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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社应运而生
20世纪30年代，杜月笙的势力发展到了巅峰，门下弟子不光人数众多，而且涵盖了帮派、新闻、文艺、工商、军政等各个阶层。尤其在“一·二八”事变前后，杜月笙更是在抗日救亡、斡旋中日关系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杜月笙的声望和权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靠。然而，旧时那种帮派拜“老头子”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杜月笙于是决定创立社团，扩展权势。
成立社团这个念头肇始于杜月笙，具体的策划和实施则有赖于陆京士。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旧式的帮派虽然还在发挥着作用，但无疑一日日没落了下去。在普通民众的眼里，无论是青帮、红帮，还是斧头帮，都不过是遭人唾弃、鄙夷的流氓组织而已。杜月笙虽然号称门客三千，弟子千万，但身边围绕的无非是一些江湖上的草莽而已。譬如顾嘉棠、芮庆荣等人，虽然都是跟随着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但都未能脱去“匪气”，终究难登大雅之堂。要真正的成为社会上的领袖，光有顾嘉棠这样的一支武班子可不行，还得笼络地方上的俊彦，组成文班子。有文武两套班子相辅相成，才真正不负“社会领袖”的称谓。
构想虽好，但真正到了做的时候，杜月笙却觉得无从着手。接连几天，杜月笙谢绝一切的客人，只一门心思地谋划着自己的“大业”。就在杜月笙一筹莫展的时候，陆京士来了。这个陆京士办事机灵，足智多谋，倒是一个可用的人才。
陆京士很懂得察言观色，隐藏锋芒。他见到这些天杜月笙闭门不出，已经猜到了几分杜月笙的心思，于是决定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为师门立上一功。
他对杜月笙说，先生现在有顾嘉棠这一班“武”兄弟，在帮会里自然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可是，光有这些可不够，还必须设法笼络住工商学各界的心，扩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所以，不如组建一个社团，把党、政、军、工、商各界的势力人物都笼络进来，成为真正的社会领袖。这话正合杜月笙心意。两人于是详细商议了组建社团的方案。在社团名字的问题上，陆京士原本建议从杜月笙名字中取一个字作为社团的名字，但杜月笙觉得这样太露了，就拒绝了。陆京士沉思了一会儿，给社团取名为恒社。“恒”取自《诗经·小雅》中“如月之恒，如日之生”之句，还是契合了杜月笙的名字。在社员的资格问题上，杜月笙主张宁缺毋滥，必须都是各界的骨干分子。他提出了4个入社的条件：文职人员必须是科长级别以上的；武职限于少校以上军衔；工商界需要是主任职以上；年龄不得低于30岁。
恒社的社章中还规定了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有了这些条件的限制，确保了恒社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
1932年11月，陆京士等人在上海西爱威斯路举行了恒社的筹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共有19人参加，他们都是初期恒社的代表理事。这19人无一例外都是由杜月笙亲自指定的，每个人都声名显赫，莫不是上海工商阶层的精英、骄子。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选委员陆京士、汇丰银行经理徐懋堂、上海吴淞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新闻报》主笔唐世昌、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名律师周孝伯等。杜月笙早年的拜把兄弟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等流氓都未能参加。只有其开山的大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经过杜月笙特批得以加入。
首届的理事会上，共选出了9名常务理事，负责恒社的日常工作。杜月笙为恒社的名誉理事长，虽然很少亲临恒社指导工作，但恒社的大权其实仍然牢牢地操控在他的手中。管家万墨林是他在恒社的传声筒，而门徒陆京士则是他管理、操纵恒社的代理人。
后经众人讨论，杜月笙点头同意，恒社还确定了社团成立的宗旨，并设计了社徽。恒社会徽为圆形，正中间为一大笙，旁边则是一弯斜月，在弯月的周围，则有十九颗星星环绕。这当中的意蕴显而易见。“笙”者声之源，“月”者光之源，两者和在一起，自然有发光发热、声名远播之意了。别外，也暗含杜大亨“月笙”的名字。而那19颗星星，代表了恒社成立之初的19名理事。其众星拱月的设计，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自然是为了突出杜月笙在恒社中的崇高地位了。
1933年2月25日，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息庐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恒社正式宣告成立。社会各界的名流纷纷前来道贺，金融界的有徐懋堂、唐寿民、陈光甫等人，工商界的有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等人，军政界的则有朱绍良、杨虎，陈群等人，法租界也特意派了总监前来道喜，至于杜月笙旧日的帮派兄弟，青皮、流氓，徒子徒孙更是全员出动，忙着张罗，招待客人。而看热闹的群众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杜月笙作为恒社的名誉理事长，在众人的熙熙攘攘中，亲临现场，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宣布了恒社成立的20字宗旨：“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恒社成立之初，按照杜月笙的设想，原本是想把它组建为一个政党型的社团。但后来考虑到南京蒋介石政府向来视别的政党组织为洪水猛兽，于是，就把恒社发展成了一个俱乐部性质的组织，主要用来联络社员之间的感情，巩固其在工商、金融等社会各界的地位。
