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请谈一下创作《皖南事变》的动机及起因。
答：
1、皖南事变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是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的发生，具有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综合体。通过这个事件辐射出去，可以展现巨大的、多方面的背景。它是以项英、叶挺为主角，由他们直接构成上下左右、敌我友顽之间的矛盾与纠葛，既可以横揽历史风云，又可以劈入历史纵深。
2、皖南事变虽不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却是一首英勇悲壮的史诗。历史的灾难往往造成文学的不朽，悲剧提供给人们的内涵要比喜剧多十倍百倍。因此，皖南事变所提供的历史重量和价值，远远超过了战争正义非正义与战略战术得失的一般意义。这个事件是演出各种道德观念、人生哲理，展示每个人的复杂内心的具有丰碑意义的舞台。九千人的命运急剧变化、跌宕。挫折与归宿是一部人生启示录。
3、我早在二十年前就瞩目于这个题材，因为它难度太大，是个险峰，再加思想不够解放，所以迟迟未能动笔。但是，这个历史悲剧太大了，太特别了，它一直撞击着我的心。九千人的生离死别与悲欢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有着现实的、未来的意义，堪作多方面的前车之鉴，所以，我终于下决心攀登这个险峰。
问：
关于皖南事变中的是非功过、利害得失，长期以来，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向无定论，甚至有人说：“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看法。”你对这些争议怎么看？原因何在？
答：
1、这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悲剧。我看了一些有关研究皖南事变的最近的材料，觉得争论了几十年之后，还在原地踏步，既奇怪又惊讶。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本来是一潭清水，结果被研究者们的某种不足，反而搅浑了。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吧，本来几十分钟最多几小时搞清的问题，结果争了几十年，反而离开真相更远了，既缺乏查证原始材料的严肃态度，又缺乏辨别史料真伪的精确分析，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双重悲哀。
2、我认为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原因有三：①回忆者的误差，凡是有关重大史实的回忆，很容易找到十几种说法；②来往电文日期的错误。有的原稿就错了，有的是抄错了，或是印错了，再加上摘引者的断章取义，这就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③研究者只重资料，未能进入人物的心态，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缺少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研究，用直线目光去看最曲折复杂的事物。
3、现在举一个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弄明白的史实。请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编选）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15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开动完毕致叶挺、项英》（1940年12月24日）的电文：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这份电文只要细想一下，就知道它的日期肯定错了。即使原件如此，那也是错的。如果按原件所说日期12月24日计算，到12月底开动完毕还有六天，而电文中的第三项“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就无法理解，而且第二项中“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就更莫名其妙。因此，这份电文应为11月24日，一切就变得合情合理了。首先在11月份是打算分批渡江的，既然分批，希夷先出发是合理的；其次，二十天内处理好行前准备工作也是合理的。
这是转念一想就能弄明白的误差，至今还有不少历史研究者当成不可更改的依据，这就必然把历史面貌弄得矛盾百出，就像一本装订错了页码的书，许多年来读不明白。
现在我把许多弄错了日期互相矛盾的电文举几例，如：《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分批移动致叶挺、项英》（1940年12月24日），《毛泽东、朱德关于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致周恩来、叶剑英》（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致叶挺、项英》（1940年12月29日）。以上电文，除12月26日那份电文的日期是对的（正因为那份电文的严厉斥责，促使项英在12月28日召开军分会，决定向茂林方向开动），其他电文的日期都是错的。如果把这些错误的日期调整过来，来龙去脉就异常清楚。另外还有许多错了日期的电文，恕不一一列举。
但有一份电文应特别加以注意：《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著文，认为北移路线是中央同意的。文章的第三项是这样写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有中央军委1940年12月23日命令‘皖南部人全部绕道茂林，待机北渡’的电文抄件。”（见《大江南北》1987年1期23页）这就跟上面所引的中央电文南辕北辙，它的真实性是完全值得怀疑的。因为此电文史学界持肯定态度，并以此证明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将专题来谈它。
