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地下斗争的少年
1910年1月9日，张爱萍出生在四川省达县。1925年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刚刚18岁的张爱萍，不甘心大革命的失败，立志要让刽子手以血还血，以命偿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于是，他离开家乡来到了“四·一二”屠场的上海滩，在戒备森严的敌人眼皮子底下，贴标语、散传单、冒险主持“飞行集会”。
7月的一天中午，艾平（当时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在永安公司大楼上，环视了一下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使了一个眼色，把一支点燃的大爆竹高高地掷向天空。爆裂声在楼群中震荡的同时，他和散在四处的同志已经把大把的传单撒向街上的人群，口号声四起，这伙热血的年轻人结队开始示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头缠大布的印度巡捕吹起警笛，挥着警棍奔了过来，一场格斗开始了，艾平和伙伴们将随身携带的酒瓶子、砖头、瓦块投了过去，逼得巡捕们一时收住了脚，有的转身向后退去。借着电车的掩护，他们推进到了十字路口，撒开腿，一直向北跑去！
“快！跑过泥城桥，冲出英租界！”艾平留在最后，不断地催促着伙伴。
闻讯赶来的英国宪警在桥上铐住了他、余大姐和其他五个男女伙伴。
无论在戈登路的巡捕房里，还是在会审公堂上，当局都认定他是“罪魁祸首”，可又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得以“扰乱社会治安，妨碍交通秩序”判了他20天徒刑，关进了监狱。
20天过去了，张爱萍刚刚走出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忽听一声召唤：“艾平！”他抬头一看，叫了一声“余大姐！”跑着迎了上去。余大姐没有吭声，拉着他离开了监狱大门。
余大姐叫余一梦，和张爱萍同在法租界地下党支部，她比他大两岁，待艾平为兄弟，艾平亲切地称她为“余大姐”。
大姐心疼地说：“你受苦了。”
“没得，就是……”他指着头上一行行一块块参差不齐的头发：“他们强行在我头上用推子乱推一气，弄成这个样子，真使人好恼火！”
他那滑稽的表情，逗得大姐笑弯了眉。
向前走着，艾平问：“余大姐，下一步怎么办？”
“你先住下，以后再说。”大姐回话的同时，打开手提包，拿出几个铜板：“给！”
“不。”艾平知道，每个同志都是在艰难的境遇里自谋食宿从事斗争，大姐也不例外，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尽管这些天在监狱里老是吃不饱，常常在半夜饿醒，只好吞下一口口涎水充填饥肠，他也不愿去接大姐手中的铜板：“你留着用，我自己想办法。”
“刚刚放出来，你能想什么办法！有我的就有你的，拿着！”
他执意不要，又怕大姐生气，只好从大姐手中取了三枚。
他回到了在上海的住处——亭子间。站在窗前，透过鳞次栉比的楼群，望着东方升起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自言自语地说：“月亮笑得好开心哟！是在庆祝我出狱吧，今天这个中秋节不可不过。”
“穷开心，一天没得吃饭了，还过什么节？”同住亭子间的子蒙和伯年惆怅地说着。
短短的一句话，艾平知道了他们家里的汇票还没有到，于是，他拿出仅有的三个铜板，拉着二人下楼了。当他们返回的时候，屋里充满了笑声。三个铜板，买了两包蚕豆，又打来一壶白开水，这就是他们的中秋宴。
“干杯！”，三个饭碗碰到了一起，铿锵悦耳，碗里清澈的水，闪烁着粼粼银光。
初遇周恩来
1930年春，张爱萍在黄桥阻击战中，左腕骨受了重伤，子弹穿过他的左腕时炸开了，流了好多血。上级经过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上海治伤。在上海福民医院治愈左手腕弹伤后，他便请求到江西苏区归队继续战斗。江苏省委把他的请求及组织关系一并转到了中央军委。几天过后，军委派来了联络员欧阳钦，告诉张爱萍说：“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行军打仗，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为好。”
张爱萍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忙伸出手给欧阳联络员看：“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不妨碍打枪作战。”
一个星期后，欧阳钦又来了，满脸笑容地对张爱萍说：“恩来同志同意你的意见，祝你一路顺风！”
张爱萍被这两句话深深地感动了，他感激周恩来能理解他要求到苏区红军去的迫切心情，更感激周恩来帮助一个与自己从未见过面，并且与自己意见相悖的青年实现意愿。这成了张爱萍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
从这一天起，张爱萍总想早日见到周恩来。
1931年冬，在瑞金工作的张爱萍，听说周恩来到了瑞金，便立即跑去看望。映入张爱萍眼帘是大胡子衬托着的一张年轻英俊的脸。“你就是……”
“我是周恩来。”周恩来早已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在上海请求你批准来江西的左手受伤的张爱萍。”
“噢，原来是你。”周恩来拉起他的左手，仔细地抚摸着，打量着，“完全好了吗？”
“好了，全好了，还可以打篮球，攀单杠。”
“好，好。”周副主席爽朗地笑了。
1931年11月7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张爱萍被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任总队长，总党代表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兼任。从此，张爱萍与周恩来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了周恩来的教诲。
当时，周副主席工作十分繁忙，张爱萍等年轻的同志都想多做些工作，减轻周副主席的负担。可是，就在张爱萍到任的第一天深夜，周副主席打来电话叫他过去。当张爱萍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竹丛树林间的小屋时，周恩来刚刚处理完军委的工作，已是很疲劳了。张爱萍想简明扼要地汇报完工作，好让周副主席早一点休息，可周恩来问得很细，并十分认真地讲述了自己的意见。当他们谈话结束时，已是次日的清晨了。
此后，张爱萍常常在夜里接到周副主席电话，然后走过小山坡和竹丛林，来到闪耀着灯光的小屋，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研究问题，一起迎接光辉的黎明。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面对紧张形势，周副主席特别强调，少先队要动员以骨干组成模范队，整班、整排、整连、整营地加入红军。后来党中央决定：赤卫队的工人队员组成工人师，少先队的模范队员组成少共国际师，周副主席又提出了少先队整团、整师加入红军的号召。张爱萍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动员广大少先队员，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使少共国际师得到发展壮大，生机勃勃，名闻遐迩。
老鸦山痛打国民党中央军
1935年2月，我军二渡赤水河占领桐梓城后，得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正由遵义向桐梓急进中。3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急令13团星夜兼程，力求先敌进占桐梓通向遵义的要隘——娄山关。