这恰是杜月笙的处世圆滑之处。事实上，自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对于其他派系的政党组织，就非常排斥，真可以说是谈“党”色变。所以，在恒社在成立之初，由于恒社群英荟萃，多是党国要员、各界名流，蒋介石对此非常的担心，生怕恒社会成为政党型的组织，于是，就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密监视恒社的一举一动。
戴笠是杜月笙的知交好友，他不愿意老友身陷囹圄，就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告诉了他蒋介石的担心。杜月笙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立时打消了将恒社发展成为政党型组织的想法。陆京士秉承杜月笙的意思，规划了恒社主要活动。每一年，恒社举行春秋两季社员大会，此外还有彩排、聚餐，为杜月笙祝寿等。而在平时，每逢晚上，恒社内要开一饭桌，桌上酒菜供应不断，社团内的同人可以随意聚餐，当人多的时候，可以再叫。晚饭后，就到了众人娱乐时间。厅内灯火辉煌，设有赌局、戏台、烟馆、厢房等，可供人任意选择，尽情享受开心。
为了方便管理，陆京士等人还在杜月笙的支持下，在最高权力机关理事会之下设3科12组，分门别类，设立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法律等下属机构。每一机构都设有一名组长，科长，下属数人，专门负责日常事务。到了1934年的时候，更增加到18组。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汇报，对恒社的戒心渐消。杜月笙为了彻底地打消蒋介石的顾虑，表现出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忠诚，还在蒋介石五十大寿的时候，以恒社名义送了架飞机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样的礼物自然是格外满意。事后，蒋介石派遣戴笠亲往上海向杜月笙致谢。杜月笙则要戴笠传话给蒋介石：恒社全体成员愿意随时为委员长服务。
有了这样的保证，蒋介石省心不少，对恒社的监管也就放松了。这也给恒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之后在杜月笙、陆京士等人的积极活动下，恒社的人数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增加到数百人，势力之大，声名之响，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上海其他的社团。有了恒社这个文班子，再加上顾嘉棠、芮庆荣等“大小八股党”的武班子，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达到了巅峰。
招徒敛财
恒社名义上为民间社团，标榜“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但实际上仍未脱离旧时的帮派习气。从表面来看，恒社把19人的理事会作为社团的权力机构，看似脱离过了过去旧式帮派魁首、龙头“一言堂”的作风，但实际上恒社的发言权仍是由杜月笙和其最亲信的大弟子陆京士把持着。杜月笙每当有什么重大的决定时，就通过得意门生陆京士将指示传达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做做样子，在理事会上举手表示通过就行了。
为了突出杜月笙在恒社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参加恒社的人都需要举行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这个拜师仪式是从青帮开香堂仪式演化而来的。拜师的时候，大厅内点起红烛，燃起檀香，两排大椅上端坐11位理事，杜月笙则坐在前方正中的檀木大椅上。等到众人坐定之后，申请入会的人一字排开，把他们手里的门生贴交给司仪。事先他们要在帖子上写明祖宗三代，并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的字句，还需签上两名介绍人和本人的名字。司仪接过他们的帖子后，按照顺序点名，点完名后，众人需要集体向杜月笙鞠躬致敬。而后，向理事们致敬行礼。最后，则是杜月笙对恒社众人的训话。至此，这一批的社员拜师仪式才算完成。
当然，新社员们拜师，拜师礼自然是不能少的，至于数目多少，全在于个人有多少的“诚意”了。由于入恒社的门槛较高，凡入社者要么是身价不菲的工商界精英，要么是声名赫赫的社会名流，因此这笔拜师礼金也是相当可观。如居住在租界里的一位寿老板，他拜师的礼金竟然是“福、寿、禄”三尊金像，外加一副银台面（银碗、银筷、银匙），价值高达一万元。
这位寿老板，老家本来在浦东，后来到了租界闯世界。租界鱼龙混杂，竞争激烈，但这位寿老板经营有道，没过多久，就在租界开了一家绸布庄，生意亦是日益兴隆。不几年，寿老板积攒下家财百万，在工商界也颇有几分名气。寿老板发迹后，也想学学杜月笙，在家乡修建祠堂，光耀门楣。哪知，动土没多久，半路杀出一个泼皮无赖来。这小子姓王，名成宾，在浦东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他见到寿老板发达了，便寻思着从寿老板身上敲上一笔。
王成宾找到寿老板，以寿老板修建祠堂破坏了他家祖坟的风水为理由，向寿老板大敲竹杠。
旧时人们非常迷信，对风水之说笃信不疑，认为家室的兴衰、个人的荣辱，甚至国家的命脉都和风水有关。
寿老板一听修建祠堂破坏了人家的风水，顿时着了慌，忙不迭地向王成宾道歉，并表示愿意出5000块大洋作为赔偿。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金额了。
