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北大红楼的灯光照亮了一代青年的革命之路；他也是发起建党主要人物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中居功至伟；他临危不惧，坚守革命岗位到最后一刻；他面对屠刀，对党坚贞不渝，凛然赴死。
小档案
姓名字号：李大钊字守常
籍贯：河北乐亭
生卒年月：1889.10.29—1927.4.28，卒年38岁就读院校：日本早稻田大学
最高职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个人爱好：弹风琴、下棋
家世
祖父：李如珍，外号“李铁嘴”，有三女，过继其弟李如珠次子李任荣为嗣子。
父亲：李任荣，当地有名的青年学子，李大钊出生前病逝。
母亲：周氏，李大钊出生不久病逝。
妻子：赵纫兰。
子女：长子李葆华1909年生，次子李光华1922年生，三子李欣华1927年生；长女李星华1911年生，次女李炎华1919年生，三女李钟华（早夭）。
简历
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1890年———母亲病逝。
1899年———娶赵纫兰为妻。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4年———东渡日本，于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
1917年———任《甲寅》杂志编辑。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
1920年———与陈独秀相约建党。
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同年———中共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当选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
同年———以中共中央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同年———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负总责。
1925年———中共四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北方区委书记。
同年———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任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领导并亲自参加“三一八”运动，遭北洋政府通缉。
1927年———被奉军逮捕，4月28日就义，卒年38岁。
引子
感慨韶华似水流，
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海天寥落闲云去，
泪洒西风独倚楼。
这是李大钊所作《登楼杂感》，抒发了他对国家饱经忧患的隐恨。他一生心系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北方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作为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临危不惧，坚守革命岗位到最后……
那是1927年4月8日，李大钊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埋头工作，奉系军阀置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于不顾，闯进使馆区抓捕共产党人，李大钊不幸被捕。
20天后，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日子，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刑场上，李大钊平静地登上绞刑台，他环视着封闭的刑场和台下的宪兵、军警，从容不迫，昂首挺胸，走向绞索套……刽子手拉紧了绞索套，38岁的李大钊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李大钊去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慷慨就义，凛然赴死，鼓舞了一代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之中……东洋求学，十岁新郎的抱负
在直隶唐山地区乐亭县大黑坨村，有一座典型的河北平原农家大宅院，前后三进，青砖红瓦，高屋阔院，这就是李大钊的家。
1899年春节的一天上午，大宅院里喜气洋洋，屋里屋外，院内院外，到处贴着大红“囍”字，挤满了前来祝贺的亲友乡邻。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鼓乐声将喜事推向高潮，随着司仪一声高喊，“新郎新娘拜堂成亲”，一对新人被男女傧相引进“怀德堂”正厅。
蒙着红盖头的新娘身高约一米五左右，佩戴大红花的新郎则比新娘矮了大半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童。
这个小童就是10岁的李大钊，站在他身边的便是15岁的新娘赵纫兰。
李大钊是遗腹子，尚未出生父亲李任荣便已病逝，出生后不到一年母亲周氏也相继离世。祖父———李任荣的嗣父李如珍，含辛茹苦将年幼的李大钊拉扯大。如今李如珍已是72岁高龄，农村俗语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意思是73岁是人生一道坎。尽管李如珍身体硬朗，也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万一自己撒手人寰，年少的李大钊将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于是决定尽早为他成家。
新娘赵纫兰是本村赵文隆的三女儿，李如珍与赵文隆关系甚好，曾一起搭伙到关外做生意，挣得个盆满钵盈。正因为有了钱，李如珍才建造了这幢前后三进总面积1000平米的大宅院，同时购置了90多亩土地。也正因如此，李家、赵家成为大黑坨村立有堂号的三家之二，两家门当户对，结为姻亲之好更是皆大欢喜。
赵纫兰能看懂小说，性格温顺、手脚勤快，与李大钊成亲后，对他的学业多有督促，同时能很好地照顾李大钊，肩负起李家的家务，深得李如珍和李大钊喜爱。
李大钊天生聪颖，自三岁便跟着祖父接受启蒙教育，六岁入本村谷家私塾，10岁到邻村小黑坨张家专馆读书，13岁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通过县试后，来到卢龙县永平府参加府试，他原本信心十足，岂料因墨迹污染试卷被淘汰出场。
15岁时，李大钊再次应试，顺利通过县试、府试，然而就在他跃跃欲试，准备参加院试时，清政府批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停止科举、推广新学，于是，李大钊与“秀才”身份失之交臂，但以府试成绩进入永平府中学。
在永平府中学，李大钊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内部的懦弱，了解到戊戌变法的内容及其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恶行、《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和耻辱，萌生出反清反专制的思想。
此时，这所地处偏远城镇的中学堂已经不能满足李大钊的求知欲望，他决定中断在永平府中学的学习，赴天津继续深造。
然而就在这时，祖父李如珍去世了！噩耗传来，李大钊悲痛不已。料理完祖父的后事，18岁的李大钊突然发现，家中已经一贫如洗！
原来，祖父虽然膝下无子，却有一个女儿嫁到邻村，女儿、女婿即李大钊的姑姑、姑父趁老人年高耳目不聪，千方百计侵占和挥霍老人的财产，老人去世后，更是趁机将所剩财产霸占和挥霍一空。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对长辈只好忍让，但是没钱读书令李大钊十分沮丧。
距大黑坨村不远的井家坨村有位在外为官的宋举人，早就听说李大钊聪颖刻苦，前途无量，愿意资助李大钊继续求学，当赵纫兰将这个消息告诉李大钊的时候，李大钊却不以为然。
“他为官钱财来路不正，我怎么会接受他的资助？”
“可是学不能不上。”赵纫兰想了想说：“我这里有些积蓄，再把衣服首饰当掉，应该足够你去天津的川资和第一年上学的费用。”
“可是听说那边学费膳食费很高，一年起码要120元。”
“实在不行我就回娘家筹措，你不用担心，放心去吧。”
于是，在赵纫兰的鼓励支持下，李大钊于1907年夏天和同学一起来到天津，顺利考取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不负妻子希望，努力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课程及英语、日语，因成绩优异被誉为“北洋二杰”之一。
这一时期，李大钊阅读和研究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理论，逐渐树立起民主主义观点，1911年，武昌首义的成功让李大钊热血沸腾。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消息传来，李大钊欢欣鼓舞，兴奋之余写下：“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的诗句。
这一时期，李大钊还写下《一院制与二院制》、《欧洲各国选举制考》、《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等有关国体、国家体制、制度的文章，希望中国能模仿西方建设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将一个宣统皇帝赶下了台，袁世凯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李大钊最初的欢欣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1912年秋，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组成的北洋法政学会正式成立，李大钊出任学会编辑部部长，于1913年4月1日创办学会月刊《言治》，并在该刊发表《大哀篇》等多篇针砭时弊宣传民主倡言民权的文章。
1913年夏，李大钊历经六年苦读，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该校创办人、进步党人孙洪伊、汤化龙决定从毕业生中挑选三人赴日本留学，李大钊名列其中。
1914年元月，李大钊东渡日本，9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住在早稻田大学西南的牛込区下户塚町520号留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
这一时期，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教学中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来自中国的李大钊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指导，李大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渐加深。
