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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在萧墙
燕王起事那天，狂风暴雨。这是公元1399年七月的事情。一年前，七十一岁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去世，时年二十三岁的皇太孙朱允炆（读如文）遵照遗嘱继承皇位，是为建文帝。正史说，这位年轻人有着一颗仁慈而柔软的心，善待人民并且热爱学习。因此他或许没能想到，自己竟会被亲叔叔逼得走投无路。太祖高皇帝却已经种下祸根。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朱元璋应该算得上是个幸福的人，哪怕他不是大明王朝的高皇帝。因为他居然有二十六个儿子，而且大多茁壮成长。更让人羡慕的是，前面五个还都是或被说成是嫡出，即原配马皇后所生。帝国的江山社稷和万世基业是否后继有人，在他那里原本不是问题。何况，嫡长子朱标早已立为皇太子。
于是，洪武三年四月，他一口气封了九个王：
次子朱樉（读如赏），马皇后子，封秦王，都西安。
三子朱㭎（读如刚），马皇后子，封晋王，都太原。
四子朱棣（读如第），马皇后子，封燕王，都北平。
五子朱橚（读如肃），马皇后子，封吴王，都钱塘。
六子朱桢（读如真），胡充妃子，封楚王，都武昌。
七子朱榑（读如福），达定妃子，封齐王，都青州。
八子朱梓（读如紫），达定妃子，封潭王，都长沙。
九子朱杞（读如启），生母不详，封赵王，次年薨。
十子朱檀（读如谈），郭宁妃子，封鲁王，都兖州。
当时，朱杞才一岁，朱檀才两个月。洪武十一年，又封了五个。最后，除太子朱标和幼子朱楠外，全部封王。王国所在之处也多为战略要地，尤其是第一批所封的八个王，以及成都的蜀王朱椿，荆州的湘王朱柏。于是，朱家这些名字带有“木”字偏旁之皇子的政治军事势力，便森林般地覆盖全国，成为一种不可描述的力量。
没错，他们可能是藩篱，也可能是隐患。
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洪武九年，山西省平遥县一个担任训导名叫叶居升的小官上书朝廷，批评朱元璋建国以来犯有三个错误：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他还特别提醒陛下：汉高祖封建诸王而有七国之乱，晋武帝分封天下而有八王之乱。前车之鉴犹在，不可粗心大意。
结果，这个小官死在了狱中。不过，朱元璋一意孤行，倒也不完全是刚愎自用和固执己见。事实上，由于帝都远在东南，北边又不太平，必须有得力干将镇守地方。可惜功臣是他信不过的，信得过的只有儿子。安排朱樉都西安，朱㭎都太原，朱棣都北平，朱橚都开封，其良苦用心已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再说太子已立，又何惧之有！
但是谁能想到，那储君竟会先他而去呢？
皇太子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去世的。当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打击，便老泪纵横地在东角门召见群臣，询问计将安出。
八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说：有皇孙。九月，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现在看来，这未必是朱元璋的唯一选择，更非他的最佳选择。作为踏着无数尸骨登上皇位的枭雄，他非常清楚幼小文弱的朱允炆多半压不住阵脚，立燕王朱棣更为合适。因此他问：国赖长君。第四子英武似朕，立为太子如何？
刘三吾又说：立了燕王，秦王和晋王怎么安排？秦王和晋王同为嫡子又年长，摆不平啊！
朱元璋只好作罢。
被立为储君的那个十五岁少年也忧心忡忡。他问自己的辅臣黄子澄：叔叔们如狼似虎，到时候我可怎么办？
答：削藩，削弱藩王们的力量。
朱允炆听进去了。六年后即位，他又问黄子澄：当年在东角门说的话，先生忘记了吗？
答：不敢。
但是怎么做，有分歧。
兵部尚书齐泰主张直接拿朱棣开刀，因为威胁最大的是马皇后那四个儿子，而秦王和晋王在此时都已去世。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拿下朱棣，便可定局。
黄子澄却认为，燕王树大根深难以动摇，因此主张吃柿子挑软的捏，先将本来就有劣迹的诸王问罪，其中首选就是周王朱橚。朱橚和朱棣是同母兄弟，削周即削燕。议决，便雷厉风行。
