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
正是关索坝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褚时健突然接到国家计委通知，工程停止，接受调查。
褚时健都蒙了，出了什么事？
所谓树大招风，玉溪卷烟厂这么大的改造工程，自然已经传出很远，涉及国有资产，国家计委自然把它作为重点审查项目，细细对比了各项法规和文件。结果，一份20年前的文件让玉溪卷烟厂的关索坝工程成为一个闯禁区的例子。该份文件规定，工厂扩大生产，扩大的范围不得超过原有资产的30%，否则视为违规。——关索坝投入80亿元，怎么可能只是原有资产的30%？
所以，国家计委在最快时间里通知玉溪卷烟厂：停止扩建工程。
这无异晴天霹雳，褚时健万万没想到，一份自己连听都没听说的文件给自己画了一个叉。如果是一个小工程，停也就停了，但褚时健知道，已经上马的关索坝工程根本不可能停！四五千工人三班倒在工地上马不停蹄地干活儿，阵仗已经拉开，摊子已经铺大，怎么收？！
最糟糕的是，准备给新厂房的设备都已经在国外订了，合同签了，预付金付了。按照国际惯例，毁约方要赔偿合同价的15%。按照褚时健购买设备的金额，这意味着一旦毁约，将赔偿外国厂方五六千万美元。这才真是大祸临头，五六千万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个罪谁担当得起？谁敢担当这样的大罪？
褚时健怎么办？
解决问题。褚时健在烟厂十几年，就是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地解决，程度轻重而已。这一次，算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既然是国家部委的指令，也只能找中央领导了。褚时健联系到负责管国家计委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选择了晚上去邹家华家谈自己的想法。
兜兜转转几个话题后，褚时健终于把话题引到了自己的难题身上。邹家华毕竟是管理工业多年的副总理，一听就明白了褚时健的麻烦所在，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最后褚时健顺利地让邹家华在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
一道险关，又一次闯过。
关索坝工程本来计划1998年竣工，但李穗明不愧是全厂上下都称道的总工程指挥，关索坝工程不断提前竣工时间。仅仅一年零三个月后，第一条制丝生产线就投入了生产。1996年3月，工程彻底竣工，完成了24万平方米的厂房建设。建成后的新厂区有两条全球最大的制丝生产线，有每分钟就生产600包卷烟的卷烟机，也有全自动化的物流、仓储系统。整个新厂区的生产能力是一年200万~300万箱。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烟草生产系统。
海外发展
从1981年褚时健引进第一台英国卷烟设备开始，他的视野已经具备了国际化的高度。随着玉溪卷烟厂的崛起，褚时健的国际化思路也在不断地调整。从引进国外设备、学习国外技术，到向国外销售香烟、出口创汇，再到输出技术、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创收外汇，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已经从烟草行业的无名小卒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企业的领导者。
为了建立海外生产基地，褚时健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他都走了一圈。生产基地之所以最终选址在新加坡，离不开一个重要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他就是熊德龙。
熊德龙是印尼华人，是《国际日报》、熊氏集团的总裁。他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生意多年，有着良好的人脉基础。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在中国投资和兴办公益事业。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在中国创建了嘉应大学等多项公益事业，也投资了一些有前景的商业项目，其中就包括玉溪卷烟厂的海外代理项目。
玉溪卷烟厂海外代理的身份将熊德龙和褚时健两位企业巨匠联系在一起。1991年，在熊德龙的积极协调和努力下，褚时健联合了当时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作为生产方。英美烟草公司成立于1902年，是世界上第二大烟草集团，有着完善的烟草生产管理经验。熊德龙的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作为销售方，有着多年代理红塔山海外销售的渠道和经验。玉溪卷烟厂提供烟叶原料，然后派几名核心技术工作人员指导生产工作。就这样，玉溪卷烟厂与其他两家企业共同组建了一个集产供销于一体的海外基地。
这种类似于现在品牌代理加盟的合作模式是褚时健的独创，当时在国际上这样的办厂方式也并不多见。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解决外汇创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充分考虑了国家的政策。根据198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国外投资的审查程序非常繁复，需要批准的部门多，手续多。所有的手续都办好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等办好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投资时机。
