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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除奸行动
当汪伪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上海滩上四处拖人下水当汉奸时，国民党政府也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由戴笠的军统局去暗杀那些身份显赫的汉奸和日本人。在这场除奸行动中，杜月笙又一次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军统局驻沪工作站地位非常高，它直属于军事调查统计局，由军统局长戴笠亲自指挥其情报工作的“行动”部分。戴笠要在上海开展除奸行动，自然要与杜月笙合作了。两人商量一番后，就决定成立一个“行动小组”。虽然军统局上海站的站长周道三精明能干，但戴笠认为还应该再有一位杜月笙的人加入，有了杜门的势力，行动开展起来就会更加顺利。于是，陈默就在杜月笙的推荐下加入了军统局。
陈默乃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之一。既然杜先生推荐他入军统，他自然有过人之处。陈默曾受训于军校高校班，在抗战爆发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他既有军事训练的底子，拳脚枪法比顾嘉棠等人更出色，又有精明的大脑，思维敏捷且缜密。他去当特工，的确再合适不过了。杜月笙看人一向特别准，这次也不例外，陈默加入军统不久，就成了军统中的核心人员之一。
陈默于1937年底加入军统，他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完成得非常漂亮。1938年1月14日，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范罡在威海卫路155弄20号的自家门口被一颗突然飞来的子弹击中，当场毙命。范罡是著名的“强盗律师”，即专门为强盗开脱罪名的，享誉上海滩已经十多年了，因此他遇刺身亡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就刊载了此事，甚至还加了评论，说刺客的暗杀手法干净利落。这个刺客就是陈默。
陈默初战告捷，令戴笠非常满意。此后，陈默就成了上海除奸行动小组的负责人。他领导行动小组与忠义救国军老干部密切合作，对汪伪政权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为了配合陈默等人的行动，杜月笙还派出了另外两位心腹爱将从旁协助。一位是徐采丞，因他与日本梅机关交往密切，于是就由他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负责沪港两地的联络，直接向杜月笙汇报各项工作。另一位就是杜公馆的大管家万墨林，他专门负责与上海的所有地下工作者联络。虽然万墨林智勇双全，但杜月笙还担心他不了解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就专门将他召到香港，由军统特工对他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临时特训。万墨林返回上海后，对地下总联络员的工作游刃有余。
有了众多精兵强将的加盟，上海除奸行动小组取得了累累硕果。从1938年1月至1939年底，行动小组暗杀的日本人和大汉奸共计62人，制造的爆炸纵火等重要破坏工作共有22次。这些活动令日本人和汪伪政权闻风丧胆，令许多大汉奸惶惶不安，也使得一些想做汉奸的人重新坚定了爱国立场。
在众多活动中，比较精彩的有火烧日军运输舰事件。淞沪会战时，日军的一些运输舰受损。在占领上海后，日本人就将运输舰卢山丸号运到杨树浦瑞熔造船厂去修理。不料卢山丸号刚刚修好，就被除奸小组放火烧毁了。同时被毁的，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以及部分用于水上运输的军统小汽艇共计二十多艘。这一事件，令日军损失很大。
当初日本人为了占领上海，派出了几十万精兵强将。可他们将上海变成殖民地后，却根本没有安全感。个中原因，自然是除奸小组的成员无孔不入，时刻都有人要日本人的命。日军某宪兵补充队长高荚三郎，因病住进了日军的野战医院，不料杜氏门徒竟然混进来下毒，将他毒死了。“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是著名的日本间谍，他们二人大白天在四马路上行走，也中弹而亡了。当时人群熙熙攘攘，根本找不到刺客的蛛丝马迹。这两件事令许多日本人绷紧了神经，日本在上海的统治举步维艰。
汉奸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日本人在1937年12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上海市民协会”，原计划是要杜月笙当会长的，可杜月笙11月底就跑到香港去了，同时逃离上海的还有王晓籁等一批上海滩金融大佬。“上海市民协会”成立后，又陆续成立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组织，一批大小汉奸参与其中，堂而皇之地当起了会长、委员等职务。这批人，上海除奸行动小组当然不会放过了。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上海市民协会”会长尤菊荪，“上海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顾馨一，“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等，加上伪绥靖第三区的特派员中本达雄等人，都陆续遇刺，或伤或亡。一时间，已经下水或准备下水的汉奸们心惊胆战，有些人为了保命，在报纸上发布声明，宣布退出“市民协会”等伪政权机构。
