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1907-)，辽宁省金县人。满族。1926年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1930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6年后任东北军第57军627团、672团、667团团长，111师333旅旅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后任东北军新111师副师长、师长。1944年该师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2军军长、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参加东北军考入讲武堂
1907年8月8日，万毅出生于辽宁金县四十里铺的一个满族农民家庭，取名万允和，后改名万毅，字顷波。
金县地处辽东半岛南部，濒临黄、渤二海，物产丰饶，交通便利。1898年以后，为俄帝国主义侵占。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旅大租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从此大连、金州、旅顺被划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版图，成为它的一个直辖区——“关东州”。
万毅出生后，家人给上户口报的是明治四十年。堂堂中华民族的子孙，一出生却成了日本天皇的“子民”，也就是说，万毅一生下来就成了殖民主义者的奴隶。
在8岁以前，万毅一直从事拾粪、捡柴等轻微的农事劳动。后来，父亲考虑到对万毅兄弟两人的教育，便抵押了仅有的5亩土地，由农村搬到金县城里，利用抵押来的贷款作为资本，开了个小杂货铺，主要卖些烟酒糖果米面等日用杂货，字号是“万兴德”，人称“万家小铺”。
进城不久，父亲就送万毅兄弟上了设在城西南天后宫的蒙学堂。
万毅念一年级时，这里还没有日本人，教他的王老师曾留学日本，在当地声望很高，又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对他的思想启蒙很大。后来蒙学堂合并到日本人在金州城东门外的公学堂，全称“关东州附属地公学堂南金书院”。日本的公学堂分为初等4年，高等2年（等于内地完全小学）。其教育主旨是“授以日常生活应用的知识，养成能够服务于日本帝国在关东州经营一切事业的资格”。还对学生宣称：“你们没有祖国，你们的祖国不是中国是日本。”
这样，在日本办的学校里学了两年，父亲就给兄弟俩找了一家私塾上学，一年后便辍学了。
1919年春节，同乡孙洪文先生在大连日本泰来钱庄当雇员的儿子回来过年时说，钱庄想找两个十一二岁的机灵男孩去当伙计，父亲便让万毅去了，这年他才12岁。
在钱庄的三年里，虽然每天奔波很是疲劳，但是，万毅却利用这个机会读了不少书，学了点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了粗略的了解，增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
1922年春，万毅在邻居的介绍下，到奉天（沈阳）时政厅征榷科当了一个小职员。
正值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胜，张作霖操纵了北京政府实权之际，万毅考入了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第四期步兵科。教导队队长是张学良，实际主持队务的是队附王瑞华。万毅被编在第5连，为二等兵。
在教导队经过6个月的紧张的学习训练后毕业了，万毅经人介绍到了张学良司令部副官处当上士，干抄抄写写的工作。不久又调到兵站处。兵站处设在滦州，兵站处处长是张振鹭。
1925年11月，奉军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郭松龄倒戈”事件。万毅所在的兵站处处长被免职，全处官佐被遣散，万毅也回家去了。
被遣散回家后，过了个平安年。1926年春节后，万毅就回到京奉路上的芦台、开平，找到张学良司令部，写了个“签呈”，说明郭军反奉时自己什么也没干，请求录用。张学良批示：“考试，因才录用。”
经考试录用后，万毅被任命为张学良副官处少尉副官，在指挥列车上担任文牍工作。
1926年8月，万毅被派到隶属第16、17联合军的第23旅。23旅旅长郜汝廉，参谋长黄显声。参加了北伐战争。
北伐后，第23旅改称第11师，所辖部队建制未变，调来的师长李振唐。黄显声因和郜汝廉合不来，已在部队改称第11师之前调到北京当了张学良总部新设的宣传部部长。万毅在青县晋升上尉，当年夏季被黄显声调到宣传部当少校副官。是年秋，黄显声被调去组建第19师第1旅，万毅也随之到该旅当少校副官。第19师师长是王以哲。第1旅第1团是老卫队1团，第2、3团是主力。
1929年1月，万毅考入讲武堂第9期。讲武堂第9期教育长为鲍文樾，后由周濂继任，校副韩世儒，教育处主任徐传楹，下辖第1、2部队，第1总队员为编余军官，总队长吴玉林，下辖三个步兵大队，骑、炮兵、工、辎四个中队。
万毅被编在第1总队第3大队第10队。于1930年6月毕业，称讲武堂第9期。第2总队为学生兵，总队长王静轩。在第1总队毕业后又延长学习半年毕业，改称讲武堂第10期。
万毅自知机会难得，惜时如金，不仅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而且整个夏季都没有睡过一次午觉。课堂学习、野外操作、实兵指挥等科目都一丝不苟。辛勤的学习终于换来优异的成绩，在近2000名毕业生中，万毅的总成绩为第一。1930年6月，举行毕业典礼时，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出席颁奖仪式，并亲自为前30名学员颁发奖品。万毅得到的奖品是一块怀表和一把指挥刀。
万毅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陆军第20旅（驻开通县）。旅长黄显声任命他为第20团少校团附。就在这时，少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万毅也随之加入了。
重建627团，安排共产党员在军事连
1936年1月24日，奉张学良电令，万毅由西峰镇返回西安，接任627团团长。627团属109师，在直罗镇战役被红军歼灭，张学良把重建627团的任务交给了万毅。张学良还通知师长贺奎，让万毅持他的信去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处，联系招兵。
组建工作首先从考试录取各级军官人选开始。崔锡璋任中校团附，刘振远为第1营营长。另在西安考试军官。军官来源比较复杂，有上级派来的，有被红军俘虏遣返归来的，也有学校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回来的原东北军战士。
军官人选确定后，集训开始时万毅给大家训话：“我们这次集训要求很高，副司令说兵招齐后四个月要用兵，要大家到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处的几个县招兵。大家注意，招兵时，宁肯少招点，也不要招老年兵。另外要注意兵员的文化素质，有点文化最好，哪怕识几个字也行。”