褚时健权衡再三，确定了利益均衡的方案，在新加坡基地生产的每箱红塔山，就有75美元的收入划入英国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账户。而熊德龙的海外代理价格也有了绝对的优势。在这种三方利益平衡的情况下，看似做出很大让利的玉溪卷烟厂，第一年外汇创收额度就有1.8亿美元，在核减相关各项成本费用和税费之后，净利润也达到了3000万美元。
对于新加坡生产基地的管理，褚时健采用了精简的策略。因为有着世界顶级烟草企业作为生产基地，销售又有熊德龙的企业负责，褚时健不参与管理，只派玉溪卷烟厂的三个骨干人员在基地坐镇，根据每周的生产、销售情况负责结算和收款的事宜。
新加坡基地的经营收入按照规定是可以归企业自由支配的，从此以后，褚时健购买设备等的外汇使用就避免了从国内申请的烦琐手续。
投资配套企业
1995年9月，红塔集团成立。在海外基地的经营上，褚时健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但是在国内的管理中却必须面对具体问题。在解决了原料、设备、外汇等众多难题之后，一些原本没有提上日程的“小问题”逐渐成为制约褚时健企业发展战略的短板。
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然相对落后。当时红塔集团需要的香烟滤嘴、纸张等依然依赖进口，不仅价格高，数量也受到限制。对于已经崛起于世界企业之林的红塔集团来说，要发展就必须扶持国内与香烟有关的配套企业，让这些企业跟上红塔集团发展的步伐。
红塔集团成立之后，褚时健对投资战略有着明确的思路，那就是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一律不考虑。但是，这个政策并不包括对烟草配套行业的投资扶持。为了避免在投资过程中遇到政策的阻碍，褚时健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那就是充分和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做好沟通，了解当地发展经济的政策和重点项目，然后根据红塔集团的需求与政府部门协商，最后再经过政府的批准进行有的放矢的投资。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避免了地方政策和企业扶持间的矛盾。
褚时健根据红塔集团的实际情况，选择了滤嘴、造纸和印刷等几个行业作为投资对象，或者直接投资建厂，或者与实力雄厚，尤其是技术力量强大的企业合作。
对于褚时健来说，香烟周边配套企业的投资最大的收获不是获利，而是全面降低了玉溪集团的香烟生产成本，保证了辅料供应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显示，配套企业的投资至少为红塔集团节省了1/3的生产成本。同时，这些投资也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当时由红塔集团直接投资的位于玉溪市的红塔造纸厂和位于建水县的蓝鹰造纸厂，在全国同行业中的排名已经跃居前列。
蓝鹰造纸厂始建于1971年，原名红星造纸厂。褚时健准备投资的时候，红星造纸厂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亏损企业。但是这家造纸厂的规模和人员，以及距离红塔集团很近的优势，依然让褚时健认为对它的扶持是可行的。经过红塔集团的投资和扶持，如今的蓝鹰纸业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卷烟纸生产企业，拥有两条高档卷烟纸生产线，获得“中国轻工业500强企业”等多项荣誉。蓝鹰纸业成为国内众多香烟企业的供应商。
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是褚时健主持投资的又一个大型配套企业。他投资这个项目，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一种香烟用纸——涂布白卡纸。这是一种高档香烟的专用包装材料，由于技术含量高，生产难度大，当时国内的机器设备根本无法生产。红塔集团生产的高档香烟必须依靠进口才能满足对这种纸的需求。
褚时健最初的想法是要把这家造纸厂建设在玉溪，但是却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人才的限制。当时全国的高级技术人才都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云南省，尤其是玉溪地区很难引进专业人才。于是，褚时健及时调整策略，将造纸厂的厂址设在了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海。
褚时健选择新加坡的仁恒工业作为合作方，在技术和设备问题上秉持褚时健一贯的观念：世界一流。红塔仁恒纸业的投资预算总额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为了节约成本，负责项目的工作人员认真考察研究之后，选择了一个最节约成本的方案：分开引进设备，然后再组装。这样的方式节约了1亿元成本。
引进的这些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烟纸制造机械，从此彻底解决了红塔集团依靠进口高档烟纸的难题。1996年，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核鉴定，证实红塔仁恒纸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填补了中国不能生产高档烟纸的空白。
