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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北伐
在黄金荣的众多门徒当中，最为著名的有两人，一个是后来居上的杜月笙，而另一个就是其后执掌中国最高权柄达22年之久的蒋介石。
在上呈人民政府的《自白书》中黄金荣说：“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清末民初的时候，虞洽卿在上海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他先后涉足颜料、房地产、水陆运、金融证券等多种行业，于乱世中审时度势，左右逢源，纵横裨阖，游刃有余，成为当时上海滩一个最为成功的商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比黄金荣小19岁，比虞洽卿小20岁，他是浙江奉化人，与黄金荣和虞洽卿都是宁波的同乡。有了这样一层同乡关系，蒋介石跟虞洽卿和黄金荣联络起来也就方便了许多。
蒋介石留学日本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这段时期对其一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在那里，他结识了长其10岁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在陈其美的引领之下，蒋介石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反清革命志士中的一员。陈其美死后，蒋介石中止了革命活动，转而涉足于商业，开始从事投机经营。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交易所理事会的理事长就是浙江商人虞洽卿。蒋介石当时是交易所中以陈果夫为经理的第54号经纪人“茂新”名下的一个股东，而他的这笔股份，实际上是由浙江南浔的富商张静江代购然后赠送给他的。
然而，蒋介石并未能风光多久，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交易所成立初期日进斗金的大好局面转瞬之间就不复存在了。一场所谓的“信交风潮”就席卷了上海金融界，大批的交易所关门倒闭，股票迅速贬值，经纪人和股东们手里所持有的股票骤然之间变得如同废纸一样。
极度落魄中的蒋介石去找虞洽卿求助，虞洽卿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虞洽卿对这位晚辈同乡还是颇有几分赏识之意的。在虞洽卿看来，想要妥善而利落地解决蒋介石的债务问题，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于是，在虞洽卿的引荐之下，黄金荣接见了前来求助的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在这一次向黄金荣行了拜师礼。
蒋介石拜黄金荣做“老头子”的新闻立即在上海滩传扬开了，而蒋介石的那些债主们当然也就知道了这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在虞洽卿、黄金荣二位的帮助下，蒋介石顺利地解决了烦恼的债务问题，可是他的前途依然很不明朗。自从陈其美死去之后，蒋介石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几年来只是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一番，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创出个什么名堂来。就在他觉得万分茫然之时，一个傲然伟岸的形象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来，这个人就是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决定，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可是做出决定之后，蒋介石又犯难了，因为他口袋里的那点儿钱实在是少得可怜。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次张口去向黄金荣求助，讨得了200大洋方才成行。
1921年底，蒋介石在黄金荣的资助下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继续参与革命事业。那时，蒋介石虽然已经投身革命多年，也曾做出过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众多的革命前辈看来，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不甚知名的后生而已。然而，到了1926年，蒋介石却已经集国民革命军（当时又称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于一身。
蒋介石的发迹，其根源还在于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和支持。1921年底，蒋介石应孙中山的邀请，赴广州与其筹谋北伐事宜，因为阻力太大而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一度离开广州。不久之后，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的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一时间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他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当此危急之时，蒋介石没有辜负孙中山先生的重望，他收到急电之后，马上再次赶赴广州。