刚刚到达桐梓城外的张爱萍领导的11团，部队尚未宿营，即接到了彭军团长急令：“娄山关战斗激烈，全团火速前进！”
受命后，张爱萍等几位团的负责干部，策马加鞭，沿着桐梓到娄山关的大路奔驰。在离娄山关不远的路旁树林里，见到了彭军团长和邓萍参谋长，11团领命从娄山关左翼远出迂回板桥敌人，并切断其退路。
24日，11团连夜冒雨前进，于拂晓前赶到了板桥附近，与板桥外围敌人交战。敌仓皇应战。11团抢占了板桥镇外的一个山头，趁势向镇里冲击，敌主力不支向南溃逃而去。
随后，我军在板桥周围山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残敌战，并于28日再占遵义。
与此同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从乌江南岸远途驰援遵义。为了痛歼来敌，军委命令红1、3军团各派出1个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命令规定：中途遇敌后，即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疲劳敌人。待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时，2个团即并肩构筑工事，依山固守，坚决把敌人抓住，以利我军1、3军团主力从左右两翼突击歼灭敌人。出击迎敌的2个团，是1军团的第3团和3军团的11团。
张爱萍等接到命令后，立刻紧急集合部队，全团成四路纵队，雄赳赳地涌向城外。
1军团的第3团，出发比11团早。11团刚走到遵义城外去鸭溪和懒板凳公路的桥上，3团已经迎上了敌人，并展开队形，进入了战斗。
3团的一个骑兵通信员，飞也似地去向1军团首长送报告。他在张爱萍面前下了马，气喘吁吁地说：“来了，中央军增援来了，大概有2个师的人。”说完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张爱萍迅速率部来到老鸦山左侧一带山地，刚集合好队伍要进行战前政治动员，敌人约1个多团，从正面向11团扑来，企图占领11团前面的山头。张爱萍等随即命令2营跑步，抢先占领了那个山头。这时11团左前方的第3团和敌人的战斗逐渐激烈起来。
敌人后续部队逐渐增加到了2个团。
当前的态势，使得张爱萍越来越感到压力在增大，同时，他又因吸引住了敌人而感到高兴。他们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应战，决不后退一步，并指挥部队依山构筑野战防御工事，把敌人牢牢地钉在他们面前，以争取军团其他部队采取有力歼敌措施的时间。
就在11团与敌激战的同时，10团控制了老鸦山主峰。
下午，敌人把主攻方向转向坚守老鸦山的第10团，攻势一次比一次猛。敌人死伤累累，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战斗越打越激烈，到了白热化。
下午3点多钟，敌人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占领了老鸦山主峰。
这种态势的出现，使敌人不但可以居高临下，威胁我11团，更严重的是可以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此时此刻，张爱萍接到了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一面固守阵地，一面组织兵力坚决夺回老鸦山。
张爱萍等当即组织2营连攻两次，均因地形险恶，未能成功。最后，张爱萍等经过再三研究，又增调第1营1个连，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时，电话中传来了彭军团长的命令：为了迅速夺回老鸦山主峰，军委命令干部团从北面向南攻，11团配合干部团从左侧仰攻。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干部团首先登上了老鸦山的主峰，山顶上又飘扬起我军的红旗！就在这时，13团和12团也从遵义通贵阳的公路以西向正面之敌实施猛烈突击。1军团方向，远远传来了炮声、枪声。
黄昏之前，我军全线展开反击。仅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全面崩溃，主力被我军歼灭在老鸦山下，残部分路向乌江溃退。我1军团向懒板凳方向，3军团向鸭溪方向，乘胜在夜间展开了追击。11团紧跟溃敌脚后跟，追到鸭溪镇。
吴奇伟的2个师，大部被歼灭了。吴奇伟如同一条丧家犬，带着2个团经懒板凳向乌江方向逃去。当我1军团追到乌江时，他不等败兵过得江去，便下令砍断了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1000多人丢在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
吴奇伟2个师的覆灭，是红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利，轰动了全国，震破了云贵川敌人的胆。我军斗志更加奋发了，部队补充了弹药、物资，换上了好枪，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还是打中央军过瘾，缴来的都是好枪！”
单枪匹马闯路东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天，此时张爱萍任豫东省委书记。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他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提出：越过津浦路，进入路东，进而挺进苏北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
这时，地处路东的中共安徽宿县县委派刘子吾同志来了。刘子吾说：日军由于兵力匮乏，在路东只在沿路及沿线的一些重要城镇设了据点，而广大农村，以至于整个洪泽湖地区，都还在中国人手上……
张爱萍越听越兴奋，假若刘子吾所言为实，那么路东便是几方力量都未控制的难得的空隙地带，便是我军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舞台。于是，张爱萍对彭雪枫说：“我先带个小部队去侦察侦察，摸摸情况，给你打个前站。”
“就是去路东侦察，也用不着你这个刚上任的省委书记去冒险！”彭雪枫认真地说着。
张爱萍想，当前没有比真实掌握路东情况更重要更迫切的了，他亲自跑一趟，冒点风险也值得。于是他提出：“我带一个人，再带一部电台，以便一旦有情况可以随时向你报告，免得徒劳往返。”
“你去当然好，不过，你的行动要报告中原局，我个人决定不了。”
彭雪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带电台容易暴露，反而不安全。”
张爱萍带了游击支队民运科长刘作孚，跟着刘子吾出发了。一个深夜，他们越过了津浦路封锁线，次日中午时分，来到了皖东北中心的泗县地区。走进庄子，在一座宅院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泗县县政府。
张爱萍一行在这里受到了热情接待。交谈中，获知县长黎纯一也是四川人，黎纯一设便宴招待。趁着饭局，张爱萍从黎纯一的口中掏出了国民党在皖东北各派的军事实力，他们的政治态度及相互关系等重要情况。
推杯换盏谈兴正浓之际，屋外突然响起枪声。有人慌慌张张跑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动了！”
刚才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的县太爷，再也不顾友军同乡的贵客，带了几个人偷偷溜走了。
张爱萍细听了一会儿枪声，便问刘子吾：这一带有国民党正规军吗？”
“没听说有正规部队。”
“这就奇怪了，这枪打得有章法啊。走，看看去。”
张爱萍循着枪声向北走去，约莫20多分钟，迎面看见一座土山，枪声就是从土山上传来的。
