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1908-1993)，原名王余开，号正林。湖南省浏阳县马跪桥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长沙工人暴动，从事党的交通和兵运工作。1929年参加游击队，次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6师政委，湘东独立第1师3团政委，湘东独立第1师政委，红8军政治部主任，红8军代理政委，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红6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兼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33年获三等红星奖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08年4月11日夜，王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马跪桥村一个佃户家里。父母亲都是忠厚勤劳的贫苦农民。祖父、外祖父，曾参加太平军，反抗过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军。常常向幼小的王震传播、讲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讲述洪秀全的起义、谭嗣同的就义和孙中山的革命。
少年王震为强身御侮，曾随外祖父董香桃学习岳飞始创的大正拳。虽然小小年纪，但一套拳法打得烂熟。
1922年1月，年仅13岁的王震，迎着刺骨的寒风，怀着为救国济世寻求道路的朦胧憧憬，只身来到长沙投身革命。8月，经同乡介绍，王震来到长沙火车站当了一名杂工。在铁路工人的队伍里，他初次接触到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不久，他被推选为粤汉铁路长沙职工分会执行委员和工人纠察队分队长。
1926年9月，王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在入团宣誓时，发生了一件趣事。当王震发现墙上挂的是两个满脸大胡子的人像时，他扭头便走。介绍人莫名其妙，赶忙追出来。王震气愤地说；“是洋人侵略、欺压我们中国人。咱们站上的英籍工程师泛尔华随便毒打我们的工友。你们却挂洋人的像，信仰洋人，还说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介绍人笑着告诉王震，这俩洋人是马克思和列宁，他们是帮助天下穷人革命的洋人。党组织说王震有盲目的排外情绪，入团之事暂被搁置下来。
党组织更加热心地关怀年轻而又倔强的王震。在工人夜校里，共产党员、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李六如亲自为他讲解《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著作，提高他的阶级觉悟。1927年1月，王震在马克思、列宁像前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长沙城，湖南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王震利用火车站长夫和列车伙夫的身份，担任地下交通，先后护送过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离开长沙，其中就有当时长沙方面的工运领袖郭亮和蔡畅等。
1928年，在护送8名党团知识分子到岳州时，因地下组织被破坏，王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和当地群众有计划地寻机在铁路沿线搞破坏，打击敌人，截获国民党部队运输物资，渐渐形成一支活跃的地方武装力量。
一年后，王震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原有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参与组建了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和浏北游击队，开始建立和巩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1929年末，王震与徐洪，张正坤、苏牢等人，组建了中共湘鄂赣边区长(沙)浏(阳)湘(乡)特区委和游击队。王震任特区委书记，并先后兼任游击队长、政治委员，支部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浏北游击队发展成为拥有150余支枪，200余人的武装。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拥有一万余农民的赤卫军第6师，担任政治委员。
1930年9月，浏阳河畔镇头市村北。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王震，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队第6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1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1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分别受伤，王震又兼上了1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呀!”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王震有些腼腆地说。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朗朗的笑声，惹得王震脸红脖子粗，王震连忙说：“毛委员，不敢当，不敢当。”
王震与毛泽东同志分别第四天，接到了湘东特委关于浏北1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战，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可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其中有151人写了请假条，除王震外，仅有2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无疑给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王震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生来不服输的王震没有退却，他组织了几名得力干将分头去各家各户做工作。仅用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队伍出发的时候，王震发现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突然对着队伍大声一喊：“立正！”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令整个队伍为之一振。
队伍很快集合并整齐站在王震面前，王震用威严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又从排尾扫到排头，足足停了一分钟：“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哪像一名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有什么两样!就这个熊样，父老乡亲们看着都丢死人，娘娘他们咋能打仗!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恋家，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吧?谁都知道我们一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今天大半晌走了不过20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还有10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王震一批二激三扬，三两句话就把战士们一股热情激了起来，刚才还是疲疲塌塌的，现在个个变成了小老虎似的。
1930年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刘沛云任湘东独立师师长，王震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1931年底，王震作为湘赣苏区的代表，赴瑞金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王震谈起过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说：王震呢!还有个问题十分重要，这就是要十分注意纠正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苏区中央局已经下发了个文件，你回去后就可以看到了。从报告上看，你们湘赣苏区抓了不少人。反革命分子有一点，但绝没有那么多。你回去以后，凡是关起来，又查不清楚的，都要放出来!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次肃反直到1930年底，基本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跷蹊：村里有的是厕所，干嘛跑到村外?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诉他：“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了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还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便被列入怀疑对象；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笃定。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为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有着重要贡献。
王震在联席会上提出“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淡，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开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活，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入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离开后没过多久，朱昌偕在被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的时候自杀了。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1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
王震冷冷地说道：“是呀!谭处长有何指示呢？”
谭牛山听出王震话中有话，忙小心翼翼地凑到王震身边，眨巴着眼睛，神秘兮兮地说：“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AB团的骨干分子，省委同意我们的意见，判处死刑，立即就地执行。这次你在酃县一带活动，请你顺便完成这项任务。酃县县委的其他人选，省委已物色好了，这次随你前去一同赴任!”
由于朱昌偕事件在王震心中造成极大的震动，于是对有关AB团，王震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他边整理行装，边瞟了谭牛山一眼：“说张平化是AB团，都有哪些根据?”
“据三人以上供认，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破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却说这祠堂烧得太可惜，还说什么‘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1930年，解除袁文才、王佐部的武装，处决袁、王匪徒，张平化却极为同情。”
“完了?”
“完了!”
“好，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王震说，“我到酃县后，再调查一下张平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罪状!”
王震到达酃县便去找张平化。年近25岁的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正在自己堂屋的房顶上拾掇房子。
张平化把两手的泥巴在衣服上蹭了儿蹭，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王政委，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听到过您的大名了。”
王震上下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位极其精干的小伙子，然后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在永新也听说了你张平化的尊姓大名喽，特别是最近听得更多了。”
稍加安顿后，王震便开玩笑地对张平化说：“我得向你请个假，到村里去走走好吗?”