当时，在留日学生中流行着一本名为《甲寅》的进步杂志，李大钊曾给该刊投稿，却多日不见回复，就在他逐渐淡忘此事时，突然接到来信，竟是《甲寅》创办人章士钊的邀请函。
按照邀请函所写杂志社地址，李大钊来到小石川林町的一座简陋住宅，经人通报后，而立之年的章士钊从里面迎了出来。
“守常先生是吧？”守常是李大钊的字。
“正是在下，你是行言兄……”
“是的，小刊主编章士钊，快请进！”章士钊热情地将李大钊迎进屋内，然后说，“我前些日子去了大阪，昨天归来才看到你的文章，以文识人，想必作者学识渊博，品行醇懿，急于相识，但文章未留地址，只好约先生来寒舍一叙。”
两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从此结为挚友。1914年5月，民国议会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即“袁氏约法”，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无异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李大钊愤而作《国情》一文，刊登在章士钊主编的1914年11月《甲寅》杂志上，指斥袁世凯授意出笼《中华民国约法》，是为其独裁集权做法律准备。
《国情》发表于袁世凯称帝一年前，为国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最先声，在留日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列强卷入欧战。日本借德国家门失火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将德国在华租界地中国青岛、胶济铁路据为己有。随后又于1915年1月18日，作为日本支持袁世凯政权的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此事经报刊披露，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声讨日本侵略行径的文章铺天盖地。
留日学生迅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
李大钊满怀爱国热忱，花费六个昼夜，写出《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敬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并于2月间以通电形式传回国内。
经过将近4个月的谈判，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要求，于5月9日晚11时在协议上签字。李大钊在日本得知“二十一条”签约后，义愤填膺，立刻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鼓舞中国人民“勿灰心，勿泄气”。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李大钊与友人组织“中华学会”，同林伯渠等人组织的“乙卯学会”相配合，进行反袁斗争，后来两个学会合二为一，命名为“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12月12日，袁世凯果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宣布改共和为帝制，定年号为“洪宪”。一时间，国内国外，大江南北，反袁斗争浪潮迭起。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起兵反袁。
留日学生总会立即行动起来，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宣传工作。李大钊一面组织集会宣传演讲，一面为反袁义军募集军饷。为将反袁斗争与国内护国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1916年1月末，李大钊回到国内，在上海与支持云南义军的有关人士接洽，共商讨袁事宜，并将所募军饷做了交割。
2月下旬，李大钊返回日本，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但由于李大钊参加反袁斗争，长期未到学校上课，因而被学校除名。从此，他离开早稻田大学，租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全力做好留日学生总会的工作。
3月2日袁世凯皇帝梦碎，宣布恢复民国，李大钊受反袁胜利的鼓舞，于5月中旬返回上海。6月6日袁世凯逝世，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从此历史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代。
此时大批文人聚集北京、上海，集会结社，或坚守传统文化，或引进西方进步思想，一时间文化思想界出现了纷争不休、百家争鸣的景象。
在此背景下，为进步党改组的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创办《晨钟报》，李大钊的好友汤化龙、白坚武邀请他出山。由于宪法研究会内有不少人在政治上比较保守，李大钊为此特地与陈独秀商量。
李大钊与陈独秀相识于日本，当时陈独秀在章士钊的《甲寅》编辑部工作，两人同怀报国大志，政治观点接近，来往颇多。陈独秀在1915年春回到上海，并创办了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宣传阵地的《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
在陈独秀位于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的寓所里，李大钊与陈独秀侃侃而谈。
“这是个好机会。”听说研究系聘请李大钊创办《晨钟报》，陈独秀深表赞同，当即说，“只要汤化龙这些进步党人不干预办报方针，也就是说，不要让报纸陷于党争，这份报纸即可办成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报纸。”
“汤化龙表示，言论绝对自由。”李大钊也异常兴奋，“如此一来，《晨钟报》与《青年》杂志便可遥相呼应，成南北犄角之势，扩大宣传效果，增加政治影响。”
告别了陈独秀，李大钊登上了北上的“新铭号”客轮。
宣传革命，北大红楼的灯光李大钊到京后，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正式创刊。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第一次正式向社会公布他的“青春中华”宣言，正式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呼唤，他强调：“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要在创建“青春中华”的道路上“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第一号日报前面的古钟上，刊出的警语为：少年人望前，老年人望后。
第二号日报前面的古钟上，刊出的警语为：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须勉励，岁月不待人。
以后各期刊出的警语，分别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晨钟报》以犀利的笔锋，向旧势力、北洋政府、军阀政客展开无情的揭露与抨击。此时的汤化龙已是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他岂能容忍李大钊如此“言论绝对自由”，尽管他曾支持李大钊求学日本，李大钊对他也深怀感激之心，但政治立场与政治观点的差异使他们不得不中止这次合作。
9月4日，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别泪》一文，9月5日，在《晨钟报》上发表“辞职启事”，离开了他倾尽心血创办22天的报纸。
1917年1月，章士钊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复刊，李大钊受章士钊之邀，欣然出任该刊编辑。从此，在《甲寅》日刊上，每隔一天便会见到一篇署名“守常”的文章，文章短小精悍，观点鲜明，笔锋犀利，无一不是针砭时弊。
李大钊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不小反响，故也因一次次击中北洋政府的痛处，给章士钊及《甲寅》日刊带来很大的压力。
“这样下去，《甲寅》日刊离停刊恐怕不远了。”
此话章士钊不便与李大钊明说，只好求助于《甲寅》另一重要撰稿人、李大钊的好友高一涵，希望高一涵能够代为劝解，达到章士钊温和办刊，使其得以生存的目的。高一涵将章士钊的意思转达给李大钊，并对他说：“这样，以后你不谈国事，只写国外新闻，如何？”
李大钊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然而，改写国外新闻后，他锋芒不减，分析欧战前因后果条条是道，鞭辟入里；全面、深入报道欧洲尤其俄国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活动，令人耳目一新，使《甲寅》日刊成为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的窗口，其激进仍令章士钊心中不悦，李大钊在编辑部的工作也时时遇到不顺。
恰在这时，李大钊收到家中来信，要他回家探亲。自从1914年东渡日本，李大钊已有三年多没有回家，此时也想念家人，加上工作不顺，便于5月5日黯然离京，回到乐亭县大黑坨村，一直到6月22日才返回北京。不料又逢张勋带兵入京，酝酿复辟帝制。为避追捕，李大钊又离京南下，远赴上海。
徜徉在黄浦江畔，李大钊不胜唏嘘。回首一年的经历，为启蒙民众、抨击时弊及传统伦理观念，他失意于恩人汤化龙，又与好友章士钊发生不愉快，如今又被迫亡命南逃，一切又回到了归国之初的起点。失业的沮丧，找不到拯救民族危难之途的迷茫，使李大钊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故地重游，已不见昔日挚友，此时陈独秀已到北京大学就职，令失落中的李大钊心情更加沮丧。好在消沉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就在李大钊生活陷入窘迫之际，12月，突然收到章士钊来信，告知已在北京大学为他谋到一份新的职业。
章士钊虽在办刊方针策略上与李大钊有分歧，但到底是老朋友，一直关心着李大钊的处境。由于他本人一直兼任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逻辑学教授，因此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代替自己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很快被批准。
时值严冬，发生在盛夏7月的张勋复辟早已成为历史，北洋政府重新回到段祺瑞与冯国璋手中，李大钊已无被捕危险，于是欣然返回北京，于1918年1月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于是，坐落在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成为李大钊的办公场所。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李大钊于当年秋天将妻子儿女一起接来，住进西城区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为庆乔迁之喜，好友纷纷上门祝贺，章士钊自然也在其中。不久，章士钊及其夫人吴弱男邀请李大钊夫妇到家中做客。盛情难却，李大钊便携妻子赵纫兰，女儿星华、次子光华前往。