值得提及的是，仁恒的掌门人是新加坡著名的华人企业家钟声坚。他和褚时健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相识，只不过那时他是众多拿着准购证和准运证，与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有着纸厂、铝箔厂等企业的广东企业家。钟声坚经营企业有方，也很有商业理想。他在广东商业成功后移居新加坡，奋斗几年后，在新加坡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天地。他与褚时健这次合作红塔仁恒纸业，显然有把当年的商业合作继续提升的意思。钟声坚对褚时健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中后期，一次两人在昆明翠湖宾馆见面，褚时健一直兴致勃勃地跟他聊烟草的一些国际厂家，说到哪家的品牌有多少，质量有多好。钟声坚说，那时大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壮大自己，根本不敢想如何跟国际企业一比高下。但褚时健就说：“玉溪卷烟厂以后应该也能做成这样。”
世间的事就是如此让人唏嘘，在翠湖宾馆聊天的他们没想到多年后两人能从串换的甲乙双方变为携手的商业伙伴。而红塔仁恒纸业成立之时，两人也没想到有一天在褚时健的法庭判决书上会有钟声坚的名字。这，都是后话了。
能源与交通的投资
无论是海外基地的建设，还是配套企业的投资，褚时健都是围绕着香烟在布局。不过，随着红塔集团发展越来越快，其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他的投资思路越来越广。他一直在积极地寻找烟草之外的投资项目。“我总是要给我们的钱找出路。”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从1986年开始，汽车工业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之一，他敏锐地感觉到汽车工业的发展将迎来一个高峰。1992年，他本来准备涉足汽车工业，但是一个重要人物改变了他的这个初衷，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
1992年，朱镕基到玉溪视察，专门到了一趟玉溪卷烟厂，由褚时健汇报当时烟厂的生产情况。就是在这次工作汇报中，褚时健跟朱镕基提到了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也谈了准备投资汽车工业的想法。
朱镕基听后，肯定了他寻找多方面发展的思路，但是建议他不要再投资汽车领域，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出台政策扶持一汽。朱镕基给他的建议是，可以在能源和交通领域寻求新的发展。褚时健当然会听取朱镕基的意见，他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交通和能源领域。
昆玉高速是从昆明直达曼谷的国际大通道的第一段，全长不到100公里，起点在昆明市官渡区的鸣泉村，终点在玉溪市的高仓，是云南省的第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也是第一条由企业出资控股参与建设的高速公路。这个企业就是红塔集团。
1996年，红塔集团与云南省交通厅签订共同出资建设协议，将原来的二级公路建设为高速公路。从玉溪到昆明，当时确实路况很差，经常出车祸。作为云南省第一条由企业出资兴建的公路，红塔集团享有30年的收费权。
关于收费权问题，褚时健很明确地表示：“这个收费权归不归红塔倒是无所谓，路修好了对大家都有益。”他认为如果能够把路修好，即使不赚钱也能够提升红塔集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企业品牌的建设也是有利的。
修玉溪高速的总费用达25亿元人民币，其中13亿元由红塔集团出资。至于这条高速修好之后是否赚钱的问题，褚时健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一条路的车流量特别大，三年就把修路的钱赚回来了。”
他这样形容：“它就像印钞机一样，在通往昆明的收费站口，几乎每天都排一两公里的长队，过收费站交费。每年收入高达5亿多元，而支出仅仅是人员工资和日常维护费用，也就在五六千万元。”
如果说玉溪高速的修建是褚时健以做公益的心态进行的投资，那么澜沧江水电站项目则是他投资规划中的重要一环。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
1993年，褚时健就开始谋划成立一个电力企业，并且邀请了当时担任玉溪水电厂厂长的刘会疆参与进来。当时国家也在努力进行水电站的建设。
1986年，国家提出了“西电东送”的设想，希望将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等省区的电力资源输送到紧缺的江浙和京津冀地区。南部通道是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及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
国家电力部门和褚时健同时在筹划创建澜沧江水电站事宜。投资澜沧江水电站需要16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总额，建成一座六级电站。褚时健的计划是在11年内建设完成。按照红塔集团每年60多亿元的资金计算，11年是可以完成投资的。除了红塔集团的出资，他还准备与电力公司合作，以及通过电力股票的形式解决投资问题。不过，他的设想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他迟迟没有收到回复意见。
褚时健的能源投资设想没有得到上级部门批准，由云南省政府和电力局联合投资的大朝山水电站却已经破土动工了。大朝山水电站是澜沧江干流的第二个梯级开发工程，第一个工程为漫湾水电站。也正是大朝山水电站的建设使他的设想有了实现的希望。这个项目刚刚开工，就遇到了工程款不足的困难。