张平化瞬间涨红了脸：“哪里哪里，王政委你这不是骂人吗，我哪里敢当。”
王震握着张平化的手说：“不要这样说，你忙你的，千万不要干扰你的工作。”
接连两天，王震找了各类人员数十人调查，逐步了解了张平化。当他得知张平化家总共11口人，其中有7人已经为革命献出生命时，王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暗暗对自己说：对朱昌偕同志，自己未能保护得了，留下终身遗憾；对张平化这样的革命同志，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能让他倒在自己的枪口下，也绝不能让张平化家为革命献出第8条生命。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湘赣省委宣布对你的新的任命。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百事缠身，很难同时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经研究决定，免去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
接着，王震依次把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甘步衢、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介绍给张平化。张平化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张平化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是王震冒杀头危险救了他。一时间，张平化如久梦方醒。
张平化的事还没彻底解决，如何处理600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儿又摆到了王震等人面前。
王震、袁德生、李天柱等坚决主张：对羁押的600余名可疑对象迅速清理，没有确凿的证据，立即释放。
谭牛山两手撑在桌面上，眼里喷射出咄咄逼人的火：“这600多人全都有确凿证据才关押的！”
“全都有确凿证据?”王震把目光迎了上去：“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些小AB团无疑!”
王震提高了嗓门：“这是胡说，这帮孩子连‘AB’两个字母都不认识，怎么能成为AB团，这不是天下怪事?！”
谭牛山想说什么，看到愤怒到了极点的人们，终未说出话来。
“我同意对关押的600余名可疑人员进行清理。”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现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打破沉默：“我们的肃反工作，确实犯有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这不光表现在红校，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都是挑了又挑，都是政治上可靠，可以说身正根红，结果没过几天，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其余大部分被逮了起来。这AB团莫非将人人都卷进去不成?”
主管纠察大队工作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土杰坐不住了，未等张启龙把话讲完，他将袖子往上一撸，“啪”将手掌砸向桌面，尖声喊叫：“不许你诬蔑我们工人阶级!我的纠察大队每捕杀一个AB团分子，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你有理讲理，少在这里摆谱！”王震冷冷地说道。
刘士杰见王震接过话头，嘴张了张，但未能发出声。
王震继续盯着刘士杰：“问题恰恰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是从哪儿供来的?”王震说到这里，突然用手重重一击桌面，“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刘士杰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低下了头。
自此，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贺龙做红娘，王震与女大学生“速战速决”，速成誊属。抗日晋西北，戎马夫妻双方投入血与火的“罗曼蒂克”……
1937年深秋，24岁的王季青随北平、天津等地的三四十位流亡学生，来到了晋西北八路军第120师前线。
说起来也巧，入伍后不几天，师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创建抗日政权，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等人特意把王季青介绍给前来开会的359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像是不谋而合，他们都报以“意外”的关心和热情，希望二人能够结为百年之好。
王季青当时在师部政训处当宣教员。虽未见过王震，但对王震及其领导的359旅却并不陌生，早有敬慕之情。今日一见，在贺龙、关向应等首长有意的介绍下，怦然心动是自然而然的。
王震当时骑一匹枣红马，穿一身瓦灰色军装，腰间束着宽大的牛皮带，腿上扎着威风凛凛的裹带，老远见贺龙、关向应等首长站在门口迎候，他便勒住马缰，矫健而轻捷地从马鞍上跳下，快步奔过来，一一向大家敬礼、握手。当他意外地发现王季青，稍有些莫名其妙地举手敬礼并与她握手时，周围便“哗哗”响起一片更是莫名其妙的掌声。王震的脸红了，一下明白过来，上了贺老总们的“圈套”了。可是别无选择，他正握着人家女同志的手。所以，只好冲着人家，不是滋味地笑。王季青也看着王震笑。而大家都冲着他俩笑，自然是意味深长。
散会后，贺龙特意将二人留下来，端着烟袋锅抿动着一嘴漂亮的胡子，开门见山地说：“怎么样，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文武之道，蛮般配哩！”
王震摘下帽子，“噌噌”搔了搔剃得光光的头皮，说：“是啊是啊，我今年都29啦！”王季青不言声，只是笑。
贺龙问她：“要不要对我们这位旅长作进一步的考察？”王季青忙说：“组织上已经考察他这么多年了，还用得着我考察呀！”
贺龙得意地将烟袋锅从嘴边摘下来，爽笑道：“好，我来做红娘！”
就这么简单，迅速，即如一颗射出去的子弹。贺龙几句话，不几天，在他的刚刚收复的岢岚河畔一家简陋的农舍里，120师政委关向应亲自主持了王震和王季青的婚礼。
从见面到认识到结婚，也就那么几天时间，用关向应的话说：志同道合者一见如故，才有这战场上的“罗曼蒂克”。而王震说得更干脆更幽默：么子“蒂克”，这叫“速战速决”！
婚后第二天，王震要回359旅。贺龙饶有风趣地问王季青：“季青同志，如今你是359旅的人啦，是跟王胡子去359旅，还是继续留在师部？”
王季青嫣然一笑：“既然我是359旅的人啦，那我就去359旅吧。”王震也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对对对，去359旅！”
王季青随王震到了雁北，在359旅司令部当指导员。就在王季青到359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王震率部与日寇先后进行了70余次战斗，歼敌2000余人。
1938年秋，这对戎马情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时，王震正率部在邵家庄一带与敌田中大队激战。当师部的一位参谋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随口应了声：“噢，知道。”连头也没抬，全身心地投入全歼田中大队的伏击方案的运筹之中。
当把田中大队一举歼灭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就问那位参谋：“哦，你曾报告过么子事？”
参谋说：“王教员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已经好几天了。”
王震听了，哈哈大笑：“好么好么，老子打鬼子后继有人啦！”
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兵。
战争年代，被人们尊称为“王胡子”的王震将军，在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上，表现得格外的“固执”。
1936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继续北上的决定，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向洮河西岸退却，使红二方面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为了尽快摆脱这种险恶的处境，红二方面军立即朝陕甘边境转移，向中央红军靠拢。这时王震因忧虑红军安危，日夜操劳战事，再加生活艰苦，面庞日渐消瘦，但他的络腮胡子却长得既密又长。同志们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十分坚决地回答：“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
10年以后，中原军区的部队在分路突出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后，王震率领两个旅边战边走，直到进入人烟稀少的陕南山地时，敌人还在前堵后追，部队仍未脱离险境。此时，全军的安危系于王震一身，他倾全部心血指挥部队同敌人周旋，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身边的同志看到王震的胡子又长得很长了，关切地提醒道：“司令员，你的胡子该刮一刮了!”得到的仍是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把部队带回延安，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已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此时，胡宗南集团也被我西北野战军发动的强大攻势，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为了彻底消灭还在垂死挣扎的敌人，西北野战军及时作出了发起冬季战役的部署。在一个秋风习习的深夜，警卫员拿来一件新棉袄轻轻披在正聚精会神拟制作战计划的王震身上。
翌日清晨，王震忽然发现晚上穿的不是自己那件破棉袄，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警卫员忙向他解释：“现在部队都换装了，那件破棉袄补丁摞补丁，补丁的颜色又不一样，实在没法再穿了，我就重新给您领了一件。”
王震听了很不满意，当场逼着警卫员拿那件新棉袄去换原来的旧棉袄，直到警卫员完成了任务，他才高兴地说：“别看我‘王胡子’衣服破，人可不破。359旅南征通过陕南时，我穿的就是这件破棉袄。胡宗南听侦探说，我穿得很破，像个马夫、伙夫，就下了一道命令，见到八路军的马夫、伙夫就抓。当年胡宗南没有抓住我，现在该轮到我抓胡宗南了。不彻底消灭胡匪，我‘王胡子’决不换新棉袄!”