一家四口来到东城区魏家胡同章宅，章士钊夫妇早已等候在门口。章宅的豪华令赵纫兰和儿女们感到有些拘谨，赵纫兰平日里虽落落大方，但毕竟来自农村，又识字较少，如今遇到学问较高的吴弱男，不免自惭形秽。
好在吴弱男毫无架子，对赵纫兰亲切备至，赵纫兰不再拘谨，两人越聊越投机。家宴上，章士钊夫妇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两对夫妇相谈甚欢，兴致高涨时，章士钊对李大钊夫妇说：“我与守常异域相识，我们两家又如此谈得来，不如结成儿女亲家，如何？”
当时一同就餐的，除了李大钊的一儿一女，还有章士钊的两个儿子狄克与亢克，四个孩子年龄不相上下。李大钊看看8岁的女儿星华，笑笑说：“行严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比较好，你说呢？”
“是啊，如今早已不流行包办婚姻啦！”吴弱男赶紧替丈夫回答。
“包办婚姻怎么了，包办婚姻也不见得不好，你看过去多少夫妻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章士钊多喝了几杯，又心直口快，转过头对李大钊说，“你和纫兰不也是……”
“不如这样吧，”吴弱男赶紧打断章士钊的话，说，“星华这么乖巧，我们就差个女儿，我想收她做干女儿，如何？”
“好！好！”李大钊当即表示赞同，“以后，我们就是干亲家了。”
赵纫兰赶紧让女儿给章士钊夫妇施礼，吴弱男从怀中拿出一对金手镯，给星华戴上说：
“这是我小时候父母给定做的，今儿就送给干女儿当见面礼了。”
李大钊夫妇不愿收如此贵重的礼物，无奈章士钊夫妇一片真诚，盛情难却，只好收下，此后两家多有往来。
这一时期，李大钊关注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为此组织了“马尔格思”学说研究会，然而学说研究会尚未得到发展，便被北洋政府以“防止过激主义传播”的名义查封。好在李大钊所取“马尔格思”有些玄机，让军警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组织，因此仅是查封，并未深入追究。
为了宣传十月革命，李大钊在1918年7月1日的《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共同点与区别，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色彩者”。
后又发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号召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
李大钊还与王光祈等七人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被推举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张闻天、李达、蔡和森、沈泽民、杨贤江、许德珩等。
李大钊与毛泽东相识于1918年8月，毛泽东是杨昌济教授的学生，由杨昌济介绍而来。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两人一番交谈，彼此都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帮助毛泽东谋一份职业，李大钊来到总务长办公室，总务长蒋梦麟知道李大钊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地问：“守常，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尽管讲。”
“我想让毛润之到图书馆来工作，我那里正好缺个书记的职务。”
蒋梦麟听后，爽快地写了一张条子。从此，毛泽东便与李大钊同在图书馆共事，两人朝夕相处4月有余。后因护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去上海，毛泽东离开北京，而后去湖南老家开展革命工作。
后来毛泽东对美国人斯诺谈起这段交往，称正是在李大钊手下工作的那段日子，使他思想迅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此时，北大已聚集了一批思想活跃锐意进取的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1917年初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大。此时的《新青年》因倡导新文化新科学已声名大振，并于1918年初改为同人期刊志，李大钊进入北大后，立刻参加到《新青年》的编辑队伍之中，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鲁迅云集编辑部，共擎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然而，由于《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日益扩大，不可避免地成为北洋政府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对象，一些封建遗老遗少与思想保守的文人政客也将其视为异端邪说。而《新青年》编辑内部也因办刊观点不同发生龃龉。在此情况下，陈独秀来到红楼，与李大钊共商对策。
“《新青年》是月刊，不仅周期长，而且大都是长篇文章，已不能适应革命发展需求，倒不如对外标榜‘不谈政治’。”李大钊提议说。
“好！”陈独秀表示赞同，并随后说，“我们需要一个更能直接参与政治的刊物。”
“对！”李大钊眼前一亮，“要文章短，周期短，短小精悍，一针见血。”
两人一拍即合，当下商议决定，创办《每周评论》。《新青年》为《每周评论》刊出的广告语称：《新青年》是大型月刊，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多是短文，七天一期，重在批评；两刊宗旨同为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二者一大一小，相辅相成。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号出版。该刊从创刊到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封，共出版37期，李大钊在此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55篇，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战争、外交以及政府时弊等予以评说，影响极大。
在创办《每周评论》的同时，李大钊还支持、指导北大学生出版了《国民》、《新潮》等杂志，并结识了众多挚友，为五四运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在马克思诞生101周年时，李大钊特意编辑了《新青年》专号，还在《晨报》（原《晨钟报》）副刊帮助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红楼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五四运动指导中心。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因在一战期间对德国宣战，作为协约国之一派出五名专使参加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一战中日本趁机夺走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项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然而，帝国主义外交代表对中国专使的提议视若无睹，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这一过程，李大钊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并将其刊入《每周评论》，特别注重报道山东问题。
5月1日，北大一些学生得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提议的消息后，震怒不已，学生代表即刻于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
5月3日晚，北大1000余名学生和十几所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会。
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大举集会。
会后，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在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阻，愤怒的学生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宅邸，由于曹汝霖提前逃避，痛打正在曹宅的张宗祥，火烧赵家楼，被随后赶到的军警逮捕32人。
李大钊闻讯，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援助下，5月7日被捕学生全部被释放。这就是历史著名的“五四运动”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李大钊提出战斗口号：“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并派学生代表到各大城市，指挥运动的开展。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的最直接目标已经达到。
而在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在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陈独秀不幸被捕，李大钊也成为当局的抓捕对象，只得避走外地，《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主持。
胡适力求改变《每周评论》的过激形象，在第31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称“空谈外来进攻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认为只有改良，才适合中国现有国情。
同时批评了知识界和学生中盛行的将“主义”挂嘴边，夸夸其谈，却不深入研究本国国情的浮躁气氛和心态。
李大钊看到这篇文章后，彻夜难眠，他认为只有大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才有进一步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他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下《再论问题与主义》，刊登在《每周评论》33期，回应胡适。.