周王朱橚被秘密逮捕，废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岷王朱楩（读如便宜的便）被废为庶人。
齐王朱榑被废为庶人，软禁在南京。
代王朱桂被废为庶人，软禁在大同。
湘王朱柏拒捕，自焚而死。如此霹雳手段，连建文帝都看得胆战心惊。因此当齐泰和黄子澄主张再接再厉抓捕燕王朱棣时，他犹豫了。这位新皇帝说：朕即位不久，便已经连废五王。如果还要动到燕王叔叔头上，你们让朕如何向天下人解释交代？齐泰和黄子澄也只好作罢。
燕王却坐不住了。
没有证据表明这位藩王早有觊觎皇位之意，也无法肯定他就不曾想过。论文韬武略，此人原本远胜建文帝。更何况朱元璋的凤子龙孙，谁都有资格当那接班人。
有人便认为皇帝就该朱棣来做。
这个神秘兮兮的人物叫姚广孝，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后来还俗。洪武三年太祖封建诸王，要求儿子们各选名僧作为国师，姚广孝或者说道衍却自己选了朱棣。他对这位新王爷说：殿下如能用臣，当送白帽一顶。朱棣是王。王上加白，是皇。
半僧半俗的道衍法师姚广孝被燕王带到北平，成为王府里面摇鹅毛扇的人物。他甚至不放过任何煽风点火和积极劝进的机会。洪武末年某日，天气寒冷，燕王出上联说：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应声答道：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朱棣听了，据说非常高兴。可惜，这多半只是小说家言。
朱棣后来的决定，也非姚广孝能替他做。
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自从开始削藩，朝廷与燕王之间的相互猜忌和防范就从未停止，哪怕朱棣在家中装病也无济于事。建文元年六月，有人举报燕王府中有阴谋，又有人供出燕王准备起兵。兵部尚书齐泰立即发出兵符，命令北平都司官员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不肯从命，潜入燕王府如实相告，开诚布公地说：王爷如果没有那个意思，请束手就擒跟臣走。如果有，也请实话实说，不必相瞒。瞒。朱棣无路可退，只能要姚广孝择日起事。
姚广孝却说，必须某月某日某时。
结果时辰一到，雨骤风狂。
燕王脸色大变。
那和尚却说：
圣殿下是个龙，正要风雨大，方助得势头起。
朱棣闻言大喜，下令出征。
明代历史也从此改写。
兵出燕山
朱棣出兵前，先杀了几个人。
被杀的是朝廷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地方官。朱棣装病的时候他们曾经前往探望，只见王爷大热天拥着火炉，还浑身哆嗦叫冷。因此，当燕王宣布病愈，并且表示愿意交出朝廷通缉之人犯时，他们犹豫了片刻还是进宫了。
燕王请他们吃西瓜。
刚刚吃了一片，燕王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寻常百姓家尚且兄弟宗族和睦，寡人身为天潢贵胄却天天被追杀，简直不得一日安宁。朝廷待我如此，还有什么是干不得的？本王又何曾有病，全是被你们这帮奸臣所逼！
说完，愤然扔下西瓜。
卫士们一拥而上，南京政府的人被擒。北平也很快就落入燕王手中。
接下来便是祭旗衅鼓，誓师出征。
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法律依据则在祖训：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还。因此，朱棣以“靖难”自居。
可惜这说不通。
没错，燕王可以把齐泰和黄子澄说成是奸臣，内有奸恶亲王也可以统领镇兵讨平之，然而前提却是奉天子密诏。那么请问，朱棣有建文帝的密诏吗？当然没有。
何况最后是要退兵归藩的，有吗？
也没有，恐怕就不曾想过。
那他不是谋反篡逆是什么？
燕王自己当然更是心知肚明。建文削藩时，曾派刘伯温的儿子刘璟到北平观察动静。燕王知道刘璟非同寻常，便在某次下棋时半开玩笑地说：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吗？
刘璟正色回答：该让的让，不该让的半点不能。所以燕王对姚广孝说：民心向着那个人，奈何？
姚广孝答：臣只知天道，不知什么民心。这是胡扯！
什么是天道？
出征时的狂风暴雨吗？
当然，如果有灵异，燕王他们也不会放过。建文四年五月七日，燕军兵临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城下，守将二话不说就开门投降。朱棣高兴地问：你是怎么想的？
