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勇士杀得大半个中国天昏地暗，中华民族史中又增添了许多新鲜话题，坐镇香港的王亚樵已稍稍感到解恨。而随时间的推移，他不再满足于那些小打小闹的活动了，遂招回部下，准备酝酿一个手刃蒋介石的计划！
1934年9月，王亚樵从胡汉民处得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于次年10月下旬左右召开，届时党国要人云集，蒋介石按照惯例定然出席，这是一个难得的行刺机会。
1、大展身手叱咤东南
福建事变，举世瞩目，引起中外各种势力的密切关注。
此时，蒋介石风闻十九路军在福建政变的消息，极为恐慌，便亲自给蔡廷锴写了一封信，派专机送往福州，请蔡廷锴上庐山面谈。如果蔡廷锴被接上庐山，事变就绝难发动。
当时，蔡廷锴确曾有过考虑，想上庐山与蒋谈判，试图以十九路军政变为筹码，促使蒋介石全力抗日。王亚樵等人坚决反对，并秘密布置手下人员，混进机场，决定扣留蒋介石派来的飞机。
11月13日，王亚樵等人化装成国民党将领，伫立福州机场，“恭候”蒋介石派来的飞机。10时许，蒋介石的得意小门生徐康良驾机到达福州上空。徐康良临来时已先自心虚，唯恐接蔡不成反遭不测，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见势不妙，掉头就跑。待飞机至福州上空，他见机场内静若平常，在跑道东部有一簇绿影，飞近了便看出像是列队欢迎的士兵和等候在此的蔡廷锴将军。
徐康良放松了戒心，在机场上空兜了一圈，牛皮哄哄地抖出两套漂亮的“鹞子戏水”，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滑进了跑道。
等到打开舱门，徐康良愣住了，站在欢迎队伍最前面的人不是蔡廷锴，而是一位国字脸、高颧骨、戴着金边眼镜、留着八字胡的先生。这位先生的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笑，镜片后面的两束目光笑里藏刀。
徐康良终于发现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似曾相识，他曾无数次出现在电线杆、广告栏和晚报上，一言以蔽之，通缉他的布告曾经贴满了南京、上海等市的大街小巷。他是王亚樵！
徐康良顿时觉得掉进了冰窟窿，从头凉到脚。这个魔鬼出现在机场，绝没有好事。待要返身进舱驾机逃跑，只见王亚樵大手一挥，身后立即有两挺机关枪嗒嗒嗒冲天响了一阵，徐康良顿时吓得坐在机舱门口。
“下来！”王亚樵大喝一声。
徐康良只得乖乖地走下舷梯，并且主动地把手枪交了出来。
没想到，等徐康良下来之后，王亚樵又命令他上去。王亚樵哈哈大笑地说：“叫飞行员点火，老蒋平时把它当座机，老王今天非要把它当马骑。弟兄们，都上来，老子们今日也威风威风。”于是，众人便嘻嘻哈哈地一齐拥上飞机。
徐康良无奈，只好按照王亚樵的吩咐，驾机载着王亚樵等人在福州上空兜圈圈。王将事先印好的反蒋抗日传单撒向福建的各个角落。
专机被扣第五天，一份快报就翻山越岭飞到蒋介石的写字台上，文中大意是：蒋介石“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意算盘落了空，他要蔡将军去庐山和谈，反而使十九路军官兵更加认识到蒋介石的阴险奸诈，蔡将军绝不上当。再看看照片上趾高气扬的王亚樵和垂头丧气的徐康良，蒋介石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由于王亚樵扣押了蒋介石的专机，加上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蔡廷锴只得放弃了去庐山的想法。
11月21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一些头面人物相继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场内外群情激奋，不断响起反蒋反日的革命口号。
台上，负责安保工作的王亚樵端坐静听，肺腑之间翻江倒海，畅快异常。他似乎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也看见了自己未来大展身手的天地。
自从闽变以来，戴笠就奉蒋委员长之命，马不停蹄地派出人手对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开展策反、拉拢、分化瓦解和暗杀。对于戴笠的一切行动，王亚樵早就了如指掌。来闽第二天，亚樵就交给手下一个任务，严密调查军统、中统分子在此间的活动情况。不到一个星期，一张表格就制成了。不久，王亚樵采取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这些混进十九路军上层的间谍、特务全部逮捕。
一天，陈铭枢、蒋光鼐、蔡光锴等人在潮汕公馆议事。潜入福州的第二批特务组织出动了20多人将该公馆悄悄包围，准备行刺或绑架。会议中，陈铭枢的保镖发现门外行人增多，情况可疑，遂派人报告王亚樵。
由于深入闽府腹地，加上开会首领皆有卫士，都配有较强火力，所以特务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过了一会儿，特务们重金找来几十个流氓地痞，试图以打架斗殴制造混乱，然后乱中下手。
中午时分，5名装扮成商人的特务，和另几名装扮成流氓的特务发生口角，渐渐升级形成打斗，大呼大叫，吸引行人。更有两个女特务，故意在厮打中将衣服弄破，展露玉体，卖弄风骚，胸乳处时隐时现，以此吸引行人的视线。不多时，公馆门前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谁是特务谁是行人，一时还真是难以分辨。
王亚樵赶到后，唯恐误伤无辜，便派一手下进入公馆，拣一非要害处放火。不多时，只见公馆内冒出浓烟，并隐约伴有爆炸声。这情景使在场的特务也不知所措。一名特务头目见有机可乘，忙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找出自己的部属，脱离打斗现场，向公馆门口运动。
就在他们向闽府首脑们步步逼近的时候，只听见不远处警笛大作，几辆消防车呼啸而来。车至公馆门口，二话不说，八九只高压水龙头一齐开射，十几道冲劲十足的水柱像银蛇飞舞，围观行人顿时大哗，一窝蜂地四散走光。只留下特务们面面相覷，仍在滂沱的“雨中”你喊我叫。
目睹此景，王亚樵心中已经雪亮：围观民众不堪水击，早就作鸟兽散；留在此的，一定是准备行凶的特务无疑。一声令下，七十多名“消防队员”扔下水龙头涌过来，对特务们一顿狠揍，只两三分钟工夫，就给二十几个特务戴上了手铐。
由于王亚樵的缜密和老练，使得闽府在保卫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安然无恙，所以在当时福建领导人中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有王老九，戴笠算什么玩意儿！”
2、日本特务在玩阴的
王亚樵在福建起事之初，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亚樵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已发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内部存在着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主要是革命的领导层人员芜杂，很不团结，而且缺乏一些有力量的核心人物。
在蒋介石的大兵压境之下，总司令部出现严重分歧，一派主张战略进攻，消灭来犯之敌，王亚樵也赞同这种意见。另一派则主张防守。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军事会议常常闹得不欢而散。