七七事变后，红军统一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王震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率部挺进晋西北。但是，不久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集结重兵进攻延安，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中央军委不得不先后从抗日前线调358旅、359旅回防边区，加强防御力量。
1940年秋，王震根据朱德的指示，率359旅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歌曲，进驻南泥湾，开始了王震将军军垦事业的第一步。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离延安市90里，三道河的两岸有1.5万亩肥沃的土地，可耕用面积达100万亩，但由于地处荒僻，人烟稀少，部队刚进驻时，没有住房，没有工具，没有种子，而且干部战士的思想不统一，认为种地是农民的事。
王震一边做官兵们的思想工作，一边自己动手干起来。他给自己铸了一把大板镢头，每天都去跟战士们一起挽起袖子、抡起膀子挖生地开荒。渐渐地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一起想办法，克服重重困难，安扎下来。
经过3年的努力，到1943年，359旅用镢头和汗水开垦出了片片肥田，建起了一排排窑洞，养起了成圈的牛羊，连年的丰收使全旅每人领到1条新毛毯和1套黄呢军服，彻底改善了南泥湾荒凉的面貌，呈现出“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景象。
1943年9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及边区政府领导视察南泥湾时，王震向毛主席汇报说：“部队已经做到了完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毛泽东称赞王震“有创造精神”，说359旅是“发展经济的先锋”，并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自力更生。”此次考察，毛泽东在阳湾村住了七天。
在现代中国，延安的南泥湾已经成为一方名胜；359旅，也成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象征。一曲“花篮的花儿香”的南泥湾歌声，穿越历史，唱到新疆大漠，唱到鹰厦铁路，唱到东北荒原，唱到海南胶林……
1944年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胜利地发展。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为了打通补给东南亚各地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兵数十万，丢掉了华中、华南、西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则展开了大规模的局部反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发展南方的战略决定。
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并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为了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部队在南征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人组成支队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王震为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为支队政治委员。支队下辖4个大队，共4200人。359旅留下的部队，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的干部9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随同支队南下。
1944年11月1日上午，南下支队全体人员集中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上举行誓师阅兵仪式。王震带领全体南征战士庄严宣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1月10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踏上征途。
支队离开延安后，经延川县到达清涧，休息了3天后进驻绥德，21日渡过黄河进入晋绥边区。为了查明前进路上的敌情，支队在边区吕梁山区的刘家会停留了7天。11月30日，支队从刘家会出发，冒雪通过离(石)临(县)公路和离(石)岚(县)公路，到达离石县的鸦儿崖，越过同蒲铁路后，不久即进入晋南的太岳山区，准备南渡黄河。
行军中由于天下大雪，异常寒冷，支队多人冻伤，脚部冻伤残废者30多人。经过侦察发现，在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黄河渡口已结成厚二尺、宽一公里的冰桥。12月27日，支队顺利地越过冰桥，到达黄河南岸，当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喜讯。
30日，毛泽东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50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并指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环境决定。”
越过黄河，支队便离开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河南地区。河南省境内的平汉铁路以西的日军占领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有30至40公里的间隙地带。在此间有地主恶霸、封建帮会组织的杂色武装盘踞。支队决定对这些武装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支队通过这一地区时，他们大多让开了通道。但是，当12月29日支队在千秋镇附近通过陇海铁路时，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所部的阻拦，当即将其击溃。当天下午，支队徒涉了冰冷的洛河。31日，支队进到宜阳县境内，度过了1944年除夕和1945年元旦。这里的群众十分贫困，支队大部分连队以小米粥加红萝卜度过了新年。
经过在日军与国民党军间隙地带的10天行军，支队逐渐进入了敌占区。1945年1月7日，在鲁山城西之耿集附近，打退了日军百余人及坦克、装甲车7辆的阻拦。支队第3大队以一个加强排占领有利地形坚决抗击，掩护主力通过。在战斗中，全排有18人牺牲，其中战士杨正春以手榴弹炸毁日军3辆坦克后英勇牺牲。此后，支队经过几天的雪地行军，通过日、伪、顽结合部，到达确山县的仪封镇，16日，在确山县以西的瓦岗寨附近击退了与支队遭遇的百余名日军。19日，支队在确山以南越过了平汉铁路，26日，进入新四军第5师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
当支队接近鄂北礼山县(今大悟县)三里城，正准备与新四军5师派来的接迎部队会合时，突然受到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的阻拦。两军部队当即共同对日军发起攻击，迅速全歼日军。两军会师共同打了胜仗，真是双喜临门。
1月29日，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5师举行会师大会。随后，南下支队向5师和边区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全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17天，接着又踏上新的征途。
2月14日，南下支队告别了5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向鄂南挺进。5师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第40、第41团配合南下支队渡江和在鄂南建立敌后根据地。此时，长江两岸主要城镇和要道均为日军控制，其余地区为土顽盘踞。南下支队的先遣部队预先在黄冈及其以东准备好渡江器材，并控制了滩头阵地。支队主力则于19日至23日分批顺利地渡过长江，接着迅速南进。
