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军统谋杀国母未遂
国母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20世纪的伟大女性。连国母宋庆龄，都曾经被军统列入暗杀名单。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在上海出生；1913年，宋庆龄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毕业；1914年，宋庆龄回国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
在国共合作时期，宋庆龄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浪潮。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宋庆龄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痛斥国民党右派的独裁统治，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宋庆龄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宋庆龄以她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成功当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宋庆龄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特殊身份四处奔走，营救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宋庆龄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照料19路军伤兵。
1938年，在宋庆龄的发起和组织之下，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宋庆龄积极向全世界募集物资和贵重药品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时还积极联络、介绍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使得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了什么是红色中国，什么是共产党，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
抗战胜利不久，宋庆龄创立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救助了无数的战争孤儿。
1948年，宋庆龄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1949年，开国大典召开在即，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在中国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的心目当中，朴实美丽、端庄大方、温柔典雅、意志坚强的国母宋庆龄，不仅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最美丽最鲜艳的一面旗帜，更是中华民族卓越女性的代表，如果建国大典上少了她，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但是，当时的上海还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
其实，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致电宋庆龄，邀请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如下：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统特务残酷迫害革命势力。为了以防不测，宋庆龄的身上一直带着两支手枪，一支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的，一支是她平时使用的。
毛泽东、周恩来也深深明白上海的情况和宋庆龄的危险处境，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中央指示，不要把电报直接发给宋庆龄，而是先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电文如下：
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电文中提到的梦醒是廖梦醒，她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当时正在香港配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工作，金仲华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也是宋庆龄、周恩来最信任的人，当时他正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往来比较方便。
在发这封电文的时候，周恩来再三叮嘱译电人员一定要保密，不能出任何差池。
后来，廖梦醒亲自将电文转告了宋庆龄，宋庆龄得知之后，立刻提醒当时已经上了国民党暗杀黑名单的廖梦醒离开上海。廖梦醒在将所有情况汇报给周恩来之后，才在宋庆龄和一位外国友人的帮助之下，前往香港。
就在中共方面极力邀请宋庆龄来京赴会的同时，军统特务已经把宋庆龄的名字列入了暗杀黑名单。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军统特工回忆，毛人凤迟迟没有将宋庆龄列上暗杀名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宋庆龄在国内外的声望极高，军统一旦动手，必然会给国民政府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二是宋家的兄弟姊妹都是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毛人凤不敢造次。但是，蒋介石看过暗杀名单之后，却亲自提笔，添上了宋庆龄的名字。
其实，军统早已不是第一次刺杀宋庆龄了。话说当年戴笠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布置过刺杀宋庆龄的方案。
当时，为了刺杀宋庆龄，戴笠布置了三套方案：
一、派人收买宋庆龄身边的秘书或者仆人，以便派人打入宋庆龄的身边，伺机动手；
二、派年轻男特务以恋爱的名义接近宋庆龄的贴身保姆李姐；
三、在法租界内，用一辆坚固的汽车撞击宋庆龄乘坐的汽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
实施第一套方案的时候，戴笠把目标放在了宋庆龄的贴身保姆李姐身上。李姐是上海郊区一名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好吃懒做、狂嫖滥赌，李姐无奈之下与丈夫离了婚。离婚不久，就经人介绍来到宋庆龄家里做保姆。因为李姐性格安稳、心地善良、做事勤快而且口风紧，所以深得宋庆龄的喜欢和信任，宋庆龄的贴身事务均由李姐打理。
为了刺杀宋庆龄，戴笠派出了一名女特务接近李姐。这名女特务扮成一个大户人家的仆妇，故意在买菜的时候撞到李姐，因此结识了善良厚道的李姐，后来又用花言巧语取得了李姐的信任。