到4月，兵员基本招齐，大部分兵是新招的，还有一部分是在直罗镇被歼后遣返归来的士兵。这时，刘澜波从西峰回到西安，让黄显声的副官找到万毅，说要庆贺一下万毅升任团长。见面后，万毅对刘澜波说：“现在我有兵权了，组建部队，你能不能帮我找些学生来啊？部队中很需要有文化的人。讲抗日道理，光靠我一个人，力量太有限了。找些学生来帮我讲，就好办多了。”
刘澜波答应说：“好！试试看。”
6月，经刘澜波和宋黎介绍的学生，陆续从北平、天津等地来到627团。万毅派人接待了他们，并亲自为他们搭帐篷。这些青年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或民先队员。
后来万毅得知，富纪纲、闻昭仪、胡超、方效敏几位共产党员在627团组成秘密小组，富、闻先后任组长，他们直接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领导。
刘澜波告诉万毅：“你把这些学生都安排到下面，到连队中去，只通过富纪纲一个人和你保持联系。”
万毅按刘澜波的嘱托，把这些青年人都放在军士连。
部队开始训练后，万毅由西安来到洛阳搞军事训练。1936年9月18日，军士连举行了由洛阳经白马寺至龙门的军事演习。万毅亲率队伍，枪上刺刀，高唱救亡歌曲，进行武装游行。
当晚，在于克、胡超领导下，军士连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晚会。万毅到会讲了话，驳斥了国民党派驻627团的政训员张功铸平时散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9月底，军士连的学员在洛阳东大寺毕业，于克、胡超从三区队年龄较小的同学中选出20余人组成627团歌咏队即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分别到各连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万毅还按照法国马赛曲谱写了627团团歌，歌词的第一段是：“神圣的自卫战争是民族最后的生路，大家向前，倭寇逞强权侵我东北，更无餍踏进长城关，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我们要誓死收复旧河山，遵守团体铁的纪律，组成救亡铁阵线，统一意志集中一切力量，为争生存而战，为复失土而战，勇敢前进，到东北去，青年的627团！”由宣传队教大家唱。
10月，万毅所部调防到邠州（今彬县）。一天深夜，歌咏队在邠州大佛寺秘密举行了一次抗日青年团成立大会，宣读了抗日青年团的政治宗旨、纲领、组织纪律等书面文件。他们聘请万毅为名誉团长。
当时，歌咏队经常练习唱歌、写标语、出墙报。
11月初，团部住邠州时，绥远抗战开始。11月中，得知取得首战胜利的消息，歌咏队上街洗刷了国民党写的反动标语，写下了“援助绥远抗战！”“动员起来，全面抗战”等标语，接着，在大街上贴出“援绥”壁报。
国民党少校政训员张功铸为此十分恼火，他几次偷偷地撕下歌咏队出的壁报，想以此为证据去西安告万毅的状。
万毅责问他时，他死不承认。万毅当场从他衣兜里搜出了被撕下的壁报，愤怒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张功铸嚷嚷开了：“你为什么打人？”
“我打的就是你这号人。”说着，万毅又抡起手杖要打他，被别人拉住了。
张功铸被打后，上告到蒋介石派到张学良那里的政训处长曾扩情那里。
政训处是蒋介石手下的专门监视东北军的特务机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当处长，具体指挥东北军、第17路军及西北其他国民党军队中的政训人员的活动。
万毅怒打政训员，像是捅了马蜂窝。曾扩情立即把这事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有个团长很反动，打政训员：”
张学良回答说：“委员长交给我办吧！”
曾扩情为了给国民党的政训人员撑腰，召集驻陕北部队所有政训处人员去西安开会。有几个部队的政训员去西安路过邠州，万毅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扣了起来，并严加痛斥。这群软骨头怕被枪毙，纷纷表示：“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是靠这个混碗饭吃！”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这几个人写了悔过书后回了部队。万毅打政训员的事也没人再追究了。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被扣，万毅也因赞成“西安事变”而被关押。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8月13日，日寇又在上海燃起战火，蒋介石宣布抗战。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终于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
10月10日，万毅被任命为112师336旅672团上校团长。随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1938年1月，万毅被任命为112师334旅667团团长。没有追究万毅在南京保卫战中失败的责任，继续让他当团长，实在出乎意料。万毅到任后全团便调到宿迁县整顿。不久，112师开往连云港一带，准备迎击沿青（岛）海（州）公路南下的伪军刘桂棠、张宗援、刘佩臣等部。667团团部驻连云港新浦镇，并负责海州的卫戍任务。
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负责查店的人向万毅报告，在陇海大旅社住着两个人，说是东北老乡要见万毅。
万毅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就亲自到旅社去看。可万毅并不认识这两个人，一个是东北人，名叫张吉人，另一个是山东人，叫刘曼生。他们问万毅认识刘澜波吗？接着又说明他们都在东北军呆过，是刘澜波叫他们来的。后来万毅才知道，张吉人是中共长江局的巡视员张文海，刘曼生就是谷牧。他们是从武汉由长江局派来的。
张吉人、刘曼生和万毅交谈了一会，就像老朋友重逢那样亲切。
他们问万毅，抗战已经几个月了，你对抗战前途有什么看法？
万毅坦诚地说了自己的观点：经过南京保卫战，我认为这种打法打不败日本鬼子，总得有点新的办法。学着日本的战术打日本是不行的。部队也要学点新的东西，上下官兵要团结一致，要改善部队的制度，如果当官的还是喝兵血，当兵的还有什么兴趣打仗！
他们又提出：“你对共产党怎么看？”
万毅说：“在西北曾接触过红军，西安事变时，我们部队也来过一个姓李的红军，讲过一些道理，他们官兵一致，生活上同甘共苦，值得借鉴。”
三个人越谈越投机，张吉人、刘曼生又说：“你想过加入共产党没有？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转达。对你的过去我们也知道一些，所以才同你谈这件事，希望你考虑一下。”
万毅想了想，说：“我觉得自己确实不够。打鬼子我没有二心，我不会投降。但是要参加共产党，首先是我的革命理论基础差，虽然看过《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书，但是连马克思主义的ABC还不太清楚；再说，红军有铁的纪律，是很厉害的，我行吗？”
万毅的顾虑是，怕入党后让他拉队伍投奔共产党，万一拉不出来，怎么交代。
张吉人、刘曼生说：“理论修养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解决的事，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能逐步提高。”“纪律主要靠自觉，是在实践中养成的。”“拉队伍也要看情况，不会硬性规定。”