王亚樵私下对华克之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情：“此间鱼龙混杂，来投奔的有一大批落魄的文人、市侩，有共产党的叛徒，有国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从前反共现在转而亲共的，也有潜入的中统、军统分子。因此一召集会议，就冲突不断。”
又一日，王亚樵与华克之两人谈到了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王亚樵说：“李济深过去是坚决反共的，今天的联共，他比其他人都真诚，这正是他的眼光。十九路军一个军对老蒋来说并不足惧，红军才是他的真正对手。只有与红军联合，才能真正改变福建人民政府孤掌难鸣的局面。但是，在福建政府中，他沉默寡言，甚少表示态度，使人不明白他这唱的是哪出。”
华克之问王亚樵：“如此，九哥有何打算？”
王亚樵道：“你是金陵大学的高材生，口才很好，先准备准备，我们晚上去见见李济深，当面直谏，出了事有我兜着。”
“是！”
当夜，华克之被王亚樵领去见李济深。
经过多次向李济深进言，李与王、华二人成了莫逆之交。与李济深接触一久，王亚樵发现他是在藏拙，遇事表面不动声色，其实内心惶惑，常常要靠王亚樵等人帮他拿主意。
尽管王亚樵心急如焚，尽管他逐渐对这个人民政府不抱希望，但王亚樵心中仍爱护这个局面，希望这个政权多存在几天。可是，王亚樵的担忧一一都被客观事实不断证实。而这些问题，都是十九路军最致命的问题。王亚樵、华克之有时自感绵薄已尽，只能坐观其败了，二人日夜扼腕叹息。
一次，王亚樵被请去参加最高会议，他原以为是要商讨对付蒋军的战略决策的，结果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处理日本领事馆的严重抗议。原来，日本人对福建新政府的反日倾向十分不满，他们见福州城内到处张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便以“破坏邦交”为名提出了抗议，企图横加干涉。可笑的是，标榜抗日的革命政府居然对日本人的抗议十分害怕，决定向日本领事馆表示歉意，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王亚樵在会上争了几句，然而人微言轻，终究不起作用。
这时，赵士发进来附在王亚樵耳边小声道：“九爷，不好了，嫂嫂遭人绑架。”
王亚樵立刻变了脸色，起身道：“任潮兄（李济深字任潮），我有点儿小事，先行告辞。”
原来，日特机关见王亚樵没有乘日轮去港，十分懊恼：好才容易抓到个机会，又放他跑了。后来他们探知王亚樵乘英轮去的香港，随即安排浪人潜入香港。香港是英国殖民统治，在此逮捕人，必须向港英当局提交有关证件。无奈，日本浪人只能跟踪监视，不敢轻举妄动。
不久，王亚樵携家眷率众徒，从香港到福建参加事变，负责整个事变的保安工作及特务工作。在整个事变中，王亚樵表现出空前的活跃，搜捕特务，散发反蒋传单，引起日特机关的高度注意。
后来，事变的矛头不仅指向蒋介石，而且王亚樵操纵的民众舆论矛头直指日本人。驻闽日侨个个惶恐不安，正常生活受到干扰，于是驻闽领事向福建新政府提出抗议。李济深迫于形势，怕新成立的政府多面受敌，制止王亚樵散发抗日传单。王亚樵大骂小日本不知天高地厚，不仅没停止，反而越加激烈。
于是，日驻闽领事与日特机关密商，把跟踪王亚樵的日本浪人宫则秀夫和伪满女间谍宋瑞蕊找来，命宋瑞蕊打入斧头帮，诱王亚樵入陷阱，乘机将其捕获。
伪满女谍宋瑞蕊上次陪国联代表李顿在国内调查，后听说斧头帮欲暗杀李顿未果，惊得魂飞魄散。李顿等一行离开中国后，宋瑞蕊立即回到了东北伪满特务机构。这次接受日特机关任务后，她心里不免有所顾忌。
宋瑞蕊只知道王亚樵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因从未与他谋面，心里没有底。不过好歹自己是个间谍老手，在日本受过特殊训练，血里爬肉里滚，样样都在行，充其量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所以她接受任务后，立即动身潜入福建。
宋瑞蕊到福州后，立刻与浪人宫则秀夫晤面，准备趁人心惶惶之机，以绑架王亚瑛为契机，引王亚樵出洞，相机采取行动。
这一天，王亚瑛出门购物，刚刚走到一个拐角处，一辆黑色小车戛然停在身边。后车门突然打开，下来一个大汉，拎起王亚瑛，一把塞进车里，大汉随即上车，小车“唆”地开走了。待后面的保镖反应过来，王亚瑛已被歹徒抢走。
3、间谍尤物送货上门
王亚瑛被绑架以后，王亚樵怒火中烧，又毫无办法，就把大家找来一起商量。
“会是谁干的呢？戴笠派人干的？”华克之猜测道。
“不是他干的，会是谁？”郑抱真愤愤地说。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最后，还是王亚樵沉下心来道：“明天在各报刊上登个启事，谁能把亚瑛送来，我以全部财产作交换！若因我而绑架亚瑛，亚樵愿以身家性命作交换！”
启事登出当天，王亚樵接到一女子电话，声称王亚瑛被绑架那一天，她亲眼目睹。只要王亚樵肯以全部资产作筹谢，她愿出面搭救。
“你是何人？”
“先生只管救人，我是何人，与先生关系不大。”
王亚樵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如此，你说怎么个救法？”
“先生预备一辆小车，晚间在西郊一仓库不远处迎候即可。”
放下电话，王亚樵立刻部署，准备亲自前往营救，被华克之等阻拦：“既然已有眉目，九哥千万不可露面，不管是真是假，都好有个回旋余地。”
在大家极力劝阻下，王亚樵只好在安全防务办公室等候。
当晚，斧头帮众徒潜入西郊一仓库附近，将小车停在一拐角处迎候。
夜黑风高，周围一片寂静，突然一蒙面人持刀将两位守门人劈倒，一脚将门踹开，不一会儿拖着一人向小车跑来，那人正是王亚瑛。蒙面人和王亚瑛上车后，小车一撅屁股，“嗖”地一溜烟开回闽府安全防务办公室，一切十分顺利。
王亚樵见王亚瑛失而复还，万分高兴，抚慰一番之后，让随从照顾王亚瑛先回公寓休息。
王亚瑛走后，众小弟将蒙面人带进来。此时，蒙面人已脱去黑外衣，原来是一位妖艳妩媚的女子。王亚樵觉得好生面熟，前后打量了一番，心里突生疑窦：她不就是在上海陪伴国联代表李顿的女汉奸吗？没错，就是她！
王亚樵恶狠狠地拔出手枪：“你叫什么名字？”
“宋瑞蕊。”
“你就是那个陪国联代表李顿睡觉的女汉奸吧？”
“哟，我冒死救了夫人，先生怎这等与我说话？你有什么证据骂我是汉奸呢？”
“那好，我问你，是谁绑架我妻子？”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呢？先生得罪了谁，自己还不知道吗？”
王亚樵一想也是，虽然怀疑是她预谋绑架亚瑛，但手里没有证据，便问：“你怎么知道亚瑛被关押在西郊仓库？”
“说来凑巧，那天我的车正停在一拐角对面。我在车里看见有一男子从车上跳下来，拎起路边一女子塞进车里，开车走了。我便叫司机跟上那辆车，一直跟到西郊，见那车停在一座废旧仓库边。我下车装作是游人，看见那女子被两个男人拖下车关进了仓库。这事本来与我无关，可先生登报说，只要能救出夫人，愿以全部资产作酬谢。我猜测那女子就是先生夫人。先生大名，我早有耳闻，所以才不顾危险，冒死前来相救，不想反遭先生诬陷，真是岂有此理！”
“既然如此，你想怎么样？”
宋瑞蕊拿出报纸：“先生不是说，谁能救出尊夫人，愿以全部资产作酬谢吗？怎么不认账了？”
王亚樵见她伶牙利齿，说得也贴点谱，暗想，难道真是戴笠干的？便说：“我现在身边没钱，若要，只有命一条！”
宋瑞蕊一听，柳眉倒立：“哟，我听说先生是侠义信誉之人，弄了半天也不过是市井无赖啊。先生这命对我来说一文不值，如果拿到委员长那儿嘛，倒也值个百八十万。”
王亚樵一听哈哈大笑：“你想要亚樵的命容易，不过似小姐这般杨柳细腰，细皮嫩肉，焉能拿动？”说着抽出匕首，“啪”的一声，匕首插立在宋瑞蕊身边的墙上。
“既然先生同意，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宋瑞蕊说着，一把抓住匕首，只见一道亮光飞向王亚樵。
王亚樵身一斜，一掌将匕首击落，不觉大怒。
