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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最有争议的是他当了五十四年的皇帝，却对匈奴进行了长达四十四年的战争。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汉武帝如此坚定不移地把匈奴民族当成了毕生的宿敌？为什么汉武帝不沿袭其父其祖的和亲政策？
和亲大计 宦官作奸
从刘邦统一中国开始，西汉王朝一直施行和亲政策以换取和平，也就是选派翁主（汉朝诸侯王之女）充当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以维持两大民族的和睦相处。
每次“公主”（实为翁主）和亲之时，都有大批的工匠、奴婢等随行，并带去大量汉朝制造的各种器物。每年还奉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棉絮、缯、酒、米和食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匈奴的物质需求。
和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匈奴通过发动战争达到的目的。因此，和亲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
汉文帝即位之后继承高祖、吕后对匈奴的和亲策略。但是，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河套以南），屠杀抢掠。汉文帝下令丞相灌婴出动八万五千骑兵，前往高奴，攻打右贤王，右贤王逃到塞外。事后，匈奴单于写信给汉朝，诬陷这场战事是汉朝挑起的，匈奴只是误听了右贤王的谗言（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史记·匈奴列传》）。汉文帝明明知道匈奴在歪曲事实，但还是卑辞厚礼答应了他们的和亲之请。
不久，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jī）粥（
yù）继位，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单于继位之后，汉文帝决定选派刘姓翁主和亲，但是，这次和亲却给汉文帝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麻烦！
和以往一样，这次和亲要有宦官陪伴“公主”同行。但是，这一次选派的宦官是燕地人中行（háng）说（yuè）。中行说可不一般，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就是他这么一个宦官，拉开了汉匈之间长达四十四年不休征战的序幕。
中行说起初死活不愿去匈奴，因为作为陪伴翁主和亲的宦官，一旦陪同“公主”和亲，一生注定不可能再回来了。因此，中行说不愿去办这个差。但是，主管此事的官员非要中行说去。无奈之下，中行说愤恨地说：“你们一定要我去，我一定会成为大汉的灾星。”（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史记·匈奴列传》）
果然，中行说说到做到，到了匈奴，立即就投降了单于。
中行说是那种极容易记仇而且报复心极强的人。汉廷拒绝了他不出使匈奴的要求，使他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中原，这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作为一个宦官，中行说的一生已经非常不幸了，但是，他还可以生活在中原，生活在大汉王朝的国土之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享受着祥和的气氛，过着农耕民族安定舒适的日子，何况他又在宫中。一旦去了匈奴，终生都不可能再回来，这就意味着他将从此告别大汉舒适安逸的生活，终生与匈奴一起，在塞外开始游牧民族的生活。
其实，比他痛苦的还有和亲的“公主”，她们远嫁异域，远离父母、家庭，以个人之力承受着民族和睦的重担，她们所受的苦一点不比中行说少。
但是，这些“公主”必须担当起民族和解的使者，个人的恩恩怨怨都不能凌驾在民族利益之上。可以说，汉代每一个以牺牲个人幸福的代价来换取民族和平的“和亲”公主，和守卫国家、血洒塞外的将士一样，都是值得颂扬的英雄。有英雄伟人，就会有无耻懦夫，中行说就是这样的无耻懦夫，中行说把个人的痛苦看得比民族的利益还大、还重要，因此，他要报复自己的民族，报复让他出使异域的汉朝政府。
中行说投降匈奴后，老上单于非常信任他。
中行说怎么报复大汉王朝，又给大汉王朝制造了什么麻烦呢？
第一，破除依赖。
中行说到达匈奴以后，发现匈奴人非常喜欢汉朝送来的丝绵。汉朝送给匈奴人的丝绵和匈奴人原有的皮革相比，既轻又暖。匈奴人生活在蒙古高原上，气候寒冷，他们只能以大草原提供的皮革保暖。皮革虽然保暖性好，但是，和丝绵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太重。丝绵的轻暖是皮革无法相比的，因此，中原的丝绵深得匈奴人的喜爱。但是，丝绵又不是匈奴人生活的蒙古高原生产的，所以，匈奴人在生活上依赖汉朝的丝绵。
中行说认为：匈奴人如果酷爱汉族人的产品，就会产生对汉族的依赖，而匈奴对汉朝的依赖会最终葬送掉草原民族自身。所以，中行说到处游说，宣传匈奴必须打破对汉朝物品的依赖。
中行说对老上单于说：“匈奴的人口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但是，却比汉朝强大，原因就在于匈奴的衣服、食物和汉朝不同，不需要依赖汉朝。如果匈奴人改变了自己的风俗，喜爱汉朝出产的东西，那么，汉朝只要拿出自己全部物品的十分之二，就可完全满足匈奴人的物质需求，到了那个时候，匈奴就完全归属于汉朝了。”（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史记·匈奴列传》）这对匈奴来说太危险了，因为它关乎匈奴能否独立生存。虽然中行说是一个小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能力的小人，一眼便看出了汉朝和亲纳礼的意图。汉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不缺日用的丝锦帛缎。而匈奴生产单一，日用品匮乏，对又轻又暖的丝绵依赖很大。在核心生产要素上形成对他人的依赖，必将永远受制于人。
那么，怎么破除匈奴人对汉朝丝绵的喜爱呢？
中行说对匈奴单于说：“你把汉朝送来的丝绵做成衣裤，穿上它在大草原上杂草荆棘中骑马奔驰，结果，丝绵制成的衣裤都被挂烂了，这证明丝绵不适合匈奴人用，它没有匈奴人的皮衣皮裤结实耐用（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对于汉朝的食品，中行说建议：全都扔掉，匈奴的牲畜乳汁和乳制品远远胜过大汉的食品。