在山脚下，他遇到了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回答出乎张爱萍的意外：“我们是八路军苏鲁豫二大队。”
“你们大队长是谁？”
“梁兴初。”
张爱萍急忙上山，在山上见到了老熟人梁兴初。梁见到张爱萍也感意外。梁告诉他：115师685团于去年秋冬由山西进入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战略侦察，后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这次南下，是为向敌后挺进作战略侦察，今晚就要撤回鲁南。
“既然来了，还撤回去干什么？”张爱萍问。
但梁兴初坚持要撤。
时近黄昏，枪声稀疏了。战斗渐渐平息下来。我八路军战士给日本鬼子以大量杀伤，但自己的伤亡也不小。
梁兴初率部撤走了。几天后，梁派来部队护送张爱萍周游了皖东北各县镇。周游中，张爱萍探访了皖东北各界头面人物，寻访了散布在角角落落的游击队，还造访了国民党皖东北的“顶尖人物”盛子瑾。周游路东后，他便在路东扎了根，他从山东分局请来金明，一起在洪泽湖边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团结了各路“诸侯”，在这块战斗纷繁的战略要地上，建成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拥政爱民的带头人
1944年春天，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广阔田野上，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农忙景象。
4月初的一天上午，驻在盐阜地区的八旅在春耕大忙季节召开了拥政爱民月誓师大会。会上旅首长要求部队在战斗间隙，支援老乡春耕，同时规定：在春耕大忙季节，凡距离部队50里以内的碾米场，军粮一律由部队自己背，不要再让老乡肩挑车推送了。
张爱萍同志虽然是副师长兼旅长，却带头执行拥政爱民月的规定，常常亲自带领旅部直属队的干部战士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背粮。
有一次，他们从驻地大李庄到40里外的杨寨镇去背粮，张旅长和几位旅首长也去了。到了杨寨镇的碾米场一看，要背的粮食很多，而面袋子不够用，大家急得团团转。这些情况却被张旅长看到了，就把自己穿的一条罩裤脱下来装米。在旅长的启发下，不少同志也都这样做了。
回来的路上，张旅长的肩上背着“两条腿”的米袋，走在队伍的前面。望着旅长的背影，小彭耳边又响起了在拥政爱民月誓师大会上，张旅长的讲话：“同志们，人民军队要爱人民，要依靠人民，就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想着想着，一种敬佩的心情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张旅长真是拥政爱民的带头人！
1944年，担任盐阜军区司令员的张爱萍同志，在一个仲夏的黄昏，带着警卫员，来到了阜东县县大队的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到了那里，天已近暮色。他告诉陪同来的县大队领导，不要打扰连队的同志，不要惊动老乡，不要暴露身份。这样，他就在一位老乡家里借了块门板，搭在堂屋里过夜。睡前，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和这家的房东亲热地谈了起来，聊家常时，张司令员问老乡：
部队住在乡亲们家影响怎么样？”
“我说同志啊，要说影响，唉！还能没有。这些年轻人，真叫我们老百姓没办法。他们每次打完仗回村里，总是帮乡亲们干这干那，扫院子啦！到池塘挑水呀！什么活都抢着干。同志啊，你要不信明天你看一看就清楚了。”
这一夜，张司令员亲自查哨，到班里看战士们睡得怎样。他的这些活动都没有惊动大家，谁也不知道是司令员来了。
第二天拂晓，张司令员比连队起得还早。他亲自把门板给老乡上好。连队起床了，他来到了操场，悄悄地跟在连队的后面跑起步来。天亮的时候，连长才发现张司令员在队伍里。战士们看到司令员，真是高兴极了。
在操场上，张司令员给这个连队讲了话，要求同志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子弟兵同老百姓的关系。养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好习惯……
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6年元旦刚过，苏北大地寒意正浓，霏霏冷雨下个不停。李宗仁手下大将李品仙正带着2个师的“国军”，从蚌埠向北，要赶在国共停战的“一月协定”之前，打通津浦路，强占徐州。为了堵截李品仙，粉碎国民党这一阴谋，华中军区决定让张爱萍副司令员率王必成、张震两个纵队和1个旅、一个骑兵团归陈毅司令员统一指挥，在徐州以南展开，阻击“国军”。
根据军区的命令，张爱萍立即带着司令部、政治部的参谋、干事和电台工作人员乘一辆军用卡车赶往前线去开设指挥所。睢宁县大李集往北去的路上，农民支前小推车轰鸣着涌向徐州战场。突然，他们的卡车在大李集镇口土墙边停了下来。
车上人喊：“为什么停车？不知道任务紧吗？”
驾驶室里传出了张爱萍副司令员的声音：“路这样窄，汽车闯进去怎么行啊？！等小车走了再开。”
车上人听说要等，就想下车。张爱萍打开车门，把头伸出来喊：“不要下车！派人去买吃的。路一通，我们马上就……”话没说完，突然没有声音了。
“不好！”作战处长孙公飞大叫一声。原来汽车在泥泞中顺坡下滑，车门挨在墙上把张爱萍的头夹在了车门与车门框之间，棉帽后边已被血洇湿了一片。
驾驶员见状，手忙脚乱，想换档倒车，好把车门松开。
孙处长急吼了一声：“不能倒车！别动。”一边和军区组织部长谢胜坤纵身跳下车，指挥着车上人都下来推车。看到车门松开了，张爱萍被解脱，人们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真险啊！”
昏迷的张爱萍在卫生部王部长的救护下，20分钟后才慢慢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看到人们都关切地围着自己，汽车还停在那里，挣扎着要起来：“车马上向前开！”
张爱萍刚说完“要赶快走”，立起身来要去上车，可又晕倒了。
王部长说：“伤得这样重，不能再走了。”
“那，怎么办呢？”作战处长孙公飞心如火焚，直搔头皮。
王部长招呼人用担架把张副司令员抬到大李集的野战医院。
到了医院后，人爬不起来了。“唉！”张爱萍无奈地捶了一下担架：“架设电台，我就在这里指挥！”
电台从车上搬了下来，野战医院里开设了南线司令部。
“立刻与各方面沟通联络，我要马上得到战况。向陈老总和军区报告我的位置，但是，不要讲我受了伤。”
“是！”作战处长答应后，又犹豫起来：“可……”
“绝不能因为我影响整个战役。”张爱萍斩钉截铁地说。
部队按照电波传来的命令在大范围的运动中与敌人开始了拚杀。躺在大李集野战医院里，张爱萍的思维正驰骋在整个战场。他静静地听着孙公飞报告的每一个战况；细细地询问着敌我双方的每一个变动；默默地想着敌人可能的动向和自己将要采取的对策；然后，将经过深思熟虑的对部队行动的命令口述给孙公飞。
3天以后，仗越打越激烈了。张爱萍不顾卫生部长和医生们的劝阻，坚持爬起来自己写电报。一份又一份电报，把将军坚韧的意志变成了部队勇猛的行动；把将军晶莹的汗珠化作了飞旋的枪弹。整个战场，在按照将军精心的部署，一步一步地进展。
几天后，李品仙的两师“国军”最终无法冲破钢铁的防线，在沉重的打击下，他只好率部南逃了。南线的阻击，保障了北线的胜利。
战后，张爱萍又接到新的任务，没顾上休息片刻，就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接受“要求苛刻得近乎无理”的任务
1949年初，根据党中央发出“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向南中国疾进。这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海军。党中央从西柏坡向华东军区发出急电：立即组建海军，务必于1949年底以前能够配合陆军解放台湾，并把这个“要求苛刻得近似无理”的任务交给了张爱萍，由他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
