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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穆大江副社长了解了邓小平下决心向美国派遣大批留学生的决策过程，觉得这是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重要姿态，心里很是振奋，于是布置任燕写了一篇记叙前后过程的内参材料，发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穆大江觉得这会对各部门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任燕连续写了一批文章，在新华社内部受到了表彰，心里抑不住兴奋，终于趁着星期天赶去了北大，与正忙于排练话剧的夏建国和田源痛痛快快地谈了一阵，既谈到了大庆、长春与鞍钢，又谈到了首派五百名中国留学生去美国，一番话说得两位年轻的伙伴目光闪闪。
夏建国感叹说，邓大人真是在拳打脚踢啊，要是没有他这么起作用，中国的改变还真是难呢。只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重新评价，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任燕说，那也得靠你们的推动，下面推了，上面才能顺势决策嘛。你们这就是在创造条件。
夏建国认为任燕的话很对，只有田源显得神情有些落寞。他说，我虽然在排练的时候每一次都慷慨激昂，但是心里却发闷。你看人家都要留学到美国了，建国哥也是北大的学生了，你小燕子也得到新华社表彰了，就我还啥都不是，西双版纳农垦场的一个职工，户口都没回北京，我这算什么呢？火起来，我真的又想往香港跑了，管他铁丝网不铁丝网，听说现在边防军已经不开枪了，也没啥生命危险。
说到这儿，田源的耳边又隐隐约约响起了小提琴的声音，他知道这是那位叫吴怡茹的姑娘在拉，吴怡茹一定是很有出息了。夏建国与任燕于是急忙安慰田源，说一切都会好的，田源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话剧舞台上把“四五英雄”的形象塑造好，推动这个大冤案的平反，这样一切都会有希望。
任燕临走的时候建议夏建国邀请他的父亲与田伯伯一起来北大看看排练。争取这两位家长的支持很有必要，因为这个话剧的排练和演出过程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让自己的家长首先支持，就很关键。
夏建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他说今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又让田源打电话给他爸爸，请他们都抽空来一趟北大。当然，都要悄悄地来。
大约半个月以后，田志远就与夏默结伴来到了北京大学。
他们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在黄昏时分被夏建国与田源悄悄地领进了北大学生会的道具仓库，然后木门就被紧紧关上，还用一张木桌顶住。排练的状况让田志远与夏默看得很满意。
夏建国的导演特别严谨。譬如，他是这样纠正演员的：田源，你说这一句台词的时候，手再往上抬一些。
于是，剧中人“李源”又把伸直的手臂抬高一些，高声说，我们要他回来整顿这个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国家，犯的是哪条王法？
夏建国说，对，就这样。田源的表演确实很入神，举手投足都很自如，每句台词都字正腔圆。田志远一边看一边想，早知道这小子是块演戏的料，他小时候眉飞色舞地念“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芦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瓣儿”就特别顺溜，现在果然应了这一说。
就在田志远这么入神地想着的时候，道具仓库的木门突然被人啪啪地击打，敲击的力量很大。田志远吃惊得张大了嘴，仓库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排练现场寂静一片。
夏建国也僵住了，心一时拎在了半空。
啪啪啪，木门继续响。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夏建国。夏建国说，大家别慌，开门吧。
门一打开，却叫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站在门外的神色严肃的人，竟然是教育部副部长兼北大党委书记周林，而且周林书记身后还跟着七八个神色同样严肃的人，其中一个还是北大的保卫部长。
这一刻，道具仓库里所有的演职员和几位现场观摩的学生骨干，都愣如泥塑木雕一般。
田志远与夏默都认识这位贵州籍的周林书记，不知道周林书记此次的到来是凶是吉，此时也便窝在仓库一角，竖起衣领子，默不作声。
门外所有的人都走进了道具仓库，学校保卫部长手持一份名单，大声问，导演是谁？
夏建国上前一步，沉着脸说，是我，夏建国。
保卫部长说，你是经济系的学生，对吧？
夏建国说是。保卫部长又指着田源说，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田源的脸顿时红了，犹豫了一下，说我叫田源。
保卫部负责人说，哦，我知道，你是这出戏的主演，不是北大学生，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场的知青，我没说错吧？田源说你没说错，对方便严肃地问，为什么滞留北京？田源说自己在养伤，并且指了指自己的腿。
那位保卫部负责人放过了田源，转脸问，何家昌、李正利在吗？
两个学生演员马上应答说，我们在这儿呢。
对方问，都是政治经济系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保卫部的负责人又对两位女演员说，你们都是历史系的，对吧？一个叫柴思花，一个叫徐超美，都对吧？
这位保卫部负责人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点点头严肃地说，我们得知同学们在排演话剧，校党委周书记亲自来看大家。下面请周书记讲话，大家欢迎。
有几位鼓掌，掌声稀稀落落。
于是周林书记走到了大家面前，扶了扶眼镜，又清清嗓子。夏建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又看看坐在屋角的父亲与田志远叔叔，心里通通通地打鼓，几个可怜的结局闪电般地在他心头掠过，一个是禁演，剧组解散；更严重的则是追究责任，给予处分；再往严重了想，那就是开除学籍，尤其是作为导演的自己。
夏建国想，事到如今，也豁出去了，反正学校保卫部已经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了，他们都有预案了。
周林书记说，同学们，你们排演这部话剧《于无声处》，我知道得很迟，三天前才有人向我报告。
他顿了顿，又说，昨天晚上，我读了《于无声处》的剧本，剧本是有人专门抄录了送来的。告诉同学们，我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
此话一说，夏建国更加紧张，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周林书记说，作为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为我们北大的学生能够排演这样的剧本感到高兴，感到鼓舞，感到骄傲。
场子里所有的同学几乎都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夏建国吃惊地张大了嘴，而坐在屋角的田志远与夏默同时舒了一口气。
周林书记接着说，同学们啊，这说明你们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你们敢于在舞台上喊出埋藏在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声音。
这时候在场的同学才醒悟过来，于是拼命地拍掌。田源激动得跳上一张椅子高呼“乌拉”，而几个女同学则搂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周林书记说，今天，我到这里来，只对你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面对可能的责难和阻力，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毕竟还没有平反。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同志对这个事件还有不同的看法。
夏建国马上说，是，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周林书记说，很好。第二点，我希望《于无声处》中的这一声惊雷，不仅响在我们北大校园，而且要响到北京城里去，要争取让首都人民都听见这一雷声，要唤起群众的共鸣，推进我们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我们北大的优秀传统，我希望北大的“五四精神”通过你们再一次得到发扬光大。
夏建国激动地高喊，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周林书记点点头说，当然，在我们学校内部，对你们的排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一些同志认为应予取缔，我原先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昨天看了一夜剧本后，同学们，说实话，我被你们感动了。我支持你们，祝你们早日演出成功。我相信，不仅北京大学，而且中国的历史也会记住你们的！
夏建国忍不住了，突然冲上前去与周林书记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场的同学们一齐围了上去，有哭的，有笑的，团团抱在一起。谁都没想到，今天的排练会碰上这么一件意想不到的喜事。
