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汉(1913-1988)，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麻城县独立营通信班长，独立团通信排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13师38团共青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红9军作战科科长兼教导队队长，第31军作战科科长兼教导营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作战股股长，补充团参谋长，386旅参谋长兼太岳军区参谋长，南进支队司令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10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4兵团军长兼滇南卫戍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13年8月27日，周希汉出生在湖北麻城周家坳村。从他父亲往上，整整是三代单传。他的父亲周启耀，30岁前曾娶妻并生有一子。可惜，那孩子两岁便生病夭折了。不久，其妻也贫病交加，不治而死。数年后，其父续弦，40岁上得的周希汉。他爱若掌上明珠，给儿子取名叫祖荣。
周启耀祖祖辈辈精明能干，种田打铁，远近闻名。如同那个社会里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不仅没能发家致富，而且祖祖辈辈饱受地主老财的欺侮。因此，当只有14岁的儿子参加震惊中外的黄麻起义时，他没有阻挡，反而非常支持。他知道，儿子闹的是穷人的天下。
但是，当1928年红军要把队伍拉进大别山时，他望着年幼的儿子心乱了。革命是要革的，但革命也不能断了祖上的烟火啊!
他急急忙忙请算命先生推算了祖荣的八字，并按照先生的指点，给儿子不由分说定下门亲事。
先生说：“祖荣是王侯之相，却是一生的命里注定奔忙之人，需讨一房有富贵命相的妻子服侍。”
一向倔强的儿子，执拗数日之后，在成亲的那天，却没有反抗。他可以梗着脖子对着那铁匠父亲高高举起的棍棒，却听不得父亲呼天抢地的悲声。
那女子少言寡语，结实勤劳。何等相貌，叫什么名字，他是一概记不得说不清了。只知她姓郑，比自己大三、两岁。
婚礼很简单，但闹洞房的人总还是有的。那郑氏离开娘家时还在劳作，又被闹了一晚，着实疲惫。她没有留意新郎送最后的客人时，如何送的那样久，歪在床头，便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恍惚间，记得夜晚并没生发生离家时母亲交代的那些羞人的事情。直至里里外外都寻不到新郎的踪影，她才着了慌。
岂不知，新郎已经借送客之机，远遁山林，连夜追赶队伍去了。
第一次是在1931年春天，当年3月，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开始了党内“大清洗”。
周希汉被请进了保卫局办公室。有人揭发，他是个混进红军队伍的富农。
大约一个月后，周希汉被迫缴出了包括军服在内的所有物品，得到了一身便衣，还有一张路条。上书:“周希汉系富农出身，开除回乡生产，沿途放行。”
为了讨回自身清白，更重要的是周希汉不愿离开红军，他决定回老家湖北麻城开具证明。
周希汉费尽周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到了麻城苏维埃开出的证明。上书:“周希汉家有田若干，佃田若干，靠佃田为生，是贫农，不是富农，他要求回红军。特此证明。”
可当他怀揣这件法宝找到部队时，竟无处安身，他只好到伙房帮厨。洗菜淘米，担水劈柴，什么都干。晚上还帮着给养员记伙食账。
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开过饭，他正在埋头清扫厨房，有个人走了进来。问:“还有锅巴没有？”
他听这声音好熟，一抬头，老天，是老上级徐向前。
看见穿着便服，样子有些狼狈的周希汉，徐向前先是一愣，然后关切地问:“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这一问，问得周希汉眼圈都红了。他忙从怀中掏出那份证明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
听完后，徐向前立即找到张国焘，有些生气地说:“周希汉还是一个小孩，不懂什么事，跟着我工作时很积极，怎么会是改组派和富农分子呢？！”
随后徐向前把周希汉留在了机关，给徐向前当书记员。
1932年，蒋介石亲统大军对鄂豫皖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当时正沉浸在黄安、苏家埠等战役胜利的欣喜之中，认为反动军队不堪一击，不仅不让连战疲劳的方面军主力适时休整，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反而强令部队去打麻城。结果麻城没打下来，西线“围剿”的敌军攻势凌厉，根据地腹地告急。张国焘这才下令撤麻城之围，又命已经更加疲劳的红军主力去迎头将西线之敌击退。
“瞎指挥！”周希汉发了几句牢骚，“我们应当转移到机动位置，趁着敌人举师清剿之机，引诱他一路深入到对我们有利的地点干掉，然后各个击破嘛。这样把部队拉上去要吃亏的。不该打的去打，不该保的去保，搞的什么名堂？”
有人告了密，并且反应他在苏家埠战役后丢失过一批战利品——手枪、子弹。保卫局马上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又惊又怒:“好大的胆子，敢在背后这样讲我！会不会是有人指使的？”他下令严加拷问，“灌他！”
灌辣椒水。被绑在条凳上的周希汉，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大喊大叫:“我不是改组派呀！”“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容他叫出第三声，混浊的辣椒水便灌进了他的口中。
刚灌下去，徐向前便闻讯赶来了。他把张国焘请到一边的房子里，解释了“丢失子弹”事件只不过是警卫排长从周希汉保管的子弹里拿走了点没打招呼。他以党性原则担保周希汉并不晓得领导层有关决策的意见分歧（指徐张在对待敌军围剿上观点相左。）“最多是个自由主义的问题嘛，他是我的书记员，我以后严加管教就是。”
大敌当前，张国焘勉强给了徐向前个面子。周希汉这才被架走了。