4、再看目前关于北移路线问题研究的情况：第一，先看《大江南北》1987年1期《星潭突围战与北移路线问题——为纪念皖南事变四十六周年而作》一文中的18页第10至11行，所引电文仍是本文所引的日期错了的电文，把11月当成12月。试想，在26日电文后，忽然又来了个分批渡江，物资经苏南。其实，物资及非战斗人员已经在12月1日至3日到苏南，该文第四行正说明了此事实。到了12月29日又指示物资经苏南，不是奇怪了吗？再想，希夷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有指示，也是在11月份才可能有的事。
第二，该文18页16行所引的12月30日毛泽东的电文，从内容看，仍然应该是11月发生的情况。该文25行所引的1月1日项英给毛泽东的电文及27行所引1月3日毛泽东复电的时间是对的。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却没有说明，这就带来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项英向南途经茂林的路线似乎是中央批准的。这被许多史学家们以此论据来为项英落进茂林绝地的错误决定抱不平。这个责任由谁来负，需要极为细致地作出分析：①首先必须弄清中央1月3日电文中“你们全部移苏南……是完全正确的”的指示跟南走茂林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中央肯定的是移苏南的目的地，而绝对不是肯定南走茂林的开进路线是正确的。②再看项英1月1日电文是如何欺骗中央的，而且这份电文用的是新四军军部的名义，这绝不是无所谓的（过去电文从不这样），因为这就避免了个人的责任，又给中央一种全体意见一致的印象（这在小说中已有交代）。③12月28日的军分会上，项英决定向南绕道茂林，按正常情况，当天晚上，就可以报告中央，可是项英却从28、29、30、31日拖到1月1日才报告，这又不是无所谓的。可惜研究者又无研究。④项英用“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隐瞒了28日的军分会决定南走茂林，这就避免了中央的质问：“你们28日开会决定的，为什么拖了四天才报告？”⑤项英的电文长达480个字，全都是东扯西拉，打马虎眼，让人看不出轻重缓急，也分不清主次，却把最应该说的跟全军命运生死攸关的“绕道茂林”的开进路线隐瞒了。因为北移的安全与否，关键是走哪条路线。⑥移苏南有向东开进的两条习惯线，一、二支队东进就是走的这条线，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分批移苏南也是走的这条线（相对来说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项英只讲移苏南而不讲路线，就很容易使中央误解为仍然走习惯线，而想不到项英会走茂林这块绝地。⑦项英的回电（这在时间上是来不及的），最迟不超过3号，否则就收不到了；二是名义上报告请示，实际上并不等待中央指示，你回电晚了，我就走了，这叫欺上。⑧中央根本来不及查询，3日立即回电，项英却将此电立即晓谕各团，让大家误以为中央肯定他的一切部署都是完全正确，这叫瞒下。所以中央在决定中批评项英三年来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并没有冤枉他。
第三，再看摘录的《安徽师大学报》那篇文章，它说的三个理由是矛盾的：先说是项英28日军分会决定而后由中央批准的；后说是中央军委23日命令的，到底是批准的还是命令的？作者同意哪一种？
问：
那么，你是在彻底弄清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动笔的吧？我有些奇怪，许多史学家几十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你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怎么弄清的？能谈谈弄清的过程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对搞历史研究的人有参考价值。
答：
1、若说“彻底”，还很难说，你知道任何事情弄到彻底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我自认为弄得一清二楚后才动笔却是实情。你知道，我是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人，在写《万山红遍》、《叶秋红》、《雨雪霏霏》三部长篇时我就间接地、初步地知道了皖南事变的基本过程，但只是常识性的，根本谈不上研究。后来写了一部《突围之后》（1984年由江苏文艺社出版时更名为《芳茗园之夜》），才初步接触到皖南事变的原始资料。1984年6月10日我去芜湖，6月18日到泾县云岭、章家渡、中村、星潭、石井坑、茂林等地实地考察、访问、研究史料。开始接触时犹如进入一个混乱世界，材料犹如一堆理不清的乱草。事变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很容易找到十几种说法，真是众说纷纭，矛盾百出。这是难事情，也是好事情，难在众说不一，也好在众说不一。正因为众说不一，才提供了研究的余地，才提供了比较的余地，有了比较，就能通过优选法，找到最合理的说法。比如十种说法肯定有九种不对，甚至十种全不尽对，但有个好处：这十种不尽全对的说法却提供了旁证和反证，择其善者而从之。我认为这才称得上考证与研究。那种顺手找到一份资料就说根据某某记载应该如何，那叫核对史实或查找资料，谈不上研究。
2、我现在回答你感到奇怪的问题。我必须说几句题外的话，然后才能畅所欲言地说下去。中国人一向把谦逊当做美德，我也这样看，但是，谦逊不等于谦谦君子，不等于虚伪，不等于假客气。在对阵的时候，古老的民族又往往很不谦逊，总是大叫一声：“来将通名，老子刀下不死无名之鬼。”我们应该重实质不重形式，再谦虚也不能把谬误变成真理，再骄傲也不能使真理降为谬误。谦逊不能失去自信，谦逊不能失去辩论真理的坚定性和鲜明性。这就叫当仁不让。
我从众多研究史料中，发现某些历史研究者有一个弱点：就是专门引用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和论据，甚至断章取义，从一个资料或电文中，只摘引几句，而把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内容隐藏起来。这就带来了一个弊端，使那些看不到原件的读者，使那些不知道另外还有与之相反的证据的读者，信以为真，只听一面之词。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是最要不得的态度。仍以前面提到的《大江南北》1987年1期18页《星潭突围战与北移路线问题——为纪念皖南事变四十六周年而作》一文为例，这应该算最近的研究观点了。可是，它引用12月29日、12月30日错了日期的电文，却把有关北移的最关紧要最为正确的电文隐藏起来了（因为作者不可能看不到那些电文）。第一，他丝毫不提中央12月26日的电文。显然，这个电文和文中引的错电文有矛盾；第二，只字不提28日召开的军分会；第三，只字不提从新四军军部保存的档案材料中找出的《皖南事变要报》中提到的“12月28日军分会之决定”，这就使读者失去了比较的条件。