其实，李大钊与胡适的分歧，主要源于思想信仰的不同。《再论问题与主义》更多的是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回应和补充，并非言辞激烈，针锋相对。尽管如此这场争辩也未能坚持多久，半个月后，第37期尚未发行，便遭到北京政府查封，《每周评论》从此停刊。
相约建党，“南陈北李”均缺席
《每周评论》停刊不久，陈独秀在北大师生多方营救下获释出狱，但仍在北洋政府严密监视中。1920年1月底，陈独秀秘密离京到武汉讲学，被北洋政府发现，并在火车站和陈宅附近布下人马，准备再度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听说此事后，忧心忡忡，他得知陈独秀在武汉讲学引起轰动，被武汉政府勒令离开，猜测他近日便会回到北京，立刻派人到火车站接应陈独秀。这天李大钊在家中等候，直到晚饭时分前去接应的人才回来，却不见陈独秀踪影。
“为什么没有接到？”李大钊焦急万分。
“没有发现陈先生下车。”接应的人回答。
“车站上有没有军警？”
“有，但没有抓到人。”
闻听此言，李大钊总算稍稍放下心来。在接应的人离开不久，忽然院外传来“笃笃”的敲门声，李大钊开门一看，陈独秀竟然从天而降。
“神人啊，神人！”李大钊喜出望外。
“快别说了，差一点就被堵在家中。”陈独秀急匆匆地说，“我刚到家就有军警上门询问，我觉得不对劲就赶紧跑出来了。”
“还好，你有警觉，我看北京呆不下去了，先去上海避避，我给你安排。”
由于李大钊家中也不安全，因此联系了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让陈独秀暂在王家小住。接着联系上海方面，为陈独秀安排了一间宅院，待一切准备就绪，李大钊来到王星拱家中，对陈独秀说：“乘车不安全，我雇了一辆骡子车，今晚送你去天津，到时你再乘船到上海。”
当夜，李大钊装扮成商人，陈独秀则扮成病人，坐上骡子车，颠簸上路。两人一路畅谈，商讨了有关建党问题。包括党给织的称谓。至此将陈独秀送到天津，看着他上船后，李大钊才返回北京。
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后，李大钊开始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负责编辑《新青年》6卷5号时，特意将此号办成马克思专号，并在6卷5号、6卷6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这三个部分不可分割的关系，极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其影响匪浅。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后来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前身，成员由19人发展至后来200余人，为北京党组织培养了第一批党员。此后，李大钊在天津、唐山、济南等地也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2月2日，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7月，李大钊被北大聘为教授，同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教授“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
在这一时期，校内外很多学生到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李大钊对来访同学均热情招待，耐心为他们解答疑惑。有位学生在请教完问题后，热切地望着书架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李大钊便拿出刊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几本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交给那位学生。学生接过厚厚一摞书，如获至宝，激动万分。
李大钊平时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极少坐车，常年着一身中式灰色长袍，除了生活所需，几乎没有什么开销。而他此时在北大收入已相当可观，按理供给一家人开销绰绰有余，但他将大部分收入捐给了困难学生，一家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
每年北大开学，都会有贫困学生收到无名氏寄来的汇款，慢慢的，这个无名氏的真实身份终于被揭开，他便是李大钊。在得知李大钊的热心后，很多贫困学生入学因交不起学杂费，就来找李大钊当保人，李大钊来者不拒。
曾就读于哲学系的刘仁静就是得到李大钊帮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名叫新凯的学生给李大钊写信求援，称他的同学冯某患病住院，而冯某的表弟又患有肺病急需住院，但苦于没钱交纳住院费，希望李大钊能够帮助他们，李大钊均未拒绝。
1921年冬天，为了给儿子李葆华缝制一件新棉袍，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节衣缩食。然而，春节到来之前，李大钊的一名学生前来拜访，看着学生身着单衣，脸被冻得红里泛紫，李大钊十分心疼，自然而然想到了儿子的新棉袍。
但儿子两三年没穿上新衣了，话到嘴边他又狠狠心咽了回去。可当学生用冻得颤抖的声音向他求教时，李大钊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他回过头对赵纫兰说：
“把葆华那件新棉袍拿过来。”
赵纫兰愣了一下，在明白李大钊要将儿子的新棉袍送给眼前这位学生后，瞪着眼没有回答，表现出明显拒绝的意思，但最后她还是服从了自己的丈夫，将新棉袍小心翼翼递给李大钊。学生见李大钊要送棉衣给自己，连忙拒绝并告辞离去。李大钊拦住他说：“看你都冻成什么样子了，赶紧穿上吧。”
“可是，这……”学生环顾四周，想必在寻找棉衣的主人。
“放心吧，我的孩子冻不着的。”
在李大钊的坚持下，学生感激地接过棉衣穿上。由于李大钊对学生的关心，他在北大不仅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更是学生们的挚友。
李大钊在中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中国，特意拜访李大钊，与之商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
李大钊盛情款待，交谈中，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表示极度赞赏，称共产国际对他寄托厚望，说明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希望。
李大钊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又向维经斯基等人介绍了陈独秀的情况，建议他们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磋商。并即刻给陈独秀去信，说明维经斯基一行人前往上海的目的。虽然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但此时对建党尚有些犹豫，认为建党时机尚未成熟，应首先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发掘和培养骨干分子，做好建党准备工作。
维经斯基一行人按照李大钊的建议，前往上海面见陈独秀，陈独秀则果断表示：“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
由陈独秀决定，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进入建党筹备阶段。5月，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询问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毅然回复道：“共产党。”
7月，李大钊委托北大学生张国焘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建党事宜，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机关刊物为《共产党》。
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的详情，李大钊接连收到陈独秀来信，请他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以南北呼应。李大钊经过分析思考，认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可以实现。
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李大钊每月自掏腰包80元，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
此后，李大钊又在北京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亲自领导其活动，又先后派人到济南、天津等地帮助建立革命组织，促成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和天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1921年3月，北京国立八校联合发起的“索薪斗争”爆发了。4月26日，李大钊出任“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开始领导这一共历时4月余的斗争活动。这一期间，李大钊几乎每天都要出席相关会议，虽疲惫不堪却精神十足。由于八校欠薪，李大钊本人的家庭也出现危机。
6月2日的傍晚，李大钊在家中吃饭时，赵纫兰满面愁容地说：“唉，快一年了，月月欠薪。但就那点薪水，你还不如数拿回，这样下去，以后我们连这些也吃不上了，恐怕就要断炊了。”
“若能天天吃上这个，那还不错了呢。”李大钊看看饭桌上孤零零的一小盘咸鱼，以及全家人每人手中的高粱米粥，摇了摇头说，“现在学校许多职员已经断炊了，你就知足吧。”
李大钊说完，双眉紧皱，似乎想起了什么。赵纫兰见李大钊神情不对，忙问：“你明天还要去请愿？”
李大钊点点头。原来，他早已计划好，要在第二日到新华门请愿。赵纫兰知道劝说无用，只好叮嘱他小心，注意安全。
6月3日上午，李大钊率“八校教职员索薪团”30名代表及1000余名师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当时总统徐世昌正在召开国务会议，拒绝会见索薪团代表，李大钊等人只好递上请愿书等候。这时，军警突然端起枪把，威胁请愿团离开。
李大钊气愤之际，向军警挺身而上，脑门被军警的枪刺戳破。李大钊义愤填膺，在新华门前慷慨陈词进行演说：“国内混乱，教育不振，都是由于这些武人把持政局。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由于情绪激动，李大钊没有留意脚下，因泥泞而滑倒在地，周围立刻有人上前将他扶起，叫来一辆人力车，将他送到顺治门里首善医院进行治疗。