然而，王成宾竟然大开狮子口，索赔一万块大洋。寿老板这才明白过来，这小子是摆明了要敲诈了，于是断然拒绝了王成宾的要求。王成宾见索赔不成，大为恼怒，就纠集了一群地痞流氓天天到工地里寻衅闹事，阻挠工人们施工。还放出话去：“如果寿老板不按照要求办，就要把这件事捅到法院去，让法院来裁决。”
寿老板原本觉得这不过是对方的恫吓罢了，就没在意。没想到，过了没几天，法院真的派人来传唤他，让他和王成宾对簿公堂。寿老板这才觉得事情棘手。如果打官司吧，就算使点钱，打赢这场公司，可这一个个的程序走下来，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呢。倘若答应对方要挟，偿付一万大洋，难保对方贪心不足，还会有下一次。
寿老板彷徨无计，回到上海，正想找个人来商量一下。碰巧，他在上海的一位堂娘舅前来看他。这人在上海混迹多年，有个混号叫做“阿毛”。阿毛能说会道，混迹上海多年，在上海滩黑白两道都有朋友。当时阿毛正为杜公馆的座上客，在杜月笙手下吃俸禄。寿老板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毛，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阿毛却面有难色，告诉寿老板，如果是在上海，他或许还有办法，可是在浦东，在人家的地盘上，他也无能为力。
寿老板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阿毛却笑着告诉他，虽然自己帮不到他，但是在上海滩有一个人绝对可以帮到他。寿老板问是谁。阿毛回答，是杜月笙。杜月笙这个名字，寿老板当然听说过，知道他曾经是黄金荣的门生，现在则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三大亨之一。可是，要向这样的一位黑帮魁首靠拢，寿老板心里终究有几分不情愿，于是托词说：“求小鬼不如求阎王，如果真的拜师，还不如直接去拜黄金荣呢。”
阿毛对他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自从黄老板在上海滩跌霸之后，声势早已大不如前。如今，在上海滩，真正厉害的角色是杜月笙。如果杜月笙说自己是大亨中的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阿毛生怕寿老板不相信，又将杜月笙昔日的一些“辉煌历史”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寿老板这才了解，原来杜月笙在上海滩的能量竟然是如此惊人。于是决定拜师，加入恒社。
寿老板却不知，这个阿毛其实早就奉了杜月笙的命令要把他纳入麾下。杜月笙成立恒社，原本就是为了结交各方权贵豪绅。然恒社成立之初，还不成规模。杜月笙于是就招揽了一大批能说会道的门客，让他们四处活动，物色像寿老板这样的体面人物，游说他们加入恒社。
寿老板也知道拜师的规矩。在事前，他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了杜月笙。这份重礼是在珠宝行打下的“福、寿、禄”三尊金像，以及一个银碗、一双银筷、一支银匙。人家有如此“心意”，杜月笙自然是照收不误，立即同意对方拜做自己的门生，并且让人定下日子，举行收徒大典。
几天后，到了拜师的日子，寿老板和其他新入社的成员按照程序，向杜月笙行了拜师礼，正式成为恒社中的一员。加入恒社就等于跨过了一到龙门，有了杜月笙出面相助，事情就好办多了。这一场官司，不但有著名律师出马，更有不少的报纸、电台从旁“策应”。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王成宾就灰溜溜地撤去诉状，躲到乡下去了。
官司虽然赢了，但是寿老板却开心不起来。因为这一场官司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除去给杜月笙见面礼的一万外，光是给律师的手续费就是5万，连同其他方面的开销，花费总数当在10万元左右。
寿老板心里不甘，杜月笙便建议他多到恒社走动，联络一下感情。到了恒社，寿老板这才明白所谓的联络感情是什么。恒社大厅里，宾客云集，麻将骰子推牌九，吆喝之声此起彼伏，所谓联络感情自然是和这些精英名流们赌桌上见了。既来之，则安之，寿老板也只得硬着头皮在赌桌上大会群雄了。只是，从此“朋友”虽然多了，囊里的现金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只是当中的一例，很多加入恒社的新贵们为了巴结杜月笙，在送礼物方面也是各逞手段，大下血本。
虽说，很多人都是带着目的加入恒社的，但杜月笙无疑是受益最大的人。他不但通过这一组织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而向徒弟们收受敬奉的“礼金”，亦成了他敛财的另一个方式。
沪上第一府
1920年代，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活动仍然局限于“白相人”的身份，他以“大小八股党”为爱将，以青红两帮子弟为亲兵，其敛财的主要方式，靠的仍然是巧取豪夺，所做的生意亦不过是烟土、赌馆而已。但到了1930年代，由于时代已变，租界今非昔比，杜月笙乃顺应时势，涉足工商界，企图改头换面，褪去“白相人”的外衣。
杜月笙进军金融、工商界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或许是因为之前就积累了大量人脉，有贵人相助，也或者是因为他够魄力，够精明，原本就在经商方面很有天赋，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杜月笙就在实业界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了很多行业的老大。一时之间，俨然成了实业界的一位“精英人士”。这重身份除了让杜月笙收获到巨额的财富之外，更给他的社会关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杜月笙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多和帮派、党政、军警之类的人物有瓜葛，有联系，但现在杜月笙结识、交往最多的则是工商、金融界的精英人物。
这些“朋友”大都只是生意上的伙伴，杜月笙野心勃勃，一心想将他们收归麾下，替自己效力。于是，在此基础上，杜月笙于1932年指示得意门生陆京士成立了恒社。