受命于艰难之时的张爱萍，面临一没有经验，二不懂技术，三缺少舰船的重重困难，千思万虑，夜不能寐。他夜读《战国策》掩卷沉思，突然一个念头浮上脑际：何不用“信陵君招贤纳士”之策，广罗海军人才？
原来，张爱萍想到了一些人才。这些人是国民党经过几十年培养和造就的一大批海军专业人员。国民党军撤退后，他们流散在大陆各地，或起义、或投诚、或改行他就，或因种种原因隐姓埋名。
但是，在华东海军党委会上，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这些人员有技术，但政治上不可靠，如果用了他们，说不定会把军舰开跑！
张爱萍认为：原国民党海军中的不少人，当初投笔从戎献身于海军事业，并不是为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愤于列强的侵略，为使祖国免受帝国主义欺凌。因此，在建设海军问题上，他们与我们之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在党委会上，他以此观点再三说服其他同志。他最后说：“古人云，天下之事，成于同，而败于异。我们应该先求‘建设强大海军’这个‘同’。为了这个目的，无论是满清的，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的，我们都应表示欢迎。至于他们的某些观点，可以通过耐心教育，特别是在共同工作中，使他们慢慢转变过来。
张爱萍旁征博引，道古论今，一席话极富说服力，华东海军党委随即作出公开招收国民党海军人员的决议，并速向中共华东局作了报告。
“此策甚好，速办。”陈毅用赞许的口吻很快作了批复。
不日，在《大公报》上出现了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署名的一则通告：
“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过而今后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登记，量才录用。”
上海、青岛、福州、厦门、广州，都设立了登记处。
通告见报后，吸引了各个时代的许多海军人员。前来登记的人中有：海军元老曾以鼎中将，周应聪、曾国晟少将以及杨沧活、吕美华、罗柳溪等一大批知名海军骨干。
攻克一江山岛上美国造“钢铁堡垒”
1954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了东矶列岛、头门山、田岙、雀儿岙等岛。此后，华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是大陈岛，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军，因此，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然后相机攻取其他岛屿。
中央军委7月11日批准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并指示以海、空军轰炸大陈岛，以陆军攻占一江山岛，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7月下旬，华东军区确定参战部队为陆军第20军第60师1个团又1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海军舰艇137艘，海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兵共12个大队184架飞机。
中央军委又于8月27日批准同意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为副司令员，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为参谋长，同时组织空军“前指”、海军“前指”、登陆“前指”、后勤“联指”，组成指挥中枢，统一组织，指挥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张爱萍通过对一江山岛的地形、地势、天候、潮汐等方面作了周到细致的勘察、考查后，即组织各参战部队加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包括动员教育，侦察敌情，拟制三军协同登陆作战计划，进行军种分训和三军合练，扩建机场，抢修舰艇，调集物资器材，组织通信、气象、测量等各项保障。
在三军演练的同时，人民海军成功地进行了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斗争。
1954年11月11日，张爱萍接到报告：据雷达侦察，连日来蒋帮海军主要战舰“太平”号护卫驱逐舰每天18时至19时，都从大陈岛出发，经一江山岛外海转向头门山岛，再右绕驶向渔山列岛，巡逻至拂晓前返回大陈岛。
13日晚，张爱萍带领海军参谋郑武潜伏在头门山岛观察。海风呼啸，海天一色。他们就在夜海的喧嚣中搜寻“太平”号的踪影。果然，“太平”号沿袭往常的时间、路线徜徉了一遭。张爱萍当即决定：命令我4艘鱼雷快艇于14日夜埋伏在头门山岛海域，张网以待。可是，这天“太平”号一反常规，23时许尚未露面，直到零时才出来，并径直驶向渔山列岛。不少同志深感失望。张爱萍告诫大家：静心等待，提高警惕，以抓战机。接近拂晓，“太平”号方自渔山列岛驶出，乖乖地进入了埋伏区。张爱萍命令4艘快艇一齐行动，成半圆形包围圈，同时发射鱼雷。“轰隆隆”一阵巨响，“太平号”呜呼哀哉。自此，敌舰再也不敢在我海战区露面了。
至于空中飞贼，仅自1954年11月1日至登陆作战发起之日，我空军先后对大陈、一江山轰炸7次，投弹1600枚，炸毁炸伤敌舰5艘；我歼击机出动279架次，击伤、击落敌机多架，炸毁一江山敌高炮阵地，牢牢地筑起了空中长城。
1955年1月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登陆作战。
这一天，晴空万里，海湾里数不清的登陆艇和各种舰船在严阵以待；舰上的指战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头门山山坡上竖起了巨幅标语牌：“同志们，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到了！”
在明丽的阳光中，张爱萍向“登指”司令员黄朝天和率领第一梯队登陆的指挥员等再一次明确任务和登陆地段。
时针指向了“8”字……
空中响起飞机的轰鸣声。数十架由强击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品字形机群，箭一般地向上下大陈岛及南北一江山岛飞去。
顷刻之间，大陈列岛和一江山岛相继陷入火的海洋，而首当其冲的是敌指挥所和雷达站。当127吨炸弹投掷完毕时，上下大陈岛与一江山岛的通讯联络全部中断，指挥系统陷于瘫痪状态。8时15分，人民解放军机群退出战斗返航，9时21分全部安全着陆。
坐镇宁波“前指”的副司令员聂凤智向张爱萍报告：据侦听，在我军对大陈本岛和一江山岛轰炸后，台湾国民党军仍未发现我战役意图，仍以为我军可能在披山岛登陆。
9时整，“登指”司令员黄朝天命令炮群实施炮火准备。万炮齐鸣，震天动地，1000发炮弹分7次全部送上一江山岛。
12时15分，黄朝天又一次命令：登陆部队启航！100多艘不同类型的舰船组成的登陆舰队，桅杆上挂着五星红旗，在M-13火箭炮群、海军舰炮及战斗机群的掩护下，犹如万箭齐发，井然有序，浩浩荡荡，驶向一江山岛。
张爱萍看在眼里，悦在心中，像是自语又像对身边的王德说：““看，这哪里像海上进军，简直是两湖竞渡，多么壮观呀！”
张爱萍在望远镜中发现掩护舰队的火箭炮群所发射的炮弹大多落入了水中，当即通过报话员命令炮群靠近发射。船载火箭炮迅速抵近敌岛界1500米处，实施齐射。敌190、203高地瞬间一片火海。
张爱萍的剪式望远镜犹如扫描器在海面上仔细地搜寻，突然发现，登陆输送舰队周围掀起数支水柱，他当即判断：这是大陈岛敌炮兵苏醒后进行拦阻射击所致，遂果断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即摧毁大陈敌炮阵地！”
