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愉快的开始
1979年10月秋天的一天，褚时健举家由新平戛洒搬往玉溪。玉溪卷烟厂派了三个人和一台大卡车到戛洒，帮褚时健搬家。
糖厂的丁连祥说那天心里很不好过，想到这十几年几乎天天和厂长打照面，工作在一起，扯闲天在一处，就这么调走了，很是不舍。他说工友们也是这么想，褚时健到财务那里去办手续，会计苦兮兮地说：“烟厂把我们的福气拿走了！”厂里还开了个座谈会，请褚厂长吃了顿饭，也就这么算是表达了大家依依惜别之情。丁连祥知道搬家的日子，那天早早叫老婆煮了一锅糖鸡蛋交给马静芬，让他们一家在路上吃。
看着在装车了，丁连祥叫上几个基建科的人赶紧去帮忙。但他们觉得褚厂长实在没搬出件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厂里发的床也不要了，大概也是旧得不能用了，又很占地方。丁连祥捧了一堆破木条和烂木板问褚时健：“厂长这些都还要啊？”褚时健当宝一样把木条接过去放到车上：“嘿，你不懂，要！可以拿来钉沙发坐。”
就这么东塞西塞，也算装了满满一卡车。糖厂开车的杨师傅舍不得褚时健一家，叫上丁连祥，两人开上厂里的小吉普，一路送到了玉溪。
到了玉溪卷烟厂，出现在马静芬和褚时健一家眼前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地面污水横流，无论厂房还是职工宿舍，一看就是年久失修，房子与房子之间搭着各种鸡窝、煤棚，一派脏乱。丁连祥对杨师傅嘀咕：“没比我们那里好嘛！”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厂区路上摇晃到一排50年代修建的“干打垒”（土木平房）前，司机指了指其中一个门：厂长，就是这里了。
马静芬推开门，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包括一个房间一个厨房，房间里一张上下床就占去了大部分面积。“这咋个住？”马静芬问褚时健。褚时健看有同事在边上，也不好说什么，只打着哈哈，“先搬先搬”，然后拍拍16岁儿子褚一斌的肩：“我两个今天住上铺去。”
褚一斌满心不高兴，他是全家最想留在新平的一个，理由只有一个：他自小的同学朋友都在戛洒，到了玉溪，一个人都不认识，不好玩。褚时健给儿子做说服工作：“你在玉溪三个月，就不想下来了。你们娃娃认识个把朋友还不容易？”褚一斌依然不怎么情愿，到玉溪第一天就看见母亲发了火，他更不开心了。
一家三口一夜都没怎么说话，在一堆木板木条和木箱的包围中住了一夜。
第二天，宿舍区的人都开始好奇地议论开了：“新厂长家是新平一个镇上来的……”“听说以前是一个小糖厂的副厂长，也没怎么听说过……”“帮忙搬家的司机说家里什么也没有，就几个破木箱……”这些话传到马静芬耳朵里，她的火更大了：“就是欺负我们！”
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例行工作过来看望，褚时健问：“你们是不是和我住一样大的房子？”副书记看了看房子，很有些不好意思：“要宽点。”褚时健有点挂不住脸色了：“那怎么给我住这么小的？”副书记坐不住了：“我去问房管组的人。”去了以后，副书记大概骂了对方一顿，第二天就通知说有一套48平方米的空房子，是前任厂长搬走后空出来的。于是褚时健又搬了一次家，终于宽敞了一点点。“起码来个人可以坐下来说话了。”褚时健很满足，马静芬对受到不公正待遇仍然愤愤不平：“就是看我们是小企业小地方来的。太过分。”
马静芬当时还不知道，在玉溪卷烟厂，一个空降而来的厂长必然会受到如此“待遇”。卷烟厂历来都有内部提拔干部的传统，当时烟厂的领导班子不包括褚时健共有12个人，在这些人中除了有两名是老革命干部外，其余的全部是内部提拔的。他们对于上级安排的外来“空降兵”有着本能的排斥。
这种情况并非只有玉溪卷烟厂一家存在，当时国有企业在几十年固有的“大锅饭”体制下，凡是外来的领导或员工都会受到排挤。经济发展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越严重。
糟糕局面超出想象
职工的生活条件更加简陋。褚时健刚到烟厂就到附近职工的宿舍了解生活情况。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的情况依然让他十分震惊。
有一名在工厂工作多年的老职工，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这还算条件好的，更严重的是还有两家人住28平方米房子的情况。为了避免尴尬，两家人的中间就用草席隔开。住在里面的一家人要出门必须经过另外一家才能走出去。
“生活太差了！”褚时健边看边感慨。
厂房里的情况更是让褚时健难以接受，在车间的生产线，很多时候都是一名工人干活儿，其他工人要么在围观，要么在闲聊、打盹儿。极少一些干活儿卖力的工人也被议论为“憨傻”，很多职工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样。况且当时烟厂干活儿越卖力，产量越多，积压的产品越多，这无异于自找麻烦。
