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掩内战
蒋介石的势力在抗战结束后达到顶峰，得意忘形的他开始准备用内战消灭共产党，但为了避免发动战争的恶名，蒋介石还是玩弄了一个不算高明的权术把戏。
抗战胜利后的“戡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说法，实际上还是10年前“剿共”的继续。中国语言丰富，同一类事物可以有“庙在树前”、“树在庙后”或“君杀臣”、“臣弑君”等不同的表述手法。对于国民党史书上的“戡乱”时期，中共党史教科书则称之为“解放战争”。从双方使用的名称上，也约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是谁打响了第一枪。
在抗战时期，中共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军事政治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四分天下有其一。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就“戡乱”；中共信奉“以斗争求团结”，所以就‘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硬碰硬，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发生了第二次国共内战。
还在1945年8月8日，蒋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敌对的目光马上瞄准了中共。
11日，蒋一连发出二道命令：
一、限令共军“原地驻防待谕”，不准再对日伪“擅自行动”；
二、指令国军“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何改编”。
这是因为国军的多数尚在西南和西北地区，需要美国帮助采取空运和海运的手段把它送到前线。杜鲁门总统说得十分坦率，蒋的三道命令是美国政府叫他下的：
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住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9月2日，麦克阿瑟更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只能向国军而不能向共军投降。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受降仪式，也当面命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转饬下属向指定的地区集结，向国军投降。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共当然不听这一套。此时正是日军军心瓦解、共军大反攻的“好日子”；八路军、新四军攻克和收复中小城市159座，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和胶济等铁路线，并挺进东北。
国共双方，尤其是在北方，像下围棋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包围着谁了。双方都在厉兵秣马。
外战方停，内战将起。民国成立以来，中华大地，大概没有几天不在打内战：北洋军阀互打，南方内部也打，南北之间更打；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蒋系和非蒋系，“剿共”和反‘剿共”，还是枪声不断，杀声不断，8年抗战，毕竟是国土沦丧、芒刺在背、“渔翁”在侧，彼此各有程度不同的节制，因此摩擦多于大打。如今，日本投降，无所顾忌了，蒋介石又急于清除“心腹之患”了。
这场战争的正式大打，也经历了一个酝酿阶段：
1945年8月14日，蒋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大公报》社长、国府实业部长、贵州省主席等职，时任国府文官长）建议，致电毛泽东：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8月14日
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毛泽东不会来渝会谈。没想到毛泽东的复电，非但未置可否，相反将了他一军。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8月16日
朱德总司令在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6项主张。蒋介石阅后大为生气，乃命吴鼎昌拟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长达300多字，于8月20日发出。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地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8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寄8月20日
从蒋介石这封电报可见，他在抗战胜利降临后，想到的是国共必战，但是又要把责任加到共产党的头上。他坚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借此宣传中共没有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8月20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8月22日延安
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说派周恩来前来重庆，蒋介石的面子又下不来了。他又命吴鼎昌草就第三封电报于8月23日发出。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治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8月23日
这封电报的最后一句话带有几分命令的口吻，要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蒋介石给毛泽东的每一份电报，都在显要地位刊登于《中央日报》及国民党各报刊中。这是在“将”中共一军。蒋介石更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比以往提前一日复电。8月24日，一封不寻常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鏊：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毛泽东回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电文态度明朗，内涵丰富，意犹未尽。惊人的消息迅速传出，舆论哗然，议论纷生。
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非常担心，人们议论着：蒋介石这类事干得还少吗？张学良到南京遭软禁，李济深、胡汉民被扣押于南京汤山，这都是人人皆知且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此次蒋介石主动邀请中共主席和谈，谁知此举是否为“鸿门宴”？
重庆有些议论：蒋介石是在搞阴谋，是在欺骗和平。这里是虎狼之窝，特务机构林立，特务人员到处皆是，毛泽东来重庆，风险可不小啊。有人拍电劝毛泽东不要来重庆，有人殷切盼望毛泽东来渝，以定国家大计。
蒋介石真的要和谈吗？很明显，这是一个骗局，是一种欺骗世人的把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目的不在诱捕，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期，推卸内战责任，准备大规模内战，打败共产党及其军队。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最清楚。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告诉全党，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位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出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8月28日下午5时，毛泽东乘坐的专机抵达重庆，周恩来和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1945年6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渝，蒋介石同毛泽东的“晤谈”就开始了。28日晚，蒋介石在重庆山洞官邸举行欢宴，29日下午，就同毛泽东晤谈。9月2日晚，蒋介石又宴请毛泽东。欢宴后“曾和毛氏单独谈话”。4日下午，蒋介石在军委会茶会招待中外来宾。茶会后，“又和毛泽东再度单独会谈”，而且“历时很长”。5日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央干部学校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参加。12日中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午餐，“餐后有所商谈”。10月9日、10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前，连续两度应蒋介石邀宴晤谈。在10日晚，蒋介石邀毛泽东赴山洞官邸畅谈。
整个谈判持续了近四十天，具体商谈的工作由蒋介石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蒋介石同毛泽东谈了这么几次：第一次是9月3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次是9月12日，也在蒋介石官邸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三次是9月17日，就军事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四次是10月9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五次是10月10日，在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邱，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六次是10月11日，这是最后的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这次谈判主要在我们党提出的两个问题上斗争激烈。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军队国家化”，因为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军队改编与解放区处置办法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张群的话）。最后的结局，正如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夕告诉蒋介石的，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以使《纪要》（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是咬住政令、军令之统一不放。在10月9日的日记中说：“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11日的日记中也说：“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
这次重庆谈判，前前后后蒋介石整整争取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使他可以从容不迫地下山，又有一定的时间去抢摘抗战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利用和谈，向东北、华北、上海等地空、海运输其精兵数百万；同时印发“剿匪”材料，计有《剿匪文献》、《剿匪战术》、《剿匪手本》等。8月29日，何应钦印发给一、二、五、十一、十二战区《剿匪手本》，另外带有《剿匪歌诀》等。
1945年8月15日，即日寇正式宣布投降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进攻解放区东流、贵池。8月19日至9月7日，国民党第九十、十六、四十军向晋南解放区进攻。9月15日，国民党第十五、五十五军向豫西发动进攻。9月中旬，华南国民党第一五四师、一五三师进攻广东东江地区。9月17日，蒋介石向阎锡山发“剿匪手本”两册。此书于10月8日因送手本飞机失事，于焦作地区被中共获取。有蒋介石签发手迹：“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勋鉴：‘此附发剿匪手本两册，请查收。中正申’。”“剿匪手本”64开，共84页，两万字。封面为蒋委员长编，扉页内有蒋中正制。9月下旬，新四军浙东纵队为避免内战，向北撤退，途中渡过钱塘江时，受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七十九师围攻。9月28日，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进攻周港地区；一二七师进攻南厂地区。李正先于9月30日命其第十六军官兵：“阴雨与空闲期间，官长须研究‘剿匪手本”’；“士兵须熟读‘剿匪歌诀’歌。”10月11日，傅作义部攻占中共重要城市张家口，继占通辽等地。10月上旬，国民党三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四十七军进攻太康；八十五军进攻原武县城。
