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大宋革新 第一章 新生活


  闲情与闺情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那会儿,有位名叫晏几道的词人与他朝思暮想的女子不期而遇。似梦非梦又惊又喜之余,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釭就是灯,读如刚,也读如工。剩把银釭照,就是不断地、一个劲地举着银灯照了又照,生怕看不清楚,生怕看不够,生怕看错人。即便如此,也仍然担心是在梦中。

  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

  如此感受我们似曾相识。安史之乱时,杜甫与家人劫后团圆,不就“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吗?与晏几道久别重逢的,难道也是战乱中离散的亲人?不,是曾经邂逅的某位歌女。

  已经无法确认歌女的姓名。我们只知道,在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词人曾为她开怀痛饮,她也为词人轻歌曼舞通宵达旦,唱尽了歌诗,而那些曲目是写在扇子背面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就是这个意思。

  一夜之欢,竟是终身难忘。

  呵呵,这也未免太过钟情。

  问题是这种深情在宋词中并不罕见。比如: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章台路,其实是夜总会的代名词,因为唐代长安歌女和舞女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章台街。词中“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一句,也有红颜易老青春不再的意思。显然,这首词就是为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所写,而且充满同情心。

  那么,作者又是谁?

  当过副宰相,常以儒家庄重面目示人的欧阳修。

  当然,也有人说作者是五代南唐的冯延巳。但是这并无所谓,冯延巳也当过宰相的。何况欧阳修还为歌女写过别的词作,比如: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这可真是: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说起来这也是晚唐和五代的传统。实际上,又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也因为正如《安史之乱》一卷中所说,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那是一些相当感人的故事。比如有位女子明明知道留不住自己的情郎,即便“留得也应无益”,却又清楚地记得离别之时他穿的衣服:白纻(同苎,读如住)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是啊,这样一位白衣翩翩美少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却要去那莺歌燕舞的扬州,怎不让人伤心欲绝?异曲同工的还有另一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如同记录历史一样以准确的日子开篇,之前虽然也有杜甫做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但《北征》原本就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作品,当然郑重其事。这首词写的又是什么呢?男女之情而已。这可真是:心之所系不在国情,而在闺情。

  的确,宋代词人是多情的。一段艳遇,甚至也许只是看了一眼,便能产生千古绝唱,比如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凌波,即美女的脚步;芳尘,即美女的身影。这位美女是何许人也?不知。作者却忍不住猜想:她那锦瑟般的青春年华,会和谁一起度过呢?但,反正是见不着了。只留下痴情的词人不但目送,而且心随。他那无限的惆怅,就像满地的青草,满城的柳絮,满天的黄梅雨,又多,又轻。轻的感觉早就有了,比如: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这首介于诗与词之间的名作,是可以看作宋词之鼻祖的。实际上从中唐开始,诗家和词人的心中便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这种思绪屡屡成为他们的话题,欲诉还休欲罢不能。尽管谁都说不清楚,那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似梦非梦,似云非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大约,也只能叫闲愁,或者闲情。

  闲愁在北宋词人张先的笔下如诗如画。正如有“梅子黄时雨”名句的贺铸被称为“贺梅子”,善于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张先也被叫作“张三中”。张先却自命“张三影”,因为他自己最得意的词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其实,张先更漂亮的句子是: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这样的意境,真是轻到了极致。

  的确,苏轼之前,甚至之后,宋词不少是轻音乐,主题则不是闺情便是闲情。风花雪月、离愁别绪和艳遇雅集往往被视为当行本色,代表人物则是晏几道的父亲晏殊。

  晏殊是无论写闺情或闲情都极其到位的。比如: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又如: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再如: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以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如此这般的花轻似梦,雨细如愁,显然大不同于唐诗之包罗万象,气贯长虹。看来,至少在晏殊他们那里,词的追求已不在厚重,而在工巧;不在气象,而在心境。代表作,便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的时代,是北宋前期的太平盛世;他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然而,我们却分明从他词中读出了无名的惆怅,淡淡的忧愁。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竟然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场,确实令人惊诧,也让人感慨。