令李大钊出乎意料的是，他还没有回到家中，北洋政府已决定逮捕此次请愿事件的首脑。第二天李大钊从医院回家后，早有听到风声的朋友前来报信，劝他赶快离开躲避风头，并已为他联系好了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病房。
李大钊对此却不以为然，很干脆地表示：“我不去，他们欠钱在先，现在还要抓人，毫无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又说，“他们抓我去正好，我倒要去和他们讲讲道理，看看他们该不该拖欠教授的薪水。”
李大钊坚决不肯躲避，两位朋友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此次请愿，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李大钊的耿直无畏、为民着想的品格得到各校师生的好评。
由于“索薪斗争”，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当时他和北京共产党小组均未预见到此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因而未引起重视，只是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名北大学生代表北京共产党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猿号举行。在这幢典型的上海里弄式小楼的楼下客厅里，13位神态庄重的年轻人围坐在长方形餐桌前，除了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和刘仁静外，还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与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
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陈独秀，也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会议，于是，在这次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南陈北李”双双缺席。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共建党史上主要创建人的地位。
形势突变，“北赤”避走深山
共产党成立后，将城市工人运动视作工作核心，各地党组织纷纷着手领导“工运”，北京成立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设一支部，后来又分为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李大钊由于在北大任教，教学任务繁重，同时不能长时间离开北京，因此未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而是代表党中央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922年到1923年，中国迎来第一次“工运”高潮，李大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便派人到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力量。此后还在京、津、唐各路矿工厂开办劳动补习学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人自己的工会而成立。其后，北方各地纷纷效仿，建立工人俱乐部，北方铁路系统中也出现了最初的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也建立起行业工会，包括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电气工会、前门工人俱乐部等。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带动起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李大钊在北京遥相呼应，8月24日长辛店工人宣布罢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起点，如同星星之火，使北方工运蔓延开来。9月4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罢工；10月23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0月27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11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12月15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与此同时，李大钊还领导了北方最早的农民运动，加强了工农之间的联系。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确定了联合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由于并没有讨论具体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为此，中共中央于当年8月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马林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等人均表示反对，赞成实行党外合作。双方意见对立，剑拔张弩，李大钊见状，赶紧站起来劝慰大家，同时也对党内合作提出质疑。最终经过协商，达成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党内合作的目的。
会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先后拜访了孙中山。李大钊的一位老乡宋仲彬正在孙中山的总部做总务工作，负责财政、后勤等事务，在宋仲彬的陪同下，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到总部会客厅，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
此时孙中山因反击陈炯明失败而避居上海，同时亦无法从美、英、日等国获得援助，正陷入困境之中，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深表赞同，并亲自主盟，令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成为共产党中第一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后也加入了国民党。
在“大三元”饭店，孙中山为李大钊一行接风洗尘。令李大钊颇感意外的是，宴会上除了孙中山、宋仲彬外，当时作陪的有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邵力子等人，却没见到故友孙渤兰。孙渤兰是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的要员，这种场合理应出席，回到宋仲彬为他在上海安排下榻的公寓后，李大钊向宋仲彬说出自己的疑惑，询问孙渤兰未到场原因。宋仲彬支吾了一阵，才说：
“国民党内早已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孙先生为首的大孙派，一派则是以渤兰为首的小孙派，两派经常因政见不合发生摩擦，如今孙先生陷入困境，渤兰打算率小孙派投靠北洋政府，为此两派矛盾激化，因此这种场合自然不会通知孙渤兰出席。”
宋仲彬的话让李大钊颇感不安，李大钊此次来沪是为了国共合作，若国民党内部不能团结统一，势必会影响到国共合作，而且共产党身负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因此他决定设法阻止国民党内部分裂。
第二天，李大钊再次拜访孙中山，提出会见孙渤兰，从中斡旋，挽回孙渤兰，得到孙中山的赞同。随后，由宋仲彬安排，当晚在总部中客厅，李大钊见到了昔日好友孙渤兰。两人一番寒暄后，李大钊开门见山，直接问：“你和孙先生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他手下做了半生，既没升官也没发财，仍是个平头百姓。”老友相见，孙渤兰也没必要回避，直接回答说，“我算是看透了，再跟着他做下去也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所以决定投靠北洋政府……”
“胡闹！”李大钊愤然打断孙渤兰，道出北洋政府种种不得人心之处，又语重心长对他进行劝解。最终孙渤兰同意再考虑考虑，不武断行事。
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大孙派和小孙派关系一度缓和，这就为国共合作提供了便利。在此后的一年中，李大钊为促成国共合作，四渡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贡献颇多。同时介绍苏俄政府特使越飞与孙中山见面会谈，两人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宣布联俄，苏俄则确定支持孙中山。
1924年1月4日，在北大三院大礼堂，李大钊召开在京国民党党员大会，此时李大钊已被孙中山指定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被指定的还有谭熙鸿、石瑛，此次会议又推选出许宝驹、张国焘、谭克敏3人。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李大钊便南下广州，途经上海时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在国民党一大上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和应表现的态度。11日，李大钊等北京6名代表抵达广州，住在大元帅府官舍。当晚孙中山接见李大钊等北京代表，并拿出他亲自拟定的《建国大纲》，请李大钊等人传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先生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并同时任三个审查委员会委员，分别负责大会宣言审查、国民党章程审查、宣传问题审查，并参加宣言和党章的最后审定工作。
此次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正式确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李大钊以出色的工作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整个国共合作的准备中，李大钊付出辛勤的汗水和不可估量的贡献。