在众多被杀或被盯住的汉奸中，杜月笙的老朋友也不在少数。毕竟在上海滩上，金融、工商、军政界和帮会中的所有人物，基本上都与杜月笙有些交情。
上海公共租界的督察长陆连奎，就是青帮中的重要人物。他曾拜在大亨黄金荣的门下，后来又投靠了洋主子，凭着投机钻营的手段，他在上海滩上也混出了点名堂。当年杜月笙将势力伸入英租界时，就与他亲密合作过。陆连奎做了汉奸，自然没有好下场了。一日，各大小报纸突然登出一则消息：公共租界督察长陆连奎在自己开的“中央饭馆”门口被暗杀了。
法租界巡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曾是杜月笙的部下。他在上海沦陷后就变节了，结果被除奸小组的人在马路上暗杀了。
杭州人俞叶封在上海滩上的地位只比黄、张、杜三大亨低一点。他曾与杜月笙合作开办公司，一起捞钱，两人关系很亲密。可抗战爆发后，俞叶封就跟张啸林当了汉奸，并替日本人在上海搜购军需物资。这样的人，自然是军统的重要暗杀目标。
刺杀俞叶封，军统策划了两次才成功。第一次是1938年6月24日，不过刺杀失败了，此后除奸小组就决定从长计议。特工们监视了很久，发现俞叶封爱听戏，就决定从这一点下手。1940年1月15日晚上8点左右，俞叶封正在公共租界牛庄路的更新舞台花楼看戏，遭到了飞弹袭击，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
眼看着这些下水的老伙伴、老朋友一个一个被除掉，杜月笙不禁开始为自己的老兄弟张啸林担忧起来。张啸林这个汉奸，可比俞叶封的名气要大，他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大亨的不同选择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战场上，战局对国民党军极为不利。于是，蒋介石打算撤出主力部队，放弃上海。像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人物，蒋介石当然不希望他们被日本人利用，就邀请三大亨去香港。不料，三亨各有各的打算，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跟着蒋介石的。
三大亨中，只有杜月笙跟随蒋介石的态度最坚决，也只有他去了香港。黄金荣年纪大了，故土难离，另外，他对日本人也抱有一丝幻想，认为他们不敢把自己这个上海大佬怎么样。所以，黄金荣坚持留下来，不过他对蒋介石明确表态，自己绝对不会做汉奸。只有张啸林，心里早已打好了小算盘。他想等着蒋介石走了，杜月笙也走了，黄金荣又不管事，自己就可以趁机独霸上海滩了。
淞沪会战期间，当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忙得晕头转向时，当黄金荣在自己的豪华“养老院”里忙着抽大烟、打麻将时，张啸林却显得特别轻松。他避开硝烟滚滚的淞沪战场，跑到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享清福去了。
张啸林在莫干山有一座别墅，周围翠竹无边，号称“林海”，住在这里，恍如世外桃源，哪里还能感受到一丝战火的气息？至于是否投靠日本人，张啸林并没有想好，他的目标是黄埔滩上的头把交椅。上海若沦陷了，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与日本人合作，是早晚的事情。张啸林潜意识中，还是有这个打算的。
淞沪会战接近尾声时，国民党军队陆续撤离上海，胜利在望的日本人也开始积极筹备统治上海的各项事宜。沪上三大亨，都是他们拉拢的目标。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最想拉拢的还是杜月笙，因为他们都深切认识到，杜月笙的能力是三大亨中最强的。可惜，日本人对其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杜月笙就是不上他们的贼船。于是，日本人只能一边继续做工作，一边严密监视杜月笙的行踪，以防止他逃离上海。
黄金荣虽然年纪大，不管事了，但徒子徒孙众多，在日本人眼里，还是很有价值的。于是，他们在杜月笙那里碰壁后，就转过来争取黄金荣。不料无论日本人使出什么花样，黄金荣都以“病”为由，拒绝下水。
日本人碰壁两次，才退而求其次，找上了在莫干山“林海”别墅中逍遥的张啸林。对日本人上门，张啸林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早就想做个汉奸官，过过官瘾，以便在名气、声望和权势上超过杜月笙。日本人见了他的态度，非常欣喜。不料双方商议时，眼高于顶的张啸林一张口就要当个“浙江省政府主席”或“上海市市长”。这下连日本人都吓住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张啸林可没有那么高的身价。
张啸林见自己的“满腔抱负”，日本人根本满足不了，也就冷却了做官的心。他仔细一想，觉得官衔再大，也不过是个虚名，都不如钱财实在。于是，张啸林就决定不做汉奸官了，而是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大发一笔汉奸财。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许多沪上大亨纷纷外逃，而张啸林却从浙江莫干山别墅回到了上海，准备开辟自己的新天地。张啸林回来没几天，日军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就造访了张公馆，并将日军中的实力派人物、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兼第一舰队司令永野修身引荐给张啸林。此后，这两个日本侵略军头子就经常到张公馆，与张啸林密谈。
