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1906-1977)，湖南省醴陵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6军第9团班长、排长、连长，红18军第52团营长，红6军团第17师50团团长，红2军团第6师师长，红32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359旅旅长，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兵团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06年10月，郭鹏原名郭光前，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今醴陵市)黄塔嘴乡(现为双井乡)郭家老屋的贫农家里。一家9口，仅有茅屋3间，茶山1块。父亲郭先根、叔父郭先发和母亲及弟妹均在附近的小碗厂做工，微薄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年迈的祖父郭成明和祖母带着郭鹏在家务农，租种5担毛谷田维持生活。
郭鹏10岁时便给地主放牛、做零工，从未进过学堂。尽管全家劳动，仍然衣食难周。有次郭鹏想到溪里弄点鱼虾，有人见他下水捉鱼，便讽刺说：“穷小鬼，捉鱼能挣到饭吃?”他哭着回家，祖母为他揩干满脸泪水又安慰他：“孙儿，家里穷就会被人嗤笑，人穷志不穷，你要争气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26年至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给贫苦农民带来了光明和幸福，浏阳、醴陵等县都建立起农民自卫军，郭鹏一家也都起来闹革命，笑逐颜开。
但好景不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战争失败，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湘赣边界革命组织被摧垮，到处又沦于血泊之中。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
这时，郭鹏只得又去一个大地主家做长工。不久，他患了严重的痢疾，卧床不起，央求地主在他患病期间给点工钱。地主恶狠狠地回答：“病是你自己患的，我没有要你得病！”硬是一个铜板也不给。
郭鹏只好抱病回到一贫如洗的家里。回忆起几个月前农村大革命的幸福情景，以及后来的白色恐怖，阶级压迫在郭鹏幼稚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强烈激发了他要站起来闹革命的意识。他开始感到：穷人要翻身求解放，就得团结起来闹革命；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地处湘东的醴陵县，工农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郭鹏认为穷人出头的日子又将到来，便积极投身秋收暴动，参加了赤卫队。
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地主，当过国民党的湖南省参议员，一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协领导人想组织农民斗争他，别人不敢去抓，郭鹏自告奋勇：“我去捉！”
别人不敢牵他游垅，郭鹏大喊一声：“我去牵！”
农协要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别人不敢去杀，又是郭鹏冲出人群，大喝道：“我去杀!”
秋收暴动失败后，郭鹏随部分农协骨干转入深山老林进行游击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织上决定向大地主、土豪劣绅送条子要钱。别人不敢下山去送条子，郭鹏毅然奋勇当先：“我去送！”农协指定地点要土豪派人来接头，别人不敢去，怕土豪设有伏兵捉人，郭鹏挺身而出去接头。
总之，在每一个紧要关头，他都能奋不顾身，出色地完成任务。中共组织见他立场坚定，经受了生死考验，决定吸收他入党。1928年9月27日，由黄贵、蒋本凡两人介绍，郭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后，郭鹏所在的醴陵北四区游击队，人多枪少(仅一支步枪)，没钱没饭吃，环境极为恶劣，游击队整编为平(江)、醴(陵)游击大队，编余人员一部分回家，一部分派去白军作兵运工作。
1929年冬，郭鹏与傅德清、王福照被派去长沙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经人介绍进入新兵训练所当兵。受训完毕，郭鹏被派到营部当传令兵。1930年2月的一天，训练所所长在向全体新兵集中讲话时暴露出要将他们开往平江“剿匪”，郭鹏便与傅德清密商，计划暴动，拖枪逃跑。傅要郭见机行事，将营长枪毙；傅则准备自己先去平江给中共组织报告情况。郭鹏觉得这样不妥，便乘白军营长回家、自己值班之际，将营长的手枪拿出藏在阴沟里。他想在傅德清去平江送信时交给他，万一傅德清不去平江送信，他们便可用手枪打死营长，然后拖枪逃跑。
次日清晨，白军营长回到训练所，发现手枪不见了，便认定是郭鹏所为，将郭关押起来审讯，他矢口否认，后被转送到长沙市侦缉队，虽五刑拷尽，郭鹏仍坚不供认，并编造情况，欺骗敌人。郭鹏在监狱中被关了3个多月。后来桂系军阀打进长沙，郭鹏在狱中发动难友请愿，要求释放，毫无结果。他又发动难友挖墙洞逃跑，被看守发觉，越狱未成。
这年7月27日，红3军团攻占长沙，郭鹏与狱中难友得以获救。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在3军团第8军警卫营当战士，将埋藏的手枪取出交给营政委周光宇，并将自己参加秋收暴动、游击队、入党，在白军中做兵运工作、藏枪、入狱等情况一一向营政委作了汇报，要求恢复党籍。营政委经过了解，并经余春生(党员，后任警卫营副营长)等证明他在狱中的表现，恢复了郭鹏的党籍。
1930年8月29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郭鹏自告奋勇参加敢死队。他作战勇猛顽强，置生死于度外，冲锋在前，连续突破敌人两道工事。当攻占第三道工事时，敌人拼死抵抗，双方伤亡甚大，郭鹏也负重伤。
长沙久攻不克，一方面军前委决定撤长沙之围，部队向株洲、萍乡、攸县等处转移，郭鹏等伤员留在浏阳富溪红三医院治疗。他因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医院党委未同意他过组织生活的要求。他急不可耐，伤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归队，在浏阳达浒加入这年7月由平(江)、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组成的红3军团16军9师9团，在3连任班长。
红2、6军团会师时，红6军团有3300余人，缩编为3个团，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下辖49、51、53团。郭鹏任51团团长。
1934年冬，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为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并开辟新苏区，在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下，红6军团与红2军团于1934年10月28日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发起了湘西攻势。于11月7日攻占了永顺县城。