10月13日，蒋介石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并命三、六战区、第十战区向浙西、浙东、长江南岸、皖南、淮北新四军进攻。23日，何应钦命第四十八军进攻北撤新四军一部。据第十战区统计，1945年10月份“战绩”，进攻新四军共“八十余次，毙伤匪八千余，俘一七七人。……击毁匪船五只，获食盐两万斤”。
10月17日新华社统计，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夺走中共城市31座。10月23日，李品仙公开武装日本军两个旅团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这像张宗昌利用白俄军进攻北伐军一样。自双十协定至10月30日晚，蒋介石已命80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10月26日，叶剑英发表抗议书，抗议美国驻华军队干涉中国内政。
毛泽东返延安后，周恩来仍留重庆，与张群继续会谈，10月31日，蒋提出中共军队退出铁路线10公里以外，铁路由警察担任护卫，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11月3日，中共方面提出要国民党军退出解放区。对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表示同意。共同议决参加代表人选38人，国民政府代表8人；中共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无党派民主人士9人。未几，蒋派杜聿明率蒋军精锐五十二军、十三军等于11月中旬进犯山海关，出兵东北，大规模内战爆发，政协会议因此推延。
原来美国认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指令，放弃军队，但实际上，中共坚持不让，这使赫尔利、魏德迈怀疑斯大林与中共一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于是赫尔利和魏德迈认为在中国的内战，将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会战。蒋介石当然乐于美国人有这种错觉。美国《纽约日报》便谴责中共同苏联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也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指出他们应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冲突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焦点。如何制服乃至消灭中共，确保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成了蒋介石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蒋介石外交政策的真正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蒋介石认为单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中共问题，因此蒋介石外交考虑的主要内容就是寻求外部支持。战后同中国事务有重大关系的大国主要是美苏两国。蒋介石认为苏联一贯是支持中共的，它不会因援助中国而看着中共被消灭。蒋介石看到战后苏联千疮百孔，自身正亟待休整建设，不能指望苏联拿很多钱给国民党，而美国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蒋介石深知斯大林对美国在华的行动特别敏感，斯大林就对宋子文直截了当地说过，“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站在美国一边反对我们。”因此，蒋介石在日益尖锐化的美苏对立中，意识到他是战后美国对付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主要帮手。美国显然需要蒋介石，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美国也不会轻易抛弃他，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对象只能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从美国最初的对华政策中尝到了甜头。抗战胜利以后，以赫尔利使华为标志，就明确了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战后，美国又积极帮蒋抢夺胜利果实，运兵各地，恢复对全国的控制。这就坚定了蒋介石借助美国力量解决国内冲突的想法。于是，外交上就采取亲美的“一边倒”策略。
美国是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纷争，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他们设想促进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即由美方调停，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利给中共，同时着手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中去。而蒋介石认定，国共矛盾不可调和，只有武力才能根本解决。蒋介石凭军事的绝对优势，一有机会便大打起来。所以，掌握决定美国政府各部门能否对华援助大权的马歇尔，对蒋介石执意内战表示不满。特别是蒋介石阳奉阴违，更令人生气。
为了加强同马歇尔打交道的地位，谋求更多的美援，就必须把美国拉在一边，抱成一团。于是，蒋介石在外交上玩起了苏联牌。首先，蒋介石拼命说苏共和中共完全是一回事，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以刺激要挟美国。蒋介石多次要马歇尔相信，中共的壮大，并进入东北是苏共一手造成的，要马歇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乃绝无诚意者”，在听到马歇尔要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时，蒋介石力陈“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1946年3月9日，蒋介石告诉马歇尔，“如果万一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听从俄共之命而向我攻击。”
为了表示蒋介石不受苏联的拉拢，蒋介石不惜疏远同苏联的关系，采取明显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1946年2月，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斯大林摆出友好的姿态，要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具有防备美国、抵御美国对中国影响的目的。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的计谋，而蒋依赖美国援助颇多，访苏必将引起美国的疑虑。于是，蒋介石便拒绝访苏。时隔两月，斯大林又发出邀请，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此举意在向美国表示坚定的反苏立场，使美国看到蒋是真正铁心跟着美国走的。实际上是蒋企图借重美国的力量来限制、抗衡苏联，并诱使美国加强国民党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战略地位，加强对蒋介石的倚重和支持。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失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所谓“基本国策”就是对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蒋介石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必定增加苏联的疑忌。因为斯大林是不愿看到中国，特别是东北成为美国反苏的阵地的。所以，苏联在撤军问题上坚决予以拒绝，同时阻止国民党军队正常地进入东北进行接受工作，蒋介石在此可谓失算一着。
蒋介石亲近美国疏远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也使蒋介石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国民党内持异议者不乏其人。张治中就几次要求蒋改变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不要怕美国“吃醋”。为了国家利益要实行中苏、中美并重的外交方针。他说，“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精神，不符合国家利益。建议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求打开中苏僵局。”对此，蒋介石一度似有所动心，针对美国援助不力，蒋曾负气地提出，中国今后决不再依靠美国，今后必须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并放风邀请苏联调停国共冲突。当美国注意及此时，蒋介石赶忙派私人秘书告诉美方，一面证实苏联曾提出调停，一面又讨好说不想与中共和解，从而加快美国援助的步伐。然而，当美国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也不得不考虑在东亚另寻合作伙伴。
其实，国家外交关系上的美苏并重，并不等于是政治上的并重。只要正确地处理对两方的关系，局势的发展或许是另外一番样子。
兵败内战
蒋委员长迷信自己的武力，认为半年内即能“解决”共产党，未曾想一年缓兵，二年进攻，三年招架，四年惨败，待三大战役逐鹿中原之后，被“解决”的反而是国民党政权，蒋家王朝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势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从7月至10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六十多万人的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80％），向各解放区进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二十一万人加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瞩四十六万人，向苏皖及山东解放区进犯；郑州绥署刘峙及徐州绥署另一部共二十四万人，向冀北豫解放区进犯；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十六万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犯；太原阎锡山所属九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犯；西安绥署胡宗南所部十五万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另有七万人向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进犯。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十六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参谋总长）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同共军作战，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稍后，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国共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了，双方都有信心赢得这场战争。
“来者不善”，此时，中共被迫自卫，就不再是什么“以斗争求团结”了。你死我活，誓不两立。关于战争的胜利谁属，毛泽东有一段名言：