国民党“一大”之后，李大钊与国民党人丁惟汾、王法勤等人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领导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哈尔滨、晋、甘、新等十五个省市的工作，范围涵盖中国北部。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各地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促进中国革命势力发展，李大钊因此被北洋政府称为“北赤”，而“南赤”则为孙中山。
就在李大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大力发展北方民众运动之时，1924年5月，担任中共高级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在北京被军警逮捕。张国焘向北洋政府供出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北洋政府警察总监王怀庆以“鼓动罢工”、“宣传赤化”的罪名，下令通缉逮捕李大钊。
为了躲避军警、特务的追捕，李大钊刮掉脸上标志性的八字胡，乔装成一名商人，带着长子李葆华连夜乘火车赶往昌黎，下车后直奔五峰山，准备到山里看守韩昌黎祠的刘克顺夫妇家中躲避一时。此时李大钊心情沉重，不仅因为遭到通缉，被迫离开北京，还因为他最喜爱的小女儿钟华刚刚因肺炎病逝。
由于乔装打扮，刘克顺见到李大钊父子俩时，竟一时没认出。李大钊这才挤出笑容，向刘克顺问好：
“大叔，是我啊，守常。”
“哎呀，是你们爷俩，怎么这么一身打扮，快进来。”
刘克顺的老伴听到声音，也迎了出来，夫妇俩热情地招待了李大钊父子。当李大钊说出目前的困境时，刘克顺爽快地说：“就住在这里吧，保证安全，想住多久住多久。”
于是，李大钊在五峰山开始了隐居生活，他每日看看书、写写文章，日子过得百无聊赖，直到6月上旬的一个黄昏，李大钊曾经的同学、共产党员于树德来到五峰山，找到刘克顺老人的家，给李大钊带来一个好消息：“中央指示你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于树德兴奋地说，“你需要马上回北京，与同行代表们商议出国办法，三日内出发。”
这个消息令李大钊萎靡的精神为之一振，笼罩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第二天，李大钊安排人将儿子送回乐亭老家。因为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晚，王怀庆派出的便衣便跟踪而至，他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宅就遭到军警查抄，结果自然是铺了空。第二天赵纫兰便带着孩子返回家乡。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李大钊早已躲进了深山。
亲自挂帅，组织反帝斗争
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北京，在一个朋友家中，与同去苏联的五位代表王荷波、姚作民、刘清扬、彭泽湘、卜士奇见面，安排两名代表第二天一早去哈尔滨，与秘密机关取得联系，做好出境的准备工作。其余几人次日晚乘坐硬席客车出发，但眼下的困难是缺少经费。李大钊和几位代表合计了一下到达莫斯科所需经费，然后对大家说：“你们几人按计划去哈尔滨，我到昌黎下车，回家找亲友帮忙。”
第二天晚上，李大钊和几名代表分别从火车站上车，顺利离开北京。抵达昌黎后，李大钊独自下车，赶往乐亭老家，找亲友凑钱，然而凑来凑去还是差500元。
李大钊想起在东京留学期间认识的老乡杨扶青。杨扶青为人豪爽，回国后，在昌黎创办了新中罐头公司，有些资本，曾承诺给李大钊的革命事业提供物质帮助。如今李大钊遇到难处，自然就想到了这位老乡。
来到新中罐头公司，李大钊向杨扶青说明情况，杨扶青果然爽快，立刻说：
“守常兄有事，我必定相助。只是目前厂子经营不景气，这边没有这么多现金，既然你今晚要去哈尔滨，不如到哈尔滨新中罐头公司分庄支取。”
说着，杨扶青写下一张支取500元现金的字据，递给李大钊。当晚，李大钊登上开往关外的火车，一路小心翼翼，紧张不已，直到列车出关，危险地带度过，这才松了口气。到达哈尔滨时，李大钊曾派出的两名青年代表已经等候在车站，为李大钊安排好了住处。
次日，李大钊找到开牛肉店的本家哥哥李瑞景，由李瑞景派人从哈尔滨新中罐头公司分庄取回500元经费，又通过朋友兑换成外币。
但关于如何越境，却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代表们既没证件又无护照，只能雇几辆马车秘密越境。马车原本好雇，只是越境太危险，很少有人愿意去。而不熟悉边境情况的车把式，也很难越境成功。最后总算花高价找到几位对偷越国境情况熟悉的赶车老板，雇了三辆四匹高头大马套拉的大车。
六名代表从分住的小旅店会合，来到满洲里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于深夜分乘雇来的三辆马车，直奔国界方向。在车到国境线时，“哒哒”的马蹄声惊动了碉堡里的守军，立刻有无数子弹从头顶飞过。好在车夫们有经验，巧妙地躲过守军的射击，将碉堡上的守军远远抛在身后。李大钊等六名代表终于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平安抵达莫斯科。
6月17日，会议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大厅中开幕，7月1日，李大钊化名琴华，代表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情况。
会议共召开20余日，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在莫斯科住了四五个月，参观了制糖厂、卷烟厂、纺织厂等，苏联的巨大变化，更让李大钊坚定了在中国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决心。
在苏联期间，李大钊写下《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等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与支持。
1924年初冬，李大钊离开莫科斯，踏上回国的旅程。此时，国内政局已发生变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直系吴佩孚回救北京，前线军心大乱，最终直系战败，吴佩孚退至长江流域。奉军胜利后，冯玉祥与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随后请出皖系段祺瑞作临时执政。
北洋政府换了首脑，前北洋政府对李大钊的“海捕文书”也随之作废，李大钊回到北京后，继续任北京大学教授，一面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一面以北方中共核心组织的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长身份，继续领导北方等地的工作。
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北方区委书记。3月1日，李大钊出席为对抗段祺瑞政府而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任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
在此期间，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的北京工人运动出现“空前未有之景象”，北京先后爆发了电车工人大罢工、织布工人大罢工、造纸工人大罢工、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后，身在北京的李大钊立刻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响应五卅运动，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了日商纱厂、海员工人、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同时鼓励各界人士举行示威游行。为了扩大民众运动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就任区委书记，领导华北、东北两大区域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8月18日，北京政府应美国照会，邀请英、美、日等八国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主要内容为：落实1922年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中关于准许中国增加二五税率的条约。此条约的落实，可增加北京政府关税收入。
但列强对北京政府的条件是：禁止反帝言论，查处反帝团体。北京政府即下令：“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并于9月18日查处上海总工会，通缉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时命令各地工会自行取消。
李大钊所领导的北方区执委针锋相对，在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前后，在北大发起反对关税会议的签名运动，并接连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11月22日，组织北京30余群众团体召开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
军警包围会场后，双方由争执展开搏斗，致使百余名群众受伤。但仍有2万余人冲出军警包围，到天安门广场继续召开大会，“打到段祺瑞政府”
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适逢直系军阀吴佩孚、五省联帅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令奉系控制的北洋政府阵脚大乱。冯玉祥的国民军与郭松龄相配合，出兵保定，直逼北京城下……在奉系控制的段祺瑞执政府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李大钊与北方区执委各负责人认为：推翻军阀政府“还政于民”的时机到了。经研究决定后，很快与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张兆丰达成协定，以军事政变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在约定民众大举示威游行之日，国民军进攻北京，内外配合占领北京，夺取北京政权。
这段日子，李大钊异常兴奋，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使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与冯玉祥革命军的约定，使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无限憧憬地对赵纫兰说：“看来这次的斗争会有一个可喜的结果。”
11月28日，李大钊亲自发动和领导，赵世炎任总指挥的“首都革命”
爆发了！由工人、学生和市民组成的队伍聚集神武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大会提出“段祺瑞下台”、“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等要求。
