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强，地不广，但凭中庸二字，执掌山西38年的山西王。
小档案
姓名字号：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
籍 贯：山西省五台县
生卒年月：1883年10月8日至1960年5月23日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家 世：
父母——父亲阎书堂，母亲曲月清。
兄弟姐妹——无。
妻子儿女——元配徐竹青，无子女。姨太太徐兰森，生长子志恭（早夭），二子志宽，三子志信（早夭），四子志敏，五子志惠，女儿早夭。
简历
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
1888年——母亲去世。
1892年——入私塾读书。
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
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3个月后升任监督。同年，以上等（分优、上、中三等）成绩被赐陆军步兵科举人，授协军校（相当少尉）军衔。同年，升任新军八十六标教练官。
1910年——升任新军八十六标标统。
1911年——被起义军推举为山西省政府都督、山西省政府民政长。
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都督。
1914年——被授“同武将军”。
1915年——被封一等侯。
1916年——改任山西督军。
1917年——出任山西省长。
1927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同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1929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赈灾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0年——被反蒋将领们拥戴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同年，被反蒋派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
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1950年——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60年——逝世，终年76岁。
攀枝
生的背后是死，祸的反面是福。人能看透生死，却永远不知道生死的曲折、祸福的起伏。久经商场的阎书堂如此，19岁的阎锡山就更别提了。
如果没有那次好奇，阎书堂一直带着儿子阎锡山跟着自己做生意、发大财，阎锡山也是跟着父亲做生意。
好奇害死猫，阎锡山的好奇则改变了他的一生。
1902年春季的一天，阎锡山与他的父亲阎书堂挤进了太原街头的重围，想看看有什么稀奇事。重围里面是一堵墙，墙上贴着一张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告示。
阎书堂连连摇头，亏大发了，拉起儿子就走。阎锡山一步三回头，拼命地把招生的地址记在心里。
阎书堂一口回绝，好男不当兵，当个破大兵有什么用。再说你小子混到现在容易吗？
阎锡山6岁就死了老娘，从小就寄养在外婆家。跟着父亲在县城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做生意，因为做“打虎”的生意欠了一屁股债，躲债都躲到太原。要不是同乡魏老五见你是块做生意的材料，认你当了干儿子，安排在自家“裕盛店”里当伙计，爷俩儿还不定在哪喝西北风。当时，由于交通信息不便，五台、定襄一带，银两和制钱（铜钱）的比价时高时低，不少人利用银、钱差价，买空卖空，在金融市场上牟取暴利。当地人将这种投机买卖称作“打虎”生意（意即吃利丰厚，但风险也大）。
无利不起早，阎锡山拿出干货：武备学堂管吃穿，每月还发饷银一两，奖金也比做伙计挣钱多。混得好了，有个一官半职，社会地位肯定比伙计高。
同去，同去，阎锡山拉上做小伙计结拜的把兄弟黄国梁、张瑜一同报考山西武备学堂。
考试，入学，一切就在顺利间。
出来混，要人脉，也要本事。
阎锡山咬定学业不放松，和同学混得也是如胶似漆，并当了学生班长。1902年，阎锡山被学校选中保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1905年10月，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阎锡山加入同盟会核心组织“铁血丈夫团”，面见了同盟会的老大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
花开有花落，留学也有结束的时候，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
春天来了，花儿才开。贵人出手，路儿好走。阎锡山没有春天，但他知道自己可以找贵人。想在军队中做事，想做好就得有人，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姚鸿法。
阎锡山绕道北京，以留日归国学生代表身份拜见姚鸿法的父亲姚锡光，对他百般奉承。枕头风虽然管用，老爷子的门路也是一条捷径，更何况老爷子还是陆军部侍郎，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好。
姚锡光给儿子姚鸿法写信举荐阎锡山，称他为不可多得之人才。
回到太原，阎锡山在太原等地四处活动，结识山西省的头头脑脑、各路神仙。
三个月后，阎锡山从山西陆军小学教官升任监督。1910年11月，阎锡山在姚鸿法的举荐下升任标统（相当于团长）。
姚鸿法赏识，阎锡山也给他挣面子。1909年11月，阎锡山参加陆军部组织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得了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赐予陆军步兵科举人，授协军校军衔。
孙中山对他寄予厚望，想阎锡山在山西起兵反抗清朝廷。阎锡山也是心有所属，他所做的就是等，等有机会。
后发
机会是等出来的，但有机会并不是就能把握住机会，所以还得做很多的事。
阎锡山当了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标统以后，就在四十三协所辖的八十五、八十六标里组织了以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任命一部分同盟会员在八十六标里担任要职，和温寿泉、黄国梁在太原成立了由自己一手控制的核心组织。
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在武昌起义。西安光复后，山西的革命党人胆子壮了，心气足了，手也开始痒，积极策动太原起义。
革命党人喜欢的事，山西当局可不喜欢。刀架在脖子上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非常时期，当局来了招狠的，子弹一律上交国库，就让你新军用烧火棍起义。
看着邻近的起义军干得热闹，新军的心死了半截。山西巡抚陆钟琦心里却是着了火，陕西革命军这把火燃得真不好，说不定就把山西起义的火焰点起来。防火的最高境界就是远离火源，倾向革命的黄国梁的第八十五标就是火源。
陆钟琦把第八十五标调离太原，每人发子弹若干。革命党人惊讶，然后又是心喜。起义的节奏被完全打乱，但子弹已经在手。
29日凌晨，被推为义军司令的姚以价率八十五标打响了太原起义的第一枪。八十五标第一营攻打满洲城，其余营队随姚以价攻打巡抚署。
阎锡山对太原起义的筹划很有激情，但对起义成功的可信度很有怀疑。阎锡山不敢赌大，也不敢赌小，他不揭自己的底牌。
阎锡山命令八十六标官兵兵分两路：一路把守抚署东西两边街巷口，闲杂人等不能通过，让人看起来是在保卫抚署；一路攻打抚署后门的巡防队，参加起义的战斗。
起义很成功，起义军攻下山西抚署，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父子和派兵镇压起义的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谭振德。
阎锡山也很成功，第一时间宣布八十六标参加起义，成为太原光复功臣之一。
果子熟了，最大的果子当然是大都督。立宪派首领梁善济信心满棚，主张投票公开选举都督，开会的大多是立宪派的人，大都督还不是自己手里的肉。
立宪派首领当了都督，革命党人起义这事算白干了。同盟会员张树帜想都不想，端着枪跳上主席台，将梁善济挤到身后，大声叫道：“不要票选，要举手表决！我推选阎锡山当都督。”台下的革命党人也很兴奋，不停地挥舞手中的枪，高喊：“举手表决，我们选阎锡山！”
得罪人不过挨骂，得罪枪就得吃子弹。立宪派的人一个个左顾右盼，慢慢地举起手来。张树帜又进行了检查，看到与会人员全部都举了手，即宣布一致通过。粱善济见势不妙，走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又提议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过。
阎锡山与温寿泉出任山西省正副都督后，立即组织山西军政府，建立统治机构，委派各部负责人，发布安民告示，悬挂“八卦太极图”旗。
阎锡山双喜临门，既当了都督，当天又是29岁生日。亲友们纷纷前往道贺，阎锡山满脸喜色。
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也来贺喜，带着部队来贺喜。熊国斌是满族人，一向对革命极为不满。他把部队停在阎锡山的寓所外，声称自己是来给都督请安的。
贺喜的人一下子就静了下去，请安不是不可以，但带着部队来请安，不知道是请你平安，还是请你安息。
阎锡山不动声色，要求熊国斌集合部队，自己给他们训话。熊国斌要的就是阎锡山出去，屋里人多不好动手。
熊国斌集合部队，布置杀手，进门汇报，但他已经没有机会。阎锡山没有心情听他汇报，他喜欢贺喜的人。
立宪派的梁善济跑了，请安的熊国斌只有来生才会请安，29岁的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
石人一出天下反，武昌一起各省乱，阎锡山虽然坐上了山西都督的宝座，却不知道他有没有命花钱？
阻击
山西乱，清政府大惊。武昌再闹腾，离北京还是有一段距离；山西一乱，枪口可伸在鼻子底下，随时捅鼻眼里。
清政府急忙任命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率兵入晋，镇压革命。