湘敌陈渠珍部的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于11月13日进犯永顺，红军弃城北走，诱敌追赶。为选择阵地进行伏击，红军一再退却，最后于11月16日择定在永顺北45公里处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谷坪地进行伏击。
郭鹏率51团同49团埋伏在杉木村东山，52团埋伏在北山。下午4时左右，敌龚、周2旅进入伏击圈，2军团主力从正面猛烈攻击敌前卫龚旅，郭鹏率51团协同49团、52团从两侧向敌本部发起猛攻，只1个多小时，即将龚、周2旅打垮，跟踪追击数公里。
这时又发现敌另一部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2.5公里左右的把总河构筑工事。根据军团首长指示，郭鹏不顾时已近暮和追击战斗的疲劳，立即率部又冲向把总河从正面猛击敌军，2军团的18团则从右侧沿山边干河沟进攻。
激战一小时多就歼该敌大部。
第二天，红军再克永顺县城，敌军狼狈南窜。这两仗俘敌2000多人，缴枪2200多支，是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战，进一步增强了两军团的团结，鼓舞了士气。
1934年11月26日，湘鄂川黔边区中共临时省委、军区、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庸成立。12月初，红2、6军团主力向桃源、常德进击。
12月16日，红6军团第51团和红2军团第10团攻占河洑，击溃敌1个团。17日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进占了桃源，26日占领了慈利；31日西返大庸，胜利结束了湘西攻势。
在历时两个月的攻战中，钳制国民党军11个师又4个旅，消灭敌4个多团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并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5年初，郭鹏由红6军团调任红2军团第6师师长，下辖第16、17、18团。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震撼了湘鄂等省敌人的统治。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各种手段，对苏区进行“围剿”，妄图摧毁这块边区革命根据地。红2军团第6师在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
1935年2月，郭鹏同师政委廖汉生一道在溪口对部队进行整顿，认真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首先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同时深入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有力地转变了部队作风，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这时，蒋介石抽调81个团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围攻以大庸、桑植、永顺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3月14日，郭鹏率领第6师协同兄弟部队在高粱坪战斗中打垮敌两个保安团，缴获了一批枪支，装备了以梭镖为主的第17团。
随后，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引鼓舞下，郭鹏率部于4月中旬参加了有名的陈家河和桃子溪战斗，协同兄弟部队全歼敌张万信旅，消灭和俘获敌陈耀汉师的大部，并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这对于粉碎国民党军“围剿”，恢复湘鄂川黔根据地和转入反攻具有重要意义。
6月中旬，郭鹏又率领第6师在鄂西南咸丰、忠堡地区协同兄弟部队歼灭敌第48师和121旅，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8月3日，郭鹏率领第6师协同兄弟部队在宣恩的板栗园将敌85师全部歼灭，击毙其师长谢彬，并乘胜解放了宣恩县城。8日，又协同兄弟部队在芭蕉坨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已被粉碎，湘鄂川黔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月20日，红2、6军团乘胜转入进攻，集中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县突击，以发展反“围剿”的胜利和创造反对敌人新的“围剿”的有利条件。郭鹏率部攻打澧县。他亲自到阵地前沿察看地形，制定攻城计划，尔后组织部队猛攻，将澧县打开。在那里休整了10多天，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部队也得到大批物资，并扩充新兵2000余名。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历经6个多月（2月至8月）、大小战斗36次的艰辛奋战，击败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以桑植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开辟了部分新苏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2、6军团本身也发展壮大了一倍以上。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下，坚持团结，拥护中共中央北上路线，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斗争。同时，所属各部队在原地休整，筹集粮食、物资，准备过草地北上。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进入茫茫草地。
一天，贺龙命令郭鹏带领12个骑兵去四方面军医院布置行军任务，要求他速去速回。医院离总指挥部15公里，途中有小股反动武装潜伏，经常袭击红军。临行前，贺龙嘱咐郭鹏小心。
因任务紧急，郭鹏率分队一路快跑，于晚上10时到达医院，布置任务后已是深夜12时。他即刻回返，走到一座浮桥时，感到肚子饿了，顺便到驻守那里的指挥部副官处处长杜世兴处弄点吃的。郭鹏估计路上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便叫随他来的骑兵先回去休息。
郭鹏吃罢饭急往回赶。这时风雨交加，使人睁不开眼，当他刚走过5师驻地不远时，不料早已埋伏在密林中的敌人，一排枪弹向他射来，他受伤从骡背上滚落到几丈深的大涧中，顿时不省人事。
过了一阵，他从血泊中苏醒过来，心想：得赶快走，躲过敌人的追击。刚走几步，转念一想，敌人就在附近，要是跟着脚印追来，怎么得了?于是，他首先把自己的脚印弄乱，再涉水过河。河水湍急，一下把他冲出二三十米远，好不容易才爬上对岸，被前来寻找的骑兵发现，把他扶回5师。
5师政委谭友林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叫医生给他上了药，并告诉他贺龙已经几次打电话来催问。随即派人将他送往总部医院。这已是郭鹏红军时期在艰苦战争中第14次负伤。
郭鹏到医院后，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都赶到医院看望，见他全身被打了大小7个窟窿，最大的一个又恰在小肚子的左后侧，牵扯得全身的旧伤口也一齐发作，浑身疼痛异常。
贺龙轻声问他：“你觉得怎样?”
郭鹏强忍疼痛，感激地回答：“不要紧，没有打到致命的地方，请贺总放心。”
贺龙又问：“你说实话，究竟怎样?”