支队渡江以后，被日军发觉紧紧追赶。2月26日下午，大冶日军300余人尾追支队至大田畈。支队命第1、2大队与日军激战至午夜，歼敌百余人。支队伤亡30余人。1大队2连连长朱新阳身先士卒，夺敌马刀杀伤敌10余名，身负重伤后壮烈牺牲。
大田畈战斗后，支队继续南进。在张体学部协同下，3月3日一举攻占大幕山，6日又攻占金塘、大源。
根据原定计划和当前情况，南下支队决心在湘鄂赣边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南发展。遂将南下支队番号撤销，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下简称“抗日救国军”)。将原4个大队扩编为5个支队，并颁布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地表达抗日救国军的性质和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为行署主任，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军区下辖湘北、鄂南两个军分区。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地执行进剿抗日救国军的计划。平江城陷入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合击之下，抗日救国军不得已于4月15日撤出平江城，并将部队主力分散到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之间广大地区内，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国民党顽军合击平江扑空后，又举兵北犯。抗日救国军给顽军以重大杀伤后，暂时向鄂南地区转移。为了巩固和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边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将鄂南划分为4个分区，边区党委转移到咸宁、崇阳和蒲圻地区工作，并决定王震率主力一部挺进到湘中之湘阴到衡山铁路两侧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
1945年5月10日，王震率部由鄂南出发，沿粤汉铁路东侧敌占区前进，16日进至平江以西的栗水港地区时，国民党顽军4个团阻住去路。王震即率部队返大云山、药姑山展开剿匪作战，待机南进。5月下旬，抗日救国军占领大云山之后，国民党顽军两个师向其发动新的进攻。6月6日晚，部队与顽军一师遭遇，激战一夜，终于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2支队支队长陈宗尧腹部中弹牺牲。
6月下旬，王震率部由湘北地区再返鄂南。部队自从来到湘鄂赣边以来，一直处在同国民党顽军反复周旋中。天气渐热，指战员们感到十分焦虑。这时，得到中共中央及时的指示。6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的长篇指示电。
湘鄂赣边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第3支队留在临乡以东执行协助鄂南发展湘北的任务，主力部队即刻向南进军。7月5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继续南下的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南下部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并获悉359旅第2梯队已出发南下，又听到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在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后，冒着江南酷暑，于7月7日开始了向湘粤赣边区的长途进军。
南进部队从鄂南的通山、咸宁地区出发，沿粤汉铁路两侧经蒲圻、崇阳、临湘、岳阳、湘阴、平江、长沙、宁乡等县，于7月30日进至湘潭以南的上方桥一带。在这里，决定将第4支队留在湘潭地区发展抗日武装，主力于8月5日继续南进，从湘潭、衡山间渡过湘江，于半月至一月内到达湘粤边，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美国也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8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南下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欢庆抗战胜利声中，继续火速南进，至攸县地区时，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阻击；进至永新东北地区时，又受到国民党顽军的进逼。为了摆脱顽军的追堵，继续南进，乃转道东南，翻山越岭，冒雨行军，于8月17日进到桂东西南的八面山。
国民党顽军又集中了8个团的兵力围攻八面山。部队于19日夜越山岭，走小路离开了八面山，24日进入江西省境内的崇义地区，并继续向汝城、仁化地区前进。25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部队接着摆脱了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和追击，进入粤北之南雄、始兴地区。
这时，广东区党委所派之东江纵队一部已开始北上，前来迎接南下部队。但在此时，南进部队的困难处境愈加严重。国民党顽军从南北两面围追堵截。南进部队就地立足困难，继续前进又不可能。于是决定挥师北返，并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29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
部队在北返期间，继续受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穿过江西、湖南两省边境的崇义、桂东、永新、莲花、萍乡、浏阳、平江等县境，经过24天的艰苦行军，于9月23日返回鄂南地区。接着渡过长江，胜利地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5师第二次会师。
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王震、王首道：“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5师主力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王震：“南支在王、王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
此次南征由延安出发，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到1945年8月抵达广东省北部地区，辗转行程一万余公里，战胜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越过了山岳河流的险阻，克服了严寒酷暑和饥饿病伤的困难。毛泽东称赞他们的南征为“第二次长征”。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指挥西北野战军第1兵团转战西北战场。胡宗南的主力被基本消灭后，他又指挥部队同兄弟部队一起，向负偶顽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打得马匪节节败退。
在占领马匪的驻地青海省豁镇的当天晚上，王震和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同住马家公馆的会客室。当王震检查完部队宿营情况，回到这个会客室休息时，发现作战科的同志全部睡在地板上，房间内仅有的一张光板床上铺着自己的行李，便马上走到床边，说了句：“这是谁干的好事!”动手就把自己的行李往地下铺。
大家见了，忙上前劝阻，说：“还是司令员睡在床上好，地下这么挤，空着床干什么?”
王震听了，觉得此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于是，他朝作战科的同志看了看，点名让一位姓陈的参谋把行李搬到床上，自己睡在地下。陈参谋哪里肯搬，非坚持让司令员睡在床上不可。见用商量的口吻不能解决问题，王震当即板起面孔，严肃地下了一道风趣的命令：“我‘王胡子’命令，让作战科陈参谋睡床，不得违抗!”
“太不应该了，司令员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啊！”但命令终归是命令，这是一定要执行的。无奈，陈参谋只好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很勉强地把自己的铺盖往床上搬。
看到陈参谋如此神态，王震笑了，接着便向他补充起下这道命令的理由：“我们进军大西北，要数你陈参谋最辛苦，除了背武器，背包外，还要扛上一大捆地图和测绘器材，当然应该优待你睡床嘛!”
