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行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同时有德国与希腊这种消费和节俭习惯如此迥异的国家。这样的不协调最终将破坏整个制度。因此，欧元注定会困难重重，灭亡早已存于其基因。欧元过去几年的问题，不应被看作是因为一两个国家的政府做不到量入为出，或者是其他国家未能提醒它们入不敷出的危险。也就是说，欧元的困境并非只要是几个相关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作出了不同的且更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避免的一起历史事件。相反的，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着某个时机发生。即使问题没有在2010年或2011年达到白热化，它迟早还是会在某个年份，因为其他情况而再度濒临危急关头。
所以我不相信可以挽救欧元，至少不会是在现有17个国家都还在一起的情况下。
自欧元计划开展以来，思维清晰又备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就对它内在的矛盾敲响警钟。英国没有加入，因为英国人不认为这行得通。对于欧元的好处，他们不是很信服；而对于欧元的危险，他们则有充分的认识。虽然那些政府以及选举它们的人民在1999年加入欧元区时，都热切盼望单一货币的到来，但是他们并未准备接受财政政策上的整合，因为那显然表示将丧失主权。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推行欧元，这折射出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欧洲比较特殊，可以化解矛盾。那是一个政治决定。
在美国，一种货币可以在50个州使用，是因为它有一个联邦储备局和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州一旦出现经济困难，中央可以通过对该州人民的社会支出以及展开政府项目，对它实行慷慨的财政转移。联邦政府从那个州征收的税款，是不足以支付联邦政府拨给它的支出的。如果有人记账，该州的财政多年来可能处于赤字状态，但正是因为没人在记账，所以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其他州的美国人把那个州的州民当做同胞，所以并不要求他们偿还这笔钱。实际上，那是一份礼物。
当然，另一个极端也能行得通，也就是欧元体制前的欧洲。每个国家有各自的财政部长并自行管理本国货币。按照此制度，当一个国家经济放缓时，因为不受制于一个共同货币，它可以推行因应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包括美国人称之为“量化宽松”的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及让货币贬值，使该国的出口更具吸引力。但是，在欧元区国家加入一个货币共同体后，等于是放弃使用这些工具。而它们在形成货币共同体后，也没有确立某种机制——不论是类型还是数量，可以实现相当于那些美国不景气的州能够接收的预算转移。
所以，当一群杂牌军尝试听命于同一个鼓手时，结果是什么？这就是欧元区面临的情况：有些国家迅速发展，其他国家挣扎跟上。在经济上掉队的国家，即使政府税收减少，在选举压力下还是被迫保持甚至增加公共开支。预算赤字必须通过在货币市场举债来融资填补。由于贷款货币是欧元，而非比方说德拉克马（希腊在2002年之前的货币单位），借贷的利率相对较低，因此挥霍浪费的情况继续下去。希腊最终成为这种衰退的最极端例子，赤字越滚越大。说句公道话，整个欧洲货币联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按照《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政府如果连续出现财政赤字，须受到一定的制裁，但实际上这些制裁从没有实施于任何一个国家。
过去一段时间，始终保持乐观的专家还希望这些国家的政府能通过削减福利项目、改革税收制度、放宽劳动力市场规则，或延后民众退休的措施，来拉近与较强的国家如德国的竞争力差距。但这些都没有发生。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情况终于开始急转直下。宽松的信贷枯竭了，对于像希腊政府的信誉，市场的信心开始下滑，导致其借贷利率飙升。德国和欧洲央行被迫干预，提供紧急援助，以阻止债务危机向整个已垂头丧气的欧元区蔓延。
截至2013年6月，在拨出足够的钱之后，欧元区总算是避开了灾难。不过，17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即它们要怎么解决没有整合财政下货币一体化这个欧元计划的根本矛盾。它们可能暂时不去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明白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否则历史会重演，另一场危机会到来，紧急援助的资金将更庞大，到了紧要关头，德国可能得负担这些费用。与其拖延，倒不如迅速采取行动，尤其是拖得越久，选民对债务危机的痛苦和恐慌记忆会渐渐消失，而果断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也会随之减弱。
不幸的是，当前没有一个选项是容易的。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让欧洲人接受财政政策的整合，让欧洲央行变成另一个联邦储备局，由一名财政部长监督全体欧元区国家的预算，而不设个别财长。这将使欧元区迈向欧盟支持者口中的“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使欧元区看起来更像美国。这种情况会发生吗？选民愿意把本国制定预算的重要权力交给一个中央机关，并相信它所作出的税收和支出决定将对各国公平，同时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元区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老实说，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如果真发生了，总的来说，这大概是对世界最好的结果。
比较可能却不太理想的结局是欧元区解体，让各国回归本身的货币。对所有相关者来说，这将是痛苦和混乱的。假设你是个希腊人或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而你以欧元借钱，现在你必须以欧元偿还贷款，但以什么汇率偿还呢？加盟前的旧利率？还是一些任意设定的新汇率？解体过程将是混乱而且代价高昂的。在解体之前，银行很可能面对挤兑的风险，谣言驱使一般民众由于担心积蓄在一夜之间可能被强制换成一种新的货币，而且币值可能大大不如欧元，进而促使他们涌向银行以欧元提取存款。私人投资也会因为情况不明朗而减少；这也是为何拖拉是不利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欧元区以外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大量出口至欧洲的国家，包括中国，这也将意味着不小的经济混乱。虽然过了一段受干扰的时间，贸易最终会恢复，事情会安顿下来，但是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将很可能会放缓。
