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
进入70年代，褚时健的工作越来越顺手，他后来形容自己在新平戛洒的生活是“大潮流小天地”。外面兀自风云翻滚变来变去，他自淡然不动于这个小镇。他在这里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除了工厂的工人，新平县的群众，并不太有人在意这些奇迹。
在那样一个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都在闹革命，几乎无人关心生产，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的年代，在这个边疆的小县城里，竟还有一个人意识到“光喊口号没用，生产搞不上去，工人生活搞不上去，企业就是要赚钱，企业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这是多么难得。当年也许让人如听天书，几十年后看来却心中感动。一个人的天职，不就是尽本分吗？！做企业的人不管利润，不管企业前途，不管职工生活，不如回家卖红薯！
褚时健改变不了大环境，他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但他的思想无疑很压抑。作为一名十几岁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来说，他对国家、对民族有着大理想和大愿景，他有革命的目标。年少时他和堂哥们在一起总是憧憬未来的中国是如何发达、如何光明，每个人都如何阳光灿烂地生活。但一场“文革”，却让山河黯淡，人心凋零。褚时健越来越少和人谈政治，在那个年代也不允许谈，他把内心的期冀深深地收藏了起来。
糖厂的业务做好，是他的本分，是他的能力所在。但他心里知道，他能做得更好，也能做得更大。不过，彼时彼地，只能如此而已。求得小安，让工厂的工人把日子过好，让身边的家人生活稳定，就可以了吧？
1975年，褚时健看到了些许光亮。那一年中央下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几份重要讲话，有江青的，有邓小平的。工厂照例开了大小会，学习会议精神。褚时健把两份讲话的文件稿拿回办公室，江青那份悄悄扔掉，邓小平的则仔细收好放在了抽屉里，一放多年。“文革”结束后他才对别人开口说起。邓小平的讲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值得认真读几年。”邓小平讲话的中心就是围绕经济建设，强调农业的重要。褚时健尤其记得其中一段：“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褚时健觉得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说实话，心中异常激动。“什么人什么时候都要讲实话，搞经济工作，一点欺骗都来不得。”
最单调的生活是最安全的。不过，单调生活里也能开出些小小的有趣之花。
糖厂职工平时工作忙，一般都是吃食堂，但到了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几家人就会约着一起去半山上赶集，添点生活必需品，再买只鸡、割点肉回来，自己在家弄顿好吃的，打打牙祭。这一天，糖厂就跟过节一样，热闹得很。
厂里的职工宿舍是两排草棚屋，中间隔着一块空地。吃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放个小炉子，支上锅，一家老小都围着这口锅转。这家炒菜那家炖肉，只听得到处是乒乒乓乓的声音，锅碗瓢盆一阵乱响，整个家属区被烟气笼罩，空气中全是饭菜的香气。邻居关系相处好的，还会端个碗到别家转转，挑点人家的好菜尝尝。小孩子们更是这家尝块鸡，那家吃块肉，忙得不沾自家桌子。
糖厂的老职工丁连祥那时是褚时健的邻居，他说褚厂长做的菜最好吃。他说有次褚时健很神秘地叫他：“丁连祥，来我家吃好吃的。”丁连祥赶紧跟着去了褚家，褚时健从锅里拿出一个白白的馒头给他吃，说是意大利面粉，他好不容易从昆明买的。丁连祥没吃过什么意大利面粉，很好奇，接过来咬了一口，连说好吃。褚时健很高兴：“我平时不怎么做饭，看来手艺还是不错的。”丁连祥好生佩服：“厂长你太能干了嘛，意大利面都能弄出来。”
丁连祥关于褚时健的味觉记忆里还有一条鱼。那时工厂的同事们常一起去抓鱼，褚时健第二天和工友们坐一起，偶尔忍不住会说昨天自己做的那条鱼如何如何好吃。丁连祥好奇得很：“厂长你咋个做的？教一下我嘛。”褚时健听了很高兴：“明天你来我家！”
第二天，丁连祥拿着碗就去了褚时健家，褚时健一步一步给他示范，如何杀鱼，如何处理干净。然后添了一锅水，直接就放鱼进去，放盐放花椒，水差不多烧干的时候就捞了起来。丁连祥问：“厂长，这就好了？”褚时健说：“对嘛，好了。好吃得很。”丁连祥有点疑惑：“太简单了嘛，你说说我就会了。”褚时健说：“要示范你才知道要诀在哪里，你看我动筷子搅它没有？没有！这就是诀窍，这样鱼就不烂。记住了？”丁连祥似信非信：“记住了。”回家后他照做了一盘，“哎呀香得很哪！”
马静芬当时工资只有44.5元，而褚时健是“摘帽右派”，工资更低，只有30元。但他们1979年离开糖厂时，居然有2800元的存款！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如果你想知道这笔钱有多少，说说参照物吧：当时米8分钱一斤，在一些县级小城，3000元可以买一块地或一幢不大的两层楼房。不过，褚家的这笔“巨款”可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降低，吃得还挺好。一是因为糖厂的职工福利好，饭菜便宜，生活开销低。二是褚时健是捉鱼好手，常常捉鱼改善家里的伙食。
