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荣（1915—2000），原名王尚寅。湖北石首调关镇人。1929年任本镇学徒联合会秘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3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红2军团5师15团团长，5师参谋长、师长，红32军96师师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5团团长，独立1旅副旅长，兼晋西北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独立1旅旅长，第一野战军1军2师师长、副军长兼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副军长，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15年5月28日，王尚荣原名王尚寅，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下属父子岗的一个贫寒家庭里。王尚荣出生前，他母亲曾生有两个儿子。都因家境困厄，无力抚养而夭折了。可怜的父母怀着无限悲伤和痛苦，为了养活尚荣这个唯一的儿子，拼命地干活挣钱，不辞劳苦。
1921年，王尚荣刚6岁的时候，免费进了傅显庭私塾。三年后又进了当地的国民小学学习，深受先生的赏识和厚爱，学业大有长进。他父亲苦作经营，以后由鱼贩子发展成了一个鱼行经纪，家里也陆续添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王尚荣在小学结业后，由于家口增多家境不宽裕，而无力升学，1928年下半年到湖南华容县城张怡兴锅瓷店当了学徒。
在王尚荣读书的这几年中，中国正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和暴动。
1930年，由秋收起义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已发展成为红4军、红6军并建立了洪湖、湘西等几块根据地。10月22日，红6军攻占了华容县城。
在红军凯旋返回调关时，15岁的王尚荣一见这么多红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非常兴奋，便随同红军中的熟人回到了调关。回家后，经当时调关工会主席李华庭批准参加了工会，并由工会安排他到镇上邓隆兴杂货店当了学徒。学徒生活，使他经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苦楚，萌发了追求革命、追求光明的欲望。
不久，王尚荣加入了调关工会后，编在童子团组织里，他们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白天站岗，晚上放流动哨，查询可疑的人，同时兼做放足、剪辫子等宣传动员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热情，很快加入了共青团。
以后，他经常被湘鄂西政府(当时住在调关)的秘书，安排到办公室去帮助整理材料抄写文件，干些文书类的工作。也就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革命理论的熏陶，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激起了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这些领袖人物的敬佩，从而为他投身红军打下了基础。
1931年3月1日，国民党徐源泉第10军，开始了对洪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攻占了调关。王尚荣便随湘鄂西政府转到桃花山，坚持了半年游击战争。9月间，敌军逐步合围桃花山，湘鄂西政府和部分群众，在桃花山游击队的掩护下渡过长江，撤到了江北潜江一带。在潜江，王尚荣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拿起枪去打敌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参加了段德昌的红9师25团
1932年，由连指导员刘世荣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襄北独立团成立后，王尚荣任文书。11月，襄北独立团到鄂豫边与红3军主力会合。襄北独立团与红9师25团合编为红8师，王尚荣在红8师22团任文书。
1934年10月24日，在印江县木黄镇，红3军与红6军团会师了。会师后的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
年底，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在龙山游击队的基础上整编组建了龙山独立团，王尚荣走马上任，担任了独立团参谋长。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了1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湘鄂川黔根据地新的“围剿”。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红2、6军团进行西征，在根据地外围的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对部队的转移行动做了具体部署。为加强主力部队，决定新组建5、16师及5个团。5师15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而成，团长李文清、政委陈文彪，王尚荣任参谋长。
1935年1月下旬，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了西征。
5师在师长贺炳炎的指挥下，挥戈向西，所向披靡，当天就突破了澧水封锁线，22日，又突破了沉江封锁线，27日顺利地进至湘中。
一路上，5师官兵势如破竹，士气高昂。进入湘中后，部队进行了7天休整，王尚荣趁此机会，深入到村户各农家，了解贫苦百姓的生活情况，向他们宣传红军救国救民的道理，革命势力不断壮大。
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部队对“红匪”进行镇压。当樊松甫、汤恩伯、李觉、陶广、郭汝栋等纵队如蝗虫般围拢过来之时，红军已撤出了湘中，进入到石阡、镇远、黄平等地。
部队进至瓦屋塘时，被敌陶广纵队所阻。
形势危急!贺龙当机立断部署部队进行突围：
“6军团自瓦屋塘左侧绕敌后背进攻，正面由4师12团担任主攻，10团从右翼佯攻……”
但由于红6军团在向敌背后迂回时走错了路，使得歼敌的大好时机失去了。
军团首长只得调整战术，第10团由佯攻改为主攻。
“参谋长，我们不是全军的后卫吗?……”一位好心的参谋提醒王尚荣道。
王尚荣圆睁着双眼大声吼道：“这是战场，不是球场，没有前锋后卫。枪声就是命令!”
话音未落，他就跟着贺炳炎师长冲了上去，从右翼出击敌人，掩护第4师撤出战斗。
顿时，枪声、喊杀声漫山遍野。刚攀登上山顶的陶广纵队满以为占了上风，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屁股后面冒了“火”。
“快，快，调转枪口，打山背面的红军!”陶广挥动着手枪叫嚷。
王尚荣一见敌人涌过来，便提着驳壳枪，组织火力向敌人攻击。
“师长，注意前方敌人!”
王尚荣一句话没说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贺炳炎身边爆炸了，冲天的气浪把他和警卫员掀倒在地。
王尚荣抹了抹脸上的沙土，发现师长身边的机枪手已经牺牲了。
“老子叫你们见阎王去!”王尚荣一个纵身跳出战壕，端起轻机枪向白军扫射。
这时，陶广才知道碰上了强硬的对手，赶忙夹着尾巴朝后逃。
看着鬼哭狼嚎朝后跑的敌人，贺炳炎哈哈地笑了起来。
“好个王尚荣，打得真过瘾!”
正在王尚荣指挥第15团发起冲锋时，“哒哒哒……”，一梭子子弹从侧后飞来，贺炳炎躲闪不及，右臂中弹，顿时血流如注，从棉衣筒里渗出。
王尚荣赶紧跑过来，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可鲜血还是止不住。
“快，准备手榴弹，老子跟这群狗日的匪徒拼了!”王尚荣双眼冒火。
他憋足力气，一下子扔出去十来个手榴弹。
“轰!轰!”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了。
敌人的机枪顿时变成了“哑巴”。
王尚荣当即又冲了上去，就在这时，从左侧后冷不丁地飞来一阵子弹，他的腹部在隐隐作痛。
“向东山头冲上去!”王尚荣一边捂着肚子，一边拼命地命令部队。
敌人的子弹不偏不歪正击中了他系在腰间的两块光洋。光洋被打穿了，子弹头打进了肚皮，弹尾部在血肉模糊中还隐约可以摸到。
“参谋长，你负伤了?”陈文彪政委急忙跑过来，关切地问道。
他一见到王尚荣腹部鲜血浸湿了棉衣，赶紧招呼卫生员过来。
“别管我，政委，注意东山头的敌人，组织部队冲锋……”
小卫生员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匆忙打开急救包准备包扎。他见到子弹尾部在肚皮里好像隐隐在动，一下子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参谋长，你没事吧?”卫生员急得直哭。
“你不要哭，我没什么事!你给我准备点棉球和少许碘酒就是了!”