“咯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将王亚樵的怒气化解：“先生的功夫果然名不虚传，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
“哈哈……你这女汉奸，少来这套把戏！你到底想怎么样？”
“先生休叫汉奸、汉奸的，姑奶奶也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杀的日本人不比你们少。我救出尊夫人，就是为了钱，现在想回东北参加抗日，先生若有钱，不妨资助一些？”
王亚樵被她说得有点儿糊涂，在上海时明明探得她是东北伪满女汉奸，现在她又声言自己是抗日战士。不管如何，她在王亚樵眼里终归是个女人。王亚樵心想，若就此杀了她，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便说：“既然你是为了抗日，在哪儿不一样？何不留在这儿，同为抗日出力？你若就是要回去，不妨暂且住下，待我筹足资金给你，再离去不迟。”
宋瑞蕊见目的达到，便笑嘻嘻道：“其实，救尊夫人也不全是为了钱。久闻先生一向怜香惜玉，侠胆义肝，不畏强暴，早就有意与先生结识，只是没有机会罢了。若是先生不弃，本女子愿意追随先生左右，一同参与抗日救国大事。”
王亚樵遂让人安排她先住下。宋瑞蕊住下后，为了勾住王亚樵，便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流露出万种风情，尽其风骚之能事，最终将王亚樵勾上床。
王亚樵本来就是个大情种，见这尤物使用美人儿计，他干脆就将计就计。尽管如此，他仍没有放松警惕。每当两人幽会时，为防不测，王亚樵总让她脱得一丝不挂，且门外安排保镖和暗哨。
4、这个杀手很多情
在营救王亚瑛、与宋瑞蕊周旋的这段日子里，福建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蒋介石的重金利诱之下，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不攻自破。十九路军两个师叛变投敌，蒋介石的讨伐军随之长驱直入，从三面包围了福州城。
在无法支持的情况下，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分乘三架飞机逃离福州，飞往南翔。福州城内顿时大乱，王亚樵也只好乘海轮撤离了危城，来到了香港。
闽变失败给了王亚樵沉重的打击，他本想通过福建政变，可为众弟兄争得一席安身之地，不曾想福建政府才建立五十多天，即烟消云散。由此，第十九路军将领的军事才干和战无不胜的信念在王亚樵的心目中发生了动摇。政权军权在握，尚不能抓住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想再捞回来，谈何容易？难道中国的统治非蒋莫属？若如此，自己岂不是要东躲西藏一辈子？既然早晚是个死，还有什么可顾忌呢？何不趁活着的时候，痛痛快快地享受一番。于是，他整日里花天酒地，偎红依翠。
刚到香港期间，王亚樵先是与宋瑞蕊打得火热，开始形影不离。
日特机关指示宋瑞蕊追随王亚樵来香港，以随时了解王亚樵的情况以及闽变中的领袖人物退居香港后活动情况。当日特机关了解到王亚樵的近况时，十分高兴，认为曾经猖獗一时的支那魔鬼，原来仅用酒色就可以将其击毙。于是，日特机关指示宋瑞蕊继续麻痹其意志，消耗其体力，直至完全丧失斗志为止。
王亚瑛见丈夫把睡觉当成了一门艺术，似乎谁也无法阻挡他追求艺术的脚步，就不客气地说：“九哥一世英明，岂可为一汉奸女子如此醉心？那女人经多识广，背景复杂，万一丧在她手里，我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她又不曾惹你，何苦非要和她过不去？”
“九哥，是她要和你过不去，而不是我和她过不去。她曾在东北伪满当过特务，现在又是日特间谍。九哥从上海欲乘日轮抵港，日特为了逮捕你，用重金收买陈中孚，诱你上船一事还曾记得？”
“记得。怎么样？”
“这个女人就是受日特指示，前来加害于你的！”王亚瑛说着打了个手势，郑抱真走进来，将一份材料放在王亚樵面前，退了出去。
王亚樵拿起一看，原来是宋瑞蕊的身份调查材料。
“被宋瑞蕊解救后，我就怀疑这一切都是她设计的。到了香港后，我见九哥沉醉于她的姿色，一直不肯撒手。我怀疑她对九哥有图谋，便派人跟踪她，发现她与日特有往来，经常和一位日本浪人接头。于是，我让人绑架了那个与她暗中有往来的日本浪人，这个日本浪人交代了一切。九哥在上海成立锄奸团时，杀害了许多日本人，日特便四处收买武林高手和日本浪人跟踪你，欲对你下毒手。因九哥防范严密，使他们终未得手。九哥在上海改乘英轮抵达香港，日特的预谋又落空，便派人暗中跟踪我们，直至我被绑架，让宋瑞蕊出现。其实，日特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宋瑞蕊是被指派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和诱杀你的汉奸特务。”
王亚樵一听，如梦方醒，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此事我自有主张，你不必担心。”
“既然如此，九哥好自为之。”
当日，王亚樵在翠玉楼喝得大醉，直至晚间，醒后约宋瑞蕊夜游狮子山。
是夜，月明星稀，秋风萧瑟，游人寥落。走上山顶后，王亚樵转过身来，对着宋瑞蕊说：“蕊娘，你可知道我这颗头的价值吗？”
宋瑞蕊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语。
“那可值一百万元啊！你若取了去，一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今天，我来成全你。”说完，抽出匕首，“嗖”地飞向宋瑞蕊。
宋瑞蕊一把接住道：“不用了，既想杀你，焉能空手？”说着，立刻从两边裤兜里掏出双枪：“不许动！王亚樵，你死到临头了！”
“哈哈……”王亚樵大笑道：“亚樵若能死在蕊娘手中，做鬼也风流。开枪吧！”
宋瑞蕊双手举枪朝王亚樵瞄准，见他无动于衷，双手不觉有些颤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从事暗杀和特务工作许多年来，自己接触到的男人连自己都数不清，还从未碰到像王亚樵这样够味的男人。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他的敌人，却从未对自己凶狠过，难道他想以轻生来成全自己？
“开枪呀！你跟踪我这许多时日，不曾有个机会。今天，我特为给你找了个机会，怎么胆怯了？手不要发抖，只要一勾扳机，就可以向你的上司邀功领赏了。”
突然，宋瑞蕊扔掉手枪，“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九哥，我……”说着，泪流满面。
“你身为中国人，却为倭寇帮凶。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念你是女流之辈，而不忍心伤害于你。不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告诉我们，女人太善变会被男人一棒子打死！”说着从腰间抽出双枪，一甩手“叭叭叭”一串子弹飞出枪口，宋瑞蕊愣了片刻。
“从此，你我恩怨两断，各奔前程。你可及早离开香港，免遭不测。不过，从今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当汉奸。否则……哼！”
宋瑞蕊抬起头时，已见他大步流星，下山而去。
从此以后，王亚樵再也没有见到宋瑞蕊。
5、沉迷美色英雄气短
宋瑞蕊走后，王亚樵常常一个人喝闷酒。除了借酒消愁，他还去“怡红”楼和“翠玉”楼狎妓。
“怡红”楼里有位头牌，因长相雍容大方，美艳无比，颇有心计，故而取名袭人。袭人见这位先生一派大家风范，出手大方，颇有来头，对女人也不像其他嫖客那般野蛮无礼，且有怜香惜玉之温情，便伺候他格外周全。时间一久，彼此间开始熟悉交谈。
“以袭姑娘之美色与为人，为何不嫁个有钱人家享受富贵，何苦来此勾栏卖笑为生，受人欺辱？”