不过，平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也不是每家人都能存下这么多钱。马静芬说：“因为我们有计划。”她说那时每个月赶三次集，发工资的那个集，所有人都会去，然后很多家庭的人都会见到啥好的就买。到第二个集的时候，他们又约人去，但去的就只有几家了，好些家庭赶第一个集的时候就把钱花光了。到第三个集的时候，一般就只有马静芬家去。她说因为拿到工资时她就计划好了，这个月如果有10元，只能花8元，另外2元就得存起来。而每次赶集能花多少钱也是定了的，绝对不能超。比如第一个集的时候人家买两只鸡，一次就把它吃完了，他们就买一只。赶下一个集时再买一只，再下一个集他们买块猪肉就行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小事料理得好，大事才有本事料理。我一直相信这个道理。”褚时健说。
褚时健和马静芬已经越来越沉到琐碎生活里，如果说刚到新平时还想过“何时会离开”这个问题，到后来就越来越不想了。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看着报纸，他会闪一下念头：“形势会变吗？”但马上他就不想了，动乱的时间已经太久，长得让所有人都以为是常态了。
但其实就在不远的一天，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是他理想中的变化。
新平尾声
1978年，对历史、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此文的大讨论。也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基础。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基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同时还提到了要简政放权、党企放开等工作思路。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褚时健被安排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这时他已经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经历命运低谷近20年，他的外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黑、瘦、神情憔悴，是名副其实的“老褚”。
老褚在党校期间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红头文件时，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50岁的人，他难掩兴奋，几乎要跳起来。他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这么高兴是在什么时候了。这份决议有如一道阳光，这20多年来积蓄在褚时健心头的所有的委屈、阴霾一扫而光。
当天他就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平常不爱喝酒的他破天荒地主动跟朋友干杯，朋友觉得奇怪，说：老褚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他把杯里的酒一干而尽，笑着说：“我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议了。里面有一条，就是今后要把阶级斗争放到第二位了，不是过去第一的位置了，现在讲的是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只要是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我们这些人活得就有点意思了。”
事实证明，褚时健的直觉是正确的，决议里那些抽象的句子，后来慢慢地兑现了，变成了一条条可以操作的政策。多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终于结束了，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开始有了一些自主权。只要符合中央规定，生产发展快，给国家多纳税，政府就不会多加干涉。褚时健感到一种冲破牢笼的轻松，尽管日子仍然很苦，但他工作起来满身都是劲。他觉得，经过这么多年政治斗争的折腾，终于等来了这个新时代，国家正需要发展生产，别人搞不好的，我一定要把它搞好。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参加了这场号称高考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新平县参加考试有400多人，只有两人过了分数线，褚映群就是其中一个，她被录取到了云南师大。后来统计，当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25万，录取率为4.8%。
然而让褚时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录取书下来后，女儿却对他说：“上大学没意思，我想去漠沙糖厂当学徒工。”那时，“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褚时健心里明白，知识要开始受重视了。尽管他平时很少干涉孩子的事，但这一次他明确地对女儿说：“你想去糖厂很容易，但是你必须读书去。”褚映群还是不想去。褚时健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马静芬也问不出什么。褚时健找女儿谈心：“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还不要，总要有个原因吧？”褚映群终于说了实话：“读书有什么用，我们的老师还不是那样。”也难怪，那时的教育都是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阶级才是老大哥，学校的老师不仅待遇低，还常常被批斗。