吃饭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吃革命的饭。阎锡山知道清政府不会放纵，早早就派兵扼守娘子关，同时出兵直隶，占据正定，巩固山西门户，并做好与吴禄贞交战的准备。
吴禄贞在石家庄停兵不前，派第六镇参谋周维桢给阎锡山送了一封信。吴禄贞在信中说革命要完成，必须阻袁世凯入京，袁世凯是革命事业的最大阻碍，提出与晋军共组燕赵联军，合力阻止袁世凯北上。
合力阻袁，阎锡山有点心动，也有点不安，这哥们儿是官方任命巡抚使，说不定阻袁是假，谋我是真。阎锡山同意见面，见面的事你定，地点我选。
吴禄贞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娘子关，双方约定组织“燕晋联军”，以吴禄贞为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总司令，共同进军北京，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
进军北京，革命首屈一指之功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阎锡山整顿军马，等吴禄贞的消息。
11月7日，消息传来，吴禄贞在当日凌晨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临时住所。
袁世凯顺利进京，于11月15日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调北洋第三镇曹锟的部队由保定至石家庄，前往山西镇压革命军。
12月8日，北洋军与山西革命军在娘子关展开争夺战。
娘子关防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阎锡山亲临前线督战。兵少，武器装备落后。12月12日，娘子关陷落，北洋军直逼太原。
北洋军炮火猛烈，阎锡山感到太原守不住，主张弃太原北上。副都督温寿泉则以太原是革命根据地而主张坚守太原。两个人都说不服对方，最后决定走独木桥的走独木桥，走阳关道的走阳关道。
12月12日，阎锡山乔装成和尚，骑着毛驴与赵戴文等人仓皇北逃。当他逃到五寨时，孔庚等人从雁门关前线赶来会合。孔庚一见到阎锡山，直呼失策：说不战而逃有损伟大的个人形象。
阎锡山被他一说，回过神，想起这事实在是不光彩，也有点冲动，南北议和都成定局自己还傻乎乎地跑出太原。
都督丢了不打紧，形象毁了就没法再混，阎锡山通电全国，声明离开太原进行“北伐”。
阎锡山选择了战事相对较少的西线进行“北伐”，一路上接收了不少民军，队伍很快激增到3000余人，一时士气大振，当即决定兵分三路攻打包头。
城破，清军溃逃。
1月13日，阎锡山率军进城，城内各界列队欢迎。包头局势不稳，欢迎队伍有掌声，可能也有枪声，阎锡山提出自己不出面接受欢迎。
欢迎不受都督待见，冷落人心是一定的，尴尬也是绝对的。赵戴文自告奋勇，提出自己假扮都督，率军入城。阎锡山并不想让别人替自己承担风险，于是一口回绝。
赵戴文一脸不信，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都督不是想做就能做，哪怕是一天的都督，错过这个机会，只怕今生都没有机会。
大马，盛装，赵戴文一脸春风地领军进城。春风来了，寒意仍在，有清兵躲在街边房屋后朝“都督”开枪。赵戴文惊出一身冷汗，好在没有击中。阎锡山躲在民军队伍里，安全进城。
进驻包头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民军先后攻占诸多城镇，光复了晋北广大地区。
此时，南北议和即将告成。太原当局为了缓和与革命军的矛盾，派人前往包头迎接阎锡山回山西。
2月7日，阎锡山下令南返，2月18日抵达忻州，并在此建立军政府临时机关，为重返太原做积极准备。
太原就在眼前，总督我回来了。回来如此容易，阎锡山满心欢喜，道路是曲折的，都督是光明的。
阎锡山人在忻州，只是忻州就是忻州，不是太原。
低头
阎锡山不敢动。
尚未宣誓就职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令阎锡山，就此打住，原地不动，如违令擅动，军法处置。
挡我的道，袁世凯对阎锡山和吴禄贞极为不满。报恩得考虑，报仇那是必须，袁世凯不可能跑到阎王那儿找吴禄贞的晦气，就只能找阎锡山这个倒霉蛋。
想重当山西都督，没门。大哥你脱离革命群众，已经没有资格了，再说跟我混的人这么多，不给人家安排个好位置，谁给我出力。
北洋军太强大，阎锡山不敢挑战袁世凯的权威，老老实实待在忻州，向孙中山求救。南北议和中，袁世凯答应孙中山，不能更换首批起义省份的都督。
孙中山很仗义，多次致电袁世凯，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在所不惜。”
阎锡山还请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到北京活动，表示自己对袁世凯的拥护与归顺，以减少袁世凯对他的猜疑。董崇仁家和袁世凯是世家，所以做了袁世凯的门生，帮老袁在山西办矿务。最后在山西人民的反对下，办矿失败。阎发现董可以与袁接近，遂请董赴京一行，转达他对袁的拥护和忠顺。
3月15日，袁世凯终于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但袁世凯对阎锡山并不放心，因此在1913年三次传见阎锡山。
第一次晋见袁世凯，阎锡山带着赵戴文、张树帜一起进京，进总统府之前对两人说：“此次晋见，怕是凶多吉少。如果我长时间不出来，你们要想办法打探。”待见到袁世凯，立刻被其声色俱厉、气势汹汹的样子所吓倒，不由得“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对袁世凯的严词呵斥更是胆战心惊，唯唯诺诺。出来后，阎锡山对赵戴文、张树帜说：“太可怕了！”
第二次晋见时，袁世凯见阎锡山不过如此，不是什么有骨气有心计之人，态度便缓和了一些。阎锡山回去后对赵戴文等随从人员说：“这一次很好，总统好像不那么生气了，远没有上一次厉害。”
第三次晋见时，袁世凯觉得阎锡山不过是平庸之辈，对他的猜忌便减少了许多，说起话来也有了些心平气和。阎锡山晋见回来非常高兴，对随从说：“太好了，总统让我们回去。今天没事了，你们出去玩玩，洗洗澡看看戏，明天动身回太原。”
“二次革命”爆发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袁世凯坚定立场站到了袁世凯一边。然而，袁世凯对他依旧不能放心，特地派其亲信金永出任山西巡按使，以削弱阎锡山的权力。
金永到了山西，主要为袁世凯做了三件事：一是捕杀革命党人，二是威慑和监视阎锡山，三是搜刮民脂民膏。在捕杀革命党人方面，由于袁世凯授意金永务必将原同盟会会员捕拿净尽，所以残暴的金永便在山西肆无忌惮地捕杀同盟会员，不仅将李鸣凤、景定成的好友郭朗清枪决，而且滥捕滥杀了许多革命党人和无辜的群众。为此，他被人称为“金屠户”。
阎锡山看在袁世凯的份儿上，不敢与他计较。金永是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主儿，不仅掌管民政，而且插手军事，建立11个营的警备队，扩大势力与阎锡山争风，阎锡山对他仍然尊敬得可以。
为了博取袁世凯信任，让领导安心，保住山西都督之位，阎锡山将军务全权交由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处理。下面向他请示军务，他都会打发到黄国梁那边，而黄国梁也乐于吃苦耐劳，没有丝毫埋怨，并且养成独立做主的好习惯。
抬头有明月，低头有回报。金永以为阎锡山是无能之辈，袁世凯对阎锡山也放了心。后来，袁世凯换掉各省同盟会员的都督职务，只有阎锡山稳坐其位。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阎锡山被授“同武将军”。
袁世凯想当皇帝，阎锡山就向皇帝筹备机构筹安会伸出和平之手，提供经费6万元，并通电支持袁世凯登基称帝。
袁世凯碰到知音，很是欣喜，批复“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经费6万，电报几封，侯一等，阎锡山很是得意，这买卖值。听老婆的话有饭，追强势股有钱赚，人生就得看势而为。
秋后
袁世凯是只强势股，只是中国炒股一向重视政策面。
推倒清政府，民众没意见；谁当总统，爱谁是谁，不是东风就是西风，反正得有人当。大总统想当皇帝，民众已经很习惯没有皇帝的日子。
民众愤怒，护国运动爆发。蔡锷回到云南，统一了云南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战争。
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并显示出对袁世凯“忠心”不二，公开表示反对护国讨袁。12月29日，阎锡山致电北京政事堂，再次表示自己赞同帝制的热情，而且大骂参与发起护国战争的唐继尧等人是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主张应立即出兵讨“逆”。
强庄也怕政策大力做空，袁世凯再强，也逼不住，郁闷逼成病，死了。
袁世凯死在那年的夏天，阎锡山的时间已到了秋天。秋天是收获的时候，也是叶落的时节。
老袁一死，天下只有一个老袁，低头已没有必要，寄存在别人那里的东西当然得拿回来。
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山西曾经是我阎锡山的，现在应该也是。
黄国梁独立做主的习惯早已养成，军权在手，小打小闹挪用军费不说，培植个人力量也是轻车熟路。至于阎锡山，那已经是从前。
总统黎元洪派代表金筱陶来山西巡视工作，黄国梁跳过都督阎锡山，把金筱陶接到自己家住，过气的都督有什么好见的。
阎锡山致电北京政府，称“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逆事实，实已迹近骄横”，请北京政府撤销黄国梁一切职务。接着在夜里派宪兵包围黄国梁住宅，逼迫他次日离开山西。黄国梁被迫离开后，阎锡山将空缺出的旅长交给亲信孔繁蔚。
董崇仁曾经帮阎锡山向袁世凯求过情，为了感谢，阎锡山任命他为晋南镇守使。董崇仁什么都不管，就连晋南反阎势力猖獗也爱搭不理，这让阎锡山很不爽。白吃的饭吃了也就吃了，可有人要踢东道主的饭桌你都不管，你不心疼，我还着急呢。
袁世凯一死，想求你可能也没有机会，阎锡山毅然撤掉董崇仁，换上亲信张培梅。
金永的好日子也到头了，阎锡山亲信张树帜一当上晋北镇守使，就直接用武力赶走金永，金永的警备队从此姓了阎。
山西军权顺利回归，阎锡山的目光盯上了山西省长的职位。公婆一窝，军政一家，什么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硬道理。