我认为研究历史，只重资料不研究是否合理，只是一只翅膀；一旦资料伪、假，必把研究引向歧途。既重史料又要推理，合理者为真，不合理者为假，是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在地上打扑拉，两个翅膀才腾飞。我对所有材料都不抱成见，把所有争议客观地全部摆到桌面上，进行比较。不是回避与自己观点相反的论点，而是一一把它驳倒。真理便在驳不倒中存在。我在1984年9月开始写提纲时，便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
3、我用一天一天向下排列大事记的办法，列出了一个十分清晰而又合理的时间表，把错了日期的电文全部颠倒过来，拨乱反正。我绝不把某个电文孤立地去看，而是跟前后左右的整个形势联系起来看。项英拖延北移应跟11月底盐城成立华中指挥部，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联系起来；12月26日中央催促项英北移急如星火，跟国民党的徽州军事会议联系起来。前后左右砸实之后，便坚信自己的排列及论点是不可能被驳倒的。即使拿出与之相反的原件也驳不倒，因为史实是铁定的。原件抄件既有假也有错，不去伪不能存真。原料有真有伪，我可以信手举出几十个例子。
仅就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为例，前面所举电文日期错误不算，另外错处也是比比皆是：132页下段1月10日电文第一句“我等待秋涛两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首先是字错了，不通，应为“我军傅秋涛……”，其次意错了，傅秋涛的一支队根本没有两个团打到宁国间；再翻到270页17行，这是中央军委总结“并将后方资财一千三百担及后方人员千余人，于11月3日先后开赴苏南”，应为12月3日；再看同页22行“一面于12月28日再严厉斥责项之迟疑犹豫”，应为26日。这些错误既可以找到主证，也可以从前后左右找到许多旁证。
4、这种排列国内国外大事记的做法，给我研究皖南事变的真相带来了极大好处。比如：在本文第二节中所举同一天，也就是1940年11月24日的两份电文，我曾问过一些历史研究者（包括某大学副教授在内），为什么一天发两份内容相同而语调差异很大的电文，他们都觉得这样提问非常奇怪，两份就是两份，不同就是不同，似乎不需要问个为什么。有人说后文是为前文的补充。至于为什么补充，只有天晓得。可是，我在排列大事记时，查到了11月29日我们在苏北发动了曹甸战役。这样，就可以知道，在发动之前确定要打的时候，恰在11月24日，这就叫由此及彼。中央不能不考虑到，苏北一打，顽方必将在江南进行报复，而前面一电，比较含糊，后面又补一电文，提出明确的告诫。为了保密，当然不会明确到“我们在江北要开始行动了，你们要快走”。这就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不了解全局，对局部的变化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孤立地看一件史料，没有办法进入实质。
5、在我阅读大量史料和回忆录时，我发现两种奇异的现象：一种是文学可以虚构，却拼命求真；一种是史学应该求真，却又多方虚构。先说第一种。我在许多史料和回忆录中，看到一首叶挺诗，一种是两句，一种是四句，各不相同，仅我看到的就有六种。不仅内容相去甚远，而且写的背景各异；有的说是在云岭写的，歌颂云岭之美；有的说是在皖南事变中写的，是为鼓舞士气；有的说是在黄山写的，题名就叫《过黄山》，发表在1949年11月18日的《苏北周刊》上（这六种写法、说法的真伪我将另文专谈）。我在采写时，多方寻本求源，务求真实。这就发现了第二种现象：许多回忆录又是多方虚构，回忆者对许多史实早已忘怀，采写者根据回忆，无法写成文章，于是四处替回忆者摘抄采访，编写成文，拿回来请回忆者认可。其实是采访者写的，并非来自本人的回忆，不这样就完不成写书的任务。有的置最真确的史料（如当事者的手迹）于不顾，而另外编写一套，有的编写的素质不高，必然严重地失真。
问：
书中写了大量的高层人物：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蒋介石、顾祝同等等。你写这些人物的依据是什么？有把握吗？对其中虚构部分作何解释？
答：
1、我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与塑造敌我双方人物的。我塑造的既是历史人物，更是艺术形象。忠实于历史和虚构并不矛盾。只有虚构才谈得上文学艺术，才谈得上作家的创造，才比原型更逼真更集中更强烈。如果仅仅是史料的堆砌，那既不是历史，当然更谈不上文学，充其量只能算作不准确的、真伪杂存的史料汇编。作家不是资料员。
2、我所说的虚构，就是按照严格的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推理。如果仅仅记述事实而不作推理，很可能记载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些表象可以直接反映出本源，有些假象却跟本质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人和事都叫“真事隐、假语存”。恩格斯说过：“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研究历史，必须研究人。仅仅是搬弄资料只是资料员的任务而不是史学家的任务，当然，更不是文学家的任务。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研究历史，必须进入人的心态。只有综合分析和判断，只有合乎性格逻辑推理，才能探真索微，才能剖析人物评价历史。只重史料记载不重推理，不重人的心态，这是历史研究的悲剧。
比如研究叶挺。他在《皖南被囚抒愤》中是这样写的：“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他不仅提出过四次辞呈，而且还出走过两次。一次是周恩来把他送回皖南，一次是袁国平去重庆把他接回皖南。短短三年，四次辞呈，两次出走，可以反映出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处境，反映出他跟项英的矛盾，反映出他的心态，只有把这些表现研究透了，才能对叶挺在新四军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非常可惜，四十五年来，我还没有见到史学家们用一篇文章来回答。在我所见到的材料中甚至连“四次辞呈两次出走”八字都见不到。回避了真相，就谈不上写真史写信史。