守将答：本地僧伽神最灵，是他托梦于臣。
这故事立即被遍告全军。不过，朱棣非常清楚，民心向背还得自己争取。因此他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坚持严明纪律约束部队，绝不允许滥杀无辜和掠夺百姓，甚至要求优待俘虏，善待亡灵。
燕王自己也以身作则。他曾经亲自走进战俘营里对那些降卒说：谁没有双亲？谁没有故土？本王也是为了妻儿老小能够活命，不得已才起兵的。你们愿意留下的，将来本王论功行赏，想回家的发给盘缠，私自逃跑者格杀勿论。所有人都山呼万岁。
阵亡的南京政府军将士则被以礼安葬，燕王甚至为他们撰写了碑文，大意是：你们都是追随太祖高皇帝南征北战的英雄啊！如今既无公义又无私仇，只因奸臣逼迫，便毙命于刀锋之下，暴尸于荒野之中，真是何等无辜和不幸！结果，战俘们回去以后都说燕王仁义。
背了黑锅的齐泰和黄子澄禁都禁不住。
对待自己的部下，燕王更是将心比心。某次行军露宿在野外，天寒地冻夜不能寐，唯独燕王面前有一小堆废弃马鞍燃起的篝火。看见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往火前凑，燕王立即发出邀请，让他们围在自己的身边。朱棣说：饥寒交迫最难忍受，本王真是恨不能让三军将士都来这里烤火啊！这个故事迅速传遍全军。
甚至直到胜利在望的建文四年年初，燕王也没有改变他的一贯作风。某次行军途中，他看见一个生病的士兵躺在路边呻吟，立即让随从把士兵扶上自己备用的马匹。燕王动情地说：人病不能行走，不带上他就意味着抛弃他。何况他是因为随我征战而生病的，又岂有不闻不问之理？这个故事同样迅速传遍全军。
将不弃则兵不离。艰难的三年内战中，南京政府军不乏投降者，燕王这边却几乎不见叛逃，并非没有原因。更难得的是，朱棣并不以功利主义的态度看问题。建文四年六月，南京政府军中有人杀了兵部侍郎陈植，率众投降燕王。燕王的处置却是将那邀功请赏的叛徒立即斩首，同时隆重地安葬了拒不投降，坚持抵抗自己的陈植。这个处置漂亮之极。实际上燕王这样做，恐怕不仅只是教育部下应该忠诚，也是在宣示自己战争的正当性。因为正义之师是不会欣赏叛徒的，尽管他一直在招降纳叛，也尽管泗州守将投降与那个家伙杀害陈植只差一个月。但，前者是得到神启，后者却是卖主求荣，又岂能同日而语？
朱棣称得上是政治家。
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牌。
当然，战争毕竟是战争，不能战胜对方便是空谈。何况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反抗朝廷，原本就处于劣势；而坚持正统观念和纲常伦理，效忠建文皇帝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南京政府军的先锋官平安。
平安是朱元璋的养子，曾经跟随燕王攻城略地，对燕王的战略战术了如指掌。因此两人的战争可谓棋逢对手，不敢大意的燕王也只好亲自迎战。结果是马受伤，箭用完，手中宝剑折断，五次三番差点就被平安立斩马下。
事实上从建文元年到四年，作为死敌和劲敌的平安每次都让燕王几乎陷入绝境。甚至直到后来战败被俘，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臣杀殿下，有如摧枯拉朽。
燕王叹息说：高皇帝真会养壮士！
然后，客客气气把平安押送北平。好在平安是将不是帅，燕王的政治天赋和军事才能却远在建文帝之上。当然，他也应该感谢父皇把功臣和宿将杀得差不多了，建文帝能够支持三年只因为他在南京。
燕王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他决定不再攻城略地，而是直扑金陵，并且绕过济南和徐州。因为尽管经由济南是走直线，可惜济南的守将忠贞不二智勇双全。建文二年，用兵如神的燕王中了他的诈降之计，差点死在那里。除了避其锋芒，其实别无选择。
攻打徐州也一样，那只能是消耗战。
事实证明朱棣的决策很正确。建文四年四月，孤军深入的燕王在南方战区大败政府军，活捉平安。战争进行得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燕军将领绝大多数都信心不足。因此，胜利之后全军欢声雷动士气高涨，黄子澄闻讯则放声痛哭：大事去矣！我们这些人死一万次，也不能赎误国之罪！形势急转直下，民心向背大变。
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起兵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没有太多人在意，大家更为关注的是谁胜谁负。毕竟，无论谁当皇帝都是朱家人，其实不关臣民的痛痒。成者王侯败者寇，正确地选边站队才是牵涉到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那么，南京方面又如何呢？