相识一个月之后，这个女特务为了摸清宋家的情况，就缠着李姐要去宋家看看，还送了不少贵重礼品给李姐。但是，李姐一直没有答应女特务的要求，后来，女特务为了了解宋家的情况，就千方百计地向李姐打听宋家来往客人的情况，警惕性极高的李姐察觉这个女人有不良居心，就立刻将所有情况悉数报告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听说后，立刻让李姐退还了那个女特务送的所有礼品，并叮嘱李姐一定不能再和这个人有所往来。
当那个女特务灰溜溜地向戴笠引咎请罪的时候，戴笠又开始展开第二套方案——“美男计”。
李姐是一个离婚的朴实村妇，虽然宋庆龄对她关爱有加，视她为心腹，但是李姐的内心深处，还是盼望找个男人做依靠的。于是，军统特务利用李姐的这种心理，对李姐实施了“美男计”。
说是“美男计”，其实所谓的“美男”，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看上去老实敦厚的特务，当时军统选择这名特务，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因为李姐是个离婚村妇，所以肯定不能派一名英俊潇洒的年轻男特务去接近她，只能选择和李姐看起来条件相差不多的男特务。
为了接近李姐，在戴笠的安排下，那名男特务装扮成汽车行的司机，住在了李姐平时买菜上街必经的一家汽车行的楼上。
在几次“巧遇”后，李姐和这名男特务渐渐熟悉了起来，外表厚道朴实的男特务渐渐迷惑了李姐。
因为有了上次那名女特务的教训，李姐认识这名男特务不久，就把他的情况报告给了宋庆龄。宋庆龄听说后，并没有为自己的安危过多地担心，只是担心那个“司机”是不是一个玩弄妇女的骗子，就叮嘱李姐多了解一下那名司机，如果觉得合适，就带来宋家和大家见见面，全家一起帮李姐把把关。
李姐听宋庆龄这样说，十分高兴，后来又去了几次那个特务的住处，感觉这名司机还算老实正派，就继续和这名司机交往，后来，两人竟然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不知是军统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还是那名特务不小心泄露了痕迹，在那名特务和李姐准备订婚的前几天，那名特务到宋家找李姐，李姐却大骂他是坏蛋、骗子，并发誓再也不和他交往了。这名男特务知道自己的行迹败露，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多年之后，当这件事情被披露出来的时候，宋庆龄为了保持李姐的名誉，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回应。
后来，戴笠打算制造“车祸”暗杀宋庆龄的计划也因为种种原因而破产。此后，军统又多次策划暗杀宋庆龄，但均告破产。直到建国前夕，因为宋庆龄不愿与国民党右派前往台湾，毛人凤等人对宋庆龄又动了杀机，但因为宋庆龄非比常人，对她的暗杀一不小心就会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暗杀宋庆龄，然后将这件事情栽赃到解放军的头上。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开始进攻上海。26日，解放军全民进军上海市区，毛人凤以为刺杀宋庆龄的时机到了，就请示蒋介石是否行动，没有想到蒋介石的答复是：行动暂缓。
听到“行动暂缓”这四个字，毛人凤明白了，蒋介石已经放弃了对宋庆龄的暗杀，所以他迅速将保密局的大班人马迅速撤到了广州。
到底是谁让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呢？
让蒋介石改变主意的，是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
其实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杀意已决，宋庆龄也被他列入了军统的暗杀黑名单，但他还没来得及下令毛人凤行动，当时正在美国为国民党政权争取贷款的宋美龄就托宋氏三姐妹的老大——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带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除了提及在美国筹措贷款的事情，还表达了她对二姐宋庆龄的关心，尤其警告蒋介石，不要用下作的手段对付二姐，宋美龄在信文的最后郑重写道：“阿姊有什么差错，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蒋介石一直倚重宋氏家族，此时只能命毛人凤暂缓暗杀宋庆龄的行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出中共特科早期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最亲密的战友，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同志前往上海，恭请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毛泽东、周恩来选择邓颖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邓颖超和宋庆龄两人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知识女性，都经过长期的革命考验，都是革命领导人的配偶，而且两人都在战争中经历过丧子之痛。
当时，廖梦醒已经由香港辗转来到北平，经过中央商议决定，由廖梦醒陪同邓颖超前往上海请宋庆龄。为了表示诚意，毛主席亲自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信。信文如下：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在邓颖超和廖梦醒出发之前，周恩来总理也提笔给宋庆龄先生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邓颖超和廖梦醒到了上海之后，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笔信交给了宋庆龄，并向宋庆龄说明了来意。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深受感动，终于，坚强的她向邓颖超吐露了心声：北平，是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伤心之地，实在不愿再去。最后，经过邓颖超的劝导，宋庆龄最终决定以大局为重，离沪北上，迎接新中国！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离开上海前往北平。
1949年8月28日下午4点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北平车站，站台上站着的是等候许久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以及宋庆龄创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下属的保育院儿童五十余人。
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就大步走进车厢，和宋庆龄握手问好。当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之下走出列车时，李富春的夫人、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热情地迎了上来，向宋庆龄献花。
当晚，毛主席出面设宴招待宋庆龄，宋庆龄和毛主席、周恩来亲切交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如期举行，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宋庆龄热泪盈眶。