“你瞧，大家都在打仗，我不能在这里呆过长时间!你过来，看看我自己动个小手术。”王尚荣乐观地对小卫生员说。
他忍住疼痛，憋足力气，用钳子把伤口翻开，猛一用力，将带血的子弹头拔了出来，立即鲜血如注。
卫生员站在旁边，紧紧地盯着王尚荣的一举一动，忍不住流泪了：“参谋长，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伤员呀！”
稍加包扎后，王尚荣又一口气跑到了前沿指挥所，指挥部队向敌军冲击……
瓦屋塘激战，贺炳炎师长丢了一条胳膊，尔后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几天后，他在养伤的间隙见到王尚荣，便乐呵呵地说：“你这个参谋长命比我大哟！挂着光洋打仗，鬼子的子弹打不进，尚荣，你的这个保护神怎么不传教给我?”
“师长，这两块光洋可救了我的命啊。你瞧，上面都被子弹打穿了，要不，我早去见阎王啦……”王尚荣兴奋地说。“尚荣，你真行。看来，当初我要挂着两块光洋，也就丢不了这条胳膊了!”贺炳炎诙谐地笑了。
“那是1931年的冬天，我告别母亲时，她流着泪塞给我的，到部队后，就常把它挂在身上……”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部队奋起还击。全国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已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与陕北红27、28军、独立第1、2师等部队编为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红2军团和红28军合编为第358旅，旅长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吉，第32军编为第359旅。第358旅下辖的第715团，由红4师改编，王尚荣担任团长，政委由原红4师政治主任朱辉照担任。
王尚荣走马上任，按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对原红4师进行了改编。把原红4师第12团、10团、11团，分别改编为第715团第1营、第2营和第3营。三个营的营长分别为傅传作、唐金龙和陈刚。每营均配有一个重机关枪连和四个步兵连。
8月20日，第120师全体官兵在庄里镇东端的场坪上召开抗日誓师大会。王尚荣带着部队，早早地来到了集合场地，他坐在团队长方形队列的前头，火辣辣的太阳照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此时，会场内锣鼓喧天，歌声不断。激昂高亢的抗战歌曲，飘过场坪，飘向村庄田头，令人热血沸腾。全体将士们忘记了饥渴，忘记了炎热!
当贺龙、关向应陪同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主任走上会场的主席台时，欢呼声和口号声，震撼着渭北平原……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万岁!”……在震耳的口号声中，贺龙师长站了起来，他把两只粗壮的胳膊放在胸前交叉地左右摆动了两下，冲天的声浪立即停止，整个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同志们，誓师大会开始!我们欢迎朱总司令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尚荣轻轻地拍了一下身边的政委朱辉照，十分兴奋地说：“老朱，你看总司令亲自来给我师动员了，你说咱们120师是不是总司令的一张‘王牌’呀!”
“120师是朱老总手上的王牌，那么咱们715团就是贺师长手中的钢刀哟!”朱辉照会心地笑了!
朱总司令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扫视着坐在太阳底下整整齐齐的方队，神情庄严地说：“同志们，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他顿了顿，整了整身上的帽徽领章，接着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了!”
接着，他高扬起声音，大声说：“但是有一条不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敌当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中华民族的选择!”
贺龙师长接着站了起来，十分郑重地说：“我知道，许多同志心里疙疙瘩瘩的，很不舒服，但大家要看清时局，以大局为重啊!我愿带头穿上国民党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王尚荣就带部队回到了营区。此时，团队上下一阵阵骚动，如滚开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不少同志对戴上青天白日帽徽就是想不通，有的老同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长征时，国民党匪军在路上围追堵截我们，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有多少兄弟牺牲在雪山草地；现在工农革命力量刚刚壮大起来，又让我们与国民党合作，这不是向他们妥协吗?这青天白日帽我不戴!”
一名叫刘长贵的山西籍战士对王尚荣说：“团长，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去。你知道吗，我的父亲和哥哥都被国民党匪军抓去当壮丁了，至今杳无音信。我姐姐遭到白狗子的蹂躏，现在让我去戴青天白日帽徽，穿上白匪军的军装，我怎么还有脸去见我的乡亲，去见我的姐姐!”刘长贵边说，那眼泪边扑簌簌往下淌。
不但战士是这样，就连有些营连干部也想不通。第2营副营长潘有碧就对王尚荣叫苦不迭地说：“团长，这个工作真不好做。部队对改编换装情绪很大，你不晓得，国民党匪军与我们结下了多深的仇恨呀!……”
王尚荣怎能不晓得呢?但他把这些都装在心里，他没有对战士和干部发火，而是深入到每一名战士中间去说：“你们看，朱总司令把该讲的都和我们讲了!这是党的政策啊，日本人已经打进了国内，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我们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出路呀!穿了国民党的衣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了，就能说自己是国民党吗?这不对!大家需要静下来好好想想!”
黄昏之后，王尚荣又来到第2营，专门找骨干们座谈。他说：“贺师长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就他而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他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他戴过：青天白日旗，他也打过。为什么人家将军不当，皮靴不穿，愿意穿草鞋，钻芦苇，爬雪山，过草地呢?这是追求和信念的崇高力量。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我愿意带头穿上!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心却是红的。这就叫‘白皮红心’呀!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把国民党过去犯下的罪恶都忘记了呀!”
王尚荣那乡音未脱的话鼓动性极强。接着，他带头换上了衣服，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一看团长都这样坚决这么快地行动了，也都学着他的样子，换穿上新发下来的军装。
1938年2月下旬，王尚荣率第715团集结于平社南北。这里冰封雪盖，寒气逼人，连绵起伏的山丘环绕在开阔平原两侧，一眼就看出，这是个打山地游击战的理想场地。
在凛冽寒风中，日本侵略军龟缩在忻口、太原等地，慑于八路军的威力，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比一天冷的天气，尤其是与大同铁路的交通中断，使日寇的供给严重受阻，故而其竭力欲恢复打通被中断的铁路交通，以保证物资供应。27日，从忻口出动敌千余，由北向南分别向关城镇、石岭关、平社地区进攻；从太原出动敌千余名，乘装甲车沿铁路由南向北进击，两路敌军南北呼应，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打通铁路运输线，消灭八路军的“主力”。
贺龙对来犯之敌，早已布好了“口袋”，他果断命令第359旅对付忻口南犯之敌；第358旅痛击太原进攻之敌。当日10时，当太阳懒洋洋地爬上头顶的时候，太原之敌进至河庄，与第716团第3营遭遇。河庄激战拉开了序幕。
敌强我弱，第716团团长贺炳炎，立即命令第2营加入战斗，此时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双方激战半日，形成僵局。随后，王尚荣率715团也参加这次战斗。
黄昏之前，王尚荣决定，团指挥所设在距敌阵地不足百米的山包上。各营秘密运动，迅速集结于攻击出发位置。
天色暗了下来，18时，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紧接着，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静谧。旅首长一声令下，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阵。
第716团从正面及左侧向敌发动攻击；第715团在王尚荣的指挥下，从右侧向田庄以西高地猛烈冲击。两支红色的火舌，硬挺挺地射向日寇的心窝。
“八路……八路的主力来了!”一个讲生硬汉语的声音在敌阵中狂叫!