再以项英为例。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言行及性格的发展，总离不开主观客观原因和历史的、现实的原因。项英不是神仙，也不是木头，而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是个既有优点又有错误的人。在历史上，第一，他在1928年中共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比毛泽东同志高；第二，斯大林曾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并在单独接见他时送他手枪和钢笔；第三，在他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曾处理过“富田事件”，不认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口号的富田暴动者是反革命，而是组织上的错误；第四，项英不愿去江北，曾提出过远征闽浙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南进计划，遭到陈、粟及中央的反对；第五，1940年11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并且决定把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项英回延安，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新四军由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所组成，项英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又加上三年在皖南艰难缔造的新四军，全部交给别人去领导，叶挺到江北是接总指挥之权，项英到江北是去交权，这种心态能对他的行动没有影响？第六，请看上面引用的12月26日中央给项英的电文的口气，再看看1940年5月9日、12日、29日一连三个请求撤职的报告，强烈地表示了他对中央批评的不满。这样就能看出项英的思想脉络，他的历史优越感，他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他的北移后即将交出全部权力的抵触，就可以推想到他为什么拖，也可以想到拖不下去时，28日军分会上为什么决定向南开进；就可以推想到28日开完会应该立即报告中央，为什么拖了四天；就可以推想到他为什么不愿北移，他为什么在危难时离队；就可以推想到他在株守皖南时的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到南进计划去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最大的破坏统一战线，这种矛盾现象就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的名言下得到统一。我们一向把“追求自己目的”当成贬义词，其实任何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只是目的有的高尚，有的卑劣，有的为公，有的为私。如果把目的改为理想，就容易被人接受了。项英就是在追求自己目的的情况下行动的。目的，就是行动动机的依据。
问：
刚才你说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恐怕这是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历史研究有可能吗？因为人物心态都是重帷深锁，不向人说，不留记载，用什么办法进入人物心态？写历史人物不同于虚构人物，怎么能保证写得像生活中的真正的他？
答：
1、先说写历史人物的难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写历史人物很难，因为他是众所皆知的人物，甚至历史给他定了型，既要像他，又要脱俗，既是艺术形象，又受真人真事的制约，局限了作家创造人物的随意性，就像画家画人，规定画某一个人，让人一眼看出这就是谁，就很难。
但是，在突破这个难点之后，就变成了易：局限性变成了参照性，规定性变成了真实性。比如项英，他本来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从道理上讲，最不可能临阵离队的是他。生活中，却变成最先离队的是他，这种从不可能到可能，又非常合理。比如叶挺，他是北伐英雄，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铁军指挥员，却在全军面临覆没的重压下弯曲下来，在石井坑给蒋介石发了请罪电。最不可能弯曲的他首先弯曲了自己，这也是从不可能到可能，也是非常合理。比如项英的随从副官刘厚忠，他对项英一向耿耿忠心，对项英生活的关怀超过儿子对待父亲，在突围时，他背着项英冲出重围，舍命相救，最不可能来害项英的是他，在条件变化之后，杀害项英的又是他，从不可能到可能，又非常合理。这些人的命运的跌宕、性格的变化，超过了作家最大胆的想象。如果是虚构的人物，读者很可能认为不合理，不可信。但生活却给作家提供了任何人都推不倒的依据，给人以极大的真实感，不能不惊叹生活的惊心动魄、丰富多彩和曲折复杂。
2、每个历史人物，都留下不可磨灭的脚印，按照这些脚印，就能寻到他们走过的轨迹，就能找到从A点到B点再到C点的路线。这些点是历史铁定了的。比如项英从充满胜利希望向南开进的A点，走到星潭受挫、高岭受挫后悲观失望的B点，再走到临时动摇脱离部队的C点。这些主观思想的变化（从希望到失望到动摇）都跟客观形势的变化有关，写出客观形势也就由点到线带出了面。点、线、面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生活斗争图景，也就展示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史。
3、关于虚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数学中的求方程，通过已知求未知，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推理，带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书中写了项英想自杀而又未自杀的思想斗争过程，这是任何史料都未能提供的。项英从失望到动摇到脱逃的思想斗争，只有他本人知道。我所见到的史料和回忆，对这一段是一片空白。只是项英归队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有：“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感觉不对……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空白是不合理的，有激烈思想斗争是合理的。高尔基说：“想象和推测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和没有发现的环节。”这是对的，他应该想到部队被消灭后他的命运：可能牺牲，可能被俘。即使少数人突出去也摆脱不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按悲剧心理学来说，一个人一生中总是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不如死去好。他面临如此严重的局面，想到自杀是合理的；他带着斯大林赠给他的手枪，由此想到斯大林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合理的；平时以此为荣，在生死关头摸着手枪，反而不能触景生情是不合理的。这种合乎人物身份和性格逻辑的想象与推测，不仅是作家的权利，而且是必须具备的素质。生活真实的链条往往是间断的，艺术真实的链条是相连的，所以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真实。