  唐宋之别,或许就在这里了。

  的确,赵宋与李唐大不相同,不但政权是新的,制度是新的,文化是新的,生活是新的,就连首都也是新的。过去的京城不是长安便是洛阳,宋却先是开封,后是杭州。

  那就让我们走进宋都,去看看那里的生活。

  市井歌谣

  最熟悉都市生活的,是柳永。

  与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不同,柳永一生并不得意。他曾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名落孙山。原因,据不太可靠之野史的说法,是主张儒家正统思想的皇帝不满意他为歌女创作靡靡之音,宋仁宗甚至批了“且去填词”四个字。于是柳永便在落榜之后写了一首《鹤冲天》,声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扬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皇帝更不高兴了,干脆将其拉黑,以示成全。官场失意,那就去情场。于是,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就像“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唐代诗人杜牧,一生流连忘返于歌楼妓馆,为那些女人写下了不少名作,比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脍炙人口的,还有这首《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千古名句,就是这样来的。

  这可真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

  但不管怎么说,柳永成了歌女们的最爱。因为一个歌女是否当红,不仅要看色艺,还要看能否成为最新流行曲目的首唱之人。因此,歌女们恨不得把柳永包养起来。就连此公死后的丧葬费,据说也是由她们集资凑份子。柳永也不负歌女们的厚望。他不像同样写“艳词”的其他人那样假正经,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大量使用民间俚语为通俗歌曲撰写歌词。比如:针线闲拈伴伊坐。或者: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如此明白如话,当然为自命清高的雅士不容。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恩科,柳永进士及第,吏部却不授官。柳永到政府投诉,宰相晏殊问:这位才俊,是写小曲的吧?

  柳永答:就像相公您也写歌词一样。

  晏殊说:老夫歌词里可没有“针线闲拈伴伊坐”。这就是偏见了,柳永当然不会接受。何况柳永也并非不能够雅。那据说引得金主完颜亮顿起投鞭渡江之意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出自他的笔下。柳永,是能俗能雅,雅俗共赏的。

  结果是什么呢?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歌谣。所谓“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为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没错,井边总会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有商机。

  市井之名,即源于此。宋都开封就有这样的井。它的位置在进城不远的十字路口偏西,井东有商贩支着遮阳伞在卖佛具,井西是一家诊所兼大药房。对面路南的棚子可能是说闲话的茶摊,也可能是听故事的书场,茶摊或书场的南边可能是当铺。井的斜对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务酒店,叫“久住王员外家”。这是典型的市井。

  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是《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的意思,可能是清明节、清明坊(开封地名)或者清明盛世;上河,则可能是“皇上之河”或者“溯流而上”。

  不过,就连这样其说不一的解释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图中所绘并非汴河,也非开封,而是某个卫星城市。还有人认为这幅画不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的写实作品,而是南宋时期某个或某些画家对开封(汴梁)的追忆。于是,此画成谜。

  但,说它是北宋的城市风俗画,应该没有问题。

  同样不成问题的是,柳永对这一切恐怕都很熟悉。因为他不但久在开封,还曾客居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全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而他出没的,也无非是风月场所和酒肆茶楼。什么叫市井生活,他应该再清楚不过。

  可以作证的,是他的《锦堂春》。

  这是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词,应该是由女艺人来扮演失恋的痴情少妇。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她,已经被杳无音信的情郎弄得“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而那个负心汉当初为了博得好感,竟是骗她剪下了一缕秀发的。

  然而怎么样呢?得手之后,便再三爽约。

  于是,一个收拾那家伙的计划便在她心中形成:下次他若再来,不开房门。即便放他进来,也不上床。直到夜静更深那人心痒难忍时,再细细数落,慢慢修理,一定让他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这可是只要想想就十分过瘾的。

  同样不难想象,演出现场一定是满堂喝彩。

  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和情感只属于市井小民,这样的民众在《清明上河图》中则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也应该是此类表演的热心观众,就像来到纽约和巴黎的人要去百老汇,看红磨坊。