王尚荣在指挥所的山包上，以卧姿不断地观察敌情，他发现敌两辆装甲车正在向南运动时，果断地向第2营阵地发出命令：“冲过去!目标装甲列车。”
许多手榴弹在装甲车周围轰轰炸响，第2营战士手端冲锋枪，向东庄之敌发动迅猛冲击。企图以装甲车来掩护的日军，顿时乱了阵脚不知东西南北，只得抱头鼠窜!第3营追至北白村附近，乘敌集结混乱之机，又以突然火力予以袭击，敌大部被歼灭，少部乘车南逃。
“傅传作，快追过去!”王尚荣对1营长猛喊一声，1营全体指战员，向高村车站猛烈追击。溃敌在原据点火力掩护下固守车站负隅顽抗，疯狂的子弹又向我阵地射来。
突然，“嗖”的一声，一颗子弹从王尚荣的左锁骨下穿肺而过，顿时前后肺气涌出，鲜血汩汩外流。
在旁边指挥的朱辉照政委，摸着在冰冷的地面上一大滩带着体温的鲜血，一下子惊呆了!他一面喊卫生员和军医赶紧过来包扎抢救，一面托着王尚荣的身子，急切地问道：“团长，你要不要紧?”
“继续组织战斗，注意残敌的反扑，别管我……”话音未落，王尚荣痛苦地倒在山包上。卫生队长贺彪带着军医杨鼎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紧张地为王尚荣包扎抢救，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好不容易才把鲜血止住。
纷纷扬扬的雪花在飘落，河庄完全笼罩在茫茫的雪野之中，天寒地冻，王尚荣又患上了急性感冒，一咳嗽就大口吐血，肺部呼啦啦出气。团队缺医少药，连常用的消炎止痛的药也难找了。眼看着王尚荣浑身无力，面色蜡黄，说话有气无力，团领导十分焦急!朱辉照政委见团长伤情这么严重，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到岚县师部去进行治疗。可是王尚荣一直感冒发烧，伤口还不断往外渗血，加之天气又如此恶劣，只好在原地处理，等伤势稍暖后再行动。
伤痛之中的王尚荣，成天昏昏沉沉的。蒙朦中，他好像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在梦呓中喃喃自语：“妈，我回来看你了，这几年你怎么又增添了这么多白发呀!”有时，他在昏迷状态中喊道：“让我冲上去吧!我不信打不过这群日本鬼子!”稍有清醒的时候，他又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才23岁，我不能死。日本鬼子尚未赶出中国，我怎好去向大胡子马克思交代呀……”
经过几天精心治疗后，王尚荣被送往后方。
5月下旬，从晋北前线去师部驻地岚县参加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工作部署会议。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喆指挥下，伤愈后的王尚荣率715团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8月，率715团从杀虎口越长城进入绥南收复了汉营，并粉碎日军数次堵击，1营留绥南蛮汉山开展游击根据地。9月初，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绥中，夜袭陶林、乌兰花及蜈蚣坝伏击日军。9月末，率3营和2营1部挺进绥西，指挥部队首战后脑包，夜袭陶思浩和智取石拐镇。
1939年9月，第120师主力奉命由冀中区转移至北岳区的行唐县整训待命。25日，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旅长水源义重少将率第31营及灵寿、正定等4县伪军一部，共1500余人，自灵寿出动向慈峪进犯，企图采取所谓“牛刀子”战斗，奔袭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寻歼八路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后方设施。
9月25日清晨，水原信心十足地率部出发，向慈峪镇进攻。
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获悉日军行动后，决心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尔后集中优势兵力将进犯日军歼灭于运动中。遂令第359旅第719团在慈峪以北地区，正面抗击，吸引敌人；第358旅第716团、独立第1旅第2团、独立第1支队和抗大二分校等部，隐蔽集结于陈庄东南口头镇、秦家台羊、牛下口等地区，准备向进犯日军侧后突击，并在正面部队配合下，将日军歼灭于东西岔头至南北谭庄地区；以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第5团在慈峪以南地区监视日军行动。此时，王尚荣任独立第1旅副旅长。
受领任务后，王尚荣指示2团长傅传作：“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敌人引至我们的伏击圈内！”当夜，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慈峪镇进攻，以掩护水原的前进，傅传作率部节节抗击，以便诱敌深入。
第二天，水原命令部队继续向东西五河、南北霍营进攻。一步一步地向我军设伏的方向走来，人们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此晚前方消息不断传到王尚荣耳里：
“敌人进占北霍营!”
“敌人进到了东西五河!”
“看来水原果然是从大路来了。”朱辉照政委高兴地说。
“我看还得多长一个心眼，这个水原可是日军中挂得上号的狐狸精啊！‘牛刀子’战术是他提出来的，这次又是他亲自挂帅来实践这一战术，这个仗不见得这么容易打啊！”王尚荣转过身，冷静地看着朱辉照。
各部队踏踏实实地在各伏击地，耐心地等待着敌人全部进至仗击圈。但部队从中午一直等到黄昏，也没见到日军的影子。
王尚荣意识到情况有变。这时前方报来敌人的情况：水原在我军略做抵抗后就不再前进，而是停在原地不动了。此时，王尚荣头脑中顿生疑团：水原又要耍什么花招，他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水原决定主动撤退，继续吸引八路军主力追击，再以少量部队阻击八路军的追兵。他自己则率主力走小路奔袭陈庄。这样他就可以不经苦战而偷袭陈庄得手，建立奇功。
水原一反常态的撤兵之举，使王、朱等旅首长更加警觉。
朱辉照说：“日寇东调西调拼凑一千多人，气势汹汹的，他不会就此退回。这是敌人的诡计，一定有仗打。”
王尚荣此时显得胸有成竹，他笑了笑说：“水原的行动，显然是他吹嘘的‘新战术’，是一种欺骗行为，他这是向八路军学得的新经验啊！狡猾的水原，妄图以此来迷惑我们，我们得更要提高警惕，不可松懈。敌人一定会来的，我们必须坚决消灭它！”
27日拂晓，水原将部队收拢到慈峪镇后，留400余人防守，自己亲率1100余人沿鲁柏山侧的小路向陈庄轻装急进。一路上畅通无阻，很快，陈庄已依稀可见。
可是，当他们一路进陈庄后，水原和他的部下不禁大吃一惊。这里没有人员，没有粮食，没有物资，其坚壁清野的程度丝毫没有仓促撤走的迹象。这表明八路军对他偷袭陈庄是早有准备的?为什么我们的偷袭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难道是八路军的诱兵之计?!