1978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是27.5万箱，利润完成9000多万元。1979年总产量是30万箱，与1978年差不多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30万箱里，有6万多箱积压在仓库里，还有很多退货。红梅香烟是拳头产品，退货率也最高。一翻财务的表格，有时某一天的退货量比销售量还要大。大多数退货都是因为质量问题，一包烟应该有20根，却很多是十八九根；一条烟是10盒，居然能装成9盒。香烟的外包装箱质量也很差，经过长途运输，很多纸箱还没到客户手中就已经破烂不堪了。因此，很多香烟销售单位拒绝销售红梅香烟，于是，空旷的厂电影院不放电影，用来堆放退货了。
后来褚时健用一句话总结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员工是软、散、懒，车间是跑、冒（气）、滴（水）、漏（原料）。
褚时健还发现烟厂厂区内有成群的鸡鸭到处乱跑，他找到负责后勤的人了解情况，得到的解释竟然是因为职工生活艰苦，为了改善生活才在厂区养这些鸡鸭的！
当年在新平糖厂时期，他对甘蔗的摆放、榨糖机的清洗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在级别比新平糖厂高出许多的烟厂，竟然看到烟丝遍地、散支烟东一根西一根，地面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理过。褚时健把自己的火压了又压：“你们就是这么搞企业的？！”
最为糟糕的场景出现在褚时健到厂几个月后。1980年初，云南省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香烟评吸会。参加评吸会的除了政府相关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全国的烟草公司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糖烟酒公司。这些糖烟酒公司通常会成为评吸会上烟草公司的未来客户。因此参加评吸会、争取订单成为各个烟草公司确定下一年度生产任务和利润的重要依据。每个烟草企业都会将最好的产品带到评吸会，让烟草评吸专家评判。
通常香烟评吸会评吸香烟质量好坏有11个指标，分别是香气韵调、香气质、香气量、协调性、浓度、劲头、刺激性、湿润度、干净度、回味、杂气。
在评吸会的现场，评吸专家通过点燃、吸食之后感受到的香烟带给人精神和生理上的愉悦程度来评判香烟质量的好坏。同时，烟叶的质量、所用纸张的质量，以及消费者的喜好等也是评吸打分的条件。
褚时健自然也非常重视这次评吸会。他从厂里产量最高的红梅烟中精挑细选了一部分参加这次评吸会。现场的十多名专家在评吸红梅时，只吸了一口就给出了评语：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的成熟度不够，缺乏烟草固有的香气。卷烟用的纸张很劣质，薄、脆，轻轻一按就裂开，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
当评委当众念出“辣、苦、呛”的评语时，褚时健坐不住了，打了个手势让念评语的评委停下来。他站起身：“谢谢大家，情况确实令人恼火。下次来我们一定争取让各位专家满意。”
这次评吸会对好强的褚时健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红梅烟的评价深深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从小时候在村子里看见精良的米轨和米其林火车，甚至小小的铁皮饼干盒，到新平糖厂自己带领工人用自力更生改造出来的榨糖机制出的特级红糖，他褚时健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他怎么能让经过自己手的产品在这样的场合遭受如此恶评？
他很愤怒，很沉重，但他一点也不沮丧，认不是他的性格。他相反有一丝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比想象中要多得多，有挑战和忙碌的日子是他喜欢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活可以过得有点意思了”。
强人强势
这份有意思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过的。首先他的搭档们就给了他几个下马威。