会后，在手持木棍的工人保卫队和学生敢死队的护卫下，群众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开去。怒潮般的民众占领了警察局、邮电局、议会，旋即涌向吉北胡同“段宅”，但由于宪兵卫队防守严密，示威群众多次冲击均未成功。
这一天，李大钊与北方区执委的其他负责同志，都望眼欲穿地等着国民军进城，以里应外合推翻北洋政府，但国民军毫无动静。
翌日，数万民众再次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这次集会宣布即日解除段祺瑞的一切权力等七项决议，会后再次举行示威游行。然而，国民军仍然按兵不动，最终导致“首都革命”流产。“首都革命”失败后，李大钊等人不得不承认，仅靠民众游行示威是吓不倒北洋军阀的，而武装夺取政权的条件显然不具备。
1926年1月26日，直系吴佩孚通电讨伐冯玉祥，奉系张作霖消灭郭松龄平定内乱后，立即将枪口对准支持郭松龄倒戈的冯玉祥。此时直奉摒弃前嫌，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此背景下，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16日，日本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名，与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并集各国军舰于大沽口，以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八国的最后通牒激怒了中国人民，3月16、17日，李大钊及其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与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200多个社会团体、80多所院校师生共10万余人聚集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任大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政治讲话。中共北方区委领导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结束后，李大钊率领游行队伍，按预定路线，经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直奔执政府门前广场。在列队请愿过程中，广大市民也纷纷加入请愿队伍。
在执政府门前，学生代表要求卫士长请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出来会见群众，被卫士长以段祺瑞不在执政府为由予以拒绝。
此时，游行群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打倒段祺瑞政府”的口号此起彼伏。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枪声响起，执政府卫队竟然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群众队伍中顿时血花飞溅，抗议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枪击共造成46人死亡，近150余人受伤，李大钊也在此次枪击事件中负伤。
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当时段祺瑞在家中养病，没有去执政府，究竟是谁下令开枪，不得而知。当日，北京政府发出对李大钊等请愿活动组织者的通缉令。
坚贞不屈，惨遭军阀杀害
此间，冯玉祥的国民军连遭挫败，自知不是直奉联军的对手，为保住国民军实力，宣布下野，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北方政局急转直下，形势更加严峻，许多人因胆怯退出革命。为了保存实力，国民党人纷纷南下，中共也调离了一些干部。
李大钊作为国共两党的北方组织领导人，自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于3月底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以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为屏障，转入地下，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李大钊将妻子女儿一同接进兵营，以兵营为家，坚守工作岗位。而此时，奉系张作霖已下令严密监视苏联大使馆，以便在适当时机对李大钊等人实施抓捕。苏联大使馆门口总是停着几辆黄包车，一旦有人出来，黄包车立刻便会跟上去，这些黄包车夫便是由密探装扮的。
即使如此，李大钊仍然想方设法与在外面的北方区委成员保持联系，其他国共负责人也会化装进入大使馆，向李大钊汇报工作，在兵营里工作的革命者多时达二三百人。这一时期，北伐军大举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系军阀吴佩孚、五省联帅孙传芳，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先后败下阵来，奉系张作霖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形势的发展令国共两党革命者士气高涨，革命工作重现活力。李大钊更加热情地领导两党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同时鼓励进步青年加入北伐队伍。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两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到1927年3月，在京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1000余人，国民党员由2000人发展到4300余人。
李大钊利用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大量撰写文章，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同时大力发展农民组织，派员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发起抗税抗捐运动。
李大钊困守旧俄兵营，却将革命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激怒了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张作霖决定置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于不顾，采取强硬手段。
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李大钊将大部分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疏散到外地，他本人与一些革命者仍然坚守在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内。1927年4月初，天津和乐亭地下党负责人王德周乔装进入旧兵营，劝李大钊立刻离开。当时李大钊在摆弄一只手枪，王德周说：“守常，就算你练成神枪手，也不是那帮军警的对手！现在风声太紧了，快离开这里吧！”
“我不信他们敢闯入使馆区！”李大钊不以为然。
“你以为那帮军阀还会遵守什么国际公法？”
“我现在会用枪了，如果他们真敢来，就跟他们拼了。”
王德周见李大钊不听劝告，只能作罢。然而，接下来的两天里，工友阎振三、张全印相继外出不归，李大钊这才觉察到危险在逼近。但当一些仰慕他的北洋政府要人偷偷捎信给他，劝他马上离开时，李大钊仍不为所动，赵纫兰哭着劝李大钊说：
“这么多人劝你离开，你都不听，你不顾自己安危，总要为孩子们想想吧！”
“不如你带着孩子们走吧，你们回老家去，我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李大钊平静地说。
“他们要抓的是你，又不是我和孩子。”
赵纫兰见劝说不了李大钊，只好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但危险很快来临，4月6日上午，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大队人马，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军警、特务涌进大使馆西院。
李大钊正埋头工作，听到兵营外的喧嚣声，立刻拿起手枪，拉起正在一边看报纸的女儿星华，带她跑出屋外，躲进院子里一间隐蔽的小屋。不多时，屋门被撞开，几名军警举着枪鱼贯而入，将李大钊父女带到院子里。
此时，赵纫兰正带着年幼的次女、次子在兵营外散步，也被军警一起抓来。在集中了一大群革命者的院子里，前不久失踪的阎振三被军警带进来，只见他蓬头垢面，满身伤痕。他费力的抬起头扫了一眼人群，然后摇摇头，口齿不清地说：
“没有李大钊。”
他话音未落，一名军警指着李大钊问：“他是谁？”
阎振三坚定地摇摇头。
军警见状，哈哈大笑：“我认识，这就是李大钊！”
随着一声令下，李大钊被两名军警捆绑起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包括赵纫兰及其儿女在内的60余人。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北京城，社会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纷纷联手营救李大钊。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9校校长召开校务讨论会，商讨营救李大钊办法，他们推举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找张学良疏通，由于张学良外出，请其秘书转交9校校长意见书，意见书强调：“李大钊系学术界文人，对他的处罚，应交法庭依法审判。”张学良找到其父交涉，被张作霖训斥一通。
李大钊同乡也行动起来，联合300余人联名请释李大钊；《大公报》、《申报》、《晨报》等报纸也刊文呼吁释放李大钊；铁路工人更是组成了劫狱队，经过党组织的说服，才最终放弃了劫狱行动。
迫于压力，当局在审讯李大钊时，不得不允许少数记者旁听。审讯结束后，各大报纸刊登了审讯经过，《晨报》称：“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李无确供”！
4月17日，《晨报》继续报道：被捕十天来，敌人对大钊同志进行了多次审讯。每次审讯，大钊同志除对于“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
面对李大钊的铮铮铁骨，张作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枪毙了之。不料，奉系内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站出来表示反对。杨宇霆是章士钊的好友，章士钊在得知李大钊被捕的第一时间，便与杨宇霆取得联系，希望他从中斡旋，对张作霖晓以利害，请他放过李大钊。因此，杨宇霆劝张作霖说：