从陇海旅社回来后，当天夜里万毅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想了许多许多。他想到自己这么多年盼望着打鬼子，却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如愿以偿；想到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内讧，自己蒙冤受屈。另外，看到国民党统帅部的指挥无能，连吃败仗，还乘机削弱杂牌军，觉得国民党蒋介石这一套实在是不行了，深感再跟着走下去也是前途渺茫，加之西安蒙冤后政治上受挫，内心十分苦闷。共产党有正确的理论和铁的纪律，要真正打败日本鬼子，得靠共产党，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组织是不行的，于是万毅打定主意加入共产党。
第二天，万毅又去见张文海、谷牧同志，向他们表示：“我想通了，如果组织上觉得我够格，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一二九运动期间，万毅去北平拜访过的学运领袖邹鲁风突然来找万毅，他对万毅说：“有一支小队伍您愿意接收吗？”
万毅问：“什么样的小队伍？都是些什么人？”
邹鲁风说：“大部分是学生，也有教师，知识分子占多数，老少男女都有。”
万毅一听说知识分子居多数，自然很高兴，但又觉得老的女的作战行动有所不便，便说：“有文化的人我是非常欢迎的，但这还得请示师部再作决定。”
之后，万毅找张文海、谷牧同志谈了此事，他们表示可以接收。万毅立即报告了师长霍守义，根据师长指示，由万毅选出80余人，派副官去库房领了棉衣，又要了车皮，持团的护照把他们从徐州迎到新浦镇。这80余人中有20人为中共党员，其余全部是民先队员。
后来，谷牧也决定留在667团，公开身份是在团部做缮写工作。在张文海支持下，成立了中共112师工作委员会，简称“112师工委”。伍志钢任书记，谷牧、李欣为委员。
112师工委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研究万毅的入党问题，并决定由张文海、谷牧找万毅谈话，作为万毅的入党介绍人。
1938年3月11日这一天，万毅正式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从此，万毅的戎马征途有了指路明灯，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改编114师
国民党军新111师跟随师长万毅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经过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打跑了孙焕彩，作为我党的一支外围军，在甲子山区站住了脚跟。
甲子山三次讨叛战役结束，新111师开往莒南县朱梅村为中心的茅墩一带整训，开始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人民武装的过程。
新111师广大官兵有炽热的爱国热情，英勇善战，但毕竟是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长期受国民党军队的宣传，事变前有一年半的反共历史，保留着一些旧军队的习气。主要是：在一些干部中残留着东北军的“正统观念”，想走中间路线，另立门户等等；军官出身于正规的东北讲武堂，学了成套的典、范、令，受单一首长制和单纯军事观点影响，对“党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民主集中制一时尚难接受；部队成分比较复杂，对国民党政训人员和特务机关素有恶感，但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亦有某些误解或抵触。此外，部队中还存在着一股叛逃活动的暗流。
一天下午，666团第1连连长张振山，悄悄地把他的亲信老炊事员徐贵亭叫到屋里说：“我想把这个连拉回去（指回叛军），临走要把八路派来的指导员捆走，你要拉拢些较近乎的人一齐干，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呀！”
这位老炊事员一出屋就直奔团部，报告了团副指导员翟仲禹同志（当时团、营、连三级政工干部均称“指导员”，前面分别冠以团、营、连字样以示区别）。张振山发现苗头不对，就一个人逃走了。
不久，该团第3连又有个姓郑的班长组织了几名战士，企图拖枪逃跑，但是依靠进步士兵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坚决拥护，这一干人犯终于被揭露逮捕，主犯经公审后被处决。
针对这些情况，师部领导对部队进行了反叛逃教育。对揭露张振山的老炊事员徐贵亭，师部给予嘉奖，并在师部油印小报《挺进报》上刊载他的事迹，号召部队以他为榜样，抵制叛逃。
万毅还向部队提出：“不打人，不骂人，吃得饱，穿得暖，官兵友爱，团结抗战。”并向部队公开说：“我要求的事项，我自己首先做到，并接受大家监督。如果我违反了，那么，枪在你们手里，你们随时都可向我开枪！”
1943年初，山东分局决定，将新111师改建成我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武装，并提出三点具体措施：一，要求该师改建成为我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现时，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影响，对外仍用友军111师的番号。二，自上而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三，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教育，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
随后，山东分局又及时建立了以万毅为书记，王振乾、李欣、王冲、秦霜、常克为委员的工委会，发展了刘唱凯、彭景文、宋景龙、孙学仁等十多位同志入党。
对上层的团结方面，分局领导做了很多工作，由于对领导层的工作做得充分，一切工作进行起来就比较顺利。
对中层干部的教育改造，主要是通过办干校轮训。工委派政治部陆万美副主任和抗大一分校调来的李林协助关靖寰工作。关对他们的合作感到满意。
教育战士主要靠建立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
111师过去曾有过国民党政训处（后改称政治部），但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在官兵中没有什么好影响，官兵称他们是“白吃饱”，基层也没有政工人员。我们派到各级的政工人员，都称为指导员。这些指导员有不同的来源，少数是原在111师工作过的，也有早从112师出来在八路军工作过一段的，还有从抗大和八路军来的。
政治干部的不同来源，就会有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指导员工作主动，也能适应新的环境，搞好和官兵们的关系，但是也有个别人看不惯这支旧部队，不愿干。王振乾副主任在领导和协调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工干部方面做得很好，和军事一把手行动上也很合拍。