能够想象，一个12人、分成两派的领导班子会是怎样互相拆台，“文革”的影响还在这里遗留，斗争气息严重。总之炮派的意见，八派就是不同意；八派做的事情，炮派坚决不配合。褚时健的工作刚刚开始，并没有考虑太多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次，因为车间开始上过滤嘴的项目，有车间专门负责用金粉给烟嘴打上钢印，但有四个炮派的工人就是不去上班，理由是：金粉对人身体有害，并且让车间主任去找八派的人来干活儿。这明显就是故意旷工，但因为这四个工人与一位副厂长同属“文革”时期的炮派，很是肆无忌惮。车间主任缺人干活儿，到办公室来给褚时健汇报，褚时健火了：“你叫人先去顶岗，到月底发工资，你记住不要发这几个的。”到了月底，四个工人来找褚时健：为什么不发我们工资？褚时健回答说：“除了不发工资，奖金也不发，这是惩罚你们旷工。”这几个工人转头就去找副厂长。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都因为上级领导考虑派系斗争，为平衡关系，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这几个工人没想到，副厂长刚走进褚时健办公室，刚一开口，褚时健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听着，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我都清楚。我告诉你，你要支持他们在工厂作乱，我就先把你这个副厂长撤了，你信不信？”
副厂长呆住了，以前的局面不是这样的呀？这位黑脸厂长到底属于什么情况？他跑到地委向自己相熟的领导，早年也属于炮派的人告状，没想到对方也劈头盖脸骂了他一顿：“不看看什么时候了？以后配合好褚时健就行了！”
褚时健知道，这是胡良恕书记和自己的协议开始起作用了。
他在厂里召开了一次全员会议，告诫厂里的人：那种10年“文化大革命”养成的不遵守纪律的作风，我第一次可以不怪你们，但不能一而再。必须改掉这些不良的工作作风，否则我要追究。
“强人”、“强势”，这是当时也在车间做技术员的邱建康对褚时健的评价。见惯了和稀泥、不干实事的领导，褚时健的凌厉利落之风给一帮有心的，尤其是能干的工人以深刻的印象。邱建康说，当时就觉得这个厂长要干点事情出来。
褚时健一进工厂就摆出了姿态：我是来做事的。他不因为要保全职位而讨好搭档或工人。邱建康一次看见一个向来无能的车间主任在路上向褚时健汇报工作，因为言之无物，褚时健根本不回应，边走边听，最后停下来严肃地对那位车间主任说：啰唆半天，你没有一句重点，你回去好好研究业务后再来找我。这一幕让邱建康很受触动：这厂长太不一样。
炮派和八派开始慢慢消停，但党委书记的问题却越来越明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企，党委书记和厂长之间的故事大概都足以写一部斗心小说。1979年7月中央开始对国企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对企业领导放权，主要就是对厂长放权。但“党领导一切”，党委书记的权力完全不能忽视，所以在工厂里，最终决定权一直是个问题。政府领导对这种矛盾大都是语焉不详、模糊处理，所谓的为了平衡关系，但最终让矛盾累积而激化。
褚时健遇到的这位党委书记搭档就是一位对权力非常在意、对生产毫无兴趣的领导。褚时健到了工厂后，他明显感觉到了褚时健的强势作风。大概感觉到权力越来越不在自己手里，这位林姓党委书记先是在工厂逃避所有矛盾冲突。甚至在一次因为调资，工人把厂领导的办公室包围起来的时候，这位书记端着茶杯一走了之：你们找褚厂长。
褚时健最开始认为党委书记只是明哲保身，直到一天他知道书记不干工作的时候，大把闲余时间都用来组织材料告自己，而且已经罗列了几条诸如褚时健霸道、褚时健管理工人不当之类的罪名，要求地委撤下时，褚时健才知道党委书记还有不磊落的不良作风。马静芬形容褚时健只知道整天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敲他一下他才知道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林姓党委书记的做法让褚时健很愤怒。他虽然知道自己迟早要把这些只管闲事不干活儿的人清理出工厂，但他不知道党委书记竟然恶人先告状。
褚时健的反击方式和党委书记不一样，他跑到地委，找到书记胡良恕直截了当：“他干，我走。要我干，他必须走。”
最后，林姓党委书记被调走，地委派出了一位与褚时健早年就相识的老专员出任烟厂党委书记。褚时健在调换党委书记的过程中，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稳定了队伍，基本统一了领导班子的意见。
调薪风波
从1979年开始，我国国企改革的步伐加快，“松绑”成为那时候对国企改革形象的描述。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控逐渐放松，另一方面逐渐增加了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政策红利延伸到了玉溪卷烟厂，根据调薪文件的规定，玉溪卷烟厂的调薪名额为40%，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要涨工资了。
消息一传开，烟厂一片沸腾，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国营单位一直没涨过工资。不过，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涨薪名额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