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20世纪40年代末，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场内战”导演了好几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
战争前8个月，蒋施行的是全面进攻：东北、西北和华北，都是你来我往，烽火连天。傅作义的军队比较能打，9月11日得华北重镇察哈尔省城张家口。
巍峨长城，蜿蜒似带。傅登上长城，谁都会想起秦皇汉武，一发思古之幽情；国民党将领们漫步烽火台，北国风光，尽收眼底，不可一世之感油然而生。
蒋认为张垣既得，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便可先肃清关内再肃清关外的了。
此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飞北平召集军事会议，希图打通平汉线。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
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陈诚不假思索，回答：
三个月。
这时旁边有人以肘触他，陈立即改口：
五至六个月。
11月15日，南京不顾中央、民盟等强烈反对，召开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12月25日，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有人评为，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的宪法。
1947年1月8日，木已成舟，马歇尔奉召回国，行前发表了对国共各责五十大板的声明。
1月29日，美国务院宣布放弃国共“调处”工作。
2月，国民党下令撤退中共驻沪、宁、渝三地代表。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
从1947年2月起，因为全面进攻耗费兵力过大，“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蒋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或称“钳形攻势”右攻山东，左攻陕北。
初期陕北攻势极猛，3月19日，国军得延安。延安，为中共中央所在，是这次“戡乱”的主要目标。当蒋接到胡宗南从前线发来电报的时候，真是兴奋极了，他立即回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其实是中共从容放弃的——引者），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的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资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60余字的电报，“嘉奖”、“嘉赏”、“奖叙”三次出现，的确太高兴了！
“十余年的积愤”？该是从1935年把红军赶到陕北“功亏一篑”算起吧！蒋压根儿不能“容共”，蒋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毫无诚意，是蒋居心发动了这场内战。这些在逻辑上都从这封电报得到了证实。
这种泄“积愤”，符合中国古圣先贤的哪一条？我们借来王阳明《大学问》中一段，以资对照：“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致，忿怒相激，则将戕物杞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我们的答案是符合“仁忘矣”——蒋介石忘记了”仁爱为接物之本”这一条。李宗仁冷眼旁观，看出了其中门道：
国军于3月间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
胜利带来喜庆。
3月29日，为“实施宪政”（实际上是要求国人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并不是“还政于民”），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十分顺利地选举蒋为总统，几经周折地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李当选为副总统，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忆：“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推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不及者”。白与李友好共事20余年，最后在台湾又坐了10余年“冷板凳”，写来甚是辛酸！
国民政府从此又称为“中华民国政府”。
蒋介石自从得了延安、雪了“积愤”、当了总统以后，从此，在他的军政生涯中，再也见不到或听不到什么更好的消息了。登泰山，登到了玉皇极顶，就得往下走了。
就在蒋介石效法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的同时，采用“哑铃战术”，在东、西两厢，对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犯。
在陕甘宁，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于1947年3月13日向延安进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逼迫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胡宗南采用老的一套打法，叫做“蛇蜕皮”，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部队行动缓慢。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主动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而胡宗南让他的那个“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先抢占延安，当胡宗南一接到第一旅进占延安的电报后，就大吹：“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到战报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很高兴的。在3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当即给胡宗南打下了一个贺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还奖给胡宗南“河图勋章”，并晋级为“陆军上将”。当时胡宗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反动气焰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时，他在西安和叶霞翟宣布结婚。实际上，胡宗南的战果全系伪造，当时咸榆道上输送给养弹药的汽车三百多辆回头都是空车，哪里有什么“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到延安战地采访，胡宗南连忙作了布置，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了十个所谓“战俘管理处”，把他的延安城防部队第二十七师挑选了机灵的士兵一千五百人，以从边区抓来的青壮年所编的青训队五百多人为骨干，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加以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津贴一块大洋，以示恩惠。同时，又从第二十七师抽调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枪枝。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白天将这些枪枝送到所谓“战绩陈列室”，夜里还给部队。此外，还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的坟墓。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贻误军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如问共军这些新式武器是从哪里来？如同一名“战俘”在几处“战俘队”都见到过，等等。结果，胡宗南的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到1948年4月21日，带着残部撤出延安。
在山东，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分期分批向山东各解放区进犯。1947年4月上旬，调集二十五万部队，向鲁中进犯，企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两万四千多人。5月间，又发动第二次进犯，绪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手中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为此，蒋介石在5月29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除大肆攻击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外，也斥责他的蒋军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精，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在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同时也吹捧第七十四师说：“我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殉职者，实为国军截击奸党以来最悲壮之史诗，亦为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荣。”在5月19日的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和6月1日的第三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以此役为例说：“此次孟良岗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万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5日的第二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宣读了张灵甫在5月6日给他的来信，十分感慨地说：“我接到他这封信后，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6月底，又以二十四万部队发起第三次进犯，给果还是被迫（人民解放军分路插入敌后，加上刘邓大军正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于7月由鲁中西撤。
为了给蒋军的进犯以所谓战略指导性的意见，1947年7月17日，蒋介石搞了一份《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说：“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定为剿匪作战之四大守则。此外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应定为剿匪作战之六项要目。希将此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时刻研究。上下一致，勿稍疏忽，切实遵行，必能早日达成剿匪建国之任务也。”同时，蒋介石发动全国进行所谓“勘乱”。7月4日搞了个《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18日公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正式咒骂共产党为中华民国“国贼”，扬言为使用武力平定内乱，而采取倾注国家全力的措施。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大吹：“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这时，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多万降为三百七十万，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即除南线的顾祝同系统、胡宗南系统尚有机动兵力，可作战役进攻外，程潜系统和北线的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及东北系统，大体均取守势。在后方守备的则只有二十一个旅，分布从新疆到台湾的十三个省的广大地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一百万人以上。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严重威胁着南京、武汉。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越陇海路，展开于豫皖苏地区，孤立了国民党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陈谢大军突入豫西，孤立了洛阳，威逼潼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品”字的态势，展开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