“先生有所不知，我本是一东北良家女子，‘九一八’事变后，家人全遭不幸，我只身逃到上海。本想给人家当保姆或打工，不幸遇到恶人，将我转手卖到香港。途中被‘条子’奸污后，又转到‘怡红’楼，从此失去自由。”袭姑娘说着，不由得洒下一串泪水。
“姑娘口音不像东北人。”
“到这儿后，妈妈专门请人，教我怎样接客、唱歌、讲粤语，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口音也改了。我看先生也不像本地人，为何也到这里来呢？”
“我在内地因打抱不平，犯了人命案，便逃到香港来了。”
“这么说，我和先生都是天涯沦落人喽？”袭人说着偎进王亚樵的怀里。
王亚樵不禁动了侧隐之心，想用重金为袭姑娘赎身。
王亚瑛等知道后，进行劝阻：
“九哥，风月女子对眼睛来说是天堂，对腰包来说是地狱！大凡这种女人天天陪一些王公贵族或富贾说笑卖唱舒服惯了，出来后岂能自食其力？再说，香港几十个弟兄和偌大的一家子人都要吃饭，九哥把钱拿去为那女子赎身，大家以后吃什么？九哥，你要振作起来，上海、南京等地的兄弟们都在盼望你回去呢！”
王亚樵听了亚瑛的话后，良久不语，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其实，他并不想就此消沉下去，而是为目前找不到出路，暗自苦恼和惆怅。
5月底的一天，陈铭枢邀王亚樵进大雾山打猎。车过大围，陈铭枢说：“闻道九弟决意放下屠刀，是否意在立地成佛呀？”
王亚樵答：“非也，只想成人。”
陈铭枢知道王亚樵素来好动不好静，见他在香港安安稳稳地住了几个月，遂又问道：“听说郑抱真、谢文达等人已云集香港，正在四处寻你，不知九弟可曾见到？”
王亚樵说：“没有。如今官儿已不可靠，民心亦不可恃，我等单枪匹马如无头苍蝇四处乱撞，头破血流。即使晤面，也徒增伤感而已。”
见王亚樵神色黯然，陈铭枢也暗中叹了一口气。当年叱咤风云之人，如今竟落魄气短到如此地步。陈铭枢想想自己早年不也曾豪气满怀地参加辛亥革命，南征北伐，屡建功勋。但自己来港以后，除了赚钱，政治上再也不如先前热血沸腾了。不过，他觉得王亚樵就这样消沉下去，比自己似是更为可惜。
陈铭枢觉得王亚樵是只猛虎，三天不啸要熬出毛病。如今虎落平川，跳不得，啸不得，成天除了酒便是睡，长此下去，岂不要将这一代豪杰毁了？出于好心，陈铭枢提议为王亚樵在香港警察署谋个职位，有个事做，也好分心。
但陈的提议被王亚樵谢绝了，他说：“让我歇歇吧，我一旦再开杀戒，又将不可收拾。再说这遍天下的乌龟王八蛋，要杀是杀不尽的，就像他奶奶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就在这天打猎的大雾山上，王亚樵碰到了专程来港找他的上海闻人杜月笙，于是三人一道边谈话边打猎，直到傍晚收场。
猎归，王亚樵设宴招待了杜月笙。席间，杜月笙劝王结束这种流亡生活，不如到南京向蒋介石认个错，仍有上将的美差等侯着他。
王亚樵与杜月笙虽然有交往，但对他的为人并无好感，等杜月笙说完后，便故意嘻嘻哈哈地说：“杜兄难道不知我在港已志衰神退，成天喝酒睡觉么？你看我这双手，茧皮尽褪，软如新棉，拿得动刀枪么？蒋大人若知亚樵已形同废人，还能给我个上将干干么？”
杜月笙说：“亚樵兄无须多虞，委员长说话是算话的。委员长要你，并非一定要指望你拿枪打仗，就只凭借亚樵兄的威名亦足以震撼天下了。”
王亚樵又哈哈大笑，笑得杜月笙莫名其妙。笑毕，王亚樵突然板起面孔：“杜兄此次来港，莫非是专为蒋介石做说客的？”
见王亚樵认真起来，杜月笙有点尴尬，忙说：“哪里，哪里，我这次是专门来看看你的，顺便提提想法，亚樵兄不爱听，就权当我压根没说。”
王亚樵笑道：“说了就说了，岂能权当没说，尽管不爱听，朋友的话总是为我好的。请杜兄转告老蒋，要我认错，除非他来与我面谈。”
过了几天，杜月笙准备回沪，来向亚樵告辞。见面后，杜对王说：“我已与蒋通了电报，蒋公对你仍很重视，已委雨农为全权代表，希望能与亚樵兄接洽，亚樵兄有什么条件，尽管向雨农提出。”
没想到，王亚樵愤然站起：“月笙兄，朋友之间说话用不着兜圈子了，你的使命已经完成。实话告诉你，就是老蒋亲自跑来，我尚且不想理他。戴笠算老几？想当年，老子在湖州时，他跟在屁股后面喊先生，舌头都喊出茧了！杜兄，请你转告他雨农，不用再找我了，看在上次放我弟兄的分上，这次我还放他一马，但倘若再要撞在我的枪口上，就别怪我王亚樵不认这个昔日的‘好学生’了！”
杜月笙讨了个没趣，只好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当日下午，悻悻地离开了香港。
6、猛虎出山再起狂飙
1934年10月的一天，王亚樵心情稍好，便命郑抱真等人找来各地报纸，一份一份地翻看。这一看不打紧，那报纸仿佛是医治虎病的良药，使王亚樵从极度消沉中振作而起，攒下了将近一年的狠劲骤然又要爆发了。
报载：张学良下野后，何应钦主持华北军务，接着爆发了长城抗战，这次抗战又以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告终。
报载：上海，日本浪人抓住一个老者，当着中国士兵的面殴打，边打边喊：“你呼救呀，你的子弟兵就在身边嘛！”
报载：沈阳，日本士兵拦住一个中国少女，当着中国军官疯狂凌辱，还叫那个中国军官“你的，也来来！”
报载：何应钦下令秦皇岛中国守军撤退，士兵大哭不愿离开，军官架起机枪威胁士兵，秦皇岛拱手送给了日军。
新闻照片：几个日军士兵跑到何应钦官邸前小便，边解边仰天大笑。
报载：冯玉祥率方振武、吉鸿昌两部避开蒋军拦截，沿内长城古道，翻山越岭步行开往前线，赤臂冲锋，浴血奋战，歼灭日伪逾万。但不为蒋介石所容，冯玉祥失望，下野上了泰山，而方、吉二人坚决违令抗日，被何应钦扣押，八万将士群龙失首……
看着看着，王亚樵突然一跃而起，挥掌将面前的茶杯、桌子一股脑砸得粉碎，杯子碎屑扎进肉里，鲜血顿时涌如喷泉。他运足了气，挥手将鲜血甩成一片弧线，惊天动地地发出一声怒吼：“抱真，快去，把所有的弟兄都给我找来！”
有道是猛虎出山，必起狂飙。
香港，光明台1号，不时传来王亚樵的吼声：“如此腐败的政府要之何用？要了，只能体现我们的无能和无耻！要了，只能增加中国的灾难！这样的统帅要之何用？要了，只能说明我辈猪狗不如！要了，只能让国人感到耻辱！各位弟兄，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给我杀！给我杀日本人！给我杀蒋光头！给我杀尽天下所有的乌龟王八蛋！我们这次不叫暗杀，而叫明杀，‘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于是，第二天，500多名勇士在郑抱真、许志远、谢文达、朱大刚等人的率领下，怀揣手枪，身藏利刃，分别潜入上海、沈阳、长春、山海关，一路上刀劈枪射，马不停蹄，只闹得所有的日战区地覆天翻。
某日中午，沈阳某小巷拐角处，两个日本士兵进了一家酒馆。许志远、蔡克强跟了进去，到了日兵面前点头哈腰道：“皇军，你的大大的好，我们的佩服！”
日兵朝后退了几步，十分怀疑面前的中国汉子，但见对方除了赔笑、谄媚外，没有异样举动，便问：“你们什么的干活？”
许志远笑道：“喝酒的干活，请，皇军请！”许、蔡二位把日兵请上席，一个劲地讲好话、敬酒，两个日兵也就放松了警惕，以为中国人也像政府一样被屠刀吓软了，便心安理得地接受恭维。
喝至一半，蔡克强叫店小二送来一碗热汤，许志远站起接过汤，对准日兵的脸部“哗”地泼去，接着，双刀齐出，两个鬼子的胸膛都开了“窗户”！
一天夜里，长春一路口，朱大刚、王铁民对两个日兵弯腰敬礼，并让路。日兵高兴地笑道：“你的良民的，大大的好。”
当日兵刚刚走过，朱大刚、王铁民回身抽出手枪，扳机齐扣。
与此同时，上海黄埔江边，谢文达等人正将一个个麻袋扔进江中，江水顿时发红。
又一日，东北某日军司令部收到一件包裹，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他们一个指挥官的脑袋。
顿时，全国的诸报纸纷纷登载：“王亚樵再度出山”、“王亚樵徒众大杀日本兵”。
于是，上海、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街头，尤其是日本人较多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日本士兵见到中国人对其弯腰赔笑说好话，就怀疑是王亚樵的小弟，要么举枪就打，要么扭头就跑。这倒使得不少汉奸和软蛋还真不敢随便对日军俯首称颂了。