这时候，周林就看见了田志远与夏默，接着也知道了田志远就是这出戏的男主角的父亲，而夏默就是导演夏建国的父亲。于是，他热情邀请两位家长去他的办公室坐一坐。
田志远与夏默欣然接受了邀请。
事后，夏建国有一次回家问父亲，那天周林书记与你们谈了些什么？
夏默说，谈的全是政治。又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着我们国家政局的走向。现在的局势很微妙，都觉得有两种力量在交锋。这种交锋首先表现在思想领域里，究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国家引导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去，还是因循守旧，继续“两个凡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一部分人民斗争另一部分人民，让国家空耗？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全党全国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你们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他周林当然明白啊，当然忧心忡忡啊。但是他看到你们的剧本能够这样热血沸腾，也说明了他的良知和胆魄啊。
夏默还告诉儿子，说他临出门的时候还跟周林书记谈了夏建国的入党申请问题。周林书记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说他会关注这件事。
夏默的这个消息让夏建国兴奋了一个晚上，他甚至想连夜就给任燕打电话报告这一重要进展，他知道任燕也一直为他的事揪心，但后来还是忍住了。
慢慢来，他想，曙光已经显现了，一切都会更加明朗的。
关于给予“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邓小平也一直在考虑。当然，他知道推进这件大事还阻力重重，但推进是必须的，这不仅涉及许多当事人的政治生命，更重要的是涉及思想政治领域“正本清源”的问题。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与平反刘少奇冤案、陶铸冤案一样，都是平反中国冤假错案的重要标志，意义重大。
这天他在与胡耀邦的谈话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他是特意把胡耀邦约请来米粮库胡同的，他想把自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突破口”的想法告诉这位年轻的中组部部长。
初秋的风已经略微有些凉意，庭院里的花草依旧郁郁葱葱。邓小平与胡耀邦沿着庭院的小路极其缓慢地行走，但是胡耀邦明白邓小平内心的那种急切。他听邓小平这样说：昨天陈云同志给我打电话，谈到一些老同志的冤案应该抓紧复查，他说了一个数字，让我很震惊：刘少奇的案子牵涉到一万多人！如果加上这些人的家庭和亲属，就有几十万人受牵连。这么多人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是个很大的政治隐患。因此，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必须加紧，要以复查平反一批大案为龙头，带动整个平反工作。耀邦，你的担子很重呀。
胡耀邦当然感到自己肩头的沉重。虽然邓小平以极大的胆魄在东北公开“点火”，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给予中国思想领域巨大的震动，引起了党内越来越广泛的共鸣，但是落到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许多人依旧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轻易越“两个凡是”的雷池。
邓小平停步，看着胡耀邦说，症结在哪里？要找到总根子。
胡耀邦指指自己的脑袋说，首先是这里的问题，思想上禁锢太多，怕被说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敢越雷池半步；其次是机构问题，大案还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上次您发了话，分案划到中组部了，但在主案上，我们中组部的发言权还是很小。
邓小平想了想，说，复查平反大案，要找个突破口。陈云同志提出，可以从陶铸的案子入手。陶铸的案子，核心是“叛徒”这顶帽子。这明显是莫须有的罪名，摘掉这顶帽子，不难。
胡耀邦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认为这个突破口选得好，表示要马上组织力量来攻克陶铸的冤案，但他又担心会遇到中央专案组的重重刁难。
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准备向中央建议，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交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承担。不要再搞专案组了，专案组名声不好。这样做，问题就会解决得快一些。
胡耀邦一听就兴奋了，说，这样好，中纪委一成立，关系就理顺了。不过，谁主持中纪委的工作？这非常重要。
邓小平说，耀邦啊，你要有思想准备。不管谁主持中纪委工作，都离不开你这位急先锋呀，你要算一个。至于挂帅的，还得找个能压得住阵脚的明白人。
胡耀邦听到这里，心里又有谱了，于是小声说，小平同志，我猜想，您准备向中央推荐的这个人，是陈云同志。
邓小平没有回答胡耀邦的这个问题，继续沿着花径朝前走，然后就谈起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胡耀邦深有同感，也认为这件大事的平反与陶铸冤案的平反一样，是个突破口。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间都已经有了共识，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和一些部门还在那儿犹豫，其根子依旧是“两个凡是”，总认为这是毛主席定的案，是铁案，动不得。
邓小平告诉胡耀邦，全党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过去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必须有个了断，不能再拖了，国家已经拖不起了。
胡耀邦又一次激动起来，说，小平同志，我已经听说了，您已正式向中央建议今年内结束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从明年一月一日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
邓小平说，是啊，不能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党都经不起折腾了，不过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认识。我马上要去日本访问，临走前我还要同华国锋同志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胡耀邦说，国锋同志顾虑太多。有的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我们实际上处在一种徘徊状态，这与国锋同志有很大关系。
邓小平说，中国不能再徘徊了。
他心里想，胡耀邦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尽管自己已经在东北明确点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但是华国锋并没有就此表态，汪东兴所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没有任何跟进动作，反而还传来不少杂音。国锋同志是个厚道人，但是这种“厚道”从某个角度说，是要误事的。
中国实在耽误不起了。
出访日本之前，邓小平驱车去中南海专门见了一下华国锋，也直接谈到了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包括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重新认识的问题，但是华国锋只是和颜悦色地倾听，有时还点点头，最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这不免使邓小平有些失望，虽然这一状况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华国锋也有种种不得已的情况，他被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舆论包围着。
但是对于出访日本的事，华国锋的态度倒是十分积极的。他再三说这次访问非常重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虽然历史上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认清历史的基础上两国还是应该携手前进的。尤其是中国目前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关头，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对中国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华国锋表示出了对邓小平外交才干的赞赏，表示深信邓小平这次率团访日能顺利签订中日两国友好条约，访问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邓小平也知道日本方面对他这次访问的期待，日本的电视与报纸这些天已经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邓小平这位神奇而又有胆魄的中国政治家，期待着在日本刮起“邓旋风”。