朱棣得位
南京政府昏招迭出。
不能说建文帝没有头脑，更不能说他没有预感。据未必可靠的史料称，册封皇太孙之后，朱元璋曾自鸣得意地对他孙子说：朕安排已定。诸王驻守边疆，边境可保无事，你就高枕无忧踏踏实实地做个太平皇帝好了。
朱允炆却问：外敌入侵有诸王，诸王发难又靠谁？
太祖高皇帝竟无言以对。
看来，那时他并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
沉默良久，朱元璋反问：你说呢？
朱允炆答：以仁德感化，以礼仪制约，感化制约不了就削减封地，削藩不成就废爵，实在不行就出兵。
高皇帝说：也只能如此。可惜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沙盘推演都没有。因此事到临头，建文帝和他的臣僚并不知道计将安出。最为迂腐可笑的是，与朱棣一口咬定自己受奸臣迫害，兵出燕山属于正当防卫相反，他们就连如何定义这场战争都要争论不休。最后还是齐泰一锤定音：明其为贼，敌乃可克！建文帝这才下诏，称朱棣“义不容赦”云云。
然而四个月后，齐泰和黄子澄就被罢官。直接原因当然是南京政府讨伐“反贼”的大军被打得一败涂地，燕王语气强硬地要求立即处死奸臣。皇帝不能照办也不能不办，只好将齐泰和黄子澄藏起来，再用罢官的说法去忽悠燕王。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请问，齐泰和黄子澄到底是不是奸臣，燕王又是不是反贼？如果燕王是反贼，就该驳回妄言将其剿灭。如果齐泰和黄子澄是奸臣，则应该捉拿归案就地正法。现在的做法两头不靠，算是哪一出？
何况“清君侧”不过借口。处分齐泰和黄子澄，这借口就等于被坐实。更何况明贬暗藏，天下人能不知道？结果是除了让燕王耻笑，将士寒心，不会有什么别的效益。
问题是这种蠢事不止干了一回。建文三年，正月时东昌告捷，齐泰和黄子澄官复原职；三月份兵败大名，那两个人又被贬斥。如此首鼠两端，只能说明建文帝既无定力，也无主见，还没有担当，只能让燕王看不起。所以，朝廷以后再派使节，便只有受辱的份。
比如最高法院副院长薛岩。薛岩是在齐泰和黄子澄再次罢官时出使燕营的，燕王则在之前对此表示了有条件的满意。于是朝廷便以为有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机会，开出的条件则是恢复朱棣王爵，也不追究他和将士们的战争责任，只是以后不得干预朝政。
与此同时，他们又拟定了天子密诏印在黄纸上，让薛岩将这些传单在燕营秘密散发，以动摇军心。
燕王看了公文，问薛岩：皇上怎么说？
薛岩答：殿下早上解甲，朝廷晚上就撤兵。
燕王一声冷笑：这不是哄小孩子吗？
薛岩吓了一跳。
燕王又说：我这里有大丈夫！
众将士齐声呐喊：杀了他！
薛岩屁滚尿流。
燕王却说：薛岩是天使不是奸臣，随本王阅兵吧！
这其实是耀武扬威，薛岩也看得心惊肉跳。
那些黄色的纸，当然根本不敢拿出来。
回到南京，更满嘴都是燕王的好话。
这是建文三年四月的事。到四年六月，谈判代表就升级为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条件也变成了划江而治。
燕王却不吃那一套。
他问：周王和齐王在哪里？
郡主如实回答：周王尚未复爵，齐王仍然软禁。
燕王一眼看穿南京政府没有半点诚意。是啊，如果当真想要和平，周王和齐王就是最好的谈判代表。至少，也应该改善二王的现状做做样子，他们却连样子都不肯做。
割地求和，也是这样求的？
呵呵！这可真只能“呵呵”了。
不过，燕王心里冷笑，话却是另外一套。他流着眼泪对堂姐说：弟弟不想要地。皇考赐的地尚且保不住，哪里还敢想什么划江而治？弟弟只想诸王复位，只想杀奸臣。请姐姐替我转告，如果上天保佑，兄弟姐妹们见面不晚了。
哈哈，这其实是最后通牒。谈判代表则继续升级，变成诸王。
传达的内容，则还是前面那一套。
燕王一看又没有周王，脸色马上就变了。何况诸王都是他的弟弟，也就毫不客气：刚才那些话是奸臣教的吧？