褚时健知道这种调薪的最大问题不是涨工资，而是给谁涨工资。调好了可以带动全厂的工作积极性，调不好会出现各种矛盾，为此也有一些国有企业职工闹罢工的情况出现。
当时，与褚时健搭档的林姓党委书记比他到烟厂的时间早好几年，是烟厂的老领导了，对各方面的人员和情况比他清楚。这样大范围的一次调薪，褚时健希望他能够参与进来，具体事情可以一起商量处理。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却“生病”住院了。褚时健只好一个人挑起了调薪的工作，他成立了调薪接待办公室，任命一名副厂长担任责任人。
事后回想起来，这次调薪对褚时健来说是到烟厂之后的第一次重大闯关，虽然之前他也在不断地进行各种改革的尝试，但都是小范围的。这一次却涉及全厂职工，褚时健能否在烟厂站住脚，就在这关键的一次。
他曾经去医院找党委书记商量，但是，显然是以热碰冷，书记一副你自己干、我不管的态度。
在领导班子讨论调薪方案初稿的时候，大多数人倾向于按照惯例执行，就是将40%的名额平均分到烟厂的各个部门，每个部门为40%。这样的做法将所有的岗位一视同仁，却忽略了重要部门和岗位的分配比例。讨论稿的调薪方案刚刚公布出来，就引起了一线职工的不满，很多人开始闹情绪，消极怠工。
一天，正吃饭时间，有五六十号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说要见褚时健。褚时健开门出来：“你们等我吃完饭嘛，你们也先去吃饭，饿肚子可不好。”几十号人索性搬来小凳子坐下：“吃不起饭了，就是要你说个方案出来。”
……这种情况几乎隔天就上演一次。
闹得最厉害的车间是制丝车间，车间主任被一群罢工的工人包围起来，场面激烈。褚时健赶到现场一看，闹得最凶的竟然是已经获得了调薪名额的邱建康。邱建康认为调薪方案不公平，所以在车间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结果就引来了争论。“我并没有吵，我是在辩论。”邱建康后来说。
褚时健把邱建康叫到了办公室。在邱建康的记忆里，自己被叫到办公室后并没有挨批评。他说：“我向来不是一个所谓乖孩子，他当然知道，因为他也不是一个死板的人，我们俩能互相明白，所以那场谈话相反促进了我们的了解。”
调薪的这段时间，所有的麻烦事情都是褚时健一个人在处理。党委书记一直在医院躲清净，其他的厂领导也是摆明了一副看热闹的心态，凡事不操心，不出力。褚时健也知道他们是怕担责任，在逃避，但也无可奈何。
褚时健在扛住了职工们一次次的堵门、吵闹后，拿出了最终调薪方案。这次方案的创新点在于，上级下达的40%的调薪指标不变，但是名额不下放到各个车间，而是全厂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挑选，按生产成绩排列。如此一来，一些重要生产部门的职工排在了前列，而后勤、行政部门则让出了名额。这样，工厂占大多数的一线生产部门员工都接受了。
工厂消停了，生产恢复了正常，党委书记也出院了。褚时健见到他时，毫不客气：“你如果是真的有病就还去医院养病，厂子调薪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
锅炉事件
锅炉事件大概是褚时健年老后最津津乐道的一件，大凡涉及自己手上的技巧，他都表现得很是眷恋、很值得回味。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他说。
锅炉是烟厂生产的重要设备之一，卷烟和复烤都需要锅炉完成。长时间运转下，锅炉的折旧率很高。玉溪卷烟厂有两台锅炉，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也遇到过几次大修停产的事情。以前烟厂的领导不懂锅炉技术，一旦出现问题就停工停产一个多月以上，极其影响生产，但大家也不着急。
褚时健听说以前修锅炉的时候，有革委会主任（“文革”期间厂长之职称为革委会主任）亲自指挥，还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褚时健在戛洒糖厂有过锅炉改造的经验。当时，他亲自动手将一台4吨锅炉改造成了10吨，大大提高了糖厂的生产效率。因此，对于锅炉的技术原理，他很熟悉。
褚时健到烟厂工作不久，技术难题就来了。两台锅炉中的一台出现故障，需要大修。当时正是烟叶复烤的季节，如果锅炉跟不上，烟叶就面临霉变，损失就大了，而且还极有可能连带造成工厂停产。褚时健立即找来了维修部门的负责人，询问维修工期。
“以前革委会张主任带着我们修一般都四十八九天，褚厂长我看你还比较懂行，要不我们让你8天，40天修好吧。”车间维修工貌似开玩笑，但实际上很挑衅。
褚时健也不生气：“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4天！是我让步还是你们让步你看着办。我如果让步，对国家不好交代，你要让步，大家都好说。”
维修工们不出声，褚时健强调了一句：“4天必须修好。”“那我们就不敢修了。”维修负责人准备撂挑子。