于是，就有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红塔集团加入大朝山水电站建设的转变。他们计划由四方共同出资，成立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在公司成立相关事宜谈判的过程中，褚时健委托的谈判代表提出了红塔集团的条件。
“红塔集团的参与必须要占较高的股份，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运作，根据股份占有比例决定发言权，保证投资回报率在15%以上。如果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红塔集团将很愿意参与到项目中。”谈判代表的话说得底气十足。
其他的条件商谈得比较顺利，但是在管理权的争取上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云南省电力公司的领导坚决反对企业化运作方式，认为水电项目就应该由电力部门主管负责，与出资的金额没有关系。
最终谈判的结果是成立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红塔集团的提议通过了。在最终的股权比例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云南红塔集团、云南省投资公司、云南省电力公司四家股东分别为5∶3∶1∶1，也就是说红塔集团占有30%的股份。
时至今日，红塔集团新的领导班子采取了收缩战略，不断割让股权，现在持股仅为12.6%。但是即便如此，这一项投资每年为红塔集团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可观。
金融布局
在华夏银行的网站上，股东介绍页面有这样的内容：“×××，董事，现任红塔集团董事长。”红塔集团也是华夏股份制改造后的第一批股东。华夏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在1995年开始的，也是在这一年，褚时健带领的红塔集团开始涉足金融业。
在入股华夏银行的谈判过程中，红塔集团投资负责人根据褚时健的意见，强势地提出了要求，不仅要以“红塔集团”的名义进行这次股份制改造，而且红塔集团还要在董事会中有发言权。华夏银行权衡再三，决定同意红塔集团的要求。但是华夏银行的条件也同样苛刻，对方说：“如果要华夏银行同意你们的要求，那就必须在一周内为华夏银行注资5.4亿元人民币。”
对于当时的红塔集团来说，这些钱并不成问题，于是，在电话中褚时健当即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达成协议的第三天，红塔集团将资金汇入华夏银行账户，同时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当时国企改革的放权力度较大，企业负责人可以决定上亿元的费用使用情况，因此享有较大的经营收入支配权，这也是褚时健能够通过电话就果断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
在对华夏银行的投资成功之后，褚时健又陆续投资了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富滇银行等多家银行企业。按照褚时健的金融布局，他要通过这种参股和控股的方式，逐渐打造一个中国最具实力的金融帝国。
因此，除了银行领域，当时红塔集团的投资还深入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入股国信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之后，红塔集团又以第一股东的身份组建了红塔证券。同时，华泰保险、太平洋保险也有红塔集团的股份。
20世纪90年代，红塔集团的金融投资步伐很快，在资本市场表现十分活跃，当时已经持有不低于10家金融企业的股份。之所以取得这种成就，除了褚时健在投资领域的决断力和敏锐性外，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红塔集团的金融布局要远远地提前于国内的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这要得益于褚时健开阔的视野和更具野心的战略布局。以红塔集团的金融投资为例，虽然没能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第一，但是其投资回报已经达到上千亿元人民币。
褚时健在红塔集团任职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在烟草配套领域、金融、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布局。而这些并非是他的全部规划，在他的投资版图中还有一块没有来得及涉足，那就是医疗领域。
如果褚时健的人生没有出现转折，那么中国制药业中也将有红塔集团的身影，并且很可能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他的继任者虽然没有放弃医药领域，相继控股了云南白药、昆明制药等云南省著名的医药企业，但是尚没有在业内占据优势地位。
1995年9月19日，云南红塔集团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整体注入玉溪红塔烟草集团。云南红塔集团包括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玉溪地区烟草公司、大理卷烟厂、大理州烟草公司、曲靖卷烟厂、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红河卷烟厂、红河州烟草公司以及尚待注册的云南红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红塔进出口公司等企业。两家集团公司均由褚时健任董事长，核心企业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则由原昆明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字国瑞担任总裁。