军权可以回收，省长还是得中央任命。可喜的是，阎锡山早就埋下了一着伏笔。
陆军总长段祺瑞很得袁世凯的信任，段祺瑞也好为人师，阎锡山在第一次进京之前就打听得一清二楚。
袁世凯的老婆很多，枕头风难免风向不准，但袁世凯信赖的人有段祺瑞绝对没错。
阎锡山面见袁世凯以后，直奔段祺瑞的家，礼物不多，但很珍贵，一张门生贴。人都是你的，东西自然都是你的。
现在，段祺瑞已是国务总理、皖系首领。
1917年9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长。至此，阎锡山终于集山西的军政大权于一身。
军政大权在手，一切都安定了，阎锡山的石头落了地。但再轻的石头也会有震动，甚至砸个大坑。
京城没有石头，但有段祺瑞。段祺瑞不是石头，却绝对能引起地动山摇。
顿悟
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闹得正欢。
1917年2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后，竭力想把中国拉到协约国对德作战的集团中。于是使劲地砸美元，希望所支持的黎元洪政治集团和直系冯国璋参战。
日本人想在中国捞到更多好处，也不把日元当回事，极力怂恿他所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参战，钱不是问题。
4月25日，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召集各省督军及都统在北京开会，“商讨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问题”，决定参战。
美国见好事被日本坏了，就转而唆使黎元洪出面反对段祺瑞提出的“参战案”。段祺瑞不吃这一套，强令黎元洪在“参战案”上签字。接着，5月10日，段祺瑞又在国会审议“参战案”时，派军警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通过。
强迫遭到议员拒绝，大总统黎元洪还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段落了下风，国会我弄不过你，军界我可是有话语权，于是唆使各省督军提出解散国会、脱离中央。于是“府院之争”在“参战”问题上愈演愈烈。
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阎锡山坚定地站在段祺瑞一边，第一个追随段祺瑞反对国会。
后来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之名，率辫子兵进京搞复辟，阎锡山又与段祺瑞站在一起声讨张勋，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因此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此时，阎锡山仍站在段祺瑞的一边，通电表示山西军队遵从段祺瑞命令，随时可供调用，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率部赴湘与护法军作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失败，反对护法还是失败，想出头是要付出代价的，阎锡山不想做高风险的事，于是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此间，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采取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措施，使山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发展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阎锡山一面建立军火工业，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一面大力扩军，将民国初年的两个混成旅7000多人扩编为四个旅2万多人，初步形成其晋系军阀班底。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吴佩孚和奉系的张作霖都派人太原游说，希望阎锡山拉兄弟一把。
直奉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以山海关等地为主战场，展开激战，堪称北洋军阀混战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者。奉军将领张学良、郭松龄等部奋力作战，吴佩孚也亲自赶赴滦州督战。
阎锡山也打算扩张势力，总不能一辈子在山西挖煤吧。但战争刚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西风，好戏还在后头。要有表示，总得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
阎锡山就采取中立态度，对双方来人表示：“山西一向本分，谁也得罪不起，只能保持中立”。
正当交战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10月23日，直系军将领冯玉祥乘北京空虚，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总统曹锟，并迫令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
阎锡山等的就是时机，顺便还能联络一下和段祺瑞的师生关系，于是出兵石家庄，扼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挡直系援军北上。吴佩孚腹背受敌，陷入困境。败局一泻千里，吴军主力基本被歼而告结束。
因此在段祺瑞的执政府内，阎锡山仍有功可居。
在一年多后的“讨赤”中，阎锡山又与奉系及吴佩孚结为同盟，共同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将其逼至西北，不仅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还趁机收编了一部分国民军，晋军遂改称晋绥军。1927年3月，阎锡山再一次扩军，使晋绥军拥有8个军17个师，兵力达13万之多。
北方的战火起了又灭，灭了又起，而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也把目光伸向北方，中国混战已经很多年了，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落石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剑指直系的吴佩孚和奉系的张作霖。
1926年7月，蒋介石就任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政治嗅觉敏锐的阎锡山立刻察觉到北伐不是闹着玩的，直奉可能干不过北伐军。关键时候，站队不是小事。君子不立危墙，他赶紧和直、奉保持距离，以免误伤，又立刻着手联系蒋介石，并缓和与冯玉祥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阎锡山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状，摇身一变，成了“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飘扬在山西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9月19日，晋绥军正式加入北伐军阵营，誓师讨奉。
1928年4月10日，二次北伐拉开序幕，蒋、桂、冯、晋四大主力部队改为四大集团军，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15万晋绥军沿京汉路、京绥路进攻奉军，先后占领石家庄、保定。奉军四面受敌，连连溃败，张作霖于5月3日下达总退却令。
为了顺利接收京津，扩大地盘，在张作霖下达退却令之前，阎锡山就派南桂馨到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和中校参谋三野以及关东军特务参谋取得联系，得到日军“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再放一枪，唾手可得”的支持。
津京是个好地方，冯玉祥北伐也出过力，为了防止冯玉祥插上一脚，阎锡山就给蒋介石上眼药，老冯这个人枪多人多，翻脸不认人的次数也多。
蒋介石本来对“倒戈将军”冯玉祥就不信任，立场不稳定，想养都养不熟，时不时地防他咬自己一口。部队战斗力强，想打得费好大力气。桂系李宗仁北伐是北伐的口号喊得不错，就是出工不出全力，时不时地想着他的一亩三分自留地。相比之下，阎锡山更让他放心。
蒋介石一锤定音：老冯，我对你接手京津地区是双手同意，只是英国、美国对你有看法，咱们得考虑国家影响。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四大巨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会议决定将北京改称北平，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任命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晋系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赵戴文为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为绥远都统，至此，晋、察、冀、绥四个省区和平津两大城市全部落入阎锡山控制之中。
此后，阎锡山又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等职，可谓盛极一时，其政治影响力空前增强。
蒋介石的影响也空前巨大，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军权更强了，东北的张学良也挂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中国统一，影响扩大，蒋介石却是睡不香，心中有事的人又怎么睡得香？
渔利
钱财，身外之物。
命呢？想要，你给不给？
蒋介石心中的事就是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他们的命。