一想到这，水源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时他想起了中国的一句格言：“百里而争利者，厥上将军。”难道今天要应验了?
“八路军厉害!”水原心中一阵痛楚，脱口叹道。
怎么办?怎么办?难道我的新“牛刀子”战术，寸功未立就陷入被动了?水原反复问自己。忽然，他心中一动，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他要兵不厌诈地奔袭过来，再兵不厌诈地全身而退。
水原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命令部队修筑工事，摆出长期驻扎的架势。但一转身，他却密令几个大队长做好准备，随时出发。
28日，拂晓，陈庄上空浓烟滚滚。
“报告旅长，日寇在焚烧陈庄，准备撤逃!”旅参谋长郭征向正站在图前沉思的王尚荣报告。
王尚荣慢条斯理地说：“水原要逃了!命2团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告诉傅团长加强战场观察，随时投入战斗!”
8时许，陈庄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
“旅长，据侦察报告，敌正向我一支队七祖院、大庄之阵地进攻!”郭参谋长报告说。
接着，一支队又传来消息：“向七祖院进攻之敌已后撤，正渡磁河南逃。”
9时许，电话传到王尚荣耳里：“报告旅长，敌人已转换了方向，利用河边茂密的灌木丛和芦苇做掩护，正沿磁河南岸向我2团阵地方向蜂拥而来。”
王尚荣看着一言不发的朱辉照，心里想着：水原这条老狐狸真是狡猾之极，他这一步三变化、一步三回头的战术真让人琢磨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王尚荣立即命令2团特务连迎头痛击进入伏击圈的先头之敌，同时命令2团长傅传作速带主力返回鲁柏山，以2、3营抢占冯沟里、高家庄以南高地，1营控制青杨山地区。
10时许，率部折返向东急进的水原进至高家庄、冯沟里地区，企图依手托村庄及其附近高地向2团阵地进行猛烈攻击，抢占有利地形。
王尚荣早已料到狡猾的水原会走这一步。
他命令2团官兵依托附近高地和村落做好战斗准备。傅传作领会旅长的意图，在行进的同时迅速调整部署：3营在西，2营在东，向北展开，占领南侧高地。
王尚荣跃出指挥所，站在西侧高地上，冷静地观察着双方的势态。
“冲上去!”一声令下，3营官兵如离弦之箭，挥动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拉开了。
9连、10连的健儿们，战斗得特别顽强，经过多次反复，终将敌击退。
黄昏时分，太阳刚刚落山，总攻号吹响了!各部队从四面八方以顽强的战斗向敌发起猛攻，犹如四把尖刀直插水原心脏。这时，王尚荣早已率旅指挥所移至冯沟里附近的一个高地，俯瞰战场，灵活指挥。日军处处受攻，伤亡惨重。
第二天晚上，敌见待援无望，遂集中全力向南突围，以猛烈炮火和施放毒气弹向2团6连阵地猛攻。王尚荣当机立断，命令6连顽强阻击，抢占有利地形，堵住了敌人的突围。9时，2团又抢占了鲁柏山万寿岩高地，10时许，各部主力赶到，将南逃的日军包围在鲁柏山下长300米、宽约100米狭窄的小高地和山沟里。
次日午后有3架敌机两次飞临战场上空，绕了几个圈子空投食品和弹药，但大部分落在我军阵地上，气得水原破口大骂：“八格牙鲁!”……
黄昏，已成强弩之末的敌军无力再战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尽是日寇的尸体。至21时许，我军攻占敌所占的一切制高地，全歼顽敌1500余人，素有“才智过人”、“反游击战专家”之誉的水原少将的“牛刀子”新战术已宣告失败。
陈庄一役，王尚荣取得了山地歼灭战的宝贵经验，更使八路军声威远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贺龙：“对陈庄血战，尽歼顽敌，予敌重大打击。树立华北抗战之楷模，振军威于冀晋，特传令嘉奖。”
1943年4月，王尚荣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班学习。7月，参加延安整风学习。9月，由延安返回独1旅，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领导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自1941至1942年开始，王尚荣率独1旅分期分批进入陕甘宁边区，并分散承担边防与河防任务。到了1943年，全旅整建制都进入边区，对生活保障的要求和难度也增大了。
一天，在干部会上，王尚荣在动员全旅上下渡过难关，进行生产自救时说：
“陕北这个地方，在中国是有名的穷地方，过去曾出过李自成的农民军，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只有造反。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扎根较早的地方。毛主席说过：陕北红军创造的这块根据地，成了我党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这是对革命的一大贡献。但是，陕北人口少，到处是荒山秃岭，山上树木都很少，十年九旱，比晋西北第四军分区的条件还差。我们要战胜敌人，必须要兵强马壮，所以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开展一个人人参加的大生产运动。”
干部们在台下听后，有的在窃窃私语：“边区吃公粮的人口太多了，财政、物资供应异常困难，生存问题成为头号大事，必须解决。”
“人有两只手，劳动样样有。只要我们人人行动起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完成贺老总向部队提出‘为完成十万石细粮而奋斗’的任务是能做到的。”王尚荣接着说，“咱们1旅，在晋西北度过了三年最困难的时期，也锻炼了一支善于搞生产的干部队伍。由于这些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1941和1942两年的生产活动，给全旅打下了相当可观的基础，这是人人都看到的。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还要大搞一番，继续改善边区军民的生活，为大反攻做准备。不过，目前我们的部队相当分散，无法像359旅在南泥湾那样集中大搞农业生产，怎么办呢?”