随着命令的到达，轰炸机群第二次起飞，成吨的炸弹再次倾泻向大陈岛。大陈岛的敌炮阵地顿时变成了哑巴。
14时10分，我第一梯队营登陆输送队，在离一江山岛2500米左右处，分三路展开战斗队形，以快速多箭头、多波次地向各登陆地段冲进。一江山岛越来越近。我各种火炮、炮艇大队上的火器，再度进行火力急袭，护送步兵登陆。
舰船在弹雨中疾进！
战士在弹雨中还击！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登陆部队终于冲上登陆点。主攻团5连于14时29分按预定时间提前一分钟在乐清礁登陆；6连标错了登陆点，在受挫的情况下也于14时31分在北山湾登陆；某部1营两队于14时33分、34分分别在黄岩礁、山嘴林登陆；某部2营于14时37分在预定地点登陆。各登陆部队纷纷向“前指”报告：“占领滩头阵地！”率领第一梯队登陆的前指登陆指挥所参谋长王坤在报告中首先说道：“我建议为气象员立一等功！”
张爱萍接到报告喜不自禁，迅即从报话员手中接过话筒，祝贺他们的登陆成功，并要求他们再接再励，英勇战斗，减少牺牲，尽早把红旗插上一江山岛的主峰。
15时许，张爱萍对王德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去一江山岛。”
王德不禁愕然。此时岛上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有的地方在白刃格斗，怎么能让主帅前往呢？忙对张爱萍说：“要去我们去，您现在不能去！”
“为什么？”
“现在去太危险了！”
“你们去就不危险了？最大的危险已经被我们的登陆部队承担了。走！”说话间，跨出了指挥所，跃上了炮艇。
海风裹着浓烈的火药味扑面而来。岛上硝烟尚浓，并不时传来阵阵枪声。张爱萍带着参谋袁仲仁从乐清礁攀岩上岛。一江山的工事非同一般，其坚固、隐蔽、密集，这是在其他战场上未曾见到的，难怪美军顾问炫耀它是美国造的“钢铁堡垒”。
枪声不时从各个方向传来。张爱萍若无其事地巡视部队，他要求部队尽快肃清残敌，迅速转入防御，以防敌人反扑。
在高炮部队，他发现指战员正十分吃力地把三七高射炮往山上拉，忙跑步过去靠上炮身推了起来，直至推到山上。
在203高地，他看望了首先登上一江山岛的主攻团指战员，代表总部和军区向他们祝贺胜利，并要求他们既要抓紧做好战后工作，加强防御，同时也要注意让战士休息好；尽快把伤员送后方医院治疗。干部战士无不感动。
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为一江山岛、为浩瀚的大海镀上了一层紫金，银色的战鹰在蓝天巡逻，几支长长的俘虏队伍在我战士的押解下，走向岸边停泊的舰船……
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全歼敌守备司令以下1086人，其中击毙519人，生擒了国民党军驻一江山岛最高长官、第四突击队队长王辅弼。号称大陈列岛“铁门”的一江山岛被彻底打开了。
渔山列岛及披山岛之敌迅即撤进大陈本岛。
在国内，捷报飞处，一片欢腾。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一江山岛战斗对我军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了有助于今后作战，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经验……”
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浦江时，在“港申”号轮船上，对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副总参谋长为部属写“情书”
1955年，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不久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64年中秋，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戈壁滩上，一座雄伟的铁塔，巍巍然伸向了紫色的天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距离铁塔5000米以外的戈壁上，是一朵朵类似蘑菇形的帐篷。
帐篷里边，忙碌着祖国的瑰宝——众多为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积极准备、埋头工作的科技人员。张爱萍也在这里，是此次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他仔细地询问着准备工作情况。
张爱萍来这里已经三四个月了。他和核试验基地的指战员们同吃同住同操作。这些青年科技工作者，都是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面对盛着浑浊的难以下咽的开水的搪瓷茶缸，痴呆呆地久久不愿端起，而他，忽地端了起来，高声吟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来，干！”一饮而尽，连说：“好酒，好酒！”整个帐篷始之一惊，继之一震，接着腾起一阵叮当扑哧的碰杯声，腾起一阵笑声。
年轻人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张爱萍在他们中间常常即兴吟诵几句有关大戈壁的诗词。这些年轻人亲切地唤他诗人，或称他张总。
休息之时，张总又和这些小伙子们聊起了家长里短，他问一个叫杨跃的大学生：“你结婚了没有？”
“我……”一向口齿流利的小伙子突然“哑巴”了，脸也蓦地涨红了。
原来，他在大学里结识了一位女朋友，可后来由于核基地保密的需要和工作的繁忙，中断了一段时间的通信，等再联系上时，姑娘回绝了他。
张爱萍听后，心里咯噔一下，他轻轻拍着杨跃的肩头说：“我们当领导的有责任，我应当向你检讨，也应该向姑娘检讨。”沉默片刻又问：“现在给姑娘写信，还来得及吗？我来写，我向她检讨。”
“不，不不！”杨跃连忙阻止，“为这事哪能劳您……”
“这有什么？都是革命同志嘛！这又不是包办婚姻。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随后张爱萍详细问了那位姑娘的姓名和地址，当即在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信笺上写道：
林静同志：
你好！我得知你和杨跃的婚姻情况，心中很不安。由于我们工作不细，造成了一些误会，请你谅解。小杨是个好同志，不久就会带着好消息回到你的身边。我希望在花好月圆之际，能够成为你们的证婚人之一。
祝你幸福！
张爱萍
1964年10月5日
张爱萍写完信封问身边的秘书：“10天能收到信吗？”
“平信要20天才行。”
“不行，太慢了，联系一下明天去北京的飞机，把信带到北京去发。”张爱萍说。
他瞪大了双眼，望着“专案大员”们卑鄙的嘴脸！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一天夜里，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接到电话：天亮以后你到天安门。
尚未就寝的张爱萍，敞开胸怀，在小院里踱起了步来。他想：见识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海歌潮当然是件轻松的好事，可明天去山东参加铁道兵在黄河上架桥演习的日程，早在总参会议上定好了，他怎么能抛下已经集结待命的演习部队而不管呢？无信，怎么为将？！怎么带兵？
拂晓，他飞向了济南。
演习结束后的一天清早，他带着演习成功的喜讯来到总参谋部上班。谁知，一夜之间，这个大院对在这里工作了10年的他，完全变换了一副样子。
“火烧张爱萍！”“油炸张爱萍！”“炮轰张爱萍！”“清蒸张爱萍！”“质问张爱萍！”“打倒张爱萍！”……
白纸、黄纸、绿纸……各种颜色的纸。大字、小字、正字、歪字，还有倒着的字、躺着的字，铺天盖地。据说：这个攻势是5万张大字报！