随着各团、营党支部的建立，工委主要是抓党的工作，遂改称总支委员会，万毅、王振乾分任正副书记，李欣、秦霜、王冲、吴云、常克等先后担任过委员。各团均成立了党的支部。
后来，山东军区为帮助111师加强基层工作，又派来了一批党员老战士和战斗骨干，充实到战斗班里，同时还进行了我党我军光荣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民主教育，强调政工人员多深入下层，和干部战士交朋友，打成一片。
通过到边缘区活动保卫夏收，提高了部队“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觉悟，知道了当兵为人民，不是为了“四块零八分”（旧军队士兵每月饷银）。部队里政治学习的风气开始建立。666团彭景文团长是个学习模范，过去抽大烟的不良嗜好戒除了，入党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如饥似渴吸收新知识，主动找指导员，对连队干部逐个进行分析、排队，打完一仗还向干部做战斗经验总结。这在旧军队是从未有过的。
这支部队在根据地革命政治气氛影响下，一天天进步。过去群众眼里的反共反人民的顽军，慢慢变成了“七路半”，意思是说，只差那么半步，就是“八路”了。还出现了地方妇救会帮助动员旧111师的逃兵归队的事。
1943年“八一”建军16周年，115师在蛟龙湾举行庆祝建军节活动，111师官兵前去参观了军史展览，和八路军一起接受了分列式检阅。
成立滨北军分区时，111师领导参加了军政委员会，师团两级领导也参加了地县两级党委会。111师驻在以罗家凤台为中心的五莲山区，一边执行任务，一边继续整训。
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山东的抗战形势有更大的发展，于学忠率东北军于1943年7月撤出了山东，再用111师这个番号，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为此，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及时地做出决定，授予这支部队以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新番号，并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代表分局和军区到111师正式宣布这一决定。
1944年10月20日，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在罗家凤台的干部大会上，萧华主任向大家表示祝贺，并宣布任命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王振乾任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郭维城同志这时调山东行政委员会工作），彭景文任副支队长，管松涛任参谋长，阎普任副参谋长，李欣任政治部副主任。原辖独立团改为25团，666团改为26团，662团改为27团。
萧华还作了为建设一支青年党军而奋斗的讲话，通过新旧两种军队的对比，详细阐述了党军的建军宗旨、党军的性质、特征及其光荣使命。广大官兵聆听这个喜讯后，莫不欢欣鼓舞，感到无尚光荣。
111师从此结束了它曲折的历程，跨入了新的建设阶段。
在东北清剿土匪建立根据地
1945年8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山东军区立即组建了东北挺进纵队，任命万毅为司令员。东北挺进纵队改为人民自治军第7纵队，并兼辽吉军区。万毅为第7纵队兼辽吉军区司令员。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交给的任务，7纵队兵分两路：1支队为右路，由纵队直接掌握，沿沈吉线，经抚顺，进驻清原，接受补充，在辽吉边境（8个县）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根据地；2支队为左路，先进军铁岭、法库，继沿中长路，向长春方向前进。
由于东北形势不稳，局面还很混乱，一些日伪豢养的野心家、投机分子，都认为时机来了，便乘机拉帮结伙，组织武装，与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勾结起来，利用一部分伪满兵和警察，拉起了一股股的所谓“地下军”，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一批批政治土匪。人民自卫军要想站稳脚跟，稳定社会秩序，准备迎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必须首先消灭这些匪患。
万毅率部队来到平罗堡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和训练。纵队召集1支队连以上干部开会，万毅作了战前动员。
10月6日，1支队按照指定路线，向清原方向前进。行至距沈阳东约50公里处的荒地沟时，发现有国民党地下军300余人，他们经常在附近烧杀抢掠群众。万毅遂决定由2大队翟仲禹、包敏率部夜袭该敌。战斗于10月9日夜打响，经一夜战斗，将敌大部歼灭，少数敌人逃至辉山，也被2大队追击歼灭。这次战斗，大队长翟仲禹负伤，但歼敌300余人，缴获甚丰，部队的情绪十分高涨。
10月30日前后，万毅率纵队从清原出发向吉林方向前进，途经海龙县山城镇时，同驻军24旅部队联系，得知梅河口车站有国民党地下军赵小胡子匪军300余人（主要是铁路警察），万毅决定由1支队组织消灭这股匪徒。
1支队派出1大队、3大队，于11月2日晚，从山城镇乘火车出发，在离梅河口前一站的黑山头下车，兵分三路，徒步前进。战斗于午夜打响，敌人凭借水泥碉堡和坚固的建筑物进行顽抗。拂晓后，1大队架炮对敌工事轰击，随即发起猛攻，终将300余敌人全部歼灭，活捉了赵小胡子，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解放了梅河口。
11月4日，又接到山东军区派出的刘西元支队在通化遭国民党地下军围攻的消息，万毅即电令1支队火速前往解围。次日上午10时许，部队进入通化。敌人见大部队到来，闻讯逃窜，1支队乘势追击，直追到满堂沟，歼敌一部。接着又分数路向头道崴子、二道江等地，继续清剿残匪，共歼敌300余人，俘敌50余人。
11月12日，1支队乘火车返回梅河口，在海龙、磐石解除了伪政权武装，派出王大伦、朱光烈分任两县县长。军威所及，濛江、东丰、柳河等县的国民党地下军不攻自破，四处逃散。
11月下旬，1支队除留1大队驻磐石外，其余两个大队到桦甸县剿灭股匪残余势力，攻占桦甸、老金场，接管了夹皮沟金矿，派出干部维护老金场秩序。
在1支队按计划行进的同时，10月初，2支队也按预定计划沿中长路徒步向长春方向前进。10月10日进驻铁岭，解除了伪满派出所的武装，并缴获了日本军马场的十余匹军马。正当准备建立铁岭县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先遣第3军”1500余人，在军长张志学的带领下，袭击了驻法库的苏军，并盘踞在该地，为非作歹。苏军一个排来到铁岭，请求2支队支援，一起攻打法库，消灭那个“先遣第3军”。支队当即表示同意，于10月15日奔袭法库。1、3大队为一梯队，由东北和西南几个方向同时向法库守敌发起进攻，2大队为二梯队，随时准备支援一梯队战斗，或打击外逃之敌。
在法库战斗中，2支队将敌军长张志学击毙，俘敌旅长王东初以下800余人，缴轻机枪15挺，长短枪700余支。