褚时健正在努力做女儿工作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学校政治审查褚映群的档案时，说褚映群因为是“右派”家属，有家庭出身问题，审查不合格，不能去读大学。褚时健愤怒了，“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难道还要来这一套吗？！他找到县委书记，问：“只是因为出身不好就不能上大学，学校的政审是不是真的要认真到这个程度？难道现在中央政策上说了考大学要搞政审吗？”县委书记并不知情，查问下去，褚映群才拿到了从大学里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据说褚映群差点把录取书撕掉了，因为她坚持不去读。她对父母说：“你们年纪都大了，这几年又受苦，我留在新平陪你们。”褚时健急了，使出了父亲的威严，硬逼着女儿去报到。当天褚时健帮她现找了一辆货车，一路飞奔赶到昆明，到学校已经是报到的最后一天了。老师说：“你今天不来，明天就取消了。”褚时健这才松了一口气。
褚映群开始了新的人生。
迎来新天地
1979年，褚时健被彻底平反了。这一年，他所在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白糖的工艺比红糖可复杂得多，这意味着糖厂的生产又会上一级台阶，褚时健满心期待。
但有的时候，人生充满了变数，一条直路也许会突然转个弯，拐向另一个目的地。褚时健的人生在1979年就拐了个弯。这一次，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玉溪。和所有中国的城镇一样，1949年以来，玉溪工业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停滞的过程。30年的发展，起伏不断，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已经让玉溪大部分工业企业变得毫无生机。“大锅饭”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人员过于臃肿，人浮于事，生产效率极为低下。
“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但社会上却人才凋零。这个国家已经10年没有培养专业人才和科学人才了！玉溪地委也急迫地寻找能迅速带领各行各业发展起来的人才，尤其是企业方面。财政要填补赤字，生产要恢复起来，企业迫切需要带头人。
褚时健曾经是玉溪地委的干部，大家对他近20年的经历都很熟悉，他在新平时期把糖厂管理得风生水起的成绩早就有目共睹。显然，该是找他的时候了。
不过，从事情的开始看来，需要褚时健的地方还不止一个……
在党校学习期间，玉溪地区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孙有寿找褚时健谈了一次话，提出让他重新回地委工作，干他从前的老本行——地委组织部长。
但此时在企业工作多年的褚时健，已经不愿意重回机关工作了。他拒绝说：“算了，还是不想回机关了，我现在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手了，习惯了。还是让我在企业待着吧。”褚时健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机关工作成天开会，不如搞生产来得实在。他对于机关的工作已经有了抗拒的心理。
几天后，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亲自来找褚时健。他说，玉溪地区急需一位能抓好经济的领导干部，组织上研究了他的档案，认为他非常适合，希望他能过来做分管经济的副专员，配合自己的工作，一同把玉溪的经济搞上去。
书记来了自然可以讲点直接的心里话，他笑着对胡良恕说：“胡书记，我搞企业是有点谱气的，人尽其才，你应该继续让我搞企业。企业赚了钱，才有钱交给国家，县里、省里才有钱花啊。”
玉溪地委领导打算提拔褚时健从政的念头暂时打消了。不过，褚时健要调动的事情也是势在必行了，他已经彻底平反，形式上也应该让他离开新平。同时，地区级别的大企业需要能干的人去任职，褚时健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天地。
当时玉溪地委给了褚时健两个选择：去玉溪市当玉溪卷烟厂的厂长，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塔甸煤矿和玉溪卷烟厂的规模相当，工人总数都在2000多人。不过从效益上讲，塔甸煤矿要比烟厂好很多。那时煤矿要上马一个新的大型项目，需要增加人员，更需要一个好领导。
但是，玉溪卷烟厂是在玉溪城里，而塔甸煤矿地理位置偏远，从它所在的峨山县到玉溪城里，需要大约四个小时的车程。
以大多数人的想法，褚时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地区级企业，在玉溪城；行政级别比戛洒高出许多，从副厂长到厂长，升职了。但褚时健说，当时自己内心并不想离开工作了16年的糖厂，副厂长也罢厂长也罢，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帽子而已。他一手把这个厂翻新了模样，成就感带来了归宿感，要挪动脚步不是一件易事。而且当时糖厂正在筹建一条白糖生产线，眼看着又要再上一个新台阶。50岁的褚时健觉得，眼下的生活才是他想要的：工作是他顺手的，职工很爱戴他，有山有水，还能下河捉鱼。他喜欢这里。他没有立即答复玉溪地委，推说要和家属商量。这也是真心话，这么多年来，马静芬跟着褚时健四处辗转。马静芬曾经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褚时健心目中，马静芬虽然偶有抱怨，但实际的景象是，妻子站在自己身边，从未改变。无论自己是地区干部还是落魄“右派”，无论是农场副场长还是工厂副厂长，马静芬笃守了“褚时健妻子”这一岗位。这次既然有了选择的机会，他当然首先就要问问马静芬。于是，他回家征求妻子的意见。马静芬不假思索：“还考虑什么？当然是玉溪！”马静芬是个城市女子，对于她来说，去玉溪是一种“回城”。困在农村20年，她终于可以回城了！而且她也考虑褚一斌，当然要去去大点的地方受教育。