在介于彻底解体和完全整合之间，还有第三个结局，就是局部解体。这个结局的情况就有很多种可能，从欧元几乎完好无损，只有一两个国家被逐出，到多数国家受这样那样的影响，可能一些得独立运行，其他的选择加入两三个新共同体，即专家们所谓的两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欧洲。而每一个层次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经济竞争力相对接近的欧洲核心，足以抵抗巨大的离心力，不让核心散掉。我相信会有一个，这个核心的领导者显然是国民最勤奋的德国，但也包括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我不认为法国会变得像德国那样有纪律，它比较可能成为第二层次的核心。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欧元区乃至其广义上的欧盟应该被看作是成功的，因为和平确实实现了，现在爆发战争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也可以轻易争辩说，促成和平的另有其他因素。苏联解体的后果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不会再关注在军事上与西方争雄，因为它的精力都很恰当地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未来也会是如此。此外，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式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已将任何可能发动自其他非北约国家的军事行动，变成不切实际。在欧盟内，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战败，它永远也不会想要再开战。德国人觉得已经够了，只想继续过他们安静、舒适的生活。因为这样，他们一直在尽力去迁就他人。
后世最终会将欧元的记载视为可悲的。无论是谁想为这个货币一体化计划挽回一些政治功绩，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冰冷、残酷的事实。
***
就在欧洲试图理清单一货币的相关问题之际，这个大陆也不得不关注它相对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福利社会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法律。这些政策在当初构思时看似好主意，接着在二战后于整个欧洲陆续出台，但是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政策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随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一一抬头。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作为一名在战争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学生，我记得曾敬佩克莱门特·阿特利政府在早期尝试为每个人提供慷慨的一辈子福利的做法。例如，我配了一副新眼镜后发现不必付钱，对此我感到惊喜，原来费用全由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给包了。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文明的社会啊！我当时还不明白这种全面供应的方式，对造成效率低下和懒散的潜在作用。但后来，我是了解了。
阿特利政府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在经历两次几乎摧毁一切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府和人民想要的是一种宁静安定的生活，有什么负担都由大家平均分担。除了精英分子，那些在战争中以鲜血付出代价的更多是无产阶级者。社会对底层人民有一种强烈的亏欠心理。所以，当政治人物提出要公平，要社会福利政策来照顾失业者、病患和老人时，很轻易地就是一呼百应。
多年来，欧洲在负担这些政策方面没什么问题。马歇尔计划通过刺激欧洲从满目疮痍的战争中强劲复苏，帮助大多数西欧国家重新站立起来。工人的工资上涨，他们所支付的税赋足以支撑国家福利。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对欧洲来说，世局改变了。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欧洲的低技术工人发现他们不仅与自己人竞争，也同日本，然后是同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在竞争。出口因对手的价格更低廉而受到影响，企业则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亚洲。欧洲工人的工资自然也下降。要是没有中国、印度和日本，福利社会这个制度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行。但是一旦这些国家登场了，福利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可持续了。
当然，欧洲人是尽力地朝提供更高价值的商品与服务的方向发展，然而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做的是有限的。你或许希望往上攀升，但是一大部分的人口未必能跟着行动，因为这涉及学习新技能，而这需要时间、精力，以及更重要的，意志。何况，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有能力自我提升。这是一场不断自我完善的无休止较量，就任何特定的年份而言，你比竞争对手获得的进步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较量的结果最终是取决于一国人民的先天素质，以及国家的组织和治理方式。如果与欧洲对阵的是斐济或汤加，那么后两者或许真的无望赶上。然而，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欧洲面对日本、中国或者是印度，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全球情况容易改变，不幸的是，法律和政策却很难。应得的利益一旦给出去了就几乎无法收回。任何政府要是有胆量尝试，人民会通过选票给予它重重的惩罚。英国撒切尔夫人用尽她所有的政治才智和资本去设法扭转政策，结果她只成功了一半。其他欧洲领导人肯定也看到了她所取得的部分成功，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选民，显然没打算放弃多年来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许多欧洲国家，这已成为根深盘踞的问题。