事后，宋庆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去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即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
第二节 军统特务阎锦文勇救张澜
在建国前后，很多民主人士被军统杀害，然而，也有民主人士，被投诚的军统特务营救，张澜、史良就是其中之二。
先说说张澜其人。
张澜，1872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幼年时随父读书耕田，25岁时中秀才，补廪生，先后在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任教。1902年，张澜进入成都尊经书院攻读经史，后来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宏文学院读书。留学日本期间，张澜因抗议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被视为大逆不道，被清朝的驻日公使遣送回国。张澜回国之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小学、中学和女校。
1941年，张澜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同年10月，担任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43年，张澜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了国民党披着民主的外衣大行独裁之事的丑恶嘴脸。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张澜领导民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团结统一、和平建国。
1945年12月，张澜以民盟首领的身份向国共两党致函，对国家建设以及政治制度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尤其建议国民党放下武器，停止内战。
1946年，张澜代表民盟出任国民党政协代表，在任期间，他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后来，由于国民党执意独裁，张澜率领民盟骨干集体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民大会。
1947年11月，因为张澜等民盟骨干一直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为了民盟广大成员的生命安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在民盟总部解散的当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声明中说：“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8年1月，在张澜等人的努力之下，民盟总部再次成立。
1949年5月，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前夕，也是上海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是强弩之末，他们为了阻挡新中国的到来，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张澜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上了暗杀黑名单。
当时的张澜，正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被军统上海稽查处抓去软禁了起来。就这样，张澜落入了军统特务的手中。
时任军统局局长的毛人凤，密令上海军统特务，以沉江的手段处决张澜。中共地下党得知此事后，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党中央，周总理指示：“务必全力营救，可请杨虎助一臂之力。”
周总理在电报中提到的杨虎，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在上海滩也算得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无论黑道白道，无论是警察宪兵还是中统军统的特务头子，都要给杨虎三分面子。在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杨虎主动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系，组织了“兴中学会”，极大地推进了上海的爱国民主活动。
在接到周总理的电报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立即把周总理的指示转告了杨虎，一向重义气讲交情的杨虎立刻答应下来，开始筹划营救张澜的办法。
经手下的警察多方打听，杨虎得知，劫持张澜的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稽查处，虽然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名下，实际上却是军统的单位，根本不归他杨虎管。如何救出张澜呢？杨虎找来了他的女婿，时任上海警备副司令的周力行，以及杨虎一手提拔起来的稽查处行动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张澜。周力行和阎锦文当场立下军令状：不救出张澜，决不再见杨虎。
杨虎之所以选择阎锦文作为营救张澜的人选，不仅仅因为阎锦文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更因为当时的军统特务阎锦文，是直接负责软禁张澜的人。
张澜被军统特务软禁在了虹桥疗养院205病房，军统特务分别在203、204和206病房都安置了特务，时刻监视张澜，只要“处理”张澜的命令一下，特务们就开始行动。负责这些特务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阎锦文。
阎锦文是江苏江阴人，早年混迹于上海滩的帮会之中，因为讲义气、重交情而结识了杨虎，并被杨虎赏识，后来，在杨虎的推荐下，进入军统工作。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打响了解放上海的战役，毛人凤下令，处决上海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5月24日上午，阎锦文接到军统上海站的命令：命令其在深夜10点，将张澜用汽车送到十六铺码头，连人带车一起沉江。
阎锦文接到命令后，立刻把军统安排在张澜的病房旁边病房中的特务，换成了自己的亲信，然后悄悄告诉张澜，一切都听他的安排，然而当时张澜并不相信阎锦文。
当晚10点，阎锦文全副武装，故意吵吵嚷嚷地叫醒了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205病房里的张澜，然后让自己早已安排好的亲信，架起张澜塞进了车内。阎锦文的车开出虹桥疗养院后，就直奔杨虎的公馆，然后通过杨虎，将张澜安全地送到了北平。
后来，在杨虎、阎锦文等人的努力下，著名法学家、民盟领导人之一、中国第一位女性律师史良也成功地逃脱了军统的魔爪。
虽然张澜已经成功脱险，但是因为杨虎、周力行、阎锦文等人行事机密，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张澜遭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毒手。