褚时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的确该离开新平了，这是历史的安排，命运的必然。新平，只能是个人生驿站，他已经顺利地光荣地翻过了那一座山，风景再好也只能留在背后了。
不过，他的想法和马静芬还是有些不同：他不想去玉溪卷烟厂，他属意峨山的塔甸煤矿。
一个原因是，玉溪卷烟厂虽然是玉溪规模最大、效益较好的单位，但也是“文革”中出了名的武斗比较厉害的地方，而“文革”结束后，当时云南造反派的两大派系——“炮派”和“八派”的争斗仍未结束。褚时健早已厌倦了派系纷争，不想卷入其中。这两个派系的斗争即使到1979年都没有彻底结束，依然影响着国企干部的任免。因此，玉溪卷烟厂的人事关系极为复杂。
另一个原因，也是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塔甸煤矿在大山里，可以打猎，六七月还能上山拾点菌子。这种生活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于他而言，一边工作一边能打猎，也是一种回归，他在这种生活中能感觉到彻底的自由自在。不过，受够了山里生活的马静芬一听煤矿在大山里，说什么也不愿意去，难道还没有苦够吗？她在心里说。但她还是一个达理的人，当褚时健劝说她先去塔甸看看时，她还是顺从地去了。
但看到的景象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他（褚时健）找了一辆拉煤的货车，我们两人坐在驾驶室里面就出发了。当时上山的路弯弯转转的就不说了。煤矿的条件实在太差了，矿在山上，人住在山下面，将矿围了一圈。煤矿附近到处都是煤，一阵风吹来，浑身就黑了。”再到宿舍区一看，职工们拎着茶壶、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长队接水，走近了一看，接出来的水全是黄黄的浑水。
“就算我能在这里待，儿子也不能。”马静芬非常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褚时健倒一点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觉得马静芬说的卫生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把后山水塘里的水引过来，职工喝水和洗澡都没问题。”最关键的是，这里能打猎啊！玉溪去哪儿打猎？他动员马静芬：煤矿在省城可以设办事处，以后可以争取让你去办事处，映群已经在昆明读书了，你和儿子就可以在玉溪。
马静芬一听更气了，嚷嚷开了：“以前你当‘右派’我们还在一起住，现在生活可以好了一家人反而要分开啊？”这句话让褚时健的心一下暗沉下来。那一夜，他想了好多以往在农场时妻子女儿的小事。天亮了，他告诉马静芬：听你的！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褚时健对笔者说：“以前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是没有选择，她只好跟着我走。现在有点选择的权利了，我就要听她的了。”
马静芬立刻反驳：“那不是跟着他走，是我主动去的。”褚时健听了，嘿嘿笑了。
……
就这样，褚时健做出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66——1976
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我是在新平那个地方度过的。我和它很有缘分，在那里待了16年。当1979年离开那里之后，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以为从此不会再回来，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又算是回到了这里，而且不会再离开。
新平是善待了我们一家的地方，虽然1963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我和妻子在堵岭农场用一根扁担几根绳子就把家当打了包来到新平。我们落脚的第一个地方是曼蚌，这是个傣族名字，意思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它现在不同以往了，因为开发一座煤矿，已经发展得很好——当然不能和大城市比，但比起我们当年到那里的时候，简直是翻天覆地。1963年的时候，曼蚌几乎就是一个山坡，到处是甘蔗地，到处是稻田。在曼蚌我们待了三年，“文革”开始那年，因为糖厂搬迁，我们就去了戛洒。
1963年到新平的时候我对它没有任何期待，在我的人生路上，新平是又一次流放。在此之前的几年，我从一个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三四年间换了三个农场，一家人的命运被别人牵着走。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我们待过的每一个地方，地名其实不重要，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个词：苦挨。到曼蚌时心情好了很多，因为“右派”的帽子已经摘掉，虽然没有彻底平反，至少我不是“戴罪之身”，只是被正常的命运抛弃而已。刚到曼蚌时我想，再难难不过元江的红光农场吧？好歹也是到了工厂，我可以做点实事，妻子可以稳定地教书，我姑娘可以稳定地读书了。
1966年，我们从曼蚌搬到了戛洒，新平的一个小镇。无论是曼蚌还是戛洒，生活条件都不好。但我很喜欢这两个地方。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曼蚌糖厂和戛洒糖厂这两个地方的旧址看看，两个厂旁边都有一条河，水很清，水量也大。我从小就生活在水边，南盘江我最熟悉不过了，所以看到河水我就很亲近，这大概是我对曼蚌和戛洒一开始就很喜欢的原因。