其实，民族之间互通有无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中行说却刻意地要匈奴民族拒绝汉民族的产品，刻意地在两大民族之间制造对立，导致两大民族长期陷入战争状态。
第二，传授文字。
中行说还向单于身边的人传授用文字记事，以便统计人口和牲畜的数目（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中行说传授文字虽有传授汉民族文明的客观效果，但是，中行说的主观动机却是想借此使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匈奴更强大起来，以便和汉族政权对抗。
第三，教唆傲慢。
当时汉匈交往，汉朝送给单于的信简（竹简），一根竹简的长度是一尺一寸，中行说教匈奴单于写的回信，竹简都是一尺二寸长。而且，中行说还教匈奴单于在信的开头加上“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八个字。于是，汉文帝的信简开头仍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匈奴单于的信简开头却变成“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无恙”，就是无病，这是客气话。中行说教唆匈奴单于加长竹简，表示派头比汉朝大，加上“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八个字，培养匈奴单于的傲慢，借此羞辱汉朝皇帝，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
第四，助纣为虐。
本来，匈奴已经是汉朝的心腹大患了。但是，中行说因为熟悉汉朝的地理和军情，还要帮助匈奴单于寻找进攻汉朝的突破口。中行说的这种行为对汉朝政权的威胁很大。
汉文帝朝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在文章中将中行说和匈奴单于并列，扬言要制服单于，鞭打中行说（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汉书·贾谊传》），可见，在贾谊的眼里，中行说非常可恶。史笔如铁，有人千古流芳，有人遗臭万年。中行说不仅在当时让人痛恨，也为后世所唾骂。
汉文帝前十四年（前166）冬，在中行说的教唆下，匈奴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抢劫了很多百姓和牲畜，到达彭阳（今甘肃镇原），并派突击队攻入回中宫（秦汉时的离宫，在今陕西陇县），把它烧毁。匈奴侦察骑兵甚至到达了雍地的甘泉宫（秦、汉离宫，在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上）。
匈奴这次入侵，对汉文帝震动很大。他亲自慰问军队，并打算亲征匈奴，大臣们都劝不住，最后还是窦太后下令，汉文帝才停止亲征（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史记·文帝本纪》）。但是，汉文帝仍然派了一千辆兵车、十万骑兵，驻守在长安旁边防御匈奴的侵扰。同时又派了五位将军，带领大量兵车和骑兵去攻打匈奴。匈奴单于待在汉朝边塞以内一个多月就离开了，汉兵追出塞外就返回了，没能斩杀敌军。
此后匈奴每年都闯入边境内，杀害和掠夺许多百姓和牲畜，云中郡和辽东郡受害最严重。
汉朝的和亲国策没有给汉朝带来预期的和平，反而带来了麻烦。中行说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是，他的从中作梗，确确实实是对和亲国策的极大嘲讽。
新仇旧恨 剑拔弩张
老上稽粥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军臣继立为单于。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三万骑兵大举进攻上郡、云中郡，杀死许多汉人，抢掠了大量财物。汉朝派出张武等三位将军，驻军北地、代国句注与赵国飞狐口。边塞一线，各派兵坚守，防备匈奴入侵。同时安置周亚夫等三位将军率兵驻守长安西边的细柳，渭河北岸的棘门和霸上，以防御匈奴。匈奴骑兵侵入代地句注边界，报警的烽火便通向甘泉和长安（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史记·匈奴列传》）。几个月后，汉朝兵马来到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边塞，汉朝的军队也就作罢。
此后一年多，文帝去世。
汉文帝当上皇帝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但是，当上皇帝的汉文帝却经历了匈奴三次大规模的入侵，使他担惊受怕，又是他的不幸。
汉文帝一朝历经了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三次大规模侵扰。
景帝继位之后，发生了吴楚七国叛乱。匈奴又想借汉朝内乱，同赵国联手，入侵边塞。后来，汉朝军队围困并攻破赵国，这才迫使匈奴中止了借吴楚七国之乱入侵汉朝的念头。
与汉文帝相比，汉景帝要幸运得多。至少匈奴没有像文帝朝那样经受匈奴多次大规模入侵。
汉景帝尽管知道匈奴想趁吴楚七国之乱兴风作浪，但是，他还是坚持和匈奴和亲，互通关市，送给匈奴礼物，派遣公主嫁给单于。所以，直到汉景帝去世，匈奴虽然时有骚扰边境的小活动，却没有大的侵掠行动（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史记·匈奴列传》）。
可见，自高祖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来，匈奴之患始终未能解决。
所以，汉武帝征战匈奴首先是两大民族的宿怨：和亲无效，征战雪耻。
汉武帝十六岁登上皇帝之位，第二年，十七岁的汉武帝派人出使西域。汉武帝派人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断匈奴的右臂，为大规模对匈奴作战进行准备。
为什么汉武帝一即位就开始布置对匈奴作战呢？为什么他不再像其父其祖一样实行和亲呢？
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汉匈战争也不例外。西汉初年，历经了十六年暴秦的残酷统治、三年的反秦战争、四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了重创。
当时的经济状况，《史记·平准书》有这样的记载：