1922年6月，蒋介石登上了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并最终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安全地离粤返沪。正是这一经历，为蒋介石后来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脱险之后，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亲自撰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本人作序。蒋介石顿时声名鹊起。同年10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任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由此，蒋介石初步踏上了他的发达之路。
1923年8月，蒋介石奉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回国之后，蒋介石染上了目疾，以致“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由是，蒋介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小镇去养病。
1924年2月29日，蒋介石又接到了孙中山先生请他出山的电报：“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很大的鼓舞。
蒋介石回到广州之后，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校长。不过，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关于校长的人选，孙中山等人最初的决定是程潜，而蒋介石和李济深是副校长。
蒋介石得知这一人事安排之后，深为不满，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去找孙中山说情。5月3日，孙中山最终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孙中山的这一任命，可以说是蒋介石事业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之后，蒋介石开始真正掌握了兵权，并且迅速地走向了最高权力的宝座。
就在这一时期，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双方鉴于同样的目标而走到了一起，实现了两党之间的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尽管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力量却非常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强力镇压之下，革命力量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特别是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切地意识到，要想战胜当今异常强大的敌人，必须寻找可靠的同盟军。
由此，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针。
半年之后，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开始。
国共两党走向合作之后，马上开始积极筹备进行北伐，希求以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
就在南方的革命即将掀起高潮之际，北方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通过“贿选”的方式而上任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议国事。
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的摄行大总统的提议，并且终止了《临时约法》，取消了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则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北京政坛又上演了激烈的博弈。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所主持的善后会议召开。此时，孙中山病重。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1925年7月1日，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一年之后，1926年7月4日，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实现国家的统一，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
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由此，中国近代史上旨在消灭军阀、统一国家的北伐战争正式打响。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很快落到掌有军权的蒋介石手中，而这场北伐战争的最高领导者也正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同时，整个东北地区和华北的部分地区也都属于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另外，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着湖南、湖北与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另一个新兴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则占据了长江中下游的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和江苏五省，其中包括当时隶属于江苏的上海地区。因此，北伐的主要对象就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这三派军阀。
跟着形势走