1949年3月，王震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被毛主席单独召见，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上来。”听完主席的话，王震立刻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主席手中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同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主席包尔汉相继宣布起义。毛泽东再次召见王震，正式将进军新疆、经营新疆的重任交给他，说：新疆比你过去经营的南泥湾要大一万多倍……希望你到新疆后能超过左文襄公，把新疆建设成美丽富饶的乐园。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沿路植柳，被称为左公柳，诗人杨昌浚曾因此留下佳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1949年10月初，王震率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进军新疆，也挥毫留下豪迈诗句：“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10月12日，1兵团指战员高唱王震作词的战歌，兵分两路，攀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横穿浩瀚无垠的戈壁大漠，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重任，于11月6日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刚刚解放的新疆和全中国一样，欢呼过后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王震到达迪化的第二天，便与陶峙岳及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高层会见，共同商谈建设新疆的大计，同时派出一个师，由师长程悦长率领追剿美国特务马克南为首的乌斯满土匪。
随后，又请来土壤专家、水利专家、水泥专家和植棉专家等，共同为建设新疆出谋划策。大家一致认为，新疆矿藏丰富，尤其煤的储量非常可观，却从未开采，当务之急就是开矿，解决燃料问题。
王震立即到地质部门了解，得知新疆的煤质优良，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作工业炼焦，但由于新疆地质结构复杂，又没有开矿经验，当地地质部门缺乏技术人才，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于是，王震发电报给李四光教授，让他推荐一名矿业勘探专家到新疆来帮忙，李四光回电说，他有一个学生叫王恒升，就在新疆。
王震听后欣喜万分，但查来查去，却发现王恒升因为历史问题，正在监狱里接受改造。有干部说：在押犯人怎么能用？出了问题谁负责？王震斩钉截铁地说：“王恒升这个人我用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我们是共产党员，连一个犯人也不敢用，算什么共产党员；连一个犯人都改造不过来，算什么共产党员。”
于是，王恒升被王震从监狱里放出来，并任命为工程总指挥，王震任副总指挥，开始兴建新疆第一座煤矿——南山露天煤矿。
在各方面工作初步理出头绪并开始实施后，王震又想：新疆出煤了，又有铁矿，为什么不建一座钢厂呢？于是，他亲自到上海，请陈毅市长帮忙，聘请上海民族资本家兼冶金专家余铭钰担任新疆钢铁厂总工程师。
为了请到余铭钰，他几次登门拜访，态度恳切，当余问他：“建钢铁厂是需要很大资金的，新疆能有这么大能力吗？”王震干脆地说：“资金你不用担心，目前，新疆还有20万军费，这笔钱大部分可以用来搞建设。”
但是，动用军费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中央批准的，为了抢时间，王震再一次“独断专行”，“先斩后奏”，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复之前，就以“暂借”的名义“挪用”了军费。新疆八一钢铁厂就这样建起来了。
晚清重臣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以及西征新疆期间，曾对西北用兵作过如下感言：“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
进疆以后的王震，所面对的与剿匪戍边、发展地方经济同样迫在眉睫的也正是十多万驻军的粮饷问题。因此建国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号召，制定实施“屯垦戍边”的战略部署。
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王震和副司令员陶峙岳多次到各驻疆部队，勘察土质，寻找水源，制定规划，并带领11万驻疆官兵，向天山南北的荒山秃岭进发，再次掀起了一场大生产运动。
王震像当年开发南泥湾一样，和普通士兵一起拉爬犁、筑公路，挖河渠，分别在阿克苏、伊犁、塔城、奎屯、石河子等地安营扎寨，仅1950年一年，就开垦荒地83万亩，收获粮食6800多万斤、棉花7500多担、油料370多万斤，又饲养了大量牲畜，从而缓解了国家经济困难、军费不足的压力。到1952年底，驻疆部队自产的粮油除了自给自足以外，已有盈余，还将大量棉花支援了内地。
1954年10月7日，根据王震和王恩茂两位将军以新疆军垦的成功模式和经验提出的建议，经国务院批准，一个由王震率领进疆时的人民解放军1兵团一万余人、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的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十万人和新疆民族军的部分官兵组成的、专门从事边疆农业生产和建设的规模宏大的新组织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当时中央有不少人对设立建设兵团持反对意见，尤其对王震带领部队搞农业生产表示不解和不信任，毛主席听到意见后，还是像当年一样说：“要相信有创造精神的人。”
新疆建设兵团的成立，不仅解决了驻疆部队就地转业的安置问题，全国大量复转军人、青年学生，也纷纷满怀豪情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1954年2月，中央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是年深秋，王震在去黑龙江看望赴朝鲜战场参加铁路建设回来的铁五师时，在密山、虎林一代发现了被称为“北大荒”的大片沉睡千年、荒芜而肥沃的黑土地时，又萌发了就地安置老兵的想法。
于是，他尽最快速度请示汇报，得到中央和铁道部党委的批准与支持，又马不停蹄返回东北，立刻批示铁五师组织先遣队，开始勘察北大荒，在虎林县境选址，建起第一座北大荒军垦农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部队农场。
随后，中央批准王震以铁道兵工程收入兴办农牧企业，开发荒地资源，于是，铁道兵再次复转9个师，开进北大荒。很快在这里建起一系列以铁道兵部队番号851、852、853……命名的军垦农场。