10月17日，2支队1、3大队乘火车返回铁岭，受到驻铁岭附近苏军的热烈欢迎。苏军赠送给2支队50挺92式重机枪。2支队的装备由此大大改善。
与此同时，2支队2大队则奉命向康平前进，在他们的威慑下，康平伪匪300余人，打着小白旗前来投降，除一部分补入部队外，其余均遣散回家。
第7纵队在这个阶段行动中，一面剿匪一面扩兵，实力大大加强。1、2两个支队于12月上旬分别在驻地进行改编。1支队3个大队整编为1、2两个团。1团由l大队和3大队的两个连组成，2团由2大队及3大队的两个连组成。2支队3个大队合编成4、5两团，1、3大队为4团，原2大队称5团。全纵队人数约8000余人。
12月28日，改编后的2支队4、5团，又开赴怀德县、景家台追剿国民党“地下军”和“铁石部队”。景家台子战斗后，2支队赴双阳、烟筒山、大孤山一带剿匪。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奉命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人民自治军第7纵队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原1支队改称为19旅，下辖3个团：原1团为55团；2团为56团；由24旅编给7纵队的69团为57团。原2支队改称为20旅，原4、5团合编为58团；由辽宁省军区拨给7纵队的保安3旅改编为59团；60团由西安县（现辽源市）保安团组成。
东北挺进纵队，由山东到东北后的近4个月里，连续转战于南起沈阳，北至吉林、长春，东起通化，西至法库等广大地区，克服了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武器弹药缺乏等多种困难，经历大小战斗27次。取得毙、伤匪1787名，俘匪3935名的重大战果，解放了辽吉两省交界处的广大地区，派出干部参加或协助地方建立民主政权。
在连续行军作战中，部队始终坚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许多青年踊跃参军，部队实力不断增长，由初到东北时的3500余人，到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7纵队时，已发展到14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大有改善。
经过不断的战斗锻炼，挺进纵队的军事素质，后勤保障，特别是政治工作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挺进纵队的战斗，基本上完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予的任务，剿灭了指定地区的匪患，站稳了脚跟，安定了后方，为随后粉碎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1946年8月3日，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在敦化组成。万毅任纵队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1师师长，周赤萍任纵队副政委。辖1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和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
在东北民主联军休整和扩编的时候，东北国民党军也利用休战时机加紧增调和增补部队。到1946年9月底，他们已有正规军25万余人，地方军15万人。为实现其独占东北的狂妄野心，敌人8月进攻热河，10月攻我安东，12月底则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凭借松花江对北满部队进行防守，对南满临江地区则以10万之众大举进犯，妄图首先控制南满，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而后进攻北满，夺占全东北。
据此，东总首长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命令北满部队南渡松花江，策应和支援南满作战，变敌人的“南攻北守”为我军的“南北夹攻”，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军几个师，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
1946年12月17日，国民党军开始对临江的第一次进犯。它纠集了5个师的兵力，在郑洞国指挥下，由西而东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为牵制南满敌人，北满我军1、2、6纵队和3个独立师并3个炮兵团，于1947年1月2日，奉命南渡松花江，进行“一下江南”的作战。
东总在部署向长春、吉林一线守敌展开攻势时，选择了地处松花江畔，与九台、德惠两县城成鼎足之势的其塔木镇为围点目标，主力则部署在其塔木附近准备打援。
围点任务交给1纵以后，万毅和李作鹏商量决定，令3师围攻其塔木，1师部署在其塔木西南的吴家岗子、张麻子沟、卡路一带，2师部署在其塔木以南的张家屯子、黄家窝棚一带，阻击可能由吉林、乌拉街方向增援之敌。1纵队侧翼有2纵、6纵等友军策应配合，随时打援。
1纵各师受命后，于1月5日由榆树县以南之秀水甸子一带越过松花江。3师往其塔木急进。经过连夜急行军。3师于6日13时赶到其塔木。将敌完全包围。1、2师也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500多户的一个镇子，南通吉林，北达德惠，西距九台县城55公里，是国民党军据守吉林、长春的重要外围江防据点。守敌约700余人，附有山炮、迫击炮各两门。敌占领镇子后，沿镇挖有2米多深的壕沟，并遍设鹿砦、铁丝网，街道巷口及外围筑有大小地堡120多个，全都用水泼成冰壳，并用交通沟连接，易守难攻。
3师以8团配属山炮4门、战防炮1门，由正南实施主要突击；9团1营附迫击炮两门在东南、东北方向助攻，该团主力则负责九台方向的打援，7团为师预备队。
攻击部队经勘察地形和战斗准备，于1月6日17时正式发起进攻。突击连1连在连长吴彩民、指导员金士庆率领下勇猛突击，遇敌堡机枪射击受阻。连长光荣牺牲。指导员及时用“为连长报仇”的口号鼓舞部队，继续冲击，于19时攻占村边一大院。敌5次疯狂反扑，均被击退，但该连仅剩下30余人，无力进展。
万毅在纵队指挥部听到3师战况报告，非常担心3师攻得不狠，难以引德惠、九台敌人出来增援，遂命该师调整部署，猛烈攻击。
3师遂以8团3连在1连右侧投入战斗，攻占敌两栋房屋，并和1连一起击退敌人数次反扑。与此同时，8团又以2营在镇西发起进攻，但终因敌火力封锁，未能突破前沿。9团在东南方向实施佯攻的2个连队也进展不大。
万毅正为能否引蛇出洞焦虑，和副司令员李作鹏一起趴在指挥部一张小炕桌上研究敌情，副司令员兼1师师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兴冲冲策马而来，进门就报告：敌准备兵分三路出来增援。
万毅和李作鹏听后大喜。李作鹏问万毅：“来了这么多，咱们怎么打？”
万毅说：“来得多一点好，咱好有选择地打它。当年李世民打洛阳时，好多路都来了，李世民说你来多少我都收拾了。今天咱们也来者不拒。”
万毅当即看着地图作了简单研究，断定敌人凭借装甲、汽车，十有八九沿公路来援，因此决定在公路两侧组织伏击。具体伏击地点由梁兴初、梁必业立即去现地勘察决定，伏击部队连夜进入阵地。同时，又向他们嘱咐了防寒、隐蔽等一些注意事项，便让他们立即返回部队。