在这种对蒋介石来说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急忙干了如下几件事：第一，继续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总结军事上的经验教训。1947年7月10日，他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作了题为《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的演讲，认为中共在江北有两个据点被他们解决了，即所谓：一个是政治的老巢——陕北的延安，一个是军事的老巢——鲁中的南麻。延安早已收复，最近南麻亦被国军攻克。也不得不承认在郓城、费城他们失败了。蒋介石指出蒋军战术上的错误有两条，一条是“山地作战时，只守山头，放弃山腹与山麓”，一条是“沿公路前进，在村庄宿营，易为匪军所袭击”。第二，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次会议就是剿匪军事会议”，是“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但是，会上各总司令、军长、参谋长的报告，只是叫苦连天，纷纷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斥责会上的各个报告“都不得要领，都没有把握重心”。在10月6日的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演讲中，将一年来的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全面进攻时期，蒋介石说是从1946年8月到1947年4月。为了推却失败的责任，他说：“这个时期的军事是由国防部参谋本部指导的”，造成“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就是重点进攻时期，蒋介石说他在第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他很得意地说：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战役“都由我亲自来指挥”的。最后他大吹特吹：“现在匪军的主力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不过大家要知道：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研究尤重于作战。”第三，在青岛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所谓“胶东半岛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先后蒋介石作了三次讲话，一个是10月19日题为《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一个是20日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演讲，一个是21日题为《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演讲，在这些讲话中，蒋介石大吹“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的一次会战”。第四，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采取了各种对策。11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专门召集有大别山区各“围剿”部队将领、中央各部会厅处主官及各军事学校教育长参加的关于对大别山所谓“剿匪”军事会议。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展开外线作战是“刘伯承一股匪军则经过国军追剿，窜入大别山区，虽其企图在另建根据地，然立足未稳，根基未固”。蒋介石也看到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他说：“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如果共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则长江以南都要受到威胁。”他给与会者鼓气，吹嘘：“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一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前，则此次大别山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4日，蒋介石作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纪录》，又在会上讲了《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对大别山作战计划谈了十条意见。12月29日，蒋介石特地赶往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讲话，认为他的“围剿”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成功”，提议采用“筑寨并村”的方法来“清剿”。但是，到了1947年11月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写道：“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有正无奇，有奇无正，每战必殆。”
1948年的东北战场，共产党方面东北野战军总兵力约80万人，而国民党方面总兵力不足40万人，东北野战军两倍于国民党军，而且士气高涨，可谓“有正有奇”；东北国民党军在数量、士气、战斗力等方面均居下风，而且被东北野战军层层包围，正处于“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危险状态。假如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这时国民党军应该选择固守的策略，以逸待劳，消耗对方的战力。然而，蒋介石却不顾兵家大忌，在“奇正两无”的情况下，固执地出兵打援，结果东北国民党军被我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很快就丢失了东北战场。
1948年9月底，东北野战军攻占辽宁义县，完成了对锦州的战略包围，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锦州为东北门户，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锦州一失，长春、沈阳等地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后路即断，东北野战军战前所设想的“关门打狗”将立即成为现实，东北国民党军迟早都会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急忙电召东北行辕主任兼“剿总”司令卫立煌来京，面授救锦机宜。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长春、沈阳守军主力弃城而出，由卫立煌亲自统率，沿辽西走廊向西推进，以解锦州之围，并借援锦之机，协同锦州守军东西夹击，重创锦州、锦西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但卫立煌并不赞成蒋介石的构想，他认为；东北野战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林彪在围攻锦州的同时，早已在锦、沈之间布置了重兵，并先期强占了黑山、大虎山、勾帮子等战略要隘，以逸待劳，静候国民党军上当，况且，辽西走廊河汉交错，眼下尚未封冻，不利于大兵团徒步行军，沈阳守军主力如果贸然弃城西进，不仅解不了锦州之围，反而有被分断截击、各个击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卫立煌主张沈阳、长春的主力暂仍固守不出，锦州之围，应自华北调兵至葫芦岛就近解救。俟锦州解围后，守城部队与援军合组为机动兵团，渡大凌河、出勾帮子，沿辽西走廊东进，这时，沈阳守军主力再出辽西，东西夹击，才有取胜的把握。
尽管卫立煌声泪俱下，据理力争，但蒋介石主意已定，仍要强令卫立煌西出辽西。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卫立煌没有勇气公然抗命，但又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只是含糊其词地推脱说，俟回沈与各负责将领协商后再作处置。
蒋介石感到卫立煌决心不大，乃派总参谋长顾祝同赴沈督战，并嘱顾要亲眼看到卫立煌下达作战命令始能回京。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立即找他的搭档廖耀湘协商。廖也反对蒋介石的战略方针，认为出兵辽西是白白送死，自取灭亡。于是，二人赶到顾祝同的住处，恳请顾把他们的想法电告蒋介石。10月5日，蒋介石复电卫立煌，谓：“前拟计划不变，着所部刻即西进。”卫立煌接到电报后，非常焦虑和不安，他对廖耀湘说：“我根本不愿到东北来，替陈辞修（陈诚）收治乱摊子，但总统一定要我来，三番五次地叫岳军（张群）和（蒋）夫人劝我，并答应东北军事由我全权负责，他决不干涉，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又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用鸡蛋碰石头。”于是，卫立煌约廖耀湘到顾祝同那里，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想说服他。
卫立煌一到顾祝同住的地方，就激动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我们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锦州两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免被共产党各个击破。”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要执行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赴监督执行命令的人，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第二天，顾祝同又到卫立煌那里督促赶快下作战命令，以便他回京复命。卫立煌答应可以先将部队集中，但又同时要求顾祝同回京后继续向总统申述意见。
顾祝同回到南京后，说卫立煌不愿出兵，企图避战，蒋介石听了非常气愤。第二天，蒋介石飞抵沈阳，压迫东北将领执行他的命令和计划。蒋单独召见卫立煌，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愤怒。后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廖耀湘，大发脾气，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接着命令说：“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打击。你的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阜新经锦州、义县，攻击共产党部队的后背。”
鉴于卫立煌坚决反对出兵辽西，蒋介石决定撇开卫立煌，直接把作战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次日，蒋介石就派飞机给长春守将郑洞国空投了一封信，令他立即率部突围南下，协同廖耀湘西出锦西。至此，东北国军开始实施蒋介石的“西出锦西”战略，各部队各就各位，整装待发。
果然不出卫立煌所料，廖耀湘率沈阳守军主力出击辽西后，很快便陷入河津烂泥之中，几十万大军宛如一块漂浮的浮萍在辽西走廊荡来荡去，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守锦国民党军全军覆没，主要将领全部被活捉。而此时，廖耀湘率领的援军仍徘徊于新民、彰武之间，根本不能起到援军的作用。长春的情况则更惨，几乎没有发动，就纷纷起义或投降了。