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国民政府一统中国，蒋介石却高兴不起来。地方势力太大，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主儿，想啃下来更难。
李宗仁的新桂系地盘多，广西、湖南、湖北和河北山海关至天津一带都是他们说了算，枪杆子不多不少，20多万，李宗仁自己还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山西王阎锡山的三集团军控制山西、河北北部和平津两市，20多万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冯玉祥更是了得，第二集团军就有兵力40万人。
人多嘴杂，枪多坏事。这削藩的事情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屁股底下有炸药，想睡觉都睡不安稳。既然国家统一了，自然应该休养生息，战后复员、裁军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经过争吵，裁军方案出炉，《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当众公布。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
李宗仁等人无语，一切军权归中央，中央不就揣在蒋介石的屁股裤兜里吗？想用就掏出来，不用就朝裤兜塞进去。枪杆子就是命根子，命根子都没有，怎么在社会上混？众人怒，各回各家。
谈不拢，自己动手。靠天靠地靠他人，不如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年4月，蒋介石首先拿桂系开刀，开始了武力“削藩”。
蒋介石也不蛮干，大力发动群众，派人联络阎锡山和冯玉祥，问要不要一起三打一。阎锡山反应强烈，不上场，发表通电当拉拉队；冯玉祥则没心情，你俩玩自己的，别带上我。
蒋介石大棒和胡萝卜齐飞，花重金收买桂系将领，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桂系地盘武汉等地。李宗仁败。
冯玉祥想看家，蒋介石却极力拉他上场。先是收买冯玉祥的部将，分化西北军，然后调冯玉祥到中央供职，剥夺其兵权。
冯玉祥不想把脖子伸给人砍，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武力反抗。蒋介石闻讯，立即下令将冯玉祥革职查办。冯玉祥不理他，官职是虚的，枪杆子在自己手里才是实实在在，宣布将进山读书，从此不问军事。
蒋介石找不到开战理由，只好拉阎排冯，任命阎锡山为北路军总司令，想利用阎锡山逼冯玉祥出国。
阎锡山也不是菜鸟，有李宗仁第一、第二，就有李宗仁李三，而且李宗仁第三绝对姓阎。
要想自保，不能让一家独大，只能两手都要抓；联蒋压冯，拉冯抗蒋。冯玉祥的西北军占据河南、陕西，成为阎锡山扩张的挡路石；蒋介石灭我之心不死，只有联手冯玉祥才能和蒋介石抗衡。
阎锡山致电冯玉祥，劝他以大局为重，不要开战，同时表示自己打算把军队交给中央，辞职出洋，请冯玉祥与自己同行，并真的派人到天津购买船票、在日本安排住处。
冯玉祥认为阎锡山有与他合作的诚心，于是通电下野，带着老婆女儿到了山西介休。
冯玉祥上了门，阎锡山怎么看怎么喜欢，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冯玉祥及家人、随从。席间，冯玉祥问起出国等事宜的安排，阎锡山说：“不急，不急，票一拿到手我们就启程。”冯玉祥很高兴：“好！我们联合起来以退为进，看他蒋介石找什么理由给我们动武。”
听了冯玉祥的话，阎锡山只是嘿嘿地笑，冯玉祥压根就没想到这只是他玩的一个圈套，他怎么会和冯玉祥联手要挟蒋介石呢？他的目的是把冯玉祥控制在手中，以此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当晚，阎锡山将冯玉祥一行安排住在晋祠，不久又转到五台县建安村西汇别墅，派重兵“保护”起来。
负荆
出国？
两个人一起出国？
蒋介石眉头紧锁，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定是想联手反抗。蒋介石没有棒打鸳鸯，而是采取和平手段，任命阎锡山当“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跟我混，有甜头吃。
好酒好菜好款待，冯玉祥却没有心思在山西待下去。最难消受美人恩，好酒好菜好款待的软禁也让人受不了。
冯玉祥化装出逃，被请了回来。写信，泄密那是绝对。
雁过有痕，所以难免被人打了下来。想重出江湖，只能无招胜有招了。冯玉祥找了本《三国演义》，用米汤在上面写了密令，命令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和蒋介石多走动走动，间离蒋、阎关系，以达到连阎反蒋的目的。
宋哲元等人收到密令后，立即石向蒋介靠拢。西北军服了软，阎锡山的价值大打折扣，蒋介石看阎锡山的目光就不那么炙热了。
1929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决定强行实施编遣计划。阎锡山一个人的力量干不过老蒋，放手又不情愿。
阎锡山到西汇别墅面见冯玉祥，希望能与他联手抵抗蒋介石。冯玉祥命属下投蒋只是为了脱身，因此对阎锡山的提议表示赞同。阎锡山又提出由冯玉祥幕后操纵，令其部下宋哲元等人出兵反蒋，阎锡山率晋军响应，冯玉祥表示同意，双方就具体细节做了策划。
10月9日，西北军首先向蒋介石发难。阎锡山看到蒋介石气势够威够利，在心中又打起了退堂鼓，老冯你顶着，哥哥在太原城里从道义上支持你。
蒋介石看阎锡山没有战意，趁机拉阎倒冯，在10月28日又一次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请阎锡山负责处理西北问题。
阎锡山欣然受命，命苦不能怨政府，老冯你就认了吧。冯玉祥命的确苦，西北军再一次败退。
蒋介石邀请阎锡山进京，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如果老待在太原，那成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更是下了明文，宣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
阎锡山当时就恐慌，老蒋这是调虎离山，想夺自己兵权。想来想去，没个头绪。
占据北平的唐生智当时正准备讨伐蒋介石，于是派人联系阎锡山，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反了，还能有机会吃肉。
蒋介石也惦记上了阎锡山，密电阎锡山出兵郑州攻打唐部。阎锡山终究对蒋介石寄予希望，权衡利弊之后，于1930年1月毅然出兵郑州，与蒋军对唐生智形成夹击之势，使其反蒋失败。
助蒋反唐又立一功，阎锡山本以为会得到奖赏，最低限度能获得蒋介石“宽容”。却不料等来一个令他魂飞魄散的消息：蒋介石以他软禁冯玉祥为借口，密令冯部韩复榘秘密抓捕阎锡山，并置之死地。好在属下及时得到消息，阎锡山慌忙带晋军逃回山西，这才躲过命中一劫。
回到太原老巢，阎锡山惊魂未定，便已痛下定决心联冯反蒋。2月26日，阎锡山驱车前往西汇别墅，见到冯玉祥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小弟悔不该软禁大哥，请大哥原谅我。上次联合反蒋，我因为担心失败没有及时出兵，使西北军受到损失，我实在罪该万死。如果大哥不肯原谅我，我只有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要是带兵打我，我决不还击！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享受什么待遇，西北军也吃什么穿什么，享受什么待遇，绝对一视同仁。”
冯玉祥见阎锡山终于决心反蒋，决定以大局为重，当即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都不要再提了，我们现在要同心协力对付蒋中正。”阎锡山听后心花怒放：“好，大哥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次小弟是下了决心，与大哥联合反蒋，一反到底，决不食言！”
为表示诚意，在冯玉祥返回潼关时，阎锡山特地赠送冯玉祥50万元，手提机关枪200挺，面粉2000袋。
中原
机关枪送了出去，面粉送了出去。
反蒋，阎锡山这一次玩真的。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首先发难，提出“礼让为国”，要求蒋介石与自己同时下野。3月15日，冯玉祥部鹿钟麟等人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
南京国民政府也不示弱，攻击中央，当然是叛逆，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
单兵作战不行，只能抱团取暖，阎锡山积极联系桂系、冯玉祥以及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组成以他为中心的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开战。
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8月7日，再次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号称训政，于今三年，而约法一字亦未颁布”。
3月，阎锡山对蒋介石展开电报战，吁请蒋介石下野，并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通电要求由全体国民党党员投票决定党统。
3月24日，汪精卫提出“解决党务纠纷须用武力制裁”。
为了同一个梦想，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黄绍、胡宗泽把从前的恩怨全部抛开，站在反蒋的大旗下。阎锡山则凭借其实力坐上了盟主之位，被反蒋将领们拥戴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拉开序幕。战争初期，反蒋军南北夹击，声势浩大，兵力总数也超过蒋军，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蒋军步步后退。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