黄昏前，梁兴初带各团指挥员登上一座高山勘察地形，看到张麻子沟、卡路一带十里以内地势较低，四周丘陵起伏，环抱成一盆地。张麻子沟村东二里有100米高馒头形双顶山，极易发扬火力，且接近公路，他们遂决定在张麻子沟、卡路间的盆地布置袋形阵地。令1团进至张麻子沟、卡路以东二三里的王家崴子，2团进至以北三四里的地方，3团进至以西四五里的地方隐蔽；另以1团2、3连加两个重机枪排进占双顶山，以师警卫营迎面就公路两旁小山，构筑冰雪阵地埋伏起来。待敌进入口袋后，四面合围，予以聚歼。
1师各部连夜分头进入阵地，冒着严寒，翻穿棉衣，藏身于雪窝之中。
7日12时，敌113团（欠其塔木守敌1个营）和九台县两个保安中队，在8辆装甲车开路下，进入1师伏击阵地。
1师首长当即发出攻击信号，师直的轻重机枪和炮火像暴风骤雨迎头痛击，1团向西、2团向南杀了过去，3团直奔芦家台，兜住了敌人屁股。激战至下午5时，敌全部被歼，敌团长王东篱在逃回九台途中被1团警卫班长刘广义击毙。此战，1师共毙伤敌军240名，俘敌868名。
此时，从德惠支援的敌新1军50师150团2个营、一个炮兵连和一个保安中队，于7日晨在上河湾、焦家岭一带被我6纵部队包围，正在围歼之中；由吉林经乌拉街西援的敌新1军112团也被友军击溃。
2师在完成其塔木阻击任务后，于1月15日奔袭了通往九台公路上的冰石河据点，全歼守敌保安团两个中队，毙、伤、俘敌627名，扩大了我纵战果。
部队遂于1月17日撤回江北休整。此次作战，1师完成任务特别出色，受到东总首长明令嘉奖表扬。在全师上报的作战经验总结上，东总首长作了批示，并通报全军。
“二下江南”，是1947年2月下旬开始的。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二犯我临江地区，遭我南满部队挫败后，便将91师从北满调回，于2月13日集中5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北满敌人继续分散守点，并为巩固吉、长地区前哨据点，将新1军30师89团调到城子街，加强守备。
为配合南满我军三保临江，北满我军1、2、6纵及独立1、3师等部奉命第二次南越松花江作战。东总决定以6纵袭击城子街守敌；1纵进至二道嘴子、聂家屯一带准备歼灭由九台出援之敌；以2纵4师向农安、长春方向出击，以牵制敌人；2纵主力则进至德惠东南王家船口、孙家英子、横道沟等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德惠出援城子街之敌。
1纵于2月21日过江，直插指定地点，在进到离城子街还有百余里的地方，我们得知，东总直接给2师发了电报，命令他们拂晓前务必赶到城子街背后，以堵截企图逃跑的城子街的敌人。
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受命后决定抄近路，隐蔽接近敌人。他们带部队，像一支利箭，顶着狂风，冒雪向城子街直射过去。2师指战员英勇地阻住了敌南逃的退路，并取得了毙、伤敌89团副团长以下103人，俘敌156人的战绩。
在1纵2师阻击敌人的时候，6纵已赶到城子街，将敌团团包围，对逃至后尖厂一带的敌人发起攻击，将敌压回城子街。23日9时半，6纵在炮火支援下，分西南、西北两面向城子街发起总攻。战至下午4时，将敌王牌新1军30师89团全部歼灭。
由于2师英勇地阻住了敌人，为6纵全歼敌89团创造了条件，东总首长给以通令嘉奖，称赞2师：“不顾一切疲劳，插到城子街以南，阻击企图突围的敌人，并取得了胜利，城子街敌人全部被歼灭，你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下江南”作战结束，北满我军主动撤回松花江北，使杜聿明骄横嚣张的气焰再度高涨起来，叫嚣“10天之内，国军保证打到哈尔滨”。同时，他督令新1军30师和38师残部继续向德惠东北大房身、岔路口方向进犯，令71军87师、88师向德惠西北靠山屯地区扩展。敌保安团更是张牙舞爪，冒充主力，扩大番号，虚张声势。
3月7日，敌88师266团分三路过江，北犯五家站、孟家崴子等地并一度占领。东总令1、2、6纵分路顺势渡江南下，跟踪追歼，于是开始了三下江南作战。
1纵从德惠东北向西南追击新1军，首先围歼岔路口、大房身一带敌人。2纵过江后进至达家沟站北、大房身东北一带，监视大房身之敌行动，以配合1纵围歼大房身之敌。6纵沿中长路向德惠挺进，准备打击德惠出援之敌。
但敌接受了以往挨打的教训。当1纵一梯队于8日拂晓赶到岔路口时，敌已于7日闻风而逃。1纵过江后马不停蹄，连续追击三天三夜，未能抓住敌人。
10日夜，总部电令1纵向西急进，断敌向农安的退路，以便会合兄弟部队，将敌聚歼。
3月12日4时，1纵1师赶到郭家屯、姜家屯一带，正好与从靠山屯退下来的敌88师全部和87师一部相撞。1师3团在厉家屯先敌开火，并发起猛攻，歼敌1个连，将敌压缩到郭家屯村内，随即将其团团包围。1师2团则将企图西逃之敌2000余人，截击于郭家屯西南之姜家屯。至此，溃敌88师除先头少数西逃外，大部被1师截住。
1师各团经简短准备，于6时20分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
1师在姜家屯、郭家屯战斗中，共毙、伤敌810余名，俘敌263团团长以下1193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1师荣获东总嘉奖。
至此，敌88师除少数溃逃农安外，全部被1纵歼灭。为扩大战果，东总令6纵围攻农安，令1纵和2纵赴农安附近担任打援。
聿明为解农安之危，于15日急调热河13军54师，南满之新6军22师，新1军3个师（6个团）增援北满。为避免与敌决战，3月16日，东总决定放弃农安，主力北移，伺机再战。三下江南作战胜利结束。
不久，敌于3月27日向临江地区发动的第四次进攻，也被南满部队于4月3日前粉碎。
东北民主联军历时3个多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此役大大削弱了东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和机动兵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它不得不由攻势转为守势；民主联军则由被动转入了主动。
放弃漳武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8年，四平解放后，万毅接到东总电报，调任新组建的第5纵队司令员。刘兴元任政治委员，吴瑞林任副司令员，唐凯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13师（师长徐国夫、政委李辉），第14师（师长彭龙飞、政委丁国钰）和第15师（师长王振祥、政委何善远）。
纵队编成后，于6月12日奉命开赴清原、永陵一带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整训。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洞察全国和东北的战局，作出了先打锦州，切断敌人退进关内的咽喉，为下步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歼在东北境内创造条件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遂于9月12日开始，先后从长春、四平等地南下北宁线，挺进到锦（州）榆（山海关）段作战。具有历史意义的辽沈战役由此正式展开。
9月13日，5纵奉命从清原地区出发，夜行昼宿，隐蔽地进到开原、昌图地区展开，准备堵截长春可能突围南逃之敌和阻击沈阳可能北上接应之师。