如果福利开支停滞在一个水平，问题或许还可以受到控制。可是，这类开支向来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不只是绝对数额，它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也会上升。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者会施压要求扩大现有计划，不过，就如瑞典资深新闻工作者乌尔夫·尼尔森所观察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福利制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自我产生需求”。他在2007年一篇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中写道：“福利会催生客户，工伤保险会带来受伤，难民政策会引来难民；允许人们在退休年龄前退休会造成人们提前退休。”换言之，这些欧洲国家的一些理性的公民，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最终会设法战胜这个制度。据说某些情况是，有些人一边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可多达他们最后支取薪金的四分之三，但另一边又同时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从事兼职工作。这样他们领的是两份收入，而由纳税人承担损失。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经合组织的欧洲成员国的政府社会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在一些国家，这个数字显然更高——意大利25％、法国28％。相比之下，经合组织的非欧洲成员国在社会支出方面，平均只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比率则为16％。
不过，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美国人自力更生的态度比较普遍，因为就算失业者获得了援助，也有措施确保他们会积极甚至被强迫去找工作。那是一套不同的理念，其基本原则是工作将使个人和社会更好，而支撑这套原则的信念是，过度慷慨的福利往往会削弱并在无意中抑制人们奋斗的动力。欧洲模式造就了一个习惯于津贴的阶层，因此他们缺乏强烈的工作热情。
除此之外，欧洲对于不必要的严格劳动力市场规定也没打算让步，包括管制公司裁员、最低年假等。目前的新经济格局越来越讲究灵活，它偏在这个时候更加固执己见。法国及周边国家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还在尽量延续那个神话，即在经济不受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工人可继续拥有过去的福利。当地学生也要求享有同父母一样的安稳工作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的是世界为他们停止转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措施最终伤害的是劳动阶级本身。因裁员而受罚的企业理性地作出反应：尽管经济增长苗头再现，它们雇用员工时更加谨慎。工作是有，只是去了别的地方。
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2008年，以过去十年平均失业率计算，十大劳工法最自由的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当中，八个同时跻身失业率最低的前十名。相对的，十个劳工法最严苛的国家当中，七个登上了十大高失业率排行榜。
但是，现在你要怎么去改变这些政策？工会走上巴黎的街头游行，怎样都不相信全球的竞争力量已经使得雇用法国工人不再合算，从而必须要他们放弃额外福利。他们会说：“不，我们要保留这些福利，然后再设法竞争。”
我从一开始就确保新加坡不会沿着这条福利和劳工法的路线发展。见过英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如何实施一些政策，我肯定那将通往毁灭。我们不允许工会危及国家竞争力，而是通过劳资政这个基于非对抗性谈判的三方关系，去与工会建立关系。我们终止所有免费配药的做法，确保收费慢慢贴近现实。我们提供的是资产，不是津贴。政府协助你买房子，并填补你的中央公积金[1]户头。你可以选择花完这笔钱，但是当你退休而身无分文时，你得自己面对后果。相反，如果你不乱花这笔钱，让它增值并赚取利息，长期而言，你将获益。换句话说，每个人必须负起各自生活的责任，政府会从旁提供一些协助。我相信，要是采用了欧洲制度，我们的经济将失去不少活力，并将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欧洲前方的是苦日子。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况，欧洲人选择了福利和劳工保护的发展道路。谁都不能否认，比起美国，欧洲人的这种选择造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底层阶级比较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较小。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放弃这些政策，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每年会多取得1％至3％的增长。在一段时间内，许多欧洲人的生活仍将舒适，因为他们在年头好的时候积累了储备。但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他们在战后为自己创造的舒适和受到百般呵护的世界，最终会被外部力量弄垮。届时，他们就得协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