诸王哭丧着脸回答：皇兄明察秋毫。什么事情都没办成的诸王被礼送回京，建文帝计无可出，只能以泪洗面。齐泰和黄子澄外出搬兵并无结果，秘密送往全国各地的诏书也如泥牛入海，丧钟却悄然响起。皇帝终于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事实上在那个闷热的夏天，背叛成为主题，就连建文帝最信任的谷王朱橞（读如惠）和大将李景隆也不例外。朱橞是诸王中最早举报北平有变的，后面那位则是秘密逮捕周王的执行人，以及讨伐燕王的前线总指挥。然而六月十三日那天燕王兵临南京城下，打开金川门的就是他们两个。兵不血刃进入帝都的燕王立即派出骑兵千余，寻找周王和齐王。据说，周王看见铁骑奔驰吓得魂飞魄散，得知是派来救他的才破涕为笑。不过，周王、齐王、谷王和李景隆以后也都被指控谋反，因为朱棣做了皇帝也要削藩。至于朝廷官员，正史的记载是两个字：俱降。俱降未必，多降恐怕是真。
建文帝则下落不明。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宫中曾经燃起熊熊烈火，大火扑灭后也找到了烧焦的尸体。于是燕王宣布那就是朱允炆的遗骸，并在八天后以天子之礼安葬。但，更多的人相信建文帝已经出走。
出走并非没有可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火是建文帝在绝望时下令放的，混乱中马皇后跳进火中殉节，其他人则找到了朱元璋秘藏的小箱子。打开一看，内有三张作为僧侣出家证明的度牒，以及关于逃跑路线的指示。大家依计而行，从便门逃出皇宫，又在护城河边见到前来接应的道士。
那道士说，是太祖高皇帝托梦要他来的。这种诡异的故事可信程度很低，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建文帝确实自焚而死，那具尸体也可能是马皇后的。事实上朱棣自己也将信将疑，因此后来一直派人四处暗访。不过这在当时问题不大，因为无论如何建文帝都已不在岗。
填补空白的，则非燕王莫属。
有人却问他：殿下先谒陵，还是先即位？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燕王直奔孝陵而去。这里面的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先谒陵，则皇位来自太祖。因此，提醒燕王的那个名叫杨荣的小官，后来便成为新皇帝的重臣。之后，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由于年号永乐，所以也叫永乐皇帝。
历史则失去了一次机会。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文帝跟他父亲一样宅心仁厚。如果此后几十年的执政者是他而非暴力夺权的燕王，明代政治也许不至于那么黑暗。
永乐皇帝朱棣也很快就露出了狰狞面目。
大屠杀开始了。
血腥镇压
朱棣最想杀的，当然是齐泰和黄子澄。
这件事很容易地就办成了。毕竟，他们是朱棣起兵以后始终口口声声要杀的所谓奸臣。因此通缉令一下，很快就被捉拿归案，也不会有人胆敢营救。结果齐泰被杀，还牵连到族人。只有六岁的儿子幸免于难，发配为奴。黄子澄则被带到御前审问。这位削藩的“首恶”丝毫都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毫不客气地对朱棣说：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只怕子孙后代有跟着殿下学坏的。
朱棣恼羞成怒，下令将黄子澄的家人和亲戚全部带过来让他们号哭，然后要黄子澄写下自己的罪状。
黄子澄写道：罪在削燕太晚，以致成此凶残。
朱棣怒不可遏，下令砍去黄子澄双手。
接着，又砍去双脚。
最后，他被肢解。
黄子澄求仁得仁，死而无憾。
兵部尚书铁铉（读如绚）也一样。
铁铉是朱棣的劲敌。建文二年燕王攻济南，守将便正是此人，结果围攻三月不下。朱棣无奈，下令引水灌城。铁铉却让守城士兵昼夜哭泣：我们就要像鱼一样死了。又让百姓出城说：谁不是高皇帝儿子？谁不是高皇帝臣民？如果大王退兵十里单骑入城，臣等敢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燕王信以为真，果然单刀赴会。
结果呢？刚刚走上吊桥，铁板就从天而降。
死里逃生的燕王下令炮轰济南城，铁铉却在城楼上竖起太祖高皇帝的牌位，害得朱棣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最后还是姚广孝把他劝回北平，铁铉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一箭之仇，岂能不报？
何况此人还死不改悔。
实际上铁铉被带到朝堂后，就自始至终背对朱棣，口中更是骂声不绝。朱棣下令割掉他的耳朵，铁铉不回头。割掉鼻子，依然故我。气急败坏之下，朱棣丧心病狂地命令将那些割下的肉烧烤以后塞进铁铉嘴里，问他好不好吃。
铁铉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好吃。