4、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虚构绝不是虚假，虚构是按照严格的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推理。如果仅仅记述事实而不作推理，很可能记载的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内在本质。文学艺术，不是战术总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陈寿的《三国志》绝不是一回事。这里可以借用一个举世公认的成功经验加以证明。那就是获六项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莫扎特》。根据历史记载，这位举世无双的音乐巨星只活了三十五岁就殒落了。他的死，史书记载是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有的说他贫病交加而死；有的说他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等等。送葬那天，除了掘墓人外，没有任何亲友在场，所以在萨尔斯堡至今找不到他的坟墓。有的说在送葬那天就有他的劲敌——宫廷作曲家安东尼奥·萨利埃里在场。
可见，有些史料是靠不住的。作者与导演从艺术真实出发，把莫扎特的暴卒与萨利埃里的苟且偷生有机地联系起来，在鲜明的对比中表现出萨的忌恨心理，表现出莫扎特的每个成功都驱使他的竞争对手用更加狡猾、严厉、残酷的手段对他进行迫害。这就使人看了惊心动魄，毛骨悚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编剧是这样看待这种艺术创造的，他说：“我关心的不是有无这一历史事实，而是它是否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尽管有人认为这一情节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作为传奇性的人物莫扎特及其幻想曲的最恰当不过的结局。”
这正是艺术家卓越的创造才能的表现。
再举一例：反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的影片《伟大的转折》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部影片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叙述了斯大林格勒，然而绝不是斯大林格勒真实的编年史（影片里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个城市的名字）。我们保存了事件的军事政治结构的历史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留下了决定主题和基本人物性格的艺术构思的自由。”
我认为这是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高度统一的正确方法。文学作品不是史书，却可以填补史书的空缺，纠正史书的谬误。因为真正的史诗性的文学作品，应该以其全面的观察、缜密的思考、逻辑的推理以及时代的真情实感，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把“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写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悠久的生命力。
5、关于史学应否进入人物心态，如何进入人物心态，我只能另找机会去谈。这里，我只能说：查证核实史料，只要有时间就够了，要辨别真伪，需要智慧，进入人物心态，需要真知灼见。还是那句话，历史是人创造的，不研究创造历史的人，算不上史学。
问：
你在这部作品中刻意追求的是什么？
答：
1、我首先追求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与统一。雨果在《九三年》中有这样一段话：1792年到1800年间布列塔尼森林的历史是可以自成一段的，这段历史像传奇一样和旺岱的规模巨大的事变掺和起来。
历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但，历史和传奇却有相同的目标：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
要彻底了解旺岱只有用传奇来补足历史；了解全面需要历史，了解细节需要传奇。
我可以借用他的论点：“要了解皖南事变的全局，需要历史的真实；要了解细节，需要艺术的真实。”因为史料只提供事件的经过，很少提供人物的形象、气质、性格、品德、情操、阅历、学识、智慧和日常生活，更难提供人物的七情六欲和内心世界的激烈冲突，这些需要通过艺术的想象力去完成。事件是不会重复的，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而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却是永久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2、历史是严肃的、客观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能硬减，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硬加。尽管文学艺术允许虚构，但我塑造的是历史人物，我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高尚的不要刻意美化自然高尚，卑劣的不用刻意丑化自然卑劣。
既不因为他是智者就隐瞒他的一失，也不因为他是愚者就隐瞒他的一得。对自己人绝不写成神，对敌人也绝不写成鬼。改变人物塑造中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传统格局，因为复杂的性格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极端复杂的。
