗浮屠佛塔，观赏了这座代表印度尼西亚古代传统艺术的精美建筑。
刘少奇一行参观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印度尼西亚中部的岛屿—巴厘。十八日，在巴厘首府巴塘市，巴厘人民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欢迎中国贵宾。在群众欢迎大会上，刘少奇对几天来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对印度尼西亚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说：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绝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越是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就越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就是捍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他同时也指出：“政治上的独立还不是完全的独立。只有继续从各方面彻底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依靠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完全独立。”
在下榻的坦帕西林宫，刘少奇同苏加诺总统举行了会谈。二十日，刘少奇同苏加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当天，刘少奇等满载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情谊离开雅加达，乘专机前往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在仰光明加拉顿国际机场，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和张茜、黄镇以及其他陪同人员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和夫人以及缅甸政府主要官员的欢迎。
缅甸是中国的邻邦，是当时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外第一个承认我国的国家。一九五〇年六月缅甸正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缅甸，两国领导人间从此开始频繁往来。一九六〇年初，中缅两国签订边界协定，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同时签订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关系得到顺利的发展。刘少奇在这次访问中多次说：“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亚非国家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一个光辉范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来访，缅甸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二十一日晚，在国宾馆悬满彩灯的美丽花园里，奈温举行盛大国宴，缅甸政军高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几乎全都到场。在宴会上，奈温回顾了缅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到来。刘少奇也发表讲话。他说：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胞波’。在我们两国独立以后，我们的传统友谊又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友好合作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我高兴地听到，奈温主席表示将为不断巩固两国的友谊而努力。我们方面，我们也一定尽到我们的责任。我深信，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的友谊一定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当天下午，刘少奇一行在奈温陪同下观赏了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缅甸佛教名胜—瑞光大金塔。这天正好是星期天，阳光明媚，一百余米高的大金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数千仰光市民和香客聚集在佛塔周围拜佛。刘少奇等遵照当地习俗，赤脚参观了金塔，并捐款六千缅元供修缮宝塔之用。接着，刘少奇又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被帝国主义势力杀害的缅甸民族英雄昂山陵墓敬献了花圈。
二十二日，刘少奇一行由奈温陪同到达掸邦首府东枝访问，游览了风景名胜茵莱湖。第二天，到达缅甸西南海岸的海滨休养地额不里。宾主将在这里休息和举行会谈。在额不里海滩，宾主度过了轻松而愉快的一天。
额不里海滩海沙细腻，椰树成林，形成天然的避暑胜地。在茂盛的椰树叶下，宾主品尝着新鲜的椰子汁，时而下海沐浴，时而愉快交谈。在奈温的提议下，宾主组成两支特殊的混合足球队，在海滩上展开“角逐”。奈温将军和陈毅元帅也兴致勃勃地上场“竞技”。他们的表演，引起在旁观看的刘少奇和其他来宾的阵阵掌声和笑声。晚上，在几千盏彩灯下，宾主共同品尝了鲜美的烤鹿肉和海鲜。
二十四日，刘少奇同奈温在额不里举行会谈。谈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时，刘少奇说：“在我们这些新独立国家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让后起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另一条道路是殖民地、附属国的道路，我们也不愿采取。因此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要采取经济上的独立，需要几十年的工作。在国内，我们必须依靠最大多数人民，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国外，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尊重我们独立、平等待我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我们就能站得稳。”谈到中缅两国关系时，他说：“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独立的，平等对待缅甸的。缅甸可以依靠中国，中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二十五日回到仰光后，刘少奇同奈温继续进行会谈。随后，刘少奇同奈温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联合公报》。
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后，刘少奇一行在二十六日乘专机回到昆明，准备在昆明稍作休整后前往柬埔寨访问。