原玉溪卷烟厂的上下职工对褚时健的称呼一直都是“厂长”，成立集团后依然如此，褚时健对“厂长”这个称呼也十分受用。曾经有人也爱叫他一声“褚老板”，他还是觉得“褚厂长”这三个字让他更自在。
红塔集团成立后，曾有媒体问他董事长和总裁如何分工。时年近68岁的褚时健说：“总裁管今天，董事长管明天。”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94
1993年12月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到玉溪卷烟厂来视察。视察结束后，临上车时他转身和我握握手说：“老褚，我知道你们做企业有许多不容易的地方，坚持自己做企业的想法，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听了心里特别感动，胡书记实在体察民意。1993年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到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达到85亿元，差不多是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但是，同时我也面临了许多对我们企业高速发展的非议，什么说法都有。我自己倒也想得开，做事总是要面临各种议论，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在家躺着。
那几年我们税后利润平均每年都有60多亿人民币，留五六亿做技术更新和改造，还有60多亿，三年就有180多亿了，所以我们在银行经常趴着100多亿的钱。说玉溪卷烟厂是中国在银行里放钱最多的企业，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别的企业要发展，都想尽办法要贷款，我们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我那个时候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怎么给钱找出路。
那个时候，中央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放得宽，有一条规定是企业如果投入什么项目，不用上级主管部门签字，只需备案就可以。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放开手脚了，可以多给玉溪卷烟厂找一些赚钱的途径。
1993年12月，财产关系上隶属玉溪卷烟厂的红塔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这个公司和后面的玉溪红塔集团不同，这个公司负责经营玉溪卷烟厂自有资金的外投部分，实行多元化经营，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和不断增值。
1994年，我们在外投部分做了很多尝试。最开始我想做汽车，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以后汽车肯定会普及，而且云南曲靖就有一家现成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品牌叫“蓝箭”的汽车。我当时想，我们资金丰富，一年能生产40万辆左右来卖。1992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我们厂视察，我向他汇报了这件事情。朱总理也坦率，他说：“我劝你不要搞，不容易搞好。”他给我分析，说如果是和国外有名的汽车企业合作，还有成功可能性，否则就要失败。我想朱总理代表国务院，他的意见我要听，所以赶紧住手了。好在是听了朱总理的话，后来蓝箭汽车搞到年产6000台的时候就销不掉了。
研究来研究去，这么多钱怎么才能有效地花出去？后来定了交通能源和卷烟生产配套这两个中心，就围绕这两个方面投。其他的我们就不搞了，曾经有人建议我们做PVC（聚氯乙烯）管生产。我说：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广东人搞这个强得很，我们不是人家对手。
先是昆玉高速，这是和云南省交通厅合作的项目。昆明到玉溪这条路当时车越来越多，路很烂不好走，经常堵车。我们红塔集团总公司投入了13亿，很快就把这条高速修起来，现在一年他们的毛收入平均6亿，每年也就五六千万的维护成本，纯收入就是5亿多。
然后就是电能的项目。我们的人做了调查，广东正在大发展，需要电，我们西电东送，决定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合作，投大朝山水电站项目。我当时想，这个项目不污染环境，电力公司参与搞，大坝不会垮，最重要的是，电不愁卖。这个项目两全其美，沿海缺电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钱也找到了出路。
这个项目还闹出了个笑话。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开始合作了，因为电力总公司在国家没批准之前无法贷款，但我们可以用自有资金先干，所以我们先期就投入了30多亿进去，修了两年后项目签字批准了。《云南日报》公布了消息，说大朝山水电站项目获得批准，但大家不知道，其实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两年多了。结果头天消息报道说项目批准，第二天又发条消息说大坝合龙了。闹笑话了，人家说你们怎么建得这么快，一天就把大坝建好了，他们不知道当时政策就是那样。