3、陈美兰在《文学评论》第4期著文认为：在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称得上成功的艺术典型仍不多见，究其原因，显得尤为突出的是两个不平衡：其一，是作家的感受力与剖析力的不平衡。创作思想的解放，使作家能够真诚地贴近生活，自由地感受生活，然而，当创作主体感受到的东西越丰富越复杂时，它所需要的艺术剖析能力就越高。而现在，某些作品往往缺乏这种理性的剖析，或者是有所剖析，而力度不强。这样，作家在他发现的典型人物身上所感受到的历史内容就不能真正地成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形象的意义。其二，是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与所获得的艺术空间的不平衡。长篇小说容量大，但这个特点也就决定了它要求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不仅从性格的某个侧面，或某种性格的横断面来体现，而且要从性格的发生史或发展史的角度作纵深的开掘，以增强艺术形象的厚度。我们有些作者却往往使人物性格的展开显得异常局促，使一个丰富复杂而又流动的性格变得凝固化，这是一种令人惋惜的现象。
我同意她的观点。我在这部书中努力解决这两个不平衡，不仅感受历史、反映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剖析历史、评判与评价历史。不仅写出人物的性格来，而且写出性格的发展、跌宕、丰富性和流动性来。
4、我追求哲理色彩和思辨色彩，不仅给人以情绪的感染，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也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更重要的是启迪人的心智，引起人们对历史、对人生的深沉的思考。
5、我还追求作品的人民性，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有的同志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塑造典型、激发感情，而不在于叙述事件，我也同意。但不须一概作此要求，“文有大法，无定法”，这要看什么题材。《安娜·卡列尼娜》的功能跟《战争与和平》并不相同；《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也不一样，尽管《红楼梦》在艺术上高于《三国演义》，但并不妨碍后者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它的历史价值并不比《红楼梦》低。
问：
皖南事变如此复杂，争论如此尖锐，你认为作品发表后，会引起激烈争论吗？
答：
1、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争论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说事过四十余年的复杂事件，就是在半个小时前大街上发生一件抢劫案也会争论不休，甚至经过几天的调查也未必弄清。但是真理愈辩愈明。我欢迎这种争论，也准备迎接这种争论，对所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出公开答复。我有充分的自信心。
2、许多个人的回忆，必然带有个人的色彩，往往有很大的误差。在回忆同一件事时，往往说法不一，对于某个人物的评价，由于亲疏远近好恶爱憎不同，往往大相径庭。因为每个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视角不同，认识不同，立场观点不同，记忆力不同，考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有的夸大了，有的缩小了，有的是整理材料者加上的，好事都有份，坏事不沾边。凡是参加一个座谈会，张三说一，李四说二，王五说三，几乎没有一次不争得面红耳赤。我希望不要拿某某人怎么说来参加争论，应该拿真凭实据、真知灼见和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推断参加争论。
3、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辩，概括起来，大致有十个小问题、两个大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十个小问题也就是非根本的枝节问题：①关于有无“三山计划”问题；②项、袁、周等人离队原因问题；③叶挺是受伤被俘还是谈判被扣问题；④在茂林停留多久以及该不该停留问题；⑤顽军进攻新四军打响第一枪的时间、地点问题；⑥新一支队（傅秋涛部）突围路线及突出的人数问题；⑦百步坑会议长短及最后决定的突围方向问题；⑧敌军兵力问题；⑨项英、周子昆被害经过问题；⑩项英突围出来到被害两个月为什么还不北上的问题。
两个大问题：①星潭是否攻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项英的历史责任的大小。如果星潭已经攻克而项英决定后撤致使全军陷入重围，那就罪莫大焉，如果尚未攻克——因为能否攻克是个未知数，决定后撤另选突围方向，虽属措置不当，却是情有可原，人无前后眼嘛。②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与项英是否执行了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项英对中央指示“始终借故不执行”“一贯阳奉阴违”的批评是否公正，关系到项英为什么株守江南，拖延北移，向南开进。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第三条北移路线（第一条是向东，第二条是向北，第三条是向南绕道茂林进入绝境）是谁划定的问题。这关系到是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路线，这是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如果是中央指定的，那么就由中央负全部责任或大部责任；如果是项英提出而中央是同意的，那就可以分担责任；如果是项英否决了叶挺东进的提议，决定向南，而又用欺瞒手法笼统地说“全部移苏南”，换取中央“你们全部移苏南……是完全正确的”电文，那么，项英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这就是我对皖南事变多年来众说纷纭、扯不断理还乱的主要分歧点的总概括。我在动笔写这部作品的提纲时，对以上十三个大小问题，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了，得出了既明确又坚定的看法。在这里我回顾一下1984年7月与党史办的张周明同志的一次交谈：他提的问题正像上面摘引的《大江南北》1987年第1期23页摘抄的《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86年2期《北移路线又一考证》一文中所说：“中央革命博物馆收藏有中央军委1940年12月23日命令‘皖南部队全部绕道茂林，待机北渡’的电文抄件。”这说明南进茂林是中央军委指定的，并且许多史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