但不久战局开始发生变化，阎锡山注重保存实力，什么冲锋攻城的苦活、累活都交给西北军干，自己的部队打打掩护。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先得是男女。都是父母生，差别这么大，冯玉祥的西北军心中有了怨气，两军关系出现了裂缝，配合作战已经是不可能。
苍蝇不盯没缝的蛋。人精蒋介石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蒋介石在津浦线集中军队狠揍晋军，晋军战斗力向来不强，蒋介石中央军的武器又好，很快就顶不住。
西北军被拖在陇海线上，阎锡山打了败仗，心情不爽，停止向西北军提供给养。人是铁，饭是钢，就是超人也得有个披风，西北军断了粮，日子不是一般的惨。
蒋介石适当的时候出来做思想工作，出来混，不就图个财，“银弹”、“肉弹”满天飞。有钱了，也得有命花，士兵斗志锐减。冯玉祥干不过蒋介石的“银弹”，只得率部退回陕西。
人心齐，泰山移，各怀异志，反蒋派齐心想让别人拼命，败局早就注定。8月初，蒋介石的部队全面反攻。
东北拥兵自重的张学良开始一直站在一边看，现在一看形势这么明朗，肯定不会放过捡便宜的好机会。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晋军、冯军等反蒋派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0月15日，阎锡山宣布归隐，于12月底逃到大连。
拒蒋
蛰居大连，不是从此不问江湖事。
晋绥军由张学良改编，但实力尚存。阎锡山通过亲信商震、徐永昌等人遥控山西政局。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瓦解晋系骨干，阎锡山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于是秘密潜回山西。
阎锡山回到老家河边村没几天，蒋介石便得到消息，不禁大为震怒，立刻令何应钦等人连发电报逼其迅速离晋，否则将施以武力解决。阎锡山的部下、亲友都担心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他不利，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放心吧，日本马上就要对东北采取行动，到时候怕他们请我都来不及呢！”
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东三省，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不抵抗政策遭到强烈反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2年2月，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终于咸鱼翻身，东山再起。
重新上台后，阎锡山首先利用学生运动清除蒋介石的势力，同时将山西境内10余万“客军”驱逐出境，接着大力整军，使晋绥军面貌为之一新。鉴于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以及强邻入侵的民族危机，阎锡山决定不再参与国内派系之争，向蒋介石做出“不扩充武力，专心于经济建设”的承诺，并制定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专心于山西经济建设。但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十年建设计划仅实行五年即被迫停止。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阎锡山割据晋绥两省仍耿耿于怀，一心想着渗透、分化乃至吞并晋系。他首先从晋系各级大员入手，进行收买分化，从内部瓦解阎锡山的势力，同时从经济上对山西大搞“统一”，各路中央军也虎视眈眈伺机入晋，最终以支援阎锡山“反共”为借口，找到进驻阎锡山地盘的机会，为吞并山西迈出第一步。而首先将中央军引进山西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则是其收买的晋军高级将领李生达。
早在1928年10月，李生达便与蒋介石有了一面之交。当时蒋介石从南京去北平路过天津时，李生达陪同傅作义在天津迎接蒋介石并护送其北上。蒋介石见到李生达，对其慰勉有加。李生达因不愿局限于山西一方小天地，对蒋介石大献殷勤，二人自此建立联系，此后不仅经常有信函往来，还时常互赠礼品。1931年李生达前往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竟携带3000瓶汾酒和5石沁州黄小米赠送给蒋介石及其左右之人，而蒋介石更是单独召见李生达并赠送其巨款。此后，李生达秘密同蒋介石建立电台，向他汇报山西情报。阎锡山获悉后大为震惊，从此对李生达百般防范。
1934年8月，蒋介石调晋军第七十二师到江西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围剿”，李生达即第七十二师师长。当他率部抵达南昌后，蒋介石给予其师一流的招待，让晋军第七十二师觉得在这里比在山西待遇好得多，还赠送李生达5辆小汽车、军饷若干。此时，阎锡山因李生达的背叛，故意克扣其军饷，令李生达对他心生不满。
1935年7月，李生达率部返回山西，阎锡山派代表到李部慰问。当这名代表对李部训话提到“蒋委员长”时，七十二师全体官兵立即自行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他们却毫无反应。阎锡山得知后，对李生达更是怀恨在心。12月，有消息称李生达将出任山西省主席，这让阎锡山惊恐万分，顿时心生杀意。
1936年2月，晋军在阻拦红军东渡黄河抗日时遭受重创，损失兵力1万多人。李生达见有机可乘，立刻密电蒋介石，请求派中央军前来支援。蒋介石立刻派出五个师十几万兵力开进山西。后来东征红军主动撤到黄河以西，蒋介石的军队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严重威胁。正如国民党中央军一名士兵所说：“我们不是来和红军战斗的，我们是来赶走老阎的。”阎锡山则恼怒地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尽管在面对红军连吃败仗时阎锡山也曾向蒋介石求援，但仍将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这笔账记在李生达头上，特别是李生达还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代行总指挥职权，掌握四分之一以上晋军指挥权，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阎锡山决定除掉李生达，于是他派人收买其卫士熊希月，趁夜将李生达杀害，随后又派第三者将熊希月灭口。
联共
此时，日军已不断南侵，直趋绥远。阎锡山自从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一直与日方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也曾经利用和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尤其是对绥远的进犯，阎锡山由亲日变为抗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给予阎锡山国防准备的经济援助，而红军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阎锡山遂改反共为联共。
1936年7月，阎锡山在山西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请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工作。次年，又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军军官教导团”训练进步青年，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后来的新军。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诞生的唯一一支统一战线性质的正规军队。从此，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太原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底，驻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进犯绥远，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日”的主张，把最好的部队拉出去由傅作义指挥，进行绥远抗战。为了支援前线士兵，阎锡山又将其父遗产87万元捐助绥远抗战。在他的带动下，晋军将领、山西人民纷纷捐款抗日。
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傅作义不负众望，取得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日本妄图建立伪“蒙古帝国”的阴谋。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纷纷选派代表团携带巨款到绥远鼓励阎锡山部，阎锡山的“守土抗战”成为山西抗战的一面旗帜。
此间，阎锡山还和张学良秘密商讨联共抗日的问题，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寿辰，祝寿活动在洛阳举行。前往洛阳祝寿前，阎锡山先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想借给蒋介石祝寿的机会劝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阎、张一起晋谒蒋介石，试探着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一口回绝：“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基本国策是不能改变的。如今‘共匪’已日暮途穷，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阎、张听罢面面相觑，仍不死心，继续劝说：“此事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请蒋委员长慎重考虑。”不想，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他厉声质问：“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张二人只好诺诺道：“自然是我们服从委员长。”