西线的敌人没有被击退，方面军主力却受到大量消耗。苏维埃中心七里坪也丢了。大军一路东撤，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局面。9月27日燕子河会议后，打下应山并以该地为依托的战略意图也没能实现。狂妄轻敌的张国焘被敌人的凶狠吓得惊慌失措。他明知被动局面是由他造成的，却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也惧怕和恼恨别人说穿了这一点。看见曾经背地说他“瞎指挥”的周希汉，他心中陡然生出了杀机。
张国焘兴师问罪，周希汉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我没有要谋害你！”张国焘认为周希汉在总部为他安排的房子孤零零的，易受敌机轰炸是谋害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张国焘扬了扬下巴，手随便朝一个方向指了指:“处决，马上！”周希汉便被反剪双臂押出了院子。
周希汉被押到荒凉冷寂的河滩上，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应该喊口号了。于是，他扯开嗓门，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喊起来:“共产党万——岁！”
正在这时，河滩上游方向传来一声喝问:“你们在干什么？”随后便有两人赶了过来。来人是徐向前总指挥和政委陈昌浩。
原来，徐向前和陈昌浩正在河滩上散步，听见有人喊“共产党万岁”就赶过来。走到近前，看见被绑着的是周希汉，两人都有些吃惊。有人向徐向前报告说，奉张主席之命“处决改组派”。徐向前没有理睬那人，却问周希汉:“怎么回事？”
周希汉的脖子还在梗着，气哼哼地说:“张主席说我安排的房子要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是有意谋害他。”
徐向前同陈昌浩对视了一眼，徐向前喝道:“放了他。”
没人动手。“我说放了他！张主席那里我去讲！”徐向前不满地提高了声音。
绑绳被解开了。
1934年，红四方面军经过数月艰苦鏖战，粉碎了刘湘等四川军阀100多个团对川陕根据地发动的六路围攻。一天夜里，红九军作战科长周希汉，带着军直属队插在红25师和27师中间，随部队一起追歼溃敌。追到一个岔道口，走在前面的25师改沿小路东进，军直属队仍继续沿公路向南，朝预定集合地点罗文坝前进。
走出不远，尖兵突然发现前面有敌人埋伏。此时，后面的27师还未上来，军直属队虽有五六百人，但战斗部队只有一个通信队，其他除了号兵连外，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打不打?经过和通信队长谢家庆研究，周希汉决定充分发挥号兵连的作用，打!果然，战斗一开始，这股敌人就被一片激烈的枪弹声和雄壮的冲锋号声吓懵了，迅即被歼。
问过俘虏，方知这只是敌人的一个排哨，南面公路还有敌人一个团。
一个排打胜了，一个团打不打?周希汉在思考着。他想，决不能被敌人吓回去，黑夜里，敌人又是溃兵，我们的号兵连就是一个师，打!随之，周希汉命令号兵连吹冲锋号，亲自带着通信队飞一般冲向敌群，一边甩手榴弹，一边扫冲锋枪。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声势，把敌人冲乱了，他们不知红军来了多少，惊恐地狂奔乱逃。这时，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也举着扁担、菜刀，缴枪抓俘虏，半个小时结束了战斗。
然而，当他们押着五六百俘虏到达罗文坝后，北面又上来一个团的敌军。原来，这是埋伏在公路东侧山头上的敌人，半夜里他们听到一阵枪炮响过，以为是追击的红军已被打退，便乘夜色匆忙下山南撤。
又是一个团!手中不掌握战斗部队的周希汉，心中不免有点紧张，但最后，他还是下了打的决心。
在迅速作了战斗部署之后，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哒哒哒”，“轰轰轰”，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100多把军号齐鸣，震颤山谷。通信队长身先士卒，带着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朝敌人杀去。
遭到迎头痛击的敌先头部队被打得死伤一片，余下的掉头便逃，红军战士则跟着敌人的屁股迫杀不舍。这样，前面的敌人猛朝后压，后边的敌人就乱了阵脚，互相挤轧冲撞，纷纷成了红军的俘虏。
解决了敌人的这个团，还不见27师的影子。周希汉有些急了，他怕军指挥机关遇到不测，立即派人向北寻找27师。派出去的人很快跑回来了，说是北面不远处又发现大股敌人，正朝南涌来。从俘虏口中得知，这是守在公路西侧山头的一个团敌人。在前三次胜利的鼓舞下，周希汉当机立断，决定趁天未大亮，用老办法，再来一次突袭，将敌人收拾掉。结果也很快奏效。
天亮了，敌人留下的这支掩护部队，即范绍增师的3个团，一夜之间就被周希汉带领的红9军军部人员全部歼灭，光抓俘虏就近2000人。
周希汉在思考问题、指挥作战的时候总是烟不离口。抽得最多的时候一天要2-3包，自卷的旱烟也要烧掉半斤，有时手头没烟，还想出点子把树叶和茶叶掺和一起卷着抽。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对烟发生了兴趣。儿时，周希汉因是独子。再加他降生时父母已到中年，所以父母对他一直十分娇惯。周希汉长到十来岁时，因常看到父亲呼噜呼噜地抽水烟，散发出一股香味，便很想亲口尝一尝。一天，他趁父亲不在家，抱起水烟袋偷偷抽了几口。打这以后，周希汉就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一生虽戒过几次，可都没见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陈赓在八路军129师担任386旅的旅长，周希汉给他当参谋长，两个人作战、工作配合默契，生活上亲如兄弟，称得上莫逆之交。陈赓的烟瘾不大，但他有一手绝技，他可以抓过别人的烟，深深地吸一大口，然后吐出一连串的烟圈来，而且可以做到后面的圈从前面的圈钻过去。
两个人常在一群干部、战士的鼓动欢叫声中争相献技一试高低，后来陈赓终于看出周希汉烟抽得太厉害了，便开始劝他戒掉。“周希汉，看你瘦得像根烟卷，你要是不吸烟了，‘瘦子’的外号我就带头不叫了怎么样?”。“周希汉，你再不戒烟，下次好仗你别想打。”好说歹说，周希汉的烟就是戒不掉。