朱棣暴跳如雷，大喝一声：剐！
结果，刽子手剐一刀，铁铉骂十句。
这时朱棣简直就要气疯了，下令将铁铉扔进油锅。然而进了油锅，尸体也不面对御座。朱棣盛怒，又让宦官将尸体捞出朝北跪下，冷笑一声说：看你朝不朝朕！
谁知话音刚落，铁铉身上的沸油突然四溅，宦官们纷纷夺路而逃。回头再看，那尸体依然背对朱棣。
朱棣目瞪口呆，只好下令安葬。杀铁铉，就像打了一场恶仗。
另一个人，则更让朱棣为难。
这个人叫方孝孺。
方孝孺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和建文帝的顾问，出的主意其实比齐泰和黄子澄还多。建文三年，他替皇帝写了一封信给朱棣的世子朱高炽，许以燕地王爵策动他背叛父王，同时派间谍驰报燕王称世子谋反。朱棣将信将疑之际，来信却被朱高炽原封不动送到行营。燕王马上明白这是离间计，火冒三丈地说：混账王八蛋！差点误杀我儿！这样的人当然会在黑名单上，而且名列前茅。朱棣却不想杀他，也不能杀。
不杀有很多原因。当年朱棣兵出燕山，姚广孝送行到北平郊外，突然跪下来说：臣有一事相求。
燕王说：请讲！
姚广孝说：南方有个人名叫方孝孺，博学多才，在士人当中威望极高。主公事成之后，他一定不肯投降，请千万不要杀他。杀了他，臣担心从此就没有“读书种子”了。
燕王满口答应。不过，朱棣不想杀方孝孺，还因为要他做事。当时群臣异口同声：起草即位诏书非此人不可。朱棣只好将他从狱中放出，客客气气地请到朝堂，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
没想到，方孝孺却披麻戴孝，进来就放声大哭。
朱棣当然知道这是为了建文帝。
于是他说：先生节哀，我也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
方孝孺问：成王在哪里？
朱棣回答：他自己烧死了。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儿子？
朱棣回答：国赖长君。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弟弟？
朱棣回答：这是朕的家务。
然后，永乐皇帝走下御榻，放下身段柔声说：昭告天下的文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请先生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苦。
左右也及时地递来纸笔。
方孝孺却把笔扔了，还边哭边骂。
朱棣问他：你不怕死？
方孝孺答：死就死，诏不可草。
朱棣又问：难道不怕株连九族？
方孝孺答：即便十族又如何！
朱棣忍无可忍，方孝孺果然被诛十族。
十族，就是九族再加上学生。
这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死者共计八百七十三人。更为残忍的是，每个人死前都被带到方孝孺面前，然后当着众人也当着他的面处死，最后才轮到他本人。永乐皇帝简直就是蛇蝎心肠，禽兽不如。
可惜，方孝孺恐怕也是混蛋。
没错，此人确实有气节，堪称铁骨铮铮，这也是他备受推崇的原因。问题在于，坚持气节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要求家人和学生去送命。铁铉就没有这样做，他的两个女儿后来还被嫁到良善人家，尽管曾经一度发配娼门。朱棣其实并未天良丧尽。
方孝孺却铁石心肠。八百七十多人死在他面前，居然能无动于衷，直到弟弟被杀时才流下眼泪。即便如此，也丝毫都不反省这是“便十族奈我何”那句话引起的。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利那样说，难道这些人命都是你方孝孺的？如此将他人生命不当回事，跟朱棣之流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么请问，当时他该怎样回答？
自称周公的，也不会诛人九族。
想当年，陈宫就是这样回答曹操的，结果自己全节家人全身。方孝孺却只有学问并无智慧，南京政府昏招迭出便多半要拜这位气节先生所赐。这不奇怪。程朱理学之后，中国的读书人要么虚伪，要么迂阔，甚至脑子里面全是糨糊。
正直而智慧者，凤毛麟角。
不过在崇尚“以德治国”的社会里，有气节总归是受人敬重的。因此不但方孝孺的故事广为流传，另一些忠臣孝子的事迹也被传得神乎其神。比如监察官员景清，因试图刺杀朱棣而被活剥人皮，然后皮中塞草挂在长安门。结果有一天永乐皇帝路过门下，那草人居然挣断绳索扑了过来。
这当然靠不住，就连铁铉的故事也多半是虚构。