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相比，一组情况不同的北欧国家在面对一些问题时，受到的打击较轻。在我看来，对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应该做完全独立的分析，因为它们是自成一格的。
主张福利制度行得通的人往往会举瑞典、挪威和丹麦的例子，尽管这些国家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开支都由政府支付，资源浪费的情况并不普遍。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举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为失败的例子，只是反对福利主义者提出的挡箭牌。
对于这样的论点，第一个反驳是，有证据显示，即使是北欧国家也无法完全避开社会主义政策的代价。例如，瑞典在2011年的失业率为7.5％，比意大利的8.4％低不了多少，却远远高于亚洲的先进经济体如日本（4.6％）、韩国（3.4％）和新加坡（2％）。
话虽如此，人们应该承认北欧国家在增长方面的表现，确实明显优于其欧洲邻国。2002年至2011年，意大利和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年均增长率分别是5.3％和6.1％，丹麦同比增长了6.4％、瑞典7.3％、挪威8.9％[2]。而且，它们是在同时保持高度社会支出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的。这个现象需要进一步解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是相当小的国家。这三个北欧国家的人口总和大约只有法意西三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挪威人口有500万，比新加坡还少。因此，无论是问题的规模、利益的多元还是治理的复杂问题，北欧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不过，比规模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组成，这是了解北欧例外论的关键。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民族都相对单一，这使它们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内部凝聚力，其人民有更加强烈的一体性和团结意识。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视自己为一个部族，部族成员愿意为同族人受苦。人们愿意勤奋工作，不只是为自己，也为感觉上近乎亲戚的部族成员，而不是为了一群来自世界陌生地区的游手好闲之徒。因此，即使面对福利社会为平衡预算而必须征收重税的情况，只要其他条件不变，富裕的企业大亨和个别高收入者，也不太可能离弃这个部族社会，尽管他们随时能够这么做。而且，他们都是社会上最有能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和机会的顶尖人才。如果是一家人，对于缴税去帮助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你就不会持有那么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你周围有大量的外国人，而法律规定在发放福利时不得有歧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
我在上世纪70年代访问过挪威，那里几乎是个全白的社会。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山峰和冰川，景色迷人，十分寒冷但很安宁，我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团结。在这样一个国度，不仅是那些有工作的人愿意缴纳更高的税，那些没工作的人也不太可能滥用福利制度，因为他们对社区有一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即使是靠政府救济的人也比较不懒散。
在过去几年，这一切都已经慢慢地改变。因为北欧国家对收留难民和受迫害者采取了宽松的政策。瑞典每年收留的难民多达2000人，大部分来自非洲国家。目前，那里有八万多难民。难民大量涌入会如何改变瑞典人的公有社会主义观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口变化的结果迟早会改变他们对于慷慨援助低收入群体的看法。就种族而言，目前的北欧比起欧洲其他地方还是相对单一得多。
当今欧洲的社会风貌，与我在二战刚结束后到那里留学的情况很不一样。我当年在伦敦求租房间时，得根据广告致电房东约看房间。我在电话中对他们说：“我姓李，但我是华人。如果你的房间不想出租给华人，请跟我说，这样我就不必白跑一趟。”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英文姓氏，我想一开始先说清楚免得有不必要的误会。果然，有些房东礼貌地劝我不必去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仍以白人为主，非白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需要劳动力，欧洲国家这些年来已经接纳了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东欧的移民。移民舒缓了经济和人口的压力，但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
德国至少有250万人是土耳其后裔。人数之多在德国人之间引发了强烈反应，极端的当地人出于种族动机犯下的罪行时有所闻，令人担忧。在法国，一些大城市周围，尤其是巴黎，突然形成由少数种族主导的郊区，也让政府头痛不已。因为觉得被边缘化，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时制造骚乱。2005年的一场骚乱就出现失控的情况，全国近9000辆车被人纵火，使当局不得不宣布长达两个月的紧急状态。就连少数种族的大学毕业生都感觉到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官方数据显示，在法国国民中，非洲裔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比法国裔毕业生高出三倍。
到过英国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的人都会觉得，英国的种族越来越多元化了。不过，由于华族社群比较不求闻达，并被视为最不会乱添麻烦，当地社会对华族的焦虑已逐渐转移到其他种族。在第一代华族移民当中，许多成了餐馆老板，他们的子女则成了专业人员。今天较受关注的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他们往往爱在某些邻里群居，没融入当地社会，一些学校甚至完全被这些少数种族占据。