中华民国前期的政治舞台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形势可以说是波诡云谲，倏忽之间就会变化万端。1926年的中国，革命浪潮奔涌，惊涛骇浪中更是蕴含着不可知的变数。
7月4日，成立不过一年的广州国民政府决议北伐，宣称要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军阀，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庄严誓师，北伐的战车急速启动。
当时中国有五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和阎锡山。1926年初，吴佩孚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拥兵25万，占领了河南，并控制湖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去。张作霖拥兵30?50万，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孙传芳拥兵20万，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的华东地区。冯玉祥拥兵近28万，控制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而坐拥山西的阎锡山则想跟张作霖联盟。
尽管冯玉祥和阎锡山表示遵从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但国民政府的敌人仍然很强大，吴、孙、张军队加到一块不少于75万，而且他们已经在连年混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军阀们相比，国民革命政府的军队实在是少的可怜，他们的人数不超过10万，而且好多人还是刚刚入伍。
所以，老牌军阀们听到北伐的消息后一点都不惊慌，反而觉得有些可笑。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的雄心简直就是想拿鸡蛋和石头碰，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这支被他们瞧不起的年轻军队竟然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0月份，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湖南、湖北，基本打垮吴佩孚，中外为之震惊。
军阀们又害怕又纳闷，北伐军的人比自己少，武器远不如自己的精良，作战经验更比不上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军队就那么不堪一击呢？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支新型军队有着军阀们都没有的武器，那就是理想，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理想。一支为军饷而战的军队和一支为理想而战的军队有天壤之别。拿破仑就曾说过：法国士兵的刺刀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刀尖上挂着理想。它比一切武器都更为锐利强大。
拿下吴佩孚后，北伐军又一鼓作气，很快攻入江西，剑锋直指东南五省总司令孙传芳。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这个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成了各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不必说，北洋军阀自是大军压境，1927年2月24日，北洋军阀中的直鲁联军在张宗昌的派遣下，由毕庶澄率领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上海；而国共两党虽处合作状态，各自开展工作的方式却是不相同的，共产党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国民党则是靠近上海的上层势力。
三方力量齐聚上海滩，不但使上海滩成了一个热闹的大舞台，也使上海的流氓帮会力量变得炙手可热，各派对其争相拉拢。
各派之所以看重上海的帮会势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手下有很多徒众，另一方面还因为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首领与租界的密切联系。
上海租界对于交战中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秉持着“中立”的态度，而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得进入租界活动，因此，租界可以为革命活动提供很好的保护。有了杜月笙等人进行沟通，与租界方面交流起来就更为方便了。
上海的空气越发紧张起来，三大亨心里也开始不安，也许到了他们决定跟谁走的时候了，而这时的选择取舍是容不得一点差错的。
三大亨在黄公馆召开了碰头会。
火爆性子的张啸林还没坐稳就开始骂：“妈的，整天打打打，不让老子们消停，都他妈死光了才安生。”这显然是大家的心声，黄、杜也深表赞同。可等张啸林一发表他的高见，黄金荣和杜月笙就有些不以为然了。
张啸林的意思是要和张宗昌、孙传芳“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他觉得，三鑫公司是托了这些军阀的福，才能够货源不断、销路畅通。要是他们吃了败仗，被赶出上海，那他们就少了一个强劲的后台，三鑫公司的财路也就断了。至于北伐军，他不相信他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和军阀们打交道更对他的脾气。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张啸林不肯明说的。他能在帮会中呼风唤雨，坐上龙头宝座，显然与他和军阀的“亲密友谊”分不开的，断了这根线，他的分量恐怕会轻不少。