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众多门徒也并非个个都有骨气。其中一部分人就根本没有立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要抓着机会向上爬。他们见张啸林颇受日本人器重，就纷纷改换门庭，依附到张啸林旗下。一时间，张啸林势力大涨，日本人对他也更加重视了。
没过多久，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就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张啸林与日本人的合作，主要是经济方面。当时上海沦陷，国民党军撤走，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却依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各个乡村里，敌伪运往上海的物资经常被游击队劫走，以致上海的物资供应困难。于是，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张啸林组建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并自任会长，将门生弟子们都拉进来充作会员。然后，张啸林就分派众多会员去外地为日本皇军办货。
张啸林替日本人出面，到中国老百姓那里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等物资。他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自己也要大捞一笔。在战乱的时代里，张啸林拥有特权，所以他的投机生意特别赚钱。比如他从越南河内低价收购煤炭运至上海，然后又从上海运到华中高价卖出，接着又低价从那里购买粮食和棉花等物资。张啸林购买货物，不仅强行要低价，甚至还派出手下武装抢夺。如此一来，他进货的成本就特别低，利润也特别大。这样倒一次手，张啸林就可以赚一大笔。
张啸林从越南河内办货时，见到那里到处都是三轮车，这也是河内特有的交通工具。张啸林觉得很实用，就带了一辆回上海。后来上海黄包车业的领袖、青帮大亨顾竹轩从中发现了商机，就从张啸林那里将三轮车借去做样品，派人仿制了一大批。此后，三轮车就在上海滩风行起来了。
张啸林的独门生意不仅做得大，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广。他曾与东北的日军汉奸合作，成立了“霖记木行”，他自任董事长，专门在辽宁沈阳一带倒卖木材。
张啸林大发国难财，不仅没有一丝羞耻之心，甚至还对日本人感激涕零。他授意手下郑子褒去拉拢上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要人，要他们在媒体上，为日本侵略军粉饰太平，甚至大唱颂歌。
1939年，一直专注于发汉奸财的张啸林，因替日军收购和运销军需物资立下大功，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汉奸官。这一年秋天，他被日本特务机关任命为“浙江省主席”。
张啸林既发财又升官的日子并没有享受多久，国民党军统的上海除奸行动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他的心腹手下俞叶封等人先后遇刺，张啸林的好日子也过到头了。国民党当局已经将他定位为大汉奸，除掉他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诛杀张啸林
在杜月笙远走香港、黄金荣闭门隐居后，张啸林与日本人勾结，既捞满了腰包，又做了大官。此时，他春风得意，俨然已是上海滩上的头号大亨了。不过，军统局的除奸行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上海除奸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就是杜月笙的得意弟子陈默。眼看着结拜兄弟就要被杜门弟子“除奸”，杜月笙有些不忍，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挽救张啸林，杜月笙曾努力了两次。
第一次是1937年11月底杜月笙离开上海前，当时张啸林刚从浙江莫干山别墅避暑归来。此时杜月笙已经决定去香港，而张啸林则决定留在上海滩上大干一场，打响自己的名头。兄弟俩志不同道不合。
当时杜月笙一进张公馆，就与张啸林亲亲热热地打招呼，可是张啸林态度非常冷淡，不仅如此，还将杜月笙一直奔忙的抗日大业嘲笑了一番。杜月笙见张啸林这个样子，就感觉情况不妙，他也顾不得自己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滋味，立即言词恳切地劝他同自己一起去香港。
不过张啸林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杜月笙怎么劝说都改变不了他的主意。在他看来，杜月笙跑路去香港，才是傻瓜。杜月笙在这里有房有地，开了银行，办了工厂，所有的势力都在上海，却要丢下自己的地盘，跑到香港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虽说国民党政府暗中支持杜月笙，可政府能给他多少好处？何况如今势力最大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日本人。想杜月笙这样的做法，张啸林是绝对不会效仿的，只会觉得杜月笙在做蠢事。
杜月笙劝了半天，也没法把张啸林从“发财路”上拽回来，只好忧心忡忡地去了香港。他隐隐感觉到，张啸林以后可能要倒大霉。
第二次是1939年，杜月笙已经客居香港近两年了，他一直忧心张啸林的事情，就请留在上海的朋友和门生弟子再去劝说张啸林。当时张啸林不仅赚得钵满盆盈，而且日本人已经同意让他做“浙江省政府”的主席了。他更不会听人劝说了，所有上门游说的人都空手而归。