恒社成立后，经过杜月笙、陆京士等人积极活动，社团成员越来越多，很多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纷纷慕名加入进来。截止1934年4月，恒社社员已经达到223人。根据《恒社社员录》所记载，这223名社员中政界27人，占20%，其中有上海市社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等人；工界5人，占2%，其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等人；学界5人，占2%，其中包括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等人；党务4人，约占2%，分别为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常委冯宪成和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赵；警务30人，占13%；军界11人，占5%；自由职业界21人，占9%，其中包括黄浦江著名律师毛云和鄂森等人；商界人数最多，有120人，占54%，其中有三星棉铁厂经理张子廉、上海棉织印染厂章荣初等人。还有一些人，虽然早已经投入杜门，但不便具名，如国民党立法委员简贯三等人。
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某些方面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杜月笙通过恒社成功地将他们笼络过来，成为了自己日后得以借重的势力。至于那些想参加恒社，但还达不到标准的人，杜月笙就让他们加入了徒弟、亲信们成立的组织，如“毅社”“靖社”“励社”“义社”等。这些团体作为恒社的外围组织，因其人数广、规模大，也成为杜月笙所倚重另外一支重要力量。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恒社势力更大，人数更膨胀至五六百人。在1937年的一个统计中，恒社的成员为564人。其行业的比例分布，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时期商人和实业家，占54%；政客和政府官员，占了24%；自由职业者，占了13%；工会，占6%；军官人数比例有所下降，只占3%。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恒社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向来坚持亲蒋反共的立场，因此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而蒋介石要掌控上海滩的团体、组织，恒社无疑成了他在上海地区的代言人。这是其能够迅速壮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杜月笙、陆京士等人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蒋介石军人出身，对将官们防备甚严。杜月笙的恒社里群英荟萃，有韬略、能够领兵打仗者也不乏其人，这就容易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杜月笙若想要维持和蒋介石的关系，自然不敢大胆地吸纳军界中人。这就是为什么恒社里军界的人数量较少的原因。
恒社声势水涨船高，成了当时上海滩青帮最有势力的个人团体，杜月笙对此十分得意。恒社的建立，令杜月笙的羽翼益丰，他的杜公馆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沪上第一府。
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杜公馆前门庭若市，非常热闹。司机、仆役、巡警、徒子徒孙，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全都来向杜月笙拜年。杜月笙也会事先让万墨林准备好红包，分发给众人。红包的数额大小不一，按照对方身份的高低，地位的贵贱，会包上10元、20元不等的金额。
发得最多的，当是租界巡捕房的人。每次，四五十人巡捕踢着正步，迈着整齐的步伐，到杜府门口，立定，高喊：“向杜先生道喜来了！”万墨林代表杜月笙向众人拱手道谢，命人挨个奉上一个红包。巡捕们接过红包，道声：“谢谢杜先生！”语毕，众人又迈着整齐的步子离开了。
每一年下来，杜府光是发放的红包就多达两三千个，至于孝敬各地军政长官的花费就更不知有多少了。
西安事变
1935年秋，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事件，企图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然而，就在此民族存亡之际，蒋介石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民众的抗日活动，调遣大军“围剿”已经进驻陕北地区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此，他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从西洋考察归来的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遣20万东北军，进驻陕甘，配合驻扎于此的十七路军，“围剿”红军。
张学良自从东北沦陷以来，一直饱受国人的谴责。他是军人出身，深知战场上的耻辱还得在战场上洗刷。所以，当他在海外接到蒋介石要求回国的命令后，立即兴冲冲地赶了回来，本以为可以率军北上，抗击日寇，收复山河，摘去身上背负了多年的骂名。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蒋介石的命令竟是“剿匪”，让他把几十万东北军带到陕北，“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命令，张学良很失望，全体的东北军兄弟也很失望。然而，军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他们对这条命令十分不满，也唯有执行了。