褚时健已经预料他要来这个，卷了卷袖子：“你不是说以前的主任是亲自指挥吗，这次我也来和你们一起修。”
褚时健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维修安排，他把工序增加到5道，然后从别的车间调人过来，18个人，让5道工序同时进行，24小时不停，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进行。
人员安排好之后，维修工作立即开始。材料组在其他车间准备锅炉使用的弯管，一边加热弯曲，一边打磨管口，还有人负责搬运。锅炉房只需要把管子撑开之后安装好。这样一来，各工序配合紧密，工作进度很快。锅炉要修好总共需要48根管子，第一天就装好了20多根。
连续奋战3天之后，褚时健的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周围的职工都劝他回去休息一下再过来。他到家刚刚躺下，就有人跑过来叫醒他，告诉他锅炉修好了，出蒸汽了。
原计划4天修好的锅炉，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就开始正常运转了。褚时健到现场察看了情况之后，确认锅炉已经修好了。他转头问工人：“小杂种，你们不是说以前主任带都要48天吗？你看这次几天就修好了？！”褚时健很少骂人，每次骂人，“杂种”是必备词。
工人回答得直接：“以前让我们苦战15个昼夜也不给我们喝一碗稀饭。不像现在，晚上还有加餐，那么一大碗肉酱米线。”褚时健笑了，他对所有参与维修工作的工人说：“娃娃们，再给你们点福利，你们全部放假4天，另外这个月再加4天加班工资！”工人一阵欢呼。
……
经历种种，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江山已定。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79
“文革”结束后我恢复了身份，被上级送到云南省委党校去学习。懂政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我即将有新的任命了。但是，从心里说，我很舍不得新平戛洒。在惯的山坡不嫌陡，我在新平是在出感情来了。一个地方，能够吃完晚饭，散着步就到江边去拿鱼，还是很愉快的。而且，糖厂那个时候业务也很稳定，我们正准备升级红糖厂，改红糖项目为白糖项目，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于我来说，一个地方能安定做事，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就是一个好地方；如果还能有自然条件去拿鱼打猎，那简直是乐土中的乐土。
离开新平，去哪里安家，我的选择并不多。我这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在那个年代，就是听从党的安排。我很少想过“自己要怎么样”。不过，因为在云南工作时间比较长，在我的政治身份得到平反后，党组织对我的安排还是有商有量的。最开始玉溪地委的同志希望我回到国家行政机关，我是打内心里不愿意。经过20年的“右派”下放生活，我在生活的底层算是爬了一遍，也算知道了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要是回到国家机关，我无非就是上午坐坐办公室把事情都处理了，下午拿根鱼竿就下河去了。这种混日子的生活我肯定过不惯。我不愿意被卡得太死，坐在机关里，拿一大堆文件来看。这些文件对应实际的太少，空话套话一大堆。我听别人传达，别人又来听我传达，意思不大。我搞企业的话，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实实在在，所以我还是跟领导申请去了企业。
曾经有人问过我，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已经比较开放，既然我对做企业有心得有兴趣，为什么没有脱离体制，自己去创业？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自己搞个企业。我从1948年参加革命，个人命运就和共产党连在一起了，从来都是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犹豫和怀疑过。我这个人向来不叛逆，虽然我也不是一个迎合的人。但是，共产党是我的信念，从来没有质疑过。况且我在云南这些小地方待着，眼前的事就一大堆要处理，没想过那么大胆的事情，除非迫不得已，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任了，才做无奈的选择。
到玉溪卷烟厂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尽管我之前听说玉溪卷烟厂很多负面的信息，比如生产基础差，比如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还比较犹豫：生产上发展得不好这一点能预料到，那个年代工业线上发展得好的企业没有几家，基础差，相反我们就有事情做，这一点我不担心；人际关系复杂这一点我比较担心，这个我不擅长，最怕掉到人整人的是非窝。但最后想想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我老伴儿和女儿都愿意到玉溪，所以我们一家人也算是高高兴兴到了烟厂。