郑抱真等500勇士杀得大半个中国天昏地暗，中华民族史中又增添了许多新鲜话题，坐镇香港的王亚樵已稍稍感到解恨。而随时间的推移，他不再满足于那些小打小闹的活动了，遂招回部下，准备酝酿一个手刃蒋介石的计划！
1934年9月，王亚樵从胡汉民处得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于次年10月下旬左右召开，届时党国要人云集，蒋介石按照惯例定然出席，这是一个难得的行刺机会。
鉴于屡次刺蒋未遂的经验教训，王亚樵认为，蒋护卫甚严，轻易近身不得，而远距离狙击，成效实难预料。因此，他决定在蒋介石身边下工夫。王亚樵又把凡是能够接近蒋介石的各种身份和职业的人排了个队：亲属、侍卫、秘书、厨子、御医……
这时，郑抱真突然冒出一句：“记者。”
王亚樵一拍膝盖说：“好！刚才排的那些人，都为蒋及其随从熟悉，冒充不得，而唯有新闻记者可以随时换新，不为人所注目。再者，有了记者这个身份，只要不太过激，文章写得流利，当局没有不愿和你接近的。”
这个想法，顿时也得到在座众人的赞同。
考虑到办报馆资本忒大，非王亚樵等流亡之人所能想象，于是众人一致提议选择一条轻而易举的道路——在南京办通讯社。
在研究如何给通讯社定名时，孙凤鸣抢先发言：“黑夜过去便是黎明，早晨的光是希望之光，因此我建议，这个通讯社就叫‘晨光通讯社’吧！”
“好！凤鸣说得好！”王亚樵连连拍了几下孙凤鸣的肩膀表示同意。
第二天，王亚樵为了切实展开这次暗杀活动，对部众重新作了分工：由华克之、孙凤鸣等四人去南京创办晨光通讯光，华克之全权负责。而且，王亚樵写了一张纸条给华克之，嘱其遇到什么困难，可找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帮忙解决。
7、大家争着当荆轲
在首都南京成立一个通讯社，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它的负责人的详细情况、动机背景、经费来源、主要职工的履历等等，必须填入中央社所发的表格之中，必须接受中央社事先检查指导，然后再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南京市宣传部履行一系列手续。
按照这些规章制度，成立一个通讯社似乎颇不容易立案。不过，国民党政府除掉反共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虎头蛇尾。京中有些通讯社因为有某某要人撑腰，在立案以前就可以挂上一块牌子，常年不发新闻，依然能用社长、总编辑等名义招摇撞骗。
然而，华克之等人与南京政府无丝毫关系，现在如何打通中央社这道关？他们作了很多努力，都未曾取得有效的进展。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华克之决定持王亚樵写的纸条找李怀诚讨教主意。
李怀诚是一位市隐，早年曾与王亚樵一道追随过孙中山革命。因与王亚樵政治观点一致，两人遂成莫逆之交。他在南京政府上层中熟人很多，所以，一听华克之说明来意，他竟自告奋勇地说：“这有何难？我有一个朋友徐忍茹，他曾做过蒋介石的老师，德高望重，所以，只要他发话，党政系统都给面子。关于我们这个社的立案问题，只消徐先生与中央社的社长一谈，马上万事大吉。”
果然，李怀诚帮忙下，很快完成了登记手续。不久，“南京晨光通讯社”就在蒋介石的鼻尖底下开张发稿了。
1935年10月30日夜，王亚樵亲自潜入南京，召集晨光通讯社成员的最后一次会议。议题很简单：由谁来当荆轲，完成五步流血的历史使命？没想到，会议刚开始，争论就十分激烈，当时在场的有王亚樵、郑抱真、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孙凤鸣。
王亚樵首先说：“这次行动由我亲自出马，我的枪法是人所共知的，你们大概谁也不能五十步之内不用瞄准，举枪一打，弹无虚发吧？大概谁也不能三秒之内点射七枪，保证击中目标吧？”
在暗杀过程中，一两秒都是极其重要的，争取一秒往往可以脱身，贻误半秒往往先于对方倒下。尽管王亚樵的理由十分充足，但没有一人不坚决反对。华克之说道：“九哥多年与蒋作对，蒋介石还在悬赏100万要你的人头哩！别的不说，仅九哥及其祖宗三代、亲属、生活规律、嗜好等资料已立案三丈盈余。与九哥相貌略微相像的，在全国各地先后抓过70多人，连这些假九哥的姿势、声音、习惯等，蒋介石都委专人进行分析。如今如果真九哥出现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实在是冒天下之大险。况且组织掩护全面指挥之事，没有九哥，行吗？”
“先生，行刺之事可由我承担。”孙凤鸣自告奋勇地向王亚樵请命说，他那白暂英俊的脸庞上流露着一种坚毅的神情。
大家都知道，孙凤鸣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当年，他随父母离开江苏前往东北经商，东北沦陷后，他家破人亡，不得不只身逃往上海。流亡上海之际，他生活无着，即拜在王亚樵门下，曾多次参加过刺杀蒋介石的行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又随余立奎率领的“抗日义勇军”一起，参加了十九路军发起的淞沪战役。
张玉华体弱多病，虽有奇想，却无奇技，照理与“刺客”二字相距甚远。可是在争论这件事的时候，他同样激昂地说：“我知道，在执行这次任务的同时，执行者已经把自己放置到刀俎之上。以一病躯换那民族败类，岂非千古赚头最大的买卖！”
贺坡光是最后进来的，亦不逊上述弟兄，他的说法很简单：“诸位皆有家室，莫若小弟孑然一身，只要九爷授我枪击技术，我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
争论还在继续，王亚樵看着这群血气方刚的部下，心情格外激动。最后，他终于放弃了亲自出马的意向，挑选随机应变能力强且枪法极准的孙凤鸣承担刺蒋任务。
孙凤鸣向王亚樵表示：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刺汪，第三，枪杀不成扔炸弹，中央大礼堂成“一锅烩”。不是贼死就是我死，力争我不死贼死，实在不行我陪贼死。
当晚，王亚樵为孙凤鸣饯行。酒过三巡，王亚樵深情地望着凤鸣说：“此番行刺，生死难测，倘若万一，亚樵视令堂为母，视尊夫人为姐妹，当厚待之。”
孙凤鸣是个明白人，坦然笑道：“九爷尽管放心，凤鸣既然主动出击，断无犹豫之理。洒热血、掷头颅、救国家、救民族，凤鸣万死不惜！愿九爷及诸弟兄将反蒋抗日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于九泉了！”
王亚樵将一把手枪奉送给孙凤鸣说：“无负国人重托。”
孙凤鸣双手接过说：“民族使命不敢稍懈。”遂举起酒杯，向席上华克之等人邀了一圈，引吭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仰首一饮而尽。
此时，从不信天地鬼神的王亚樵走上凉台，面对乌云翻滚的天空抱拳说道：“苍天——保佑——！”
沉雷滚滚，满座男儿皆垂泪。
8、众人各怀各的心思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按时召开。
这是蒋、冯、阎中原大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联合召开这样规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因此，党内各派人士纷纷前来参加会议，中央党部大院显得分外热闹。
这次会议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人们拭目以待，看看国民党将会有何种新的决策。南京、上海的各家报社、通讯社自然更为积极，都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赶来采访，密切注视着会议的进程。