为此，陈赓曾多次劝周希汉把烟戒掉，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后来，陈赓不知磨了多少嘴皮子，终于通过“谈判”激周希汉打了一个赌：如果一个月之内谁先抽第一口烟，就刮他的鼻子。周希汉年轻好胜，同意打这个赌。可没过几天，他就实在受不了这种比不让他吃饭还难受的熬煎，偷偷跑到厕所里开了戒。这个“情报”被陈赓知道了，当即追到厕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实践他们的“君子一言”!这件事在机关工作人员中传开后，立时成了大家谈论的一条趣闻。
1941年秋天，决死纵队第1旅副旅长李成芳打电话给参谋长周希汉。
“老周，你上次给人家照相，那个像片可洗出来了？别人今天来取了。啊？洗好了？那就劳您大驾送过来吧。今天中午就在我这里吃饭啊。等会见。”
李成芳同周希汉既是老战友，又是正经八百的湖北麻城老乡。论年纪，李成芳比周希汉还年轻一岁。如果说他们在职务上还不相上下的话，在婚姻问题上，他的进步就比周希汉快多了。有了妻子的李成芳念念不忘同妻子李平讨论如何“迅速地”帮助周希汉“解决这个问题”。李平的想到了在行署当秘书的周璇。周璇并不姓周。这个名字是她在1939年反扫荡斗争艰苦的时候改的，取“同敌人周旋”之意。她原名叫柴英。她的家乡是紧靠黄河的荣和县（今万荣县），家在荣和城里。
第一次见面，李平和已经做了武装部长王成林的妻子的老同学岳瑞清一起，约了周璇，请刚刚护送炮团返回太岳区的周希汉用缴获日军的照相机给她们拍照。周希汉不明此理，有些心不在焉，给姑娘留下的印象平平。
出师未捷。李成芳并不气馁，夫妻俩又进行了新一轮策划。他们以交、取照片为由，分别约了周希汉和周璇同时到他家里吃饭。
与所有同类古老的故事一样，这顿饭吃到一定的程度，别人不知不觉地都借故离席而去，独独地撇下了周希汉和行署的这位周秘书。周希汉何等聪明，自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他这次的表现却大失水准。
他同她谈了许多话，严格地说，是周璇说了许多话。而他只是非常和气地，在别人听来却更像首长关心小鬼似的问了周璇一些挺乏味的问题：家在哪里，多大年纪，什么出身，参加革命前做些什么，想不想家等等。
此时的周璇敬仰周希汉，却没有想到要嫁给他。不想嫁，她反而很轻松、很大方。所以，她对周希汉这位首长是有问必答。
当然关心周希汉婚姻的不是李成芳一个人。整个太岳区党政军的高级领导都在为二十八岁的参谋长的婚事操心，陈赓就是其中一个。
此时陈赓虽然在妻子王根英牺牲后尚未再娶，但已同傅涯同志定了情。他还给许多人做了月下老，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经过仔细盘问，他终于发现周希汉是“主观能动性有问题”。紧接着他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让周希汉把他的顾虑给大家摆出来。众人听了便笑周希汉虽然打仗果敢，处理婚姻问题却婆婆妈妈。
陈赓坐在一旁稳如泰山。他煞有介事地掐起指头，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辞地咕哝了一阵，然后给周希汉批起八字来。
陈赓将军的这段歪批八字，听得众人一阵大笑。周希汉也甩掉了心头的包袱，抖擞起了精神。
在若干个回合之后，周希汉被任命为南进支队司令，要率领部队去开辟新区。这一去恐怕就得很久，甚至，也可能是永久。他想讨周璇一个底，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也不必牵肠挂肚的了。
这天下午，他又一次把周璇从行署约到了旅部。他们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岗。警卫员先还背着枪不远不近地跟着，后来就守在山脚下。他们在一块朝阳的大石头上坐下，周希汉开口便对她说：“他们都在议论我们两个在搞恋爱。我大后天就要去岳南开辟新区了，恐怕最少要几个月才回得来。陈司令他们问我，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你看我该怎样回答他们？”
毫无思想准备的周璇闹了个满脸通红。这也太不含蓄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鞋，慢慢地说：“你先去吧，结婚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周希汉便十分满足地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回来再说就回来再说。他觉着他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又随便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两人就下山了。
回到村里，陈赓的警卫员来请他，说司令员找他有点事。他便请周璇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稍等片刻，自己随了警卫员去见陈赓。
司令部指挥室里坐满了人。除了军区的领导外，李成芳、周仲英和已经升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刘有光等所有有资格参与筹划周希汉婚事的领导都在场，仿佛是在等待前线突击部队的战况。周希汉一进门，陈赓就问：“怎么样？”
“她同意结婚了，不过要等我回来再讲。”
胜利突破，太棒了！满堂都是喝彩和祝贺。陈赓一挽袖子：“嗨，既然同意了，做什么还要等回来再讲？走之前解决了算了嘛！你们讲怎么样？我看今天就蛮好。”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叫好，只有一个人小声说怕太仓促了搞成夹生饭。陈赓说，“吃的就是这个夹生饭！”
周希汉忙说：“这怕不行。人家讲的是回来再讲。我也当面同意了。这么快就变卦，人家会有意见的。她要是想不通怎么办？再说我大后天就要出发……”。
陈赓笑着打断他，“那有什么，你不要皱眉头，你没有经验，回来再讲？等你回来，搞不好就被别个追跑了。不要讲大后天才走，明天走也没问题。听我的，就今天了。今天正是黄道吉日！”
接着，这位司令官便开始分兵派将，哪个出面去请行署的领导：“要连他们各部门的领导都请到”，哪个去准备婚宴：“菜嘛，只好马虎点子，酒一定要有。吃喜酒吃喜酒嘛，没有酒不行。”一抬头，他看见了正有些为难地站在那里的周希汉，就说：“喂，你怎么还在这里？赶快回去看住你的新娘子。先不要告诉她。她要走的话，你要她到我这里来一下，讲我有事找她。快去吧。”说着，他又继续安排。
周希汉感到事情有些唐突，回到周璇身边便显得局促了许多。稍停，周璇果然要走。周希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陈司令讲，要你到他那里去下子。可能有事要找你。”