有河就可以拿鱼，我这一辈子除了工作，最爱的事情就是拿鱼。小的时候是因为贪玩，老师把手掌心打肿了还是要去。成人以后我还是很喜欢，有条件我就去。有时候旁边人还不太理解，你一个以前地区上的干部，都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这么落后的地方来了，还有心思去拿鱼？在他们看来，我要么是没有悔改，要么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其实他们不明白，一个人，别人把你打倒了不要紧，总有事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但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不然就真的是彻底倒了翻不了身了。拿鱼给我带来乐趣，如果我连自己的乐趣都没有办法去找，生活就真的过不下去了。而且拿鱼看起来是件玩乐的事情，实际上它不简单。它就像在水中打猎一样，你需要了解猎物的环境，还要了解猎物的习性，有时候还要用点心理战术。特别是像我小时候的拿鱼方式，光脚进水里，要让鱼感觉不到你，让鱼不自觉就到你身边来，然后动作快速地把它拿住。而且拿鱼是件比较单纯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就能把它做了，不需要和人打什么交道。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很适合调节心情。“文革”期间，尽管那10年对整个国家都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比较之前农场几年的动荡，我们一家过得还算平静。
“文革”期间，我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拎出来文斗武斗几下的“摘帽右派”，但是，我一次没有被斗过。不是我和造反派们关系搞得有多好，而是我和他们都很有距离，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工厂生产。我去曼蚌糖厂的时候，给我的职务是副厂长，分工很明确：我管生产。这么分配应该是新平县委书记普朝柱的意思，他是我的知交好友，我们解放初在华宁工作时就认识了，在玉溪地委工作期间也共事过，可以说互相非常了解。后来我被打成“右派”，大家就没见过面了，可能他听说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做过一些事，新平曼蚌糖厂又正好缺一个副厂长，他就把我调了过来。在我之前，糖厂已经换了好几任副厂长，都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下台或被调走了。
那个环境下，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得过且过，混日子，无过无功最好，因为这样最安全。“文革”期间，造反派们分了两派：一派是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八派”；一派是被认为是保皇派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也就是“炮派”。这两派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对方想方设法斗倒，谁赢了谁就上台做工厂的当家。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但是当时就是那么荒唐，他们斗天斗地其实就是为了斗人。如果是为了混日子，我什么也不干，干挂着副厂长的职务跟着大家有一天混一天，今天斗斗这个明天斗斗那个，再有一天自己也被斗斗。我不用干什么工作，也不会有人来管我。
但我天性不是这样的人，我从来不混日子。我们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为的是什么？总不能违背自己最初的想法。而且，我总觉得既然让我来管生产，我就应该把这个糖厂搞好。如果年年完成税收，利润年年增加，县上心里有数，政策给我放宽一点，我还能继续更好地工作。
我这个人其实是手艺人心态，总觉得国家有个平台给你做，怎么都得把它做好，不然心里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而且那时候我总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搞个几年也就结束了。
我还是天真了，哪里想到“文革”持续了10年。
从我内心来讲，我们做具体事情的人，花点时间，把工作做好，我也不吃亏。所以我去了曼蚌糖厂以后，第一年就有利润了，以前他们是年年亏损。这下县上高兴得不得了，说年年帮你们糖厂弥补亏损已经没办法了，现在不用了。县里有了钱，他们日子过宽裕点了，公务员们不用差工资了，大家心情都好，基层政府对我们工厂印象也就好了。我是觉得，从企业的角度，你做好了，和政府打起交道来更好一些，何必搞得四面是压力，到处是敌人呢？对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我历来是这个想法。
我把工作搞好了，造反派们也不会来找我麻烦。为什么呢？他们要靠我来搞生产。无论哪一派上台，不都要靠职工拥护他才行？职工日子好过了才拥护他，不然不靠向他那一边。
那个时候物资缺乏，社会上普遍生活都很困难。工人们的工资三五年都不提一下，除了很少工资，也没有什么福利，生活很穷困。生活不好，吃不好穿不好，谁会有心思好好工作？既然没法发奖金，我就想办法把他们的生活福利搞好。很短时间后，我就彻底改善了工人的福利生活。工厂养的猪都是两三百斤，菜地也生长得很好。食堂每周就会杀一头猪，职工花一点点钱就能吃到很好的伙食。所以造反派头头们搞斗争时要是写了我的大字报，上了台他还要找我做个检讨，说：我们写过你的大字报了，希望你能正确理解。这回我们来当领导，你要来帮我们抓生产。前面我们闹革命，后面你帮我们搞生产。