这时，沈阳守军将领均主张立即自牛庄出营口由海路撤往关内，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蒋介石自忖东北行将不保，亦觉撤退势在必行，但却不同意由营口内撤。他主张再出辽西，立即反攻锦西，仍梦想在撤退之前搞一次战略决战，歼灭共产党在东北的有生力量。
卫立煌、廖耀湘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们认为，既然是撤退，就要以保存实力为目的，选择最安全的撤退路线。虽然沈阳守军集体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慎重行事，改变初衷，避免作无谓的牺牲。但蒋介石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更改的。
10月19日，蒋介石遣心腹爱将杜聿明携带亲笔手谕赴沈，直接给各作战单位下达命令。20日晚6时，杜在沈阳卫立煌的私宅召集各将领，口授蒋的“谕旨”。众将领听罢，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气氛沉静得使人恐怖。
杜聿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觉心有余悸。他说：“我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大家一言不发！廖、刘皆不愿进攻锦州，但也无顶回蒋介石命令的表示。我当时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是这样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廖、刘能顶回去，那么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不能执行命令，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不敢说顶回去，廖、刘也不敢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回东北蒋军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将领的一般心态。”
这样，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不能安枕休息，就与杜聿明讨论蒋的决策。杜聿明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接着又说：“最好请总座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部队撤至营口，目前我们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立煌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杜聿明则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得，伤亡不大，我看也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
蒋介石并没有什么神机妙算。但蒋介石有难言之隐：不反攻锦州，打几个胜仗，怎能挽回面子，以正国际视听？这样，蒋介石就不从客观的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以及士气等有形无形的战斗因素来制定战略战术，不能听前线将领的逆耳忠言，一意孤行，拿鸡蛋碰石头，走向了自己覆灭的命运。几日之内，东北国民党军除由营口逃出1000余人外，全部覆灭。
当沈阳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杜聿明等在葫芦岛商量驻岛部队如何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在南京要国防部拟了一份《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的副厅长许胡轩将此计划送给杜聿明看，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蒋在信上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11月9日，杜聿明到了南京，第二天就带着“赴刑场之心情”到徐州前线指挥，徐州“剿总”的部队已集结了七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有六十五万以上。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号称“福将”，惟一的能耐是经得起蒋介石的辱骂，许多国民党将领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虎，也应派一只狗看守，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先围歼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的黄伯韬兵团。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在当时是蒋在华东战场上的主力之一。黄也自知不是黄埔嫡系，更无别的靠山，所以战则争先，退也守法。在华东战场上，无论卖命上或在战斗成果上，黄伯韬都是首屈一指的打手，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亲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当时黄伯韬曾向刘峙建议，“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惟有效仿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后来又向刘峙建议采用“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进行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的乌龟战术，刘峙据此向蒋介石请示，蒋在深夜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放弃海州，撤退徐州。但已经晚了，在碾庄遭人民解放军围困。黄伯韬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就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的6日这一天，黄伯韬对蒋介石派到淮海前线的“钦差”（名义上是总统特派战场巡视官）说：“共军先打他这个兵团是肯定的，而且陈毅的主力达四十万，集中来打他这个十五万人的兵团，本兵团是必败的。这次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谁也走不了，我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黄又十分感叹地对李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从7日至22日，黄伯韬兵团被围困在碾庄，四面应战。徐州派去的解围部队，在人民解放军钳制打援的战略布置下，离碾庄三十里外就不能越雷池一步。蒋介石曾三次写亲笔信用飞机投给黄伯韬，多方鼓励。结果，黄伯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仅逃出散兵不足三千人，黄也自杀。
由于以前对黄伯韬的吹擂太大，黄部的毁灭愈益引起震惊。徐州“剿总”失去了有力的打手，战斗力削弱，各兵团提起解放军，已谈虎色变。南京惊慌失措，官员纷纷搬家南徙，有逃奔香港和国外的，大有朝不保夕、土崩瓦解之势。
当黄伯韬兵团被我军围困时，蒋介石就调黄维兵团（属华中白崇禧集团的第十二兵团），由河南信阳出发，取道阜阳、蒙城，向宿县前进，准备到徐州作为战略预备，结果在11月23日到达宿县西南之南平附近的双堆集时，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蒋介石见此状，一面严令黄维死守待援，不得轻动，黄维兵团意识到这种“死守”就是“守死”；一面要华中“剿总”的宋希濂兵团赶快北上增援，但白崇禧不干，还是杜聿明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结果，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陷于黄维兵团的同样命运。黄维采用了“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碰运气突围法，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黄被活捉。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刘峙在29日飞离徐州，留下一付烂摊子由杜聿明收拾。12月2日，蒋介石电勉杜聿明“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电文说：“吾弟应速决心于两日内迅速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此时应决心速觅匪之主力而歼灭之，为惟一急务也。”又说：“匪对弟部又将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无任系念。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退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赋予之任务，若时日延长，则二十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医药，决难空投接济，惟有上下决心，共同以死中求生之觉悟，冲破几条血路，反匪包围，予以歼灭若干纵队，乃可解决战局。”3日，蒋介石又空投一封亲笔信给杜聿明。信上说：“濉溪口匪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6日，蒋介石又致电杜聿明，要他全力冲破重围。杜聿明慑于蒋介石的淫威，采用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则攻，不能攻则守。同时给蒋介石复电说：“奉到钧座手谕，当时遵照改变部署，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三十三天，蒋介石最担心他的心腹将领和嫡系部队投降，叮嘱侍从，杜聿明的来电随时送阅，空投粮食情况要逐日送阅。当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围歼失去联络时，蒋介石说：“杜等历尽危难，战至最后不降敌”，表示悲喜交集。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华东刘峙集团五十五万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全部解决。
当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华北主帅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开始是用陈继承（蒋的亲信，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去牵制傅作义，蒋给华北嫡系部队的口谕是：“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的。”后来蒋介石将陈继承调走，逐渐将华北的军政财权全部交给傅作义。当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力量，重建江南防线，想将华北兵力全部由上海南撤，万不得已就从陆路南撤。而傅作义是三条路，到底走那一条兴棋不定：一条是南撤。察绥部队不是蒋的嫡系，海运宁沪有困难，陆运要通过辽阔的解放区，希望极少；一条是西窜，顾虑蒋的嫡系部队带不走；一条是固守平津。那时，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在辽沈战役之后，还会有一个时期的休整，不会很快入关；华北傅作义集团也想抓紧获得美援装备，补充兵员，然后再作决定也不晚。