周璇辞别了周希汉便去找陈赓。她见到的不止是陈赓，还有另一位将军周仲英。周仲英的妻子垣华也是周璇的同学，所以他跟周璇很熟悉。不等陈赓开口，他便先说：“周璇哪，不要走了，在我们这里吃晚饭吧。”
周璇不明就里，忙说：“不行啊，我没有请那么长时间的假。”
陈赓却说：“没关系，假我们已经给你续了。等下你们主任还要来呢。这顿饭没有他们还不大好吃呢。你坐下听我好好同你讲下子。你同周希汉讲的事情……”，这时，一个科长在门口探了下头，陈赓便走了出去。科长小声报告了几句，好像是“办手续的人没找到”什么的。陈赓有些不经意地骂了一句：“没找到算了。老子讲了就算数。我们今晚先办喜事，明日再给他补上。”
陈赓还在门外，周仲英便向已经似有所悟的向周璇宣布了“组织决定”。周璇连说“不行”。陈赓却进来说：“有什么不行？婚嘛，现在结回来结还不是一样？我们又不是封建军队，‘不准临阵招亲’那一条我们没有。听说岳南那边地下党组织的女同志很多呢，你就不怕周希汉被她们抢了去？！”
周璇涨红着脸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说等周希汉回来就一定会跟他结婚，而只是说“结婚的事回来再说”。陈赓哈哈大笑道：“回来再说不就是再说结婚的事吗？没有什么两样。周璇同志，共产党员‘言必信，行必果’，你要对自己讲的话负责任呢。别看周希汉是个实在人，对他，你可不能稀里马虎的。”接着，他又说了一通让周璇哭笑不得的话。后来李成芳夫妇和周仲英的妻子来了，他们接替了陈赓，陈赓便抽身走了。
天黑了。酒菜备齐。无非是拌土豆、炒土豆、焖土豆之类的再加上临时从老乡家里买来的鸡了。客人也即将到齐。行署的同志来到后听说是给周希汉和周璇举办婚礼，又吃惊，又高兴，又埋怨没有提前告诉清楚。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陈赓突然得到报告：周璇不见了！
陈赓被唬得一愣，想了想说：“先不要声张，赶快派人去找。”
一会儿，人找回来了。
婚宴自是热闹的。
一进洞房，周璇就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哭着，劝着，鸡就叫了。周希汉只好宽慰周璇“不要太难过，抓紧时间休息吧”，自己便退了出去。
第二天的晚上周璇仍旧是啼哭不止。
第三天晚上，由于次日部队就要出发，需要他处理的事很多，一贯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他，晚饭后请警卫员向周璇告了个假，便忙碌他的去了。周璇开始还怀着羞怯和不安等着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便又升起一股怨气。这分明还是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嘛。明天就出发了，今天还让人空守。首长的妻子就这样当吗？“送回去”？她是那么可以随随便便的说来就来，说送就送的？她熄灭了灯，心想，如果他今晚不回来，她明天一走也不再来了。
周希汉忙到后半夜，怀着惜别的心情想回房同周璇再说几句话。他觉察到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了许多，他希望临走前能有个更积极的变化。但他发现她熄了灯，便想到她这几天是太累了，可能是睡着了。他不想吵醒她，便又找了个地方凑合到天亮。一片体贴之心铸成了一个几乎是难以挽回的大错。
当周希汉从岳南新区返回太岳区的时候，已经“又是一年芳草绿”了。
安顿了部队，汇报了工作，他正要起身离去，陈赓对他说：“要你休息不是讲没有事做，首要任务是抽空把周璇同志从行署那边接过来，懂吗？”
“懂。”那还能不懂，“我明天就去。”
“嗯！”陈赓摇头道，“你这个人，没当过大官，也没当过丈夫。你不要去，你去了目标太大。让你的警卫员去就可以了。顺利的话，她就来了。万一人家还有点子想不通，这是有可能的，你去了，僵在那里，就没有余地了，让别个行署的领导也为难。把那战利品选点女同志喜欢的给带去。你呀，打仗那点子聪明劲挪些过来嘛。”
警卫员去了，带去了战利品。怎么去的又怎么回来了。小伙子没精打采地向司令员和参谋长报告说：“周璇同志说她还有工作，离不开。东西她也不要，说她不需要。我请她给首长写封回信，她也没有写。”
周希汉很失望，想起了周璇走的时候那张冰冷的脸。陈赓却重复着警卫员的话，“‘工作离不开’？东西是你给她放下，她又赶上你把还给你的，还是让你自己拿起来的？”
“是我放下，周璇同志说不要，我就又拿起来的。”警卫员老实地回答，脸有些红。
陈赓又问：“你对她怎么讲的？就讲首长派你去接她，没有讲‘我们首长想你啦’，‘总在那里念叨你啦’什么的？”警卫员挠挠脑壳没作声。陈赓便指着他说，“蠢吧？同你们首长一样蠢吧？一点都不会讲话嘛。下次再去，东西就是她赶着把还你，你也不要，就讲拿回来首长要对你发脾气的。懂不懂？回来不要找你们首长了，直接向我报告。”
警卫员二次赴行署。这次人还是没接来，但东西却留下了，而且没费许多周折。有门！
当警卫员第三次带着周希汉的马到行署接周璇的时候，行署的副主任裴云生和两位处长正式出面，“代表组织”找周璇谈了话。周璇还是说不能跟警卫员走。裴云生说：“老是不去也不是个事啊。想了这么久，你也该想通了。就算组织上当初搞得仓促了点，难道同周参谋长结婚比派你去流血牺牲还困难？你现在不去，莫不是想同人家离婚？”
“不是。”她明确又迅速地回答道，随即眼泪就流了出来。她真的还在生周希汉的气。但她不能想像让周希汉再那样热情地给别的姑娘拍照，那样和蔼地问别的姑娘“多大年纪，想不想家”，那样同别的姑娘并肩坐在山冈上谈结婚的事情。不能！除了她周璇，她不能容忍任何别的姑娘这样和周希汉在一起。也许，这些领导同志来得恰是时候。
“不离婚，那早晚得去呀。那边还等着你去工作呢。你可是党员哪。”几位领导又是公又是私地劝解起来。周璇就说不去的原因是舍不得离开行署的同志们。除去跟周希汉赌气的成分，这倒也是她的真心话。裴云生却说这是孩子话：“想同志们了你还可以常回来看看嘛。你这样闹情绪，不让人家军区老大哥的同志们笑话咱们吗？”
周璇终于同意跟警卫员走了。
那天晚上，云特别的厚，特别的低，遮住了星星，也遮住了月亮，温柔地揉搓着莽莽太行起伏的峰峦。整个太岳区都沉醉了，无声，无息。周希汉，周希汉和他的妻子周璇，渡过了他们跨越了年度的新婚之喜。
从此之后，半个多世纪的的生活中，周希汉与周璇风雨同舟，恩恩爱爱地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1946年9月，晋冀鲁豫解放军连续取得了闻夏、同蒲战役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不甘心失败，又拼凑了11个旅，再度向晋南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悄悄地隐蔽在洪洞东南，在浮山一带设下了口袋，就等着国民党军朝里钻。