出发前，卓琳专门嘱咐厨房煮了汤圆，祝愿此次访日甜蜜圆满。她对这次能陪同邓小平访问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欣喜异常。
飞往日本东京的中国三叉戟专机起飞三十分钟后，一只小巧的、用糖衣纸折成的千纸鹤出现在邓小平眼前。邓小平从夏默手里接过这只千纸鹤，端详了一下，递给坐在身旁的卓琳，说折得很精巧嘛。
夏默说，我的小女儿知道我要随小平同志飞日本，特别折了一只千纸鹤，表示祝福。
邓小平举起千纸鹤，对外交部长黄华和随行团员们说，瞧，孩子们都懂中日睦邻友好的道理。这是一个大局，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和平相处。
随行人员都活跃起来，传看着这只折得很精巧的千纸鹤。
邓小平看着大家又说，这次去日本，我们要签订中日两国的友好条约，这是一件大事。中国要发展，要建设现代化强国，没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不行。所以，这次访日很重要，访问必须成功，要把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同时，我们要借访日的机会，考察日本科技、经济发展的现状。我很想看看日本的钢铁工业。
黄华说，已经安排了。
邓小平说到这里又惦记起了宝钢的事，于是把夏默留在自己的座位边上，再次问他宝钢选址的专家论证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夏默回答说，选址的论证还在继续。初步看，问题不是致命的，建起来的钢铁厂不会整体滑移到海里去，现在当地的深钻取样工作还在继续。但是，对这个特大项目的上马和下马，两种意见还是针锋相对。谷牧副总理最近又开了一次论证会，认识还是没法统一。
邓小平说，你的看法呢？
夏默沉吟了一下，说，我个人认为，就宝钢这个特例来说，早点上马，利大于弊。我们国家太需要优质钢材了。当然，反对宝钢上马的声音也有一定的道理。
接着，夏默就列举了两个主要的反对理由，一个是沿海到底能不能放大工业，这牵涉到战备；另一个是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财政有非常大的缺口，不裁撤一批计划中的大项目，也确实不行。宝钢是个大头，一占就是两百个亿。宝钢这个大项目一撤，国家的财政盘子就有可能活了。
最后，夏默重申了他的意见，说宝钢还是应该上马，久拖不决不好。
邓小平听着夏默所表达的意见，久久没有吭声。夏默看着邓小平靠在座椅上眯眼沉默的样子，心里忽然有些后悔，觉得刚才不应该这么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从一个专家的局部领域看问题，而小平同志则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思考全局，他有他的难处。做出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确实是非同寻常的。
想到这里，夏默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说，小平同志，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浅见，很可能是片面的。
邓小平点点头，又不作声了。飞机进入了云层，舷窗外白茫茫一片。
上飞机前，邓小平刚看过谷牧送来的有关国家财政的各种数据，知道国家财政短缺的难处，知道“两百个亿”的分量，知道李先念也为了这个问题皱紧了眉头。想到这里，邓小平就不再思考下去了，他拿起了座位边一沓关于日本社会情况的材料阅看起来。这是外交部给他准备的，出发前看了一遍，现在再看一遍。
一个问题思考久了，一下子得不出结论，就必须换换脑筋。
卓琳劝他闭眼休息一会儿，但是邓小平没有听。
这架尾翼漆有红色五星的中国三叉戟军用飞机，是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二十二分降落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的。
令邓小平和黄华外长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的外相园田直会在他们下飞机前突然登上舷梯直接走进机舱，做出了亲自上机迎接邓小平的友好姿态，而这一举动是双方事先都没有安排的。
其实园田直临时改变原来的迎宾方案疾步登上舷梯时，守候在舷梯旁的礼宾官员曾经吃惊地阻拦过他，说外相您上飞机迎接，这太隆重了吧？这不合常理。园田直当时回身说，你应该明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我国。
邓小平对日本外相的亲自登机之举显得十分满意，他立刻握着园田直伸来的热乎乎的手笑着说，你来北京的时候邀请我访问贵国，我还是来了嘛！
外相说，您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大家都听出了日本外相这话的一语双关，他既指日本东京的久雨转晴，也指中日两国关系即将揭开的崭新的一页。
显然，“邓旋风”在邓小平还没有出机舱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日本的土地上刮起来了。
次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了。
令现场采访的日本媒体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中规中矩的仪式上，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充满人情味的外交动作：邓小平在条约批准书签字后，竟然走到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面前主动与他拥抱。而自称是外交家的这位日本首相，显然对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这一举动缺乏思想准备，表现得有些慌乱，姿势僵硬。
记者们见状都大笑起来，随即就响起了一阵掌声。站在福田赳夫身旁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正在为首相的形象担心，没料到邓小平会随即过来又同自己拥抱，由于一时反应不过来，显得有些狼狈。
这时候记者们的笑声就更大了，有个记者当场就大声感叹，名不虚传的“邓旋风”啊！
而在随后，邓小平端起葡萄酒杯，他的祝酒辞也是那样地充满感情和打动人心。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系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在大家喜气洋洋仰脸喝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日本记者都没有举杯，而是快速地在纸上沙沙地走笔，记录这些动人的细节。
邓小平在东京的下榻之处是赤坂王子饭店。这个饭店布置优雅的格局，不禁使得邓小平回想起了巴黎，他甚至觉得这个饭店与凡尔赛宫有些相像。他对黄华说，这里就像是缩小了的法国凡尔赛宫嘛。
黄华也点头称是，他看得出邓小平心情很好。但是邓小平随后的提议，却让黄华小小地吃了一惊。邓小平说，黄华同志啊，关于这次访日的行程，我有个临时的想法，我想拜望一下田中先生。
黄华一愣说，田中角荣？前首相？
邓小平说，是啊，田中首相，他对中日邦交的建立有贡献啊。我到了日本，理应去看看他，不忘老朋友嘛。
黄华于是就显出了为难的神情。邓小平问他是不是不方便，黄华说是有些不方便。他小声告诉邓小平，田中前首相由于被指控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巨额献金，四年前被迫辞职，在日本国内遭到很多人的敌视和抛弃，声望大跌。现在去拜访，时机恐怕不合适。
黄华介绍的这个情况，也是实情。作为外交部长，他不能不这么考虑。但是显然，邓小平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虑。邓小平说，你可以向日方公开表示，说田中前首相涉嫌案件，那是你们国内的事，但他对中日复交有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二年九月，正是由于他的果断决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实现。你这么说，还有困难吗？
黄华部长还是显得有些踌躇，而邓小平则简洁地说，去办吧。
黄华知道邓小平决心已下，于是马上表态说，我现在就去找日本外务省协调。
日本外务省接到了中国方面关于临时增加拜会田中前首相的要求，大楼里一片惊呼，都说邓小平如此看重情义与旧谊，真是没有料到。而日本外相园田直则踌躇再三，最后决断说，既然中方郑重提出，我们一定要考虑。我去向首相报告，你们马上开始规划。
一个小时以后，来自中国的贵宾即将造访田中前首相的通知便传到了田中官邸。田中角荣起先不相信有这回事，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便泪眼迷蒙起来，竟至以帕遮眼。他说，世态炎凉，落井下石者有之，避恐不及者有之。这几年，我田中家一直是门可罗雀，想不到中国领导人还惦记着我，知道日本还有田中角荣这个人啊！
田中夫人听先生这样说，也不禁热泪盈眶，说这正是邓小平先生用心之处。
田中角荣站起来，对自己的秘书说，不忘故交，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快告知本派议员，全体齐聚在这里，一齐迎接邓先生！
田中角荣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哆嗦。