  宋代的娱乐场所叫勾栏瓦舍。勾栏也叫勾阑,原意是曲折的栏杆,宋元时期指瓦舍中的演出棚,相当于戏院。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意思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逢场作戏,所以用来指市民娱乐的演艺场所。演出难免有色情或情色内容,但勾栏瓦舍变成妓院的代名词,再等而下之地由瓦子变成窑子,则要到明代以后。开封的勾栏瓦舍为数不少,这是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告诉我们的。该书跟《清明上河图》一样,记录的都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时期开封的实况。据称,当时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之一“象棚”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

  杂耍之一是相扑,也叫探搏。从宋画中看,探搏很像日本相扑,只不过运动员没那么胖。另外,宋代相扑还有女运动员,曾经进入皇宫表演。开封瓦舍里也有专门卖假货的商铺和市场,叫何楼,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柳永词大受欢迎,丝毫都不奇怪。

  但,意义却非凡。

  我们知道,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Citizen)或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古希腊公民是城邦(Polis)里的人,西方的市民是城市(City)里的人,中国古代的市民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甚至不是“市民”,而是“市人”。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

  那就再到井边去看一看。

  椅子与包子

  井边那家药铺里,应该有椅子的。

  药铺叫“赵太丞家”,看来是老字号,也是大药房,还很可能有官方背景。因为太丞是太常寺太医局的长官,也就是宫廷办公厅保健局的局长。何况该局长还姓赵,说不定跟皇家有什么关系,这才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药铺在开封城内很是不少,而且专业化,比如山水李家专司牙科和喉科,银孩儿、柏郎中家小儿科,大鞋任家产科。当然,这些药铺同时也都是诊所。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交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椅上与榻上,有什么不同?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就像东北人的炕。实际上我国北方的火炕,很可能就是从土榻发展而来。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床,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是宋的文化遗产。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如此坐姿,当然很累,这才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审案的官员端坐桌后,惊堂木一拍,也很气派威风。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从《清明上河图》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则毋庸置疑。一般民众光顾的小吃摊供应馒头、馄饨、小菜和小酒,为达官贵人和暴发户服务的大饭店更是芳香四溢,水陆杂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包子就是有馅的馒头,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叫这名字则开始于宋,吃出花样来也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丁酉太子诞生,真宗皇帝便蒸了包子遍赏群臣。王公大臣领回去掰开一看,里面的“馅”竟是金银珠宝。这样的包子,也就他们赵家有。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答:妾是包子厨房专管捋葱丝的。呵呵,这才真是“低调的奢华”。

  不过,如此食不厌精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奸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好嘛!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精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操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精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

  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精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鸡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性,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更重要的,是情趣。

  情趣恐怕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极为亲近,甚至融为一体。那样一种宁静,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有负薪樵夫或泛舟渔父点缀其中,也非劳动的颂歌,更看不到人间疾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画面,以及懒洋洋、慢悠悠的田园牧歌。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

  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因此,那些精明的商家便会将自己的茶楼酒庄设计成园林式建筑,甚至村落之景,以此媚雅。这样一种心态,可以由一首词来代表: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这首词的作者王禹偁(读如撑)出身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是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前面所说此类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情感和对山水田园的态度,词中也应有尽有。因此,这首词是可以与宋代山水画并读的。只要读懂其中之一,就能读懂宋,以及那些情绪。

  当然,也会读懂“景德”这个年号或年头。

  景德镇

  景德是北宋第三任君主真宗的年号之一。这位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很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比如与契丹签订维持了一百多年和平的澶渊之盟(澶读如馋),进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确定天廷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另外,他还发现赵家的远祖叫赵玄朗。结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神,便有一个(玄武)被改名为真武。

  与景德年号有关的事情是:今天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样,被称为景德镇;禅师释道原撰写的禅宗史,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称为《景德传灯录》。前者关乎瓷器,后者关乎禅宗;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起来的,则是茶。

  茶、禅、瓷器,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那就先说茶。

  茶与禅的关系,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其实已略有介绍。它们都兴盛发达于唐,也都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与科举的兴起正相同步。然而“茶禅一味”的观念,却产生于宋。写下这四个大字的,是两宋之际赫赫有名的克勤禅师。其真迹在南宋时期被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荣西高僧带回东瀛,现在作为镇寺之宝珍藏在奈良大德寺。这就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的两宋。

  二、禅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

  奇怪!难道时代不同,茶味也不同?