阎锡山见蒋介石态度坚决，退出后对张学良说：“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咱们自己怎么做慢慢找机会吧。”
然而，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抗日，将其扣留在西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13日，阎锡山收到张学良的电报，请他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震惊之余，对张学良颇有怨言：“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太蛮干了，还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行动前也不吭一声！”
于是，阎锡山于12月14日给张学良复电，提出四个问题：“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并建议将蒋介石送到山西。
阎锡山此举虽令张学良大失所望，极为不满，但阎锡山有他自家的考虑：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以他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军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而此时除了蒋介石，谁有能力来领导这场对日战争呢？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坚决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阎锡山，赋予其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李金洲赴晋。张学良在李金洲离开前对他说：“你告诉他，现在我已经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
阎在接见李金洲后，即电报南京，太原的报纸也报道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后来张、杨接受中共代表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提议，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在阎锡山翘首以待继续充当调停人时，张学良已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此间，为了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在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先后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纵队”等进步组织，使第二战区开创了全国抗战中心的“特殊局面”，一时成为中外瞩目的“模范战区”。
防范
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日益发展壮大，阎锡山开始感到不安，害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控，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开始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措施，限制进步活动。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军队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集中力量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驻晋日军提出“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口号，还提出把掠夺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厂矿财务的49%归还阎锡山。阎锡山自有对日尺度，不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不会轻易做汪精卫第二，却开始转变对日态度，走上“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响头炮。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1940年4月，阎锡山将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遂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
此时，阎锡山的管辖地只有隰县、乡宁等七个完整县和临汾、洪洞等十多个不完整县，且北有共产党，东有日本人，南有蒋介石六个中央军，处境十分艰难。在此情况下，阎锡山在他这一小块地盘上开始了“克难运动”，大搞“烘炉训练”，培养“同志魂”，为将来的反共培植死党。同时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搞“兵农合一”，尽可能地集中物质，竭力维持拥有20余万人的庞大军政机构，为将来收复失地奠定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受降长官的身份，重返阔别8年之久的太原。
早在8月15日之前，阎锡山已得到日本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随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接触，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的方案。阎锡山返回太原后，通过受降收编四万日伪部队，编成五个“省防军”，同时留用七千日军，整编了原有部队，紧接着开始了收复上党的军事行动。
上党位于晋东南，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19个县、镇，由于地势险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占有此地，即扼住晋省东南门户。抗战爆发时，晋军放弃此地，之后八路军在此建立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阎锡山几次想要夺回此地，均未得手。日军投降后，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命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潞城、壶关六县。
9月初，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起反击，迅速攻克五县，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驰援，结果史、彭两部先后全军覆没，气得阎锡山连63岁大寿都没有过。
死守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阎锡山即向晋南、晋北、晋西和晋察冀解放区发动进攻，却连吃败仗，最终被解放军逼至晋中地区，晋南、晋北只剩大同、临汾和运城几个孤城。1947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阎锡山连连败退，大部分部队被歼灭。到1948年晋中战役结束，山西已只剩太原与大同两座孤城，且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此时太原与外界的所有地面联系全部被切断，所需粮食物资全部依靠美国人陈纳德调集飞机从上海、青岛等地空运到太原。
1948年10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太原战役，摆在阎锡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顽抗到底。中国共产党一直想争取阎锡山和平解放太原，解放军前线总司令徐向前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届80岁的老秀才，带着自己的亲笔信进城劝降。不料，阎锡山为了表示反共到底的决心，不顾师生情分将老师杀害。
蒋介石下野前曾指示阎锡山迅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并计划用陈纳德的飞机将军政大员全部接走，部队则向西突围，但阎锡山不为所动。在太原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阎锡山的众多部下及亲友劝其离开太原，阎锡山不但严词拒绝，甚至连陈纳德表示迫不得已时接其脱险都予以回绝，表示要“舍生取义”，“与太原共存亡”。
1949年2月，几名美国新闻记者来到太原，阎锡山举行记者招待会，指着桌上的毒药和地上放的棺材对美国记者说：“如果太原不守，我立即和我的手下饮此毒药，决不退缩。”同时，他还物色了一名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令他在情况危急时将自己杀死。他不断激励手下将领说：“我们要学习古时的田横，誓死保卫太原。”
但在背地里，阎锡山早在1948年下半年就已将家人送到上海，同时用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李宗仁任代总统后，阎锡山又指示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与李宗仁拉关系，希望能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便在太原危难时以赴南京就职为由出逃。