东北军进驻西安后，就和当地的军队闹出了矛盾。当时，驻扎在陕北地区的主要是十七路军。十七路军的总指挥为杨虎城。杨虎城为陕西蒲城人，出身贫寒，辛亥革命时，献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之后，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等，因功于1929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后更继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坐镇西北地区，统揽军政大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危机加重，杨虎城多次慷慨激昂地请缨抗日，然始终不为蒋介石允许。蒋介石的这种冷淡态度不啻于给杨虎城满腔的抗日热情上浇了一盆凉水。杨虎城并没有就此悲观绝望，而是暗暗下了“他（蒋介石）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的决心。
十七路军对东北军大举入陕，并不抱欢迎态度。在他们看来，东北军不放一枪逃到关内，让日寇轻而易举地窃据了大好河山，实在是有失中国军人的颜面。另外，东北军军纪废弛，经常发生强占民房、欺男霸女之事，也让十七路军将士颇为反感。同样，东北军对十七路军也持蔑视、小看的态度。东北军二十多万人，数倍于十七路军，雄厚的家底让他们有点飘飘然，认为在陕北地区，东北军才是王牌、主力，而十七路军不过是作为“剿匪”的辅助而存在的。就这样，双方在一段时间里摩擦不断，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打出手，甚至开枪。
事实上，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当时戴笠负责的军统特务处在两军下层士兵、军官之中煽阴风，点鬼火，散布流言，极尽教唆、挑拨之能事。军统是作为“领袖的耳目和手足”而存在的，势力盘根错节，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军统特务处成立之初，所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的一些重要城市。到了1934年，戴笠才着手在西安建立第一个省级的特务站点——陕西站。站长为马志超，黄埔军校一期生，书记为岳烛远，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在成立陕西站之初，戴笠对此并没有非常重视。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中共领导人、工农红军主力转移到陕北之后，戴笠这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加强了西北方面的特务力量。他在西安总站的基础上，成立了许多的分支机构，配备人手、电台，壮大了西北特务的力量。陕西站特务处的主要工作对象，有两个：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红军。中共向来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也一直是特务工作的重点。另外一个工作重点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都非蒋介石嫡系，又大都坚持“抗日救亡”的立场，这在蒋介石看来，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所以，他指示戴笠严密监视这两支军队，并且采取一切的手段，制止两军在抗日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形成“合流”。戴笠的手段狠毒，他指示特务在两军中间制造摩擦，分化双方的关系，企图以此使两军互相牵制。
早先，杨虎城对张学良也并没有抱多少的好感，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杨虎城发现两人在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话题上有很多共同的看法，于是就逐渐对张学良有了新的认识。
相较于杨虎城“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积极地抗日态度，张学良虽然也有意愿抗日，但对蒋介石还是一直抱着某种期望。自1935年9月到11月，张学良就亲自制定了“剿匪”计划，发动了三次对红军的攻击。然而，三战俱败，损失惨重。在三次的战役中，东北军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有两个师长阵亡。东北军遭受重创，蒋介石不但不予以抚恤，反而趁机将两个师的番号取消，而且对张学良为每位师长拨付十万元抚恤费的请求也是置之不理。
这件事后，张学良对蒋介石非常不满。他终于明白过来，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入陕甘根本就是一石二鸟之计，既想一举消灭红军，又想趁机消弱东北军的力量。张学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信任有加，陡然遭到了如此的背叛，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杨虎城时常过来安慰。如此一来一往中，两人走得就更近了。
同一时期，中共中央也做出了“逼蒋抗日”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张学良和杨虎城，阐述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派人经秘密渠道和张学良、杨虎城取得联系。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心存民族大义的人，看见中共如此有诚意，就毅然决定和中共高层接触，达成停战协议，联共抗日。
到了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大为改善，基本上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与张、杨也常有书信往来，彼此交换着对时局的看法。