孙凤鸣早几天就办妥了采访会议的出入证。这天一大早，他从容自如地走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任何人也不会怀疑这个英俊潇洒的年轻记者会是训练有素的刺客。
孙凤鸣进入党部大院后，很快来到聚集在内院的中外记者当中，跟几个熟悉的同事聊起当天的新闻来。他此刻的心情已与前日那种悲壮和沉郁迥然不同，像一个进入角斗场的角斗士，早已作好了必死的准备，心里反而坦然了许多。他像平日一样从容地与同行们应酬周旋，脸上依旧浮着那种温和、腼腆的微笑。
记者们是不允许进入正式会场的，他们都聚在宽敞的党部大院里，一面议论着这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谈，一面等待开幕式的结束。按一般常规，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将离开会场，到党部大院里合影留念，那时记者们的市面就来了。他们可以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首脑人物抢拍照片，可以和中委们攀谈聊天，探听“内部情况”，获取当日的最新消息。
孙凤鸣迫切期待的就是这一时刻。按预定计划，他应该在中央委员们合影留念时伺机行刺，此时记者们肯定会蜂拥在中委们周围，抢拍特写镜头，场面比较混乱，容易下手。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孙凤鸣的心情也一分一分地紧张起来。他不时地看看手表，并向熟人打听会议的进程。好在记者们也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表现并不引人注目。
礼堂里，改组派首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讲台上致开幕词。他早晨刚陪中委们去中山陵谒陵归来，因而没有穿他一向喜爱的白色西装，而是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服，这使他比平时显得更为老成、持重。但他那保养得极好的脸庞和那刚劲有力的手势，以及口若悬河的讲演风格，仍给人以潇洒、精干的印象。对汪精卫来说，这次中央全会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因此，他在讲台上显得特别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他在宣读讲稿的同时，不时抬起头来，向全场的代表们投以亲切、饱满的微笑。
坐在讲台后面的蒋介石却与汪精卫截然不同。他像平日那样穿着深灰色的长袍，表情极为严肃地坐在主席位上，给人的感觉是端庄、持重，煞有介事。他双臂抱在胸前，似听非听地想着心事，嘴角、眉眼之间不时闪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意。此刻，他的情绪是复杂的，这台上、台下的中央委员们，有几个不是反对过他的？那个称霸东三省的张学良，那个满脸横肉、肥头大耳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还有那即将到来的冯玉祥和桂系的李宗仁，以及正在台上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地演说的汪精卫，哪个不曾兴师动兵，想推翻他，取而代之？可如今怎样？还不是一个个都归附到了他老蒋的旗帜下？这是令他十分满意的一点。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在座的这些人都与他面和心不和，各怀各的鬼胎。他蒋介石要想在这次会议上独揽大权，在全中国实现他一统天下的独裁统治，还远非其时。
蒋介石正在暗中盘算、自鸣得意之际，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汪精卫发言完毕，满面红光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会议主持人宣布开幕式结束，全体中央委员到礼堂门口的大院里合影留念。
蒋介石站起身来，向周围的一些首要人物点头致意。但他并不移步，一直等中委们都走得差不多了，才拄着文明棍，缓缓向礼堂外走去。
中央党部大院里顿时忙乱起来：持枪的卫士都挺起了腰板，作出一副恪尽职守的模样；拿着公文包的职员们像饭店里的侍者一样，穿来穿去地在各处照应。最起劲的当然是记者们，接到工作人员的通知，他们都停止了三三两两的交谈，各自摆弄着相机，准备摄取新闻。
孙凤鸣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等待、盼望了那么久的时刻终于要到来了！晨光通讯社辛苦创办了一年多，就是为了这关键的一刻，现在全看他的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藏在怀里的手枪，似乎生怕它会不翼而飞。
中委们一迈出礼堂大门，眼明手快的记者便蜂拥而上。顿时，镁光灯“咔噤”、“咔嚓”地亮成了一片，照相机里的胶卷“咝咝”地转动起来。久经世面的中委们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他们依旧谈笑自若地走向院内的塔松旁，那里是早已为他们安排好的合影位置。
走在最后的蒋介石看到这种场面，脸上却露出了不悦之色。这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本能地害怕人群嘈杂的场合，尤其不喜欢被记者们围观拍照。他皱着浓黑的双眉，板着面孔环顾了一圈院内的情景，立即转身退回礼堂。
9、中央党部的大血案
不消几分钟，中委们都已站好了位置，形成三排弧形的队列。但在第一排正中汪精卫身边还留下一个空挡，那是给蒋介石的。
领袖人物总是最后出场，这也是惯例，中委们安静地等待着。但伫立多时，仍不见蒋介石出来，大家开始奇怪起来。
“诸位稍候！”汪精卫立刻感到了中委们的不满，忙赔笑说道。此时此刻，他特别愿意显示自己政治家的风度和涵养，主动走向礼堂去找蒋介石。
比中委们更着急的是混在记者们当中的孙凤鸣，此刻他已打开相机，装作拍照的样子挤到了人群的最前排。见蒋介石迟迟不露面，他万分焦急，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个记者：“蒋委员长怎么还不来？”
“嗨，还不是派头大嘛！人家是党国领袖，就得摆谱儿。”记者看也没看他一眼，忙着调着相机的光圈，信口答道。
孙凤鸣点点头，他一面在院子里缓缓散步，一面暗暗祈祷：蒋介石你可千万千万要出来！
礼堂的会议休息室里，蒋介石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汪精卫走进来，很谦恭地趋身向前说道：“蒋先生，该去拍照了。”
蒋介石闻声睁开眼睛，见是汪精卫，脸上立即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哦！兆铭啊，我不去参加了，身子有点不舒服。”
“各位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啊！”汪精卫面带难色地说。
蒋介石眼里闪过一丝狡诈的微笑，反过来劝汪精卫说：“你最好也不要去，今天秩序太乱。”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今天是各路人马首次聚会，军阀政客们或因互相猜忌，或为讲究排场，每个人都带上了几名持枪的卫士。这些人此刻都集中在礼堂大院里，谁敢保证其中不会有人向他或汪精卫开枪？
汪精卫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心中不由暗笑老蒋的生性多疑。不过，姓蒋的不去更好，他可以作为合影中的首要人物，独占鳌头。汪精卫盘算妥当，对蒋介石说：“我是一定要去的，不然无法向中委们交代。”