就在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之际，周恩来总理向张爱萍伸出了救援的手，让他脱离总参谋部，去当总理的联络员，到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调查部院合并和精简机构的情况，这虽然有工作需要的成分，却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
可是，这位三星上将张爱萍，却不识时务，不会避风躲浪，不会“随波逐流”，不会顺势安身。依然如同往常，拿起令箭又冲锋陷阵了。似乎忘记了5万张大字报，从来就不曾有过压来的乌云。他到处去表态发言，平息动乱。马不停蹄，废寝忘食。没有几个月，他累病了。
病了算什么？休息休息，住几天医院，好了再干。
病，的确算不了什么，也不值得可怕。倒是那个可怕的年代、培养了一些可怕的人，专做可怕的事。
张爱萍这一段时间里的言行，早被那些可怕的人，整理成黑材料，呈报给了手上握着生杀大权的“大人物”。
“……11月中旬，他在二机部散布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他愤愤地说：‘文化大革命就如1942年整风，还不是整我们这些人！’”
“……11月5日和12月12日、15日，革命群众找他澄清问题，他当面诬蔑群众是捕风捉影，并多次威胁群众：“‘要人有一个，要命有一条！’他还恶毒地说：‘要骂，你就让他骂；就是要你死，也要死啊！’‘为了培养接班人，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当假设敌嘛！’公开攻击文化大革命。”
于是，“革命群众”冲进了病房，连骗带抢地把他押走了，关进了连周恩来总理也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他挂上了“三反分子”的牌子被拉到这、拉到那去游斗，名曰触及灵魂，方法却是触及皮肉。
1967年，“肃反专家”康生，此时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于是被囚禁起来的张爱萍，头顶上的帽子越来越多：“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后来又逐渐加上了“假党员”、“叛徒”、“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对他的“监护”一级级上升，1968年，他被投进了牢房。
名曰牢房，其实是用隔断的校舍改造的，四壁都封堵得严严实实，连个能进阳光能换空气的小窗户也没留，阴湿潮冷，黑暗至极！
从此，张爱萍便在京都北城这个囚洞里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年代里的特殊生活，终日是“专案大员”们的审讯、逼供、斥骂、侮辱……
“专员”们走了，他趴在门缝处，看一年一度柳絮飞扬，耐一年一度酷暑难熬，叹一年一度秋雨绵绵，忍一年一度风雪寒霜。一住就是五年。
他又抽起了烟，但只允许他抽一毛来钱一包的“火车头”、“一枝笔”。
五年的长夜，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他回到了上海的街头、在刷标语，在讲演；他回到了行军的行列，在布置任务，在战前动员；他回到了鏖战的疆场，在下达命令，在冲锋向前；他登上了一江山岛，查看被我炮火轰塌的工事，总结三军合成作战的经验；他行走在戈壁荒原为原子弹的爆炸，和工程技术人员谈论着方案；他……他失散了多少年的诗稿，又活跃在他的眼前。
他裁下报纸的边条，一句句，一行行，记下来，记下来！他爬在铺板上，用烟头照明，不停地写着，写着……
纸边一条一条，一束一束。把棉衣里的败絮掏出来，把纸条塞进去。他搂在怀里，贴在心上。他感到温暖，他得到慰藉。可是，纸条里记述的是过去的他，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也很难说清。这时，他要有一面镜子，稍稍照一照自己，他不会相信，镜子里面就是他的现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
浮肿了，肿得完全变了样：鼻子、眼睛都挤在了一起，皮肉都透了亮。
严重的周身关节炎，使他的胳膊、腿不停地哆嗦乱颠，他越来越难以支配自己了。
但他下定决心，努力去支配。写字、跑步、做操……他努力地挣扎着要活。他不甘心死在这不见阳光的囚房内，他要出去，他要重新站立在天地之间！
但是，他却重重地跌倒了，跌倒在冰硬的水泥地上。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一阵撕心裂腑的疼痛告诉他：左腿股骨跌断了。
一阵更难以忍受的疼痛从门外袭来，这是“专案大员”们的讥笑和辱骂。
他抬起头，望着那屋角的木凳，伸手去够，怎么也够不着。于是，他开始了爬行，并且是在一些人的笑骂中的爬行！一寸又一寸，一次又一次疼痛，一次又一次昏厥，一次又一次苏醒，他终于够到了木凳。把木凳拉到跟前，攒足了一口气，把断腿捧到怀里，好腿跪起，双手用力撑着木凳，忽地站了起来。
脚下，一汪汗水，一滩血水。
他，高高昂起头颅，站得纹丝不动。他瞪大了双眼，望着“专案大员”们卑鄙的嘴脸！
可他，为了能在“大员”们面前站起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断骨茬被拖碎了，失去了重新接合的可能。
将军刚正的品格是“监护”班长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专案大员”的行动有所收敛。
1972年4月8日，关押张爱萍的牢门有些松动了，他可以见到五年里查无音信的妻子儿子了。不久，“专案大员”们给他改名为“张绪”，让他“监外就医”，住到了301医院。
住院也不能让他自由，指定身份为“有问题的人”，采取的措施为“三不准”。即：不准随便走动，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会见亲属。同时，在病房的门外还加设了两道全副武装的“监护”岗哨。这仍不放心，专案组移到了病房对门的房间里。
负责“监护”张爱萍的解放军班长小赵，见到面前这位清瘦的“监护对象”，面容甚为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在那儿见过呢？噢，在画报上：深夜，戈壁，帐篷，他在与战士促膝谈心；他在查铺为战士轻轻地盖被子……他是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敬意油然而生。于是，在没有人的时候，他给“监护对象”端茶喂饭，问寒问暖。几次专案组审问张爱萍，让他证实某某人是叛徒，张爱萍几次都说不是。专案组骂、吼，并扬言要严惩他，他依然说不是。在给专案组的反驳材料上，他竟敢把专案组写成“专暗组”……
这位小班长看到这一切，钦佩又增十倍。于是，在张爱萍大小便不能下床时，他就用便盆接；张爱萍身上脏了，他就用热水给擦给洗；晚上，他紧紧地贴着床沿站着，他担心张爱萍翻身掉下床来……
“你不要这样，这样会连累你的。”
“这样做我高兴，也应该这样做，我不怕连累”。
病中的张爱萍深深地为之感动。
解放了，出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牢牢记着这位班长的名字：赵保群。他给有关单位寄信打听小赵的下落——小赵复员了。他往打听到的小赵家乡去信，寻找小赵——查无音信。于是他就请记者帮他找。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了赵保群的详细住址，并转达了张爱萍将军寻找他的曲折经过及其感激之情。
小赵热泪盈眶地说：“我应当感谢将军。将军教育我多为人民办好事，将军鼓励我好好学习，将军教我如何做人，将军刚正的品格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自从复员回来后，我也非常想念将军……”记者走后，他给张爱萍写了封信。
张爱萍接到小赵的信，高兴异常，当即复信，并寄去100元钱，让小赵为父母，孩子买点需要的东西。信中特别写道：钱不多，谨表示一点心意。
小赵接到张爱萍充满真挚的信十分感动，把寄来的100元钱全部献给了他任校外辅导员的小学校。