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建设兵团曾一度因为客观原因被撤销，王震出于大局考虑，写信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阐述建设兵团存在的意义，说“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力量，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在王震的一再坚持与努力下，不久后，邓小平批准恢复新疆建设兵团建制。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刻，龟缩于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妄图趁我国经济极度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中共中央从战备出发，决定修筑鹰厦（鹰潭至厦门）铁路。
鹰厦铁路北起浙赣铁路的鹰潭，经武夷山脉，全长694公里，是华东地区出海的一条铁路干线。福建人民盼望这条铁路盼了整整5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福建还没有铁路。
王震从全国各地调10万大军，奔赴工地。
可是，由于施工紧急，只盖了一些简易屋子，地皮潮湿，通风不畅，加上部队从北方而来，气候不大适应，许多人病倒了，大多患了疟疾病。
王震除命令医务人员紧急治疗外，他要立即改善官兵生活条件——把临时屋子搬到干燥的地方。
王震先给某县县政府打电话联系，电话是政府办公室接的，对方问有什么事？王震说，想借用贵县地皮。对方为难了，说：这么大的事，必须请示县领导后才能答复。第二天，王震再打电话给该县政府办公室，回答说县长还没有答复。第三天再次打电话催问，回答仍然是县长没有答复。王震考虑，占用地皮，在农村是大事；同时，施工人员病着，人命关天，地皮之事不宜久拖，必须亲自跑一趟。
王震知道县长一定很忙，最好赶在县长上班时间赶到县政府，把县长“堵”在办公室。这天，王震老早便乘坐吉普车奔县城去了。王震一向不注意穿着打扮，一身破旧的军便服，脚上仍是老山羊鞋子，胡子拉碴，一身老农民装束。
吉普车开到县城，距离县政府老远，便让车子停下了，步行到县政府门前，正好听见上班铃响，他心中暗喜：今天，准把县长堵住啦！为修铁路，中央早已向各县发过通知，请各县大力支援。若把急需地皮的事向他们讲清楚，县长会通情达理的，如果县长办事干脆，当即拍了板，问题立即就解决了。
王震满怀信心地走到县政府门口，这时，迎面走出一个满面红光、衣冠楚楚的干部。王震快步走上前，笑呵呵地问道：“请问，县长在办公室吗？”
那干部打量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你找县长有什么事？”
王震依然笑呵呵地说：“想解决住房问题……”
“县长不在！”那干部愈显得不耐烦，“县长早出门了！”
王震很后悔，来前应该先打个电话来，和县长联系好。这不，又白跑一趟。许多干部、战士们都病着，病号着急，工期更急。他想再问问那位干部：县长是出远门了，还是就在县城什么地方？当转身再望时，只见一辆小轿车开过来，那干部钻进了车，小轿车迅速开走了……
王震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子，转身进了传达室，见一位老头儿正打扫卫生，便问：“老人家，你看到你们县长什么时候出去的？”
“你找县长？那你怎么不把他拦住？”老头儿惊诧地问。
“把谁拦住？”王震感到茫茫然。
“就是刚才那个人呀。”
“刚才那个人就是县长？”
“是哩，又搞歪门邪道去了！”
王震问：“刚才出去的县长，工作不太好？”
“不干正经事儿！”
王震感到蹊跷：“这不怪了？这么说，不做正经事的还能当县长？”
老头儿还要说什么，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
王震愈发觉得老人家心里藏着许多话，便坐了下来，说：“老师傅，咱们能聊聊天吗？”
老头儿上下又打量了王震一番，说：“看样子，你是个老好人，也有苦楚，你是来上访的吗？”
王震顺口答应说：“是，是，就是有苦，才专门来找县长说理来的。”
老头儿给王震倒了一杯茶，似找到愤怒地喷泻口：“我看你走正了门儿，找错了人儿了！你以为他慌慌忙忙地走，是办公事去了，呸！拿着公家的钱，坐着公家的车，又忙活他的私事去了，忙不完的私事哟！”
王震问：“一个县长，是全县的父母官，不做公事，哪能总办私事呀？”
“道理是这样，”老头儿愤愤地说：“自家的私事办完了，还有他七大姑八大姨家的私事，无尽无休，没完没了……”
“没人监督他？”王震惊诧地问。
“监督他？他一人在上，万人在下，”老头儿也惊诧地反问。
“你们为什么不告状？”王震又问。
“告状？”老头儿脸上露出鄙夷不屑的笑容，“你告官，还不是告自己？”
王震愈听愈觉得不是滋味儿，便与传达室的老师傅告辞，进办公楼里去了，到各科局转了一圈，心中更加充满了愤慨和怨恨：这是个什么县长，如此下去，全县的工作怎能搞好？
天近中午了，机关的人们陆陆续续往外走了。王震问传达室的老师傅，县长是否还回机关来？
就在这时，一辆小轿车远远地开来了。
王震站起来，走出传达室，站到了办公楼的大门口，静静地等候着。
一会儿，小轿车开进了大院，缓缓地停下后，那县长钻了出来。
王震迎上前去，不无讥讽地问：“你就是本县的县太爷吗？”
县长先是一惊，他上下打量了王震一番——这不就是刚上班时来的老家伙嘛？便没好气地问：“你这个缠磨鬼，有什么事么？”
“我就是跟你要点地皮，解决点住房……”
县长没等王震把话说完，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去！你想解决住房，我手上也没有几座住宅楼，到你们单位去解决，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王震说：“我们单位没办法解决，才专门找你县太爷来的……”
县长听眼前这个老家伙一口一个“县太爷”，心中挺不是滋味儿，便像轰赶苍蝇一般：“你赶紧离开这里，我事情多得很，没有闲工夫跟你瞎纠缠！”
说完，便大步向楼里走。
王震一步跨上前，拦住县长：“你这位县太爷莫急着跑嘛，我等你整整一个上午了，你若是不给解决，耽搁了大事，咱们可是算不清的账呵！”
“你跟我算什么账？”县长恼怒了，“一个住房的区区小事，还要找我县长解决，岂有此理！”
说着，再不理睬王震，径直向里走。
“站住！”王震大喝一声。
县长一怔，又打量了王震一眼，鄙夷不屑地“哼”了一声，旁若无人地向楼上走去。
王震怒火冲天烧，上前拉住了县长：“你不能走！”
县长使劲拨开王震的手，斥道：“老混蛋，滚开！”
王震毫不示弱：“你怎么骂人！”
这时，下班的机关干部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围了过来看热闹。
王震继续说：“我来找你县长大人解决问题，你不仅不听，不给解决，还张口骂人，算什么共产党的县长？！倒像国民党的县长！”
县长脸色似变了形：“我骂你算便宜了你，你再与我纠缠，我就下令抓起你！”
“你敢随便抓人？”王震更生气了，“你大县长太无法无天了！”
县长抬眼望见县政府办公室的人，命令道：“你去给公安局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来人！”
王震笑着问：“你真的要抓起我吗？”
县长耸了耸鼻孔，发出一阵冷笑：“抓你个老东西算什么？我是县长，这县里我说了算！”
王震不仅不恼，反更加镇静，问：“你县长的权力这么大？”
“你后悔了？”县长得意忘形地说，“你后悔晚了！”
说话间，警车呼啸而来。人们自然让开了一条道，神色惶然地望着王震，心想：这位老人家真不识时务，真的要遭灾难了！
果然，警察们向县长问了几句什么，上前便扭住了王震的胳膊，“咔”地一声，将白花花的手铐套在了王震的手腕上。使劲一推，险些把王震推个跟头。
王震问警察：“你们要带我走？”
警察不理睬他，连拉带推地把他往警车里塞。
王震恼怒了，大喝一声：“给我打开手铐！”
县长手一挥，又命令：“押走！”
警察们拥着王震上了车，警车发动了，发出隆隆声。
就在警车要开出机关大门时，王震带来的那辆吉普车开来了，司机听说首长被公安人员当罪犯给抓了，急忙赶来了，他跳出车门，站在了路中央，挡住了警车的去路，连连向警车摆手，示意停车。
警车不予理睬，依然向外开着。
警卫员急了，一步蹿上警车，喊道：“你们放了王司令员！”