不料，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迅速入关，会合解放军华北部队，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二百余里的战线上以疾风骤雨之势，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从1948年12月22日至24日，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在张家口歼灭了第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五个师、两个骑兵旅。1949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等，勉以团结一心保卫平津华北，胡吹什么“就华北言，匪众虽多，其装备补给则不如我，其素质训练，又远不如我”，要“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激励所部，鼓起灭此朝食之勇气，造成高度坚强力量，发扬我革命军人冒险犯难，以一敌十之精神，抢占机先，稳扎猛打，奋斗到底，坚持最后五分钟，为勘乱高潮创造辉煌战史之一页，深信克敌制胜，完成勘乱建国之功，端在此战也”。蒋的电文等于废纸一张，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13日至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歼灭了傅的第八十五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守塘沽的第十七兵团所属第八十七军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南逃。这两仗一打，傅作义的南撤、西窜都无望了。蒋介石曾给平津部队军长以上的军官投过一封亲笔信，要他们“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剩下的北平在人民解放军七个纵队的包围下，傅作义迫不得已，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条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中，蒋介石的华北傅作义集团（除塘沽的五万人由海上逃跑外）的五十二万部队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这三大战役一打，蒋介石的五大军事集团被人民解放军摘掉了三个，一百五十四万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李宗仁回忆说：“国军精锐，至此几乎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第三次下野
1949年1月上旬，蒋介石于淮海战役又遭一次惨败，五十余万精锐之师，完全被歼；其嫡系的少壮名将杜聿明也被生俘。这个情况，最后决定了蒋介石的下台，蒋并乘此机会，转而经营台湾，决定放弃大陆和破坏桂系，促桂系完全失败。
但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早已有换掉蒋介石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经过一个月时间，离华返美。在他离华前夕，蒋介石于8月24日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即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当然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而不是魏的个人意见。此声明中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同时令人吃惊地透露了使蒋介石深感难堪的一句话：“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意思虽未明言，但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美国务卿马歇尔于9月8日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与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即密电回答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已在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如何，便转而希望美国杜威当选为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竞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他那南京宝座。但是命有不济，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蒋的希望破灭了，不得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杜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前此在11月4日和5日对张治中谈话时，蒋仍是坚决主战，他怕一和就要下野。8日，于总理纪念周上更痛斥主和派，表示“奋斗到底”。
这时，蒋介石既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倒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致使他的侍卫人员，无不战战兢兢，惟恐祸事临头。
蒋的“文胆”陈布雷，也因与蒋意见不合，受蒋斥责。陈从来为蒋所优礼，未受过此种难堪，因而接受不了，又深感自己已无用文之地。而且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和刀笔，尤觉大罪难逃，便于11月13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自然深受刺激，难于入眠，在房中踱来踱去，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
但当晚，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妙策，激动得一抬手把水杯都推到了地上。这时，他双目紧紧地盯住了宋美龄，坚定而冷冷地对宋说：“你到美国走一趟”，“去向他们陈情”。11月22日（1948年），黄伯韬兵团被歼。
当宋接受了“哭秦庭”的任务后，即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资格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12月3日晤见马歇尔。12月8日，蒋见淮海决战已失败在即，便对奉命组阁的孙科说：“如果大家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10日宋美龄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
（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宣言。
（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
（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
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与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走了一趟，于事毫无补益，便暂住美国，作长期努力。而国内舆论，也趋向于和谈。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就考虑下野问题。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如此这般地部署一番。12月4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对于这个方案，白崇禧坚决不赞成，他在武汉用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说明，对此要坚持到底。总之要蒋辞职，而不是暂时由人代行。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作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和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意在要蒋辞职。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五项和平主张：“
（一）蒋总统下野。
（二）释放政治犯。
（三）言论集会自由。
（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张治中和张群，劝蒋下野。同时，蒋又收到程潜要求蒋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只是哼哼。并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随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均默不一语。
对白崇禧等的电报，他当然认为是在逼他下台，他感到他处在内外夹攻中，形势很是不妙。便于28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相商对策，欲争取他们的支持。
这年年底，蒋的心情极为悲凉。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文曰：“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可见他是多么的痛苦和寒入骨髓了。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要求蒋“毅然下野”。蒋31日下午于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共四十余人。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
这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蒋问李宗仁有何意见，李答以并无不同意见。但蒋的拥护者谷正纲、张道藩等，均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认为蒋下野对士气不利。谷还为此嚎啕大哭起来。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于此争论之时，蒋借机会大发雷霆，大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然后，蒋又侧过头来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待，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他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在蒋看来，要他下野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1949年1月1日，元旦文告发表。文告内容的中心思想是要议和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仍不想下野，而是付诸公民公决。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们对蒋的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仍支持他，不让他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为自己下野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蒋还于1月2日向张轸、白崇禧各发一封电报，大意同元旦文告。
但到1月4日，蒋又亲自到李宗仁住处傅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则推辞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蒋又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李未敢轻易答应，当然也是常理。第二天蒋又派张群、吴忠信前来劝李继任总统，让蒋“退休”。李仍以局面难当，不肯接受。蒋又请李谈话，硬逼着李“不干也得干”。并且说共产党绝不同他讲和，李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又谈几次，蒋一直说是由李继任总统。
这几天，蒋真是度日如年。1月5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并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稿和毛泽东的文章。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就摆摆手说：“算了吧，别念了！”
蒋于官邸召开宣传工作汇报会。参加者有蒋经国、陶希圣、黄少谷、李俊龙、李惟果等。蒋将白崇禧的两电和他回的东电请大家传阅，会上大家建议中央派一大员到汉口会见白崇禧。蒋认为可以，决定于1月9日派张群前去。
蒋一面劝李宗仁继任总统，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和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内、对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以度过此一难关，使美国人相信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希望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如此。