种族问题因为宗教元素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移民正好是回教徒（穆斯林），近年来，他们要求建造有尖塔的回教堂（清真寺）的呼声越来越大。这样的建筑除了会对传统欧洲建筑景观造成视觉冲击，也会加深当地人担心本身习以为常的文化和社区，正逐渐被麻烦的外来者改变的恐惧。如果这些移民是基督教徒，问题可能不会那么复杂。不管多数欧洲人现在还去不去教堂，欧洲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社会，当外来移民多数是回教徒时，分歧自然会出现。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过去两三年，欧洲领导人包括卡梅伦、萨科齐和默克尔，分别在各自国家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换句话说，落户德国的土耳其人未能成为德国人，迁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也未变成法国人。欧洲日益认为这些人难以融入社会。虽然宗教、文化和语言都各有影响，种族还是那个抗拒融合的根本原因。然而，欧洲也没办法停止接受移民，因为他们能满足其国内迫切的需要。因此，我们很可能看到的一个局面是，只要情况允许，欧洲各国政府都会让移民进来，只有在选举期间，当极右政党通过激愤的言辞力压温和派对手时，才会踩刹车。无论怎么看，他们陷进的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两难境地。
***
欧洲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崛起，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想法似乎理所当然。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拥有许多共同事物的大陆国家。他们都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形成一种对自我和世界的思考相似的欧洲文化。基督教是他们的主要宗教，回溯更久远的历史，这些国家从罗马帝国的时代继承了同样的文化遗产，使他们在社会组织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可是，尽管有这么多共通之处，在20世纪浮上台面的却是他们的分歧和隔阂，他们因而走进一场残酷、自相残杀又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此后，融合成了欧洲领导人的核心任务。融合代表了最可能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是各国以共通性为基础，抛开之间的分歧，并将它们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最明显方式，这能确保以后再也不必因为有人认为的自作孽，而遭受如此可怕的后果。
确定这是项重要任务后，他们着手建立必要的机制。1951年，他们签订了《巴黎条约》，成立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他们就建立共同市场、共同农业与运输政策的《罗马条约》的提议达成协议。“冷战”结束后，共同体演变成了欧盟，并扩大至包括27个成员。其中的17国采纳了欧元作为统一货币。
除了和平，融合还具有其他巨大的潜力。一个在意义上整合的欧洲将拥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事务上可以有更大的发言权。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如果欧洲人进一步加强融合的努力，接受一个财政部长，甚至一个外交部部长和一个国防部长，其硬实力的提升将是巨大的。看看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他们基本上是迁居至另一个大陆的欧洲人，放弃了不同的语言和对原来部族的忠诚。如果欧洲的融合达到相同的程度，成了欧洲合众国，美国人所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作为一个实体，欧洲的人口比美国人口（5亿对3.1亿）还多，经济规模也比美国大六分之一。这样的欧洲在角逐世界领先超级强国的竞赛中，肯定有获胜的希望。
可惜，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欧洲不可能完全融合。欧洲国家迄今未能成功让单一货币行得通，要进一步发展到单一外交政策或单一军队的可能性更小。欧洲国家有各自可追溯到好多个世纪前的历史，每个国家对自身的传统深感自豪。尤有甚者，它们都想保留本身的语言，因为语言背后有着荣耀和文学。美国决定重新开始，而创建了新文学，但欧洲却无法这样做。尽管英语在其他国家已是第二语言，欧洲大陆国家永远也不会接受它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
那么，欧洲在世界占着什么位置呢？它在国际舞台上将只是次要的演员。面对美国、中国和未来也可能成为大国的印度，欧洲终将沦为配角。大部分欧洲国家将理当如此地被视为普通的小国。尽管德国因为在大屠杀期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而仍然充满内疚，所以不希望当出头鸟，但基于其人口和经济成就，德国可能还是可以独自发挥影响力。英国也因为与美国有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而将保有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与美国、中国和印度同桌而坐的格局中，欧洲难以指望能有什么作为。一些欧洲领导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毕竟他们仍怀有自尊自大的历史感，而且长久以来在国际事务的博弈中，他们也确实相当有经验。但无论如何，这都是4000万、5000万或8000万人口的国家在与13亿人的中国及12亿人的印度较量。一个分化的欧洲是更容易应付的，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只需要处理与个别国家，而非一组国家的关系。每一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肯定比中国依赖它们更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为由国内消费驱动，情况更将如此。
然而，欧洲的国际话语权减弱，不会造成其生活水平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如果它能承受欧元终结的冲击，就可以回到过去。尽管欧洲在国际事务上失声，这个大陆上的国家所拥有的高水平教育和技能，足以让欧洲人过上好生活。个别国家将有些衰退，但会根据自身的竞争力水平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欧洲人的生活还是能够过得很开心的。