1949年9月，张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张澜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很多人看到张澜，都很吃惊，兴奋不已。新中国成立后，张澜积极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为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4年，张澜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而阎锦文，则在建国后，留在上海市公安局担任了专员。每次阎锦文到北京开会，张澜必设宴招待而且亲自作陪。后来，阎锦文以上海大中华橡胶厂驻华北机构负责人的身份长驻北京。1984年，阎锦文当选为宣武区政协委员。
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有关部门对阎锦文给予退休还是离休待遇犹豫不定，得知此事后，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并且亲自批示有关部门：阎锦文先生的情况，我还记得，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先生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随后，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以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算起，由此，他获得离休干部身份，得以安享晚年。
第三节 军统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1955年，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参加了万隆会议，就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周恩来总理刚刚躲过了一场劫难，这场劫难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万隆会议即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1955年4月18日到24日召开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发起，有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今越南南部）等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会议，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对殖民主义暨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因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因此在大多史料中称其为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上，最繁忙的不是东道主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也不是非洲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我们已故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那7天内，他参加了16次会议，会客10次，参加活动15次，整整7天的睡眠时间还不到13小时……
但是，繁忙的成果是显著的，万隆会议之前，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会议之后，很多第三国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后来，就是这些在万隆会议上与我们结识的非洲兄弟们，在1971年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万隆会议，就没有中国后来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乃至现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合法席位。
那么，在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究竟躲过了怎样一场劫难呢？这场劫难又是谁一手制造的呢？
1955年4月11日下午6时30分，正在北婆罗州上空飞行的一架飞机突然爆炸。这架飞机，就是周总理原定前往万隆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随着一声巨响，飞机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坠入大海，飞机上乘坐的3名中国与会代表、5名记者以及多名外国记者当场遇难。
没人敢假想，如果事前没有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如果周总理没有先去仰光赴会，而是坐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上，万隆会议会是什么结果，如今的中国以及中国外交又会是什么模样。
事件发生后，很多工作人员纷纷劝告周总理为了自身安全，放弃万隆会议，但是周总理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不顾危险，毅然前往，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1995年，某海外媒体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爆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内幕，原来，该事件的主谋就是前军统特务谷正文。
2003年，死不悔改的谷正文在接受某香港媒体采访时，曾经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谷正文到底是什么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样的？
提起谷正文，先要说一说移动剧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各高校的学生在国民党党员、爱国进步人士何思源的率领下组建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辗转各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多部抗日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有效地抵制了日伪的文化侵略。谷正文，就是移动剧团中的一员，他那个时候的名字是郭同震。
一年后，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严峻，很多移动剧团的成员决定去延安参加斗争，但是郭同震却去了山东，后来辗转加入了军统，参与了不少反共活动。