郭鹏只好如实回答：“只是浑身痛得很。”
贺龙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绝不会把你丢在这里，这一点你可一定要放心。”
郭鹏不禁热泪盈眶。
贺龙与关向应商定选派6个身强力壮、思想健康的年轻战士专门给郭鹏抬担架，一定要把他抬出草地。
草地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一阵大雨，时而一阵冰雹，郭鹏身上虽搭着雨布，但衣服还是浇得透湿，伤口越来越痛。贺龙安慰他说：“郭鹏，你再坚持一下，一会你到贺彪那里去，跟他一起行军好一些。”
贺彪当时是4师卫生部部长，对待伤病员很关心，工作极为负责，跟他一道走，边行军边治疗自然好得多。郭鹏到4师卫生部的当天下午，贺彪和潘秉山医生便给他检查伤口。
经检查、鉴定，肯定枪弹穿过了胯骨，距腹部仅有1分之隔。幸喜腹部未被洞穿，淤血才没有流入腹腔内，保住了生命。但体内的枪弹正在不断氧化，毒害它周围的血肉，再过几天腹壁就会发炎、腐烂，一旦烂穿腹壁，就要危及生命。
因此决定立即手术，把子弹取出。但当时既无麻药，又无手术刀，病人身体又特别虚弱，困难和危险都很大。贺彪和潘医生当机立断，决定向5师借点“寒冷麻药”凑合一下，没有手术刀剪，就找来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锉磨一磨作代用品。
贺彪与潘医生向郭鹏讲明了手术的困难。郭鹏坚毅地回答：“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子弹终于取出来了，但骨头碎了，渣滓很多，必须用锉锉平，用刺刀刮干净，否则还会发炎化脓。
刮骨开始了，只听得骨头咯吱咯吱响，痛得郭鹏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拼命忍受，使手术得以顺利完成。贺龙赶来看望，一手握着潘医生，一手握着郭鹏说：“神医！神医!硬汉！硬汉！三国时关公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美谈，当今郭鹏草地开刀，也会在红军中传为佳话。”
6个担架员抬着郭鹏过草地，的确艰苦。他们忍饥挨饿，艰难跋涉，进到水草地，更是经受了人世绝无仅有的大苦。行走时一步一溜，一步一滑，跌跌撞撞，有时烂泥埋到了腰际，还要用力高举着担架，唯恐担架倾斜，将郭鹏掉进烂泥潭里。就这样，担架员一直把郭鹏抬出了草地。
1936年9月1日，到了哈达铺，郭鹏的伤势才基本好转。事隔几十年后，提起过草地的事，郭鹏便对同志们讲，这是他永世难忘的日子。
1936年9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西固(今宕昌)的哈达铺出发，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歼敌一部。17日，郭鹏到达成县时，伤口痊愈，仍回作战科任科长。不久，调任32军参谋长。
1944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7月作出了战略决策：派遣八路军第359旅主力和抽调一部分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力求开辟湘粤赣边区五岭抗日根据地。
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南征部队正式授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第一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政治部主任刘型，下辖7个大队，共5000余人。
郭鹏被调任第七(干部)大队队长。11月1日，支队在延安机场誓师出发，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检阅。10日从延安出发，向南远征。在沿途战冰雪，斗顽敌，经晋西北，进入太岳。
1944年12月21日在太岳地区，部队进行了整编，第七大队解散，郭鹏调任南下支队副司令员。24日出发，日夜兼程，向河南地区疾进。27日部队安全渡过了黄河，驰骋中原。
1945年1月下旬，郭鹏在陡沟指挥部队运用攻打碉堡的新战术，在一天半夜间接连打下敌人8个防御坚固的碉堡，俘获敌人数百。后于1月27日在豫鄂边礼山县(今大悟县)汪洋店、陈家湾与新四军李先念的第5师胜利会师。支队部分指战员编入第5师，进行新的斗争。
2月14日，郭鹏协助王震、王首道等率部继续南下，强渡长江，经鄂南、赣西，于3月23日进入湖南。部队改名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郭鹏仍任副司令员，下辖的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随即于26日攻入平江县城。这时，国民党顽军纠集约6万之众，准备从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和赣西北进犯平江、临湘、岳阳一带南下支队驻地，妄图围而歼之。郭鹏和王震、王首道等率部转战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三边地区，初步开辟了鄂南和湘北抗日根据地。
7月4日，郭鹏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其他指挥员在咸宁的胡家街开会，认识到这样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区与顽军反复作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不利，根据中共中央电示，决定继续南下广东。部队8月11日到达衡山南湾一带时，接中共中央电告日本投降，令部队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人民军队会合，创建根据地，准备对付顽固派发起内战。