***
我是带着感伤而非嘲笑去写关于欧洲无可避免的式微的。我不想贬低欧洲，欧洲人是非常文明的民族。没错，他们曾是殖民者——法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通过其文明教化使命，将文明传授给了非洲人。就整体来说，英国也将制度留给了它的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我们有法治，有法规，有英语，这些都帮助了我们成长，而我们也没糊涂到要去改变这些制度。英国的制度本来就行之有效，我所做的只是确保不去颠覆，而是强化这些制度。
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刚果留下烂摊子的比利时人。他们到那里开采原材料，但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们任由刚果深陷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个国家至今还未脱困。在几内亚，戴高乐则是对深具影响力的解放运动先驱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气愤得咬牙切齿，所以才在临走前下令把所有的电线和电话线扯掉。因为这样，几内亚迄今仍处于困境。法国并不是如此对待所有殖民地的，它会这样对待几内亚，是因为塞古·杜尔侮弄了法国政府。塞古·杜尔也因此继承了一个无法运转，而他又始终无力纠正的制度。
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如果英国留给我的新加坡是如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状况，我不确定我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今天的样子。英国人离开时不失风度，末任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完好无缺地移交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他拉着我，为我一一介绍管家之后才离开。之后，他去了北婆罗洲一会儿，然后退休了。对于英国的制度及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问：您如何看待个别欧洲国家的发展？例如，德国人在过去十年做得非常好。
答：是的，因为他们量入为出，而且工人技术水平高。世界一些最好的机器是他们生产的，包括最好的汽车——奔驰、福士伟根（大众汽车）、宝马、保时捷。德国会继续发展得不错，因为他们的社会本质是如此。他们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他们有冲劲也准备随时组织起来。要不是有丘吉尔和美国人，要不是它愚蠢地去攻打苏联，希特勒已经征服欧洲，所有人都在说德语了。
问：您认为20年后的英国会更有活力还是更没有活力？
答：它将是不好不坏。英国曾经建立一个大帝国，二战后因为美国人而被迫放弃。在失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之后，其余的已不重要了。要是你看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曾经效忠英联邦的成员的态度，英联邦现在对它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在它们眼中，重要的是美国、北约，以及太平洋地区相当于北约的非正式组织。它们靠拢的是下一个强国，一个它们自认在文化和地缘政治上拥有共通性的国家。
问：假设欧洲没有成功地融合成一体，而中国发展得可称霸亚洲，欧洲对于东南亚包括新加坡，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答：已经有人以漫画方式将欧洲讽刺为博物馆了。不过，我认为那里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地方，如果你问我周末想在哪里度假，我会说法国。为什么？因为你在那里可以过一种十分优雅的生活。即使法国人给不了你可媲美德国那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还是能让你过上好生活。我在欧洲时，周末喜欢去景色迷人的法国郊野。法国每个城市大亨都有一个葡萄园，由底下还有一个工人的乡绅农夫看管着。葡萄园获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那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生活：食物好、环境好，饭后还可午睡。今天的法国已不再追求荣耀。我不认为德国有这样的生活。不过，每个国家的个性和特征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
问：欧洲是如何创建这样一种美好生活的？
答：它们比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工业化，并且统治了世界的其他国家。英国有大英帝国，法国有法兰西帝国。比利时这个人口少于500万的小国，拥有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大国刚果，并肆意开采矿产。后来，非殖民化浪潮来了，它们威风不再。帝国时代这种欧洲主宰世界的方式已不复存在，至少不会再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它可能会以其他形式重现，例如在经济上，中国在世界某些地区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不是真正的殖民统治。
问：俄罗斯能在一个分裂的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答：我不这么认为。俄罗斯自认是个大国，有九个时区，疆土广袤、资源丰富。过去，苏联是一个安全威胁，但今日的俄罗斯要保持强国地位会有困难。它的人口下降，经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也没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经济。人们酗酒，妇女不多生育，都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
问：债务危机之后，一些欧洲领导人认为，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在于紧缩政策。但是在一些国家，民众通过选举将那些鼓吹紧缩政策的领导人拉下台，例如法国，萨科齐在2012年寻求连任失败了。