当刘少奇一行对缅甸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却从北京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国家安全部门根据截获的情报分析，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在代表团出访柬埔寨期间组织暗杀活动，首要目标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蒋介石集团自一九四九年溃退到台湾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直处心积虑，想推翻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领导，并且企图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暗杀。一九五五年，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后，在香港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用定时炸弹将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专机在飞往雅加达的途中炸毁。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领导人因临时改变计划、转道缅甸而幸免于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台湾特务机关企图再次下手，因为时间紧迫和器材不足而未能得逞。
刘少奇这次出访活动确定后，中央有关部门加强了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一九六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牵头，总参谋部、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门等负责人参加。小组的重要决策由周恩来直接负责。周恩来还委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随刘少奇出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具体负责出访的安全工作。
四月十一日，刘少奇出访前夕，周恩来召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对刘少奇出访的安全工作作出详细部署。在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期间，国家安全部门得到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期间实施暗杀计划，并已指使他们驻西贡的“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和它下属的“金边组”组织策划（台湾特务组织把这个计划的行动代号定为“湘江案”计划，后又改名为“秋风案”计划）；但没有完全掌握他们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时，离刘少奇一行原定出访柬埔寨的日期只有几天了，情况万分紧急。访问究竟是否还按原定计划进行，成为问题的焦点。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一方面将敌情用电报通报给正在缅甸访问的刘少奇和陈毅，并在他们回到昆明后派专人前去汇报，请他们权衡情况后对是否继续出访柬埔寨作出决定；一方面选派得力的安全保卫人员飞赴柬埔寨，协同柬方安全部门抓紧侦破工作，做好继续出访的准备。考虑到中国原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对柬埔寨的情况比较熟悉，周恩来同时决定，速调王幼平回京，以外交部特别顾问的身分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并先期赶往柬埔寨，协助现任中国驻柬大使陈叔亮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王幼平这时正在河南信阳蹲点，接到命令后，便星夜赶回北京待命。
二十六日，刘少奇、陈毅、罗青长等在昆明听取刚刚赶到这里的公安部局长凌云和王幼平关于敌情的汇报。刘少奇听取汇报后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刘少奇性格比较内向，平时言语不多，但往往言简意赅。短短一句，充分体现出他对敌人的藐视和对国家安全保卫人员的充分信任。他叮嘱王幼平：在同柬方交涉时，一切要持商量态度，安全保卫工作要靠柬方，商谈问题时要充分尊重和信任对方。陈毅也表示：“我们都是警卫员，负责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刘少奇和陈毅经过慎重研究，提出按原计划访问的建议，联名给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发了电报。
周恩来接到代表团的电报后，立刻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访问仍按原计划进行；同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次出访的安全。
当刘少奇在昆明休整期间，先到柬埔寨的王幼平、中方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人和中国驻柬大使馆工作人员全力以赴，配合柬方开展侦破工作。短短几天内，终于摸清敌人在金边波士东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挖掘暗道，埋藏炸药，企图在刘少奇到达金边时引爆迎宾车队。柬埔寨警方在五月一日凌晨逮捕了台湾派遣的特务，起获全部作案工具。这时，距离刘少奇到达金边只有不到半天时间了。
五月一日上午，按照预定方案，刘少奇、陈毅等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参加云南各界群众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然后直接到机场登机，在当地时间十点四十五分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在金边机场，他们受到柬埔寨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为了确保安全，在柬方安排下，刘少奇、陈毅和王后、西哈努克等没有乘坐迎宾车队的汽车，而是直接登上直升飞机，到达代表团住地—柬埔寨王宫。
柬埔寨位于印度支那半岛西南部，一九五三年摆脱法国的统治宣告独立，一九五八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以后，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多次来华访问，周恩来也进行回访，并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关系十分密切。这次，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分首次访问柬埔寨，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促进。
到达金边的第二天，刘少奇等在西哈努克的陪同下，来到距金边三百公里的古城暹粒。暹粒以佛教古迹吴哥城闻名于世。在通往吴哥的路上，西哈努克亲自为中国客人驾车。吴哥寺是吴哥古迹中最美丽和保存得最完整的部分，高耸的圣塔是柬埔寨的象征，柬埔寨国徽上有着圣塔的图案。在圣塔下，西哈努克向刘少奇等介绍了雕刻在沙石壁上长达数十米的浮雕，这些精致的浮雕展示了古代战争的巨大场面。他们又乘车游览了范围广大、隐现在丛林中的大吴哥古迹。
回到暹粒，已是傍晚。吃过晚饭，刘少奇和王光美到西哈努克住处看望西哈努克和夫人。他们走出王宫，在街道上漫步交谈。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活动。看到两国领导人这样不拘礼节地悠闲散步，市民们惊喜地报以掌声。
三日，刘少奇一行抵达磅湛市，参观由中国援建、一九六〇年投产的柬中友谊纺织厂。
四日，刘少奇同西哈努克在山城基里隆举行会谈。基里隆位于群山之中，风景优美，是新开发的游览胜地。为了纪念刘少奇的访问，西哈努克将这里的主要街道命名为“刘少奇路”。