3月12日，李宗仁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当贾景德将这个消息电告阎锡山后，阎锡山十分恼怒。贾景德在电报中表示，副院长自然未便屈就，他将另想办法。此时解放军已逼近太原城郊，南郊机场与北郊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只有新建的洪沟机场尚可使用，却也在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倘若眼下不逃，一旦洪沟机场被占领，将插翅难飞。在此情况下，阎锡山哪里还顾得上面子，只好直接电告贾景德：“名位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
令阎锡山更为恼怒的是，即使是个副职，李宗仁仍不愿给他。好在李宗仁没想置他于死地，最终还是以商讨国事的名义请他离晋赴京，给了他一条生路。
1949年3月29日，李宗仁的电报终于发到太原，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大员会议，待人员到齐，立即命秘书长吴绍之宣读电报：“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接。”
接着，阎锡山询问在场要员有何意见，众人自然表示赞成。阎锡山一脸无奈地称：“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说完，他的姨表侄、刚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梁化之即在一旁催促，说飞机早已备好，请阎锡山立即前往西门外洪沟机场。阎锡山只好“恋恋不舍”地与众人告别。
离开太原前，阎锡山指定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组，在太原继续抵抗，要求他们“与太原共存亡”。安排好后事，阎锡山登机而去。为了稳定军心，阎锡山将一直尽心服侍他的堂妹阎慧卿留在了太原，以造成他还会回太原的假象。由于阎锡山对这个堂妹向来宠爱有加，甚至是言听计从，阎锡山此举令所有军政大员无不相信他还会返回太原。
逃到南京后，阎锡山四处活动以争取国民党中央给予太原物资与兵力支持，不断向行政院和国防处索要粮饷，并一直通过电报与五人小组联系，遥控太原局势。他鼓舞留守太原的要员，说国民党中央已经答应派两个师前去援助太原，又说陈纳德已经组成“飞虎队”，很快便会到太原参加战斗，甚至还说英美海军决定参加南京、上海、武汉保卫战。他不断捏造谎言，给守城部属以希望，令其坚守太原，为自己卖命。
然而，五人小组不是傻瓜，十几天过去了，他们逐渐感到阎锡山根本没打算回太原，于4月11日急电阎锡山：“太原人心浮动，请主任回来坐镇”。阎锡山则复电说：“明日即去溪口，回来后即回。”
第二天，阎锡山果然前往溪口，面请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批准他回太原，与太原军民同生死。蒋介石听后沉吟良久，不发一言，他何曾不了解阎锡山此行目的。以阎的个性，如果想回太原，根本用不着跑来请示蒋介石，即使蒋介石在位也阻拦不住，何况已经下野。
见蒋介石迟迟不肯开口，阎锡山心里直发毛，生怕蒋介石点头将他送上不归路。但蒋介石终究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尽管两人勾心斗角多年，眼下蒋介石却需要这个反共帮手，也需要利用他对付李宗仁，于是，蒋介石挽留说：“太原虽重要，但乃国家之一隅，有国家始能有太原，应以国家为重。阎先生应留京，参加主持大计。”
总算有了留在南京的正当理由，阎锡山如释重负。
当时国共正在北平谈判，为了减少战争损失，保护太原古城不被摧毁，中共指出：太原如果接受和平，可允许城内重要反动分子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但阎锡山不点头，五人小组于是以“老头不在，无人做主”为由，放弃了走和平道路的最后机会。
4月21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攻的号令。三天时间，太原外围据点便被一扫而光。
情况紧急，阎锡山已经飞往上海，连续发出一道道指令，先称“太原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后见情况危急，遂改称“万一不能支持，可降；惟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由于王靖国是军事总负责人，梁化之则为组织、行政、经济、特务等工作总负责人，既然两人性命不保，又如何会令部队投降，阎锡山此举仍是逼军政要员为其反动政权的覆灭殉葬。
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击。仅用了四个小时，太原城便全部被解放军占领。躲入太原绥靖公署二号楼地下室的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薄毓相、孟际丰等要员全部被俘。
阎锡山飞离太原时，虽然令他的干部们学习“田横五百壮士”，准备“杀身成仁”，并为他们准备了毒药。但阎的干部们大部分投降了解放军。为阎锡山“殉节”的主要是梁化之及其手下特务，共计46人。当解放军攻到太原绥靖公署时，梁化之胁迫阎慧卿在绥靖公署东钟楼地下避弹室，与其同时服毒，并由卫士遵其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焚为灰烬。
1949年4月24日，太原宣告解放。29日，大同和平解放。
阎锡山看到太原解放的消息，顿时沉痛不已。为了安慰自己和欺骗世人，他编造了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杀身成仁”的神话。当时国民党在大陆正处于崩溃阶段，为了给官兵鼓劲，国民政府配合阎锡山大力宣传所谓“五百完人”。但国民党中仍有人对阎的做法提出异议，章士钊和邵力子在1949年5月8日给李宗仁的信中说：“夫阎君不惜以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己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破城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大夫
南京解放后，李宗仁受蒋介石幕后掣肘，府院矛盾加深。在财政、军事等问题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何应钦内阁于5月30日集体辞职。李宗仁随即提名国民党元首居正组阁，却在立法院表决时未获通过。阎锡山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知道李宗仁已别无选择，但没有蒋介石的支持，这个行政院长谁也当不成。适逢其继母在台北逝世，阎锡山以为继母料理后事为名飞赴台湾，乘机晋见蒋介石，获得蒋介石的支持。
于是，李宗仁提名阎锡山为行政院长，并以200票对50票的绝对优势获得立法院通过，阎锡山遂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对于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一职，他的手下并不十分赞同，徐永昌曾劝阻说：“我们手无寸铁，看人眼色，仰人鼻息，有名无权的内阁恐将换来断送江山的千古罪名。”阎锡山却满不在乎说：“本内阁仅为大夫，开出对症药方，即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服方，则非我能过问。”于是，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宣誓就职。
阎锡山上台后，内阁成员基本还是原来的人，阎的亲信只有贾景德一人做了秘书长，还有几人只是挂名。尽管受命于危难之中，且手中并无实权，阎锡山仍然尽职尽责，平日里除了开会必须到行政院或国防部，其他时间就待在寓所里，苦心孤诣地“开药方”，编写各种解决时局的方案。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无外乎军事与财政，军事部署多为参谋总长顾祝同直接受命于蒋介石，阎锡山非但无权过问，即使开出药方，到蒋介石那里也是废纸一张。倒是财政方面，为转嫁财政危机，阎锡山改金圆券为银圆券。但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地盘不断缩小，银圆券兑现困难，“国统区”很快发起拒用银圆券风潮。大陆全部解放后，银圆券被彻底废除。
面对解放军的节节推进，阎锡山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挽救时局，却既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只好于8月8日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28日再迁往成都。两天后重庆解放，成都危如累卵。在四面楚歌中，颇有耐心的阎锡山在大陆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带着他的“政府”飞往台湾。
阎锡山的逃亡旅途也颇为不顺，1949年12月7日，他乘坐的飞机抵达四川与湖北交界处时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冰，机身下坠，飞行员只好驾机返回成都。
阎锡山逃往南京时，把“国防部”拨给他的军饷以及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上海、天津等地的资金和物资一律兑换成黄金运走，最后剩了十多箱金条没来得及运，只好随身带上。没想到，就是这十多箱金条造成严重超载，致使飞机下坠。当第二天政府大员们再次登机时，飞行员请求陈立夫去和阎锡山商量，能否卸下金条减轻重量。
阎锡山眼珠子凸了出来，未来前途未卜，离了钱寸步难行，金条哪能卸下？但飞机超重不能起飞，总不能因此误了性命。阎锡山略一思忖，随即决定减少登机人数，留下几名贴身卫士，这才带着十多箱金条顺利飞往台湾。
隐居
阎锡山带着他的“政府”逃往台湾后，仍然做着“光复大陆”的美梦，并为此制定种种计划方案，妄图把台湾建成“反攻大陆基地”。1950年元旦，阎锡山一片忙碌：举办团拜会，发表《元旦献词》、《告全国民众书》、《告海陆空军将士书》等，宣称“坚决地切实地告别过去的失败，开始新的胜利”，希望新年能给他和他的“政府”带来好运。