西北无战事，张学良、杨虎城对“剿匪”抗命不从，让蒋介石非常恼怒。为此，他多次向张、杨施加压力，命他们率军挺进陕甘，“围剿”红军。张、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反共思想根深蒂固，不但不采纳他们意见，反而对他们严加训斥。张、杨屡劝无效，乃决定采取非常手段，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领军政要员卫立煌、蒋鼎文、陈诚等人抵达西安，责令张、杨立即出兵“剿匪”，并给出两个选择：要么服从“剿共”，将军队开往前线，和红军作战；要么将东北军开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对于蒋介石的安排，张学良、杨虎城痛哭流涕，再三苦谏，却又遭到蒋介石一通训斥。
12月11日，蒋介石宴请张学良、杨虎城、卫立煌、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席间，他宣布了换将命令：任命蒋鼎文为“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为总指挥，正式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务。
这一命令就等于把张学良和杨虎城逼入了绝境，他们于是下定决心，进行“兵谏”。这天夜里，他们召集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发布了第二天清晨实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寓所外，忽然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蒋介石陡然从睡梦中惊醒，立时意识到大事不妙，慌忙从窗户跳出，藏在了一颗大石头后面。但很快就被发现。与此同时，十七路军也出兵扣押了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邵力子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发生在12月12日，所以又被称为“双十二事变”。
杜月笙忧心忡忡
事变发生的当日，西安方面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封锁了消息。戴笠的特工网虽然消息灵通，这一次也被蒙到了鼓里。南京方面得到消息，是在当日下午三时左右。驻守潼关的国军将领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一封电报，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这短短的13个字立时震惊了南京政府。当天夜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翌日晨，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发布了兵谏消息，同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8项抗日主张。
这一讯息很快传遍了全球，引得各国舆论一片哗然，欧美各国各自抱着复杂的心态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在国内，更是风云变色，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要“变天”了，大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当时，谣言频传，各种流言不胫而走，甚至有人以讹传讹，说张、杨已经处死了蒋介石，投降了共产党。西安形势万分紧张，东北军、西北军进驻各大要塞隘口，防备中央军的任何军事行动。而南京政府也于13日派遣了30多架的轰炸机从洛阳起飞，在西安做了示威飞行。一时之间，西安上空阴霾密布，战事似乎一触即发。
在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国内各党派、各方利益团体意见不一。
南京政府方面，以何应钦等人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企图趁机夺取蒋介石在南京政府的统治权。而以宋子文、宋美龄等为首的亲美派，则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并积极地为营救蒋介石而努力。14日，在中央常委会上，亲日、亲美派展开了大辩论。亲日派认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应该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军’”。宋美龄对此一一作了驳斥。她说：“委员长性命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贸然进兵，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陷入兵祸……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凭借着优秀的口才，宋美龄终于说服了中央诸位高官“暂缓攻打西安”。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中共中央方面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相当部分的人主张罢免蒋介石，交由人们审判。因为蒋介石在过去几年，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鲜血。有人则认为，国难当头，处死蒋介石会引起军阀混战，这对民族抗日大业不利，因此主张“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而在西安方面，张学良和杨虎城虽然“兵变”成功，但在“谏”字上却屡屡碰壁。蒋介石被扣押后，初时觉得惧，后来觉得羞，自感颜面无存，几度想绝食轻生。对于张学良等人的谈判要求，他明确予以拒绝，表示不会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还一再声称：唯有以军事途径解决。