在日本刮起的“邓旋风”，也使得中国国内草木摇动。中国的报纸以及电视节目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报道邓小平访日。中国民众随着邓小平一行的目光，客观地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东邻经济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状，也感觉到了邓小平为赢得国际和平环境而做出的外交努力。
在北大的夏建国更是每天晚上都赶到学生会办公室的那台电视机前，从篇幅不是很长的报道中拼命查看中国代表团的风采，在邓小平一行里仔细寻找父亲的身影。即便是偶尔晃过的几个夏默的镜头，都让他兴奋不已。田源也凑在他耳边说，真为你爸爸能随着邓大人出行而感到高兴。
每天收看电视，倒也耽误了一些排练时间，好在《于无声处》的排练已经全剧拉通。除了反复排练、追求精益求精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在北京市区寻找一个像样的演出场地了。
这个话剧已经在北大试验性地演出一场。那天北大礼堂里人山人海，演出之后更是山呼海啸、群情激奋。北大党委书记周林还带着他的领导班子成员上台接见演职人员，在互相握手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周书记的眼睛是红红的。北大好几个系的教授还不约而同地跑到后台问长问短，都鼓励话剧社把这出戏演到北京城里去，演到中南海门口去，让北京人民和现在的中央领导都能来看看这出戏。戏里所发出的呐喊声，应该成为中国当今政治的“春雷”。
确实，夏建国与他的伙伴们都感到，这一声异乎寻常的“惊雷”，必须尽快在北京的心脏地区轰隆炸响，以让北京的民众激愤，发出更大的政治声浪，撼动政局。上海的宗福先来信说他们的《于无声处》已经在上海试验性地演出好几场了，每一次剧场内都是掌声雷动，而走出剧场的人们也以更加鲜明的姿态质疑“四五天安门事件”为什么迟迟不予平反。现在这一声浪在上海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几成燎原。夏建国把来自上海的信件在剧组内部原原本本宣读了，读得大家周身血液奔流。但是，这幕话剧在北京的推广，却还是阻力重重，没有一家城区剧院欢迎“惊雷”在他们内部炸响。
“东风”谢绝了，“解放”谢绝了，连一家大型企业的内部剧场也谢绝了。
依照田源的意思，还是主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说，在“人艺”演出影响大，干脆集中力量把这个剧院给攻下来。既然他们不回我们的请求函，我们就上门当面谈。我相信我们能打动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嘛，也许他们也有孩子在天安门广场呐喊过呢。
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才知道田源的想法还是有些书生气。夏建国与田源是在这家剧院的主任办公室见到那位嘴边留着小胡子的、矮矮胖胖的主任的。夏建国提到了一个礼拜前的请求信，又掏出自己的北大学生证，轻轻地放在桌面上。而那位姓秦的主任只是淡淡地说，拿回证件吧，我知道你们是北大的。
夏建国说，是这样的，我们上个礼拜给您发出的请求信上也说了，我们北大学生话剧社排演了一出话剧。
秦主任脸色漠然地说，知道，知道，《于无声处》，四幕话剧，你们的信函上不是都说清楚了嘛。我也知道你们在到处联系公演，去过解放剧场，解放剧场谢绝；去过东风剧院，东风剧院谢绝；现在到我这里，我能认下来吗？请问，我敢认下来吗？
两位年轻人情知碰壁了，于是默默地站了起来。而这时候秦主任的语调略微缓和了一些，他拍拍夏建国的肩膀说，看来你们都是统一战线喽？
秦主任说，年轻人，听我一言，别白日点灯白费蜡了，哪儿都一样，首都几十个大小剧场，没人敢演这样的戏！毛主席定的案子，华主席又说“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遵循”，小伙子，这是大是大非啊。
夏建国听到这里，觉得似乎还有戏，便也小声地告诉秦主任说，邓副主席已经反对了“两个凡是”，据说内部文件上都已经白纸黑字了，难道你们都没有传达吗？
秦主任一听这话就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这位年轻人是蒙我呢还是干吗？即使有这种话，也传达不到我们这一级啊。再说，要是毛主席说的话都能改变，那报纸上怎么不宣传呢？我告诉你，我接到的文件是，谁要散布违背中央口径的言论，谁就要承担政治责任。年轻人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们年轻人不怕掉脑袋，我还要养家糊口呢。
两位年轻人听完秦主任这番话，一声不吭，扭头就走，也不说再见。而在他们走下吱吱嘎嘎作响的木楼梯时，秦主任又追出了办公室，喊着说“两位同学，你们等一下”，接着就用很诚恳的语气说，我二弟也参加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心里是很同情你们的，但是……
夏建国与田源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谢谢，失望而去。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找到了北京的解放军八一剧场。找八一剧场的点子是任燕出的。她在电话里说，你们不妨干脆去找找部队剧场，邓大人不是兼着军委副主席吗？《解放军报》不是顶着重重压力，轰出了那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评论员文章吗？解放军的剧场可能会答复得很干脆。
戴着红帽徽、佩着红领章的八一剧场吕主任在听两位年轻人讲话的时候，显出了足够的耐心。他把双手放在办公桌上，轮流看着夏建国与田源，也轮流快速地转动着自己的两个大拇指。
而夏建国与田源则在解放军首长面前表现得非常激动，两人抢着说话，几乎一点空隙也不留。夏建国说，地方上这么多家剧场都拒绝了我们的公演请求，我们只有请求军队剧场的帮助了。我们服装、道具自备，义务演出，不要任何费用！
田源马上说，我们只求一个场子。
夏建国接着说，首都群众的心里，早就明白“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有问题的。不光是首都群众，全国人民群众心里都埋藏着疑问。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疑问公开大声地表达出来。
田源大声说，这是一个群众涉及面最大的冤假错案！
夏建国激动地站起来说，首长同志，我们信任军队，我们读过叶剑英元帅、邓小平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解放军报》最近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写得多么尖锐！首长同志，我相信你们能帮助我们。这是剧情梗概，这是在北大演出时的剧照，我们北大的校党委也支持我们排演这场重要的话剧。
吕主任笑着问他们说完没有，对方说完了，于是这位主任说，两位同学，我非常赞赏你们的勇气。我们军队的许多同志也议论过，目前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不对的。
夏建国高兴地蹦起来说，谢谢！
吕主任说，年轻人，别忙，我必须向上级做一个请示。夏建国忙说，对，对，我们等您的好消息。吕主任说，请你们三天以后来听答复。
走出八一剧场的时候，夏建国与田源忍不住互相击了一下掌，都觉得任燕的这个点子太好了。部队越到上层，态度反而越鲜明，不然《解放军报》的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毕竟邓大人现在兼着军委副主席嘛。
夏建国与田源当夜返回北大，就向剧社的伙伴们传达了来自解放军八一剧场的好消息，说这次希望大了，这就让几位演员激动得啪啪啪地鼓掌。大家当晚聚集在学生会办公室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邓小平访日新闻的时候，也增添了几分激动。
他们这一天看到的是邓小平拜会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镜头。在这些画面中，他们注意到田中角荣以及不少田中派国会议员们的眼角，都是泪光盈盈的。
这天田中派国会议员几乎悉数赶到了田中官邸，而且事先在门口站起了队。不仅议员们按照田中角荣的要求站在官邸门外迎接，而且田中角荣本人率领全家也都早早地候在了官邸门外。
这简直像是一个节日。
其实在门外站队之前，田中角荣的夫人花子曾经对丈夫低声说，现在天气凉，你还是慢一点站到门口去，时间早着呢。田中角荣连连说，不早了，现在就去站队！邓小平先生光临寒舍，这种喜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于是，田中角荣和夫人花子、女儿、女婿、外孙女、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以及田中派的四十八位日本国会议员，早早地就列队在官邸门口。日本警视厅派出的大批警察早就在四周值勤，引得路人都远远观望，纷纷投来惊奇的目光。这种目光使得田中前首相的脸上越来越焕发出光彩。
当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国宾车队驶近的时候，田中角荣就更加显得容光焕发了。他大步迎向车队，紧紧握着步出汽车的邓小平的双手。田中角荣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他大声说，阁下不忘故交，光临寒舍，田中实感荣幸之至！
邓小平听完翻译的话，微笑着说，田中先生对中日复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人民都记得您，我来看您理所应当。
田中闻言大喜，连说请请请，这时候记者们的镁光灯已经亮成一片了。