“难得！十分难得！”张爱萍由衷地称赞，并当即挥笔题字：“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连同与夫人一起买来的76本书，托人带给了小赵。信中写道：字赠保群，书送小学校的孩子们。同时，还邀请小赵到北京做客。
1987年春节，赵保群在张爱萍将军家里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节日。
我要重新站起来，要重新走起来！
1973年，对张爱萍的“监护”解除了。他有了一些自由，住进了北京城南白广路的总参第三招待所。
他获释的消息不胫而走，明着暗着来探望的人连续不断。一时间，寄居的客房里摆了一排手杖。其中有一根分外显眼：黄亮亮的藤，手杖把柄处细密地缠着红线绳，端头还垂着个精巧的红穗穗儿。
这手杖是半个世纪以来他最亲密的战友、最敬佩的领导陈毅元帅的妻子张茜亲手为他制作的。张茜同志远在南国广东从化养病，但她天天惦念着亡夫的、也是她自己的战友、兄弟，惦念着他的身体、他的腿、他今后的路。她爬上山去砍伐、打磨制作，又把正在护理自己的儿子陈昊苏叫到身边，让他专程回京送来这根凝聚着深情厚谊的手杖：“告诉你张叔叔，要站起来！走起来！路，今后的路还很长，我们，当他的手杖。”
1974年春，张爱萍终于解放了。他决定要重新站起来，要重新走起来！一定，一定！
于是，他立即请假，按照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石一宸同志提供的线索，去找一位老中医治腿。他拄着双拐，带着那根缠着红绳的手杖踏上了华东的热土。
老中医林如阔说：“120天，我让你重新走起来，什么拐也不用！”
张爱萍听后当然高兴。但他深知自己的伤情：“老同志，那当然好，可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只要丢开双拐，拄一根手杖能走路，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什么拐也不要，像过去那样走路！”
治疗就在这福州市汤井巷开始了。
第102天，下午。张爱萍嘴里念念有词地从书房里站起身，去卫生间。当他再返回书桌前的时候，习惯地伸出手去取手杖，可平时挂手杖的台檐上却什么也没有，他张口便问：“谁拿了我的手杖？”他四处寻视，墙角，门后，窗台上都没有。没有手杖怎么走路？他站在那里不敢动了。
“哎！”无奈中他喊了起来，向在另一间屋里埋头读书的妻子李又兰求援，“我的手杖哪里去了？快帮我找找。”
“哎呀，不就在你书房里的桌子边上吗？！”果然手杖挂在那里没动。
“啊！”两个人同时惊呼了起来。他没有拄手杖就到卫生间去了。两个人同时高兴得笑了起来。虽然这段距离不远，只有五六米，但这是张爱萍人生里程上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第二天，他比比划划地向老中医诉说着昨天发生的奇迹。哪知道，老中医非但没有笑容，相反，用严肃而带有几分责怪的口气说：“在我没有让你丢开手杖之前，你绝不能丢开。拿你们军人的话说，‘这就是命令’！”
“是！”老将军像士兵那样回答着。
老中医治疗得更细致更精心了，如同工艺美术大师制作细密的刺绣和精致的微雕。
120天的治疗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老中医把手捂在张爱萍的腿上：“现在，你可以不拄手杖向前走了。”
“是！”他就要站起身来迈步。
“慢。”老中医的手还没有挪开，“你一直走，感到有一点疼，就必须停下来。”
“遵命！”
“开始吧。”老中医发出了命令。
走啊，走啊。1分钟，5分钟，20分钟，40分钟。
执行非常任务采取非常措施
1975年春，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从干校回到机关的人虽然心情复杂多样，但还是行动了起来，把国防部大院乱糟糟的南办公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也都换上了洁净的衣服，眼巴巴地等着新主任的到来。
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大楼里却始终见不到他的身影。他到哪里去了？
清晨，张爱萍乘坐的小车在风沙里直插南苑。七机部一院的大门口，冷冷清清。迎门大道上出现了一溜黑体大字标语——“张爱萍！是谁派你来的？我们这里关你什么事！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
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啪！”手杖捣在标语上，若无其事地踏了过去。向着研究院的腹地走去。他边走边想：在这非常时期，执行非常任务，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打破循序渐进的作法，集中全力抓远程导弹，从而带动中远程、中程导弹的研制。在工作方法上，不能坐在办公室、会议里抓，要直接深入到第一线。于是，他来到了研制导弹的七机部。
他要亲临研究室、工厂车间，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以便摸出一条快研制、早投产的路。他和他的副手们有这样一个心愿：要在建军50周年的1977年，向共和国献上一份厚礼—一给我军装上大威力的神剑。他的蓝图上不仅是导弹，还有核弹的发展、各种卫星的科研。从现在——1975年3月起，总共还有28个月，他要夺回损失掉的8年的时间！
3月17日上午，他走进了远程导弹发动机研究室；走进了远程导弹结构强度研究室；走进了远程导弹内部结构研究室；走进了远程导弹总体方案研究室；走进了资料室；走进了……
“你们屋里的暖气停了吗？这样冷，怎样伸手干活？”
“一冬天就这样！”
他在随身的小本上写下了：“研究室——暖气！”
他接着说：“同志们，请都过来坐。往前坐，靠得紧些，暖和。来，坐这里，挤一点，没关系，团结得更牢嘛！”
受到他这些话的感染，人们冰冷的脸上有了笑容。这些知识分子有着极敏锐的洞察力和极活跃的思维，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位领导不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而是和他们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张爱萍望着大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你们原来搞的设计怎么样了？”“这些设计都试制了吗？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案？”“你们现在做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现在还有多少人夫妻分居两地？”“住房怎么样？”“小孩上学怎么办？”……张爱萍的一连串发问，渐渐融解了已经冷却多年的心。于是，他们掏出了心底里的话：
“现在我们没有任务，没有事干。”“好几年了，我们没干成什么，天天打派仗。”“我们的知识、专业，都丢光了。”我们想试验，想创新，可没有设备，没有条件。”“我们有三步曲，还有两个方案。”张爱萍被隔阻了8年，对“文革”中的新花样、新典故、新名词知道得太少，太少。
“你刚才说什么？这里有‘九三学社’，你们都加入民主党派了？”
对他的提问，大家发出一阵笑声。
“张主任，你不懂。九点钟上班，三点钟下班，上了班，不干本职工作，整天学文件，念社论，这不就成了‘九三学社’吗？”
‘九三学社’算好的。还有1020部队，10点才来，两点就走了，这也算好的。”“还有1201部队，12点来，晃一下1点钟就走。”“也有人干脆就不来上班。”
张爱萍惊讶地睁大了眼，看看这个，瞧瞧那个：“那么，请问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关键在上层，不能光责怪群众，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唔，你的意见很重要。”他一边点头，一边在小本上写上：“关键——上层！”
有人又补充了一句：“领导腰杆不硬！”