北宁线上的作战，野战军进展顺利，主力部队已达锦州外围。蒋介石为保住锦州，一面从关内抽调兵力组成“东进兵团”，自锦西北上救援锦州；一面令廖耀湘（国民党军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在新民以南集结新1军、新3军、新6军、49军、71军以及骑兵、炮兵、通信、装甲等部队约10万余人，组成“西进兵团”（简称廖兵团）援锦。
廖耀湘诡计多端，他舍新民沿北宁线西进这条直线不走，而向北绕道进攻彰武这个弓背，企图“围魏救赵”。彰武是一个交通枢纽，是野战军攻锦部队重要的后方补给线。大兵团作战，补给线就是生命线。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东总于10月3日上午电令5纵迅速隐蔽地经通江口、法库向彰武开进，与6纵（缺17师）、10纵共同担任阻击廖兵团西进，确保攻锦部队的侧翼安全。作战方式采取运动防御，节节阻击，和敌人“纠缠扭打”，既要迟滞敌人前进，又要拖住敌人，不让其缩回沈阳。
防御时间必须坚持到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之后，并有充裕时间回师东进对廖兵团形成合围。防御地段的划分为：10纵在新民以西一线，5纵和6纵负责彰武以东、以北、以西一线。当时6纵从千里之遥的长春外围赶来，正在行军途中，一时不能到达指定位置。5纵将单独在彰武一带首先阻敌。
面临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5纵几位领导同志首先交换了意见，统一了思想，并于当天中午在昌图站以西十八家子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会议由刘兴元同志主持，万毅在会上首先传达了东总的命令，阐明了纵队领导的决心。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便结束了。为了争取时间，部队边行进，边动员。干部战士听说有仗打，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和敌人大干一场，为纵队争光，为部队创造光荣的战史。
10月8日，敌新3军、新6军和骑兵一部自新民、公主屯地区分数路向北齐头并进，新1军随后跟进，企图迂回占领彰武。
为抢在敌人前面到达彰武地区，5纵队指战员不顾阴雨连绵，泥泞路滑，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前进。10月9日6时左右，各师分别到达秀水河子、叶茂台、彰武台门、沙坨子及其以北地区。部队进入阵地后，迅速展开兵力、组织火力，抓紧时间构筑工事，整个阵地上呈现出一片紧张忙碌，准备杀敌的景象。
天不作美，从来很少下雾的地区，这天却一反常态，浓雾蒙蒙笼罩大地，以至相隔几步就看不清人。上午9时许，浓雾逐渐散去，薄雾仍在旷野飘逸，视线尚不清晰。5纵以彰武为中心的阻击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敌新22师约1个营的兵力，从高荒地沿薄坨子向叶茂台、头台子搜索前进。43团团长张志超在此布置了一个“口袋”。头台子和叶茂台的正面防御，分别由1、3营担任，2营前出到头台子以南四架山、叶茂台以南孙家窝棚锁口。
待敌大部钻进“口袋”后，张团长把手一挥，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2营营长李云指挥部队从两侧往里一阵猛打，把敌赶进了袋形阵地。接着，43团各部前后左右四面夹击，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将敌击溃后，张团长令2营撤至头台子加强1营。指战员们抓紧时间抢修工事，迎接新的战斗。
不久，空中飞来两架敌机，轮番向15师阵地扫射。紧接着敌炮火也开始轰击，压得指战员们抬不起头。烟幕帐里，铁蹄扬尘，一队骑兵朝秀水河子至叶茂台一线阵地扑来。指挥一向沉着勇敢，对付敌骑很有办法的44团团长石坚十分冷静，让敌进到距只有100米左右时，命令所有的轻重武器突然一齐开火，打得敌骑兵人仰马翻。
在头台子担任阻击的43团1、2营，将敌暂59师一部试探性进攻击退后，敌不敢再有动作。
是日11时，敌新22师倾巢出动，3个团同时向叶茂台、榛子街、杨家窝棚一带阵地进攻，重点是叶茂台和榛子街。敌人的炮弹像雨点般落到阵地上，工事被摧毁了一些。5纵除纵深炮群火力对敌实施拦阻射击外，阵地上不露声色。
敌人见无动静，便加快了进攻速度。当敌进至5纵前沿阵地时，战士们一起猛烈射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先后5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43团、44团经过1天的拼搏，实力有所减弱。
为粉碎敌人的第6次进攻，15师王师长令45团团长林开征率1营隐蔽地从石桩子经太平山迂回到进攻之敌的侧后。乘夜暗接近敌人，突然开火，子弹、手榴弹像暴风骤雨打向敌人，打得敌人丢尸弃枪，寸步未进。
与敌鏖战了一天，初步阻击任务已完成。当晚，13师、15师主动撤出阵地。14师在彰武县城周围继续阻击敌人，掩护13师、15师渡河布防和彰武地区人员物资安全转移。
10时许，敌50师、54师各一部在5架飞机、10辆坦克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14师阵地扑来，进攻重点为四方城、单家街。飞机狂轰滥炸，炮火猛烈袭击，整个阵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伴随步兵冲击的敌坦克成两路纵队从四方城东侧，朝40团阵地快速开来。铁甲隆隆，大地颤抖。
铺天盖地的炮火压得14师无法组织火力还击。40团团长王兴中令担任正面阻击的2营火速组织爆破组，炸掉“乌龟壳”。
2营4连副连长邓日忠带6名战士突然冲向敌坦克，随着“轰隆”的爆破声，前头的两辆坦克被炸得燃烧起来，其余的吓得不敢再往前开，集中火力扫射4连爆破组，邓日忠等7位同志壮烈牺牲。敌坦克怕再吃亏，掉头回窜。
13时，敌从东、北、南三面夹击单家街41团阵地。团长王道全速令各营构成环形防御。刚刚调整好部署，北面之敌又分出一股迂回到西侧，四面包围了单家街。阵地失而复得，工事毁而复修，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残酷。王团长指挥部队利用民房、院墙、大树等，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不让敌人突进14师纵深。
14师彭师长见情况危急，令42团团长杨克明率2、3营火速增援41团。杨团长率部队由南向北猛突。从敌侧后发起冲击，将单家街西南两侧的敌人冲散，占领了有利地形，防敌再犯。41团王团长见西南两侧的威胁已解除，集中兵力向东北两侧敌人发起反冲击，将敌推出阵地前沿，收复了失地。
这一天，战斗持续了8个多小时，敌人妄想凭借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向彰武县城推进，14师顽强阻击，先后打退敌10次冲锋。完成任务后，乘夜黑主动撤出阵地，越过新开河后，毁桥、破路，转移到新的作战地区。
11日，敌新3军开进彰武。尽管是一座空城，但国民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却大吹大擂，说：“国军进展神速，击溃共军主力，占领战略要点彰武，切断了共军的后方补给线”。其实，野战军已在内蒙地区开辟了第二条补给线。廖耀湘却得意忘形，邀请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等人从新民专程到彰武视察，给其官兵打气。