黄金荣与张啸林的看法恰好相反。因为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黄金荣有意于国民党。黄金荣曾这样对张啸林和杜月笙说：“革命军是孙总理的子弟兵，蒋总司令是中国的救星，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滨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都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
杜月笙默不作声地听着这两位的争论，心里有点诧异他们的自信和健忘。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影响战局，改变风向吗？
两年前，直系齐燮元与皖系卢永祥在上海外围大战，驻守上海的卢军因缺乏交通工具，进展迟缓，防守部队难以到位，眼看着齐军就要突破防线，长驱直入占领上海。关键时刻，为了他们“贩土”的共同事业，三大亨分头奔走呼号，调集起法租界的卡车汽车，首尾相继驶往龙华集中，听候卢军差遣，卢军因得到及时的增援与补给，暂时转危为安。
但是事情总是出乎意料，在卢、何都大伤元气之际，半路杀出个孙传芳。孙传芳名为援助同为直系的齐燮元，实则因他对上海早已垂涎三尺，想谋渔翁之利。最终孙传芳打败了卢永祥，逼走了齐燮元。他的手下白宝山趾高气昂开进上海，成了上海的新主子。
面临巨变，杜月笙们傻了眼。失去了军阀的配合、保护，黑货的货源立即发生了问题，经济上的恐慌也紧跟着来了。黄金荣、张啸林尚可应付，一贯挥土如金的杜月笙可就捉襟见肘了，甚至还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眼看年关都难过，没办法，只能费劲周折再和孙传芳拉一拉关系。
孙传芳虽对三大亨一面倒地帮助卢永祥不悦，但也深知三大亨握有上海最旺的一股财源，与其另组班底贩运鸦片，倒不如继续卢、何余绪，安享财香。于是，为了烟土大“义”大利，孙传芳握住了杜月笙等伸过来的手。
这场波澜，虽然最终还是平复了，可还是让杜月笙心有余悸，在这样的乱世，一切都有可能，稍有疏失，就可能招来麻烦。所以最好是时时谨慎，处处留有余地，多方结交，“刀切豆腐两面光”这才是安稳行走江湖的不二法门。
与这些个手握枪杆子的人相比，三大亨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军阀们一发威，看似在上海滩威风八面的三大亨，也不过是风中的草。
作为风中的草，最重要的当然是先看好风向再决定倒向，可问题是，现在的他们都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怎么能轻易押宝？
杜月笙像往常一样，恭敬、不动声色地听完黄金荣和张啸林的意见后，咂一口茶，缓缓道出自己的想法：在局势不明朗之前，要留足余地，方方面面都不能得罪，尽量交好，做好骑墙派，以求将来可进可退，可上可下。同时，更要擦亮眼睛，努力把这变化莫测的时局看个清楚，等确定了哪一门风顺了就专押一门。
“三大亨”的境界眼光在这时一下子就分出了高下：黄金荣看重私情，张啸林看重眼前利益，而杜月笙则看的是远大的前程。后来，黄金荣走向衰落；张啸林成为叛徒，以致丧命于正义的枪口；杜月笙则日渐发达，很快就超越了他当年的师父、上海滩的老牌大亨黄金荣，而成为上海帮会界的新一代雄主。
杜月笙说完，黄金荣和张啸林都心悦诚服，称赞还是月笙脑瓜子灵络，想得周全。
杜月笙连忙摆手：“哪里，哪里，只不过是我更小心一点。”
三大亨还不知道，在他们细心观察风向的同时，也有一道目光在背后注视着他们。那就是蒋介石的目光。
蒋介石亲自来访
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楚同舰”抵达上海，驻扎在了南市董家渡附近。
事先得到消息的黄金荣如坐针毡，如今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当年的落魄后生了，而是堂堂北伐军总司令。如今再相见，想起当年拜师那一幕岂不让人尴尬。
黄金荣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当年介绍蒋介石入黄门的虞洽卿。虞洽卿却不慌张，对黄金荣说：“这有什么要紧，这又不是你的错，蒋总司令应当感激你才是，怎么会有其他的想法呢？如果你觉得这种师徒关系不太方便，那找个机会把门生帖子退还给蒋总司令也就可以了。”黄金荣平定了内心的忐忑不安，等待机会把门生帖子还给蒋介石了。
蒋介石来到上海之后，本想直接进法租界来拜访黄金荣，没想到法租界巡捕却很不给他面子。当他的卫队和两辆军车经外马路转过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爱多亚路的时候，法租界安南巡捕将他的车辆和护卫人员一并扣押了。
黄金荣闻讯惊出了一身冷汗，赶忙跑到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巡捕房的头目进行解释。因为事关重大，巡捕房也不敢擅做主张，而是打电话向法国领事馆请示。领事馆方面感到事态严重，指示巡捕房方面让黄金荣出面调解。
到这时，黄金荣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到肚子里。他建议，先让被扣押的两辆军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宅。巡捕房同意了黄金荣的主张。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利了。军车进入黄宅之后，黄金荣非常热情地犒劳了蒋介石的卫队。护卫人员回去后将事情的经过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邀请虞洽卿一同去探望黄金荣。两人相见，黄金荣万万不敢再以“师父”的身份自居了，而是一口一个“总司令”地叫着。
黄金荣对蒋介石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
“先生总算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该忘记的。”蒋介石谦虚地说。
尽管蒋介石很客气，也很尊重他这个师父，黄金荣还是坚持着把那张门生帖子交还了蒋介石。
两人又客气一番后，蒋介石说明了来意。蒋介石此来，决非仅仅是来表达当年的谢意的，他是有要事要跟黄金荣相商的。他想让黄金荣充分调动起自己在上海帮会中的影响力，协助他进行“清党”活动。所谓“清党”就是消灭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