我当时就说：这个抄件肯定是假的，这既不是武断，也不是轻率，而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在掌握了大量确凿史料之后，应有的起码的判断力和识别力。因为如果这个假抄件能够成立，那么它就必须推翻十个真的，而把那十个真的变成假的是不可以的。我说：“我先打个比方（这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习惯），我现在正跟你老张热烈交谈，忽然桌上电话响了，说你老张在大街上被汽车撞了，难道我还不能说大街上那个老张不是真的吗？”
接着，我就历数十个真的来驳倒这一个假的：“历来北移路线都是由三战区指定，或是与三战区商定，叶挺和袁国平都到上饶去商定过北移路线（叶挺是11月11日到上饶的），而去谈判路线兼要开拔费又是中央指示的，这是真的吗？”
老张点头说：“真的，有电文为证。”
“那么，如果军委命令能够成立，必须推倒前面那个真的，这是第一。在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在中央军委参谋部的总结中，都说茂林是块绝地，是项英自寻绝路，这是真的吗？”
老张点点头说：“真的！”
“那么军委忽然命令部队去走绝路的动机是什么？这是第二。那么，项英在丕岭被阻，向中央报告说：他向南开进的本意是对顽军佯示威胁。中央军委不同意项英的自我开脱，反驳说：第一，茂林是块绝地，近在军部咫尺，应该知道；第二，若只吸引顽方注意，只能使用一小部分兵力，而不应全部兵力开到茂林……”
“是的，”老张点点头说，“不要说十个，就是这一个也是推不翻的！”
“断案要有旁证，研究历史要由此及彼，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接着我又举出了1941年1月13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跟国民党交涉时有关路线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等另外几个实证，说明一个不合理的假证据是不可能推翻十个既合理又确凿的真证据的。为了进一步击倒这个假证据，我最近（1987年3月4日）委托《陈毅传》编写组的罗英才同志去查清此件的出处，结果经管此抄件的同志说：“此抄件并无电报原文，而是从某报纸上抄录来的。是从什么报上抄来的，也搞不清楚，至今找不到出处。”一些史学家们居然持肯定态度，真叫人啼笑皆非。
老张同志后来又悄悄对我说：“有的同志私下认为，南进茂林，中央是知道的、同意的，只是因为项、袁牺牲了，无人对证，是不是在决定与总结中推卸责任？”
我说：这不可能。第一，中央决定是1月15日作出的，军委总结是1月20日作出的，那时还根本不知道项英的下落，项英是3月14日被害的，不存在无人证的问题；第二，那时来往指示报告皆用电文，不存在无物证的问题；第三，即使退一万步说推卸责任，也不会傻到自打耳光，一面指示走茂林，一面斥责走茂林，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比如，走茂林并没有错，错的是不该在茂林滞留，不该从星潭撤回，指挥欠当等等。第四，这种中央指定走茂林的说法跟同派说法也是矛盾的，中央军委指令和“中央是知道的”、“中央是同意的”，也并不是一回事。
问：
你认为一部历史小说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标志是什么？
答：
简单地说，四个字：实事求是。说真话，露真情，求真理，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我们既是胜利者又是正义者，无需要夸大什么，也无需要缩小什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西，在事实面前就站不住脚，那就失去了历史价值。
历史法庭是公正的，把双方的理由都说出来，是非自有公断，这样才能服人。既讲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八路军之心早已有之，无所不在，不然他就不是反革命；也讲我们消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不然，我们就不是革命者。有些文章只讲“遵命”不讲“抗命”，好像这样就是立场鲜明，其实这是既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又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既违背了中央一再要项英不要听三战区的，要抗命的指示，又忘了你既然是革命者怎么去遵从蒋介石的命！我主张对敌我双方，应揭示目的（是为了正义还是非正义，是为了革命还是反革命），不应谴责手段。手段是相互的，兵不厌诈也是相互的。蒋介石派特务搜集我们的情报，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也打入敌人的心脏。由于我方高明，黄桥决战我们消灭了八十九军；由于我方失误在茂林地区我军损失八千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骂我共匪，我骂你蒋匪，你叫我赤匪，我叫你白匪，你清剿，我反清剿，手段是共同的，目的和性质是相反的。敌人的高着叫狡猾，我方的高着叫智慧。
写历史需要史笔，它跟写现实不一样。现实中需要策略，为了有利于斗争，我打你可以说你打我，我说撤退，恰恰是进攻，谁老实谁吃亏。历史是过去了的事情，应该遵从马克思的话，“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过去打得你死我活，现在形势变了，不妨握手为友；过去是朋友加兄弟，形势变了，也不妨刀枪相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掩耳盗铃，等于欺人自欺，自以为高明，干的却是傻事，你以为骗了别人，别人也装作受骗来骗你。
问：
你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认为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答：