这时，部队不宜再分散活动，遂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部继续南进，郭鹏则带领30个便衣队返回湘北、鄂南，把留在那里的第二支队一部和第三支队带到广东去与主力会合，与广东人民军队共建五岭根据地。郭鹏在返回湘北途中，在经过距他家一公里多的一个小集镇上，见到了阔别近20年的老父。由于军情紧急，未能回家探视老母，便于当日黄昏又率部出发，赶了30公里路才宿营。
郭鹏到达鄂南后，形势起了变化，中共中央电令王震等部北返，从粤北、湘南沿井冈山边缘向鄂南新四军第5师靠拢。郭鹏率三支队一部南下接应，于9月23日在咸宁、鄂城之间的大吉堂地区与王震所率主力会合，旋即北渡长江，于10月上旬到达湖北礼山县，再次与第5师会合。
10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新四军第5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0月13日部队在黄陂县孙家畈整编，恢复359旅番号，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编入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
这时，蒋介石调集其第五、第六、第九战区部队和第一战区胡宗南一部共20多个师及地方武装，在刘峙的统一指挥下，从平汉路南段两侧、陇海路南侧及鄂中、鄂东，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妄图将中原军区主力分割消灭于信阳、桐柏地区和豫东南、鄂东及皖西南的大别山地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集团的阴谋，根据中原军区首长的指示，郭鹏指挥359旅于11月9日上午10时从60公里外的湖阳镇出发，分3路奔袭国民党军于数日前乘虚侵占的鄂北、豫南战略要地枣阳县城。他率领第8团担任主攻，于当天傍晚赶到枣阳城城垣附近隐蔽集结。
城内守敌一个纵队约2000余人。此刻，其大队长以上官佐正在纵队司令部开会。郭鹏乘敌不备，命第8团发起猛攻。首先歼灭敌前哨，占领北关，随即向城内冲杀。敌军依据街道、房屋顽抗，被我入城部队分割穿插，各个歼灭。入城主力乃直逼天主教堂敌纵队司令部。
与此同时，第7团、第9团亦分别从西门和东门开始攻击，敌军愈慌。正面顽抗的敌军伤亡甚大，逐步后撤。至翌日晨2时半，敌最后据点天主教堂被郭鹏亲率的第8团攻占，2000余敌人除其纵队司令带领少数人逃窜外，余皆悉数被歼或被俘。国民党军的大批银洋和金条亦为359旅所获。
接着，郭鹏又于18日率领359旅在湖阳镇地区的丁扒山歼敌128师的318团。12月14日在郭凹、韩凹、黄岗、上刘庄一带与敌543团激战一昼夜，除固守郭凹的敌团部及1个营外，余敌全部被歼。
之后，359旅经9天连续行军，东越平汉路，到达礼山县汪洋店休整。郭鹏、王恩茂组织部队开展练兵运动。部队刚刚到豫南，时值冬天，指战员还穿着单衣。为解决棉衣问题，郭鹏亲自抓供给部的工作。一方面征得上级批准，在驻地实行行商收税；一方面在不违反政策和纪律的前提下，组织战士种菜、打鱼，筹集资金，很快解决了全旅的棉衣问题。
新春佳节那天，郭鹏和大家一起穿上了新棉衣，还带头扭起了秧歌舞。
1946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调集10个美械装备军和10多个保安团共36万余人，重重包围中原军区部队于纵横不及50公里之狭小地区宣化店，妄图将中原6万多抗日有功部队歼灭。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6月26日，中原军区领导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王首道等果断决定主力部队分左中右三路突围。右路纵队以郭鹏的359旅为主，由王震率领于27日出发，经鸡公山、李家集和柳林西进。国民党军20余万部队前后左右追堵截击，并利用保甲制度威胁群众实行空室清野，给突围部队行动造成异常困难，指战员日不得饱，夜不得寝，而且几乎每天都要与数倍于己之敌交火。当时，郭鹏身体非常瘦弱，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坚韧的意志，指挥部队作战。
在王震、郭鹏、王恩茂率领下，359旅粉碎了优势敌军的穷追恶打，克服了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浴血奋战94次，冲过25道大封锁线，强渡唐河、白河、丹江、渭河、泾河等5大河流，越过秦岭、六盘山，日夜兼程，经62天急行军，跋涉2500公里，终于在8月29日到达陇东，与陕甘宁边区部队警3旅胜利会合。随后，王震和郭鹏率部于9月27日凯旋回到延安！
第359旅这次南下北返，历时两年，经过8省境地，连续长途征战两万七千里，打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第二次长征的奇迹。在歼灭大量敌人，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毛主席对359旅这次南下北返给予了高度评价，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将来要把359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
随后，全旅在延安地区休整，总结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纠合23万人向我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当时，边区仅有部队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因此，郭鹏所在的第2纵队调归西北野战兵团建制，和兄弟部队一起担负起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郭鹏奉令率359旅西渡黄河。
3月24日拂晓，部队开向了青化砭以南地区。来到预定的歼敌地区，战士们隐蔽在山梁北后静静地等着敌人走进口袋阵。
6点钟过去了，10点钟过去了，太阳已经转向正南，眼看就要偏西了，远没有敌人的影子。战士们有点心耐不住了，2个小时后，才得知敌人粮食准备不够而推迟一天行动。