9月22日，国民党军第27旅和167旅钻进了这个“口袋”。
胡宗南一见浮山告急，便令他的第1军第1旅前去救援，这又恰恰中了我军“围点打援”之计。
担任打援主要任务的就是周希汉的第10旅。
胡宗南的第1军第1旅，自封为“天下第一旅”，它是由原第1师改编而成的。该部首任司令长官即是胡宗南。它是胡宗南起家的本钱，所以备受宠爱。无论多么昂贵的外国武器装备，只要蒋介石能弄进国内的，总要先尽着这个旅挑。旅长黄正诚不仅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而且留学德国，上过希特勒的军事学校。他与蒋、胡的关系非同一般，一个旅长竟授了中将军衔，两个副旅长，甚至团长也都是少将。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旅老兵特别多，训练有素，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也的确是佼佼者。
黄正诚的前卫2团刚到官雀村，即被陈赓兵团的第11旅包围起来。黄正诚恼了，带着他的第1团杀奔上来。
到底是“天下第一旅”，机械化程度高，天刚过午，黄正诚便带着第1团冲过了陈堰。过了陈堰，公路拐了一个小弯，然后一路上坡，视野宽阔了，远远地可以看见公路前方左右各有一座小土坎，宛如一个天然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便可以看到官雀村了。
眼看尖兵就要通过坡顶的隘口。望着坡顶，黄正诚心里想，你陈赓也不过如此!若是我黄某，才不去官雀那鬼地方呢，我就在这里围点打援了。
黄正诚正自鸣得意时，“轰!轰!”几声炸雷，炸断了黄正诚的思绪，他急忙抬头望去，只见他的尖兵在坡顶被炸得人仰马翻。
黄正诚慌忙跳下汽车，伏在路旁的小土坡后，举起望远镜观察隘口处的情况。然而眨眼间隘口处又变得宁静了，没有通常见到的那种火力追击，也没有人影移动，山冈上只有稀疏的树木和错落的岩石，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幻觉。然而，被炸毁的装备还在冒着浓烟，被击毙的士兵尸体横陈公路，被抬回的伤兵在痛苦地申吟。这一切都明白地告诉黄正诚，去路已经被拦住，要想冲过去绝非易事。
黄正诚狠狠地骂了一句，挥手示意1团向前发起冲击。
令他意外的是，他以全部美械装备，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连续发起两次冲击，竟未能前进一步。
黄正诚知道自己遇上了强悍对手。
此时，周希汉坐在离指挥所不远的一棵树下，居高临下地观察战场情况。他一脸的平静，平静中甚至有点悠然自得。像驻足观棋，又像登高览景。此处离战场近得几乎用不着望远镜便可看到一切。
但周希汉还是举起了望远镜，他想在某一个角落里找到黄正诚，看一看这位“天下第一旅”的中将旅长是何模样。
他已经给对手布下了一个口袋。第29团埋伏在临浮公路陈堰村的入口处，截断了黄正诚的退路；第28团埋伏在陈堰村北侧；在正面堵截的是一向善守的第30团。
凭多年的作战经验，周希汉知道这一回逮着的“大鱼”基本上跑不了了。
周希汉对黄正诚十分的不服气，不服气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旅”的封号。你是天下第一?谁封的?若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威名，被各方所承认，谁也说不出什么，可是你自己封自己是天下第一，那就太自大了。你是第一，我是第几?周希汉决心要抓住这次战机单独跟黄正诚一试高低。
原本做事十分续密的周希汉，此番战斗部署更是力求滴水不漏。他对第30团团长卢显阳说，这“天下第一旅”不是一般的对手。此番我们不是要同它争勇斗狠，不求在阻击时对它有多大的杀伤，拦住它的去路就是胜利。
借助望远镜，周希汉没找到黄正诚。但他看见，敌人没有被突然的一击打昏头，很快便组织起了反冲锋。那散兵线的队形有点特殊，既不像日本军队那样凶猛，也不像其他国民党军队那样松松垮垮。这种队形很不利于阻击部队发挥火力。他不由得暗自叹道：若是我们没有占据有利地形，要拦住他们还真不容易。
连续冲击受挫后，黄正诚放下望远镜，焦躁地嘘了一口气。火炮的威力难以发挥。他感到隘口处和公路两旁的山冈在逐渐长高，自己脚下的土地在逐渐下陷。刚才正当午时的艳阳天，也忽然变得灰蒙蒙的了。
他不由得骂了一声在官雀被围的2团团长王亚武：“你这混账东西，你谎报军情。你碰到的是哪国陈赓呢?老子这里才是陈赓呢!中原共军的将领，除了陈赓，谁会这一手?!”
谁会有这一手?陈赓手下的勇将都会。黄正诚或许不知道，陈赓当旅长时，周希汉是旅参谋长，许多作战计划是由周希汉首先拟定的。
激战了一天，“天下第一旅”还是冲不过隘口，眼见天黑了，黄正诚只好把部队撤进陈堰，企图拖到天明再想办法。
战机来了。周希汉即刻调回第四团团长吴效闵。令第28团和第30团利用夜暗压向陈堰村。陈堰村被铁桶般的箍住了。
周希汉没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包围圈一形成，便适时地发起了进攻。不过，他的进攻声势虽大，攻击点虽多，却不急于突破，只是迫使敌人无法设立防御重点。他用这个办法，继续耗掉敌人的锐气，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伤亡。
此时，官雀方向第11旅已全歼了黄正诚的第2团，陈赓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希汉。
“希汉，成芳那里已经解决了，我们更主动了。你拂晓前一定要捉到黄正诚。”
周希汉回答道：“等不到那么久了，过了一会儿我就把黄正诚捉住!”
周希汉的第29团已经突入陈堰村内，正向敌指挥部所在位置突击。“天下第一旅”毕竟是蒋家的“御林军”，不肯轻易就范，凭着美械装备，用轻重机枪掩护，冲锋枪开路，向我军反扑。一连七八次反扑都被打垮下去，才缩回房屋里。
进了屋，又在房顶上架起一溜一溜的机枪，集中火力顽抗，一间房一堵墙地和我军争夺。有些死硬分子，被掐着脖子还死不缴枪。土匪出身的团长刘玉树，双手抡着匣子，像一头野兽，在一个房上跳来转去，拼命呼叫，最后被我军战士撵得无路可逃，才摔了了下来。他被活捉以后，还是又跳又蹦，眼里射出一道蛮横的凶光，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快把我毙了吧!我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们不共戴天。你们抓住我，算我倒霉。想消灭‘天下第一旅’，凭你们这几条烂杆子枪，那是妄想!”