在会客厅坐下以后，邓小平看着老朋友田中角荣及其身边坐得端端正正的几十位田中派国会议员，朗声说，我们两国已经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样，条约就生效了。这个条约，不但是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奋斗多年的成果。这其中，包括您田中前首相，包括您二阶堂进前官房长官，包括在座的诸位。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
田中不住地点头，充满感情地对邓小平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一样。一九七二年，我有幸访问中国，那次经历我终生难忘。
邓小平听了这话，很有感触。他说，是啊，一九七二年，那时候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田中听了这句幽默的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但后来又马上止住了笑容。那是中国政治不正常的年代，田中角荣知道邓小平当时是在中国江西省一个偏僻的地方做着工人的工作，但是邓小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对推进中日两国的关系抱有信心，这也是田中角荣能感觉到的。所以邓小平在这次见面中强调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来同老朋友叙旧的。
于是，田中的心情也特别舒畅。他念了一句孔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希望田中角荣先生，还有二阶堂进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能再到中国走一走。
田中一听这话，心里就开心，马上说，我很高兴接受阁下的邀请。坐在他身边的二阶堂进也马上欠身拱手说，内心充满感激！
邓小平说，我知道田中先生、二阶堂进先生对中国的发展都很关心。中国人民，也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再次迎接田中先生和二阶堂进先生的访问。
这诚挚的邀请以及所有让人如沐春风的话，不仅在当场就获得了田中派国会议员的高度赞赏，而且都以极其醒目的位置登在了日本的大小报纸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评论员都赞扬了中国不忘故旧的传统风范。有位评论家还说，看来中国人不仅记住了所有对中国动过一刀一枪的日本人，也记住了所有为两国关系添过一砖一瓦的日本人。中国人的心里是有账本的。
其实邓小平对这次造访田中角荣也很有感慨。在车队离开田中角荣官邸返回宾馆的路上，他对坐在身边的黄华外长说，刚才田中前首相说到了周总理，你注意到了吗？黄华说注意到了。邓小平叹息一声说，田中先生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总理了。周总理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还健在的话，这一回，他一定会来的。
听邓小平这样说，黄华也叹息了一声，说，我们做外交工作的同志，也都很怀念总理。
邓小平这一路上就再也没有说话，他微微闭眼，思绪一下子就到了一九七五年。他记起了那一年他在周恩来的病榻边汇报工作的情状。那时，周恩来的脸色非常憔悴，病情显然已经很严重了。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邓小平记得，他是俯着身子对总理说话的，他那时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总理啊，这一次全面整顿，已经使铁路系统贯通了，生产有所恢复。他记得周恩来问自己钢铁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已经派了工作组到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去蹲点，还成立了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谷牧当组长，现在有些起色。这个月，全国平均日产钢七万两千四百吨，达到完成全年计划要求的水平。
他记得那一刻，周恩来点点头，用艰难的声音说，去年鞍钢两派武斗，我把他们叫到北京来坐在一起，对他们说，鞍钢不能乱哪，要不然全国三分之一的钢产量就没有了啊！恢复到这个程度还不够，我们钢铁的缺口还很大啊。
邓小平记得自己那时候说，我明白总理的话。然后，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周恩来的一个饱含感情的动作。周恩来那一刻吃力地抽出手来，紧握住自己，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他也握着周总理的手，久久不放。当然，他不敢用力，握得很轻，但是握得很温暖。他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总理的：我还要努力。
然后他看见总理露出了微笑，总理显然感到欣慰。他听见总理对自己说，小平啊，你总是说这句话。就像当年在巴黎，咱们办《赤光》杂志，你当油印博士的时候一样。
那一刻，总理也想到了巴黎。那是一九二二年就开始的革命友情啊。他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成为了革命者，随后又成为了共青团员，紧接着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是周恩来兄长一路牵着自己的手往前走的。
邓小平没有流眼泪，他是个很难流眼泪的中国革命家，但是他知道，这一刻，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江河里的周恩来，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流淌在他心底的莹莹的泪光。
随后参观的几家日本现代化企业，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讶异、兴奋、沉思这样一些表情，先后出现在他的脸上。不仅邓小平如此，随行人员也都如此。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工艺，对于长期陷于“阶级斗争”难以自拔的中国人而言，冲击力确实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日产汽车组装车间里驻足很久，通过耳机认真地听取日产汽车公司总经理石原俊的介绍。在他眼前，组装汽车的流水线缓缓移动，四十八个产业机器人操着各种工具依次焊接车体，各种精确的自动组装动作有条不紊，电火花不停闪烁。
邓小平摘下耳机问，自动化程度达到多少比例了？石原俊回答说，尊敬的邓先生，本厂的自动化程度为百分之九十六。
这个比例似乎有点吓人，邓小平陷入了长时间的思索。这时候黄华凑到邓小平耳边说，按劳动生产率算，这个工厂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九十九倍。
邓小平感叹了一声，说差距太大了。
他想了想，又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合作。
在大群日本记者紧张记录的时候，陪同邓小平访问的日本经团联会长士光敏夫挤到邓小平面前说，邓先生，我们一定会进行很好的合作。我们建议，最好能创办日中两国的合资企业。
邓小平听士光敏夫这么说，心里一动，觉得这倒是个好点子，于是马上表态说，士光敏夫会长的这个建议好，可以积极考虑。我们中国荒废了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二十年。
“二十年”这个词一出口，引起了日本记者一阵小小的惊呼，想不到中国的领导人会用这么一个数字来表达两国间生产技术的差距。这样的表达很坦率，也很客观，甚至很智慧，这体现了中国在生产技术方面欢迎日本援助的迫切而诚恳的态度。
邓小平抬起脸，看看众人，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要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朋友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我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有希望的。
当时掌声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了，跟生产线上产业机器人手中的焊花响成一片。一位日本记者向他的同行说，邓能这样说，太了不起了！而使这位记者更加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随后在公司的纪念册上还题写了这样的词句：“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在他的报道中激动地写道，能题写“伟大”的，才是伟人！
千叶县沿海地区的君津钢铁厂是邓小平此次访日的考察重点。显然，对这个厂的参观、考察、判断，与是否推进国内的“宝钢”项目，有着一种客观上的关联。
奇怪的是，中国贵宾的车队从宾馆出发的时候，独独不见夏默跑出来。黄华看着手表，显然是着急了，说老夏今天怎么拖拉了，要不要再等一等？这时候邓小平果断地把手一挥说，不等了，时间到了就出发。
卓琳坐在邓小平身边，把车窗开了一道小缝，让十月湿润的风回荡在车内。她深知丈夫的脾性，按时行事，从不拖拉，但她同时心里也想着夏默，这个人怎么会掉队了呢？
代表团的人们后来才知道，夏默是晚了十五分钟才匆匆奔出宾馆的，他是被一份来自国内的电报耽误了。急出一头汗水的夏默后来在两位日本外交官的帮助下，才登上临时安排的汽车急急忙忙地赶队伍。