他略做停顿，用目光扫视着台下聚精会神的干部，然后又提高了嗓音，说：“第一，开作坊、办工厂、搞运输、开商店、合作社等等。已经搞起来的生产设施，不但要继续搞，旅、团还要大搞，这也是发展边区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第二，就是从我和朱政委开始，人人动手个个参加；可以开上小块荒地、闲地，种点西红柿啊、南瓜啊，捻羊毛啊，纺棉花啊，等等等等，把1旅的大生产运动搞它个热火朝天。第三，根据延安的经验，个人捻毛线，纺棉花线，织毛裤毛衣等赚的钱，可以分给个人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以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解决点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
王尚荣一席话，点燃了独1旅上上下下人人动手大搞生产的烈火。很快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薄雾迷蒙，大地如一位羞涩的少女披上了一身轻纱。王尚荣早早地踏着晨曦拾粪回来了，他拾了满满一粪筐，这农家肥是种菜的最好底肥。
这时，警卫班长王具才迎面走过来，见王旅长拾粪满载而归了，很惊讶地问道：
“旅长，司令部那么点菜地还用得着你这么早起来拾粪?”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喽!我今天捡了个便宜，把你们的粪拾了!”王尚荣一脸的高兴。
“你以后千万别去背筐拾粪了，这点事我包下来!”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瞧我们那块菜地。”
王尚荣用手一指，提着粪筐朝西走几十步，就来到旅司那块菜地旁。
全旅上下都在争先恐后地积粪施肥，晚上就捻纱纺线。可是，需要这么多纺线车却成了个大问题。
一日黄昏后，王尚荣来到了木工组，一见到冯振僧组长，王尚荣马上走上前去，握着老冯布满老茧的手说：
“老冯，这段时间太辛苦你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全旅上下都在念着你，你真是个劳动英雄啊!”
“旅长，你快别这样说了。共产党、八路军是我的家，工作就是我自己的，每个人不都在拼着力做两个人的活嘛!”
“你为什么还不去吃饭?”王尚荣打量着冯振僧布满血丝的眼，亲切地问道。
“饭可以摸黑吃，黑天做活可不成，我不把手里就要完成的活搞好，饭也吃不下去!再说，要让全旅90%的同志都有一架自己的纺车，这个目标我还差不少哩!”
“老冯，你可不能把身体累坏了啊！我早就听人说你在上月帮助白家检老乡白鸿喜修理鞍架的事，手上拉个三寸多长的口子也不休息；现在，又经常为赶制纺车顾不上吃饭，这可不行啊!”王尚荣心疼地说。
大家都喜欢用冯振僧制作的纺车。他观察研究陕北纺车的特点，再加上他熟悉的冀中纺车的优点，制造了出线又快又匀的纺车，可以纺出机子线。连绥德劳动英雄刘老安参观后都直叫好，这种纺车被誉为冯振僧式纺车。
王尚荣再次紧紧地握着老冯的手，踏着初到的夜色，亲自把冯振憎送到炊事班门口……
王尚荣身高一米八，体魄威武而英俊，居然也双脚盘膝，粗手大脚，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捻着棉团纺起了线。伴着那“嗡嗡”的纺纱声，王尚荣边纺边说道：“别看棉花团这玩意很轻，要想纺成头等纱，真比射击瞄准还难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不要笑，咱们比一比，”王尚荣突然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看谁能掌握得快，技术高，纺出的棉纱质量最好！”
“旅长拾粪多，纺线也好，这可算得上天下奇闻!”同志们高兴地说。
每到纺线时间，王尚荣都早早地架好了自己的纺线车，认真地边捻边纺。
此时，军营之中，窑洞内外，嗡嗡之声到处可闻，夹杂着人们的欢声笑语，构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交响乐。
“八路军就是行，真有本领，你看人家那高个子旅长，不但会练兵打仗，还会干庄稼活，而且干起了婆姨们干的活，真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咱老百姓的官!”
王尚荣指挥着纺纱竞赛，就像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士一样，这个时候，几十架几百架的纺车排成阵式，场面宏大，有声有色，热闹非凡，甚为壮观。他兴致勃勃地说：“毛主席告诉过我们，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到1944年，全旅生产总值达6万多元，保障了全部自给，度过了难关。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集中20多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直逼延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挥我西北部队，在延安以南的崂山、临真一线，进行了7天7夜的英勇抗击，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和消耗，完成了掩护党中央及边区党政机关、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突袭延安的企图。为了诱敌深入，各个歼灭，西北野战军于3月19日主动撤离了延安。
西北野战军在彭总的率领下，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采用了“蘑菇”战术，青化砭战斗后，敌第1军、第29军主力由安塞掉头东向，企图以其10旅之众，包围、歼灭野战军主力。
敌人经过10多天的“大游行”，已相当疲惫，士气沮丧，困难重重，我军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这时，彭总当机立断，决定由1纵队在蟠龙以西牡丹川、云山寺一线，摆开一个要打仗的阵势，抵抗敌军主力，而集中第2纵队、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合拢包围、全歼敌之135旅。
1纵队独1旅的任务是牵制和阻击敌人，旅部设在王家圪塔，王尚荣任旅长。4月14日下午1点多钟，彭总来到了独1旅旅部驻地。
彭总穿着一身旧的灰色军衣，脚上穿着一双粗布单鞋。他身体结实健壮，有着一副严肃的面容。他双手放在背后，走进旅长住的窑洞。
“尚荣同志，你们准备得怎么样啦?”未等王尚荣回答，他又说下去，“看来，这次要打它一下。”他一面说着，一面走近墙上挂着的作战地图，“胡宗南令驻瓦窑堡的135旅南下，这给了我们打歼灭战的好机会!”
王尚荣站在彭总的左侧后，静听着彭总的指示：“青化砭战斗后，敌人搞大游行，到处扑空，董钊更急于要和我们决战。”话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好吧!就答复他这个要求。那么，你们1纵队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子来。”彭总手指着图上的蟠龙镇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你们把他这一大坨坨引过来，这样，让我们集中力量歼灭由瓦窑堡南下的135旅。”他用右手按住图上的羊马河，显示着他的决心——绝不让敌人逃出他的手掌。彭总在屋里踱来踱去，然后低声地说：“今天的关键问题，在于你们能不能把敌人9个旅拖住……只要你们能拖到下午两点钟，问题就解决了，就算完成了任务。”
王尚荣坚定地回答：“一定能保证完成任务!”并且把他刚才接到各团报告的情况，简要地报告给彭总。
彭总亲切而严肃地说：“尚荣同志，你们今天的任务是艰巨的，又是光荣的。要告诉各级指挥员，要从全局出发。”彭总稍停了一会，最后加重语气说，“你们要把董钊的鼻子牵住，牵得越长越死，我们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王尚荣表示：“是，请彭总放心!”