  正是。我们知道,茶树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也早为我国的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发现,却因为茶汤有明目、提神和醒酒等功能,长期以来是做药用的。饮用,是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大行其道者,则是禅院、禅师和参禅的人。

  此后,茶便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料,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和代名词。其过程,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流行于唐,大盛于宋,普及于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元代杂剧中常常出现的说法。不过,像今天这样用开水冲泡散条形茶叶,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此前的饮茶方式则五花八门。比如,用开水煎煮茶叶叫“煎茶”,用开水冲泡茶末叫“点茶”。唐代的煎茶还要放米、奶、盐、姜、葱和香料,相当于麦片粥。茶味,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宋代的茶,什么味道?

  诗的味道。

  唐诗如酒,宋诗如茶。事实上,宋诗无法获得唐诗宋词的崇高地位,固然由于后者无与伦比,自身又有爱发议论爱讲道理的毛病,也因为不够刺激。其实宋诗不乏佳作。比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就不输唐人。但,味道总归是淡。比如: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唐诗浓烈,宋诗淡雅。

  这种淡雅倒是与山水画相一致。比如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不就是宋画中常见的田园牧歌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禅。正如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所说,自从百丈怀海进行了宗教改革,参禅与农耕就难解难分。禅院的僧侣固然要参加劳动,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士人也不妨从中悟得般若智慧,哪怕农作不过做做样子。

  只有喝茶,是当真的。

  宋代上流社会的饮茶极其讲究。比如点茶,便先要用纸将茶饼包好捶碎,再用碾子磨成细末,然后用茶罗筛。筛出来的茶末放进茶盅,加沸水少许调成茶膏。茶膏调匀,再用沸水冲成茶汤。这时,要用茶筅(读如显)轻轻敲击,直到产生泡沫。泡沫叫汤花,也叫云脚,要求鲜亮雪白,到达苏轼所称“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的效果。茶香飘逸,汤花轻溅,水雾朦胧,这是什么境界?

  宋代瓷器的境界。

  似乎不必细细讨论五大名窑或八大名窑,宋瓷的成就毋庸置疑。它甚至和宋词一样成了专有名词。人们只要提起词或瓷器,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也就是说,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宋代都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让后世无法企及。

  实际上宋词与宋瓷也不乏相似之处,那就是与唐诗和唐三彩相比,态度更平和,而工艺更考究。比如景德镇瓷器的要求,就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瓷器艺术典雅古朴、澄明浑然、细洁莹润、包容自在的美学风格,在宋瓷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爱不释手。关键,还是审美态度。

  跟宋词一样,宋瓷的风格也是多样的。虽然总体上可分为青瓷、白瓷和黑瓷三大体系,实际上却精彩纷呈,或灿若朝霞,或碧似湖水,或凝如羊脂。有诗为证:

  宋代瓷器青白黑,兼重釉质与釉色。

  均窑釉厚海棠红,定窑胎薄象牙白。

  弟窑光照梅子青,哥窑断纹如冰裂。

  汝窑雨过正天晴,官窑托出春江月。

  更喜景德镇中炉,世界瓷都成一绝。这首诗,要用古韵读才有味道。

  但,尽管宋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这就只能用时代精神来解释了。也就是说,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这样看,全国都是景德镇。

  的确,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拍案而起,击节而歌,恨不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有,但要到靖康之后。即便到那时,也“直把杭州作汴州”。这就是宋给人的初步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能表现出雄风的,似乎只有刺青。

  但这是不全面的。即便宋词,就并非只有柳永、晏殊和欧阳修,也有苏轼、陈亮、辛弃疾。何况宋代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兵器工业,岂能只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伙人,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缔造了这样一个王朝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