汉朝兴起继承的是秦朝的烂摊子，壮年男子参军打仗，老弱之人还要运送粮饷，事务繁忙而财政匮乏，皇帝都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中没有吃的也没有盖的（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这种经济状况怎么打仗？当时的汉朝政府真可谓是要钱没钱，要马没马，要粮没粮，这仗怎么打？
西汉王朝并不是不想和匈奴武力较量一番，只是刘邦、吕后、文帝、景帝时代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也只能对匈奴先放任一段时间，等到秋后算账了。
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至武帝初年，汉朝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到了武帝初年，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库的粮食堆得满满的，其他财物也非常多。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甚至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导致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钱。太仓中的粮食，新陈相继，有的都露天堆放，甚至腐烂变质不能吃（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这说明到武帝初年，西汉的经济实力已经可以支撑对匈奴的作战了。换句话说，汉武帝已经有了与匈奴作战的本钱了。
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军事力量必然增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谈谈：
第一，边地粮食充足。
随着整个国家粮食的充足，边境地区的粮食储备也充足了。汉文帝时期，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为了保证边地粮食的供应，送粮到边地的人可以得到爵位（入粟拜爵）。这样，边地的粮食供应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爵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等级制度。爵位没有行政职能，它主要用来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力。爵位不仅有军功爵，而且还有民爵。普通百姓有了爵位，一旦犯罪，用爵位还可以免罪。这样一来，就有效地刺激了人民对边关粮草支援的积极性，反正老百姓家里粮食多，吃不完也会烂掉，送到边关充军粮还能换个“免罪金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边关的军粮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第二，军事实力增强。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两点：
一是战马，二是弓箭。
连年征战，尸横万里，血流成河，阵亡的士兵尚且无法统计，更不用说死掉的战马了，自是不计其数。因此，汉初马匹奇缺，毕竟物以稀为贵，而且肯定不能指望北边的邻居匈奴给汉朝送马过来，所以当时马的价格也极高（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但是，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武帝初年，马匹数量剧增。百姓住的普通街道都有马，田野中的马更是成群，乘坐怀孕母马的人都被人看不起并被拒绝参加聚会（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
民间有了这么庞大数量的马匹，军用马匹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匈奴兵力的强盛，除了骑兵的机动性外，当属匈奴骑手的弓箭射术非常精湛。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弩机（一种用机械方法发射的弓箭），弩机是弓箭的升级版本。刘邦、项羽荥阳之战时，项羽曾经伏弩射中刘邦的胸部，这是刘邦一生两次致命箭伤的第一次（另一次是平黥布之乱受箭伤）。可见，楚汉战争时期，中原军队已广泛使用弩机。弩机借助于机械力量，发箭迅速而密集，可以压制匈奴骑兵的“火力”，这成为武帝与匈奴进行决战的另一法宝。
从各个方面来说，西汉政权到了武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和匈奴作战的各种条件，而且，汉匈之间自汉初以来的矛盾始终得不到长期有效的解决，这些因素促使汉武帝决心以武力解决汉匈之争。正是汉匈双方力量的对比至武帝时期已经形成汉强匈奴弱的局面，这种根本态势的变化使汉武帝决心运用军事手段解决汉匈矛盾。
汉武帝之所以一即位就要对匈奴作战的第二个原因是机遇：条件成熟，征战平乱。
既然已经腾出手来了，那就好好教育一下早就该教育的匈奴吧。之前不管你，现在要打到你服为止。于是，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一打到底，一打就是数十年，为什么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要坚持打到底，几乎是毕其一生呢？
生活在汉朝北边蒙古高原的匈奴民族，由于处于降雨稀少的草原上，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匈奴民族只能以放牧为生而不可能成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
游牧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农耕民族的生存状态差别很大。草原的生态状况决定了这一游牧民族不可能像农耕民族一样具有丰富的农产品和相应的生活奢侈品，因此，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民族并存的状况下，游牧民族获取本民族无法生产的生活用品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边境贸易（互市），二是掠夺性战争。本来，彼此之间通过贸易互通有无是一种最符合两大民族长远利益的做法。但是，匈奴民族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错误的做法，利用本民族的军事优势，靠掠夺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造成了两个民族的悲剧。