见到这样的情况，杜月笙的心情异常复杂。可事情已成定局，他根本挽回不了了。
此时军统的除奸行动已经卓有成效，一批大小汉奸遭到了应有的惩罚，比如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遇刺身亡，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文瑞、伪和平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李金标等也遭到暗杀。当时的上海滩，汉奸们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天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稍不留神就掉了脑袋。
张啸林本来没感觉到危险，如今他还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就是每年夏天都要到浙江莫干山的“林海别墅”去避暑。1939年秋，张啸林避暑归来，才发现上海滩的形势很不对劲，许多和他一起“下水”的汉奸都被暗杀了。报纸上隔三差五的就要登出一个头条：某某人遇刺身亡。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令张啸林恐慌起来，他再也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了。不过他是一个爱玩的人，每天晚上都要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去玩一会。
这时，除奸小组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张啸林。
张啸林的心腹俞叶封喜欢听戏。1940年初，当红名伶新艳秋到更新舞台唱《玉堂春》，于是他每天都去捧场。1月15日，是新艳秋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这天晚上，俞叶封自然要来更新舞台捧场，他戏瘾很大，不仅自己来，还强行拉上了张啸林一同捧场。张啸林虽然十分小心，但拗不过俞叶封的热情，就答应了。于是，俞叶封在更新舞台的花楼上订好包厢，早早就去等候张大帅驾临。
也该是张啸林运气好，当天晚上，他突然有点急事，就没有去更新舞台。而俞叶封正在包厢里看戏，台上也正演得热闹，却突然有人抱着机关枪闯进了包厢，一阵枪声过后，俞叶封倒在血泊中了。等附近的军警赶过来查看，他早已气绝身亡了。
张啸林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这回他真的吓破胆。他略一思索，就明白这次暗杀是针对自己的，好在他命大，逃过了一劫。此后，张啸林就真的不敢出门了，他整日窝在自己的公馆里，遥控手下们活动。
不过安分了一段时间后，张啸林又坐不住了，因为他天生就是个不喜欢受束缚的人。于是，张啸林又时不时地跑到大新公司五楼俱乐部去过过赌瘾。但是，他是做足了安全措施的。每次出门，他都要带上十几个保镖，分乘坐三辆汽车，让人摸不清他具体坐在哪辆车上。
即使这样做还是不够安全。一天晚上，张啸林的三辆汽车刚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口时，遇上红灯停了下来。除奸队员早就埋伏在街角了，他们直接对着张啸林坐的那辆车猛然射击。
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啸林的司机阿四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脚踩上油门，闯过红灯溜之大吉了。双方人员的反应仅差了这么一秒半秒，却令张啸林又一次侥幸逃脱。
从那以后，张啸林是真的不敢出门了，他彻底安下心来，就待在公馆里。张公馆外也加强了警戒。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着，日夜巡逻，一刻也不间断。而张公馆里面，张啸林一下子就雇用了二十多个保镖。这些人不仅身手好，而且枪法特别准，他们也分成几批，24小时不间断地守护在张啸林身边。
军统方面，两次刺杀张啸林都失败了，这令局长戴笠大为光火。他将刺杀张啸林的事情交给陈默直接负责。
陈默知道，此时张啸林身边犹如铜墙铁壁一般，想要再次暗杀，难上加难。恐怕只能靠收买他身边的人，从内部来下手了。
经过一番缜密侦查，林怀部进入了除奸小组的“法眼”。
林怀部是山东人，绰号“五和尚”，他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旅长，所以他受父亲培养，也练得一手好枪法。他原先在法租界当巡捕，后来在张啸林司机阿四的引荐下进了张公馆，不过他并不受重视，只当了个小小的门卫。
直到张啸林被暗杀了几次，想多找一些身手和枪法都好的贴身保镖，林怀部才有了出头机会。他在阿四的推荐下，走到了张啸林面前，当场就连发三枪，都打中扑克牌的红心，因此得到了张啸林的器重。
张啸林不出大宅，保镖们总能出来。于是，当林怀部外出时，除奸小组的人就找到了他。在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及付给5万块银元的酬劳后，林怀部爽快接受了暗杀张啸林的任务。