但不管怎么说，诸如此类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便至少说明人心不服，朱棣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据说他甚至梦见景清提剑绕床而行，醒来后竟是一身冷汗。于是他认为，南京这地方是住不得了。
迁都北京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朱棣正式宣布迁都。新首都是他的老窝北平，不过在永乐元年的正月就已经改名北京。北平地区当然也相应地改为顺天府，以对应南京地区的应天府。对此，朱棣的解释是：开基创业，兴王之本为先；继体守成，经国之宜尤重。这倒不完全是官腔。正如明中叶一位大学士所说：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两都并立，以军事重镇北京为首都，经济中心南京做副都，就能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确保帝国长期的稳定和安全。何况在此之前，忽必烈已经将京杭大运河取直。明成祖再将不够畅通的河段予以疏浚，东南的物质财富就不必绕道洛阳而能直达北京，也不必像元代那样部分依靠海运。
因此到了永乐十三年，海运便完全停止。新都则在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启用，并成为明清两代的京城，尽管后来的样子跟永乐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外城就是嘉靖年间修的，而且由于经费不足变成了半截子工程。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即便没有外城，明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足够壮观，并且足够体现中华帝国的皇权意识了。
那就走进去看看虚实。
虚实是一目了然的。从空中俯瞰，不难发现嘉靖以前的北京由三重城圈构成。三重城圈都是方的，而且全部很标准地坐北朝南，端端正正，就像一套方盒子。里面的两个盒子都是矩形，最外面的一个则接近于正方形。
三个盒子由里到外，分别叫宫城、皇城和京城。
宫城是北京的核心。由于对应天上的紫微星，又是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禁区，所以也叫紫禁城。这座由50米宽护城河环绕的城中之城，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小县城，却只住皇帝一家人，以及他们的服务人员。
没错，至尊天子当然享受至尊豪宅。
紫禁城四门，东西南北各一座，分别象征着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和北玄武。因此北门就叫玄武门，清代才改名神武门。这恐怕是有来历的——唐代长安的宫城北门就叫玄武门，皇城之南则是朱雀门以及又叫天街的朱雀大街。
北京紫禁城的南门却不叫朱雀门，叫午门。
午门很奇特。它的左右建两翼式城墙，围合成兼有朝堂作用的广场，并且放有日晷和铜制的度量衡模具。授时（每年冬至颁发新历书）在这里，核实计量标准在这里，献俘和廷杖也在这里。午门外广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
东西两边，则是东华门和西华门。
与午门和玄武门都在城墙正中不同，东华门和西华门在宫城城墙偏南。这是因为紫禁城内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建筑由南向北，南区是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北区是乾清和坤宁两大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是后加的，南区的三大殿也在清代改名为太和、中和、保和。
宫属内，属阴，所以是偶数。
殿属外，属阳，所以是奇数。
三大殿南是文华殿和武英殿，则叫左文右武。
显然，前三殿是办公场所，后两宫是私密空间，东西两门也就得开在偏南处，接近文华殿、武英殿和文渊阁。这样既能方便朝臣和太监出入，也不会惊了陛下的春梦。
这种布局，就叫前殿后宫，或前朝后寝。