然而，警车仍不理睬，呼呼地向外奔跑着。
就在这时，门外开来一溜小轿车，车上人向警车摆手，警车才停下了。
许多机关干部们呼啦啦迎上前去，当他们看清来人时，都规规矩矩站定了，唤道：“许专员！”
王震的警卫员高声喊：“他们抓了我们的首长！”
许清顺专员听了警卫员的话，忙打开警车车门，把王震扶了下来：“王司令员，让您受惊了！”
机关干部们都惊呆了。
王震跳下了车，手上仍戴着亮晶晶的手铐子。
许清顺专员命令道：“还不把手铐打开！”
警察这才觉察到捅了乱子，心神慌乱地给王震打开了手铐。
“谁让你们乱抓人的！”许专员斥道。
顿时，县长脸色吓得没了血色，颤抖着声音说：“我，我……不知道他是……”
王震狠狠地瞪了县长一眼，强压抑着内心的愤怒：“你没有枪毙我，算我王震命大，多谢你县太爷手下留情了！”
县长愈发惶恐不安：“首长，我，我……”
王震转身对许专员：“我还要感谢你这位专员呵，没有你前来救驾，我王震今天真的要锒铛入狱了！”
许清顺专员说：“首长，省委给我们打电话了，说工地上的干部战士因为住房条件不好，病了不少，要我们协助解决好，占用点地皮，我们全力支持！需要多少，就给多少！”
王震兴高采烈地说：“这样，我代表铁道兵全体指战员谢谢你了！”
许清顺专员说：“谢什么？支援修筑战备铁路，是每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还需要我们做什么，请王司令员指示，我们一定努力做好！”
接着，又拥来许多人，吵吵嚷嚷，像是吵架来了。
许清顺专员迎了上去，问：“乡亲们有什么事？”
一位小伙子气愤地说：“我们村子里要盖房子，买了木材，早交了现钱，可是，县长去了，不交一分钱，硬是把头等好木材都强行要了，我们的房子都搭起了架子，没了木材………”
许清顺专员问县长：“此事属实？”
县长晃了晃身子，似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有急用场嘛！”
一股无比的愤慨强烈地冲击着王震的胸腔，他气得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鼻翼由于内心的激动张得大大的，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往后伸展下去，吼道：“你这个县长，实在太不像话了，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是给党贴了金，还是给党抹了黑呵！”
许清顺专员目不转睛地望着县长足有三分钟，说：“你要好好写出检讨！”
县长彻底蔫了，嗫嚅地说：“是，是，我写检讨……”
“不是写检讨的问题”王震断然说，“你的所作所为，哪还像个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要坏，你根本不够当县长的资格，我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宣布：撤掉你这个县长！”
蓦然，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会心地笑了。
一会儿，不知谁带头鼓起掌，顿时，院子里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王震请许专员带他走进县政府办公楼，并请许专员接通了省委叶飞书记。他对着话筒说：“叶书记呀，我是王震，你这个县长太不成样子了，我胆大包天地把他的县长职务撤了，详细情况，我立即给你写个材料去！”
叶飞爽快地答：“王司令员呀，您替我做了一件好事，为全省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我代表全省人民感谢您了！”
王震又笑了：“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施工部队的住房问题，许专员已满口答应了，就要解决了。我代表铁道兵全体指战员，向许专员，向你叶书记，表示感谢了！”
没过多久，县长被免职了。当把免职命令正式公布的那天晚上，人们在县政府大院里放起了鞭炮，以表示庆贺。
铁道兵的住处很快得到解决，鹰厦铁路工程进展迅速。1956年3月，鹰厦铁路通车。
全国解放之初，王震将军在新疆军区任职。当时，他的老母住在家乡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马战村，每年都要给母亲寄些钱，作为瞻养之资。但奇怪的是，王震不把钱寄给守在母亲身边的弟弟王余美，而是寄给当地政府代为供给，还明确关照：“余钱交公。不给亲属。”原来，王震的这种做法，是由弟弟王余美的一封来信引发的。
随着解放战争隆隆炮声的停息，王余美听说大哥王震成了新中国的“封疆大臣”，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员。十分高兴，心想：“父亲早年为革命牺牲，你投身革命队伍转战在外，‘匪属’的帽子我们戴了几十年，一家人为你受了多少苦和罪呀!现在解放了，妈妈在家，你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不应该盖一座有天井、有走廊、有门楼的大庭院。”于是，他一面请人绘图、设计，一面给王震寄去了一封信，要大哥寄款盖“王家大屋”。
没想到，王余美盼来的却是一封使他大失所望的回信。王震的信是这样写的：
美弟：
妈妈回去住，我负责砌两间房子，也不能靠我占便宜。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要拿钱回家砌房子，新疆人民会斗争我。你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农民斗争你！
把分来的田地种好，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
此复并谅。
王 震
52年10月
自此，王震给母亲寄的生活费，再不经王余美的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授予上将军衔后不久，王震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之职。
中国的屯垦事业始于西汉，而新中国的屯垦事业，则与王震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4年，中央接受王震的倡议，批准驻新疆的大部分部队集体转业，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铁道兵转业官兵也在北大荒开始创办国营农垦企业。
1958年，在王震的动员下，北大荒肥沃的黑土地迎来了10万转业官兵，这支队伍成为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脊梁。接着，新疆的石河子、阿克苏又迎来了成千上万名朝气蓬勃的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
王震常年奔波在新疆、黑龙江、广东、海南岛、云南等地边远区的穷乡僻壤。1957年至1966年间的九个春节，他有五个春节在北大荒垦区度过，一个春节于新疆垦区度过。
开春时，王震亲手点燃拓荒之火，与农垦职工一道趟着寒冷彻骨的冰水播种。秋收时，他又与农垦职工一道驾着“康拜因”收割机在金色的田野里奔驰、收获。
他梦寐以思地关注着农垦队伍的壮大和农垦事业的发展。
当年，开垦北大荒的复转军人结婚难。许多官兵到了30余岁，还没有成家。冬闲季节，王震发布了一道奇特的命令：每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有完成任务，不准回来。
有些老兵反映：“我们这把年纪，不好找年轻姑娘。村里的大龄姑娘，多是地富子女，我们不敢娶！”王震说：“怕什么?地富子女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即使有问题，你也可教育她嘛!地富子女你都改造不过来，还能改造世界?!”