1940年8月上旬，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与除奸小组负责人陈默一起，专门约见了林怀部。三人密谈后决定，林怀部在近日找机会下手，等他得手后，军统总部会设法疏通，确保他平安无事，以后就安排他重回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此时，窝在公馆里的张啸林，自以为不出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死神正在逼近。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的学生、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的吴静观造访张公馆。张、吴二人正在楼上密谈，司机阿四在院子里擦车，保镖们懒洋洋地分散在四周。林怀部见机会难得，就故意上前去找阿四的茬儿，结果两人就在院子里大吵起来。保镖们见近段时间平安无事，也放松了警惕，都围在旁边看热闹。
张啸林是个火爆性子，此时他正与学生说要紧的事情，听见下面院子里吵吵嚷嚷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几步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也不看下面出了什么情况，就骂吵架声音最大的林怀部。不料林怀部不甘示弱，竟然还嘴，这下可惹恼了张啸林，他从窗口探出小半截身子，冲着这个不听话的保镖大吼：
“你个龟孙子，不想干了就给老子滚！”
林怀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猛然拔出手枪，对着张啸林的脑袋就是一枪。他的枪法很准，张啸林面部中枪，当场就倒地毙命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周围的保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林怀部怕张啸林还没死，又提着枪冲上楼去查看。见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正在打电话报警，他甩手一枪，将吴静观也打死了。等他查看完毕，确定张啸林已死后，就立即飞身下楼逃走。不过其他保镖已经拦住了所有的出口，法租界的巡捕也赶到了张公馆大门口。林怀部见逃不掉了，就干脆把枪扔在地上，大喝一声：“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就从容被逮捕了。
后来，在军统的斡旋下，法租界当局只判处了林怀部15年徒刑。不过，他在牢里的生活很不错，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就被释放了。
张啸林被暗杀的消息传到香港时，杜月笙正与王新衡一起喝咖啡聊天。他的秘书翁左青手里握着上海方面的加急电报，匆匆赶来向他报告此事。杜月笙顿时脸色煞白，接着就双手捂脸，失声大哭起来，那毕竟是和自己一起打天下二十多年的兄弟啊！
不过，张啸林的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只不过除掉他的，是杜月笙的门生陈默。从江湖义气上说，杜月笙感到很抱歉，但他并不愧疚，因为陈默除掉的，是汉奸张啸林，已经不是他的兄弟了。
傅筱庵投敌
张啸林做了汉奸，结果被军统的除奸小组除掉了。当杜月笙还在为这位结拜兄弟的下场黯然神伤时，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傅筱庵也下水做了汉奸。
傅筱庵乃是上海滩上最会投机钻营的人物。他生于1872年，名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人。20岁时进入上海浦东英商耶松船厂当工人，他精明过人，善于逢迎，为了向上爬，专程去夜校学习了英语，后来果然晋升为领班，管理工人的工资发放。傅筱庵从那时起，就开始在财务上做手脚，一边克扣工人工资，一边虚报支出冒领钱财来获利。他用非法得来的钱在浦东买房，然后又出租赚钱。
此后，傅筱庵在沪上权贵中上窜下跳，四处讨好，以便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上海商务总会总董严信厚的公子严子均。由于他谄媚的功夫着实了得，搭上严公子后，又趁机认严老爷的小妾杨氏为“干娘”，结果就顺利得到严老爷的青睐，赢得了管理严家房产经租业务的机会。
严氏家业大，房产多，傅筱庵的出头机会也多了，于是他又巴结上了清朝邮传尚书盛宣怀。他拜盛宣怀为“干爹”，结果又获得了招商局科长、董事，以及所属华兴保险公司副经理、经理等头衔。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成了通缉犯，跑到外面避难去了，他在上海的房产，就全部交给傅筱庵代管。
傅筱庵从严氏和盛氏两家的产业中，牟取了不少私利，一跃而成为上海滩上的大富商。此后，他借着民国的东风，在各类军阀政府中都官运亨通，财源也滚滚而来。他曾依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历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高等顾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中国银行监理官、上海造币厂和中国烟酒公卖局监督、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务。
国民党政府时期，傅筱庵照样如鱼得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表通电，“竭诚拥护”蒋介石。1928年，傅筱庵估错了政治方向，差点翻不了身。他支持直系军阀孙传芳，结果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只好逃到大连去避难。当时大连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傅筱庵从那时开始，就与日本人攀上了交情。
杜月笙与傅筱庵早就相识了，两人都是上海滩上的重要人物，自然经常打交道。论起交情来，傅筱庵最好的“酒肉朋友”有两个，一个是张啸林，另一个就是杜月笙。杜月笙经营的许多非法买卖，都有傅筱庵参与。两人狼狈为奸，一起赚黑心钱。