“如今舆论沸沸扬扬，贸然杀掉李大钊恐怕对我们不利，不如诱其投降。”
“要是能诱降自然是好，就怕姓李的刀枪不入，软硬不吃。”
接下来，杨宇霆亲自出面，采用劝降、收买的方法，频频与李大钊对话。但无论他怎样赔着笑脸好言相劝，李大钊都不为所动。杨宇霆无计可施，只好离去，任由军警对李大钊实施各种酷刑，然后又托人给李大钊带话说：
“先礼后兵，概以用尽，就不要说我不尽心啦！”
李大钊回复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李大钊已意识到自己将命不久矣，但他并不曾为自己担忧，而是担心同样被捕的青年同志遭遇不测，随即在狱中写下《狱中自述》，将一切“罪责”
揽到自己身上，吁请政府“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4月28日，北京司法部街一带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一派如临大敌的萧杀景象。上午11时，李大钊与同时被捕的谭祖尧、路有于等20人突然被带到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内，大客厅内已布置成“军事法庭”，担任审判长的何丰林、审判官顾文海、法官朱同喜等人端坐在客厅前方，随即开始了“军法会审”。
所谓的“军事会审”，不过是按预先的安排走一下形式，以应付舆论压力。会审结束后，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当场被判处死刑。
中午12时30分，李大钊等人被分别带上六辆大卡车，前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下午2时，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此时，他像平时一样，仍穿着那件灰色棉袍，面露疲倦，但仍旧波澜不惊，昂首挺胸，平静地走向绞索套，走向生命的终点。
李大钊从容就义，年仅38岁。
亲友相助，保护烈士遗孤
李大钊等人就义后，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给予了简单装殓，然后将灵柩运至彰义门内下斜街的长椿寺内。此时李大钊的妻女已被释放，李大钊生前好友章士钊夫妇、李时、白眉等人闻讯后纷纷赶到李家慰问和商量后事。
赵纫兰已经哭得两眼红肿，虚弱得站不起身。李星华见到章士钊夫妇，叫了声“干爸、干妈”，就扑到吴弱男怀里痛哭失声。吴弱男紧紧搂住星华，一边跟着流泪，一边安慰她：“小星华不哭，要坚强。”
见屋里没有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吴弱男吓了一跳，以为李葆华被抓了，急忙问赵纫兰：“葆华在哪儿？”
“别担心葆华，他很安全。”
原来，早在李大钊被捕前，党组织为了保护李大钊的家人，特地给17岁的李葆华化名为“羽英”。李大钊被捕当日，李葆华恰好和几个中学同学相约去海淀游玩，晚上住在李大钊的好友、燕京大学沈尹默家中，这才躲避了军警的逮捕。第二天沈尹默得知李大钊被捕后，将李葆华留在了燕京大学，没有让他回城。
李大钊英勇就义后，沈尹默为保证李葆华的安全，仍然没有让他进城回家料理父亲后事。后来在组织的指示下，沈尹默联系蔡元培等进步人士，将李葆华安全送到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得知李葆华安全脱险，章士钊夫妇这才放心了。说到李大钊的后事，赵纫兰说：“我想为大钊换一副棺材，他一定不愿意躺在敌人的棺材里……”
“我明白，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大家已经在商量为大钊举办一个募捐活动，到时一定要为大钊置办上好的棺木和寿衣，也要安排好你们的生活。”
很快，在李大钊同乡李时的帮助下，崇文门外三里河何德昌杠房经理尹寿山以低价为李大钊提供了一口黄柏木寿材，并亲自监工，令伙计为寿材重新上了松香、黄蜡和红漆。
改殓后，李大钊的灵柩被移厝于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不久，赵纫兰携带子女们离开北京，回到乐亭老家，由于无法及时交纳租金，时间一长，租金越积越多，赵纫兰便支付不起。李大钊的灵柩在浙寺停放了6年，直到1933年4月，赵纫兰带着子女们从乡下老家回到北京，才打算处理李大钊的后事，让李大钊入土为安。
中共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发动各界名流和广大群众，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以此抨击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的恶行。在得到赵纫兰的同意后，出殡一事全程由党组织安排，经费则以募捐获取。
此时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正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不便公开露面，次子李光华、三子李欣华尚年幼，只好由一个侄子李海涛为李大钊打幡。
4月23日早上6点，浙寺奏起哀乐，十几名杠夫将李大钊的深红色棺木抬起，放在绣着蓝白花朵的红缎子棺罩里。起灵后，北京市青年团体送的挽联走在最前边，挽联上写着：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随后是手拿纸人、纸马，手捧花圈、肩扛挽联的执仗和杠房的吹鼓手，李大钊的儿女们身着孝服紧跟在灵柩后面，赵纫兰及亲友坐在马车里跟随灵柩前进，最后是送殡的群众队伍。
在杠房吹鼓手的鼓乐声和“李大钊精神不死！”“为先烈报仇！”的口号声中，送殡的群众越聚越多，群众队伍越拉越长。很多人听到口号声，好奇地上前围观，然后便加入到送殡队伍之中。而送葬队伍中，一些人手持传单，见人便将传单迅速塞进对方手中，借此宣传革命。
由于出殡声势浩大，国民党当局很快发现，立即派军警前来驱散送葬队伍，幸而没有阻止李大钊的灵车前进，最终李大钊被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开始时，万安公墓资本家蒋某知道李大钊是被绞死的，怕“破了墓地的风水”，影响今后的买卖，坚决不肯将墓穴出售给李大钊家人。后来经李大钊的朋友们多次出面交涉，蒋某才答应将万安公墓西南方最偏僻的一块墓地出售给李家，理由是不能卖给“死于非命”之人正穴。
送殡队伍出发之前，北京党组织派人送来为李大钊刻制的墓碑，但在当时局势下，将墓碑竖立在李大钊墓前会招致不测，于是，李大钊家人和亲友决定将石碑同李大钊的灵柩一起，葬入墓中。
早在李大钊去世不久，赵纫兰便因悲伤过度和过度操劳身患重病，料理完李大钊后事，赵纫兰便再也坚持不住，病倒在床上。两个月后的5月28日，赵纫兰随李大钊而去，被子女安葬于李大钊墓旁，时年49岁。
1983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香山万安公墓建造李大钊烈士陵园，将李大钊及赵纫兰的灵柩移葬于此，李大钊的墓碑得以重见天日，竖立在纪念堂的大厅之中。
李大钊的子女们，在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培养教育下，都很早便参加革命工作，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长子李葆华于1909年10月2日在老家乐亭大黑托村出生，1925年即加入到革命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党组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其长女李星华出生于1911年11月21日，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解放后先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1956年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工作，1979年11月27日，在协和医院病逝。
此外，李大钊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女儿李钟华的病逝，给李大钊留下了永久的心痛。那是1923年，当时正值夏季，李钟华发起高烧，李大钊正在家中南屋召开紧急会议，赵纫兰深知李大钊的脾气，不敢前去打扰，最终是保姆雨子妈看不下去，鼓起勇气来到南屋，对李大钊说：“小钟华病得很厉害，您快去看看，她妈现在全无办法。”
但李大钊随口说：“开完会我就去。”
然而，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钟才结束，直到这时，疲惫不堪的李大钊才想起女儿的病情，赶紧前去探望，并请来医生为其治疗。但由于延误了时间，第二天李钟华便离开了人世。
李大钊被捕后，曾在法庭上见到妻子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当时，李星华激动地大喊：“爹！”但李大钊只是平静地望了她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便扭头离去。
但李大钊并非对自己的儿女没有感情，在儿女的回忆中，李大钊是个尽职尽责的好父亲。每次回到家，他总是先抱起孩子们亲一亲。工作之余，便给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写字、念诗、唱歌、下棋。李大钊经常对子女们说：“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扩开扩视野才好。”
李大钊认为死读书之人如同蛀书虫，真正的好学生，应该具备各方面知识，因此极为关心子女教育，经常从书店为子女买来课外读物，比如《清宫演义》、《太平天国演义》、《义和团演义》，他亲自指导着孩子们读书，帮孩子们结合现实分析书中内容，想方设法将各种知识传授给孩子们。
李大钊尽自己所能，将儿女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让孩子们经常到深山野林里跑跑，或是坐只小船到海里游荡。有一次，他对赵纫兰说：“我打算有时间带孩子们坐帆船回老家，让他们感受一下其中的乐趣。”
不待赵纫兰回答，孩子们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赵纫兰笑笑说：“现在也不是时候。”
“暑假，暑假我带他们回去。”
李大钊的承诺果然兑现了，1919年暑假，李大钊和赵纫兰带着孩子们从北京启程，先乘坐火车前往滦州，在滦州客栈住下。在客栈掌柜帮忙下，李大钊租来一只帆船，一家人欢欢喜喜跳上帆船，向老家乐亭县驶去。一路上，孩子们兴奋无比，李大钊则坐在船舱内，时而读书，时而抬眼观赏沿途景色，有兴致时便给孩子们讲讲故事，赵纫兰则在一旁含笑而望，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惬意。
李星华非常理解父亲在法庭上对她的“冷漠”态度，李大钊不会在敌人面前显示出他的“儿女情长”，不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李星华在谈到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时，总是心痛不已地表示：“尽管当时对于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一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