1945年，郭同震来到北平，受到了戴笠的接见。戴笠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就任命他为军统局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并且“赐”了他一个新的名字——谷正文，同时还给了他几十万的“军费”。从此，谷正文就一直潜伏在了北平。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坠机身亡。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在清点戴笠的遗物的时候，看到戴笠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因此，谷正文又成了毛人凤眼前的红人。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打响平津战役，谷正文和其他军统特务垂死挣扎，在北平城内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后来，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时任北平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何思源以及傅作义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等诸多为了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四处奔走的爱国人士，都成了谷正文明杀或暗杀的对象。就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夕，谷正文带领军统特务来到何思源家，在何家埋下多枚炸弹，导致何思源全家被炸伤，小女儿遇害。但是，军统的恐怖行为没有打消何思源的斗志，在他和诸位爱国人士的奔走之下，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终于得以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谷正文去了台湾，不久就被毛人凤推荐给了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谷正文在台湾、香港等地领导了多起针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暗杀行动，但是真正让他出名的还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当时的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原来的军统机构得知，周恩来总理将率领与会代表乘坐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然后再转陆路前往万隆参加会议，此专机将在香港做短暂的停留。于是，谷正文等保密局特务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动手脚，妄图暗杀周恩来总理。
据谷正文自己说，选择香港作为暗杀地点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可以给大陆的外交设置极大的障碍，并在国际上给新中国抹黑；第二个是当时香港政府正对新中国示好，而且香港政府一贯反感台湾特务，一旦抓到台湾特务就判重刑，在香港下手，既可以让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也可以借此报复香港。经过谷正文等人商议，此次暗杀行动由保密局潜伏在香港的特务赵斌丞和陈鸿举二人具体负责。
由于当时香港机场的管理制度是沿用之前的英国制定的机场管理制度，整套管理方式刻板而严密，所以这两个特务根本不可能混入机场，于是赵、陈二人决定在机场内部安插“内鬼”以放置炸弹。
经过两人的调查研究，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郑周驹。当时的郑周驹才二十多岁，是机场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中根本没人注意，更为重要的是，郑周驹有一个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父亲，因此家境十分困难。所以，当台湾保密局特工告诉郑周驹，他完成“任务”之后可以获得50万港币的重赏后，郑周驹就一口答应了。
选择好了暗杀行动的执行人员后，赵、陈二人立刻赶回台湾，向谷正文报告了计划，并请谷正文出马向毛人凤申请50万港币的经费。
谷正文听说后，立刻表示赞同，随后报告毛人凤，申请到了50万元港币的“行动费用”。
4月10日，赵、陈二人携带50万元港币偷渡回香港，把郑周驹和他的父亲带进了一家旅馆，把50万港币交给了郑周驹的父亲后，就把一管牙膏模样的TNT炸药交给了郑周驹，同时还告诉郑周驹如何使用，并对暗杀的细节做了计划和演练。
第二天，郑周驹就携带着那管“牙膏”进入了机场，因为TNT炸药根本无法用明火引燃，只能用雷管引爆，所以香港机场方面检查易燃物品的设备也并没有查出来。再加上郑周驹在机场一向不起眼，所以机场的工作人员在看到那管牙膏后，根本没在意。
郑周驹进入机场不久，“克什米尔公主号”就飞临香港机场，郑周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对飞机进行打扫、清洁、消毒，谁也没有注意他什么时候溜进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更没人知道他将那管“牙膏”藏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上。
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没有“安全”飞离香港机场，胆战心惊的郑周驹就早早地躲进了一架由香港飞往台湾的民用飞机里，飞向了台湾，当天中午就到了台湾。
郑周驹的台湾旅行并不顺利。飞机刚刚降落，个子瘦小的郑周驹就从飞机的两个机轮间跑了出来，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能够藏人，所以当郑周驹跑出来后，负责台湾机场安全的一位姓赵的上校，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偷渡客，迅速打电话到台湾保安司令部报了警。
谷正文得知此事后，害怕台湾机场附近的蹲守媒体暴露此事，当时“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没有起飞，一旦惊动媒体，不但会功亏一篑，而且所有潜伏在香港的特务都有可能暴露。所以谷正文立刻乘车前往机场，想带走郑周驹，以免惊动媒体。但没想到，当谷正文到达机场之后，那位赵上校却坚持说郑周驹是“偷渡犯”，应该交由他处理。万般无奈之下，谷正文只好冒着泄露身份的危险出示了保密局的证件，才带走了郑周驹。后来，谷正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位赵上校不久就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刚把郑周驹安顿好，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说：周恩来在昆明改变了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谷正文只好沮丧地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人凤，同样沮丧的毛人凤也只好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重赏了毛人凤。
谷正文回忆说，后来郑周驹和其父更名改姓，一直在台湾定居；但是，根据向本书提供资料的一位前台湾情治单位的起义人员说，郑周驹和他的父亲到了台湾不久就被秘密杀害了。