当傅筱庵跑到大连避难时，就经常与杜月笙、张啸林联系，想请老朋友帮忙活动活动，好让国民党早日撤销通缉令。经杜、张二人的多方奔走，傅筱庵后来得以顺利返沪。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撤销了通缉令，傅筱庵重返上海滩，又开始在中国通商银行、美国钞票公司、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制造厂等处担任要职。此后，傅筱庵主要在上海金融界大显身手，可惜他只会拍马屁，正事却做不了，结果将金融界搅和得乱七八糟，最后还被赶下了台。
1931年，傅筱庵刚回上海，就召开了中国通商银行股东大会，决定将资本改为以元为单位。原有资本250万两白银，则折算成350万元。没过多久，董事会改组，傅筱庵、谢光甫、张啸林、杜月笙等都为新任董事，其中傅筱庵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通商银行改革后，业务和钞票流通范围都扩大了，通过设在各地的兑换处，大量的白银流入了通商银行的银库里。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废两改元”，即通行货币由白银全部改换成纸钞。这个政令一发出，就引得银价大涨，这就使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到中国大肆收购白银，导致白银滚滚外流。
傅筱庵在白银外流中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积极支持将银库的白银兑换给外国人，结果仅1934年下半年，各银行库存的现银就减少了2.5亿元。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白银外流，就引起了通货紧缩，利率猛涨，而物价惨跌。1935年初，上海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风潮，无数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倒闭。
傅筱庵害惨了一大批人，也毁了通商银行的根基。企业商人都破产了，根本没有能力还银行的贷款。而通商银行的大客户都是关系户，如北洋政府财政部、汉冶萍煤铁公司等，他们的贷款长期收不回来。如此一来，庞大的中国通商银行竟然成了空壳。
资金周转不了，傅筱庵又发挥攀龙附凤的本事，四处告贷，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窟窿越补越大，最后根本无法收拾了。不仅如此，傅筱庵为了欺骗社会舆论，显示银行“资产良好”，还下令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处建起了一座高耸的“中国通商银行大厦”。这栋楼由陶桂记营造厂垫资兴建，1935年，楼已经盖好了，傅筱庵根本没钱付款，就找借口拖延。建筑工人们拿不到血汗钱，就坐到总行大门口讨薪。这件事闹得全上海都知道了，傅筱庵精心设置的谎言也被揭穿了。
傅筱庵再次告贷，根本没有了门路。1935年端午节前夕，他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被赶下台。他留下的烂摊子，则由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来收拾。
没过多久，通商银行再次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杜月笙任董事长，张啸林任副董事长，傅筱庵也被请回去，当了一个常务董事，不过他再也没有实权了。
从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傅筱庵在上海滩上混得很狼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后，他没有像其他一些大亨那样逃离上海，而是决定留下来，打算靠着以前与日本人建立的交情，重新在上海滩上扬眉吐气。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更好的统治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他们一直在四处物色汉奸人选，准备组建伪政权。不过像杜月笙这样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都逃离了上海，日本人一时也难以找到有分量的角色。
1937年12月初，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物色到了小人物苏锡文，并由他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大道市政府”。这个伪政权是为征收鸦片烟税而设的。
1938年1月1日，松井石根找到了邵式军，由他任“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接收原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在租借内的各项事务。邵式军其实也不算什么名人，不过他的外祖父乃是清朝邮传尚书盛宣怀，也是傅筱庵的“干爹”。
由邵式军开始，盛宣怀的子孙后辈及故交门生等不少人都进入了伪政权。比如盛宣怀的侄子盛幼盒，打着宏济善堂的招牌征收大烟税。盛宣怀的孙婿周文瑞，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等，都加入了日本人筹建的“上海市民协会”。