蒋介石一心要把台湾建成家天下，当然不想老对手挡道。阎锡山活跃了没多久，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手无寸铁，不过是寄人篱下。他略带伤感地对贾景德说：“我的责任已尽，以后应是辞修（陈诚字）为总裁分忧了，我们准备交代吧。”
事实上，蒋介石对阎锡山到台后的一番表现早已忍无可忍。未等阎锡山主动请辞，蒋介石便采取了行动。1月25日，国民党中央非常政治会议决定，免去阎锡山“国防部长”一职。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阎锡山即呈请辞职，3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阎“内阁”总辞职，同时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3月15日，阎锡山在一片非议中卸任，结束了为期9个月居无定所的“行政院长”生涯。
阎锡山临危受难，为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呕心沥血”，有外国记者称他是“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在1954年2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上，蒋介石曾表彰阎锡山：“‘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搬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3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尽管如此，阎锡山仍难脱被赶出权力机关的命运，正如阎本人所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在卸任“行政院长”一职前，阎锡山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卸任后即搬到丽水街8号，以显示住所和自己的地位相称。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原嫡系军政要员都被闲置起来，阎锡山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怨言，自己独处一楼，开始从事写作。不久，因为厌恶各种应酬，又不喜欢台北的嘈杂，于1950年8月12日再次迁居，这次他远离了市区，搬到僻静的大山里——台北郊区阳明山菁山草庐，开始了他“10年隐居，10年著作”的晚年生活。
阎锡山早在到达上海时，便对家人一一做了安排：1949年4月初将他的发妻、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并为分居的发妻另辟寓所；将四子阎志敏夫妇送到美国，在美国设置了寓所；又派他的内弟徐士珙偕五子阎志惠赴日本，在日本购置了寓所，以便逃亡之后根据情况决定定居台湾还是定居海外，真可谓“狡兔三窟”。阎锡山被免职后，本想去美国或者日本定居，但考虑到蒋介石不会允许，只好留在台湾菁山，直到去世。
菁山是台北市北郊阳明山的一部分，此地原是日本人没有完工的农场，只有一片废耕的茶园，杂草丛生，蒿草长得有半人高，十分荒凉。山上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等现代化设施，甚至连公路也没有，汽车只能开到山下，然后经过一条崎岖坎坷的石子路上山。
阎锡山当初在这里选址时，许多朋友都反对他搬到这里居住。但阎锡山喜欢这里的安静，以为“越静越好”四个字表达了他选择住宅的标准。然后带着几名随从，以茅草代瓦、竹泥代墙，不几日便建好草庐住了下来。
8月下旬，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前来菁山草庐探望阎锡山，以示关心。见这里条件艰苦，蒋介石立刻令有关部门整修道路、架设电话线路、开通电话。不久又有陈纳德偕夫人陈香梅前来拜访，见缺少电灯照明生活极为不便，遂赠送一台小型发电机。但由于当时缺少汽油，发电机很少使用，直到数年后阎锡山才与附近居民一起用上了电灯。
菁山草庐气候炎热，而且时常有台风光顾。茅草搭盖的房屋既无法抵挡炎热，又经不起台风袭击，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修补，这让阎锡山很不爽，觉得还是山西老家的窑洞好，冬暖夏凉、不怕风雨。
不过令他惊讶的是，台湾没有窑洞。朋友告诉他，窑洞只能修在北方，南方空气潮湿，空气不流通，说不定还有地震，建窑洞不可能。
阎锡山不死心，洞是捅出来的，错是补出来的：潮湿，多用点洋灰；空气不好，多开几个窗户；至于地震，窑洞和楼房性质一样，主要看建筑材料与建筑质量如何。于是，他对台湾朋友说：“我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取中国式、西洋式、日本式三者所长，使它适合于台湾，为台湾同胞作试验。”
阎锡山说干就干，很快雇人在地势较低、依山背风之处用石头碹了窑洞，洞顶为五孔钢筋水泥，并命名为“种能洞”。之所以叫种能洞，是为了配合其宇宙观，因为阎锡山喜欢以种能观察宇宙。阎锡山还向金铜矿务局租了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种植松杉、柑橘，俨然要建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外桃源”。
阎锡山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午饭后要睡两个小时“子午觉”。晚饭后他要独自一人去野外散步，就寝前有时静坐，有时读《易经》，其余时间就是会客、座谈、写作。
阎锡山向来以洁身自好自诩。到台湾后，他坚持不看电影、不看戏、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基本不参加官场上的活动，除了当局有大的庆典，召开宪政、评委会议等阎锡山必须出席外，他一般不会回台北市；不参与剪彩、证婚之类的活动，只是一门心思地做学问。他对侍从人员和友人说：“言语道断，心思路绝，乃可语学问修养。”
10年时间，阎锡山在“种能洞”中写下不少著作。一般由他本人口述，秘书记录。然后由秘书宣读，他本人口授修改，改后再做一遍宣读修改，最后邀请学者座谈讨论定稿。先后出版的著作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与日本友人谈话纪要》、《怎样胜过敌人》、《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的哲学基础》、《大同之路》、《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中国国民党理论研究》等。他在去世前，还在改写《三百年的中国》书稿。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绘制了他臆想中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巨幅“蓝图”——“大同主义”。
由于阎锡山在学术研究上兴趣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社会道德等各个领域，到菁山草庐来与阎锡山分析局势、探索经济、交流学术的人络绎不绝。既有学者教授、神父牧师，又有实业巨子、军政显要，澳洲大学教授林迈可、意大利记者巴吉利都曾专程到菁山草庐拜访，和他交换学术意见。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祖培也曾与他数次交换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意见。
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阎锡山还经常到一些高校和学术团体讲学，如《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政治的病根》、《孔学与中国的未来》等。他运用自己的“种能”宇宙观在宇宙学领域也提出了他特有的观点，还和教会的一位姓牛的副教主用商榷的办法阐述了“宇宙本体发生万象及人事的主宰”问题。
在菁山草庐，阎锡山还建立了一个小组会，成员多是他昔日在山西的部属，还有一些失势的军政要人。阎锡山经常在小组会上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介绍现代各种思潮，指示做人做事治学之道，以期“修身治人”。阎锡山的讲话、总结后来被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该书共10万余字，内容小至饮食起居，大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及。
玄机
1960年5月，阎锡山腿部浮肿无法行走，只得卧床休息。19日，阎锡山又患感冒，发高烧，经治疗有所好转。然而22日，病情再次加重，以致呼吸困难。次日其私人医生检查认为有转肺炎的危险，加上他心脏动脉硬化，建议尽快住院治疗。
老秘书长贾景德赶到后，赶紧与副官胡庆祥、井国枝等人护送阎锡山前往台大医院。
当日下午，阎锡山去世，享年77岁。由于病发突然，连他的夫人徐竹青也未能及时通知。
临终前，阎锡山对一直看护他的老部下贾景德交代了后事，留下了七点遗嘱：
一、一切宜简不宜奢；
二、收挽联不收挽幛；
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四、出殡以早为好；
五、不要放声而哭；
六、墓碑刻他的思想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
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副，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
贴在灵前的是：
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横批：
朽嗔化欲。
贴在院门上的为：
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
横批：
循中蹈对。
人们都是云里雾里，搞不清他在说什么。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