邓小平一行头戴红色安全帽，一路走在君津钢铁厂，先是参观转炉，后来又参观巨大的轧板车间。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亲自陪同参观，他告诉邓小平，君津钢铁厂是六十年代搞起来的，现在的规模是年产量一千二百万吨。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在中国贵宾的人群中悄悄地出现了喘着大气的夏默。
黄华笑了，走到夏默身边，友好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夏默惭愧地笑笑，算是做了解释，因为他这时候不宜多说话，怕妨碍了大家的参观。
邓小平这时候向轧钢机走了几步，把眼睛眯细了，他看见了轧钢机上的一块标志牌。标志牌写的是日文，但是上面有“1969”的明显字样。看见还在喘气的夏默，邓小平便把夏默叫到自己跟前，说夏默同志，我不懂日文，这里写着“1969”，是不是这台自动化轧钢机的生产年份？夏默弯腰一看，说是。邓小平接着问，一九六九年，你在做什么？夏默低头一想，轻声说，扫厕所，还没“解放”。
邓小平点点头，又转过脸，问另一位随行专家，你是搞物理的，一九六九年，你在做什么？那专家说，我在劳改农场养猪队。邓小平再问一位，你呢？那位专家说，白天清扫大杂院，晚上批斗，坐“喷气式”。
邓小平长吁一口气，说，是啊，我们在折腾，人家在搞自动化。
卓琳听邓小平这样感叹，心里也叹了一口气。她想到了自己的一九六九年，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她与丈夫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邓小平被迫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一九六九年，全国都在遭殃啊。
这时候邓小平沉吟了一下，指着身边由计算机操纵的轧钢流水线又问夏默，你访问欧洲的时候，见过这样的流水线吗？
夏默说，在德国，见过数控机床。但是，由计算机操控轧制钢板，还没见过，也算开眼界了。
邓小平说，我们的鞍钢，是日本三十年代的钢铁生产水平。现在，时隔四十年，日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了。我们确实落后太多。我看这个君津钢铁厂很好，如果把它搬到上海宝山，对我们国家的钢铁生产一定是个好的促进。
夏默一听邓小平说到宝钢，马上报告说，小平同志，我今天迟到，实在不应该。因为国内传来了一份电报，上海宝钢选址的地基问题刚刚查清楚，我急着看，忘了时间。
邓小平马上问，什么内容？
夏默说，五十六名专家进行了十八个昼夜的打桩试验，证明了打六十米深的钢桩，完全能够承受钢厂需要的负荷！
这个信息立时让邓小平陷入了深思，以至于在轧钢机流水线旁迟迟没有迈步。
仿佛间，他有一种此时正站立在上海宝山土地上的感觉。
是的，就在宝山，就在身边，长长的优质钢材缓慢而威武地向前移动着，电子屏幕闪闪烁烁。
当然，这是若干年以后上海宝山出现的景象。
中国需要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君津钢铁厂，不能再迟缓了。一个钢铁贫乏的国家是缺钙的。
出现在邓小平脑海里的这一形象和思路，一直断断续续地延续到当天晚上，直至深夜。在卓琳已经睡下之后，他还请王秘书把夏默叫到自己房间的会客室里。邓小平对惊讶的夏默说，打扰你休息了，这么晚请你来，是想请你去办一件事情。明天你不必随团活动，去和日本有关部门商谈一下上海宝钢项目的进度问题，然后立即回国。
夏默愕然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此时他又听邓小平说，回国以后，你直接找先念同志、谷牧同志，他们会安排你去宝钢的。夏默同志，宝钢的事情我想了很久了。宝钢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不要过多争论了。这件事我也犹豫过，两百个亿，不是小数。但是现在想，上，利大于弊。振兴中国钢铁工业，这是一项支柱工程，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不争了，再争没有时间。我的意见：尽快上马！
夏默听到这里，心间立刻翻动起了潮水。他激动地说，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对的，既然地基没有问题，就应该咬着牙上！我愿意参与这个工程。
邓小平说，好，你对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有研究，可以发挥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你到宝山后，告诉前期指挥部的同志们，不要争论，不要怕，尽快开工建设。我们的钢铁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再没有拖的本钱了。
夏默当即就答应立即回国，尽快去宝山。在告辞的时候，邓小平忽然提到了北大排演话剧的事，这倒让夏默一愣。邓小平说，你儿子在北大上学，听说北大学生排了个话剧，在学校演了一次，反响很大，很轰动，你知道吗？
夏默再次激动起来，说，小平同志您还真问对人了。我儿子就参与了这个剧，还算是导演。这个话剧有四幕，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作家写的。上海也演过，也轰动了。我儿子把剧本拿到北大来排练，也轰动了。因为这个剧是反映前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说的是年轻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北大的一些教授还联名写信要求公演，但是要公演却找不到场地，北大的那些学生很着急呢。我来日本之前，我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说很苦恼呢，好多剧场都谢绝他们上门。
邓小平说，北大有这个传统，忧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经过十年“文革”，这个传统还是没有丢，是好事情。那个话剧叫什么名字？
夏默说，叫《于无声处》。
邓小平说，呵，于无声处听惊雷，有气势，好名字嘛。
夏默有些奇怪，问，这件事怎么都到了您这儿了？非同小可呀。
邓小平说，乱世之后，百废待兴，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对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积极的思考，要鼓励和正确引导，而不是压制和害怕。“四五天安门事件”，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夏默惊喜起来，心里想，只要小平同志明确表态了，事情就有可能明朗化，离彻底解决的时候也不远了。临出门的时候，他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小平同志，您说学生们这个戏可以在北京城里公演吗？邓小平却没有搭话。但是后来王秘书对夏默说，老夏你可别这么打破砂锅问到底嘛，只要小平同志关注了，事情总会解决的嘛。
夏默一直到坐在回国的飞机上，心里还惦着这件事。他觉得邓小平很可能会亲自过问这件事，邓小平是个战略家，但有时心眼细起来，也有如针尖。
坐上日本的新干线，经历一次“子弹列车”的飞驰，对邓小平来说，是一次新奇而又兴奋的经历。
他在坐这趟车之前，就已经听取了相关介绍，也阅看了材料，很想知道高速铁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在坐上了列车，列车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冲到高速之后，邓小平还是为这种“子弹列车”的平稳、低噪声和舒适程度而惊讶。他想，这是个好东西，中国的幅员比日本辽阔得多，在各大城市之间如果都架设了高铁网络，那就会对生产要素的快速聚合、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
他久久地看着车窗外面，整个大地都在旋转，沿线的树木像闪电一样连成一片。
一位日本记者趋前，问邓小平说，请问邓副总理，坐这列车，您是什么感觉？
邓小平笑了，回答说，就是觉得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车厢里响起了掌声，邓小平的这句话说出了中国代表团每一位成员的心声，也说出了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现状。
这时候，邓小平转过脸，对黄华外长和几位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国家也要修这种铁路，首先应该是从北京到上海。
黄华点头说，对啊，那样的话，北京到上海只要几个小时就够了。
“子弹列车”在新干线上飞驰。
这一刻，身处高速奔腾当中的所有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心潮澎湃。高速和低速就是不一样，跟停滞更是不一样。高速会使一个民族充满自信和展现强壮，而这种速度在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中国有这么辽阔的国土和这么勤劳的人民，只要我们有了一条正确的“新干线”，中华民族的行进速度是不成问题的。
在辞离日本前夕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也诚挚、客观地表达出了这一想法。那一天，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世界各国记者挤满了整个大厅。据统计，有四百多位，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国际著名通讯社。
美联社记者对邓小平提的问题是：什么是您这次访问日本的最大收获？
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老实说，这次访问我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什么道路，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是我考虑最多的问题。我们愿意学习和借鉴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愿意与他们合作。