答：在民主体制中，反对紧缩措施是一种自然反应。有人站起来宣称：“我们不必紧缩。”选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那好吧，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必勒紧裤带。如果他们真的不必这么做，那选民就做对了选择，一切都会好起来，而萨科齐就是无知的。但如果他们必须勒紧裤带，那问题来了，他们又回到原点。
问：您认为他们需要紧缩措施吗？
答：如果不是深信有这个必要，理智的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怎么会坚持带着一项不受欢迎的措施去选举。法国选择了改变，德国却没有，德国人十分支持默克尔。我不认为奥朗德总统能够改变默克尔的想法。法国人只是取易舍难。
问：一些专家，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认为在危机时刻采取紧缩政策是最不可取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尽管从长远来看，紧缩政策或许有必要，但在短期内推动增长才能刺激经济。您怎么看？
答：在这两种方案之间，与总是乐观地以为明天会更好的美国人相比，我相信欧洲人更清楚自己的问题。
问：您认为他们应该信守一个基本上由德国促成的协议吗？这就是欧洲国家的出路？
答：那是最好的出路。默克尔和德国人不傻。因为自律，他们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
问：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
答：不是，他们希望法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成功，因为他们希望欧元成功。
问：我们再来看看社会课题，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欧洲有什么是新加坡可以借鉴的吗？
答：要改变生活方式哪有这么容易。瑞典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个孩子，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单一的社群，并有相关的支援政策——幼儿护理、幼儿园和直到成年的各种好处。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同一个部族，愿意为彼此牺牲。你要怎么复制这些？法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了。
问：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您提出了“一个部族”理论，即因为他们基因相似，所以凝聚力强并支持福利政策。您认为这个理论适用于日本和中国这两个种族也相对单一的国家吗？
答：日本人，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欢迎移民。但是中国人就不行。中国不是一个单一部族的国家，而是有许许多多个民族。没错，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文字，但是全国各地南腔北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在整个王朝执行统一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在各省各县，人们会说山高皇帝远。在各个省份，他们可以说：“在这里，我就是皇帝。”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省份的态度非常不同。
问：与您在上世纪40年代的情况比较，欧洲今天深层的种族紧张关系是否不一样？
答：这很难说，因为我不住在那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的女儿嫁给了一名英国人，住在布拉德福德附近。他去看望长得更像白人的孙子。他告诉我，他们与邻居相处得很好。但那是因为他们是中产阶级。
问：随着中国崛起，这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吗？
答：我不认为会改变。这跟中国崛起没有关系。日本战前是一个强国，但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人对它的看法。欧洲人认为他们是高人一等的，就如中国人也相信他们高人一等。所以大家扯平了。
问：欧洲移民不融入社会的问题之一是国内滋生恐怖主义。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不，这跟融合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即使融入了，他们还是会成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是通过互联网自我激进化的。
问：关于针对移民的强烈反应，以及极右政党在欧洲政治中崛起，您会担忧吗？这可能促成一个不友好又分化的欧洲。
答：这些裂痕是早就存在的，现在只不过是加剧了。即使移民只占社会的百分之五或六，裂痕也会存在。你看，世界可以划分成几个种族：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你只能在同种人之间交往融合。例如，如果一个中国人娶了日本人或越南人，他们的孩子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人、越南人或日本人。
问：在您过去50年见过的所有欧洲领导人中，谁给您的印象最深？
答：这不好说。从历史上看，丘吉尔是鹤立鸡群的，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在德国面前几乎是毫无胜算的时候，要不是他顶住了压力，坚持抵抗，世界的发展会很不同。他的态度是反抗到底的。“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他这场演讲有些口齿不清，但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感染了英国人民。法国人没有这样的领袖，所以屈服了。贝当元帅从退休中被召回出任法国总理，最终选择了成立维希政权。在那段历史中，温斯顿·丘吉尔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他和英国皇家空军，英国早被德国空军打垮了，是他灌注给空军机师的精神拯救了英国。然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把美国人拖进战争。这算是他运气好，但是他靠自己也撑了一年。
[1]
中央公积金（CPF）是新加坡的退休金制度。它建立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
[2]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