李宗仁也想上台，但他不能浅薄地马上答应，而是表面上极力辞让，一再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两者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月9日，蒋介石知道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记下了如下日记，表示又要下野：
“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虑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成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效仿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8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自说明自己的意见两点：
“（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
在他真正要下野时，首先想到的是黄金和台湾。10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二亿八千余万两）、白银（八亿一千余万两）和外汇（三亿七千多万美元）密运台湾，一直运到5月下旬才运完毕。仅留二十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使李宗仁无法维持其局面。同时，蒋自1948年底到1949年初，将中央博物院文物、中央研究院古籍、中央图书馆古籍运往台湾。接着，又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李宗仁的江防力量，促李宗仁军事上也迅速垮台。同时把军火也运到台湾去。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或一个回马枪。就在这一天，杜聿明被俘，杜部被全歼。淮海战役以蒋介石失败而结束。
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因而拆李宗仁的台。并借刀杀人，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也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消灭李宗仁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本年1月5日（1949年）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命蒋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的技术准备。共装了七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
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十九天之前奉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
（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
（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同时，白崇禧又于13日截回自汉口运往广州的中央银行银元。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于14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针对这个八项主张，蒋介石于次日公开宣布，并于下午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讨对策，暂决定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他们把存入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是一种大贪污和盗窃行为。本日，天津解放。
李宗仁见蒋尚无表示下野之意，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至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有政府各要员参加。主要是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决议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
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氏是在询问大家的意见。但反应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场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这更使蒋失望，他按捺不住怒火，便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这不是真心话，依然完全是瞎话和自欺欺人。要不是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一败再败，以至于淮海决战又败，美国人也不会生换马之计，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会逼他下野，怎么不是中共打倒的呢？
这时，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之障碍。”遂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一再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总结为两条意见：
（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
（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
（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两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往南京汇报。
蒋介石处处高李宗仁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惜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进行人事调整。他于18日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发表由汤恩伯任总司令。19日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其子蒋经国为台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将京沪杭武装力量全部握在己手，四川省也为蒋之心腹所把持。这就使李宗仁在蒋的势力范围内当代总统，自是一事难成。
1月20日晚，蒋见李宗仁，再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又召集要员于官邸开会。会上蒋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于此一片泣声中，也顾不得看文稿，就签了字。蒋随手又把文稿收回。
同一日，蒋介石曾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在陈或者是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仪的杀身之祸，或就种因于此。
下午4时10分蒋飞离南京，到杭洲后住在笕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但蒋不赏光，不吃也不喝，不欢而散。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
蒋离南京后，张群于下午才将文告交给李宗仁看。这时李才看到文告中并无退休和由李继任总统字样，很生气，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非常坚决。张群便只好又打电话给笕桥的蒋介石。蒋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满意为止。李就把修改稿交出，由中央社发表。但发表的仍是原稿，李看到后就把秘书长吴忠信叫来质问。吴说他只能听蒋的，要发表后再告诉他。
李宗仁这才知道又被蒋愚弄了。而吴忠信就是这样当了国府秘书长，“帮助”李宗仁上台的。
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并发表文告。其中有“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蒋仍任国民党总裁，并未真正下野。而且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也依照惯例，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审议后，方可付诸实施。蒋仍有权干预国政，并仍于溪口指挥其“中央军”。这支“中央军”也仍比白崇禧所控制的军队多；而且，南京又在汤恩伯的控制之下，李宗仁更难于控制南京政府。李宗仁就是在此艰难坎坷之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和谈工作。
蒋介石于杭州笕桥机场住一夜后，于次晨乘机返乡，开始检讨他这次失败的原因。这种检讨，他以后不断地进行，说法也屡有改变。此时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重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此仍为轻描淡写，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专制独裁，人民无权监督政府与官员，致政治极其腐败，人民怨声载道。他仍是“信仰”和“实行”主义的“好官”治国而不愿给人民以权利。所以他到台湾后，也根本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在小范围中实行“好官”政治，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政治，只在小地区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一旦在广大国土上实行，仍必是腐败政治。这已由他在大陆的腐败政治所证实；因为人民无权，中央又无监督众多官吏之力，势必是一团糟。
这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哭秦廷”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了。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栎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均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绪不佳，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原来，俞济时要安排八十八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段沄，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说：“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哼！程潜可靠吗？嗯？”
蒋到溪口后，仍在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月25日，蒋又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划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伺机反攻。”
这是蒋的最初战略设想。因为江西湖口以西由自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则大声回答：“懂了！卑职一定遵命，不成功便成仁！”
蒋下台前夕，已决定放弃大陆。李宗仁对此有如下说明：“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来了。”“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蒋的此一目的据李宗仁自己说：“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对此，李宗仁说蒋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会上，蒋又继续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这一切，都表明蒋桂矛盾又达高峰，当然可被利用。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他现在一心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只要对他蒋介石有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应当打起来，至于全世界人民处于怎样的灾难和痛苦之中，他是不屑一顾的。至于复兴中国，造福国民，这时他更连想也未想到。