日本记者的问题则带着日本特色，他问的是：我知道中国现在正在寻求与世界的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会优先考虑与日本的合作吗？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得很得体，他说，中国正在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合作。然后，邓小平又看着这位记者，微笑着说，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等到我们发展起来了，道路就更宽广。欧洲的朋友问我，说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
邓小平说到这里，会场上已经是一片笑声了。
而使记者招待会的气氛陡然紧张的是另外一个话题。一位日本记者在接过话筒之后突然提到了所谓的“尖阁列岛”。他问的问题是：请问邓先生，对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此话一说，全场皆静，气氛陡然紧张。
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马上站起来说，对不起，按照中日双方早先的约定，这次访问不涉及领土问题，请大家不要提这样的问题。
但是，坐在主席台正中的邓小平表情却显得非常轻松。他面对四百多双睁圆的眼睛和一排又一排的电视摄像机镜头，沉着地说，这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了，我愿意谈谈我的看法。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全场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许多记者甚至屏住了呼吸。
邓小平继续说，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不光是钓鱼岛，中国南海的一些岛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也持同样的看法。
听邓小平这样回答，全场的气氛都慢慢地松弛了下来。大家都觉得邓小平的这一回答相当务实，也相当智慧，而唯有那个提出“尖阁列岛”话题的日本记者继续咬住这个问题不放松，他再次站起来尖锐地发问，如果有一天日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您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邓小平听完这个问题，表情仍旧很轻松，他微笑着回答说，我认为中日两国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但是，日本有些人总想给两国关系找些麻烦，因此也必定还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闹事。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能力和智慧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人不会欺负别人，也不会让别人欺负。我们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招待会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在离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心情依然很舒畅。他最后是这样向四百多位记者说的：我感谢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是以一片喜悦的心情来到东京的，并将以一片喜悦的心情回北京去。
解放军八一剧场的吕主任是在组织剧场工作人员收看完邓小平访日新闻后，才匆匆跨上自行车直奔总政宣传部曲副部长家的。他知道曲副部长一般都回家吃午饭，有些微妙的问题，到家里请示比到单位请示更合适。
曲径的家在总政家属大院的最西头。这天午饭后，他挽起袖子，在自家前院里开始修理一张快要散架的方凳，接连把一个又一个钉子砰砰砰地敲在凳子的榫头处。吕主任一进门就恭维说，哎呀，曲部长钉得很准啊！我这人就是敲不准，一使榔头，钉子就弯。
曲径抬起头说，小吕啊，关键是钉子要摆正。榔头呢，第一下要轻，这是定位，第二下、第三下可以重一点。我们做工作也一样，首先是立场一定要准。吕主任说是，是。曲径说，什么事啊，中午还跑来？
吕主任递上《于无声处》剧情梗概和剧照说，有一个学生业余剧社，北京大学的，想在我们剧场演一场话剧，演一礼拜，时间不长。
曲径放下榔头，接过剧情介绍翻阅了一下，脸上显出了惊讶的神色。
吕主任说，我看了材料，他们演得还是挺专业的。另外，这出戏的思想意义，还是挺积极的。
曲径忍住气说，说完了？
吕主任说，我想，是不是先请他们来试演一场。然后，请部长同志莅临审查，审查通过后，再安排公演。前三天，请部队观看。后四天，向群众售票。
曲径说，你不怕我用榔头砸你的脑袋？
吕主任慌了，立正挺胸说，请部长指示！
曲径的妻子从窗户里向院子喊，老曲你小点儿声行不行？孩子做作业呢！
曲径忍住气，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站住了，忽然说，我审查完了这场《于无声处》，然后，批准演出。
吕主任一愣，忽又一喜说，是！
曲径说，然后，给部队演三天，给地方演四天。
吕主任说，是！
曲径说，然后，部队轰起来，地方也轰起来，大家都说党中央、毛主席给“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不对的，“四五反革命事件”必须平反！那些在广场上乱叫乱喊的年轻人是革命英雄！
吕主任听出了话音的不对，脸上绽放的笑容渐渐凝固了。
曲径说，然后，中央领导严肃批评，彻底查处。我离开总政，开除党籍军籍，回老家种地。
吕主任慌了，说，部长……
曲径继续咬牙切齿地说，把你也抓起来，戴上铐子，送军事法庭，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至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你老婆改嫁，你儿子姓人家的姓！
吕主任目瞪口呆，连连后退。曲径抓起榔头逼上几步，冲着对方大吼，你说我不拿榔头砸你脑瓜子行吗？
这时候，窗子又开了，探出了曲径妻子一张气得扭歪了的脸。妻子说，老曲，你长耳朵了没有，就不能小声点儿？
曲径忍住气，放下榔头，背着手在院子里踱了一圈，然后在吕主任的面前站下来，压着声音说，你呀，你这个小吕，平时脑瓜子还是挺灵的，当年还评上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些我都记得，怎么现在就糊涂成这个样子了？小吕同志啊，中央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跟着召开了。现阶段，稳定军心民心，把人民群众的思想都引导到党的“十一大”抓纲治国的路线上来，引导到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上来，这才是我们军队思想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小吕啊，小吕，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为阶级异己分子所利用啊！
曲径的这段话说得推心置腹而又慷慨激昂，话音也越来越高，以至于他的妻子冲出房门，揪着他跟他论理。吕主任就是在这夫妻俩的吵嚷声中逃也似的离开的。吕主任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懊丧地想，我怎么会碰这么个大钉子呢？其实，部队官兵也经常在议论“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会有新的定性呢。年轻人悼念周总理，没有啥不对的，喊两声“邓大人出来工作”也是好理解的，武力镇压是不对的。为什么曲部长今天会生这么大的气呢？看来目前情况还是非常复杂，但是不管怎么说，对北京大学的那两位年轻人也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了。
当面拒绝来自北大的这两位热血青年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八一剧场的吕主任为此踌躇了好长时间，而当两位年轻人如约上门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非常热情的笑容。他热烈地跟他们握手，说，啊，你们来了！
夏建国笑着说，是，我们是来听消息的。我们两个一路上还在说，军队带给我们的一定是好消息。
这时候吕主任就冲门外喊，小李，快拿两个军用挎包来，再带两只军用水壶！然后吕主任就把军用挎包和水壶放在桌面上，对两位客人说，夏同学，田同学，我知道年轻人很喜欢军用品，这挎包、水壶是今年刚发的，送你们一人一套。
夏建国马上称谢。田源也说，其实，我当过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这些军用品，我最喜欢了，真是谢谢啊！
吕主任又冲门外喊，小李，再拿两副武装带来！然后吕主任又把武装带分别递给两人，说，这是我的心意，也是我们剧场所有同志的心意。
夏建国此时也知道吕主任心里想说的是什么了。这样的结果使他很难受，但是他仍旧保持着沉着的面容，拉一把田源，默默站起，走到门口回身说，主任同志，您的礼物，我们收下了。我知道这就是您的答复。谢谢您了，您一定是尽了力了！
听着这话，吕主任就低了头，鼻孔突然发酸。