蒋介石知道，流氓帮会在上海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利用他们来打击共产党，肯定是上算之招，而且当时帮会势力与共产党之间也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共产党对于他们的戒备之心肯定是不强的，这样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清党”就会达到更佳的效果。
黄金荣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一则，自己现在已现颓势，蒋介石对自己仍以师礼相尊，自己就应该给予回报。二则，自己虽然不懂政治，可是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罅隙也是略知一二的，他也隐约地感觉到国共两党的分裂是早晚的事情。三则，如果依附上蒋介石，说不定自己还能再次风光起来呢。
如今的黄金荣在上海滩发号施令起来已经不似前几年那么灵光了，很多时候都是杜月笙站在前台。大家再议论起来的时候，往往会把黄金荣给丢下，倒是会先提到杜月笙。黄金荣岂能甘心？
当然，黄金荣也很明智，要“清党”，仅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将杜月笙和张啸林也一同拉进来。
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个提议非常赞同，于是，就在黄公馆召见了杜月笙和张啸林，同他们面议“清党”事宜。
三大亨尽管平时矛盾重重，但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却是相当一致的。
张啸林绝对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主，如今天下已不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再加上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气势，他自然会考虑把国民党当靠山的。
杜月笙则是经过了一番判断后作出的决定。从国共力量对比看，国民党明显超过共产党，谁的势力大听谁的话，这是进行选择的一个基本原则。政治上，北伐军风头所向，打的全是国民党的旗号，北伐军、国民党几乎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国民党因此声誉日隆；军事上，北伐军当时所拥有的全部二十多万人马名义上概属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党军。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很大，但基本没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农民自卫军散布乡间，工人纠察队尚在组织之中，两相比较，强弱之势显而易见。
再说，帮会同国民党之间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关系，国民党的前身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还是同盟会，都与帮会关系密切。在上海，与杜月笙等帮会头目过从最密的政治家也以国民党居多，即使是共产党人，用的也多是国民党的名义。
杜月笙推测未来中国的天下必将是国民党的，该跟谁走，是不言而喻的。如能够攀上蒋介石这棵大树，何愁日后不能飞黄腾达？所以，杜月笙在协助蒋介石“清党”这件事上的表现比黄金荣更为积极。
三大亨心意已决，帮蒋介石“清党”，充当他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屠杀人民群众的工具。
与蒋介石会晤后的第二天，“三大亨”在杜月笙家里初步定下了反共的两条方针：第一，帮会从此不仅要彻底和共产党翻脸，而且还要施展出铁腕手段来，以组织对付组织，以群众对付群众，争取让共产党掌握的工会和工人反过来打共产党。第二，尽快建立一支“民间武力”，一方面协助国民党维持秩序，确保上海的安宁，一方面负责监视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工人。
筹组“中华共进会”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蒋介石仅仅是将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排挤出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部门，但是他们的实力却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蒋介石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北伐军攻占了上海，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际，蒋介石就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需要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来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彻底地摧垮，从而使得自己将来推行独裁统治再无后顾之忧。
“三大亨”与蒋介石会晤之后，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重建中华共进会，他们之所以用重建的名义来进行号召，是因为此前曾出现过中华民国共进会，他们将中华民国共进会作为中华共进会的前身来看待，这样，一来可以增强号召力，二来也可遮人耳目。
中华国民共进会原本就是一个帮会联合组织，由青帮、洪门、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1912年7月成立于上海。中华民国共进会成立的初衷是想改善帮会形象，争取成为合法团体，所以曾公开呼吁会内“同胞”今后“痛改前非，从慈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可是，共进会成立后，帮会状态依旧如故，所属帮会并未如旨行事，相反却打着中华民国共进会的旗号更加为所欲为。因此，共进会成立后不久就变得声名狼藉，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公愤，也遭到了地方当局的打压，浙江都督朱瑞于浙江全境查禁共进会，并照会江苏一体查禁。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对共进会实行严厉镇压，采取取缔措施。不久，应各地政府的要求，袁世凯领导的中央政府于1912年9月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主要针对的就是共进会。如此一来，共进会中一部分先进分子也开始因为失去信心而对其回避疏离。后来，中华民国共进会也就销声匿迹，不再有人提起了。