周希汉闻讯后，一拍桌子，厉声说道：“给我狠狠地打，让他亲眼看看‘天下第一旅’的下场!”
深夜，激烈的冲杀声，一阵紧似一阵。敌人拼死命地顽抗，我军就用炸药、手榴弹开路。许多战士多次负伤不下火线。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有的手榴弹打光了，仍继续战斗。无论敌人多么疯狂地反扑，我军部队仍是一步步地向敌核心阵地逼近。
周希汉给29团团长吴效闵打去电话：“黄正诚还在报话机里向上面吹牛。说他一定能坚持到天亮。我们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解决敌人!”
“保证天亮以前解决战斗!”吴效闵回答道。
此时，陈堰村内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蒋军尸体，激战的痕迹满目皆是。走进一座院子，看到是我军许多战士们满脸灰土，一些人头上、手上缠着绷带，仍在不停刨墙、挖交通壕。
吴效闵调整兵力后，与从东门进攻的第28团协同动作，向敌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在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我军爆破手接连炸开院墙，摧毁了敌人最后一道阵地。
黄正诚的旅部被彻底打烂了，他的副旅长、参谋长都当了俘虏。
吴效闵将这胜利的捷报报告给周希汉。
周希汉问：“捉到黄正诚没有?”
吴效闵回答：“没有，俘虏说：可能被炸死了。”
周希汉说：“不可能。你们大炮、炸药刚才响的时候，我还听见黄正诚在报话机大喊大叫呢!好好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战士们重新搜索，把俘虏中一些穿马靴、模样像大官的都查个遍，仍不见黄正诚的人影。
东方发亮，部队撤出了战场。吴效闵带着几个参谋，来到俘虏集中的一片树林里。“天下第一旅”的官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畏畏缩缩地坐在树底下，有的还呆呆地望着陈堰村。
吴效闵的目光在俘虏群里搜寻，忽然，他发现一个上身穿士兵衣服，下身着呢裤子，脚穿皮靴的人，此人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看见吴效闵后，立即垂下头去，身子朝另一个俘虏背后挪动，神态很不自然。
吴效闵走过去，指着他问：
“你是做什么的?”
“书记官，我是书记官。”
当他发现吴效闵的目光在他的呢子裤和皮靴上扫动时，连忙解释说：“我确实是书记官。这裤子、皮靴是我去年在西安结婚时朋友送的。”
越解释破绽越多。吴效闵拽过旁边的俘虏，一查问，这个戴金丝眼镜的人就是“天下第一旅”的中将旅长黄正诚。
黄正诚被带到了10旅旅部，带到了周希汉面前。
油灯下，两个旅长相视而立。周希汉又高又瘦，黄正诚敦敦实实，一个穿着土布军装，一个套着呢料军裤。
良久，黄正诚气恼地扭过身：“你不是陈赓!”
周希汉明白了，黄正诚想见的不是他。周希汉被对方的傲慢激怒了，冷冷地说：“我是周希汉!”
黄正诚再次上下打量周希汉一眼，说：“我要见陈赓，他为什么不见我?”
周希汉拉过椅子坐下了，瞟了黄正诚一眼：
“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
1947年11月4日上午，河南郏县。
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官李铁军正与整编第15师中将师长武庭麟通话：“庭麟兄，我的先头部队已经进至三十里堡。你再挺一挺！”
武庭麟此刻正在郏县一座半地下碉堡里。放下话筒，他对部下说：“听见了吧？李长官的先头部队一会儿就来了。咱现在主动了，是他共军该想法跑了。”
几乎与此同时，离武庭麟工事200米左右，陈赓手下的一员虎将、第10旅旅长周希汉正在作攻坚的部署。侦察员飞马来报：“李铁军先头部队进至三十里堡！”
周希汉夹着香烟的手微微一抖。一团烟灰落在地图上。但那只手很快便镇静地把地图上的烟灰拂去。他头也没抬应声道：“晓得了。”
远离战场的集团司令部里，一向有大将风度的陈赓听到截获的敌情坐不住了。他来回踱着步，嘴里反复念叨着：“三十里，三十里……”由于牵挂着10旅的行动，他已经连续两天失眠。他问作战科长彭一坤有没有周希汉的消息。彭提醒他，按照保持无线电静默的约定，周此刻不会主动联络。
前有武庭麟，后有李铁军，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差不多是10∶1啊！有人建议，最好命令周希汉他们撤下来。
陈赓停住脚步，摇摇头：“不要！让他自己决定，我们不要去干扰他。”沉思片刻，陈赓下令：“命令陈康向宝丰以东运动，去接应他们一下。”陈康是13旅旅长。当时该旅所处位置离10旅最近。
10旅何以会陷入如此险境？
1947年8月，我陈谢大军奉毛泽东命令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与陈（毅）粟（裕）、刘邓一起形成3路大军鼎足中原之势。蒋介石急了，忙调李铁军兵团赴洛阳，又令裴昌会兵团进潼关，从东西两面夹击陈赓。为摆脱敌人夹击，特别是李铁军的尾追，陈赓于10月30日在河南伊川温泉镇召集各旅旅长开会，决定用一个旅连续奔袭由民团驻守而战略位置又相当重要的临汝和郏县，将李铁军的注意力引向汝河以东，掩护主力秘下鲁山、南召，到伏牛山区开辟根据地。
奔袭任务被周希汉抢到了手。
11月1日，周希汉派28团袭取临汝，轻松得手。但随后攻打郏县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3日上午，赶到郏县城外的30团率先从西关攻城。两个小时后周希汉率29团赶来了，抵近一看，情况不对：守军火力很强，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样样都有，打得也有章法。这哪里是民团？城内肯定有敌人的正规军！周希汉立即下令停止攻击，派人潜入城内侦察，重新部署攻城方案。
敌情很快摸清了：国民党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于2日晚率5000余人窜来郏县。同时得知：李铁军大军已进至伊川以南，其整编第3师前锋距郏县60余公里。
好家伙！面前的武庭麟兵力与我相当，算上身后的李铁军，敌人兵力10倍于我。是撤还是继续打？撤退，理由很充分：敌情变化太大。不过那样一来，敌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主力位置，陈赓的计划就会落空，党中央关于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鼎足中原的战略决策就难以实现。保全自己，输掉大局，这种事不是周希汉干的！
周希汉分析着，李铁军已在我军后面跟了多日，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此人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害怕我们围点打援，不会用自己赖以起家的整编3师舍命来救武庭麟。即便他全力来援，也得一天才能赶到。一天时间，我们拿下郏县是能够做到的。万一不行，那就宁可我们被吃掉，也要保证中央决策的实现。