对于5纵主动放弃彰武的做法，毛泽东在当天9时发给东总的电报中作了高度评价：“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人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表面上敌人占领了彰武，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实际上是对野战军有利，5纵的目的是迟滞敌人西进，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尽心尽力组建炮兵部队
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4月底，第四野战军挥军南下，万毅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政委是钟赤兵，副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政治部主任唐凯。特种兵主要统辖四野的炮兵、工兵、装甲兵部队。
1950年初，四野特种兵部队奉命从南方调往东北，司令部设在哈尔滨。部分部队在北大荒展开了开荒生产活动。4月，聂荣臻调特种兵副司令苏进去北京，主持筹划军委炮兵建设。接着军委成立炮兵司令部，任命陈锡联为司令员，万毅为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及朱瑞炮校校长。
兵司令部成立的初期，首要任务是改善炮兵的装备，加之朝鲜形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万毅到任后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军委直属炮兵有炮1师、炮2师，朝鲜战争爆发后又组建了炮5师、炮8师。除了2师是摩托化炮兵外，其余都是骡马炮兵。
朝鲜战争爆发，根据军委命令万毅和司令员陈锡联带上炮1师和高射炮指挥所开到了安东（今丹东）待命。
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部队入朝前，万毅即奉命从安东回到沈阳负责由步兵师接收苏联进口的装备，改建炮兵部队，并组织训练。先后组建改装了四五个师。先是勘察建设训练基地，在锦西、锦州一带搞起了3个基地。然后调步兵师来改装、接收苏联的武器装备。
改装的部队分为高射炮兵、地面炮兵和战防炮兵。随着苏联装备一起来的，还有一些苏联炮兵专家，都集中在东山嘴子的朱瑞炮校里，负责的是一位名叫利哈乔夫的大个子中将。专家们在学校培训炮校的干部，学习掌握火炮的技术和战术；一部分苏军的军官和士兵，则下到基地里去，手把手地教，假如你是一炮手，就由苏军的一炮手来教。
军送来的装备，虽然也算是现代化的，各种火炮都有，车辆也有，像野榴152和85加农炮，嘎斯63，吉斯151，以及侦察器材、雷达、瞄准镜等，都很齐全。但是，这些装备都是苏军过去在战争中用过的二手货，不是新出厂的，倒还能用。
炮司便用这些二手货装备了部队，经过短时间训练后，开往抗美援朝前线去了。在战争中，使用旧装备的新炮兵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次，彭德怀回国，路过沈阳时，万毅去看他。万毅询问彭老总对入朝炮兵的意见。
彭老总正在吃西瓜，听到万毅的话，想了想说：“生一点，还能吃。”
万毅明白了，彭老总所说的“生一点”，是指训练得还不够熟练。于是，万毅竭力组织炮兵进行训练，力求达到“熟”的程度。
卸去征衣志未赊耗穷光热即生涯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万毅因一个简短的发言，被打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的成员之一”，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3月，万毅被下放陕西省，任建委副主任，后又任林业厅副厅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11月25日，林业厅的“革委会”以陕西省军区首长要找万毅谈话为由，将万毅关了起来。7天后，万毅又被送到了北京。在火车站上，一位军官迎上来，拿着军委文件，向万毅宣布：“奉军委指示，把你监护起来。上车！”
从此，万毅开始了长达6年的监禁生活。直到1973年11月7日，专案组才解除了监护，万毅恢复自由，回到了陕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万毅同全国人民一样兴奋，觉得这时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自由。
1977年11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任命万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20年来万毅在政治上的沉冤，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经中央、中央军委审查批准，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给万毅定的错误性质和所谓事实，都是强加的不实之辞，全部予以否定。撤销1959年9月1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撤销万毅的职务的决定；撤销1959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错误地批判斗争万毅的总结报告。
平反文件上给万毅摘掉的帽子共有10顶，即：“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政治上一贯右倾”；“进行宗派活动”；“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参加东北叛党集团”；“有‘里通外国’嫌疑”；“有被‘策反’嫌疑”。
1981年6月，万毅列席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2年9月，万毅作为总后党组织选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4年，万毅因眼疾恶化导致双目失明。通过学习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有关规定，1985年9月，万毅主动申请退出中顾委，把位置让给较年轻的同志，不久就得到了党中央和党的代表会议的批准。
与万毅一起退出中顾委的有萧劲光、何长工、傅钟、李达、钟期光等36位老同志。9月下旬的一天。中顾委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送这些退出的老同志。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出席。万毅在宴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述怀：“卸去征衣志未赊，耗穷光热即生涯，东风欲问落红趣，甘化春泥更护花。”
1987年10月，万毅离休后，继续参加了有关党史、军史，主要是关于东北军党史的编写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