我们当时搞的那些多元化项目，基本上都赚钱。后来的人东搞搞西搞搞，精力耗费不少，挣钱不多或者干脆没挣。我说：“那些补皮鞋的事你们莫做了，一个单车搞个小斗篷出去带带人，这些小生意说淘汰就淘汰，不要做了。”我的意思是既然公司账上那么多钱，要做就做点给公司带来合适回报的项目，不要白耗精力。
还有一些围绕卷烟生产的配套工程，我们最开始的一些辅料，卷烟纸啊丝束啊滤嘴棒啊都是通过串换或者进口。后来我们自己有经济实力了，也想着是不是干脆在玉溪扶持本地企业来做，质量我们帮着把控。所以，大营街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大营街几个村分别扶持了几家企业，各自承担一部分辅料的生产，算下来，比以前进口时便宜了30%。大营街赚一半，玉溪卷烟厂赚一半，就这一半大营街就富起来了。直到今天这些工厂还在生产。
做事情哪，有所为有所不为。投资的多元化项目，我们不懂行，只投资不参加具体管理。烟草配套的生产项目，我们懂，就参与管理，发挥自己的长处，藏起自己的短处，这样你才不吃亏。
做事终究是难的，特别像我们那个时候，很多政策都不明朗，新旧体制交替，做企业领导的，往往左右不是。要么你干脆不做事，明哲保身，要么你就要鼓起勇气闷头往前闯，不小心前面就是一面墙，撞个头破血流。唉，难哪！
1994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为闲置的资金找出路，发挥它的效用；一方面也要继续扩大发展玉溪卷烟厂，我们那个时候处在全国第一的位置上，不进则退，只能往前走，不能停步不前，更不能后退，因为全国人民都看着你。所以我们决定投80亿进行新工厂的建设，这就是关索坝的工程。80亿的预算投资，光是进口设备就是4亿多美元。完整的一条生产线，制丝、卷烟、包装，一下就把生产能力扩大了两倍。
结果出了麻烦。
新厂房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工地上四五千人，三个班、24小时地干活儿。突然国家计委通知我们停掉这个工程。这个咋个停？停不得嘛！而且国外设备都订了，如果毁约，按国际惯例，要罚我们总价的15%，那就是五六千万美元。这才真是闯大祸了，一旦果真如此，我的罪名就是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追究起来就不简单了。
我们赶紧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国家计委相关部门把一份20年前的老文件翻了出来，文件上说，扩大生产不能超过原有资产的30%，超过就违规了。但关索坝工程不知超了多少倍。
我一听心里太着急了，这个文件我连听都没听过。如果按照国务院的14条，我完全合乎规定，谁还会记得20年前有这份文件，更何况20年前我也没听说。但计委的人不认这个，他们只拿着老文件说事儿。
我只能去找更上一级领导了，好在那时还能找到一些国家领导和他们直接对话。我就去找当时国务院负责管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我挑了晚上的时间去，想着能安静点说话。我先和他聊了些工厂的发展，说到我们取得的成绩，他问我：“发展这么好了，你怎么没想到要把规模扩大？”哎呀！这话就问到点子上了，我赶紧说：“邹副总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我们发展遇到问题了。”然后我把情况就汇报了，邹家华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他这句话一出来我的心放下了一半。我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报告掏出来，说：“你事情太多，容易忘记，我们这件事又不能停。你看报告我都拿来了，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邹家华一下笑起来了，他说：“你个老褚，你大晚上上我家套我一晚上，原来你是连报告都写好带来了。”我很不好意思，一股劲儿解释我是着急了。邹副总理也是好脾气，也说他是开我玩笑。然后他给我在报告上写了两行字。
这就什么都解决了。我拿着这份报告去国家计委，他们还笑我：“老褚，有事好商量嘛，你怎么通天去了。”我心想我要是不通天，我就背大事儿了。
哎呀真是处处险境啊，那时我偶尔就想，还是人家做私人企业的比较轻松，就算闯祸也大不到哪儿去。
家里人也跟着我担惊受怕。1994年我已经近67岁了，早就过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省委省政府一再延迟了我的退休年龄，后来干脆无限期延期了，退休就想都不要想了。我女儿劝了我好几次，说退了算了，总干下去也不一定是好事。
我确实应该回家多照顾一下家庭，之前几十年我都一心扑在企业上，家庭几乎没有顾上。两个小孩一直以来的生活学习，都是我老伴儿在管，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想想这些我心里也还是有些内疚的。而且那几年我两个小孩的婚姻状况都不太好，儿子离了婚，孙女被妈妈带到广州去了。儿子去了日本，后来又去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美国、新加坡到处都停过，也是个年轻时比较让我操心的孩子。女儿的婚姻状况也不太好，外孙女几岁的时候她就和丈夫离了婚，自己也从学校辞了职，和别人合作做起了生意。好在她把圆圆留在了身边，我们还不至于太孤单。两个孩子都离了婚，我心里还是觉得是我的责任，我以前顾着工作太多，对家庭比较忽略。到现在我是明白了，实际上一个人的人生乐趣最终都是从家庭里找。
1995年我女儿和老伴儿就都出了事，早知道她们会是那样的人生安排，我应该早一些退休回家，陪伴她们。
唉，1994年，是玉溪卷烟厂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但1995年我们一家就开始陷入另一种人生。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