张爱萍重复了一句“腰杆不硬”，又接着说：“给他穿上个钢背心不就硬了吗？！”大家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笑声过后，一个中年人十分严肃地说：“下面乱，是因为上面乱。拿任务说吧，今天这个头头一个主意，明天那个头头又一个想法。并且，这个想法和那个主意往往是顶着牛的，对着干的。出现这种情况，下面还有法干？”
“这方面，我们要负责任。所以，就来听大家的意见。”
“欢迎你来，张主任，大家信任你，你也信任大家，那我就把话全说了吧！”
这位中年同志，整理了一下思绪说：“我认为造成科研上延误的局面，原因是上面思想不统一。某些领导，某些派头头，甚至某些专家，把原先设计好的方案推翻了，要另搞一套。另搞什么，花样很多，谁也不清楚。”
中年人的话，句句都敲打着人们的心。
张爱萍收住了笔，“我问问你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打8000公里、10000公里的导弹，什么时候能搞出来？”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动乱的年代里，谁能回答这难以估计的问题？可张爱萍不甘心，非要求拿出答案来不可：
“如果大家都向前看，团结成一个拳头，从现在起到1977年建军节，能搞到什么程度？”
“那，必须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齐心协力，把着眼点放在远程导弹上。”
“对头！”他很兴奋，“就是远程！”
“大约--8000公里。”
“能不能再远一些？”
“不能说没有可能。”
“好！我谢谢大家。具体技术方案还需详细论证，但我们从现在起，就着手准备。”
3月18日，张爱萍走进了工厂的大门，走进了车间的大楼。这是七机部1院13研究所所属的230厂。
这座工厂是七机部所属的众多工厂当中的一座，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这几年来，这个厂“鸡窝里飞出了凤凰”——七机部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为首的“三马一龙”，搅得厂里混乱不堪，一切都瘫痪了。
张爱萍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厂担负着研究导弹的心脏部件陀螺仪的任务，它关系着各种型号导弹的进程和命运。过去，这个厂曾发生过积压52套陀螺仪使其生锈报废的事故，直接损失580多万元。如果今后再有这样的事，那我国的导弹怎么发展！预订的计划又何时才能实现！
他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班组一个班组，一个科室一个科室，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遍，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比预先知道和预计的都更难。从这天起，他就像步入了一个难冲难闯难破的战阵。
但是，他选中了这个厂当工作点，以保证导弹心脏部份的研制。以点带面，从这里推向其他工厂、研究院所、七机部、二机部……以至国防科技整个战线。
他要破这个阵，开始了细微的谈心工作；大刀阔斧地惩处不法；在职工食堂里与炊事职工研究改善伙食；在514医院里与医疗队长商讨如何尽快治好工程技术人员的病。医疗队长说：“有些药买不到”。他让医疗队长开条子，请国家卫生部帮助解决。
他走进了工程兵派来的连队帐篷。“欢迎你们！我请军委派同志们来，是因为这里有特殊任务。你们知道，这里是研制我们军队急需的武器部件的单位。可这几年厂房损坏，暖气不热，好些同志为此得了病受了伤。看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让人心疼。你们来，就是把车间厂房修饰一新，装好所有门窗。另外，还得建一些住房，他们有一家几代人七八口挤在一间房子里的；还要请你们建造幼儿园。大人上班去了，孩子绑在床上，锁在屋里怎么成？总该让祖国的花朵有个游戏学习的地方吧，她（他）们将来还要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他们应该享受时代给予的幸福！所以你们手里的一砖一瓦、一钉一木都有非同一般的重量！”
工程兵战士们庄严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张爱萍郑重地向工程兵战士们敬了个军礼，并说：“谢谢同志们！”
3月19日、20日……清晨，230厂门口，总能见到张爱萍将军的身影，他精神矍铄、腰板挺挺，手杖搭在左肘弯上，伸出手迎接着每一位冲破派性束缚来上班的科研人员和工人，送上他的热望。人们也热情地与他握手，呼他“张主任”、“张副总长”、“老张”。
撞钟不仅要撞响，还要准时
1976年的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人们笑了，直起了腰杆，扬眉吐气了。
1977年的春节也不同一般地让人欢欣。张爱萍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趁着浓浓的酒兴，在自己的家里，握起蘸饱了香墨的笔，挥洒起来。“窗影千竿竹，傲霜十年重……”
“好诗，好诗！”拍手叫好的是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中将，他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立在案旁。
“老伙计，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快快请坐。”
“我给你拜年来了。”徐立清收敛起笑容。“同时，也向你传达军委的决定。”
“决定？什么决定？”
“对，这一次真的是决定。老帅们还有邓，决定恢复你的一切职务，重新担起国防科委的重任。”
“啊？”张爱萍严肃地看着徐立清。
“爱萍同志，大家都知道你的身体，可……”
“怎样？”
“你不能不出征。这些年……唉！叶帅说了，你一天只要去一个小时就行。”
“呵呵，”张爱萍笑了，“一个小时？怎么行！”
“我了解你的性格，现在到了你施展宏图的时候了，你，一件事，要嘛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干出名堂来！”
“立清同志，这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什么名堂不名堂的事。这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和尚的还要撞钟，撞钟不仅要撞响，还要准时。否则，就别当和尚。我们是共产党员，总不能次于和尚吧！”
1977年3月，张爱萍在军委的号令下又披挂上阵出征了。他忘却了自己的伤和病，忘却了刚刚过去的历史，及过去的历史里遭受的屈辱和磨难。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把风帆扬得满满的，向着理想的目标全速前进。
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出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他的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远了。
198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精确地直捣赤道太平洋！
1982年1O月，我国第一枚潜艇发射导弹如蛟龙出海，精确命中目标，运载火箭又获成功！
1984年4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二号”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准确地送到了306万公里的太空，在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定点，开播试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