把紫禁城包围起来的是皇城。皇城有内外，外皇城是西南部分缺了个角的矩形，共有四个门：南边天安门，北边地安门，东边东安门，西边西安门。天安门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在明代叫承天门。作为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的前方是御道，东西是天街，左侧是太庙，右侧是社稷坛。左祖右社，是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象征。
最外面的一圈，则叫京城。
京城也有内外，早期只有内城。内城南面正中的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两边是崇文门和宣武门，表示文韬武略或者文治武功。北面东边的叫安定门，皇帝每年一次从这里出去到地坛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西边的叫德胜门，凯旋的军队由此门班师回朝，以宣示圣德战胜了敌人。东西两面各两个门：东南朝阳门，西南阜成门，东北东直门，西北西直门。以上九个，都是京城的门户，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三个城圈一线贯通。宫城玄武门和午门，皇城地安门和天安门，京城的内城正阳门和外城永定门，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还有国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现在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显然，这是精心设计和规划的结果。
建筑史家傅熹年先生的发现更为惊人：紫禁城中，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存在模数关系。它们不但都是矩形，而且南北长和东西宽之比都是11∶6。同时，由于前者的长和宽都是后者的两倍，因此前三殿区的面积是后两宫区的四倍。
或者说，前三殿恰恰是四个后两宫。
有趣的是，如果在这两个矩形的四角各画对角线，交叉点便正好落在乾清宫和奉天殿（太和殿）的中心。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和接见臣下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奉天殿则是举行登基、大婚或寿诞等隆重仪式的殿堂。前三殿区和后两宫区的几何中心在乾清宫和奉天殿，说明什么呢？
皇帝无论在前朝还是后宫，都是中心。
另外一组数字也很有意思：天安门至大明门段的长宽均为后两宫区的三倍，大明门至景山北墙的距离是后两宫区之长的十三倍，京城内城面积则是紫禁城的五十倍。
这又说明什么呢？
明代北京城市规划的模数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模数是后两宫区。至于1∶49的比例，则体现了《周易》的思想：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系辞上》
这无疑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数字，却未必是为了取代元大都的规划模数。没错，元大都东西之宽为宫城的九倍，南北之长为宫城与御苑总长的五倍，正所谓九五之尊。这个模数并非不能再用，前三殿和后两宫台基的长宽之比便正好都是九比五。只不过按照《周易》的观点，有用的四十九是被创造者，不用的一是创造者。紫禁城占五十分之一，就意味着北京城是紫禁城演化衍生，皇帝是万民父母天下之主。众星拱月，或者太阳系啊！
如此说来，迁都北京岂非大手笔？
事实上，几乎永久性地奠定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只是朱棣即位以后所做诸多大事中的一件。太祖时期作为临时性机构的内阁成为定制，曾经尾大不掉的藩王变成徒有虚名的寄生虫，便都是他的大动作。这些制度都被他的子孙全盘继承，由此形成明代政治的个性和特色。
这样看，朱棣更像明的奠基者。
然而这种“成功”只是对统治者而言，甚至只是满足了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民众以及官员都不是福音。帝国大厦最后轰然倒塌，也要拜朱棣的制度设计所赐。因为这些制度仅仅保护皇帝一个人，而统治的手段又极为变态，完全无视包括士大夫在内所有臣民的生命、人格和尊严。
那么，永乐时期成型的明代特色又有什么呢？
宦官把持、特务监控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