指挥所意见统一了：“打，按原计划不变！”
4日凌晨，周希汉派人飞马急调的28团从神后方向跑步赶来了。
攻击开始。先由30团再次从西门打响，虽是佯攻，打得却很凶。
就在敌人急忙向西门增兵时，旅工兵连炸开了东门外城门。担任主攻的29团官兵乘势登城，很快突进去一个营。周希汉随即令他们全团跟进，向西发展，并以一部兵力占领南门。
凌晨3点，30团突破西门。
与此同时，28团留下一个营在城外作预备队，其余两个营则如饿虎扑食般从东门至北门之间突入城内，并将敌少将副师长杨天明抓到了手。
拂晓前，10旅主力全部突入城内。天亮后，城内大部分阵地已尽在我方掌握之中。武庭麟收拢残部1500余人龟缩到城西北一个叫做“高寺”的寺院内，作名副其实的“负隅顽抗”。这个地方地势高院墙也高，俨然是城中之城。据被俘的杨天明交代，这里的工事是武庭麟早就修好的，是其“狡兔三窟”中的一“窟”。
周希汉的指挥所进了城，设在离“高寺”约200米处。正在他部署攻坚之际，派去监视李铁军动向的侦察员来报：“李铁军先头部队进至三十里堡。”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部署停当，周希汉迸出两个字：“开饭！”
侦察员的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在10旅指挥所。想不到李铁军的动作会如此之快！
周希汉点上一枝炮筒烟。他要部下沉着，可再沉着的人此刻也会紧张的。城内顽敌未歼，城外大兵压境。走，武庭麟会破裤子缠腿，把你死死地缠住。打，敌援兵眨眼就到。情势之危远甚于攻城之前。然而，周希汉毕竟是周希汉，情势越是紧张复杂他越是心明如镜。他明白当下唯有干净彻底地吃掉武庭麟，李铁军才不敢死逼不放。
“坚决歼灭武庭麟！”周希汉尽量平静地分析了眼前敌我态势，对大家说。
接着，他连发几道命令：令善守的30团2营和29团1营跑步赶往西关外十五里堡构筑临时阵地，交替掩护，迟滞援敌进军速度；令28团2营速赴城西2.5公里处担任阻击第二梯队；令29团3营为旅预备队，位于城西南，防止敌人切断我南撤之路；令旅直属队一部先将伤员、辎重和一批俘虏秘密撤往汝河以西，向鲁山方向运动。
留下攻坚的是28团1营、3营，29团2营和旅山炮大队，由周希汉亲自指挥。
3个小时，阻击部队只要争取到3个小时就够了。周希汉嘴里布置着，眼睛看着手表。
部署停当，众人以为他要下达总攻命令了。谁知他用力扔掉烟蒂，大声说：
“开饭！”
什么？“开饭？！”众人一时惊呆了，怀疑自己耳朵是否听错了，疑惑地望着周希汉。
周希汉环视众人，十分肯定地说：“对，开饭！”随后把目光转向副旅长周学义。“老周，你想想办法，主攻部队最好能喝上热汤。半小时可以吧？”
周学义点头会意，转身便走。周希汉昂起脖子，用他在人前讲话少有的激动语气对大家说：“同志们，李铁军有饭吃，武庭麟有饭吃，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会他们。李铁军他最快得3个小时才能赶到。我们有时间。你们放心地吃！”
几十年后，周希汉老将军回忆说：“当时我想说的话很多，可就说了那么两句。我有吃饭的时间，为什么不吃？不吃饭我也能拿下来，可吃饱了有劲，吃饱了胆壮，吃饱了心不慌脑筋也会更好用！”
2000来人，半个小时喝上热汤可不容易。但这件事却没让周学义费多大力气。老百姓把热饭热汤都给送来了。
时针指着下午1点。3发信号弹腾空而起。10旅对残敌发起了总攻。
炮兵将山炮推到“高寺”正面抵近射击。各攻击点火炮同时开火。“高寺”顿时被炮火和浓烟覆盖了，护墙被轰倒了，院墙被炸豁了，工事被掀翻了。
“火力转移，步兵上！”周希汉一声令下，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呐喊着从各个攻击点发起冲锋。战后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的28团2连通信员卫小堂在连长和爆破手负伤的情况下，顶着敌人密集的子弹用手榴弹和炸药包连续炸塌院墙数处，指挥全连突入了“高寺”。
在浓烟粉尘里，敌人伸出了投降的白旗。在突击队员们喝令下，两名“国军”中将——整编15师师长武庭麟和他的副师长姚北辰高举双手钻出了碉堡。
城内干掉了武庭麟的15师，城外十五里堡的阻击部队已经同李铁军整编3师的前锋接上了火。不过，这伙敌人攻而不猛，动作迟疑。缴获的步话机里传出李铁军连连呼叫武庭麟不应而变得越来越急切的喊声。周希汉突击审讯了武庭麟，发现武根本不相信只是周希汉一个旅打下了他的郏县，认定陈赓的主力就在附近。
周希汉笑了：果如所料，敌军首领直到现在仍不明我军虚实，眼下武庭麟没了声息，李铁军就更不敢轻进了。好，为了不暴露我军意图，那就继续利用李铁军的多疑和犹豫，让30团积极阻击，大部队索性拖到黄昏之后再撤退。黄昏前，周希汉先派旅卫生队政委董光荣带一个战斗班将武庭麟等几个重要战俘押往鲁山。待李铁军的整3师过了十里堡，他才指挥部队分路快速撤出。
4日午夜已过，李铁军的部队方抵达郏县城下，但仍不敢进城。整编3师的炮火很是盲射了一阵，进城后才发现早已不见“共军”踪影。
李铁军不禁连呼“上当”！
此后，便由陈赓派来接应10旅的陈康带着他的13旅担负起“牵牛”的任务，牵着李铁军这头“牛”在伏牛山里转呀转呀，最后终于将这头“牛”给宰了。这是后话。
且说陈赓这边，已3天3夜未合眼的他见到董光荣押送来的武庭麟等战俘并了解了战斗经过后，那份高兴呀，真是难以形容。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杰作！这一仗真是周希汉的杰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作家的周晓红，开始构想着书写父亲的计划。她甚至觉得她写父亲的作品将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在她的小说《人证》里，已经呈现了一个父亲真实辩证的身影。
那是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真实事件。周希汉步入晚年离休生活后的一个下午。周希汉正埋头写他的回忆录，周晓红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60多岁的老农。老人自称是周希汉1942年在山西太岳区当旅长时的通讯员，后来负伤致残，回家当了农民。他和他老伴风烛残年，没儿女，他残废，老伴重病。他来找周希汉，目的是让老首长证明他是1942年入伍和1947年入党的。这样，他就有了老革命资格，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都会提高。他说，他这是第三次胸前戴着他的几枚勋章来北京找周旅长了，前两次到海军大院门口打电话就让秘书给挡了驾，这次就直接闯到将军楼来了。
“……唉，老首长身体不太好?你爸……年轻时身体不好，我清楚哩!想着不该来打搅，不该来可又来了哩么!”