开春后，许多老兵返回北大荒时，身后都跟随着一个羞羞答答的新媳妇。一两年后，北大荒增添了不少军垦战士的第二代。王震回忆此事时曾说：“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个。”
王震和华罗庚，一个是威震敌胆的将军，一个是名响数坛的教授。两个人自1953年相识，就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后来，他们的友谊被毛泽东知道了，非常高兴地赞扬说：“知识分子不怕王胡子，那就好啊！”
关怀、爱护知识分子，是王震坚持和倡导的一贯思想。1953年底，王震出任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时，由于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认识不够，存有偏见，影响了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少人甚至还产生了离队情绪。
为此，王震下决心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技术干部大会，专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并很快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技术干部在部队的职责、待遇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及时稳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调动了广大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1958年春，王震率10万转业大军进军北大荒，同行的还有来自京津地区的数千名“右派”。他们当中，有诗人艾育、作家丁玲、戏剧家吴祖光、画家丁聪、歌唱家张权等全国闻名的“大右派”。
对这些“右派”，王震把他们当成农垦战士的一部分加以爱护，专门成立了一个剧团，把他们“借”去工作，实际是保护起来。对作家丁玲，王震给予了许多帮助，除鼓励她继续写作外，每年到垦区都要会见她。
后来，丁玲在回顾这段生活时写道：“在这种时候，对我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见的，是极难得的。他(指王震)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劳动。一天，他发现农场里出现了一幅“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标语，立即发起火来。他要负责干部马上取下这条标语，并责怪说，这里是缺乏文化、缺乏知识、缺乏技术，哪里来的反动权威啊！中国这么落后，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权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在“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王震将军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也搞了一些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东西。王震听说后，很为家乡人民担忧；同时，他也非常想念家乡父老，想亲眼看看家乡的变化。为此，王震便借一次出差机会，转道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离家28年后第一次归乡，王震的心情十分兴奋，在距家还有好长一段路的地方，就从车上下来，兴致很浓地边走边察看。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座高达五六米、宽有三四米，装饰一新的高大彩门，王震不觉愕然。原来，这是当地领导专为欢迎他这位国家农垦部长，特意搭起来的。
“这上面能长谷子吗?”王震生气地向专程赶来接待他的一位县委领导发问。
见那位县委领导不好意思地低头不语，王震转向在场的其他同志，又问：“这上面能结南瓜吗?”
“不能，不能！”大家像都理解了王震的心情，齐声做了回答。
可是，王震并没有就此消气，仍很严肃地说：“既然一不能长谷，二不能结瓜，对人民没有一点益处，费这么多钱财，扎这么个花架子做什么?”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哪，这都是些形式，劳民伤财。我们共产党人，不要忘记过去，要多为人民服务，不要搞形式，要多办实事，多办对人民有益处的事……”
在场的干部群众，怀着敬佩的心情思考着将军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感人话语。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王震致力于增强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事业，十分关心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他曾先后率中央代表团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祝贺这些自治区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今后的工作指出了方向。
他十分重视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多次到农村和垦区考察，十分关心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关心垦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形成。
他关注着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他关心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在考察中，他总是抽时间会见各地师生，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更多的“四有”新人。
他尤为关心教师、特别是全国一千多万中小学幼儿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生活待遇的改善。
1986年，当时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邀请王震担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王震说，“我平生从来没有伸手要过官，这次可要争一争喽!名誉理事长我不当。要当，就要当有职有权的理事长，为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办一点实事！”
王震担任理事长后，为教师们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他还把帅孟奇、章蕴、陈琮英、刘英、林月琴、薛明、郝治平等10多位有影响、有声望的老大姐邀到家中座谈，商讨筹集奖励基金等事宜，并努力争取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
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现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2个计划单列市，500多个县建立了教师奖励基金会。几年来，全国县以上基金会已募集基金10亿元，会同教育部门奖励优秀教师百万名。
王震还担任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关心残疾人事业。
王震不是职业外交家，但是，他的真诚、豪爽，感染了许多的外国友人，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赖。他曾率团赴英国、美国、日本、泰国、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国考察访问。1983年就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后，又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
在担任国家副主席后，他多次接待和会见各国政界要人和五大洲的各国友人，为发展中国和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友谊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交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震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70余载，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但他有功不居，只知奉献。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带头捐赠给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决定把自己的眼角膜身后捐献给后人。
1980，在新疆考察时，嘱托身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天山天巅，永远与新疆各族军民一道为祖国的西北边疆站岗放哨。
1983年9月1，王震又留下遗嘱：“余若遇不治之病，则请让安详寿终，勿予抢救，是嘱。寿终之后送太平间作病理、生理解剖。凡可用科研标本者，取下作科研用，余下送去火化。骨灰撒在天山下，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
1993年3月12日15时34分，王震将军在广州病逝。逝世后，将军捐赠眼角膜的遗愿得到实现。这是国际奥比斯组织与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签订的协议中，第一个实现的承诺者。国际奥比斯组织认为，这是王震将军给人类留下的永恒的光彩。
1993年4月5日，清明节。上午11时30分，一架银灰色的小型运输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腾空而起。12时整，一朵朵鲜艳的月季、黄菊、玫瑰，伴着王震将军的骨灰，缓缓撒落在天山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