3月25日上午8点钟刚过，敌人的尖兵终于出现在沟口上了。一下子，战士们的眼睛全都闪出了欢笑的亮光。
敌人大约是1个连的搜索部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沿着山梁，小心翼翼地朝着我们走来。敌人开枪试探了半天不见动静，又原地瞎诈唬了一顿，方才放心大胆地涌进了沟口。只见敌群由常步忽然变成跑步，直朝着我们的口袋里边猛钻，倒像是担心跑慢了我们抓不住似的。
北边的教导旅是负责封底的，10点钟整，他们发现敌人钻得差不多了，一声信号，扑下了山梁，南边的独4旅也闻声扎住了口子。359旅和对面的358旅一跃而起，最北面的新4旅也同时动作，军号频吹，红旗翻飞，枪声、杀声响成一片。
仿佛快刀斩乱麻的一般，不用两个小时，就把敌人上自旅长、副旅长，下至马夫、勤务兵一网打尽，半个也没有走脱。
4月上旬，上级指挥部预计，胡宗南的135旅顺瓦蟠大道直奔蟠龙逃跑的可能性最大，决定集中主力于羊马河附近的大道两侧的机动位置，歼敌于运动之中；为了确保主力歼敌的胜利，抽出一个纵队的兵力，专门去对付势将前来接应的敌军主力。
当天，纵队王震司令员和359旅先头出发，来到了羊马河。这里的地形和青化砭非常相似，又是两边两道山梁，中间夹着一条大路。
王震指着山沟笑道：“哈！敌人这一回是不会再往沟里钻了，一定要分兵两路走两边这两道最高的山梁！因此，你们的出发地线一定要向后退三至四道山梁，你们的出击道路一定要够得上两个条件：一不能让敌人看到，二不能让敌人打到，战斗一发起，就能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队伍中间！”
按照司令员的指示，359旅每个支队各自选了几条隐蔽的深沟作为出击道路，同时向几个方向派出了侦察部队。
第二天，敌军的主力果然出来接应了。359旅的抗击部队打得很巧，一接火就向西转移，到底把他引向了蟠龙的西北。但是，135旅却直到13日上午，还不见露头。
14日一早，敌135旅才提心吊胆地走出了瓦窑堡。一出城，就分成两路爬上了大道两侧高高的山梁，他们放眼四野，不见我军的踪迹，大概是以为相当保险了，竟然还哼起了小曲儿。
直到我军一声炮响，顺着深沟一下子冲杀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拦腰砍成了几截，他们才顿时乱成一团，争先恐后地往更高的山头上逃命，刚刚爬到半山腰，头上已经传来了“解放军宽待俘虏”的喊声，扭回头来又赶紧往沟里滚，还没有下到沟底，一阵手榴弹的火光又恰好挡住了去路。
敌人活像乱了群的山羊，被我们的战士一会儿赶向东，一会儿又赶向西，实在挣扎不动了，这才服服帖帖地扔下武器，一片片地举起手来投降。
敌人的主力发觉之后，立时慌了手脚，急忙掉头向羊马河攻击前进，怎奈我们的抗击部队越打越勇，使他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容易爬到了用肉眼可以望见羊马河的地方，看看135旅大势已去，生怕自己再受更大的损失，索性就地停了下来，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伙伴缴枪投降。
歼灭135旅后，王震交给359旅新的任务：“让敌人以为你们就是西北野战军的全部，做出一副给养困难，不堪其扰，准备东渡黄河退入晋绥的样子给敌人瞧，把敌人牵起走，一直牵到绥德去，好让主力痛痛快快地打个漂亮仗，敲掉167旅和他驻守的这个兵站。”
好！这才磨得痛快！郭鹏立时就和旅的其他领导同志商谈，马上召集党委扩大会议，吸收营以上指挥员全体参加！通信员刚一出门，郭鹏又赶上去补充了一句：“告诉同志们，就说司令员到了这里！”
郭鹏了解同志们，只要一听说司令员来了，即使没有事情，他们也要跑来看看、谈谈，更不要说有任务了。王震看出郭鹏内心过于兴奋，抑制住笑容，斩钉截铁地对郭鹏说：“全部计划的成败，你们决定了一半，行动以前要考虑周到一点才好！”
各团的干部到齐以后，经过充分的讨论，旅党委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诱敌计划，并决定全旅临时分为大小不等、配有电台的几个支队：两个支队扮演1纵队、新4旅，共同负责对付右路的敌军；两个支队扮演2纵队、教导旅，共同对付左路的敌军；一个支队留在敌军的背后，扮演以迟滞敌人为任务的359旅；而旅部，则扮演野战军首脑机关，与“2纵队”一道行动。
4月28日夜，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分别从各个“纵队”的驻地上飞上了高空。又过了一个小时，照原样又联系了一次，全部便开始按计划向东北转移了。在原来的驻地，留下了一个“大军仓皇退走”的场面：破烂的门板，散乱的担架，没有烘干的旧军装等扔得到处都是；在泥泞的地面上还东一张西一张地粘着大便纸。在这所有的大便纸里，有一张是值班参谋制作的重要道具。留心细看，将不难发现：这是一份通知的草稿，大部分字迹虽被雨水消灭，下面这几句话却还隐约可辨：“……为保存有生力量，……即转移……向……集结……准备……东渡。抗击部队……(底下又看不清了)”当然，这张纸是经我们仔细推敲之后才被留下的。
沿着“大军”分别撤退的几条山路，也都摆下了这样那样的一些很难辨别的痕迹；好像路标一样，给敌人指示着追击我军的方向。
29日黄昏时候，听得天边隐约的传来了一阵隆隆的轰鸣。抬头一看，原来是一架美造的侦察机！只见它向东北飞了不远，便左三右四地兜开了圈子，然后，猛一掉头，忽又顺着来时的方向溜回去了。我不由得心头一喜：敌人呐敌人！怪道一天不见你的动静，原来你是等着空军替你侦察消息。
旅部当即命令部队：进入工事，迎接战斗。两个小时之后，西南方向果然传来了“359旅”报喜的信号：暴风雨般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一阵紧过一阵！
终于，9个半旅的敌军，一下子全都扑到了359旅的脚下。敌把359旅完全当成了我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像泼水一般朝着359旅阵地猛扑；有不少次，展开了白刃格斗。359旅战士们由于终于牵来了敌人而兴高采烈，斗志极高，每次都没让敌人吃到一点甜头……
整整激战了一夜，拂晓时，乘着敌人正准备其最有力的一击的这个间隙，我军悄悄地撤出了阵地，以最轻捷的步伐继续向东北方向猛撤。