所以我一次都没被斗过，把我打倒了没人管生产管生活了，他们也紧张。其他“右派”觉得奇怪得很，咋个老褚你就那么幸运呢？其实不仅仅是幸运，更多是因为自己的辛苦。
工厂里搞派系斗争，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观点我怎么能同意？而且派系斗争简直是一件最无聊的事情，这和我的性格很不相符。
我把工作搞好了，有空闲时间我就去拿拿鱼，再愉快不过了。
那个时候也有人说我怎么只知道挣钱，一门心思在钱孔里打秋千。我也不想反驳他们，“文革”那个年代，少说为妙。但我心里是有谱气的，做企业你不挣钱那你做什么？这是本分和天职对不对？给国家管企业，挣了钱交国家，给自己做企业，挣了钱归自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如果大家都赚钱，财政部的钱就多了，国库就充实了。如果大家都亏钱，还要财政拨款，这个国家哪里能富起来？有些做企业的总是不切实际地说大话，说什么我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我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假话，做企业不赚钱，你这个老总就该辞职下台了。
后来有人说“文革”中我这么想这么干有些胆子大，因为搞经济在那个年代是要被扣上修正主义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个罪名很大，足够造反派们斗我个几天几夜。但我幸运地并没有遭此厄运，除了工厂对提高利润、搞好职工福利生活有正确认识，还因为戛洒小镇上的人淳朴和善良。那时工厂里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太好的职工，包括我自己，也是小地主的出身、“右派”的身份。但小镇上的人，受整体政治氛围影响的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小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并没有很明显的排斥和欺负，大家更多是从人情出发来互相交往，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所以我不会选择一个大城市作为安家的地方，和“文革”期间住在戛洒小镇有很大关系。
要说“文革”中的遗憾，肯定也不少，那个时代就是个扭曲的时代，即便自己内心平衡，国家和时代也会给每个人留下遗憾。于我来讲，可能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照顾好家里人的情绪。
那个时候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每天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把工作搞好，怎么提高利润，怎么把甘蔗的出糖率搞得高一点，家里的事基本不操心。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家里有妻子在，我不用管什么了。但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粗心。而且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心里对家庭是怎么想的，也不爱拿出来和家里人沟通。所以那几年，大概他们三个都觉得我比较冷漠。
但我其实心里一直有这个家。那个时候物资少，大家都缺吃的，营养跟不上，我就总想着去河里拿鱼给他们增加点营养。1963年到1966年，我老伴儿带着两个孩子在曼蚌小学住，我一个人在糖厂，本来说好是一个星期回一趟小学那边的家，但我经常下乡，到甘蔗地去看种植，一看就是几天回不来。所以我经常几个星期才去一次，每次去进了门，把包放下就赶紧往河里跑，想着给他们拿点鱼回家吃。但那时我没想到，这样做其实他们不高兴，几个星期不见，他们更希望我坐下来说说话，扯几句闲天，但我当时就没理解到这一点。
到了戛洒这边，一家人住在一起了。我晚上又经常加班，因为在糖厂搞技术改造，我在车间里要跟着工人到很晚。我妻子担心我，在家里不肯睡，要等着我回去。我回去后她就忍不住会埋怨我，觉得我该下班就下班，怎么总是在厂里要耗那么久。她这么一说我就很焦躁，有时口气就不太注意，我说你不用等我，我也是为这个家！
这些生硬的话我妻子肯定听不进去。所以当时的局面就是她有怨气，我自己也觉得不被理解。两人又缺乏应有的沟通，就导致有时候越说越生气，其实回头想想，那些抱怨、计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患过难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被消化掉。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我也不责怪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分身。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大量的时间是在陪家人，当然也是他们在陪我。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的归宿，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老是有人问我，工作和家庭哪个更重要？其实这么比很没有意义，工作和家庭各自承担的作用不一样。干工作，必须对社会责任，不搞不行。回到家，家庭是个避风港，放松最重要。
如果没有家庭，“文革”10年我可能很难坚持下来，这一点我很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