4月14日上午，敌人第1军、第29军等部9个旅八九万人，在1军军长、前线总指挥董钊的指挥下，在牡丹川、云山寺一线一眼望不尽的黄土山上，从东南向西北，顺着山梁和沟渠遮天盖地扑上来。敌人以为这下子找到了共军的主力，企图同西北野战军决战。
为了迷惑敌人，独1旅同敌人争夺着每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总是经过敌人三次五次的冲击，付出一定的代价，他们才转移到新阵地。
战斗进行到上午10点多钟，东北方向远处传来沉重的炮声，用望远镜望去，远距离70里的上空，浓烟片片上升。
王尚荣对身旁的旅参谋长笑着说：“大概敌人已经进入我们口袋里了！”接着他发出轻松愉快的笑声：“哈哈！现在敌人完全按照彭总的计划行动了！”
“是的，敌人执行彭总命令的准确性与我们并不差。”旅参谋长幽默地说。
午后，东西两边的战斗都在激烈地进行着。
野司的骑兵通信员送来东面战况通报：“今日上午8时，敌135旅沿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10时许，先头部队进至羊马河以北的三郎岔、石家坪地区，进入了我方伏击圈，现已被我2纵队、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全部包围，正在围歼中。”王尚荣看过后，令转告各团，并让他们及时地告诉全体指战员。
旅通信科长报告：“从无线电台监听到西安、延安和董钊指挥部的相互联络，现十分忙乱。”
王旅长听后考虑了一会，低声说：“恐怕是董钊已察觉出自己又走错了一步?!”他立即让旅参谋长打电话：“告诉警备第7团注意，要防止敌人向羊马河方向靠拢，如发现，要坚决堵住它。”并让他告诉其他团：“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小分队的出击，要把敌人死死地拖住！”
敌人的炮弹在旅指挥所山头的前后爆炸着，隆隆的炮声响彻山谷，机枪弹掠过上空，发出尖脆的啸声，但是，正面进攻的敌人，其进展速度却渐渐缓慢下来了。
4月14日下午，王尚荣派参谋姚鹤亭去向彭总报告西面战场牵制敌人的情况。姚鹤亭和通信员小张弛马前往。太阳大偏西的时候，他们赶到彭总的指挥所。彭总的指挥所设在高山顶东侧有阴影的地方，人数不多，大概有七八个人。彭总正拿着望远镜向东观察。
过了一会，彭总坐下来，听完了姚鹤亭对西面战况的报告以后，他笑了笑，表示他对西面的战斗较为满意。他说：“你们打得很好。完成了任务!”
不久，359旅全歼了敌135旅，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禹。
1949年2月1日，根据全军统一编制，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独立第1旅命名为步兵第2师，王尚荣任2师师长。7月，调任第1军副军长代2师师长。8月，率部进抵临夏、永靖，组织皮筏强渡黄河，向西宁挺进。9月5日，率先头部队进入青海省会西宁市，部队驻市内及周围。
西宁解放后，王尚荣留在青海进行剿匪平叛战斗。
这时，隐藏在青海各地的马匪反动军官，纠合封建势力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煽惑少数民族人民，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伺机制造匪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秘密组织了“西北反共革命委员会”、“西北反共救国军”，并委任了各级军官。胡马匪在退出西北之际，联合成立了所谓“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狂叫要“收复青海”，“安定西宁”……
王尚荣郑重地告诫部队官兵：“剿匪平叛的任务仍很艰巨!”
12月5日，这天天刚蒙蒙亮，王尚荣就披衣起床。
当他前脚刚跨出门外，警卫员后脚就跟了过来。“副军长，作战室有紧急电话!”
王尚荣大步流星赶回作战室，原来是2师师长王绍南，发现了马匪5000余人向大通、桥头、孟源地区驻军攻击。
“马上组织反击！我现在就派部队增援你。”
王尚荣立即命令3师7团增援，同时又令2师6团配合3师消灭该敌。
两天之后，匪首韩海如300余人占西宁东之平戎驿及小峡地区，截断兰青公路。在暴乱中，马匪袭击驻军部队，残杀地方干部抢掠粮食物资，威胁各族群众，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犯下了新的滔天罪行。
王尚荣心里窝不住火，他两眼冒出了仇恨的火花。
王尚荣坐不住了，他骑马奔赴2师5团指挥所，亲自率军将马匪全部包围。匪首韩海如当场被击毙。
12日清晨，2师骑兵营在湟中城内，向马英叛匪发动了进攻。在5团的配合下，骑兵营马不停蹄，人不离鞍，一鼓作气拿下桥头镇，当天下午，击毙罪大恶极的青马第8旅旅长、叛乱总指挥马英。王尚荣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2师王绍南师长说：“兵贵神速，打得彻底!骑兵营勇猛冲杀，不畏牺牲，配合5团收复湟中，军通令给予嘉奖!”
是夜，王尚荣结合2师目前工作的新问题新情况，阐明了自己对剿匪平叛的看法——
“在军事清剿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利用匪股矛盾，分化瓦解，把匪首和一般匪众相区别，把马匪和被裹胁的各族群众相区别。在马匪暴乱气焰嚣张之时，我们部队则给予坚决的军事打击。在残匪受到打击张皇失措之时，我们要积极进行政治瓦解，针对马匪煽惑少数民族人民、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制造群众对我军的仇视情绪，我们要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群众工作，教育群众认清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这样使一些受煽惑的群众逐渐认识事实真相，站在人民的一边，为我们提供匪情，配合军事政治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匪徒。”
王时军参谋长听到王尚荣一席话，觉得上了一堂难得的军事课，顿感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情绪一上来，冷不防地竟一拳砸在王尚荣的腿上，让王尚荣一下子跳了起来——
“怎么，马匪找到我们指挥所来了?王时军，你告诉我!”王尚荣一本正经地问道。一下子，大家捂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
军党委对剿匪平叛明确指示：“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大股大剿，小股小剿，有匪剿匪，无匪做群众工作”。平叛战斗的硝烟刚刚平息，王尚荣就深入到军所属的各个部队。
然而，就在王尚荣组织部队加强剿匪平叛，准备进军新疆之时，突然传来了让他告别西北的消息。
中央军委决定，选派王尚荣到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
王尚荣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告诫部队切勿放松，剿匪平叛的任务仍很艰巨!
如今，让他离开西北，他实在觉得太突然了!
然而，更感到突然的是1军的全体将士们!
有的同志不理解地说：“怎么西北战场的枪声刚刚平息，就让副军长离开西北，离开咱们?”
他们得知自己的副军长要离开部队离开西北，有的忍不住呜呜地哭了；有的找个理由，跑到军部，拉着王尚荣的手，动情地说：“副军长，你就舍得离开我们，我们可舍不得离开你呀!”
王尚荣怎么舍得离开这片流过血的土地?