华夏中原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也是和平亲善的民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匈奴长期的军事掠夺是汉匈战争的深层背景。
由于有了两个民族这一深层矛盾，战争成了特定时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而且，汉武帝这种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对于保护汉朝的农耕生产、扩大汉朝的统治地域、转移国内的矛盾也有作用。
这就是汉武帝对匈奴长期作战的第三个原因——利益：发展扩张，征战有利。
事实证明，汉武帝持续作战的本身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总之，汉匈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战事迫在眉睫，不可避免。
战和两派 争议胶着
人的思想一旦成为定式，要想改变是很难的，至少短期内很难改变。从高祖到武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亲已经成为西汉的既定国策，改变这一既定国策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吗？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史记·韩长孺列传》）。此时，汉武帝即位已经六年，面对匈奴的和亲，汉武帝将是否和亲这件大事提交朝议。朝中的大臣面对匈奴的和亲要求议论纷纷，有人主战，有人主张继续和亲。
主战派以大行（外交部长）王恢为代表，主张和亲的以御史大夫（副丞相，主管监察司法）韩安国为代表。
王恢是燕地人，多次在边地任职，熟悉边地与匈奴打交道的事，因此，坚决主张对匈奴作战。王恢主战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一条：匈奴毫无信义可言！每次与匈奴和亲，至多不过几年就毁约入侵。数十年来都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毫无信义可言的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军事打击的方法打败它，战胜它，否则，永无宁日（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史记·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认为，对匈奴作战是出兵千里，无利可言。这里面有两点原因：
第一，难以制服。
匈奴是游牧民族，流动性太强，他们没有任何仁义可言，所以，很难制服他们（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史记·韩长孺列传》）。
第二，以劳伐逸。
我们千辛万苦地找他们作战，等到我们找到他们之时，我们自己早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怎么可能打败匈奴呢？这就好像强弓射出的箭，到了最后快落地的时候，连一幅极薄的丝绸都无力穿透；又好像一场大风，到最后风停之时，连一根鸿毛都不能吹起来。这绝不是因为强弓最初射出的箭没有力量，也不是因为大风最初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到了最后的时候，箭和风都没有力量了。所以，攻击匈奴有许多不便，不如和亲（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飘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史记·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的朝议发言，确实有点演讲拉票的味道，而且非常见效，朝中的大臣大都支持韩安国的意见。我们需要讨论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王恢和韩安国谁的话有道理呢？
王恢的话抓住了汉初以来汉匈关系的一个关键：和亲不能长期保持两个民族的和平。所以，王恢讲的是大道理。
韩安国的话也有道理。韩安国强调了两点：一是匈奴民族的特点是难以制服，二是对匈奴作战非常不易。
匈奴民族生活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之上，土地极为广阔，流动性又非常强。因此，你要进攻匈奴必须深入蒙古高原的腹地。这样长距离的奔袭之战，胜败极难估计。就算赢了战事，付出的代价也极大，往往得不偿失。
从这两点看，韩安国的话是有道理的。
王恢的主张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韩安国的主张仍然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因此，韩安国讲的是小道理。
王恢和韩安国的话都有道理，但是，一个讲的是大道理，一个讲的是小道理。最终，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多数大臣支持韩安国的意见呢？
大臣们的因循守旧思想在起作用。韩安国的主张是自汉高祖以后施行了七十年左右的意见，它虽然是保守疗法，但是风险不大。王恢的主张是想根治疾病，可是，这种大手术有机遇也有风险，而且，有时这种风险还很大。
因此，多数大臣支持韩安国是必然的。
第三个问题，汉武帝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试想一下，一个沿用七十年之久的传统，为什么到今天武帝的态度开始动摇了呢？如果武帝的意识里主张和亲，大可不必当朝议论，按照以往的套路来就可以。武帝偏偏要召开朝议，说明武帝的心里已经对匈奴有了杀机，所以，汉武帝毫无疑问是一个主战派。他一生在位五十四年，对匈奴作战长达四十四年，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主战的汉武帝却最终同意了韩安国的意见。
坚决主战的汉武帝为什么会同意韩安国主张和亲的意见呢？汉武帝是真的要继续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请看：马邑之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