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选取的角度是残酷的计划生育制度，描写的主要内容是民间与政府的生育与反生育的斗争，这也一度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当人口的恐惧渐渐消逝，站在新的历史纪元，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轰轰烈烈的生殖斗争运动，人们看到的也许不全是历史功绩，还有那些被合法化的暴力。
　　莫言说：“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这句话，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因此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即莫言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的，是其“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粗浅的理解，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无以疏解这种精神之痛。具体到《蛙》这篇小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底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这种感觉进行写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抨击某项政策，而是通过写作的过程，剖析人性并实现自我救赎。
　　《蛙》不但延续了莫言一贯以来的精神姿态，而且更进一步，选取了一直在现实中存在并刚刚成为历史的计划生育题材，这一题材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色彩，而且无疑是个相当政治敏锐性的话题。莫言曾回答过如何处理这些带有“敏感色彩”的话题，他说：“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段话再次回应了莫言曾说作家应该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的观点，也即，《蛙》的写作目的并非探讨、评价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是非对错以及施行这一过程中的残忍血腥，而是要把由这项政策而引发的所有事件和过程，作为一个精神事件和背景，来表现其对中国社会和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