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官，王尚荣知道应怎样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他告别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西北，告别了1军的将士，从西宁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年之后，王尚荣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966年9月1日，专案组以中央军委名义宣布了“王尚荣、雷英夫停职反省”的决定。9月3日，又派两位副总长到作战部召开干部会，动员对王尚荣等开展揭发、批判，并给王尚荣先入为主地定下了“反党夺权”和“企图颠覆总参党委”的罪名。
从9月22日开始，在林彪等人的指使下，作战部召开党委扩大会，对王尚荣进行揭、批、斗。开会期间，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做了要王尚荣“隔离反省”的决定。9月24日，一辆机普车里跳下几名军人，他们七手八脚地不容分说，就把王尚荣押进了囚车。从此，王尚荣被“隔离”在大院胡同12号的一间小屋子里。
10月5日，一份以“军委名义”的电报发往各军区、军种、兵种、学院和总部，电报中点名王尚荣等在总参机关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军委已决定其隔离反省。电报同时列举了王尚荣等所谓的“问题”，要求各大单位把他们“所知道的王尚荣等的一切错误言行进行揭发，揭发材料请直寄总参党委”。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何况是与王尚荣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老战友老同志呢!对于这样一份指令性的电报，许多单位都感到非常惊诧。到10月22日止，只收到五个军区的回电。福州军区的电报说：“因王等同志过去来战区很少，接触不多”，“我们也详细检查了有关的文件、电话记录等，均未发现问题”。沈阳军团、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和广州军区的回电，除“揭发”了一些诸如“要求我们极为严格”，“强化战备值班”等以外，均为“尚未发现其他重大问题”。而许世友、陈再道、杨得志、杨勇、黄新廷、秦基伟等司令员，对林彪、叶群这伙人的“指令”都没有理睬。他们都知道王尚荣是个什么样的领导。
1967年的春天，料峭的春风吹在身上有种刺骨的寒冷。路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冰霜，整个世界都变得一片凄凉。
2月22日，王尚荣被押送到北京西郊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
这里曾经是清朝末年一个落魄王公的小行宫，1911年清朝倒台后，几易房主。抗日战争时期是侵华日军驻屯军司令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华北剿共司令部，也是他们关押共产党要员的地方；解放后，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住在此地。可是现在，它居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关押被“打倒”了的共产党要员的地方!
王尚荣被安置在一间简易平房里，除了一张小床外，别无他物，有一扇小窗，也被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的，就连苍蝇和蚊子也休想偷越“国境”。小窗的下端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正方形小洞孔，洞孔上挂着一小块白粗布帘子，这是哨兵观察情况的专用“观察口”，洞口虽小，但能看清囚室每个角落的“反动阶级斗争新动向”。按照上级要求，哨兵还要通过这个小小的洞口，每隔一分钟观察一次，认真做好记录，看看特犯是在规规矩矩，还是在乱说乱动，或者是在妄想逃避处罚而图谋自杀等。
王尚荣在这个“监护点”里被统一编为“第8号监护对像”。（以后哨兵们都喊他“8号”），在这里同王尚荣一起被“监护”起来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陈再道、彭真、陆定一、林枫、李井泉等一大批元勋。
1967年，作战部党委于6月17日再次派人找王尚荣，极为严肃地说：“你要交代同贺龙、廖汉生的关系，这样对你有利。”王尚荣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名正直的军人，良心和责任告诉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见风使舵。他理直气壮地明确表示：“如果你们尊重事实，我王尚荣与贺龙、廖汉生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关系!”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专案组人员不好向上面交待，当然，他们不会轻易放过王尚荣。
整个1967年的上半年，王尚荣在这里，主要是应付作战部党委派来的专案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诸如交代所谓“家庭问题”，与杨文安、廖汉生、李建良、贺龙等人的“关系问题”。可是，到了下半年，王尚荣除了继续应付好专案组要交代的“问题”外，还增加了一个项目，那就是被军内外“造反组织”进行“揪斗”和“陪斗”。
这些专案组人员，好像都是接受过特别培训似的，整人的花样最多，手段也最狠，连这些担任特监执勤的“哨兵”在背后也议论说：
“他们真狠，继承发扬了国民党法西斯的一套整人方法。”
“他们打人就像上了瘾。”
“就算他们是被俘的人，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一条不虐待俘虏呢!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他们无法无天无政策，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么大胆!”
王尚荣从这些“哨兵”的言谈举止中也发现，这些战士与专案组是两类性质。战士是执行任务的，他们心地单纯，有许多事也是被迫而为，他们心里有许多真善美的东西。他感到，不能因为自己受批斗而向战士出气。
王尚荣与4号囚室的彭德怀、15号囚室的罗瑞卿等一起在千万公众前多次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摧残和凌辱。
有一次他被揪斗回来，被揪肿的两个耳朵像蛤蟆一样，一个月后才恢复原状，但过了一个月又被揪肿了。屁股上的血肉和内裤连在一起，脱不下来，好长时间不脱衣服睡觉。最严重的时候，被打得脸上、胳膊上、腿上，直到全身都是伤。既不能躺，又不能坐，常常站着趴在桌子上，一趴就是半天一宿的。
专案组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说：“王尚荣软硬不吃，他的嘴不软不硬，软中还有硬，真是个难以对付的家伙。”
在与彭德怀、罗瑞卿“陪斗”的时候，王尚荣无论自己被整得头昏脑涨，分不清春夏秋冬，还是记不清白天黑夜，但有一点他总是非常清楚：嘴不可信口而言，不能上专案组造反派的当。
1967年底，根据康生、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的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王尚荣被专案组又列为贺龙组的一个分组，并强令王尚荣要老实交代贺龙的“罪行”，配合好“贺龙专案组”的行动。
按照贺龙专案组的统一部署，王尚荣专案组从1968年元旦开始直至3月下旬，采取了“突击审讯”的方式，对王尚荣进行了面对面的残酷斗争。
有一天中午，午饭后王尚荣被专案组拉到京西宾馆“陪斗”，整整一个下午，他跪在台上5个多小时。专案组人员硬要他低头认罪，可王尚荣反驳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们给我说清楚，我为什么要向我们的人民低头?”
“这真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专案人员用尽了花样，残酷地摧残他，但王尚荣始终没有把头低下。
人民的心里是亮堂的，不少同志在心里默默地说：“王尚荣是个有骨气的人!”