遵照我军的安排，5月2日，敌军主力进了缓德；同一天，我军主力也在蟠龙打响。5月4日，蟠龙战役结束。
在西北战场上，野战军主要的对头是胡宗南。
1948年的7月底，胡宗南拼凑了4个整编师的兵力，交给手下的大将裴昌会，贸然向黄龙山区发动进攻。倒是裴昌会还比较机灵一些。他把4个师的兵力并排摆着，齐头并进，每师之间相隔不过25至35公里，倘使任何一点遭到攻击，都能够相互策应。
走在最前面的是敌36师，师长钟松，辖3个旅。敌人对这3个旅的部署，大体上是个三角形：正北的壶梯山(偏东)、魏家桥(偏西)是28旅，西南的冯原镇是123旅，东南的东太极、刘家凹是165旅。从地形上看，壶梯山最高最险，面面可见，是防御全局的一个支撑点。钟松的师部就安在它背后的杨家凹。
为了对敌实施重点突破，割裂围歼，野战军的部署是：由1纵队攻击魏家桥，4纵攻击冯原镇，3纵负责东太极，6纵负责刘家凹，2纵的任务是攻下壶梯山。此时，郭鹏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
进攻的时间确定在8月8日，部队要在7日的夜间进入阵地。
8月8日下午16时整，总攻发起了！
在炮火的掩护下，11团对7号阵地的攻击十分顺利。郭鹏很兴奋，立即向6、9两旅转告捷音。这时，各旅的捷报也频频传来，9旅已经夺下了5号阵地，6旅的3号阵地也早拿到手里。就在郭鹏打电话的这一会儿工夫，11团主动与10团配合，已经把一道天然横沟以外的敌人全部肃清了，炮火正在向前延伸。
郭鹏和4旅的指挥所一起，搬进了刚才还是敌人盘踞的7号工事。战斗在继续向前发展，但却不如刚刚打响时那样得心应手了。敌人的伏地暗碉有一大部分隐蔽得很好，炮火根本挨不到它。又因为有一条横沟，步兵难以接近它，而敌人的火力却能很好发扬。
因此，攻了几次，伤亡了不少人，仍然没有得手，形成了僵持的局面。这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2团的电话却又送来了更为紧张的情况：钟松从西太极165旅调出1个营的援兵，进到了李家屹崂的村西。
怎么会把敌人放到这里来了呢?郭鹏问道。
电话里说：“我们看那里的地形好，想在那儿拣他个便宜！”
闹了半天，他们是想打敌人的伏击。想法倒是不坏，可是太冒险，万一让敌人钻进来，麻烦就不小。因此，郭鹏并没像往常似的表扬几句，而是命令他们：“不管怎样，不准敌人越过雷池一步，你们一定要对全军的得失负责任！”
回转身来再看前方，只见几个分队与敌人之间的距离是缩短了些，但由正面向上攻击，打得很不顺当，郭鹏心里更是万分焦急。心想：如果左边那个分队只留下几个人吸引正面敌人的火力，掉转头去协助友邻侧击右侧的敌碉；并再组织有精干的爆破队，那情况显然就是另一个样子。可惜，战斗正在进行，要从我这里把命令下达到突击分队，不是立刻可以办到的。
但是，就在这时，奇迹神话般地出现了，郭鹏心想调去支援友邻作战的那支部队，果然就把矛头调到那边去协助友邻部队了，并且首先从他们这一边突破了敌人的前沿，几支爆破筒同时塞进了几个枪眼，呼隆隆一声，那个顽固的家伙就灰飞烟灭了。
11号、13号集团工事全部到手了，郭鹏立刻拿起通王震的专线电话，想了解一下6、9旅的情况，如果他们一时还不能接近山顶大庙，就和他们约定了个同时攻击的信号，好让4旅整理一下部队。
找到了王司令员。谁料王震的问话和郭鹏一模一样：“怎么样?你们离山顶还远不远?”原来，几处的战斗都打得十分相似，他们也早已兵临庙下了。
郭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震。王震说：“不，要收一鼓作气之效！我马上告诉张希钦，让炮火集中轰击山顶！你们接着干吧！”
说话之间，炮火已经从四面八方朝着大庙飞去，大庙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各旅攻击的矛头直指山顶。不久，红旗插上了庙顶。
从总攻发起到庙顶插上红旗，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又一刻钟。
攻下了壶梯山，部队立即按彭总的部署，向敌人的师部驻地杨家凹攻击前进。命令下达之后不久，9旅来了电话，说：8团冲进杨家凹以后，发现早在我们运动部队的时候，敌人的师部已经趁夜逃遁了。
第二天上午，2纵在平原地带上的王庄镇追上了敌人。正要发动总攻时，有报告说王庄镇的敌人趁着黄昏已经向东南突围了。于是，2纵继续追敌。
至13日，野战军已将大浴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夏季攻势宣告胜利结束，2纵队奉命在澄郃地区转入休整，积极进行继续歼敌的准备工作。
1949年9月26日，驻新疆的包尔汉，陶峙岳发给毛主席起义通电。新疆问题和平解决了。南疆阿克苏起义部队的首领叫李祖唐却迟迟不肯交出城防。经5师领导的交涉，李祖唐答应3天之内全部移交。
李祖唐虽然在起义通电上署名，实际是个阴险狡猾的顽固派。在2军进军途中，他北上南下，藏头露尾，制造了许多事端。当2军军长郭鹏抵达阿克苏时，他却装出一副殷勤模样，借“请客”、“请教”为名，请郭鹏去他家吃晚饭。
考虑到党的团结——斗争——团结的政策精神，郭鹏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
当天晚上，郭鹏按时走进了他家。
在整个吃饭的时间里，郭鹏都在观察今晚这两个东道主李祖唐和高戎光。两人虽一丘之貉，性格却各有不同。李祖唐是狠毒险诈溢于言表，哪怕一句谈话，一丝笑影，都由于有意的暧昧而使人觉得阴冷，确如5师同志之介绍，李祖唐是兼备着狐狸和狼的品质的。高戎光则不然，从始至终一味地拉“老乡”：他是江西修水人，郭鹏是湖南醴陵人，既隔县，又隔省，他竟硬把郭鹏认为同乡，说改天还要为郭鹏准备一桌家乡口味的酒席。
饭后，照例是一场闲谈。李祖唐一边为郭鹏点烟，一边就势拉过一把椅子，凑近郭鹏的身边，貌似诚恳地表白他的心迹。自称是衷心拥护起义的头一名，欢迎解放军的积极分子。说他近来如何如何的心旷神怡，以致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
郭鹏心中暗想：“坐卧不宁，这是事实；要说由于高兴，可是自欺欺人。听你的部下说，宣布起义之后你曾痛哭流涕达3日之久，难道这也是一种表示高兴的独特方式！”心里这样想，口里可不会这样说，只是叹息一声说：“有些人可就不像这样明白啰!他们听说起义了，简直像死了亲娘老子一样呢！”
李祖唐故作惊讶地问道：“真有这等人?”