我认为一部内容充实庞杂丰富多彩的长篇巨制，最困难的是它的结构。犹如建筑一座气势宏伟的宫殿，最难的是它的布局和构架。历代文论多以建筑相譬，清人何绍基云：“地盘最要打得大，则室屋楼亭，听其所为。若先止方丈地，则一亭已无可布置矣……譬如一所大院，正房客厅、幽亭曲榭、林鸟池鱼、茂草荒林，要无所不有，才好才好。”明王世贞曰：“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尽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尽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纵观古今中外巨篇名著，如果不是跪倒去看，称得上完善的并不很多。譬如《水浒》的结构，《三国演义》的结构，《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悲惨世界》的结构，都不是无懈可击。
皖南事变是个极为庞杂的事件，它集中了国际国内，敌、伪、我、友、顽的各种矛盾，集中了我们内部上下左右的各类矛盾，集中了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思想的、性格的、大人物的、小人物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各人有各人的归宿。那是一把杂柴乱草。它们互相关联，互相制约，一时间使人眼花缭乱，无法看清真实的图形，再加众说不一，矛盾百出，犹如看着施工现场的一堆木材砖瓦。如何把世界风云、历史纵深、大人物的作为、小人物的命运，紧紧地扣在一起，并在事件的进程中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又各自经历着不同而又相连的命运变化和性格变化，又要结构得严谨、自然、合理、不着人为痕迹、举重若轻，我是费了多日的思考的。
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没有提供精巧的构架，在反复思索之后，我选了一个枢纽人物——林志超。由于他的联结，使我很快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雏形：他是个承上启下联结前后左右的人物，不仅由他把叶、项的关系引向历史的纵深，带出北伐与三年游击战争，而且在横向关系上，与赵令波、陈家庆、王自中、郑芳雪、白沙等扭结起来。这便是这部小说构架的最初设计过程。
问：
这部作品中，哪一些是虚构人物？为什么？
答：
文学作品，应该有虚构人物，不然就成了史书，就成了资料汇编。作家根据艺术规律的需要是有权用典型化方法加以集中概括，进行艺术创造的。实录是平庸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搬上舞台。创造才是可贵的。陈家庆、郑芳雪、林志兰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是有些重要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譬如：参谋处长赵令波（实际名字是赵凌波）；作战科长林志超（实际名字是李志高）；随从副官刘厚忠（实际名字是刘厚总）。这三个人可以说基本上是他们本人，又不全是他们本人，是大家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我把他们的名字略作改动。本来，这是不需要费笔墨说明的，可是，也许有些熟悉皖南事变的同志不按艺术规律考虑问题，而是当做史料来要求文学，说不定纷纷来信质疑：“作战科长是李志高啊，你怎么写成林志超了？”所以还是有言在先。什么叫艺术上需要呢？李志高本来是跟周子昆一道从延安来的干部，他历史上跟叶挺和项英都没有关系。作战科长所处的位置又至关重要，艺术上需要集中概括。在新四军中，有不少人支援过北伐，可以跟叶挺挂钩；有人在战斗中抓获过资敌的缉私队长，可以跟顽方陈家庆挂钩。当然更多的人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可以跟项英挂钩。如果不改变作战科长的经历，就得写四个人。
还有，刘厚忠的下场，有好多种说法：一种是敌人把他派回我军作奸细，被我方所杀，还画成了连环画；一种是在敌人狱中七年之久，尔后下落不明。而我认为书中写的那种下场，才是真正符合刘厚忠性格的刘厚忠。
问：
一部长篇，它的主题固然是多义性的，但总要有个主要之点，也就是作品思想的凝聚点是什么？
答：
我可以把一部多卷体的长篇比作一座深山老林。药农进山，可见药草；猎人进山，可见禽兽；游客进山，可览风光；樵夫、牧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植物学家进山，他们所见所想所获绝不一样。
如果要问这部作品的凝聚点，它是九千人的大悲剧。通过这场大悲剧，展示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展示历史悲剧和性格悲剧的密不可分，展示人类性格中的善良与丑恶并存，伟大与渺小并存，智慧与愚昧并存，正义与邪恶并存，高尚与卑劣并存、忠诚与背叛并存，是与非功与过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真理与谬误并存，冷酷与热情并存，幸福与灾难并存……
古人论文，曰事、曰理、曰情、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我在执笔叙事、言理抒情时，处处事事人人都给我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我深切地体会到“利用暂时的人来描写永久的人”是文学的至理名言。像叶挺、项英、周子昆、林志超、赵令波、刘厚忠这些暂时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出现了一瞬，可是，他们的优点和弱点，他们的七情六欲却跟我们是相通的，前有古人，现有今人，后有来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本书的凝聚点，似乎应该是为人生提供教训。
皖南事变，是由九千名新四军指战员的忠诚、生命与鲜血谱写的一曲战歌与悲歌。四十六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犹觉壮怀激烈。我希望我的努力，没有辜负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是诸多方面众人的心血智慧的结晶。
我感谢那些为我提供了大量史料和回忆的革命前辈和史学工作者，感谢那些读稿、审稿、编稿的同志们。并期待着广大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但愿这部书能唤起您高尚的热情，能引来您美好的目光，能促使您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