西安的一举一动，牵连着全国人民的神经。在上海的杜月笙闻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后，忧心忡忡，食不下咽。他是帮会出身，平生最看重忠孝二字。现在，张学良发动政变，派兵扣押了国家元首，在他看来是“忤逆犯上”的行为。而且国难当头，全国上下应该凝成一条心，任何不利于国家领袖的举动，都可能会导致中国四分五裂。
杜月笙觉得自己身为地方领袖，也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便联络了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愿赴陕北为质”，请求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杜月笙甚至打算以私人名义给张学良写一封信，让他顾全昔日情谊，卖他个面子，将蒋委员长放回南京。
然而，西安局势，瞬息万变，很快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2月19日，宋子文力排众议，以私人的身份飞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就事件交换看法。蒋介石态度依然强硬，宋子文探知张学良“兵谏”的本意，深表同情，决心尽力说服委员长，答应张、扬联共抗日的要求。
22日，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登上飞机，前往西安。戴笠之所以愿意随着宋美龄等人同赴西安，是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栽培之恩。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自感没有做好情报工作，心里非常内疚，经常患得患失，痛哭流涕。听闻宋美龄等人决定去西安，戴笠乃决意相随，虽然明知西安是龙潭虎穴，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宋美龄到了西安后，立即求见蒋介石。她告诉蒋介石，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人意图发动对西安的军事行动。万一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不但委员长的性命难以预料，中国更会陷入空前的大劫难当中。而中国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只会白白的便宜日本人。宋美龄的这一番说辞，打动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态度始有所改变，准备向西安方面“妥协”，联共抗日。
中共中央也恰于此时达成了一致看法，众人认为，此时如果西安冲突升级，将不利于全民族的抗日大业，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23日，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出席由张学良、杨虎城主导，宋子文参加的三方会议。经过两天的谈判，宋美龄等人终于基本达成了“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24日夜，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并向周恩来表示“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
25日，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且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回到南京。持续了十几天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好无恙地回到南京，重掌权柄，陈布雷等忠于蒋家王朝的人自然是弹冠相庆，何应钦等人也假惺惺地表示了祝贺。
杜月笙在上海闻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已经返回南京，喜不自胜，一扫之前的种种沮丧和悲观、失望。过了没几天，他就会同王晓籁、虞洽卿等人专程前往南京，觐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表示了慰问和祝贺，并且和蒋介石等其他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的党国要员合影留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大体停止了下来，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这为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国共休战，携手合作，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相反，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翁之利的企图落空了，自此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西安事变在中国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发动事变的两位功臣下场却十分凄惨。杨虎城将军先是被蒋介石勒令出国考察，之后便一直被长期关押。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撤离重庆的时候，杨虎城及其家人惨遭杀害。张学良也被蒋介石长期幽禁，后来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又将张学良一同挟持而去，囚禁了大半生。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