盛宣怀一家在日本人面前得宠，傅筱庵出头的机会也来了。他与盛家一向关系亲密，不只因为他是盛宣怀的“干儿子”，还因为他曾打理过盛家产业，与盛家上下都打过交道。当松井石根正要物色一个有声望的人来出任“伪上海市市长”时，周文瑞就积极推荐了傅筱庵。松井石根派手下一调查，得知傅筱庵当过中国通商银行的总经理，又做过上海市商会会长，的确是个好人选，就马上登门拜访了他。
此时，傅筱庵赋闲在家，天天从周文瑞等人那里打探消息，正等着这个机会呢。日本人主动上门，他自然顺水推舟应承下来。
傅筱庵于1938年1月投靠了日本人，10月16日，他正式就任伪上海市市长，苏锡文任伪上海市市政府秘书长。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人分任伪政府的财政、建设、地政、货物地方税等局的局长。傅筱庵的心腹吴麦汀等也加入了伪政府。没过多久，一个以傅筱庵为核心的伪上海市政府，就组建得像模像样了。
傅筱庵投敌做了汉奸，根本没有任何愧疚感，他春风得意，以市长的身份穿梭在日本人和英法租界当局之间，俨然是一位颇有权势的政府大员。
上海除奸小组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大汉奸呢？傅筱庵从下水开始，就离死期不远了。
除掉傅筱庵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公开叛国投敌，就任伪上海市市长。此后，他这位伪市长过足了官瘾，帮助日本人残酷压制中国同胞，并趁机为自己牟取私利。而军统的除奸小组，一直将他定为重要暗杀目标。1940年10月10日，当了两年伪市长的傅筱庵，最终被除奸小组除掉了。
傅筱庵投敌后，仅当了两年的伪市长，却做了不少罪恶的勾当。在他的累累恶行中，有两件事，最令人不耻。
第一件是他与上海各租界的交涉。
傅筱庵从当上伪市长，就真的将自己当成了政府高官。他带着秘书、保镖等一大群随行人员，频频造访英法租界当局。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默等，都是他的访问对象。
“傅市长”致函租界当局，要求租界内的居民、商店等，一律悬挂伪政府的五色旗，决不能挂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1月4日，距傅筱庵就任伪市长还不到20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在上海海关大钟的旗杆上挂出了五色旗。
傅筱庵与租界的交涉并不只是一面国旗，而是要拿到国民政府在租界内的一切权力。
以前国民政府与相关各国签订过“上海租界法院协定”。因此，在公共租界内，设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租界内，设有第三分院。伪政府多次提出接收这两个法院，均被租界当局以先前的协定为依据，坚决拒绝了。
伪政府在租界碰了壁，傅筱庵这个伪市长就向租界当局提起强烈抗议，并再次要求撤销国民政府的协定，由伪政府接收租界内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同时还要求租界交出越界筑路的警权。
此时军统的除奸小组已经盯上了这批汉奸。其中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伪市政府的几个伪局长周文瑞、李鼎士等，都遭到刺杀。傅筱庵也几次遇袭，险些中枪。于是，他就以此为借口，令工部局（即租界内的市政委员会）缉拿“恐怖分子”，连罪犯名单都开出来了。若是工部局不照办，他就唆使日本人派出宪兵大队直接去租界抓人。
傅筱庵的行为激怒了各租界内的华人居民。1939年3月16日，上海各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请政府出面，就租界内悬挂国旗和日本宪兵在租界抓人之事，向英美法三国大使提出抗议。可目前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大使馆和工部局都想息事宁人求得妥协，所以只能令华人居民大失所望了。傅筱庵抓住机会，进一步要挟工部局，以达到目的。
傅筱庵替日本人做走狗，在中国同胞面前作威作福，实在无耻之极。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回沪，傅筱庵这个伪市长也忙前忙后的迎接。
傅筱庵做的第二件事，牵涉到银行方面。
当初，傅筱庵这个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被人赶下台，一直很不甘心，总想找机会夺回宝座。上海沦陷时，杜月笙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到香港避难前，对通商银行的各项事务都做了简单处理。
当时，中国通商银行的绝大部分资产都被转移了，其中大部分库存现金和所有重要单据、债券等都存到了上海的美国花旗银行；另有10万元现金被杜月笙带到了香港，150万元现金被转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还有742万元的有价证券则寄存到香港美国大通银行。
杜月笙离沪时，将中国通商银行大权交给了胡梅庵。胡梅庵胆子太小，怕做了汉奸的傅筱庵会对自己不利，就把大权交给自己的内弟、银行经理李祖基。上海沦陷期间，中国通商银行都由李祖基负责，不过银行里已经没有多少资产，所以李祖基只要勉强维持就行了。
傅筱庵本想夺回中国通商银行，可经杜月笙一番处理，银行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他只好恨恨地暂时罢手。他对杜月笙怀恨在心，就想破坏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来施以报复。不过他刚刚有点行动，在香港那边的杜月笙就得到了消息。于是，杜月笙直接发电报给傅筱庵，对他严厉警告一番。杜月笙在上海仍然很有势力，傅筱庵也惹不起，只好放弃了其卑鄙的打算。