黄金荣、杜月笙等人要重新发起成立中华共进会，其根本目的还是想提高帮会的地位，而其直接目的则是为协助蒋介石反共积蓄力量。他们知道，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上海帮会的势力，仅仅“三大亨”团结起来是不够的，他们要与整个上海的大小帮派共同组建一个最为广泛的反共拥蒋统一战线。
重组中华共进会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他的授意之下，1927年3月底，中华共进会的筹建活动便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到了4月初，相关人员就开始频频在报纸上发布公告。例如，4月3日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宣称：“（中华共进会的）宗旨是制止劳工煽动分子的活动，使各国租界免遭总工会的袭击。”4月4日，中华共进会的筹备处正式在法租界的格洛克路（今柳林路）紫阳里7号设立，随后又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安乐宫旅社成立了办事处。这样一来，中华共进会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了。共进会筹备人员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接连给中华共进会进行热烈的宣传。4月5日，他们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告原中华民国共进会即将恢复，号召“凡本会旧日同志，幸希从速到该处报名，再有赞同本会宗旨者，经审查后亦得加入。”3天之后，他们又发表宣言称：“风云会合，日月重光，青天白日之旗行将北发幽燕，奠我中原，指顾可期。结社集会，还我自由，本会自当应运恢复，召集旧日同志，维护过徽，巩固民气，一致服从三民主义，投袂奋起，固我子弟之兵，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
中华共进会筹备人员如此嚣张的宣传引起了总工会的警觉，出面要求各报纸杜绝刊登有关共进会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启事和通告。这样，中华共进会的嚣张气焰才略略收敛，不过，他们当然不会就此停止活动，而是将活动方式变得更为隐秘。
既要组建这样一个会党组织，选出合格的领导人员当然是一件不可避开的大事。那么，由谁来担任中华共进会的会长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黄金荣，因为黄金荣作为上海帮会界的老牌大亨，不仅“德高望重”，而且与蒋总司令关系非凡，所以由黄老先生来出任会长无疑是上佳的选择。可是，黄金荣却拒绝出任此职，他推说自己已经是花甲之人，实在心力不济，只能是在背后支持一把。这样，由黄金荣建议，会长人选确定为当时年富力强的青帮“通”字辈人物浦金荣。
中华共进会堪称上海黑势力的集大成，而其主体成员则来自青帮和洪门两大派别，会长已由青帮头领来担任，那么为了照顾帮派之间的平衡，共进会的总指挥就确定为洪门的头面人物张伯岐。作为中华共进会的领导核心，在黄金荣、浦金荣和张伯岐这三人之外，“三大亨”中的另两位——杜月笙和张啸林自然也是名列其中，此外，顾竹轩、杨顺铨、何德奎、徐福生、樊瑾丞、徐朗西、刘春圃、蒋伯器、袁寒云、范回春等人也都是中华共进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在全会负责人之外，他们还安排了各分区的负责人：法租界的负责人为马祥生和金廷荪，公共租界的负责人为张炎生、刘良洪、郑茂堂和蔡洪生，南市的负责人为李德荣和李金标，闸北的负责人为王兴高，江湾的负责人为孙嘉福。
中华共进会在筹建的过程中所要做的当然不仅仅是把上海各界的流氓召集到一起而已，他们最为切近的目标就是协助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进行屠杀，而想要屠杀就必须有武器装备才可以，为此，他们很快组建了一支“武装巡逻队”。“武装巡逻队”在队长叶焯山的带领下，每天早晨都集结在嵩山路的外国坟山（今淮海公园）进行操练，然后再与租界的巡捕一同站岗和巡逻，以表示其操练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持当地的治安。在“武装巡逻队”的组建过程中，黄金荣通过其与法租界当局的特殊关系，获得了租界方面的大力支持，不仅派人帮助他们操练队伍，吩咐巡捕守卫中华共进会的机关所在地，还给他们提供了5000支步枪和大量的弹药。当然，仅有这些武器还是不够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大亨纷纷解囊，委托洋行为他们购买了一大批长短枪支，从而使得这支由流氓组成的“武装巡逻队”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超过了上海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
数日之后，眼看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执行了。在举起屠刀之前，黄金荣、杜月笙、张伯岐等共进会的首脑人物，与蒋介石的代表杨虎、陈群、王柏龄等人聚在一起秘密商议着行动计划，议定之后，他们就立即开始分头行动。
黄金荣和杜月笙这两个流氓大亨在“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夕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肩负起指挥任务，而且将各自的宅院也都奉献出来，黄公馆成了火药库，而杜公馆则成了屠杀活动总指挥部。
随着夜幕的徐徐降下，一场罪恶滔天的阴谋行动就要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