谷正文“鸡飞狗跳”的晚年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台，绝大多数老牌军统特务晚年都活得十分低调，只有谷正文的晚年“鸡飞狗跳”。
李登辉掌权的时候，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谷正文不知怎的，就是看着李登辉不顺眼，于是一怒之下，跟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上街游行，“讨伐”李登辉。根据向本书提供资料的相关人士回忆，游行时，须发皆白的谷正文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拿着一个扩音器，大声叫骂，弄得周围的群众都以为这个“老爷爷”精神出了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当谷正文带着队伍走到李登辉的住宅附近时，不但连蹿带蹦，连吼带叫，而且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上了附近一辆大卡车的车顶高声叫骂。后来，李登辉访美，谷正文就自掏腰包，跟着李登辉到了美国。李登辉去美国某大学演讲，谷正文就跑到演讲现场，故意刁难李登辉。几年后，李登辉要连任，谷正文就冲进竞选会场，上蹿下跳地说“李登辉是共产党”，引得会场里一片混乱，险些打起群架。
1995年，歌星邓丽君逝世，谷正文就跳出来，在媒体上公开宣布“邓丽君是台湾间谍”，引得邓丽君的家人和粉丝一片嘘声。
后来，谷正文实在没事可干，就在接受台湾某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自己的大儿子涉嫌命案。尽管谷正文有意“大义灭亲”，但是却遭到了台湾有关部门对他“安静一点”的劝告。后来，他的大儿子、大儿媳妇也打来电话，要求其“饶命”。
2004年，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访问时说：“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因多个脏器衰竭在台湾病逝。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
第四节 军统与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勾结
军统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干脆利用起国内的反动会道门，妄图利用这些反动力量，阻挡历史的前进。
民国时期，中国老百姓生活艰难。人在生活艰难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武装头脑，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蛊惑，很容易依附于某些邪教或者会道门。因此，当时有些百姓加入了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会道门当属传销始祖——“一贯道”。而军统也就利用“一贯道”这一反动会道门，企图再掀风浪。
“一贯道”成立于清乾隆年间，它原本是著名江湖组织“天地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后来加入“洪帮”。加入“洪帮”后，改称“洪帮东震堂”。
清朝同治年间，山东济宁人路中一与“洪帮东震堂”堂主刘世昌相识，两人合计之后，刘自称“第十六世祖”，路中一自称“第十七世祖”，路中一就此“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刘世昌的“东震堂”，不久，路中一就将“东震堂”改名为“一贯道”。
那么，军统到底勾结“一贯道”做了哪些坏事呢？
一、军统特务和“一贯道”相勾结，进行反动破坏活动
“一贯道”在抗战期间，就一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领导，利用自己众多信徒的优势，为日军刺探情报，同时宣传“不抵抗”主义，为信徒洗脑。抗战胜利后，“一贯道”投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时残酷迫害人民。建国之前，各地的“一贯道”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操纵和指使下，进行“应变”活动，大批的反动派特务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纷纷加入“一贯道”。
二、军统教唆“一贯道”组织反革命暴乱
“一贯道”不仅与军统特务相互勾结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还利用自己信徒众多的特点，与当地的土匪流氓联合，组建各种名目的组织，提出“联合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积极准备、待机暴动”的口号。建国前，在各地“一贯道”首领的策划和组织下，全国各地发生了无数暴乱事件，很多党政干部、公安干警、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一贯道”教徒打伤甚至残忍地杀害。
三、军统利用“一贯道”造谣惑众
建国初期，由于多年征战，中国的水利工程荒废了多年，因此不少地方旱灾频发，“一贯道”就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宣传“三期末劫已到，天下大乱”、“天时已到，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等谣言。而在抗美援朝期间，“一贯道”在军统特务的指挥下又造谣说“美国的美字由两个天字合成，共产党抗美就是抗天命”。总之，“一贯道”一直干着惑乱人心、扰乱社会秩序的勾当。
四、军统借“一贯道”诈骗钱财
“一贯道”在建立之初，就假借所谓的道义大敛钱财。“一贯道”的敛财方式十分类似于今天的传销，专门骗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且一旦入道，不把你榨得毛干爪净就不会放你出门。而且“一贯道”还经常巧立名目收费，例如入道要交“入道费”；入道之后每月的初一、十五，道徒必须要缴纳“随心功德费”、“月助经常费”等；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开荒费”、“开班费”、“献心费”、“常年功德费”等。“一贯道”的首领在骗取钱财后，一般有两个用途，或者吃喝嫖赌，或者用于反革命活动。军统在建国前后，经费不足时期，就借“一贯道”大敛钱财。
五、军统伙同“一贯道”贩卖假药，毒害人命
各地的“一贯道”的头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一律要求所有教徒有病不许进医院看医生，更不许吃药，只能吃“一贯道”的头目“赐给”他们的仙丹。所谓“仙丹”，其实就是香炉里的香灰，而且这香灰还不是白“赐”的，是要道徒花大价钱买的。军统在勾结“一贯道”之后，就利用这种手段，怂恿“一贯道”信徒，寻找各种机会贩卖假药，伺机毒害军统黑名单上的暗杀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一直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不仅收大量汉奸入会，还大力宣扬不抵抗政策，极力麻痹民众的精神，削弱民众的抗日斗志。
抗战胜利后，“一贯道”迅速向军统靠拢，他们在军统特务的指挥下，大力进行反共宣传，同时还利用自己信徒众多的特点，拼命破坏解放事业，直至建国之后，“一贯道”还在军统的指挥下，从事了很多破坏新中国建设的活动。因此，建国之后，人民政府一直把“一贯道”等各种反动会道门作为铲除的对象，并最终铲除了这个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