傅筱庵夺不回中国通商银行，就开始想其他的赚钱门路。他在金融界混迹了多年，深切体会到赚钱最多最快的，莫过于办银行。于是，他将周文瑞、邵式军等人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官商合作办银行。他请日本兴亚院的财务官小原正弘出面，与华兴银行达成了合作协议。
他们先在苏州成立了一家“苏民银行”，周文瑞任总经理；接着又在杭州设立了“浙民银行”，董事长为邵式军，不过他用了个化名叫邵肖烯；然后又在上海河南路设立了“中亚银行”，董事长为盛幼盒。这三个银行都是傅筱庵策划的，由周文瑞全权管理。傅筱庵想通过这几个小银行，达到重回金融界、重当金融大佬的目的。
当傅筱庵这个伪市长在上海滩上耀武扬威的时候，军统局已经将他定为重点暗杀目标了。1940年，上海租界内的一批大小汉奸先后被暗杀。汪伪76号特务大本营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就与傅筱庵联合起来，共同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施压。傅筱庵以伪市长的身份向工部局提出抗议和警告，李士群则号令汪伪特工暗杀租界当局的重要人物。
1940年1月6日，工部局总办、英国人菲利浦在坐汽车回寓所途中遭一群“黄包车夫”袭击，他中了8枪，好在没伤及性命。这起刺杀案令工部局大恐，只好不断满足伪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
通过“租界内的恐怖事件”，傅筱庵达到了政治目的，他在得意之余，也更加重视自身的安全问题。位于上海虹口的一所花园洋房是日本军部为他提供的市长官邸。这里戒备森严，岗哨林立。除此之外，傅筱庵还雇用了23名保镖，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或心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在他的卧室周边，也分布着层层守卫。所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刺客想要下手，都难以找到机会。
1940年8月14日，军统局收买了张啸林的贴身保镖，除掉了这个大汉奸。对于防守严密的傅筱庵，军统也决定从内部下手。这一次，他们没有买通傅筱庵的保镖，而是买通了傅家的厨子朱升源。
朱升源是山东人，少年时曾向一个变戏法的王姓师傅学过飞刀，后来他将这手飞刀绝活用在当厨子上。当年傅筱庵被国民党通缉，跑到大连避难时，朱升源正好在大连附近的一条轮船上跟着舅舅学厨师。
一日，朱升源走在大连街头，正巧遇上一条野狗疯狂地追一个路人。他一飞刀过去，正中野狗的脖子，野狗当场就断了气。这位惊魂未定的路人就是傅筱庵，他向朱升源道谢后，两人就攀谈了一会。
傅筱庵见朱升源体格强壮，身手了得，又得知他现在做厨师，就立即邀请他到傅家当厨师。傅筱庵的算盘打得很精，他请了朱升源，既有了厨师，也有了个好保镖。而朱升源见他是个大老板，跟着他肯定比在轮船上要好，自然也很乐意。
从此，朱升源就成了傅家的厨子，并且一干就是十来年。傅筱庵对他非常信任，他也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本来他对傅筱庵很忠心，可上海沦陷后，傅筱庵一门心思要当汉奸，朱升源虽是个粗人，但民族尊严、爱国心还是有的，他再三劝说傅筱庵不要去当汉奸，可这个主子哪里听得进去。朱升源对此，既失望又痛心。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的所作所为，身为傅家忠仆的朱升源都看在眼里。军统局长戴笠原本没打算暗杀傅筱庵，而是想借助他来暗杀汪精卫的。可戴笠派去与他联系的许天民却遭傅筱庵出卖，被汪伪特工抓进了76号特务大本营。
虽然傅家待他不薄，但朱升源见了傅筱庵的卑劣行径，也非常不满。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为暗杀傅筱庵做准备时，无意中发现了朱升源的情况，就决定从他这里下手。
1940年夏天，傅筱庵官邸附近开了一家状元楼酒家。这里的饭菜特别合朱升源的口味，于是，他很快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并与酒家老板杜茂交上了朋友。
没过多久，杜老板就邀请朱升源一起去看马戏团表演。听说马戏团来自山东，压轴节目是“飞刀美人”，朱升源就特别有兴趣。当晚两人兴致勃勃地看着节目，到了“飞刀美人”上场时，朱升源竟然发现，表演飞刀的老艺人就是当年教过自己的王师傅。
师徒在后台相见后，抱头痛哭了一场。王师傅告诉了朱升源家人的情况，原来那些亲人都已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朱升源悲痛欲绝，杜茂与王师傅就从旁劝说他为国效力，说像伪上海市长这样的大汉奸，真是该杀。于是，朱升源为军统刺杀傅筱庵的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1940年10月10日晚上，傅筱庵在戒备森严的伪市长官邸中酣然入睡。朱升源这个为傅家服务了十余年的“义仆”，凭着所有人都对他不设防的优势，顺利进到傅筱庵的卧室。他再次发挥了自己的飞刀绝技，一菜刀下去，就砍死了这位沉浸在升官发财梦中的上海市伪市长。
朱升源一刀命中，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完成任务后，就顺利逃离了傅公馆。直到第二天早上，官邸里的人才发现傅筱庵身首分离地摊在床上。日本军部得知后，派出大批宪兵在官邸附近搜查，可朱升源、杜茂等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傅筱庵防来防去，不料最后没被枪弹打死，却被厨子的菜刀砍死了。上海除奸小组又一次从内部下手，成功暗杀了一名大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