站在门口的田源心里也像有一把刀在搅一样，他咬着牙关说，没什么的，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公演的地方！人民群众心底里的呼声，一定要在聚光灯底下吼出来！
吕主任轻声说，你们会成功的。如果哪天演出了，我一定当第一场的观众。还有，这份剧情简介和照片，如果我能够保留下来的话，我会很感谢你们的。
夏建国说，没有问题。
双方分别的时候，不仅行了举手礼，还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夏建国在吕主任耳边说，您的挎包、水壶、武装带，我们全收下了。我们明白军队的情谊。
访日中途提前回来的夏默，在分别向李先念副主席与谷牧副总理汇报了相关情况之后，也按照这两位领导的指示，准备迅速赶赴上海宝山，先期筹备宝钢上马事宜。
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他在田志远的屋子里就着花生米喝了土烧，还打了电话到《红旗》杂志社，把曹慧也找来了。而夏建国、田源和任燕这三个年轻人，也在他们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兴冲冲地赶到了四合院。这一回邻居相会，讲话讲得最多的是夏默。他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讲日本的汽车，讲日本的钢铁，讲日本各式政治家的表现，又讲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采，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他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次邓小平的访日可以说是大获成功。这些天，可以说，全世界的舆论都关注着日本列岛。日本当地《朝日新闻》的通栏标题是“邓小平在为中国的崛起找药方”，而《纽约时报》则是大呼“美国人正在期待邓小平的到来”，美国人不急不行啊。
夏默举着湿漉漉的筷子说，从这次访日的情况来看，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是在基本成形之中。听说邓小平还要访问东南亚的几个邻国，再加上邓小平正在亲自主导中美建交谈判，如果这个问题有突破，那么中国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宁的国际环境中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了。这个前景多么鼓舞人心！邓小平在飞机上就对我们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首先要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依我看，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至少可以延缓。现在我们是外交还债，要多派些人出去与世界各国搞好关系。”
夏默喷着酒气，手指三个年轻人说，建国、田源、任燕，你们以后都会代表国家出去，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平的国际环境，你们信不信？
三个年轻人连说不信。夏建国说，我们在北京连个像样的剧场都找不到，还能跑什么国外？田源则说，我的户口还在西双版纳呢，北京都回不成呢。只有任燕说，夏伯伯的话，是有可能实现的。
夏默说，邓小平还告诉我们：“首先，中国周边要安定。但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中美、中苏、中日以及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依我看，中美建交势在必行。这个问题要抓紧，力争在年内解决。从明年开始，我们要有一个新面貌。”
夏默向大家介绍说，邓小平的这段话是对黄华外长说的，我在旁边都听见了。也就是说，按照邓小平的意思，中美建交在今年年内就要搞好。这个就很厉害啊。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一旦建交，足以震动全世界啊。这就是邓小平全球战略思想的高妙。
这个问题引起了饭桌边的一片争论。田源说，今年还剩几个月了，中美建交，怎么可能？任燕则说是有可能的，据她得到的消息，中美高层一直在互动，球递来递去的，许多问题解决了，但还有许多问题悬着。总之，是有可能的。
夏默又介绍说，邓小平还这样对黄华外长说：“应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中国再也折腾不起了。你整天和外国人打交道，应该比我体会更深吧。再这么折腾下去，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黄华同志，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呀。”
任燕听到这里就叫了起来，说邓大人“开除球籍”这个提法用得好啊，含义很深啊，我以后写稿的时候可要拿这个话来做文章。
这个晚上，夏默话说得很多，酒也喝得不少。他从日本的钢铁说到了宝山的钢铁，说邓小平与李先念以异乎寻常的魄力决定了上海宝山这两百个亿的投入，说中国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即将起飞，还说自己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只想早一点跑去宝山，扎扎实实地推动工作。他还说到邓小平主动问到北大话剧排练的问题，说学生在清明节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没有错的，说对这个问题要重新认识，说孩子们排练这个戏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这番话说得三个年轻人同时跳了起来，几乎要拥抱在一起，也让曹慧听得目瞪口呆。
夏默说到最后的时候，竟至泪流满面，好像只有泪水才能带走他的兴奋与压力似的。
身子软瘫的夏默，最后是被身强力壮的夏建国背回前院的。任燕也帮着搀扶，连说夏伯伯今天是激动了。
唯有田志远与曹慧这一晚话语最少，但两人在夏默父子走后相对而坐，心里很不平静。
田志远担心的是儿子主演的《于无声处》的演出受阻，而终于得知田源出演危险话剧的曹慧则是心慌意乱，连连追问田源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剧本，剧本主要讲的是什么，北大真的演出过了吗，上海真的在公演吗，怎么不见有报道啊，知不知道这个事件中央的定性并没有变化，知不知道这么做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这一连串的问题，田源都没有回答。他这一次表现得出乎意料的镇静。一段时间以来，他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质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今天并不想在言论上与母亲发生冲突。但是曹慧仍旧悄声而顽固地向儿子表达了自己的种种忧虑。她告诉儿子一个重要的政治情况，说就在去年三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她参加了大会简报组的工作，亲耳听到华国锋主席给各个大组的组长下的两条规定。华主席当时是这样说的：“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曹慧说，你看，这不就表明华主席的态度了吗？而就在那次会上，中央委员陈云后来在发言中还是对“四五天安门事件”提出了看法，说要重新评价，而且耿飚、姚依林这些同志还支持了陈云。华主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了原则立场。当然，他后来说的话有些缓和，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继续批邓”是必要的，也表示可以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主席的话就很辩证嘛。对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华主席的话也是辩证的。他一方面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仍然坚持“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党中央的另一位副主席汪东兴也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四五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曹慧说，小源啊，我知道你今天不想跟妈妈辩论，但是妈妈还是把华主席和党中央目前的政治立场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你们年轻，有些事还不明白，不能听夏默说邓小平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严肃的组织原则问题，中央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嘛。总之，有一条原则是必须牢牢掌握的，那就是要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走，不然犯错误与跌筋斗是免不了的。你过去的荒唐，妈妈不说你了，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场的救人英雄了，你要珍惜自己的政治荣誉，不要犯傻了好吗？急流勇退好吗？
田源离开四合院的时候只说了一句，爸爸，对于城里的剧场您有什么关系的，也帮我们疏通疏通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