尽管那位老乡表述很笨拙，但毕竟是一位被和平年月淹没的老战士，周晓红在领老人去见父亲之前，心中已生同情。“心热了一下，觉出了身体里轻轻掠过一阵血流”。她决心要帮老人这个忙，领老人去见父亲，并说服父亲替老人作证，让老人带走他“老革命”的待遇。
这一时期，身为年轻作家的周晓红似乎与父亲已经有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她真实地记录了她见父亲时的心境。“这是一条不足百米的路。但我每次往返于此，都有一种陌生感和惶恐感在加剧。父亲已到了那个更加固执更加偏听偏信更加感情用事的年龄。我……却不知怎样伤害了父亲而渐渐丢掉了我在父亲面前多年受宠的被信赖的地位。”
她对父亲的墨守成规也有感触：“现在这里的一切设备虽然已失去原来的实用价值，但父亲坚持要让那镶在半壁的书柜、办公桌印保险柜们等等都依然按原有的规模健在。”
不过，周晓红毕竟深深地爱着她的父亲。看法归看法，作为女儿的情愫还是不知不觉从笔端流泻出来了。“父亲瘦成一薄片的身子缩在沙发里。他专心一意地看着书，并用一枝铅笔不断地在某些句子下面划出重重的曲线。他耳朵很聋，是‘文革’挨斗留下的纪念。”“心中突然产生一丝怜悯之情。一见到他，那种冲动会突然冲走我们之间的一切陌生和隔阂。我悄然蹲下，靠近父亲的耳朵，对他轻喊着：‘爸——爸!’”
周晓红竭力地替老汉诉说着。然而，周希汉实在记不起有这么一个通讯员了。
农村老人手忙脚乱地奔到周希汉面前，用混沌不清的语言呼唤着：“这是老首长?……呀!呀!老旅长么?……呀是老首长是老旅长是你爸爸哩!”
可是，周希汉却不认得他。“父亲顿时矮下去，缓缓地把两只手背到了身后，似是而非地冲他点点头。”
周晓红又赶紧替农村老人说：“他这是第三次进北京来找老首长作证了，前两次都没能看到您。您看这残废抚恤金证明本上写的，一年才有400块钱的生活费，太惨了!”
她哪里想到，周希汉将军的看法与她截然不同。“四百吗?——不错嘛!政府养着他们全家，比我们活得还好嘛!”周晓红顿时呆住了。“我哑然。可这些确是父亲不懂的。多少年来的养尊处优，使他没有机会学到把权力转换为金钱的本领。”
农村老人不甘心，又没头没脑地述说他那段历史，试图让周希汉回忆起他这个通讯员。“那个‘猫食梗’，记得不哩?我们现在在一块哩!他也有证明，现在是高干，办离休了哩!我么……”
周希汉还是被他说得云山雾罩。“通讯员……”周希汉淡漠地笑了，“那时候我有一个通讯排哇!战士有十几、几十个。一年半年就换人了调走了牺牲了，怎么会都记得呀?”
农村老人的头上急出了汗珠子。“哈呀!老首长不能不记得我么!”他指着胸前勋章中的一枚说：“这是那年洛阳战役受伤得的么!半夜起来让集合队伍，我跑去给老旅长牵马，一个炮弹炸过来，我护马哩，炮弹皮把胳膊炸透气了么!报的是二等乙级残废么!你看你看!——”他站起来，把右手臂上破得拉丝的袖口一撸到顶，把那只着着实实萎缩成了细细一根的胳膊一直伸到周希汉面前。
旁边的周晓红又一次被打动了，久久地注视着农村老人残废的胳膊和那根木手杖。她看着父亲，可“父亲无话，甚至没有一丝动情的表示。也许那弹洞在父亲看来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我很失望。是为父亲。从来都以为父亲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过去几十年的战役、场面、敌我死伤人数甚至是每一次战斗的时间地点，总是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在他的回忆录里能够清晰可见。被他遗忘的，究竟都是些什么呢?”
周晓红还是变着法地劝父亲给农村老人写个证明，可周希汉有自己的处事法则。“要你们大队或公社县里开个证明信来，由组织出面比较好……”周晓红想用老人的惨状和父亲写证明对老人生活待遇上的重大意义来打动父亲，周希汉一听“待遇”二字却火了；“什么待遇啊?一个党员，无非是三点嘛!一是交纳党费；二是参加党的会议、执行党的章程；三是为党的事业做工作。不存在享受问题。”周晓红听了，顿时大笑。“爸爸说的没什么不对，是觉得好笑就笑了。”
在周晓红和农村老人的软缠硬磨下，周希汉只好写了个意义不大模棱两可的证明：“如果已经恢复党籍，请按党员标准给予待遇。”之后，对农村老人说：“我已经违反了党性原则。回去之后，不要再搞串联，再让其他人来找我!有问题找自己的组织……”
周晓红在失望、无奈之余，给老人一些钱，送老人上路，眼看着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的老人消失在将军楼外的路上。她怅然地看着父亲的房间，又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与父亲之间愈加难以沟通的巨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