蒋介石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
汪精卫满面春风地回到队列，跟中委们说了一声：“不要等了。”也不说明原因，便潇洒自如地站到正中的位置上。
摄影师早已准备就绪，随着镁光灯的“咔嚓”一闪，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中委们开始走动，汪精卫不失时机地向众人问候、打招呼，竭力想给中委们留下一个平易近人的印象。
就在这时，一声枪声打破了中央礼堂大院欢天喜地的场面，汪精卫的笑脸霎时变成了苦脸。殷红的鲜血从他的额角上涌流出来，他挣扎着不想倒下，但肩上、背上又紧接着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两下，他身不由己地扑倒在地。当时，他的意识还没有散失，他看见一个身材颀长的英俊青年正举着手枪向他射击。
原来，就在汪精卫回到合影队列中的同时，孙凤鸣也再次挤进了拍照的记者当中。当摄影师的镁光灯闪过，合影结束时，孙凤鸣判断蒋介石是不会出来了。按预定方案，第一刺杀目标是蒋介石，第二刺杀目标就是汪精卫。于是，孙凤鸣暗暗骂了一句老蒋命大，便从风衣里面掏出那支西班牙造的左轮手枪，向汪精卫连发三枪，枪枪命中。
大院里顿时炸了窝，不少政客、记者大惊失色，抱头鼠窜，喊声、尖叫声响成一片。但在中委们当中，也有不少是行伍出身的将领，枪响以后他们并不惊慌失措。就在汪精卫倒下的瞬间，离孙凤鸣只有几步之遥的张继飞身一扑，将刺客拦腰抱住。与此同时，眼明手快的张学良也已窜到跟前，飞起一脚将孙凤鸣还想射击的手枪踢落。几个卫士从惊愕中反应过来，立即举枪向孙凤鸣射击。孙凤鸣胸口中弹，顿时倒在了血泊里。
枪声一响，正在休息室里闲扯的蒋介石、陈璧君等人知道大事不好，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介石见刺客已被击倒，便放心大胆地跑向躺倒在地的汪精卫，装作万分焦急的模样俯下身去，连连喊道：“兆铭兄！兆铭兄！”
汪精卫脸色苍白地紧闭着两眼，痛苦万状。平时自恃为女强人的陈璧君，此刻现出了妇人本相，像发了疯似的哭喊着扑过来。她从地上扶起汪精卫的头，泪流满面地直喊：“四哥！四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汪精卫身负重伤，却没有死。他慢慢睁开眼睛，痛苦地看了陈璧君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半跪在他面前的蒋介石，有气无力地说：“蒋先生，我死以后，你就要单独负责了。”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
汪精卫的话里有着丰富的潜台词。他在心力衰竭之际，念念不忘的便是刺客的主使者，蒋介石便是他怀疑的第一人。自孙中山死后，他与老蒋就为争夺中国第一把交椅而展开了生死搏斗。近十年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算计对方，谁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陈璧君一听，似乎明白了丈夫的意思，顿时怒目圆睁。她一下盯住蒋介石的秃头，含悲带愤地责问：“你不要兆铭干，他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这种毒手？”
“这！这！”蒋介石被陈璧君说得一愣，求救似的向周围看看。然而，围观的中委们都面面相觑，谁都不知说什么好，有个别人甚至也用一种狐疑的眼光打量着他。蒋介石一时处在了“疑凶”的地位，十分尴尬。过了半天他才灵机一动，冲着身旁的人群喊：“还站着干什么？赶快送医院啊！”
救护车很快来了，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汪精卫抬上车，送往市内最高级的“中央医院。”
10、刺汪英雄的惨死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生的枪击事件，无论是从时间、地点和被刺杀的对象哪方面来说，皆可称之谓是一宗“政治巨案”。
刺汪案披露以后，举国震动。作为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汪精卫在当时中国动乱不安的政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被刺当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议论和猜测。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疑点集中到了蒋介石的身上，就连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也都认为，刺杀汪精卫，别人没有这么大胆，十有八九是蒋介石所为。攻击最力的当然是汪精卫一派的政客，陈璧君公开对记者们说；“凶杀是独裁者指示干的，我们决不能容忍，只有与其拼命到底！”
巨大的社会压力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他一面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医院探望，竭力向陈璧君解释这件事不是他派人干的，试图缓和紧张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命令戴笠把刺汪案查个水落石出，将主谋者捉拿归案，以便彻底洗清人们对他的怀疑。
老蒋下了死命令，戴笠只好尽力而为，决定立即审问孙凤鸣。
那天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血流如注，当场昏晕了过去。陈璧君在痛哭流涕的同时，没有忘记这个谋害她丈夫的刺客，她从运送汪精卫的救护车内伸出头来，歇斯底里地大喊：“凶手！把凶手也一起送医院！人死了就问不出口供了。”
于是，孙凤鸣也被抬上了救护车，和汪精卫一起送到了中央医院。
从孙凤鸣身上搜到了“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这是戴笠找到的第一条线索。然而，当军警们乘车赶到晨光通讯社时，那里早已是人去楼空。搜遍办公室的各个角落，只找到一封“留交来人”的信件，信中写着：“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毫无关系，特此声明。”信末落款是：“胡云卿。”
郭、吴、周三人分别是晨光通讯社的担保人和房主人，经查证，他们确系一般商家，与案情无关。“胡云卿”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派人行刺汪精卫？戴笠经过一昼夜的努力，毫无结果，只知道他是个“南洋华侨”。但南洋华侨有千千万万，哪儿去找“胡云卿”？何况这很可能是个化名！
晨光通讯社的线断了，宪兵、警察们在车站、码头日夜搜捕，也只抓到一些与本案毫无关系的无辜者。戴笠手里只剩下了最后一条线索，那就是正在医院里昏迷不醒、死活未卜的刺客——孙凤鸣。
深夜，中央医院特殊病室四周的门廊、楼梯口、会客室等处，全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和穿便衣的特务，除参加审讯的特殊人员，任何人不得靠近病房。
前来“看望”刺客的人如走马灯似的出出进进。此外，汪精卫改组派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也特意在此坐镇，亲自参加对刺客的审讯。
孙凤鸣由于身负重伤，失血过多，到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戴笠等人围在病室内，望着面色惨白、声息全无的刺客，个个皱紧了眉头，心焦如焚。最心急气躁的自然是陈公博，他咬牙切齿地盯着孙凤鸣，像一头饿红了眼睛的狼，恨不能扑上去，把刺客撕成碎片。