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军队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宣布了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接着调整了中央“二办”、总参谋部和总参作战部的领导班子。
此后这3个月，对连遭残酷斗争的王尚荣来说，得到了一次喘息机会。但是，由于林彪“3·24”讲话中专门讲了一句“王尚荣、雷英夫的案不能翻”，所以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从6月13日起，王尚荣又被专案组抓了起来进行了新一轮的“提审”。先是要他详细“交代历史问题”，要“按月、按季度地详细写出来”，先后写了五次还是通不过，逼得王尚荣再一次对专案组发了脾气。
他把写好的“自传材料”用力往专案组面前一甩，大声斥责道：“你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吧！”
7月16日开始，专案组又让王尚荣重写所谓“反党夺权的专题材料”。王尚荣也因此也摸到了专案组的“脉搏”，知道了贺龙还在受到林彪一伙的继续迫害。为了对付专案组的又一轮“提审”，王尚荣早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你们如何搞新花样，如何搞逼供信，我王尚荣誓死不向你们屈服半步！”
为了要“取得进展”，专案组成又重新制订了“专案审查的计划”，既有“外调查证”的计划，又有“当面再审”的计划。“计划”上报后，中央“二办”于1969年12月22日，再次派人到王尚荣专案组进行指导，在向作战部党委汇报后，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外调”和“内审”，但均无“进展”。
1970年4月24日、7月21日、11月9日，中央“二办”心急火燎地连续派人到王尚荣专案组部署审讯，他们说：“王尚荣的态度很不好，有些罗列现象，不触及主题，顽固不化!现在对王尚荣的口供太不好信了!”中央“二办”和王尚荣专案组共同“研究案情”，他们对王尚荣感到无比头疼，束手无策。
林彪的折戟沉沙，引起了世人深思！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也不免为之震惊，他更加意识到：林彪一伙炮制的所谓“北京政变”、“二月逆流”，完全是为了篡党夺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的诬陷。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为陈毅元帅举行的隆重追悼会，并接见了陈毅的夫人张茜，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是支持他的。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又说，由于林彪的一手操纵，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话犹如春风，回荡京城。
但是，笼罩在神州大地的阴霾并没能随林彪集团的自我暴露而散尽。“四人帮”仍掌握着一部分权力，对被诬陷者的平反昭雪，迟迟不能落实。王尚荣是林彪、“四人帮”为其罗织的所谓在总参搞“反党夺权”、参与贺龙“政变”而身陷囹圄的。他的问题与贺龙联系在一起，贺龙尚未昭雪，王尚荣自然也不能先行翻案平反。
1974年7月29日，毛主席指示：王尚荣、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一定要参加“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还要见报。
30日晚，中央“二办”负责人和专案组的两名同志来到解放军304医院，宣布解除王尚荣的“监护”，但不给他结论。王尚荣表示，不给结论就不出去。他十分坚决地说：
“我等你们做好结论再出去吧!已经被关八年了，这短短的时间我也不急，能等下去。不然，我没法向老婆孩子交代啊!见了老战友又怎么说呢?”
正在这时，妻子黄克跨进了病室，走到了王尚荣的床边。
此时王尚荣心里尚有余悸，他担心专案组又要对他耍什么花招，是不是又要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既然说解除“监护”，为啥见不到黄克和孩子们来看他?
“你来干什么?”专案组人员一见黄克过来了，恶狠狠地问道。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黄克理直气壮地回答。
王尚荣见到黄克进来，如释重负地说：“他们让我出去，却不给结论，你也没有来，我去哪里?”
这时，专案组人员将一张要王尚荣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请柬递给了黄克。接过烫金的请柬，黄克这时才深信王尚荣是真的“解放”了!
1974年11月28日，是王尚荣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王尚荣精神振奋，豪情满怀，尽管在监狱中因“逼供信”而道摧残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还是愉快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30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岳西、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彭清云、管理局局长梁锡昌来到王尚荣处，同他研究组织工作班子的问题。
王尚荣首先申明：“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尽量不给组织上增添麻烦，能适应工作就行。”
很快地，曾经跟随他多年的司机、公务员、秘书等相继回到了工作岗位。
只有一个人，使王尚荣的同事和亲人们很不理解。这就是曾在专案组，一直参与对他“逼、供、信”的那名秘书。
“任何人都可以回来，副总长，就是那名叫×××的秘书不能在这里工作!你可不能太相信这人了。”好多同事这样劝道。
不久，班子配齐了，那名秘书又回来了。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后，既感到惊诧万分又感到十分生气。
黄克态度十分坚决地说：
“尚荣，你怎么用这样的人，还不长教训?他以前是你的秘书，不错，他的工作干得还好。可是，当你落难之时，他不仅背叛了你，背叛了组织，而且还落井下石。你难道忘记了，他成天在审你、批你、斗你!这样的人又回到身边，我不同意!”
“爸爸，妈妈讲的都是实话。用什么人我们不管，你看，你以前的司机、公务员和其他秘书。你放心，我们不放心!”大儿子允刚站在旁边没好气地补充道。
“这些我都清楚。人嘛，都有犯错误出毛病的时候。他参与‘逼、供、讯’，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许多时候也是被逼的呀!在这种是非颠倒的年月，有点过失，我们应该原谅他。”王尚荣耐心地对黄克和孩子们说：“这个人的情况我比你们要了解，他对作战业务较熟悉，有工作经验，适合在机关工作，协调能力也很强。至于他有些问题，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他还年轻，人无完人嘛！做人要大度些，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呀!”就这样，这位秘书再次进入了王尚荣办公室。
事后，王尚荣又反复强调说：“工作人员必须要讲党性，要有全局观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站稳立场，在小的方面，出点问题或有点毛病是可以理解的!”王尚荣这种豁达宽广的胸怀，令周围的同志赞不绝口。尤其是这位秘书，每每谈及此事，仍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干每一项工作，都要站稳立场，甄别真假，否则，就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对不起王副总长的关怀和期望……”
王尚荣的办公室，首先设在北京广安门总参的第三招待所内，可是没几天，邓小平知道后，很严肃地说：“王尚荣嗓门那么大，作为主管作战业务的副总长，他的办公室怎能放在这里?这里什么人都有，来来往往的。”于是，很快地又搬到三座门二楼。
12月9日，王尚荣来到京西宾馆，参加总参常委扩大会议。
军委叶剑英副主席，首先向与会的全体人员介绍了杨成武、王尚荣等四位新任命的副总参谋长，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王尚荣的许多老相识、老部下、老战友，纷纷向他招手示意，有的起立致贺，有的脱下军帽向他挥手，王尚荣的复出，引起了人们的欢悦和热切关注。
叶剑英接着在总参部局、所属院校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又宣布了他们的新任命，这无疑是最大的信任!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副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要注意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使革命后继有人。党委内部要加强团结，每个成员都要识大体、顾大局、讲党性。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王尚荣认真牢记着叶剑英的指示，心里在思考着，站在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将怎样努力工作，脚踏实地地报答党和人民的理解和信任!
是日晚上，王尚荣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去国际俱乐部出席了秘鲁大使巴尔德斯举行的宴会。
1979年1月，王尚荣出任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2月17日至3月6日，参与指挥中越边防自卫还击作战。3月6日，任总参党委副书记。
1980年1月8日，因积劳成疾，住进301医院。随后又赴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治病。
1988年9月1日，离职休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