结束了在外地的参观访问后，他们回到金边。五日，刘少奇同西哈努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为了庆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取得成功，金边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刘少奇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柬埔寨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能够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歧视和轻视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他对当前世界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人类历史的进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但是总的趋势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长期以来，亚非各国人民是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对象，被剥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亚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在蓬勃地发展；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亚非各国人民已经觉醒和站立起来，成为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因素。”
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五月六日，刘少奇、陈毅等结束对柬埔寨的访问，回到昆明。
在昆明短暂休息后，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分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
五月十日，刘少奇在陈毅等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越南首都河内。在机场上，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刘少奇和胡志明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结下深厚情谊的老战友，这次在河内相见，分外欣喜。在机场的讲话中，胡志明用“心心早相印，今日喜相逢”的诗句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
刘少奇是在越南人民开展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越南的。在十二日河内人民为欢迎刘少奇的访问而举行的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刘少奇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主义斗争。”刘少奇的讲话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呼。
从十一日到十五日，刘少奇同胡志明等越南党政领导人连续举行会谈，交换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会谈结束后，原定还要去海防等地访问，但由于长时间在外奔波，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刘少奇患了感冒，发起烧来。这样，就没有再按原计划到外地访问。
五月十六日，刘少奇和胡志明共同签署《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当天，刘少奇一行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国。
入夏后，由于工作繁重、一直顾不上休息，刘少奇经常感觉疲倦，有时还伴有低烧。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在战争年代曾患过而后已痊愈的肺结核又有复发。周恩来知道后，十分关心，多次催促他抓紧治疗。这样，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刘少奇在王光美陪伴下到北戴河休养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健康状况稍有好转。
九月十四日，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分应邀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陪同访问。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中国访问。这年六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来华访问时，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朝。经双方商定，刘少奇在九月赴朝访问。尽管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刘少奇仍带病开始了十五天的朝鲜之行。
为了欢迎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朝鲜，朝方安排了隆重的接待。刘少奇一行乘坐的专列刚刚驶过横跨鸭绿江的大铁桥，立刻感觉到处处洋溢着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的气氛。专列在新义州、南市、定州、新安州等地的车站停留时，每站都有数万群众在站台上欢迎。刘少奇等走下列车，频频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
在平壤车站，刘少奇一行受到金日成、崔庸健和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刘少奇回顾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美援朝期间共同战斗的历程，赞扬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说：“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我们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刘少奇同金日成举行会谈，交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十九日，刘少奇一行在崔庸健陪同下抵松林市访问。在松林市，刘少奇参观了朝鲜最大的钢铁基地——黄海钢铁厂，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高炉、炼焦、平炉、轧钢等车间的生产情况。第二天，抵达朝鲜第二大城市咸兴市。在那里，参观了“二·八”维尼龙工厂、兴南肥料厂和咸州郡的朝阳合作农场。二十三日，在返回平壤途中，参观了朝鲜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平安南道延丰水库。
在平壤，刘少奇同金日成继续举行会谈。
十五天的访问很快过去了。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一行乘专列离开平壤回到北京。
从朝鲜回国后，刘少奇搬了一次家。自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住地从香山迁入中南海后，刘少奇一家起初住在一座叫万字廊的平房小院里，后来搬到新建成的中南海西楼甲楼。这是一座西式的三层灰色小楼，一层是会客室和工作人员办公用房，二层是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办公室和卧室，三层是子女们的住处。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这座小楼盖得比较简陋，房间不大，楼梯较陡，取暖和通风条件也很差。在这里，刘少奇一家住了将近十年。刘少奇患病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考虑到刘少奇年事渐高，身体不好，每天爬楼很不方便，决定给刘少奇调换一下住处，搬到中南海北侧的福禄居。福禄居是一座两进院的老式平房，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生前的住处。经过简单的修缮，刘少奇从朝鲜访问回来后，就搬住进来。在这里，刘少奇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段岁月，直到一九六九年被送往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