我这个人，有事情做就有干劲得很，不要让我闲着，闲着我就要生病。而且如果事情在眼前，要么彻底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沾了自己手的事情，做不好不好意思。
对于玉溪卷烟厂，从业务上讲我没有什么担心的，在新平的糖厂我做了十几年企业，所以有思想准备。我想反正都是工厂，无非一个是地方小型企业，一个是国家大型企业，格局不同世面不同，但做法上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而且我相信在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都是要提高生产力，努力赢利，为国家财政创收。不过，我还是有些发愁。因为那里有出了名的派系斗争，哎呀我是最不喜欢这个，你斗我我斗你，工作不做，有时间就整人去了，很没有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领导也不让你想了，该去就去。而且因为我没有去塔甸煤矿工作，所以只能来玉溪。我在这里地委、行署都工作过，还是有点影响的。
对玉溪卷烟厂有什么规划和期待？那个时候经常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像我们这样搞工业和商业的人开心啊，总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抓生产了，我们这些人就有事做了。1979年国家又开始推动国企改革，更让我们高兴。谈到“企业自主权”这些概念，之前听都很少听到，但一提出来，真是说到心坎上去了。工厂要怎么做，往远了看真的没有太多计划。那个时候工厂问题那么多，就想着怎么赶紧解决问题，赶紧把工厂扶到发展的路子上来，不要人浮于事，不要整天亏损。改革是第二步的事情。那个时候是问题一出来，具体分析具体处理。一路都有人在考我的试，但没有考倒我。
企业的职能是什么，不就是赢利嘛，不赢利不能叫企业，你叫事业算了。事业单位就可以不考虑经济效益，政府需要它存在，亏了政府补。但企业不行，企业是要赚钱的，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不赚钱国家的积累从哪里来？国库的钱只出不进，问题就大了。所以企业的职责我看第一条就是要赚钱。在工厂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三句话不离钱，在钱孔里打秋千。我倒不认为这是批评我的话，我确实就是这样的。要维持这么大的国家和社会，要让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当然要赚钱。我的宗旨从来都是要赢利，我走到哪里，无论大的烟厂还是小的糖厂，我都努力要赚钱。
我自认也算幸运，碰到了一个改革的年代，政府给予我们企业领导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毕竟是两种体制的交替期，企业领导权限的天花板低，作为一心想做事、一心想改革的人来说，难免会碰到天花板把自己弄疼弄伤。1982年的时候，我就挨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主要原因或者说名义上是因为我们为了购买进口的辅料，比如滤棒、盘纸等原料，我们和有资源的广东商人进行了串换。你们现在看来这很正常，但在那个时候，我却被认定是“投机倒把”，这个词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了。我被处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重新制定了工人的工资分配制度，很多人不高兴了。那个年代，“大锅饭”吃惯了，不习惯我们奖励多劳多得。
说到串换辅料，那个时候进口原料都是国家买了再分配给大家。为了平衡利益和情绪，基本都是搞平均分配，不看实际需要，所以我们烟厂分配得到的数字往往是我需要的一半都不到。咋个办？只能和广东人做生意。广东开放，外贸方面他们比我们放得宽。但我们并不乱花工厂的钱。他们按国家专卖局规定的价钱把材料卖给我，我把烟按国家专卖局定的价钱卖给他。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周折很麻烦了。后来我跟政府申请，以后我们自己创的汇，交给国家75%，留25%给我们去买设备买辅料，我们也就用不完。不过，这个申请手续搞得非常复杂，非常麻烦。好在后来国务院给基层工厂的权力慢慢放开了。但下面的厅局还不高兴，权力要他们拿着。唉，磨了多少年才到我们这里，到我们自己这里以后事情就简单了，企业赚钱就方便多了。