“能不能马上让他讲话？”陈公博迫不及待地瞪着主治医师问。
“除非打强心针。”医生回答说：“不过，那样做对刺客的身体损害极大，而且也只能维持几分钟。”
“管不了那么多了！马上打针！”陈公博蛮横地说。
戴笠考虑了一下，然后对医生说：“打吧。”
强心针果然见效，孙凤鸣呻吟了一声，微微睁开了眼睛。
“为什么要刺杀汪院长？谁指使你干的？”陈公博恨恨地盯着孙凤鸣。
孙凤鸣轻蔑地看着陈公博激动得发紫的脸，微微一笑，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说！你到底是受谁指使？”陈公博使劲地摇晃着孙凤鸣。
“我，我的良心指使……”
“那么，你的同谋呢？”戴笠俯下身去问，似乎想诱供。
“不知道……”孙凤鸣头一歪，又昏迷了过去。
“强心针，再打强心针！”陈公博气急败坏地吼着，声音都变了调。
“那，那会要他命的！”医生迟疑地说。
“打吧。”戴笠依旧冷冷地说。
一针下去，孙凤鸣又吃力地睁开了眼睛，脸色如同白蜡，与死人无异。
“把他扶起来，让他说！”陈公博咬牙切齿地吩咐道。
孙凤鸣被医生、护士扶了起来。他艰难地喘着粗气，青紫的双唇不住地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
“快说！”戴笠在他受伤的腿部狠狠地推了一下。
一阵剧烈的刺痛使孙凤鸣的脸都扭歪了，他咬了咬嘴唇，拼出最后一点力气说：“你，你们自己看看，整个华北、东北还是我们的吗？日本人步步进逼，是要侵占整个中国！再不打，要亡国，要当亡国奴啊……”话未说完，他的头就猛地耷拉了下来。
在场的人都吓得一楞，医生赶紧用手指在孙凤鸣的鼻子前探了一下，又急急地掀开了他的眼帘。
“死啦！”医生失望地摇了摇头。
“怎么会死？”陈公博一把抓住医生的衣领，瞪圆了眼睛责问，仿佛怀疑医生做了什么手脚。
医生哭笑不得，只好摇头说道：“也许是失血过多。”
戴笠从旁拍了拍陈公博的肩膀，劝道：“陈先生，人死了急也没用。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后来法医在检查孙凤鸣的尸体时，发现他的遗体上竟有一百多个针孔。也就是说，在生命垂危之际，戴笠等人为了逼供，每小时要给他注射十针强心剂。真是惨绝人寰！
11、主谋终于浮出水面
蒋介石背上了谋害汪精卫的嫌疑，实指望凶手能够作证，洗刷他的罪名。如今孙凤鸣已死，陈璧君大吵大闹，弄得蒋介石百口难辩，满肚子委屈，冤枉无处诉说。
好容易送走了陈璧君，蒋介石把戴笠喊入了办公室。
“报告校长，学生戴雨农奉命来到，请指示。”
蒋介石怒视戴笠足有好几分钟才咬着牙说：“知道我要叫你干什么吗？”
“报告校长，学生错了，罪该万死！”戴笠全身挺得笔直，内衣全部被冷汗浸透。
蒋介石脸色铁青，哆嗦着嘴唇骂道：“娘希匹！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了！每月为你们花上几十万元，就酿出这类祸事吗？限你在三天之内，把主犯找出来。否则，要你的脑袋！”
“是，是！校长还有什么指示？”
蒋介石叹了一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你又不争气！”
“报告校长，我一定把主犯抓到！”
“要活的！”
“是！”
“万一活的不行，死的也可以！”蒋介石咬着牙下了最后的决心。
戴笠“啪”地一碰脚跟，黄着脸离开了总统府，回到了洪公祠一号——军统局。
戴笠回到此处，立即换去在蒋介石面前的惊恐神色，对特务们大发雷霆，命令他们火速捉拿刺汪凶手的同党、后台。有两个特务队长动作稍微迟缓了一些，各被赏了两个响亮的耳光。
三天过去了，“晨光通讯社”的人一个也没抓到。戴笠也真急红了眼，他命令南京城四门关闭，水、陆、空交通完全断绝，发现神色慌张、急于赶路的乘客，不分好歹，能抓就抓。
不久，戴笠安插在行政院的手下便来了一份报告：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和另一个名叫项仲霖的人，曾为晨光通讯社申请过津贴。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戴笠立即下令将两名嫌疑犯捉拿归案，严加审讯。
原来，李怀诚和项仲霖都是王亚樵的老朋友。一次，他们由上海到南京游玩，路遇华克之，便一起到晨光通讯社做客。两人不了解通讯社的“特殊任务”，看它设置简陋，人员稀少，以为是缺乏经费的缘故，便问华克之：“行政院给不给你们津贴？”
按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惯例，民间办通讯社也可以向行政院要求津贴。然而，晨光通讯社可不想引起南京政府的注意，要是行政院派人来调查，岂不要露馅儿？
华克之笑着摇摇头；“我们不要。”
“那怎么行？办通讯社不能没有津贴啊！”
“我们尽量自己想办法。”华克之解释说。
然而，热情的李怀诚却以为通讯社是没有“路子”，因而得不到津贴。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在行政院有朋友，可以帮你们活动活动。”
“请不要费心了，经费我们自己能设法解决。”华克之不便明说，再次婉言谢绝。
谁知道，李怀诚和项仲霖两人不解其意，竟本着朋友之谊，擅自去行政院为晨光通讯社申请了津贴。这真叫好心办坏事。结果不但给自己引来了一场杀身之祸，还暴露了晨光通讯社的内幕。
在严刑逼供之下，李怀诚、项仲霖只得将通讯社所有人的名单供出，从而使王亚樵、华克之、贺坡光等数十个参与刺汪案的骨干人员统统曝光。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难骤然降临，100多名当事人和关联人被捕，大部分惨遭杀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便衣特务，四处搜捕王亚樵。
已潜居香港的王亚樵感到怒不可遏，当即召集骨干成员秘密开会，商议对策。王亚樵提出血债要用血来偿，打算买船票前往南京行刺戴笠。
郑抱真当即劝阻：南京特务密布，现在前往南京无异于自投罗网。最终经商议，大家决定刺杀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向蒋介石反击。王亚樵派得力干将肖佩伟率人潜回上海实施暗杀。
唐有壬因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遭到各方爱国志士的舆论抨击，唐有壬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因而深居简出，行踪不定。肖佩伟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唐有壬公馆，经过反复观察地形后，与陈有光、裘积玉、刘镇南等人制定了暗杀计划。
1935年12月25日下午6点，唐有壬回到公寓。他刚刚下车，还没迈上公寓台阶，埋伏在一旁的裘积玉和刘镇南迅速跳出来，举枪射击。唐有壬还未反应过来，就被迎面而来的几梭子弹打倒，当场毙命。
汪精卫遇刺案尚未平息，唐有壬又遇刺身亡，一时间国民党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
戴笠发了急，使出了绑票越货的老手段：命令特务们赶到贺坡光老家，将他的兄弟嫂子和60多岁的老母亲一齐逮捕，押到南京做人质。他在报上登出启示：贺坡光若不投案自首，便将其老母和兄嫂通通处死。
贺坡光自己杀头不怕，却不忍心连累老母亲和家里人。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回南京，自动投进戴笠的虎口。然而，特务们不但不释放他的家人，反而当着贺坡光的面，对他们严刑拷打，逼问口供，并威胁贺坡光说，如果他不讲出实情，就对其老母用酷刑。
感情脆弱的贺坡光，经不住特务的威吓，说出了通讯社的幕后指使人王亚樵和其他骨干人物的去向，并交代了刺蒋为第一目标、刺汪为第二目标的原定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