郭鹏点点头说：“为数当然极少，就是几个，我们也是希望他们早些觉悟过来的。”
李祖唐“义”形于色地说：“这种人！真是糊涂得可以！”接着表白自己说：“祖唐虽然算不得明白人，一向多看了几本书，眼界究竟开阔些。民国三十年，有幸读过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对毛泽东先生的主张真是钦佩极了！……”
郭鹏提醒他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李祖唐连连称“对”，接下去说：“对于中山先生，我是衷心拥护的，依我看，毛主席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中山先生的主张。”
郭鹏笑问指何而言，他赶紧声明：“当然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祖唐是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一向赞成国共合作，今天率部起义成功，实现了个人的初衷，由名实不符的‘国民革命军’一跃而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军，内心实在是非常高兴的。”
郭鹏不禁想道：“这真是‘阴险’二字的活标本，瞒天过海的大魔术！本来捧的是‘起义’，晃了两晃，却让他变成了‘国共合作’。企图很明显，是想控制武装，阻碍改编，给他的东山再起创造条件。”为了听听他还有什么名堂，郭鹏又点燃一根纸烟，问道：“你们不是有些问题要向我请教吗?”
高戎光干笑了一阵说：“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借题请您过来随便谈谈。”
李祖唐也说：“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问题。下边有些军官不明事理，见5师在我们部队里做的工作多了一些，深恐解放军方面会有强使我们离开部属的意思，曾经有过一些议论。只要兄弟用互相合作的道理予以开导，5师方面遇事多与兄弟联系，由兄弟出面进行，一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这些细小问题，实在没有向您提出的价值。”
郭鹏一听，不由得笑出了声音：哈！你怕我们在下面做工作，想和我们划清界限，束缚我们的手脚。这倒要和你谈个明白。端起茶杯，郭鹏轻轻饮了一口说道：“细小问题，不谈也罢。不过，依我看问题倒还不算十分细小。比如，毛主席与孙中山的主张是否相同、你们的起义是否等于国共合作、从反动军队能否‘一跃而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这是三个很大的题目呢！”。为了说明我党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政策，郭鹏再次提到了整个起义部队的功劳。
李祖唐和高戎光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郭鹏说：“不，功劳属于广大的官兵，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说到你们出的这三个题目，我还想对于二位提出一些批评。在我们看来，批评是达到团结的手段。真正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是不会拒绝批评的。”
李祖唐和高戎光急忙表示欢迎，甚至说，今晚请我过来就是为了听取批评。
郭鹏微微一笑：“关于第一个题目，我不想多谈，这一点，毛主席在他的文章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建议你们再去精读几遍。”
关于第二个题目，郭鹏说：“历史上的国共合作，是由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性质、对象决定的，两党当时奋斗的目标也有一致的地方。那时候，两党的合作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而现在，国民党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早已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死敌，当然这就谈不到有丝毫合作的条件和可能了。至于你们的起义，那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彻底胜利、人民解放军已挺进到新疆门口、新疆民族军也已推进到玛纳斯河西岸和国民党军队中广大爱国官兵希望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下，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向革命，归向人民。这种起义，只能是承认和拥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毫无保留地实行彻底的改造，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共合作。假使有人不是这样理解，那就不是拥护起义，而是反对起义了。”
李祖唐和高戎光自然不愿暴露自己的真正立场，连忙表示：“不不不，我们拥护的正是您说的这种起义。国共合作是历史上的事情，今天已经谈不到了，今天已经谈不到了。”
郭鹏说：“既然如此，起义也就不是改个名字，换了旗号的问题。从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到真正的人民军队，绝不可以‘一跃而为’，需要从立场上首先进行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造。逃避这种改造，同样不是真心拥护起义。比如那种在起义之后痛哭三天的人，你们说该不该彻底改造呢?”
李、高二人连连点头：“当然，当然；不过，我们这里倒还没有。”
郭鹏笑了笑说：“就是从你们二位身上，怕也不难找到一些吧！”
二人忙说：“也许，也许会有。”
郭鹏又说：“恐怕不只是也许会有吧！王政委可能和你们谈过了，比如谁是主军，谁是客军，阿克苏对谁有战略意义、对谁没有，都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李祖唐和高戎光对视了片刻，仿佛豁然贯通似的连连点头：“不错，不错！”
“因此，我就不能不提请你们二位注意，一定要驳斥那种‘起义等于国共合作’、‘拒绝5师援助’的口号，因为它是反动分子用来破坏我们起义，以便保存实力伺机而起的一个阴谋，真正愿意革命的人是不应该与之和平共处的。”
二人齐声表示赞同，说他们一定与这种反动口号斗争到底。
郭鹏看看时间已经不早，就起身告辞说：“以后畅谈的机会还多，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有什么问题，可以多向5师的首长请示。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规矩是，驻在哪里服从哪里党委的领导。目前在阿克苏，就请你们服从5师党委的领导。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是要犯大错的。”
郭鹏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洞察了李祖唐和高戎光的反动本质和罪恶目的，在这个飘溢酒香的特定场合中，谈笑风生，含蓄而有力地迫使老奸巨猾的他们，乖乖地交出了城防。
郭鹏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各族人民；他认为一个军人最光荣的岗位，应该是在祖国的边疆。他积极要求重返新疆。
1957年，郭鹏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他继续出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如愿以偿地回到天山的怀抱。
进疆后的郭鹏，主持军区的全盘工作，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他自觉地把自己和军区置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之下，特别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少数民族领导同志，积极支援地方建设，维护军政团结。他还时刻不忘新疆是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坚持把遵守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放在首位。
郭鹏返回新疆不久，很快就发现由于部队中新战士不断增加，他们不同于进疆初期的老战士，未曾受过关于民族政策的系统教育，因此，民族政策观念比较淡薄，时有违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他抓住这一苗头，提出建议，经军区党委同意后，在军区所属部队中重新进行了一次有关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系统教育，使部队更加牢固地树立了民族团结的观念，发扬了进疆初期为少数民族大办好事的传统作风，更加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