做企业，种种难处都有。但是人是这样，当你进入某一种境界，再难的事你都觉得很平常了。我在烟厂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把生产搞好，把利润和产量搞上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少，又想把产量搞上去，就搞两个大班开工，两个大班很辛苦，但我发现还是不出活儿。利益没和个人挂钩我看还是不行。慢慢地，我把计件的方法又加进去，按单箱算工人工资，250条烟一箱，一箱多少工资。这样下来，工人干12个小时他都不辛苦，个个抢着做事。结果我们的收入比好多工厂都高，悬殊还大。工资发得高，政府就叫停了，说我们总量发够了，要暂停。没办法，其实国家也需要我们这个生产量，那我就只好去申请追加指标，追加指标大家就可以多挣钱。在这些前提下慢慢产量上来了，工厂再把节约的制度挂上去，整个就好起来了。当时在中国，我们算是领先这样做的。事情都是慢慢、慢慢这样做过来的。
做过了你就知道原来可以，你不做就永远都不进步。总的说来，那个时候国家还是很放权给我们做，国家不放权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在工作上信任很重要，我这个人，不管风险大小，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样样事情都得按照上级领导的话去做，万一他说错了我也照做吗？如果你叫我来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应该完全放权给我。失误了，我改进，我做检讨，我自己把后果承担起来。
国家对我们放权，我们在工厂也奉行了放权的制度。我在烟厂工作到后期，几个副厂长独立就能批出几亿的钱。我从来都相信用人不疑，彼此建立信任很重要。你对人有个基本判断，大方向没有问题，具体事情就不会出格到哪里去。
我选人的标准？我啊，就喜欢踏实、肯钻研、认真的人，不管车间主任也好，技术员也好，给我汇报两三次工作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水平，努力还是不努力。我最不喜欢就是练嘴劲的人。整天嘴巴里只有好话，好事一件不做，有什么用？没几句有用的。要做有用的事，也要说有用的话。挑一个人，就看他做事是好还是坏，一定要看事情，不要看他说得怎么样。在工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比较强势，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强人，但好像对人还不是那么强势嘛。只能说我是个比较严格的人，但我对事不对人。像开头那几年，车间里面纪律比较混乱，还出现了偷烟的现象，工厂就开除了几个犯事的。那个时候开除人很少，所以他们的家属来求情，我就告诉他们：被开除的人里面也有我的亲戚，对谁都一样。
要建立某一种制度，总是要经历各路人的不接受，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就要坚持。一旦制度确立，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制度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年有些外省的客人来玉溪卷烟厂参观，是个贫困省的一些官员。我们厂那个时候条件还没多好，去接他们的车子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新，结果人家不高兴了，说：“我大小是个处长，你们派一辆这么破的车来接我？”唉，我心里想：你们还这种心态？你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差着别人那么远，没想好好奋发起来解决那些问题，还讲享受？
他们省的烟草本来也算不差的，准备振兴烟草，把三个主力烟厂合并在一起，但我听他们介绍情况就知道不行。三个厂加起来90多个处长，都争着要房子要车。我这里9个处长都没有，但我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就贡献64亿给政府做财政收入，他们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也才63亿。在我看来这就是制度造成的，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奖惩制度，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1979年我刚到烟厂的时候，就是明确各种制度和规矩，不要看人说话，要看事说话。以前工厂因为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看人不看事，导致生产上不去，制度完全被忽略。我要让工厂把生产搞起来，首先就要打破他们这些观念和做法。我现在回想一下，整个国家其实那个时候都在立规矩，我们也算跟上了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