1949年1月29日系春节，不用说蒋的心情不怎么好，最使他开心的事，是他对蒋氏宗谱的修订深为满意。此次修谱，蒋把结发妻毛福梅写成其母的义女，是他的义姐；把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生。尤其是他的祖先蒋浚明为北宋光禄大夫一事，竟使他有了下台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春节过后，蒋氏父子便于宁波、溪口和奉化山水之间，徜徉忘返，但心情之沉重，却无法掩饰。他于这一天再次表示：“本党非彻底改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他只从主观上想问题，不看客观实际，真正属于主观唯心论体系。所以对于国民这一方而，他从不关心，更看不到他们的意向和力量。一这期间，蒋又紧催汤恩伯电令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赶快将南京五厂拆迁台湾。这五个大厂是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但孙越崎一再拖延，并找李宗仁帮忙。蒋未达到目的。为此，哀叹说：“孙越崎误国。他不迁厂，又骗了我一大笔拆迁费。唉！资源不走，资源留在大陆上了。……唉！”5月7日，阎锡山、朱家骅等到了桂林再劝李宗仁，李宗仁遂于8日飞往广州。蒋介石则于5月18日经澎湖列岛到台北，居于北郊有许多温泉的草山。
李宗仁到广州后不久，何应钦提出辞职。李宗仁提名居正接任，可是立法院以一票之差将此否决了。李宗仁只好同意由阎锡山接任，当然很容易即被立法院通过。7月14日，蒋介石率国民党要员由台湾飞抵广州。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以总裁的身分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兼副主席。李宗仁清楚蒋介石的用意，是要“非常委员会”凌驾于政府之上，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政府。
失败己成定局，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的命运。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发起广东战役。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重庆办公。面对这个失去首都的必垮的政府，这回没有一个国家的使馆再随之迁移。
面对败局蒋介石又提出“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企图割据西南、建都重庆。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人员迁到重庆，14日李宗仁也到达重庆。此时国民党中一部分人要蒋介石“复行视事”，李宗仁觉得自己仍是个摆设，11月初借口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到昆明等地。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四川时，阎锡山在重庆电请蒋介石到渝。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北飞抵重庆。当日，蒋介石电邀李宗仁来渝，李宗仁却于11月20日飞往香港。22日，国民党政府人员再迁逃成都。蒋介石派人再劝李返，李宗仁坚持不回，并于12月4日，举家飞往美国。
蒋介石目睹“确保大西南”方针没有任何希望了，于12月10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北，从此再没有回过大陆。
桂系之所以在最后跟蒋介石的斗法中失败，原因很多。首先是李宗仁判断失误，他以为只要美国插手中国事务，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依靠美国的帮助以为就能实现南北分治。但实际上，美国早已经准备从中国离开了，美国不会为国民党打仗，这已经是一个不用争论的话题了。如果李宗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恐怕不会在最后关头，再与蒋介石交锋争“总统”之位了，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几天的寿命了，除了过把瘾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另外，李宗仁再次犯了前两次一样的错误，前两次逼蒋介石下野，但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根本拿不出办法，以维持局面，最后还是要等蒋介石收拾。第三次下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败军之将，但他仍然控制国库黄金，控制最后的根据地——台湾，他虽然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但没有失去黄埔系、一帮文人政客的支持，而这两样桂系都不具备，在广西这个大本营被共产党占领之后，他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了，大陆不愿意呆，台湾不敢去，只好去了美国。
1950年2月4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在抨击李宗仁婉拒返台的同时，呼吁蒋介石“绾领国事，统帅三军”。2月4日，“监察院”电质李宗仁，究愿返台，抑或辞职？并作出决议，提请“国民大会”予以弹劾。同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部分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同人等佥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事虚悬，政府更不容长此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集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蕲；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望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建议，继使总统职权，以维大局。”李宗仁不为所慑，于18日复电云：“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速作长途旅行。”21日，非常委员会再次向李发出最后通碟，坚持其必须于电到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即以放弃代总统职守论，并要求蒋介石复任；非常委员会12名委员中的9名，在这项最后通碟上签了名，没有签名的3人是：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隔2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常会第226次会议，复作促请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决议，内称：“元首之位久虚，大计秉承无自，群情惶惑，险象环生……政府益陷于危疑莫定之境，全国军民、海外侨胞及各级民意机关，无不展望总裁尊重全民之付托，当机立断，复主中枢。”24日，“立法院”以全体委员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复行视事。
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呼吁，当然都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时至今日，蒋之复出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之后，蒋介石于3月1日正式“复行视事”。是日上午10时，蒋着深黄色呢军服，佩青天白日勋章，左手提白色手套，右手执帽，由“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陪同，步入“总统府”礼堂，向在场的200余“民意代表”及文武官员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复行视事文告》，内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出席此次仪式者，有“行政院长”阎锡山、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以及于右任、居正、陈立夫、张群、朱家骅、顾祝同等要员。仪式共历时8分钟，即告结束。蒋介石复至“总统办公室”，批阅由“秘书长”邱昌渭呈上的公文一件，以示确已复职。
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二天，于中山堂光复厅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中央委员共千余人。此乃蒋以“总统”身份，在台首次与“民意代表”和各党派人士晤面。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由邱昌渭、刘士毅陪同，步登二楼，即至播音器前致词，宣告了视事后的4项方针政策，即：第一，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上午10时，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深黄色制服，头戴军帽，宋美龄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出席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护”。蒋略显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蒋致词后，遂回办公室，接受台省“民意机关”的致敬。前来向蒋表示“致敬”的有：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福、议长李万居、秘书长连震东，台北市参议会议长周延寿、副议长潘渠源等。蒋介石说：“承各位远道来此参加大会，我非常感谢！今后在军民密切合作之下，勘乱必定成功。”
蒋介石声称：“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按指1949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因此，他此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惟其如此，他亲拟了6句口号，即：“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可是，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地重登“总统”宝座的时候，“代总统”李宗仁却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李宗仁于3月1日在纽约声称，他仍然是中国“总统”，正准备回国，并反对蒋介石复职。他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竟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将一封致蒋介石信，散发给新闻记者。他在信中对蒋说：
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
李宗仁的批评，自不无道理。因为自1947年12月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时，其期限不得逾3个月”，若超过3个月，则应由“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有鉴于此，在蒋介石复职的新闻、文告中，均谨慎地避开了依照“宪法”行事的问题，而只以“俯顺民意”。“惟国民之意是从”等语带过。现在李宗仁既下了战书，当然不好再行回避。于是由“司法院长”王宠惠出来周旋，称蒋在1949年1月时，并非“辞职”，而为“引退”，以便促成和谈；今和谈既已失败，“引退之目的未达，不能视事之原因亦已不复存在”，复行视事乃属当然。
蒋介石尽管可以为自己的复职进行辩解，也尽可以将复职的场面搞得热热闹闹；但是，李宗仁咄咄逼人的抨击，还是给“复职”投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