对于部队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战士，郭鹏同志非常重视，他常对大家说：民族军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我们军区有这样一支民族部队，对保卫边疆，巩固治安，密切军队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他更高瞻远瞩地说：“要使参军入伍的少数民族青年，经过部队的教育和锻炼，不仅成为保卫祖国的坚强战土，而且要使他们复员退伍回到社会上去的时候，成为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建设边疆的骨干力量。一定要用这个高度搞好民族部队的建设”。
在他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疆军区始终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战士作为一项专门的政治任务。军区所属部队不断地涌现出少数民族功臣模范，大量的少数民族战士、干部成长为优秀的各级指挥员。
经过在军事学院的学习，郭鹏同志更提高了对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认识。他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进一步致力于部队正规化建设。他对军区机关和部队干部多次讲话指出：“我们过去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是和平时期，主要靠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深入团队，调查研究，对单兵训练、战术训练、机关司令部训练，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军事科学的要求，帮助指导部队改进训练方法。又积极领导了所属部队的大比武练兵活动，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59年，军委发出“将军下连当兵”的号召以后，郭鹏同志带头响应。当时他已年过半百，鬃发斑白，仍然满腔热情地带着行李下连当兵去了。他和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同操作、同娱乐、同劳动。在训练和执勤中，他和普通战士一样地完成任务，服从班、排、连各级领导，遵守纪律，虚心地向战士们请教，给战士们理发、缝衣服，讲革命传统和战斗故事，完全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写诗赞扬他：“当年红军老英雄，今日争当五好兵，‘五同’样样做得好，干劲赛过老黄忠。”
新疆军区担负着守卫祖国西大门的神圣使命，防守着6000余公里的边境线。早在进疆初期，郭鹏同志就踏遍了帕米尔高原的边境线，亲自在那里设防布卡，初步改变了有边无防的状况。他十分关心边防战士的疾苦，组建了一支驼运大队，为边防哨所运送给养；继而又修筑边防公路，逐步改善边防设施。在他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又走遍了北疆的边境线，深入哨卡，慰问鼓励边防战士为祖国站好岗。他平常对战备训练和各项战备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提醒领导机关和各级指挥员：我们新疆军区时刻不能忘记战备，要把保卫祖国边疆，视作高于一切的神圣使命，努力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听候祖国的召唤！
1962年，印度军队侵入我边境线内骚扰破坏，并不断深入，设立军事据点，蚕食我领土，肆无忌惮地进行军事挑衅，挑起了边境冲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党中央作出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自卫还击，并将中印边境西段的作战任务交付新疆军区。
以王恩茂、郭鹏同志为首的新疆军区领导，立即研究部署作战实施方案。郭鹏同志情绪激昂地说：“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把侵略者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赶出去！”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期间，他日夜坚守在指挥岗位上，对前线保持着不间断的指挥。作战地区在海拔四五千公尺以上、气候在零下40度以下的高原严寒地带，环境和条件极其艰苦。我作战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口气就拔除了印军入侵我境的40多个军事据点，俘虏了一部分印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取得了中印边境西段自卫还击战的完全胜利，维护了祖国的尊严。正如郭鹏同志战前所说，打出了国威和军威。
十年动乱期间，郭鹏同志明辨是非，刚正不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那种“每遇大事不糊涂”的坚强党性，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永远令人钦敬！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初，王恩茂、郭鹏同志和新疆军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央军委召集的会议，共同面聆了叶剑英同志的谈话。叶剑英当时参加了中央碰头会回来，向大家讲述了几位老帅在会上和江青、陈伯达一伙斗争的情景，并说“我们是舌战群儒呵！不和他们斗，我们就要亡党亡国！”之后，周恩来总理又召见了他我们，把稳定新疆局势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军区。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郭鹏先行返疆，以新疆军区名义，主持召开了自治区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支持并保护当时正受围攻的地方领导干部坚持工作，派出部队支援春耕生产，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但是，那正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蓄意制造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浊流恶浪，矛头直指几位老帅。
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郭鹏清醒地考虑到新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霸权主义者又陈兵边境，对我威胁越来越严重；同时，他更进一步看清了林彪、江青一伙势欲打倒所有老干部的反革命野心。因此，郭鹏不顾来自任何一方对他个人的攻击诬蔑，顶着压力，坚定地支持并协助王恩茂，维护军区党委的团结，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以极大的努力稳定部队，加强战备；并以更大的努力，艰难地稳定地方局势，力所能及地保护干部，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力求减少“文革”在新疆地区造成的损害。
当时，林彪的一员干将曾经向王恩茂和郭鹏透露了林彪大有笼络之意，暗示他们向林彪靠拢。郭鹏和王恩茂一样地正气凛然，对此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睬。
新疆军区当时上报文电，按组织原则，抬头只写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未写中央文革。新疆军区成了林彪、江青控制新疆的最大障碍，他们视新疆军区为眼中钉，势欲拔掉而后快。给新疆军区及其主要领导人王恩茂横加罪名，诬蔑新疆军区是贺龙的“黑山头”、“土匪部队”，斥责新疆军区“目无中央文革”、“包庇现行反革命”等等。江青气急败坏地公然叫骂“王恩茂有二心！”“你们小小新疆有什么了不起，我蔑视你们！”
对此，郭鹏就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是泼妇骂大街呵！”
不可一世的林彪、江青，派来他们的干将，夺取了新疆党政军大权，给新疆军区和王恩茂强加了莫须有的“一个王国两个主义”的罪名，彻底改组新疆军区党委，把原军区领导人和一大批解放新疆、建设新疆的老同志统统打倒，有的关押，有的靠边，有的调走。
郭鹏也在这时被作为“犯错误”而强行调走的。他怀着悲愤的心情，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新疆。
1970年，郭鹏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拨乱反正，推倒了压在郭鹏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
1977年7月16日，郭鹏病故于上海，终年71岁。
《解放军报》登出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郭鹏于1977年7月16日在上海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